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准經濟學

Ⅰ 改革開放思想是由哪個經濟學家提出，這個人與顧準是什麼關系。

在文委工作期間，與經濟學家孫冶方(當時為文委書記)認識並共事。 1940年8月顧准（1915—1974）1927年畢業後在立信會計事務所當練習生，替心研究

Ⅱ 顧准 ，的簡介

顧准（1915.7.1—1974.12.3），上海人，字哲雲，中國當代學者，思想家，經濟學家，會計學家，歷史學家。中國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在小說中也有同名的人物。

Ⅲ 知名經濟學家顧準是怎麼死的

1952年的三反運動，他受到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顧准主張依照稅法規定的稅率徵收，強調「依率計征，控制計算」，不同意運動式征稅，他在自己主管的《稅務通訊》上連發文章闡述自己的觀點。1953年後，曾先後擔任中央建築工程部財物司司長，洛陽工程局副局長。1956年入經濟研究所（現屬中國社會科學院）任研究員後，開始研究商品貨幣和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地位問題，最早提出並論證了計劃體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滅商品貨幣關系和價值規律，並寫成《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成為我國提出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
1957年擔任中國科學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1962年下放勞動回到經濟研究所，受孫冶方委託研究會計和經濟，相繼翻譯了熊彼特和瓊·羅賓遜的經濟學著作；1965年，因當時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外甥宋德楠與幾個同學建立「現代馬列主義研究會」，被視為組織「反動小團體」，顧准受到牽連，再次被劃為右派，並在隨後的文革中，無論是肉體上，還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殘酷的迫害。出於來自社會的強大壓力以及對顧準的不理解，與顧准患難與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與顧准離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殺；五個子女宣布與顧准斷絕關系，並斷絕一切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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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顧逸東的其父顧准

1957年擔任中國科學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1962年下放勞動回到經濟研究所，受孫冶方委託研究會計和經濟，相繼翻譯了熊彼特和瓊·羅賓遜的經濟學著作；1965年，因當時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外甥宋德楠與幾個同學建立「現代馬列主義研究會」，被視為組織「反動小團體」，顧准受到牽連，再次被劃為右派，並在隨後的文革中，無論是肉體上，還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殘酷的迫害。出於來自社會的強大壓力以及對顧準的不理解，與顧准患難與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與顧准離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殺；五個子女宣布與顧准斷絕關系，並斷絕一切來往。盡管遭受種種非人的迫害，並承受與親人分離的痛苦，顧准仍堅持獨立思考，特別關注民主問題，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的理想，追問「娜拉走後怎樣」（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怎樣）的問題，寫成《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

Ⅳ 有哪些政治經濟學的書值得推薦

《資本論》《保衛資本論》

求《保衛資本論》作者薦讀的文獻、作品、文章

保衛《資本論》參考文獻（列國志資料庫 供交流用）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出版。

該著創立了所謂的「七類文獻法」，用於進行指導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和構建。

Ⅰ.馬克思主義經典
《資本論》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04。
《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資本論》第1卷（德文一版），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32卷，人民出版社，199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34、47卷，人民出版社，200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
《剩餘價值學說史》，郭大力譯，上海三聯書店，2009。
《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
《剩餘價值理論》，人民出版社，1975。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97。
《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人民出版社，1978。
《列寧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84。
《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2012。
《列寧專題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
《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人民出版社，1950。
《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74。
《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
《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1999。

