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經濟學的科學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實證性和還原性
⑵ 試論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社會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武器；是認識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堅定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和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的科學依據；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基礎；是提高馬克思主義自覺性和改造世界觀的指導思想.總的來說就是經得起時間和客觀事實的考驗,
⑶ 怎樣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社會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武器；是認識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堅定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和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的科學依據；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基礎；是提高馬克思主義自覺性和改造世界觀的指導思想。總的來說就是經得起時間和客觀事實的考驗，望採納，謝謝！
⑷ 你認為現行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科學性是否存在問題
現行西方經濟學理論也是存在一定問題的。
當然相對來說也是比較有科學性的。
⑸ 應怎樣認識經濟學的科學性與庸俗性
科學性：經歷數千年，幾代學者的研究精華。
「庸俗性」：之所以打引號，其實經濟學不庸俗，人類之所以控制地球，就是因為人類發明了經濟學。如果你認為它是研究供需也就是研究貨幣的學問，就庸俗，那就俗吧。
⑹ 為什麼要學習微觀經濟學(科學性,有用性)
西方經濟學
是15世紀西方經濟學產生，18世紀西方經濟學建產以來，特別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一直到目前為止認為是能夠說明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和國家調節的重要理論、概念、政策主張和分析方法進行了綜合和系統化形成的。
西方經濟學分類
微觀經濟學
微觀經濟學研究家庭、廠商和市場合理配置經濟資源的科學 -- 以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為對象； 西方經濟學
以資源的合理配置為解決的主要問題；以價格理論為中心理論；以個量分析為方法；其基本假定為稀缺性假設、利己主義假設、理性假設。
宏觀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研究國民經濟的整體運行中充分利用經濟資源的科學 — 以國民經濟整體的運行為對象；以資源的充分利用為解決的主要問題；以收入理論為中心理論；以總量分析為方法，其基本假定為市場失靈、政府有效。
現代西方經濟學發展新動向
1990年代以後，西方經濟學進入新發展階段，帕金（M. Parkin）稱之為「新凱恩斯主義」（Neo-keynesian school），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斯蒂格利茨，哈佛大學的曼昆和薩墨斯，麻省理工學院的布蘭查德和羅泰姆伯格，哥倫比亞大學的費爾普斯（Edmund S. Phelps，1933），伯克利加州大學的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1940-）和耶倫，威斯康辛大學的格特勒，以及普林斯頓大學的伯南克等。主要特點：（1）強調政府有用；（2）強調用微觀經濟學原理解釋宏觀經濟現象；（3）加強了對市場壟斷勢力、價格歧視、信息不對稱、外在經濟、博弈論、委託-代理關系、公共物品等現象的研究；（4）用總需求-總供給模型（AD-AS模型）取代IS-LM模型；（5）各流派融合發展
