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如何從宏觀經濟學角度理解現在的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是相對於需求側，涉及供給的各個方面。上世紀70年代發軔於美國的供應學派是「供給側」經濟研究的先聲，並在大約10年時間里成為日後有名的「里根經濟學」的基礎之一。
供給學派認為，生產的增長決定於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個人和企業提供生產要素和從事經營活動是為了謀取報酬，對報酬的刺激能夠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自由市場會自動調節生產要素的供給和利用，應當消除阻礙市場調節的因素。
供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把供給經濟學解釋為：「提供一套基於個人和企業刺激的分析結構。人們隨著刺激而改變行為，為積極性刺激所吸引，見消極性刺激就迴避。政府在這一結構中的任務在於使用其職能去改變刺激以影響社會行為」。
B.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依據的經濟學原理
供給和需求都描述了數量和價格的關系，其中供給是指在價格和供給者願意並回且能夠答提供的數量之間的關系；需求是指在價格和需求者願意並且能夠購買的數量之間的關系。事實上，供給和需求都能影響產品的均衡價格和數量。舉個例子，當大量的廠商供給饅頭時，最終成交的饅頭價格會下降，數量會上升。供給側改革就是通過改變供給者的供給行為，進行市場上的數量和價格調節。
C. 供給側有哪些理論學說
供給側改革理論淵源
供給側改革的相關理論與經濟學歷史一樣源遠流長，而非始於薩伊定律和供給學派，只不過薩伊和供給學派提出了較鮮明的「供給創造需求」和供給管理政策而已。從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來看，供給管理理論而非需求管理理論在歷史上居於主導地位。
由於供給側即生產側，勞動、資本、土地、資源、技術、知識、信息等生產要素是生產側的重要內容，下面僅從生產要素這一個角度（供給側還有生產主體、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存量調整、增量培育等角度）來看看其豐富的經濟學理論支撐。
從經濟學說史和經濟史來看，供給理論與整個經濟學的成長相伴隨。如重農學派（Physiocrates，18世紀後半葉）強調恢復「自然秩序」，強調土地要素供給和農產品(12.14, -0.20, -1.62%)供給的重要性；斯密（Smith，A.,1776）強調勞動和資本等「供給側」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強調了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關鍵作用；薩伊（J.B.Say，1803）論證了供給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認為供給會創造它自己的需求，而供給因素主要是勞動、資本和自然力；李嘉圖（D.Ricardo，1817）強調了有限土地及其所導致的報酬遞減對經濟發展的約束作用；李斯特（F.List，1841）強調了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羅雪爾（W.Roscher，1843、1854）將勞動分為「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並強調了「生產性勞動」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馬克思（1883）論證了勞動對創造價值的核心作用等；馬歇爾（A.Marshall，1890）在《經濟學原理》中強調了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發展經濟學基本是從供給側分析經濟發展的。如柯林.克拉克（C.Clark，1940）將技術知識的增進和規模報酬遞增看做是決定經濟進步（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哈羅德—多馬（Harrod & Domar）模型（1946、1948）論證了資本積累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張培剛（1949）將經濟發展視為工業化過程，而工業化的發動因素為企業家的創新管理才能、生產技術、（有利的）社會制度，限制因素為資源或物力、人口、（不利的）社會制度；索洛（Solow,1956）、斯旺（Swan,1956）、米德（Meade,1960）等論證了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舒爾茨（T.W.Schultz,1961、1981）等強調了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關鍵性意義；丹尼森（E.Denison,1962、1967）、肯德里克（J.W.Kendrick,1961）、喬根森（D.Jorgenson,1967）等人循著索洛的思路，通過經驗實證分析發現「余值增長」（the resial growth）是由要素生產率提高帶來的；羅默（Romer.P.,1986）論證了專業化知識（知識資本）是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盧卡斯（Lucas.R.,1988）將人力資本作為內生變數，論證了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等。
制度經濟學家和改革經濟學也多是從供給側研究制度問題的。其實原因很簡單：需求側主要強調發揮政府政策的調控作用，強調解決短期的宏觀經濟波動問題，而供給側則強調發揮制度的作用，強調解決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問題，因而制度經濟學家或改革經濟學家總是考慮如何改革制度，來優化各主體的權利配置，調動各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以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益，實現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邁克爾·波特提出的「國家競爭力理論」也是一種典型的供給管理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而非政府在經濟發展中起著關鍵作用，一國財富主要取決於本國的生產率和所能利用的單位物質資源，取決於動態的競爭優勢而非靜態的比較優勢。政府應放棄重點扶持某些產業的產業政策，而應盡力創造一個有利於生產率提高和產業集群的良好環境。