Ⅱ.國學
《周易》（楊天才等譯注），中華書局，2011。
《國語譯注》（汪濟民等），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
《老子譯注》（羅義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論語譯注》（楊伯峻），中華書局，1980。
《大學中庸譯注》（王文錦），中華書局，2013。
《孟子譯注》（楊伯峻），中華書局，2012。
《楊伯峻〈孟子譯注〉商榷》（白平），中華書局，2013。
《楚辭譯注》（董楚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呂氏春秋譯注》（張雙棣等），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新編諸子集成》，中華書局，1961～2014。
《史記》（韓兆琦譯注），中華書局，2007。
《春秋繁露》（張世亮等譯注），中華書局，2012。
《全唐詩》（彭定求等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唐詩一萬首精選》，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2。
《唐宋詞鑒賞辭典》（唐圭璋等），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
《李商隱詩集疏注》（葉蔥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李清照全詞》（劉瑜編），山東友誼出版社，1998。
《紅樓夢》（周書文點校），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熊十力選集》（景海峰編），吉林出版社，2005。
梁漱溟：《人心與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熊十力：《論六經·中國歷史講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熊十力：《原儒》，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熊十力：《新唯識論》，商務印書館，2010。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2006。
國學大師叢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

Ⅲ.歷史和思想文化
卜正民等：《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古偉瀛等譯，新星出版社，2005。
馮天瑜：《「封建」考論》（修訂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哈維：《後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閻嘉譯，商務印書館，2013。
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王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侯家駒：《中國經濟史》，新星出版社，2008。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
霍奇遜：《經濟學是如何忘記歷史的：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特性問題》，高偉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Routledge,2001）。
金觀濤等：《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增訂本），法律出版社，2011。
金觀濤等：《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1。
李澤厚：《歷史本體論·己卯五說》（增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增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芒圖：《十八世紀產業革命——英國近代大工業初期的概況》，楊人楩等譯，商務印書館，1983。
考茨基：《唯物主義歷史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庫諾：《馬克思的歷史、社會和國家學說》，袁志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帕特森：《馬克思的幽靈——和考古學家會話》，何國強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斯考森：《現代經濟學的歷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馬春文等譯，長春人民出版社，2006。
宋鴻兵：《貨幣戰爭》，中信出版社，2007。
唐慶增：《中國經濟思想史》，商務印書館，2011。
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望月清司：《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研究》，韓立新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韋伯：《經濟與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楊敬年等譯，商務印書館，2001、2011。
程恩富：《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第1～5卷，東方出版中心，2006。
張一兵：《資本主義理解史》第1～6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張之洞：《勸學篇》，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Ⅳ.政治和哲學
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Martin 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trans.by William Lovitt),New York:Harper Colophon Books, 1977.
阿爾都塞：《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陳越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商務印書館，1984、2010。
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鄧正來等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2000。
哈耶克：《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鄧正來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鮑德里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夏瑩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
鮑德里亞：《生產之鏡》，仰海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
鮑德里亞：《象徵交換與死亡》，車槿山譯，譯林出版社，2006。
伯恩斯坦：《社會主義的歷史和理論》，馬元德等譯，東方出版社，1989。
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通俗教材）》，余大章等譯，人民出版社，1983。
布洛維：《公共社會學》，沈原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程恩富等：《論推進中國經濟學現代化的學術原則——主析「馬學」、「西學」與「國學」之關系》，《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年第4期。
德賽：《馬克思的復仇——資本主義的復甦和蘇聯集權社會主義的滅亡》，江澄清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費徹爾：《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從經濟學批判到世界觀》，趙玉蘭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葛蘭西：《實踐哲學》，徐崇溫譯，重慶出版社，1990。
戈爾巴喬夫等：《未來的社會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
廣松涉：《物象化論的構圖》，彭曦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豪斯曼：《經濟學的哲學》，丁建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郝敬之：《整體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賀麟等譯，商務印書館，1959。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等譯，商務印書館，1961。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賀麟等譯，商務印書館，1979。
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商務印書館，1980。
洪銀興：《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私人資本及其收入的屬性——馬克思資本理論的現代應用》，《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
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論和解讀政治學》，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加達默爾：《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簡新華等：《論社會主義資本理論的幾個難題》，《當代經濟研究》2003年第4期。
簡新華：《再論「資本中性論」——答侯廷智教授的商榷》，《中國經濟問題》2004年第4期。
梅洛蒂：《馬克思與第三世界》，高銛等譯，商務印書館，1981。
拉布里奧拉：《關於歷史唯物主義》，楊啟潾等譯，人民出版社，1984。
勞斯：《知識與權力——走向科學的政治哲學》，盛曉明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劉永佶：《勞動主義》，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
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譯，商務印書館，2009。
盧卡奇：《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白錫堃等譯，重慶出版社，1993。
柯爾施：《卡爾·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階級運動》，熊子雲等譯，重慶出版社，1993。
柯爾施：《馬克思主義和哲學》，王南湜等譯，重慶出版社，1989。