西方經濟學是學習其他經濟學的前導課程，對於深入學習其他經濟學相關課程有好處。（怕困難是不行滴……）
⑺ 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
科學性體現在：
真理性、科學證明
第一，體現在它創立時批判地繼承了人類的全部優秀文化遺產，特別是吸取了凝結著到19世紀上半葉的人類思想的最高成就的思想精華；
第二，作為科學世界觀的馬克思主義，是在它產生的歷史條件已經具備，並沿著概括科學發展新成果的途徑建立起來的，因而它是以可靠的科學知識和歷史材料為依據的，是對世界本來面貌的全面而深刻地反映；
第三，更重要的是，它堅持以實踐為基礎，緊密結合實際，不斷研究和解決隨著時代的前進和實踐的發展所提出的新情況、新問題，因而它也就能夠成為永葆青春活力的科學真理。
⑻ 如何理解經濟學的科學性
按：「科學」一詞首先源於自然領域，傳統的觀點強調知識的客觀性，而這種客觀性又由可還原性和可實證性來保障；顯然，經濟學並不符合這一特性，甚至經濟學也不符合波普爾證偽主義要求。那麼，經濟學是否是一門科學呢？如果把經濟學視為一門科學的話，又如何理解呢？是以重拾舊文一篇以究其理。――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反思（十二）自從經濟學從古典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轉向了「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之後，由於受牛頓革命和物理學發展的影響，基於新古典範式的主流經濟學開始把自然科學視為經濟學的發展之路，試圖構建像「physics」（物理學）等自然科學那樣一種關於人類經濟社會運行內在法則的帶有「ics」詞綴形式的「economics」的「科學」；為此，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方面盡量避開倫理判斷，另一方面則公開聲言要盡量做到「價值中立」。例如，芝加哥學派的弗里德曼就公開表明，要把經濟學構建成一門實證科學，其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套理論或假說，來對尚未觀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義的推測；同樣，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公開聲言「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對價值判斷是中性的」。正是在極端強調客觀和中立的情況下，20世紀3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就極力模仿自然科學而加速走上了數量化的道路，試圖運用一些一般工具和原理來演繹分析絕大部分的經濟學問題；特別是，國內一些自稱從事「主流」經濟學研究的人士往往強調經濟學的科學性，強調實證，並大肆宣稱，他們所從事的就是Science，是客觀的。果真如此嗎？要對此作一解答就需要弄明白以下一系列問題：經濟學的學科特性如何？它是否屬於科學？而這又需要進一步搞清楚「科學」的內涵是什麼？一、如何理解「科學」之內涵現在我們理解的「科學」往往是來自於西方的主流社會，而西方主流社會所理解的科學是建立在實證論和還原論的基礎之上：其中，實證論就是指理論必須可以經受起實踐的實證檢驗，而還原論則意味著理論所依賴的條件可以復原。正是基於這兩個基礎，數學往往是科學理論的基本的邏輯分析工具，數據資料則成為科學理論的基本支撐，這在自然科學領域是根本性的；也正因如此，主流經濟學為了強調經濟學的科學性，也強調經濟學的數量化。一方面，基於實證論的要求，經濟學強化了實證主義，並逐漸走上了計量化道路，這種傾向移植到國內後就發生了進一步的蛻變：沒有數據的就不是研究，當然也就談不上「科學」性；另一方面，基於還原論的要求，經濟學強化了抽象主義思想，並逐漸走上了數理化道路，這種傾向也納入到國內後也發生了蛻變：沒有數學模型就不會是經濟學的專業文章，當然也就談不上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問題是，經濟學「科學化」所基於的實證論和還原論果真與自然科學的基礎相一致嗎？一方面，自然科學強調被抽象的條件在實踐或試驗中是可以還原的，正因如此，自然科學中的理論和結論才可以得到檢驗；但是，經濟學被抽象的條件在實踐或試驗中根本上無法還原，從而經濟學的理論和結論無法得到檢驗。