㈠ 發展經濟學讀書筆記
發展經濟學讀書筆記
記得我念本科的時候,發展經濟學還是一門比較核心的課程。隨著經濟學學術主流的認知和中國經濟格調的確立,發展經濟學似乎的確是開始消停了。
從學術來看,似乎經驗與試驗下來,是進口替代也不成,出口導向也不成;大推進也不成,非平衡增長也不成;失敗的大多數國家固然不成,而成功的小部分也隨先後爆炸出破綻。於是最後得出一些結論,比如人力資本之較資本,金融之較產業,農業之較工業,市場之較計劃,等等,兩端對立到最後辨證統一,卻不免還是廢話。由而導出路徑多元來,導出制度的人本意義來,就轉向了新制度經濟學去。
後發展經濟學可以用現代方法論來重寫範式,可以用數學技術來精細種植課題,但這並不能給予發展經濟學以新的生命力,因為缺乏政策意義的建設性。中國似乎是從極左矯枉過正到了極右去,既有的發展經濟學成就被置若罔聞,就如同張培剛先生在躍進時代的荒廢。新左的反動缺乏力量,不僅僅是偏激,文化、歷史、政治、法律的影響固然已經為國外前沿所關注,卻仍然未完整且傳遞隔閡於國內的平均知識水準。
譚崇台先生力主新興古典發展經濟學的三階段劃分說,是不以人雲,不執兩分,看清楚了淵源的。進一步說,發展經濟學實際回到了經濟學本原上,不妨將之視為一個大概念,將狹義定義的國家發展命題作為應用,而在理論上將之包容起來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貿易政策,制度、技術,生產、分配,乃至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的融合與分解。如此解構了發展經濟學,才是真正的顛覆了發展經濟學,也才能確定經濟學在發展問題上的邊界。
此次重讀了一遍發展經濟學的通用教材,得到兩點領悟。首先是進一步理解了相對價格與序數偏好的意義;理解了效用和需求的意願約束與能力約束;理解了起於人、止於人的供給本質和供需的轉化;理解了邊際遞減作為一個自然規律和作為一個現實約束的細分。其次是由將技術和制度對立,意識到了技術被制度誘致,技術是要素組合下的選擇。技術是人和自然的組合,但制度卻不只是人和人的契約。
對於制度概念理解的繼續深入是何其艱深,現在越來越了解汪丁丁的學術路徑,但分工下對生理學、心理學、生物學一難窮盡和動態更新,二難這些學科本身尚未成熟到能與經濟學印證、互助。物理學的不可測、混沌、相對論,似乎是蘊涵了經濟與發展的核心,但這就抹殺了意義,除非定義意義只在於解釋。當然或許如何科學與非科學都是只是解釋。說法而已。那麼看來,唯一能做一下的,還只是運用經濟學去切入基因糧食種植之類的冷門罷了。
㈡ 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人到底是誰
張培剛(1913.7.10-2011.11.23),湖北黃安(今紅安)人,中國經濟學家,發展經濟學奠基人之一。
㈢ 新中國完成了三大改造後 發展理論是不是張培剛老先生的《發展經濟學》 以發展重工業為主
經濟理論界普遍認為,我國的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因此「十五」期間要全面加快城市化。我個人卻認為,我國的城市化並沒有嚴重滯後於工業化,主要問題在於就業結構的非農化水平較低,而人口城市化與就業非農化是基本一致的,並不存在嚴重滯後的問題。如果忽視以就業結構非農化的發展為基礎,片面去加快城市化,不僅難以達到目的,還會導致以就業問題為中心的城市問題嚴重化。我國的城市化並沒有嚴重滯後於工業化認為我國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的觀點,主要是以工業產值比重來衡量工業化的。然而,由於我國的工業產值比重片面演進,以此來反映工業化水平並不恰當。根據工業化理論和國際經驗,在這種條件下,衡量工業化水平的主要指標應當是人均GDP水平或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同時,與城市化進程直接相聯系的工業化指標,也主要是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而不是工業的產值比重。從我國1952年以來近50年的經驗數據看,城市化率的上升與工業產值比重上升的相關性較低,而與就業結構非農化的相關性則明顯較強。從國際比較看,以人均GNP水平作為衡量依據,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與其他國家的一般變動趨勢相比,與相近收入水平國家的數據相比,特別是與亞洲國家的相應數據相比,並不存在明顯的偏差。再從非農產業就業比重與城市化率的關系看,以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為衡量依據,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與相近發展水平的國家比較也不存在明顯偏低的問題。因此,可以說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並沒有嚴重滯後,城市化率較低是與人均收入水平較低和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較低相一致的。問題在於工業化的偏差而不在於城市化的偏差與國際上的一般趨勢比較,我國的城市化率遠遠低於工業產值比重,但問題不在於城市化的偏差,而在於工業化的偏差。工業化引起產業結構的迅速轉變,並通過這種轉變帶動城市化。在這個過程中,與城市化率上升聯系密切的不是產出結構的轉變而是就業結構的轉變,因為就業結構的非農化才直接帶動了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和集中。因此,產出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動關系,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工業化對城市化的帶動作用。而我國工業化中的問題,正在於產出結構工業化超前與就業結構非農化滯後的較大偏差。這種偏差主要表現在:工業產值比重片面上升,超過了人均收入水平上升所引起的需求結構轉變的要求;工業化過程中服務業發展滯後,影響了非農產業就業的增長。這些偏差導致工業化不能有效帶動就業結構和消費結構的轉變,從而帶動城市化的進程。而城市化率主要隨著就業結構的非農化而變動,則是一種符合經濟規律的現象,即使這個進程相對緩慢,也不是城市化本身的問題。