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底有哪些戰略意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其核心要義是通過市場取向的綜合創新,促使政府管理更科學、市場更有效、企業更有活力,從而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促進行業出清和盈利狀況改善,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下一步推進工作,要堅決按照中央要求,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主攻方向和本質屬性,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為提高質量激發內生動力、營造外部環境。
通過簡政放權等改革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簡政放權改革取得顯著成績,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某種程度上的越位、缺位和錯位問題依然存在。以投資領域為例,當前束縛企業活力的最大障礙依然是投資審批時間長、程序多。在一些地方、一些領域,行政審批形成了「行政部門設權、事業單位評估、行業協會認證、關聯企業收費」的「審批套娃」,制約著企業投資經營。這些行政審批權力又通過法律、條例、辦法、細則等形成了「法規套娃」,固化了部門利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亟須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釐清市場與政府的邊界,加快拆解兩種「套娃」,進一步減少不必要的審批許可,改進政府管理方式,提高監管和服務水平。
通過要素價格等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市場價格反映供求關系,價格信號引導要素流動和資源配置。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我國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逐步增強,但仍有一些價格信號不明確,甚至是紊亂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著力清除市場壁壘,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進一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推進水、電等領域價格改革;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完善金融市場體系;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土地租賃、轉讓、抵押二級市場;加強產權保護,發展技術市場,使創新成為驅動發展的第一動力。
通過深化改革使國有企業做到生產能多能少、員工能進能出、企業能生能死。當前,供給過剩的領域主要是傳統重化工業,生產要素流動難、「僵屍企業」多等問題在一些國有企業比較突出。一些國有企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自己不能決定;越是經濟困難的地方,人們越往國有企業里擠,企業減員困難;企業破產涉及人員和債務,沒有錢解決不了問題,難以順利破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研究新形勢下如何推動富餘人員的分離和再就業、不良債權的重組,以及「僵屍企業」的破產重整或清算,進而激發國有企業的生機活力。
通過創新驅動加快新舊動能轉換。當前,創新能力不強、體制機制僵化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要害問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15年全球創新指數」顯示,我國內地的創新排名是第二十九位;世界銀行發布的2015年全球營商便利指數中,我國內地的排名是第八十四位。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束縛企業活力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突出。從國際經驗看,每次科技和產業革命都會帶來生產力大幅提升;供給側一旦出現革命性創新,市場需求就會排浪式增長。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增強企業供給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將經濟發展切換到依靠內生性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和有效需求驅動的軌道上來。
㈡ 運用政治生活經濟說明中共共產黨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如何發揮作用
中共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過程中,充分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
中共要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把握執政規律和社會主義建設規律。
中共要堅持對國家的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
㈢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含義和意義
含義: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意義:
1、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需求側改革主要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造、創新等要素。
2、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3、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就是優化產權結構,國進民進、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活力相互促進;
4、優化投融資結構,促進資源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就是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質量,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就是優化分配結構,實現公平分配,使消費成為生產力;
5、就是優化流通結構,節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經濟總量;就是優化消費結構,實現消費品不斷升級,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3)經濟法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作用擴展閱讀
具體內容
1、調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實供給基礎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的這一論述,第一次從經濟的角度,概括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礎,也是供給基礎。
就當下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決策而言,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實供給基礎的關鍵,是奠定中國經濟調整轉型和發展進步基礎的關鍵。
2、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釋放供給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對於激勵生產要素和公共產品供給,釋放供給活力,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揮著重要的微觀管理和宏觀調控功能。
2015年以來,我國城鎮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去庫存化和「後土地財政」的壓力和挑戰,農村則開始進入三權分置改革和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的試點階段,推動城鄉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長期滯後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進。
3、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單一到多元,不斷發展壯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以引進市場經濟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基本框架為主。
2002—2008年進入以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為特徵的金融改革與發展新時期。當前,我國金融正處於市場化、國際化和多元化的階段,面臨著比以往更加復雜的局面。從國內來看,金融作為最重要的要素市場之一,由於改革不到位,存在著比較明顯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4、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開辟供給空間
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但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後,要素紅利漸行漸遠,投資驅動風光不再。