梅扎羅斯：《超越資本——關於一種過渡理論》，鄭一明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牟宗三：《歷史哲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奈格里：《〈大綱〉：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張梧等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90。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注釋本）》，李秋零譯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康德：《實踐理性批判（注釋本）》，李秋零譯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錢廣華：《開放的康德哲學——重讀「物自體」》，《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
榮兆梓：《資本一般與公有資本》，《教學與研究》2004年第10期。
施韋卡特：《反對資本主義》，李智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施密特：《歷史和結構——論黑格爾馬克思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歷史學說》，張偉譯，重慶出版社，1993。
孫中山：《三民主義》，九州出版社，2011。
孫伯鍨：《盧卡奇與馬克思》，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孫正聿等：《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孫正聿：《「現實的歷史」：〈資本論〉的存在論》，《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
孫正聿：《〈資本論〉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習與探索》2014年第1期。
王東：《馬克思學新奠基——馬克思哲學新解讀的方法論導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吳宣恭：《從生產關系的主導因素探討中國經濟學的主線》，《政治經濟學評論》2010年第1期。
吳宣恭：《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源和解決途徑》，《經濟學動態》2010年第11期。
西美爾：《貨幣哲學》，陳戎女等譯，華夏出版社，2002。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顏一等譯，商務印書館，2003。
仰海峰：《形而上學批判——馬克思哲學的理論前提及當代效應》，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楊志：《論資本的二重性——兼論我國公有資本的本質》，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
姚順良：《馬克思「三大社會形式」理論的原像——析望月清司對<大綱>解讀的兩個「貫穿」和一個拒斥》，《現代哲學》2011年第1期。
俞吾金：《從康德的「理性恨」到黑格爾的「理性的狡計」》，《哲學研究》2010年第8期。
俞吾金：《被遮蔽的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
俞宣孟：《本體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張一兵：《回到馬克思——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Ⅴ.方法論
David Harvey,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London: Verso,2010（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David Harvey,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Volume 2,London: Verso,2013.
Dincan Foley,Understanding capital: Marx』s economic theory,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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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tief,Wassily.1938: 「The Significance of Marxian Economics for Present-Day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8(1): 1-9.
阿爾都塞等：《讀〈資本論〉》，李其慶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埃爾斯特：《理解馬克思》，何懷遠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艾克納：《經濟學為什麼還不是一門科學》，李敏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貝洛菲爾等：《重讀馬克思——歷史考證版之後的新視野》，徐素華譯，東方出版社，2010。
波普爾：《歷史主義貧困論》，何林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The Beacon Press,1957）。
波普爾：《歷史決定論的貧困》，杜汝楫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The Beacon Press,1957）。
波普爾：《科學發現的邏輯》，查汝強等譯，科學出版社，1986。
波普爾：《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舒煒光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石士鈞譯，商務印書館，1992。
布朗等：《批判實在論與馬克思主義》，陳靜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丁堡駿：《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理論定位——兼與王峰明先生商榷》，《當代經濟研究》2010年第10期。
凡勃倫：《科學在現代文明中的地位》，張林等譯，商務印書館，2008。
廣松涉：《資本論的哲學》，鄧習議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
漢茲：《開放的經濟學方法論》，段文輝譯，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黃宗智：《經驗與理論：中國社會、經濟與法律的實踐歷史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科恩：《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種辯護》，段忠橋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科斯：《論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羅君麗等譯，格致出版社，2010。
李建平：《〈資本論〉第一卷辯證法探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林崗：《論〈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方法和分析範式》，《當代經濟研究》2012年第6期。
劉炯忠：《馬克思的方法論與系統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劉召峰：《〈資本論〉中的「二重性」學說探論》，《教學與研究》2012年第1期。
門格爾：《經濟學方法論探究》，姚中秋譯，新星出版社，2007（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5）。
米塞斯：《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粱小民譯，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內田弘：《新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王青等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裴宏：《實體與形式對偶的勞動價值論》，《政治經濟學評論》2012年第1期。
皮亞傑：《發生認識論原理》，王憲鈿等譯，商務印書館，1981。
瓊·羅賓遜：《經濟哲學》，安佳譯，商務印書館，2011。
蒲魯東：《貧困的哲學》，余叔通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
斯蒂德曼等：《價值問題的論戰》，陳東威譯，商務印書館，1990。
默斯托：《馬克思的〈大綱〉——〈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50年》，閆月梅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唐正東：《從斯密到馬克思——經濟哲學方法的歷史性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王亞南：《〈資本論〉的方法》，《經濟研究》1962年第12期。
王亞南：《再論〈資本論〉的方法》，《哲學研究》1963年第3期。
王峰明：《馬克思經濟學假設的哲學方法論辨析——以兩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關系問題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
威廉姆·肖：《馬克思的歷史理論》，阮仁慧等譯，重慶出版社，2007。
維哥德斯基：《〈剩餘價值學說史〉在馬克思經濟學遺產中的地位》，何易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
吳宣恭：《「人力資本」概念悖論分析》，《經濟學動態》2005年第10期。
謝富勝等：《人力資本理論與勞動力價值》，《馬克思主義研究》2008年第8期。
謝爾蓋耶維奇：《卡爾·馬克思的偉大發現——勞動二重性學說的方法論作用》，雎國余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
熊彼特：《從馬克思到凱恩斯》，韓宏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許光偉：《實體與形式對偶說的邏輯不足和拓展方向——與裴宏博士商榷》，《當代經濟研究》2013年第11期。
許光偉：《〈資本論〉中具有怎樣的二重性學說——與劉召峰博士的幾點交流》，《教學與研究》2014年第6期。
伊林柯夫：《馬克思〈資本論〉中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孫開煥等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
張五常：《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選》，商務印書館，2000。