另一方面，影響經濟現象的因素是如此之多，如此不可分離地糾合在一起，但經濟學真實的還原取向卻是：把具體的社會人還原為孤立的原子人，把人的社會行為還原為動物的本能沖動，從而可以在幾個簡單假設的基礎上進行數學建模；但顯然，經濟學中對還原的這種理解和運用實際上是對現實世界進行的扭曲，這與自然科學中的還原方法很不一致。顯然，經濟學並不符合西方主流社會所理解的科學含義，與自然科學的科學特性也根本不同，也「無法滿足一個或多個流行的實證主義或波普爾主義的評價『某一理論是否是科學』的標准」；例如，考德威爾就寫道，「經濟學家們提供的用以檢驗他們自己的理論的數據還不足以產生令人信服的檢驗結果。經濟學家們通過嚴格界定他們學科的范圍來對此做出反應。比起被局限在這個范圍內的內容來說，真實世界要豐富得多。因此，經濟學又是『不精確』的科學」。不過，盡管如此，主流經濟學卻依然把自然科學視為自己追慕的對象，並大言不慚地宣稱其理論和觀點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並以此來誤導社會大眾和政策決策；也正是基於這種宣言和事實之間所存在的巨大差距這一點，筆者以為，當前主流的經濟學是地地道道的「偽科學」。事實上，我們很少聽到有學者探討法學或社會學是不是一門科學，因為這些學科的每個流派都認識到自身的缺陷，都不會把自己的主張看成是客觀、普遍的，從而也就不存在像經濟學界那樣的「正」、「偽」之辨。那麼，經濟學是否是一門科學呢？這就取決於對科學的理解。熊彼特認為，「如果我們規定使用與數理物理學相類似的方法是科學的特點的話，那麼，整個經濟學就不是一門科學。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科學的』。再說，如果我們按照『科學就是計量』這句話給科學下定義，那麼經濟學中有些部分是科學的。其餘部分就不是了」；即使如此，熊彼特還是強調，「這里不應該有『等級』之分或『尊嚴』等感情方面的因素：一門學問被稱之為科學並不意味著抬高它或者相反」。事實上，盡管長期以來人們以實證標准來解決科學和玄學的分界問題：科學的理論是可以被經驗證實的，因而是有意義的，而玄學不能被經驗所證實，因而是沒意義的。但是，波普爾對這個標准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可證實性並不能用來對理論的科學性進行確認，因為科學的理論是對事實的解釋，而每一種解釋都與一系列關於絕對普遍的特徵的假設有關，但絕對普遍的命題是從來不會被經驗觀察所證實；相反，每個命題都可以被經驗觀察所證偽，為此，波普爾提出了其替代方案：科學的顯著特徵在於它的經驗的可證偽性。顯然，根據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思想，科學的發展歷史就不能被視為經證實的理論的積累，而是由於錯誤的理論不斷被經驗所拋棄而造成的理論的進化和變遷過程；也即，科學的知識僅僅是證偽的嘗試失敗後的殘余物，是一些可能被證偽的、但尚未被拋棄的、猜測性的理論的集合體。顯然，按照證偽主義標准，任何理論要被認為是科學的，就必須能夠被經驗所證偽；但顯然，經濟學也不滿足可證偽性的要求，因為任何經濟學家在提出它的理論時都設計了種種防止遭到反駁的「免疫策略」，而這正是波普爾大力攻擊的。那麼，經濟學是否可歸屬為一門科學呢？費耶阿本德寫道：「那種認為科學能夠且應該依據一些固定的法則來發展，認為理性是由這些法則所構成的觀點，是不現實的，也是有害的。說它不現實，是因為它把人類的才智以及促進或者導致這些才智的發展的環境條件看得過於簡單了。說它有害，使因為強化這些法則的努力毫無疑問會阻礙人類對自由的追求，會在提高我們的職業素質的同時降低了我們的人性」。在博蘭看來，上述證偽主義是一種為布勞格等強加其上的較為流行的通俗波普爾觀點，而波普爾另一種更為重要但不太為人所知的是蘇格拉底式觀點，它強調理性的批判作用而不是將科學等同於理性以及理性選擇，而批判就是批判性的辯論，從而強調理論的思辨性；這種觀點強調問題的中心性，為了理解任何一個經濟學家的思想，我們必須知道他所關心的問題，每一種思想的出現可以被視為對問題的解決或對提問的回答的事後結果。正因如此，波普爾提出，社會科學一概採用「情境分析」和「環境邏輯」的方法：當一個行為者沒有按預期的那樣表現時，經濟學家往往會改變對環境的描述，直至他們看到了通常作為理性的當事人對一系列目標與限制的反應的預期行為的出現。顯然，根據蘇格拉底式的波普爾主義觀點，科學應該被視為一個過程，一個從本質上來說是處於經常變化的過程，而不是一個建立在不可動搖的穩定真理的過程；因此，非但科學本身就是天然不穩定的，而且，科學就是沒有科學方法的科學的思考。實際上，科學之所以發生了強調客觀性和穩定性而排除主體性和變動性的因素，根本上在於啟蒙運動以後所形成建構理性主義和實證主義思潮。當時，隨著人類理性的發展和膨脹，科學開始取代神學，人們普遍相信，如果科學是合理的，那麼它就是穩定的；正是理性產生了普遍性，而普遍性又產生了穩定性，其中最明顯的證據就是牛頓力學。