工業化的偏差還表現在產業選擇和地域推進上,即改革前的片面重工業化和改革開放以來的過度農村工業化,這兩個方面導致產值結構轉變與就業結構轉變的偏離,影響了工業化的有規律演進及其對城市化的帶動作用。因此,這兩個偏差影響了工業化過程中就業結構的較快轉變及其對人口城市化的帶動效應。只有加快發展第三產業才能加快城市化進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變動關系,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存在著較大差別。理論分析和實證考察表明,在工業化初期,工業發展所形成的聚集效應使工業比重上升對城市化率上升具有直接和較大的帶動作用;而當工業化接近和進入中期階段之後,產業結構轉變和消費結構升級的作用超過了聚集效應的作用,城市化的演進更多地表現為非農產業就業比重上升的拉動。在這個階段,非農產業就業比重的上升明顯快於生產比重的上升,而這主要不是工業而是服務業的就業增長帶動的。也就是說,當工業化演進到較高階段之後,對城市化進程的主導作用逐步由工業轉變為整個非農產業,就業結構的變化也越來越不同於產出結構的變化並起著更大的作用,這使服務業的比重上升對城市化進程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我國城市化率較低的基本原因在於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較低。而非農產業就業比重低是由於服務業發展滯後,制約了非農就業的增長及其比重的上升。服務業的比重遠遠低於同等收入國家的水平,是我國工業化過程中的一個突出結構問題,也是導致工業化與城市化偏差的主要原因。與工業相比,服務業具有明顯較高的就業彈性,並且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斷增強對整個就業的帶動效應(而工業則由於勞動生產率的較快增長而引起就業功能的相對下降)。同時,從我國「 十五」至2010年期間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動的趨勢看,工業就業比重上升的空間已經較小,非農產業就業比重的較快上升只能主要依靠服務業的迅速擴張。因此,要加快城市化的進程,必須通過加快服務業的發展,來帶動非農產業就業比重的上升。這是我國推進城市化的基本途徑,也是促進工業化與城市化協調發展的中心內容。服務業發展與城市化是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服務業發展拉動非農就業增長而帶動城市化率的上升,而城市化的加快也能夠促進服務業的較快擴張。不過,從二者發展的邏輯順序和長期進程來看,主要趨勢是先有服務業的發展和就業的增加,再有農村人口的轉移和城市化率的上升。而且,未來10年我國城市服務業擴張的空間很大,而城市人口的增長則受到城市就業增長的制約。從這個角度看,處理兩者關系的基本思路應當是,主要通過加快服務業發展來帶動城市化,而不是反過來,將重點放在依靠加快城市化來促進服務業發展上。否則,就可能導致城市化進程不能有效加快反而使現有城市問題(尤其是城市就業問題)嚴重化的後果。
㈣ 經濟學獎,但是發展經濟學之父張培剛先生為什麼沒得
張培剛先生確實是發展經濟學的開創者之一,但是在寫完了《農業與工業化》這本書後,張培剛先生對於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停頓了很長時間,以致於當國外同行特地從國外來中國與張培剛先生交流學術時,張培剛先生無發展成果可以交流,無不失望而歸,當然這也跟當時的十年事件有關。而且發展經濟學大概在五六十年代是比較熱門的,現在發展經濟學並不算是主流的經濟學。所以某種角度講張培剛先生沒有得諾獎其實是情有可原的。
㈤ 投資互補性(發展經濟學 張培剛)
1、國家統考的00141發展經濟學和00138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歷年試題,網上是可以查詢到的,你可自己搜索。 2、但是答案,以及如果河南大學這兩門課程不是全國統考的話,那麼網上很難找得到,基本可以說是沒有的。就需要你自己看書,好好努力了!自考真的很辛苦,很累人,在此,祝你通過努力,順利通過考試,早日自考畢業!
㈥ 大家有知道發展經濟學創始人張培剛老先生的嗎他的學生現在都有誰謝謝
張培剛老先生知道
經濟學屆泰斗級人物。
㈦ 誰有發展經濟學的(譚崇台版)課後習題答案,小弟急用啊,我的郵箱:[email protected],有的話發到我郵箱
我也需要!!!難道哥您是西農的?!
㈧ 譚崇台《發展經濟學概論》課後習題答案
現代的經濟發展理論,興起於20世紀40年代末,以後逐漸形成一門學科,稱為發展經濟學,它以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為研究對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殖民體系趨於瓦解,亞、非、拉美三洲廣大地區的殖民地和附屬國紛紛在政治上走向獨立,在經濟上各自選擇不同的道路和方式謀求發展,因而在世界上出現了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自然、社會和經濟條件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它們原有的社會經濟特徵基本相似,經濟上所顯示的殖民地烙印大致相同,所處的國際環境無大差異。因此,它們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必然面臨著許多共同的問題,得到許多類似的經驗和教訓。如何從這些問題、經驗和教動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使復雜的現象得到理論的解釋,使政策措施得到理論的指導,是發展中國家提交給經濟學界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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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財大的 。。。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