Ⅵ.經濟理論
Coase,Ronald.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4(3): 386-405.
William Lazonick,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白暴力：《財富勞動與價值——經濟學理論基礎的重構》，中國經濟出版社，2003。
布雷弗曼：《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紀中勞動的退化》，方生等譯，商務印書館，1979（Monthly Review Press,1974）。
陳其人：《世界經濟發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陳其人：《李嘉圖經濟理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陳其人：《亞當·斯密經濟理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何新：《反主流經濟學》，時事出版社，2010。
胡鈞：《〈資本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兼論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資本論〉》，《政治經濟學評論》2011年第3期。
胡培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不可動搖》，《政治經濟學評論》2013年第3期。
萊博維奇：《超越〈資本論〉——馬克思的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崔秀紅譯，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
傑弗·霍奇森（霍奇遜）：《資本主義、價值和剝削——一種剝削理論》，於樹生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
霍奇遜：《演化與制度——論演化經濟學和經濟學的演化》，任榮華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科斯：《論生產的制度結構》，盛洪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3。
蘭格：《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王宏昌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雷諾茲：《經濟學的三個世界》，朱泱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
李達：《經濟學大綱》，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李建德：《經濟制度演進大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
柳欣：《資本理論——有效需求與貨幣理論》，人民出版社，2003。
盧森堡：《資本積累論》，彭塵舜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
盧森貝：《〈資本論〉注釋》，趙木齋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
瓊·羅賓遜：《經濟學論文集》，顧准譯，商務印書館，1984。
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馬清文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
孟捷等：《金融資本與「階級—壟斷地租」——哈維對資本主義都市化的制度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8期。
米克：《勞動價值學說的研究》（第二版），陳彪如譯，商務印書館，1979。
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巴曙松等譯，中信出版社，2014。
汪丁丁：《新政治經濟學講義：在中國思索正義、效率與公共選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沈越：《論古典經濟學的市民性質——馬克思市民理論再探討》，《經濟研究》2013年第5期。
斯拉法：《用商品生產商品——經濟理論批判緒論》，巫寶三譯，商務印書館，1963。
榮兆梓等：《公有制實現形式多樣化通論》，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榮兆梓：《企業制度：平等與效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王亞南：《中國經濟原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威廉姆森：《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論企業簽約與市場簽約》，段毅才等譯，商務印書館，2002(Free Press,1985）。
吳宣恭：《論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生產方式范疇》，《當代經濟研究》2013年第3期。
許光偉：《論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協同創造價值——關於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現代化的一般思考》，《當代經濟科學》2003年第2期。
許光偉：《再論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協同——從馬克思的協作理論說起》，《制度經濟學研究》2004年第1期。
許光偉：《中國國有企業歷史特性分析》，《經濟評論》2008年第1期。
許光偉：《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角度再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改革開放30年成功實踐的理論啟示》，《當代經濟研究》2008年第10期。
許光偉：《生產要素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建構性分析——實踐邏輯域中的思考》，《經濟學家》2012年第8期。
許光偉：《發生學與中國經濟學建構：一個引論》，《中國經濟問題》2013年第2期。
楊繼國：《價值運行論綱》，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
楊繼國：《論虛擬經濟的特殊「供求規律」》，《廈門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
楊小凱：《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張定勝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余斌：《45個十分鍾讀懂〈資本論〉——余斌的解說》，東方出版社，2011。
張忠任：《數理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