正因如此，在18世紀以後漫長的整個兩個世紀里，人們更多地認為科學史學家或科學哲學家的任務在於解釋科學的成功，以致人們很少看到科學的不穩定性；如胡塞爾所說，只是到了19世紀後半葉，「現代人才讓自己的整個世界觀受實證科學支配，並迷惑於實證科學所造就的『繁榮』。這種獨特現象意味著，現代人漫不經心地抹去了那些對於真正的人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只見事實的科學造成了只見事實的人。這種的價值判斷的轉變，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已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20世紀初愛因斯坦理論的崛起對牛頓理論以及歸納法優越論者的科學方法的充分性提出了挑戰，它公開表明，科學也可試錯的，科學的正確性並不必然是一個不可錯的科學方法的結果。因此，正如胡塞爾指出，「科學」一詞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它不等同於現代物理學和以現代物理學為藍本的科學，只是由於近代實證科學不斷取得成功而形而上學一再遭到失敗，人們才誤以為惟一真正的科學是實證科學，但一個以理性的方式認識全部存有的普遍的科學的觀點並不因為形而上學迄今沒有獲得成功而表明是錯誤的。當然，從某種角度上講，自然世界具有客觀性和可抽象性，從而便於科學化的分析，胡塞爾就指出，「單純的關於物體的科學對此顯然是無話可說，它們完全舍棄主觀方面的問題」；也正因如此，自然科學也以揭示事物之間內在的因果機理為鵠的，並充分利用數學公式進行嚴格的和定量的分析。但是，經濟學領域的實證要難得多，正如豪斯曼指出的，「由於缺少數據（與經濟知識狀況有關），我們對於哪些理論將得到更好的證實幾乎一無所知。考慮到經濟學基本的行為假定的初始可信性，即使面對的是明顯的否定，也要保持對這些假定的認可，這種做法是明智的」，盡管「這樣一種保護的結果是使經濟學不能從典型的經濟數據中學到什麼東西」。為此，豪斯曼建議，「第一，經濟學家應該參與越來越多的不同現實的經驗性工作：他們應該努力從『典型的經濟數據』中學到更多的東西。第二，對於理論框架的選擇而言，這個學科應該更加開放，不應堅持認為它是一個『獨立的科學』的現狀」。事實上，後面將要指出的，社會現象本身就是錯綜復雜地聯系在一起，而且，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本身是以研究者對社會現象的親身理解為基礎的，對社會事物內在本質的認知也是以對目的和意義的理解為目標的；而且，由於沒有任何已知的方法來衡量社會現象的度，因而社會科學的研究更為凸顯出定性的特點。一般來說，要理解一個社會現象必須這樣三個認知層次：首先，要探究促使社會事件產生的各種力量，弄清有關的個人或集體、他們的目標或利益以及他們所能掌握的勢力；當然，對利益的理解往往是主觀性的，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研究往往被設想為是朝著某些鵠的的理性或非理性的行為定向的一種想像性的重建。其次，除了單從目的論上了解事件如何發生以及為何發生之外，還必須了解事件出現的意義和重要性，它是如何影響其他事件的；也就是說，為了理解社會現象，我們必須超出單純分析事實的因果，即分析動機、利益關系以及由行動所造成的反應，而是必須把每一事件理解為是在整體之中扮演某種特殊性的角色。最後，要理解一個社會事件的意義和重要性，還必須在分析它的起源、結果和局勢價值之外，進一步分析支配著所論述的時代的客觀的、基本的歷史趨勢和傾向，分析所論述的事件對歷史進程的貢獻等等。例如，要理解當前中國社會收入分配的現狀，就必須從中國當前的社會文化、權力結構以及特定的時代背景中探求，而不僅僅是依靠幾個統計數據；實際上，衡量收入分配狀況的指標如基尼系數等本身就不具有普遍的意義，因而單純根據這種指標是無法進行合理的決策的。正因如此，我們說，科學並非是自然學科的專有名詞，那些以科學化為目標的學科也並不一定要以自然科學為模具。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首先要認識科學的目的，而傳統上對科學的目的存在兩種不同的理解：是為了發現有用的原則，抑或只是為了尋求解釋和真理？「科學實在論者」認為，科學不但使我們能夠做出准確可信的預測，而且能使我們發現關於這個世界的新真理，按此對現象作出解釋，只要一個理論得到充分的支持（即使還存在不可觀察的現象）就是科學的；而「工具主義者」則懷疑發現真理和作出理論解釋的可能性，而是認為科學的目標就是要發展一套工具以使人們藉此作出可靠而有用的預測。