供給側理論與需求管理理論的博弈
重商主義鼓吹需求管理政策，強調發揮政府的作用，強調通過出口補貼和進口課稅等方式調控進出口需求，實現貿易順差。
重農學派反對重商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強調恢復「自然秩序」，強調土地要素供給和農產品供給的重要性。
古典經濟學大師斯密全面系統地抨擊了重商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強調勞動和資本等「供給側」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強調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關鍵作用，強調政府只能發揮「守夜人」的作用。
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於十八世紀初提出了最鮮明的供給管理思想——「薩伊定律」，認為供給會創造它自己的需求，或者說產品生產本身能創造自己的需求；由於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不可能產生遍及國民經濟所有部門的普遍性生產過剩和就業不足，而只能在國民經濟的個別部門出現供求失衡的現象，而且即使這樣也是暫時的；貨幣僅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買和賣不會脫節。
凱恩斯於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後全面批判了「薩伊定律」，認為經濟危機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三大基本心理規律」決定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導致消費需求不足，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和流動性偏好共同作用引起投資需求不足。由於經濟中存在著工資剛性等制度約束、工會和其他壟斷力量，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所強調的市場機制自發調整在短期甚至在長期都無法發揮作用，即經濟無法自動恢復充分就業的均衡，因此政府就不能僅限於「守夜人」角色，而應採取相機處置的需求管理政策，尤其是財政政策，來促使經濟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消除失業和經濟危機。在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實行預算赤字政策來減少總需求；在通貨膨脹時期，政府應實行預算盈餘政策來減少總需求。羅斯福治理經濟大蕭條的主要措施就是實行以需求管理為核心的「新政」：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舉辦公共工程，增加就業機會等。
20世紀70年代初的「滯脹」宣告了凱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靈。於是，反對政府幹預、強調供給管理的理論，如以拉弗為代表的供給學派、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以科斯為代表的產權學派、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等開始興起。
供給學派因使用了供給這個詞而成為最鮮明的供給側理論
供給學派在強調供給管理政策方面具有代表性。其代表人物有：芒德爾、拉弗、萬尼斯基、吉爾德、肯普、羅伯茨、費爾德斯坦、埃文斯等。
他們的主要觀點有：提高稅率雖然從短期看可以提高稅收收入，但由於抑制了納稅者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從中長期看反而導致稅收收入下降；在資源稀缺世界中，所謂商品過剩只是適銷不對路的「劣等貨」過剩，其根源並非需求不足，而是能引致新需求的創造性供給不足；企業並不只是被動適應市場需求而提供商品的生產單位，而是在創造需求方面發揮著能動性作用；經濟增長源自供給者的創造能力和生產率的提高，戰後美國等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其說是由凱恩斯需求政策所帶來的，不如說是由於凱恩斯政策「陰差陽錯」帶來的實際供給效應以及技術創新機制所帶來的。
因此，供給學派提出如下政策主張：減稅特別是降低邊際稅率，調動企業積極性；削減政府開支，放鬆政府管制，減少政府幹預，賦予企業經濟自由；穩定貨幣增長。供給學派學者認為，經濟主體是否擴大經濟活動或增加儲蓄和投資，要看邊際稅率的高低，即看增加活動所增加的凈收益是否合算來決定。如果邊際稅率過高，一方面人們會以閑暇代替工作，從而勞動力供給減少，另一方面人們將收入更多地用於消費，而不用於儲蓄和投資，同時經濟活動將更多地由市場轉入地下，從而損害經濟效益。
我們可以將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歸納為「四減四促」：其中，「四減」是指減稅（含減支，特別是降低邊際稅率）、減管制、減壟斷、減貨幣發行或控制通脹（甚至主張恢復金本位制），旨在調動積極性，促進生產供給；「四促」是指促進私有化、促進市場競爭、促進企業家精神的發揮、促進技術創新和智力資本投資。
供給學派關於減稅不增加財政赤字、不必憂慮減稅導致貧富差距拉大、恢復金本位制等也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和質疑。同時，缺乏嚴謹的理論邏輯框架也為一些學者所詬病。
供給側理論的基本框架
供給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供給與經濟增長也成正比關系：供給增則經濟漲，反之則跌。至於經濟出現拐點則與人口結構、勞動力供給、資源環境約束、基礎設施飽和度、工業化城鎮化階段等供給側因素的變化有關。
供給也可分為宏觀供給（總供給）和微觀供給（生產者供給）、長期供給和短期供給、國內供給和國外供給、經濟供給和非經濟供給、理論供給和實際供給等。分析經濟發展這種宏觀經濟現象，也應從總供給角度進行。從時間維度看，總供給可分為短期總供給和長期總供給。