Ⅶ.其他

艾凱：《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王宗昱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麥克萊倫：《卡爾·馬克思傳》（第三版），王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許光偉：《馬克思企業理論：現代範式》，博士學位論文，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2007。

《馬克思主義思想辭典》，陳叔平等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人民出版社，1979。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

《伯恩斯坦文選》，殷敘彝編譯，人民出版社，2008。

《拉法格文選》，人民出版社，1985。

《盧卡奇自傳》（杜章智編），李渚青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

《王亞南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1989。

《衛興華自選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嚴復集》，中華書局，1986。

Ⅵ 作者為什麼說顧准先生是"'用鮮血作墨水寫作'的經濟學家和思想家

因是，超呼想相，非人的負出所作

Ⅶ 顧準是誰啊

顧准（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字哲雲，上海人，中國當代學者，思想家，經濟學家，會計學家，歷史學家。提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

Ⅷ 吳敬璉稱顧準是「中國經濟學界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第一人」的根據

新中國經濟史論

老田

新中國早期的快速工業化過程，與西方國家以私人資本主導工業化的歷史經驗完全不同，是國家主導型的「非西方的工業化道路」。這就使得新中國早期的經濟發展，與建立在西方國家工業化經驗基礎上的經濟學知識積累，缺乏明確的對應關系，相應地，研究新中國早期的經濟問題，如果把研究視野局限在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認識框架里，肯定無法給出適當的理解和評價。

新中國與西方經驗的明顯區別在於：工業化進程的主導力量是政府而非私人資本，經濟主體和勞動者的地位也與市場競爭條件下的私人企業極為不同，而且中國的資源稟賦也與西方國家完全不一樣：體現在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的存量和相對價格都不一樣。由於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多年來過分執著於西方經濟學理論，因而未能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歷程作出適當的總結。