盡管這兩個流派在對不可觀察的事物所作出的論斷的解釋上存在差異，但它們一致認為科學家應當發展出清晰的描述不可觀察事實的理論，使不熟悉的現象變得令人熟悉，通過發現某一現象背後更基礎的規律來解釋現象；正因如此，從廣義上理解，任何一個人們努力加以完善並提高自身認知的知識體系都可以被看成科學。這也意味著，邏輯實證主義並非是評判科學的根本性標准，事實上，隨著實證主義的衰落，「哲學家也已經達成了共識，即：我們沒有一個好的標准來衡量某個理論是否是科學」；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需要對「科學」的內涵和外延重新進行界定。事實上，經濟學的辯護者就宣稱，「既然經濟學不存在邏輯上或概念上的不一致，那它就是一門關於人類行為和/或其綜合效率的值得尊重的科學」。為了使經濟學可以進入所謂科學的殿堂，熊彼特就提出了一個很寬泛的定義：「一門科學就是任何一門知識，是人們努力加以完善的對象，這種努力產生了思維的習慣――方法或『技巧』――以及掌握由這種技巧發掘出來的事實，而這些事實都超越了日常生活中思維習慣與實際知識的范圍」，換句話說，「一門科學是任何一種知識，它發展了尋找事實和解釋或者推理（分析）的專門技巧」。然而，熊彼特這個具有很大包容性的定義卻似乎過於寬泛了，就連熊彼特本人也承認，這個科學概念甚至可以將巫術、占星術等也包含在內；不過，如果沿著熊彼特的這一思路作一些變通，那麼，我們可以提出對科學更為一般的理解：所謂科學就是「能夠實現我們為此研究所追求的目的」的理論體系。當然，這種目的可以是人們努力改變現狀以求實現的，也可以是僅僅對一些現象的解釋；因此，根據目的不同，科學本身的理解也存在外延上的層次問題，也即存在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兩個目的層次。不過，兩個層次本身也往往是相通的：譬如，人們看到鳥會飛，就希望探究它會飛的原因，探究了這個原因之後，就可以實現人類飛翔的理想；再如，在經濟學中我們可以探究人們在市場上進行交換的原因，基於原由的認識又可以通過設立一系列的制度來實現私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和諧的目的。一般來說，科學的目的首先是要提高人們的認識，例如，波普爾就認為，「科學的目的是：為所有那些給我們印象深刻而又需要解釋的東西找到令人滿意的解釋。所謂的一種解釋（或是一種因果性的解釋），就是指一組越來描述有待解釋的事態的陳述，而其他的解釋性的陳述，則構成有關『解釋』這個詞的更狹義的『解釋』」；同樣，韋伯也強調，「任何一門關於人類文化生活的科學，其最根本的任務之一就是使人們對這些部分現實地、部分自以為是地追求著的『觀念』達到精神上的理解」。顯然，從這個角度上講，如果占星術是天文學的初級階段，體現了當時人們對星象的認知水平，因而它在當時也可以被視為科學，盡管其認知已經為更完善的知識被證偽了；同樣，經濟學本身也可以被視為是一門科學，因為經濟學目的是為了提高我們對現實中經濟現象（乃至其他非社會現象）的理解，並且，由於提高了我們的理解，從而我們可以更好地實現我們生活中的目標，如增進我們自身或者社會的福利等。當然，我們必須清楚，經濟學本身應該歸屬於科學范疇是一回事，但現實中出現出的經濟學研究是否是科學的則又是另一回事；究其原因在於，現象往往與本質要求並不保持一致，當前的經濟學研究也許不能實現我們認知和實踐的目的。不過，只要研究者本著求知的態度，即使現在的認知還存在很多不足，但終究是在朝科學的方向邁進；從這個角度上講，目前的理論錯誤僅僅是特定時代的認知不足，而不構成主觀上的欺騙，這是任何學科的發展必然經歷的，因而即使理論具有局限性也不能構成「偽科學」的條件。波普爾指出，一項科學為了使解釋令人滿意需要滿足這樣的條件：「首先，必須在邏輯上承擔待解釋項。其次，解釋應該是真的，盡管一般來說，都不知道它是真的；但無論如何，必須不知道它是假的，即使在經過最具批判性的考驗之後。如果不知道它是真的，就必須有贊成它的獨立證據」。顯然，主流經濟學的很多結論都已經被現實和邏輯證偽，然而，當前的主流經濟學家明顯明白其理論存在重要缺陷，甚至自己也根本不相信自己所得出的結論；但是，他們卻試圖通過各種包裝來使人相信其理論的客觀性、科學性，並由此牟取大量私利，這也正是筆者將當前主流經濟學特別是國內那種「主流經濟學」稱作「偽科學」的原因。其實，阿萊曾指出，「每一個科學的模型都有三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先是作明確的假設；然後從這些假設推論出它們的全部含義，而且僅僅推論出這些含義；最後將這些含義與觀察到的數據進行對照比較。在這三個階段中，只有第一和第三階段――作假設和用現實驗證結果――是經濟學家感興趣的。