1．短期總供給
宏觀經濟學側重分析短期總供給曲線，這里側重分析影響經濟發展的短期總供給的構成和影響因素。許多人用生產函數來分析總供給，其實生產函數主要適用於分析長期總供給。從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收入法GDP＝支出法GDP」中受到啟發，可以得出：短期總供給（GDP）＝工資總額＋利息或資本利得總額＋地租或資源利得總額＋環境租或環境稅總額＋利潤總額＋間接稅總額。這才是與短期總需求（GDP）＝消費＋投資＋凈出口相對應的公式，因為短期總供給（GDP）＝短期總需求（GDP），或工資總額＋利息或資本利得總額＋地租或資源利得總額＋環境租或環境稅總額＋利潤總額＋間接稅總額＝消費＋投資＋出口。
因此，分析影響短期總供給的因素應從影響工資、利息或資本利得、地租或資源利得、環境租或環境稅、利潤和間接稅的因素中去尋找。嚴格說來，其中的工資是指稅前工資，利息是指凈利息（公債利息除外），地租包括土地和建築物的租金，利潤包括公司利潤和自我僱傭收入，另外收入法核算的GDP還應包括折舊、企業轉移支出和統計誤差等。必須指出的是，環境也是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以前被經濟學忽略了，故筆者將其加了進去。
2．長期總供給
生產函數理論、發展經濟學或增長經濟學等對長期總供給進行了深入研究。經典的公式如下：長期總供給（GDP）＝全要素生產率×f（勞動，資本，資源）。其中，f是指函數關系符號；勞動、資本、資源（含土地等）是指生產要素；全要素生產率是指所有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比較完整的長期總供給應將所有投入要素都考慮進來，應將影響供給的價格因素也考慮進來，故筆者提出以下公式：
長期總供給（GDP）＝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資本回報率、土地生產率、環境效率或碳生產率、企業經營效率、政府管理效率）×f（勞動，資本，土地等資源，環境，企業家管理，政府管理）×商品價格指數。
其中，碳生產率＝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環境效率＝GDP／污染排放量。商品價格指數可用PPI、CPI等來衡量，價格與總供給呈正比，即價格漲，供給增加。
不難看出，影響長期總供給的因素有兩大方面：一方面，要素投入。其中勞動可用勞動力數量（受人口結構影響）、勞動時間、勞動強度等衡量；資本可用貨幣發行量、社會融資總額、新增貸款總額、發債規模等衡量；資源可用土地利用總量、資源開采和利用總量、發電量等衡量；環境可用二氧化碳排放量等衡量；企業家管理可用企業家和創業者人數等衡量。另一方面，全要素生產率。決定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即筆者提出的「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
需說明的是，這「三大發動機」可同時影響長期總供給和長期總需求；制度變革又分某種體制內部的制度變革和整個體制的根本變革；結構優化又分為結構升級和某種結構內的局部結構優化，包括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國際化等；要素升級不同於要素投入，後者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前者是要素「質的提升」，要素升級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加、知識增長、信息化等。
必須指出的是，需求與供給是相互影響、相互決定的。在古典經濟學看來，供給創造需求，即消費和投資需求都是由供給側的生產通過分配形成的，雖然外生沖擊會造成短期波動，但市場的自穩定機制能最終實現供求平衡。凱恩斯則論證了，在經濟蕭條時期情況有所不同，由於此時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投資邊際效率遞減規律、流動性偏好「三大心理規律」發生作用，導致總需求不足、供求不平衡，故需要政府幹預。供給如何影響需求？因為消費需求取決於收入，收入取決於就業，就業取決於供給側的生產及其一系列影響因素。需求如何影響供給？因為生產的產品必須賣出去才能形成價值和效用，產品賣出去則依賴於需求。
美國、英國供給側改革和供給管理的實踐經驗
在實踐中，供給學派理論和政策主張因被美國總統里根、英國總理撒切爾夫人所運用、並產生了較好的效果而聲名遠播。
里根上台後採納了供給學派的政策建議，雖然在其任期內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但為20世紀90年代柯林頓時期美國經濟的持續繁榮奠定了基礎。「里根經濟學」和里根於1981年2月向國會提出的經濟復興計劃（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大規模減少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以刺激消費和投資；削減政府預算或財政開支特別是社會福利開支，減少財政赤字，實現預算收支平衡；放鬆政府對企業規章制度的限制，減少國家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實行穩定的貨幣政策以抑制通貨膨脹。其實質是促進市場自由競爭、調動企業和民眾積極性、刺激供給、提高經濟效益、實現經濟復興。
在實踐中，里根並不為某種理論觀點所束縛，而是博採眾長、靈活運用，如同時運用凱恩斯學派所主張的通過增減政府開支調節社會總需求的政策、供給學派所主張的通過減稅和放鬆對經濟的干預來刺激供給增加的政策，以及貨幣學派所主張的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的政策，從而實現了擺脫滯脹的經濟目標。
里根供給管理政策產生了明顯的效果：在里根任期內所有經濟階層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層的貧窮人口也提升了6%（美國普查局，1996年），而同時最富有的1%美國人則提升了1萬億元的收入（ZINN，2003年）。
與里根在同一時代，英國撒切爾夫人推出了「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 ）或「撒切爾革命」，其主要政策主張是：堅持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反對凱恩斯理論和福利國家理論；推行私有化，反對國有化；頌揚財富創造，反對平均主義；推進去監管化，取消匯率管制；鼓勵工資自由浮動，打擊工會力量；推進減稅，削減福利開支等。