「十三五」時期中國要繼續發揮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5、深化簡政放權改革,促進供給質量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與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創新一樣,是經濟增長的要素之一。對世界歷史橫、縱兩個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內涵與制度質量是影響甚至決定一國經濟長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問題都可深入到體制機制層面上找原因,制度變革與制度創新刻不容緩。
6、構建社會服務體系,推進配套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增進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區域、產業、制度、產品等多個方面的競爭力。要實現這個目標,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還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構建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即為其中之一。
㈣ 結合材料一,運用經濟生活相關知識,分析說明為什麼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從經濟生活角度看,要進行供給側改革,一方面,仍然要堅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正確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對於供給側和需求側的平衡,都要靠市場機制加以實現。
另一方面,市場調節不是萬能的,市場調節帶有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後性等缺陷,因此,要加強科學的國家宏觀調控,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實現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總體平衡。因此,要推進供給側改革。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的一個名詞解釋:供給側。
所謂「供給側」,即供給方面。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取決於經濟中需求和供給的相對平衡。凱恩斯學派強調通過需求管理來調節經濟周期,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時通過加大政府公共支出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古典學派和供給學派強調供給一方的作用,強調通過財政貨幣政策激勵生產企業調整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強調依靠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的提升來提高國民經濟的供給能力。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中央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㈤ 簡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哪些意義
通過綜合創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其核心要義是通過市場取向的綜合創新,促使政府管理更科學、市場更有效、企業更有活力,從而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促進行業出清和盈利狀況改善,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下一步推進工作,要堅決按照中央要求,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主攻方向和本質屬性,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為提高質量激發內生動力、營造外部環境。
㈥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意義
一是提高宏觀調控效率和穩增長的重要推進器。一方面,將結構性改革引入宏觀調控,形成「宏觀調控+改革」的政策組合拳,是新一屆政府宏觀調控創新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實現穩增長與調結構平衡的重要舉措。這實際上是強調穩增長中的結構變數和制度變數,而這兩個變數則是決定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主要因素。新一屆政府強調宏觀調控要既利當前又惠長遠,寓短於長,以長促短,拓展了宏觀調控的時間軸,形成了「短期+長期」的思路。傳統的宏觀政策偏重於總量問題而忽視結構、制度問題。結構失調、體制僵化不僅增加穩增長的困難,甚至使發展不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本質在於結構變化和制度創新。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形勢下,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增強發展動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長期穩增長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領域改革取得明顯突破的情況,宏觀調控可以更多的採取市場手段和經濟手段,而盡可能減少行政手段,這既能增強市場信心,又能顯著提高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
二是努力實現市場資源配置中起關鍵性作用的關鍵舉措。就經濟體制問題而言,最大的結構性改革還是市場化改革,即簡政放權、深化價格改革和要素市場化改革,著力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我國在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等五大方面都面臨重大的供給側體制問題,解決這些制度性的障礙的關鍵是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創新發展為例,長期以來我國創新動力不足主要是因為創新性文化基礎薄弱,投機性發展氛圍過濃,社會上出現了一些人把大量的精力、財力、智力花在投機取巧上,熱衷於泡沫投機活動,是導致實體經濟不振、創新動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這有文化因素,也有發展觀短視、政績考核制度等問題,更有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束縛了企業手腳的供給體制問題。深化市場化改革這一重大的結構性改革,不僅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為市場主體創新寬松公平的宏觀環境,讓市場在競爭性領域發揮決定性作用,而且能提供強有力的制度激勵,增強微觀市場主體的競爭力。
三是促進產業升級、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結構升級失敗,即經濟結構長期處於中低端而無法向中高端轉換,從而導致長期的需求不足、產業競爭力低下、社會嚴重不公平等問題,最終使得經濟長期失速,危機四伏,各類風險交織且集中爆發。國際上這樣的事例很多,有拉美化現象,有東南亞金融危機。因此,結構轉型升級能否順利推進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的關鍵。而推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決定力量是制度創新,即對關鍵領域的改革能否深化,形成更高層次的市場經濟體制。供給側結構改革是推動經濟結構全面升級的原動力,也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四是中國建設法治國家的關鍵一招。改革並不僅是簡單的放權,是對舊體制的「破」,更關鍵的是在於「立」,即「立什麼樣的新規」?成功的改革就是要靠法治來鞏固,來紮根,法治的形成過程就是制度的完善過程,即形成公平而富有激勵性的新制度,以此減少不穩定性,同時增加發展的動力和創新能力。改革的深處就是法治。一方面,我們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同時,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其完善的標志就是法制化水平的顯著提高,基本實現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轉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不是僅提供一時的激勵,當一放就亂時再收回,像一些不夠深入的改革那樣形成「收放循環」,而是在打破一些關鍵領域的體制障礙的同時,建立基於法律規范的長效體制機制。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依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要靠法制,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進。正是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這兩方面要求,使得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我國建設法治國家的關鍵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