第二階段是純粹的邏輯和數學階段，是統一反復，只有數學意義」；而且，「一個模型和它代表的理論被接受，至少是暫時接受，或是被拒絕，取決於觀察到的數據與模型的假設和含義是否相符。若一種理論的假設或含義與現實世界相沖突，這種理論就毫無科學意義。純粹的邏輯或數學推理，若與現實沒有明顯的聯系，對於理解現實世界來說，就沒有價值」。二、如何理解經濟學科之特性也正是由於科學中所潛藏的個人認知、信念以及由此帶來的主觀性的差異，人們可以把科學進一步分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其中，社會科學由於研究的是內在於人之認知的社會現象而被視為帶有人文性的學科，而自然科學則由於研究的是相對外在於人類活動的自然規律而被視為具有客觀性的學科。顯然，由於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涵蓋了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這兩個關系層面，因而經濟學本身也擁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特性，這也是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定位以及經濟學理論所具有的科學性和客觀性程度往往會引起爭論的原因。一方面，不同的學者關注的主要領域和觀察視角往往是不同的，因而經濟學的性質在不同個體的認知上往往存在差異：例如，有的學者關於物質資源配置等私人領域的問題，因而他傾向於把經濟學視為自然科學；而另一些學者則關於社會制度等公共領域的問題，因而他也必然更傾向於把它看作社會科學。另一方面，在不同歷史時期所面臨的主要現實問題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時期的經濟學所出現出來的特性也往往存在很大差異：例如，古典時期所面臨的主要是社會制度等公共領域的建設，因而古典經濟學呈現出濃厚的社會科學特性；而新古典時期面臨的是如何有效利用既定資本的問題，因而辛古典經濟學呈現出強烈的自然科學特性。當然，不管在對經濟學性質的認知上存在如何的不同，經濟學都不能直接歸入自然科學，這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說明：（1）經濟學研究對象畢竟是人的行為及其產生的社會現象，這與自然科學的對象存在著根本性的區別，而與其他社會科學相似；例如，米塞斯就認為科學認識有兩個不同領域：自然科學和人類行動的（社會）科學。（2）主流經濟學極力鼓吹把自然科學所走的道路視為經濟學的未來之路，這也從反面說明了經濟學本質上不是自然科學，否則就用不著模仿了；實際上，長期以來，學術界都存在有關能否將社會科學在某種意義上看成介於科學與文學之間的第三種學科的爭論。（3）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又經常把經濟學稱為介於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學科，這里也是強調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獨特性，以及基於經濟學科學化發展的需要；根本原因在於，盡管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涉及到人與物以及人與人這兩個方面，但基於新古典範式的主流經濟學主要關注人與物的內容方面。事實上，正因為經濟學屬於研究人類行動的學科，研究的是人類行為產生的經濟現象，而經濟現象本身就是與認知主體分不開的，不僅主體的行為構成了經濟現象的一部分，而且主體的認知也會構成了經濟現象的一部分；因而對經濟學的定位還是要從社會科學來考慮。而且，由於作為社會科學，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往往都有改造社會的目的，因而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也存在兩個明顯的階段：一是有關理想目標和假設前提的預設，這體現了不同認知主體對社會事物的本質認知、社會理念和觀察視角，因而呈現濃郁的主觀性；二是在既定預設前提下的分析結論和政策建議，這體現了認知主體的邏輯推理、檢驗論證和材料收集，因而具有很強的規范性。正是由於不同個體在認知視角和研究思維上存在差異，對經濟現象背後的規律的探索途徑也存在差異，特別是，不同個體著重研究的問題也存在差異：有的人關注目的和預設的合理性，有的人則熱衷於邏輯推理的嚴密性；結果，在不同認知主體眼裡，經濟學這門學科也就產生了兩個基本相差極大的特性：人文（科學）性和（社會）科學性。