在撒切爾主義的主宰下，英國經濟重新恢復了活力，通貨膨脹得到控制。英國經濟增長率在1980年以後有所提高，1982～1989年維持在年均2.8%左右的水平，高於同期歐美主要工業化國家的水平。但同時也使得經濟上的不平等現象越來越嚴重。
從各國的實踐經驗來看，需求由於受收入增長和購買力的限制，表現為一種較為被動的力量，而供給則表現為一種比較主動的力量。需求管理政策實行時間長了往往產生很多副作用，如擠出私人投資、引發通貨膨脹等，而大多數供給管理政策，則由於能發揮市場作用、激發企業活力、促進技術進步等，而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健康力量。
中國改革開放來的多數改革都是從供給側進行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非始自今日，改革開放以來大多數改革都是從供給側進行的。上世紀80年代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發展鄉鎮企業、允許農民在小城鎮落戶和進城打工、放權讓利改革等，90年代中期以農村綜合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價格改革、財稅改革、金融改革、外匯改革等為主要內容的經濟體制總體改革，90年代後期的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發展中小企業、政府機構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推出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全面改革等，多屬於供給側改革。
特別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國經濟在美國、日本、歐盟、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等主要經濟體都不甚景氣的國際環境中，保持了相對持續穩定的增長態勢，甚至可以說處於近乎「一枝獨秀」的狀態。許多人都將其歸功於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但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要內容的需求政策只是導致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一股力量，以發揮企業活力為主要內容的供給政策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如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改組、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和民營中小企業、加快對電力電信等壟斷行業的改革、放鬆經濟管制、鼓勵民間投資、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等供給側改革，都是引致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主要力量。
這不難理解，凡改革都是要調整制度或體制機制，都涉及優化調整不同主體之間的責權利關系，目的是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這正是供給側改革的要義所在。
中國當前推進供給側改革的特殊背景
與過去三十多年的供給側改革相比，目前的供給側改革除了有共性的一面外，也有如下特殊性。
首先，經濟發展階段不同。中國持續三十多年9.8%左右的高速增長階段已經結束，現已進入到經濟增速換擋期，換擋後很可能進入到年均GDP增速6-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階段。工業化進入到中後期階段，即中期向後期過渡的階段，主要表現是重化工業階段進入到下半場，其主要特徵是技術或知識密集型重化工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相交融發展。城鎮化進入到加速發展階段的下半場，據國際經驗，城鎮化水平處於30%-70%時屬於加速階段，其中30%-50%屬於加速階段上半場，50%-70%屬於下半場，2015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6.1%，說明城鎮化已進入下半場，下半場的主要特徵是在提高城鎮化水平的同時更強調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從收入水平來看則已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在新階段推進供給側改革任務更重，壓力更大。
其次，國際環境不同。以往當中國經濟總量排在國際相對靠後位置時，推進供給側改革相對來說容易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可以分享國際化或經濟全球化的紅利。但當中國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二且開始緊追美國後，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日趨復雜，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等問題越來越嚴重。在這種新的國際環境中，推進供給側改革就必須更多地依靠國內的力量。
再次，人口、資源和環境約束不同。自2012年開始，15-64歲之間的生產性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人口紅利」消失，人口老齡化提前到來，「劉易斯拐點」也已於2008年前後到來。同時，在連續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後，資源日益短缺，環境污染壓力加大，霧霾等問題成為不可承受之重。這些新的約束條件，使得供給側改革不能再像過去三十多年那樣主要依靠大規模要素投入來推動，而必須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推動。