主流經濟學家們強烈表現出想要壟斷「改革的解釋權」的意願，但是對於「改革」本身的認識卻很可憐，吳敬璉在回顧經濟學界幾次重要會議的文章中間透露，他們在理論上基本是靠「道聽途說」和「現炒現賣」來提出政策主張的，並沒有對於發展中國經濟的全面認識和通盤考慮。人們今天普遍認識到改革的結果是「醫療改革不成功」、「市場換技術的設想失敗了」、「企業改革把企業徹底改垮了」，只要想想主流們在理論上心中無數，在對中國經濟現實的把握上又是以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論進行「生搬硬套」的，那麼，這樣一場「盲人騎瞎馬」的摸索走到今天，確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主流經濟學家們至今仍然拒絕對過去的歷史，作出起碼的反思和總結，而且還以扣「反改革」帽子為手段，阻撓別人對改革歷程作出適當的反思。這其實也很好理解，他們為了掩蓋自己的無能，總是要做點什麼才好，「面子價值」對主流們來說也許並不為零；特別是今天主流們的學術地位聯系著巨大的職業利益，「反思改革」有打破主流們「話語權壟斷地位」的危險，畢竟沒有了壟斷地位就肯定沒有高收益。由於認真總結和反思新中國過去的經濟建設歷程，已經與主流們的職業利益相矛盾，因此總結工作就只能由主流之外的人士來承擔了。

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有更重要的利益高於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職業利益總和，也高於主流和非主流的觀點分歧。總結和反思工作，對於我們正確地把握過去、現實和未來卻越來越重要。客觀上就需要有人作一些開拓性的工作，因此老田就不揣鄙陋，作出一些嘗試性的工作。由於過去在理論建設方面所存在的欠缺，對於社會主義工業化歷程的總結從來沒有上升到理論高度，因此我們今天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作總結和反思，將不得不更多地求助於對經驗和現實的記錄和敘述。注重事實和經驗，顯然是認真總結歷史的起點，如果簡單地套用某種現成的理論，對於那些無法適應既定理論的現實就只能是強行「加工」和扭曲，這樣的總結工作就肯定顯得「削足適履」了。我的總結工作，將始終把中國的快速工業化進程、技術進步的條件、中國的資源稟賦和管理成本問題，作為分析的主要線索。

國內已經出版的各種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在敘述方式和內容安排上，多未能突破「宣傳提綱」的局限，共同點是聲稱「社會主義好、公有制好、計劃經濟好」，再後來，這些教材按照「時代要求」不得不加上市場經濟就是好的內容，就顯得「理不直、氣不壯」了，再作為宣傳提綱都已經不合格了。

一、 新中國的快速工業化目標與「近代史共識」

新中國早期的發展目標，其實是由近代史所給定的重大問題決定的，在中國發展的問題和目標上，應該說整個中華民族都是有共識的。針對近代史中間中華民族面臨那些最急迫的民生問題和安全問題，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也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有共識，問題上的共識基本上可以借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生和民權」來簡潔地表達。這三大問題反應在國家經濟發展上，就是要快速完成工業化進程；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底繼續為「大躍進――快速工業化戰略」辯護的時候，就自動回到孫中山那裡，說「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的未來將有一個大躍進。」

快速工業化戰略的內容和作用范圍，按照一九六四年三屆人大的表述就是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在先進技術和工業基礎上去支持國家安全目標和民生目標的實現。「近代史共識」已經給定新中國一個歷史性的任務：為解決國家安全和民生問題，需要快速工業化戰略來支持這兩大目標的實現。新中國的建設目標，可以說是因應「近代史共識」而來的。

中國是工業化進程的後來者，等到新中國進行工業化的時候，西方先進國家已經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興起之中。中國早期的追趕戰略，在技術內涵和跨度上就必須面對這個非常大的差距。追趕戰略的生效，意味著中國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通過高積累政策快速實現技術的進步和裝備過程。

中國的大躍進：竭盡全力彌補失去的時間。約翰牛（英國）被中國騎手甩在後面，象徵著中國決心憑著自己的工業發展來擊敗西方社會。（轉引自湯因比《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P366）