一般來說，「人文科學」強調的是人文性，就經濟學而言，它側重於對對理想目標和假設前提的合理性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探討；顯然，它把人作為思維的主體，存在終極的價值判斷，因而帶有某種感觀性和情感的色彩，注重的是思辯和溯源。例如，韋伯就指出，「任何一門關於人類文化生活的科學，其最根本的任務之一就是使人們對這些部分現實地、部分自以為是地追求著的『觀念』達到精神上的理解」，這就要求「通過揭示並在邏輯上相互關聯地闡明構成或者能夠構成具體目的之基礎的『觀念』，能夠使他根據聯系和意義認識到他所希求並在此之間作出選擇的各種目的」。而「社會科學」更凸顯的是科學性，就經濟學而言，它關注的是在既定預設前提下如何合理地得出更為廣泛的結論；顯然，它把人僅僅視為一個經驗客體，是自然的一部分，終極價值判斷是給定的，因而具有強烈的先驗理性和經驗實證的色彩，基本路徑就是向自然（科學）靠近。例如，韋伯也指出，在目的設定以後的價值判斷和批判也具有科學的性質，因為「這種批判只能具有辯爭的特性，即它只能是對在歷史給定的價值判斷和觀念中出現的材料作出的一種形式邏輯上的判斷，是根據所希求者的內在無矛盾性的公設對理想所作出的一種檢驗。由於它為自己設定了這一目的，它能夠幫助希求者對作為其希求之內容的基礎的那些終極公理、對他不自覺地由以出發或者必須由以出發的終極價值標准作出自我思索。當然，使人意識到這些彰顯在具體的價值判斷之中的終極價值標准，是它不用涉足思辯的領域就能夠提供的最後的東西。至於判斷主體是否應當遵循這些終極標准，是他個人的事情，涉及到他的希求和良知，而與經驗知識無關」。[1]進一步地，對經濟學兩個階段的研究以及對經濟學特性的理解不同，不同學者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很大的差異。一般地，根據人文（科學）的特徵，思想和理論主要來源於個人的整合、判斷，往往萌發於書房、圖書館等讀書的地方，因而注重對前人文獻的梳理；同時，它認為，對經濟學理論的理解是因人而異的，每個人根據自身的理解而行為，經濟學學習和研究的目的是提高個人的認知，因而強調經濟學的主觀性和規范性。而根據（社會）科學的特徵，思想和理論主要來源於數據的處理和客觀的實驗，往往萌發於實驗室、實踐調查等能夠收集和處理數據的地方，因而它更注重數據的收集和處理方式；同時，它把經濟學理論視為具有普遍意義，可以指導一切人的行為，從而經濟學的學習獲得一種一般性的技能，因而強調經濟學的客觀性和實證性。正因如此，相應於這兩個基本的分析視角，我們可以歸納出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兩種方法：厚積薄發和成規定製。其中，就基於人文的視角而言，由於它注重知識的繼承和積累，並試圖通過旁徵博引而從更全面視角來分析問題和解釋現象，因而強調厚積薄發的研究態度；而且，由於這種思路試圖通過人的理性來剖析社會現象的本來面目以及現狀產生的內在機理，而對本質的認知本身就體現了觀察主體的主觀目的性，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經濟學視為規范性的學科。而基於科學的視角而言，它試圖從某些定理或模型出發，通過對所收集的數據的處理和分析來發現規律，這往往被稱為成規定製式研究的方法；而且，這種分析方法往往要遵循一定的研究套路和規范，並相對集中於某些特定對象的研究，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經濟學視為應用數學的分支或者實證性質的科學。其實，對經濟學的這兩個認知視角或認知階段及其認知差異也可以從經濟學說史中窺見一斑。古典主義時期，由於社會制度和市場機制還很不健全，人類的最大化行為主要與社會制度有關；因此，以斯密、穆勒和馬克思等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主要探究公共領域的問題，關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把經濟學當作一門具有強烈人文性的社會科學。同時，古典經濟學著力探究事物表象背後所隱藏的本質以及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機理，並以此為參照系來考察現狀以及剖析現象對本質的背離及其原因；顯然，由於本質本身體現了觀察主體自己的認知和觀察視角，本質也提供了已經被異化的事物回歸的基點，因而古典經濟學特別是仍然流傳至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上是把經濟學視為一門規范性的科學。相反，隨著西方社會制度和市場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