第四，技術背景不同。盡管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化就一直在取得進展，但與當前這一輪以信息化、數據化、智能化、低碳化為內容的新技術革命相比，還是明顯不在一個層次。可以說，新一輪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在蓄勢待發，與蒸汽機革命、電力革命相匹配的第三次全球科技革命正在到來。這為新階段的供給側改革提供了歷史性機遇和有力支撐。
第五，部分內容不同。過去三十多年的供給側改革主要是解決經濟增量問題。而新階段的這次供給側改革，除了要解決經濟增量問題外，還要先解決累積多年的存量問題，特別是實體經濟產能過剩、房地產高庫存、基礎設施超前超大超量建設、地方政府高債務、銀行不良資產較多等存量問題。存量問題的解決容易引發風險，更具挑戰性，這次的供給側改革必須在化解存量問題中尋找新出路。
D. 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說明為什麼實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1、宏觀政策要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使二者相互配合，協同發力。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6年宏觀政策提出的具體要求，釋放出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的重要信號。當前，世界經濟和貿易低迷、國際市場動盪對我國影響加深，與國內深層次矛盾凸顯形成疊加，實體經濟困難加大，宏觀調控面臨的兩難問題增多。2015年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堅強領導下，通過加強定向調控和相機調控，以結構性改革促進結構調整，實施穩定市場的有效措施，新的動能加速孕育形成，就業擴大、收入增長和環境改善給群眾帶來不少實惠。在此過程中，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功不可沒。2、產業政策要准，准確定位結構性改革方向：中國整體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經濟發展正加快向第三產業主導的形態轉變。然而，在產業結構表現出顯著改善的同時，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第三產業的提升潛力仍然十分大。與歐美等發達國家70%以上的第三產業比重相比，中國第三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份額仍然較低，還不到50%。另一方面，中國工業體系中傳統工業較多，新興產業的增長難以彌補傳統工業的萎靡，內部結構矛盾十分明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為中國未來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指明了方向。第三產業內部結構明顯改善，整體水平提升明顯，服務領域不斷拓展，逐漸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金融業與房地產業成為拉動第三產業發展的主要力量；傳統服務業占第三產業比例下降，金融保險、計算機服務、物流配送等現代服務業發展迅速；社會化養老、休閑旅遊、社區服務等新型服務業越來越受到關注。3、微觀政策要活，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潛力：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微觀政策要活」。做到靈活的微觀政策就是要通過完善市場環境、激發市場活力和消費者潛力，放活政策做活微觀經濟，充分釋放生產消費活力和內部增長潛能，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微觀經濟是經濟形勢的「晴雨表」、發展的「推進器」，放活微觀政策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積蓄發展新動能的現實需求。做活微觀、提質增效對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升級至關重要。微觀市場主體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的不竭源泉。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市場活力沒有得到充分激發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對市場主體干預得太多。因此，實現「微觀政策要活」政策目標的重要途徑就是要加快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要求，轉變政府職能要以「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為基本思路，將該放的放下去，將該管的事管好，將該服務的服務到位，真正做到「放水養魚」，激活微觀經濟。①增強經濟領域簡政放權力度：簡政放權應避免各類部門「一刀切」，向經濟領域適度傾斜。另外，簡政放權應更加重視從企業生產經營全流程角度進行整體部署、全方位為企業松綁，避免各種抓大放小、抓實放虛、我抓他放等行為對改革紅利的抵消，切實提高簡政放權的「含金量」。②簡政放權應向小微企業和服務業傾斜：政府應該從兩個方面加強對小微企業的扶持。一是降門檻，加快清理不必要的證照和資質、資格審批，給小微企業的「出生證」；二是優服務，在財政、金融、人員培訓、信息化建設等方面對小微企業傾斜，給小微企業適當地「喂點奶粉」，切實讓新注冊的800萬小微企業盡可能地活下來，並以此帶動「大眾創業」「草根創業」的新浪潮。③通過社會領域簡政放權降低市場准入門檻：社會領域的簡政放權也不能裹足不前，而要齊頭並進。一是要進一步放寬民間資本的准入限制，鼓勵民間資本為政府「補位」，加大教育、養老等社會領域的投入力度；二是要對社會領域的各種評比、達標、認證、收費事項進行全面評估，該保留或下放的進行保留或下放，其餘的則應盡可能取消，最大限度為企業「松綁」，切實降低市場門檻；三是轉移支付制度改革要跟上，使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積極性跟隨中央步伐進行簡政放權，為避免社會領域的「中梗阻」、打通「最後一公里」提供有力的支撐。