由於新的機器設備、廠房乃至規模巨大的交通系統建設，都要求大量的剩餘沉澱為實物資產，這樣的剩餘積累和沉澱的規模帶來的快速工業化進程，無論如何都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大躍進」。

每一次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要點，以及技術進入裝備相應的產業部門所需要沉澱的經濟剩餘數量（示意圖的面積）。示意圖的含義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在於長時間的經驗積累，在傳統農業時代，就要求有高於庄園自己自足水平的穩定需求，這個穩定需求是工場手工業穩定經營的前提，相應的社會條件是能夠在農業時代製造一個「高消費群體」。中國歷史上每到王朝末期，社會分化程度急速上升，倒是有一個這樣的龐大群體產生，問題在於這一暴富群體剝奪平民剩餘水平的水平太高，常常平民階層的基本生產和生存條件，結果破壞社會政治穩定，導致平民揭竿而起，使得歷史上政治革命周期性地發生，最後「高消費群體」隨王朝滅亡而消失，超出一般「自然經濟的學費水平之上」的市場容量就消失了，無法支持工場手工業長期經營和經驗積累達到發明機器的程度。也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除非存在對外低成本轉嫁內部矛盾的條件，在傳統農業時代就不存在「高消費群體」支持工場手工業長期經營的可能，近代英國的工業革命前提恰恰是聯系著低成本的對外擴張過程。

第三次工業革命，則要求實現機器的智能化過程，把機器操作者的經驗積累用自動控制系統來代替，這一次的技術主要與人力資本的投入和積累相關。而第二次工業革命聯系著大機器生產和交通系統建設，要求大量剩餘沉澱為機器廠房等，這是高積累政策無法超越的原因，西方先行國家的積累過程在時間上長達上百年，單位時間內的積累強度要求就低；特別是西方國家通過對外擴張政策，往往把積累的成本和代價轉移到國境之外去。中國缺乏把積累成本對外轉嫁的空間，也實際上缺乏慢悠悠來進行積累的時間，高積累和大躍進都是在中國特定的「時空緊約束」下的唯一選擇。

第一次工業革命

（長時間的經驗積累，機械引入生產）

第二次工業革命

（大機器和工廠化大規模生產）

第三次技術革命

（智能化機器和人力資本）

快速工業化戰略或者「大躍進」，最經典的表述是劉少奇在一九五七年第八屆全國工會代表大會上給出的：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主要工業品產量方面要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大躍進、人民公社以及總路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一起被總稱為「三面紅旗」。而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宣傳運動中間，「三面紅旗」被確立為「政治正確性」的標准，為普通民眾所充分掌握，這一宣傳運動本質上也是在全國范圍內「製造認同」的過程，因為認同的提高總是意味著管理成本的降低。

「三面紅旗」看上去是帶有「口號」性質的宣傳措辭，但具有十分具體的制度內涵：就是要在農村強化基層政權的動員能力去組織豐富的勞動力，進行密集的勞動投入來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包括農田水利建設，以此保證農副產品特別是糧食的高產穩產，滿足工業化和人口增長的需要；而中國有限的經濟剩餘，優先分配給重工業，以支持快速工業化戰略。「三面紅旗」的核心是中國早期工業化的根本制度安排，其實質性的制度內涵包括快速工業化戰略下的剩餘分配順序和勞動力動員兩個主要方面。三面紅旗的制度內容在一九五六年關於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間確立下來的，並非形成於人民公社運動期間：