4、改革政策要實，加大力度推動改革落地：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需要保持和增強戰略定力，按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深入貫徹總書記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論述，加快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部署，敢於啃硬骨頭、涉險灘，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培育一大批改革的促進派，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最大程度地釋放改革的新紅利。當前，全球經濟仍然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不穩定因素較多。走進新常態的中國正面臨著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問題和新挑戰。在周期性和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下，經濟增長出現減速趨勢，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時期，到了爬坡過坎的緊要關口。與此同時，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包容、不可持續等矛盾依然非常突出，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每一項任務，擔子都不輕，所面臨的改革任務十分艱巨。化解產能過剩風險、增強結構調整動能、釋放創新驅動潛力、保障民生期盼等重點問題，依然需要通過切切實實的改革來加以推動。不深化改革，發展就難有活力、難有成效、難以可持續；不深化改革，存在的問題就可能更嚴重，甚至不能完全排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改革過去、現在都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改革依然是中國發展的最大動力和關鍵一招。要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提質增效、行穩致遠，必須培育千千萬萬的改革促進派，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堅決破除各種利益的藩籬和體制機制的弊端，充分釋放改革新紅利。5、社會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保障的底線：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思路，必須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社會政策要托底是其中之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化解過剩產能等，必然會影響部分群體的就業和收入，但這是必須要過的檻，必須要經歷的陣痛。所以要更好發揮社會政策穩定器的作用，守住民生底線。特別是要把重點放在兜底上，要保障好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務，為結構性改革創造好穩定良好的社會環境。就業是民生之本，要從全局高度重視就業問題。要深入實施就業優先戰略，真正把促進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選擇有利於擴大就業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創造就業機會。①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實行有利於促進就業的財政保障政策。公共財政應向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的小型微型企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傾斜，財政支出逐步向民生傾斜，加大對困難群體的扶持力度；實行支持和促進就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實體經濟尤其是小型微型企業發展，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充分發揮其在吸納城鄉勞動力就業中的作用。完善和落實促進大學生、農民工、就業困難人員等重點群體就業的優惠政策；實行更加有利於促進就業的金融支持政策。要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支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小型微型企業發展，加大支持自主創業力度；實施鼓勵勞動者多渠道、多形式就業的扶持政策。通過優惠政策和就業服務，扶持勞動者自謀職業、自主就業。②要努力推進重點、困難群體就業：切實做好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群體就業工作。繼續把高校畢業生就業放在就業工作的首位。鼓勵支持高校畢業生通過多種形式靈活就業。繼續做好退役軍人就業工作；推進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為農村勞動力創造的就業機會。要加緊消除流動就業的制度壁壘，進一步完善職業培訓、就業服務、勞動維權「三位一體」的工作機制。同時，要積極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加強對困難群體的就業援助。建立健全就業援助制度和工作保障制度，確保就業困難群體隨出現隨援助隨就業。推進各類用人單位按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扶持殘疾人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做好婦女就業工作。③加強配套措施改革：一要全面提高就業能力。要加強職業技術人才的培養。加強職業技術教育和技工院校示範校建設，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和現代技工教育培養體系。重點支持急需緊缺行業技師培訓，加強高技能人才培訓基地建設。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加強就業培訓，加快構建勞動者終身職業培訓體系，健全完善社會化職業培訓網路。二要提升就業服務能力。要加強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形成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體系。全面實行就業失業登記身份證識別系統，建設城鄉人力資源基本資料庫。要加快形成統一規范靈活的人力資源市場，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促進就業和配置人力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加強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網路建設，促進信息資源共享。三要加強勞動者的保護措施建設。健全勞動標准體系和勞動關系協調機制，推進企業改善勞動條件。全面推行勞動合同制度，提高小微企業與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和履約質量。擴大集體合同制度覆蓋面，提高集體協商的實效性。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工作，加大對用人單位和人力資源市場的監管力度，全面推進「網格化、網路化」管理。全違法行為預防預警和多部門綜合治理機制，有效處置勞動保障違法行為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特別是要努力實現企業職工特別是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
E. 怎樣用西方經濟學解釋中國供給側改革
中國政府近期圍繞經濟發展做出了兩項重要決策。一是提出十三五計劃期間，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平均增長速度保持在6.5%以上，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二是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要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二項決策非常好。中國之前把重點放在需求側，但不管從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看，還是從西方經濟學理論來看，這裡面都存在問題。如果把重點放到供給側，決策者就要精確計算實現6.5%的經濟增長需要多少投入，然後就可以制定更加明確的政策。
要想從供給側分析經濟，有兩大基礎理論體系：
• 索羅經濟增長模型：這是西方經濟學框架內的基礎理論模型，通過資產、勞動力和全要素生產效率來分析供給。
•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這是中國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論依據，通過資本、勞動力和剩餘價值來分析經濟。
就中國目前需求來看，索羅模型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分析供給問題上方法近似，可以合二為一進行討論。
經濟數據顯示，供給側的投入產出權重不同。要想計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多少供給，我們不只要做簡單加減，還要考慮加權。既然中國的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達到發達國家水平，那我們就要以全球目前最發達的國家——美國——作為標桿來進行分析，看看中國要想進一步發展經濟還需要制定哪些政策。
F. 供給側具體怎麼解釋
供給側是相對於需求側而言的，指的是供給的各個方面。供給側相應的理論和學派誕生和建立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基礎上。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注重需求側的管理，通過刺激需求來達到經濟調控的目的，典型的工具是貨幣政策。凱恩斯主義毋庸置疑在短期內是有效的，但是長期來看，一味擴大需求會導致持續通脹，導致經濟停滯，而且會引發經濟危機。
供給側是什麼意思呢？在市場中，簡化開來，分為生產者和消費者。這生產者，就屬於供給側，消費者就是需求側。即，你購買東西，有需求，就是需求側，而你的需求是由生產者供應給你的，屬於供給側。
我們知道了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需求側，講究通過刺激消費來刺激經濟發展。那麼供給側怎麼做的呢？供給側是通過減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美國冷戰時期，里根上台後，對企業和納稅個人實施大規模減稅，減少了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這是供給側改革的第一次實踐。
里根的這一次實踐效果來看，總體是好的，但是，純粹的供給側改革也有負面效應，比如減稅計劃導致里根執政期間財政赤字失衡，而且大企業減稅受益良多，導致美國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所以，無論是供給學派或者是凱恩斯主義都不能單獨使用，必須要配合起來，結合本國國情，酌情改革。
G. 供給側的概念包含什麼內容
關於什麼是供給側的概念。
簡單說，就是指為全體大眾服務的生產、製造行業等領域。也包括服務業。具體說，鋼鐵業、煤炭業家電製造、手機製造等都屬於「供給側」領域。
供給側，這是相對於「消費」側而言的。
在經濟學理論中，關於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經濟的循環理論中，其實生產側也即整個社會的製造業、加工業、服務業等供給側的結構合理性是最重要的。因為「消費側」雖然重要，但消費不大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製造業等供給側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合理性、科學性（例如產能過剩等全國性大問題），因此，依照「釜底抽薪」的理論，找出效率最高的方法，從供給側進行改革，是最徹底最直接的方法。只有從「供給側」的源頭著手，才能徹底解決全國產能過剩等影響全國經濟效益的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