農業的發展不僅直接地影響著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輕工業發展的速度，而且也影響著重工業發展的速度。我國目前農業生產還不能適應日益增長的需要，今後必須用更大的力量發展農業。但是，在最近的將來我國還不能有很大的農業機械工業和化學肥料工業，還不能進行很大規模的墾荒，水旱災害也還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農業增產的主要途徑，就是要充分發揮農業已經基本上實現合作化這個優越條件，依靠合作社的集體力量和政府的支援，採取興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種、推廣新式農具、提高復種指數、改進耕作方法、防治病蟲災害等項措施，來增加單位面積產量。（《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快速工業化戰略要求在盡可能短的時間段內，實現大規模的投資，要求有限的經濟剩餘集中使用於重工業。重工業單個項目的巨大投資規模，地方政府往往無法籌集到足夠的剩餘以支持這樣大的投資強度，物資平衡在省市這樣的范圍內也往往無法解決，需要在全國范圍內平衡，這就要求中央政府起到更多的組織和主導作用。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曾經要求進行地方分權和企業下放的改革，實際上是不成功的，為此他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做了自我批評（他對於「三面紅旗」從來沒有後退過，也從不檢討）。
………………（以下省略字數若干,樓主如有需要，請登陸下面網站看全文）

Ⅸ 顧準是誰

如果你問的是«小時代»那麼，顧準是顧里的親弟弟，流落在外,顧里父親死後顧里才得知

Ⅹ 顧城 ，顧准有關系嗎

沒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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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城生平簡介
(1956-1993)
顧城，男，原籍上海，1956年九月生於北京，1969年隨父下放山東東北農場，1974年回北京。 做過搬運工、 鋸木工、借調編輯等。 「文革」期間開始詩歌寫作，1973年開始學畫，並進入社會性作品寫作階段，1974年起於《北京文藝》、《山東文藝》、《少年文藝》等報刊零星發表作品。1977年起重新進入純凈寫作，在《蒲公英》小報發表詩作後在詩歌界引起強烈反響和巨大爭論，並成朦朧詩派的主要代表。1980年初所在單位解體，失去工作，從此過漂游生活。198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7年應邀出訪歐美進行文化交流、講學活動。1988年赴紐西蘭，講授中國古典文學，被聘為奧克蘭大學亞語系研究員。後辭職隱居激流島。1992年，獲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創作年金，1993年，又獲德國伯爾創作基金，在德國寫作。1993年10月8日於紐西蘭所居島涉嫌重傷其妻謝燁（詩人雷米）後自殺，謝燁於其死後數小時不治。此後流言盛起，至今綿延不衰。1993年3月曾回國探親，慘案發生時，值其夫婦從德返紐西蘭不久。留下大量詩、文、書法、繪畫等作品。著作主要有《黑眼睛》（198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英子》（1994年元月北京華藝出版社出版，與謝樺合著）、《靈台獨語》(1994年3月敦煌文藝出版社出版，老木、阿楊編）、《顧城詩集》、《顧城童話寓言詩選》、《城》等，部分作品被譯為英、德、法等多國文字。另有文集《生命停止的地方,靈魂在前進》，組詩《城》、《鬼進城》、 《從自我到自然》、《沒有目的的我》。
顧城是朦朧詩派的主要作者，著有詩集《白晝的月亮》、《舒婷、顧城抒情詩選》、《北方的孤獨者之歌》、《鐵鈴》、《黑眼睛》、《北島、顧城詩選》、《顧城詩集》、《顧城童話寓言詩選》、《顧城新詩自選集》。逝世後由父親顧工編輯出版《顧城詩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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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准中國思想家 經濟學家 顧准顧准（1915.7.1—1974.12.3），思想家、經濟學家。1915年生於上海的一個小商人家庭，在職業學校的初中畢業後，因家境清貧，無力繼續求學，12歲就到潘序倫先生創辦的上海立信會計事務所當練習生。隨後通過自學會計學，成為掌握現代會計知識的專業人士，1930年，十五歲的他便以其在會計學方面的成就和造詣，在上海工商界嶄露頭角，被譽為「奇特的少年天才」。20世紀30年代，有多部會計學著作問世，是上海知名的會計學家。1934年完成的會計學著作《銀行會計》，成為國內第一本銀行會計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