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結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於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對供給側改革認識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它不僅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而且科學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特殊規律，並且對於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也提出了科學的預見。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概念提出以來，學術界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解讀。正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也只有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出發，才能正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避免陷入新自由主義的理論陷阱之中。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原理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在社會生產中，始終存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及其對立統一關系。從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過程來看，生產力的不同發展階段決定著生產關系的不同性質；但是，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下，生產關系及其具體形式對生產力具有巨大的能動作用甚至決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強調生產力的決定作用是一種庸俗機械的唯物主義觀點，片面強調生產關系的反作用或決定作用則是一種唯意志論和唯心主義觀點。所謂供給側，總是相對於需求側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會生產這一方面。而任何社會生產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另一方面又必須注重從生產關系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分析當前中國經濟所表現出來的供給側方面存在的問題，不能停留在生產力這個層面上，而是必須深入認識生產關系這個層面存在的問題，應該更多地從完善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個角度出發去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內容。必須高度重視已經形成的社會生產關系體系對於我國社會生產力所產生的巨大能動甚至決定性作用。僅僅從生產力角度來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
社會經濟發展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其中既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運動這樣的一般規律，同時，不同性質和階段的社會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規律。因而，僅僅從抽象的、一般意義上去談經濟發展是沒有意義的；僅僅從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出發去解釋和解決特殊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則是無效的。因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注重借鑒國外的經驗與教訓，另一方面又必須從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反對任何形式的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只有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運用於對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科學分析，才能找到正確的方向和原則。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能迷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和制度基礎。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比資本主義私有制更為廣闊的空間和前景。同時，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的社會生產計劃，能夠避免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所產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和社會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從而能夠更加有效地保持社會生產的快速和可持續發展。建立在按勞分配原則基礎上的收入分配製度，能夠避免社會財富佔有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從而不僅能夠保證社會公平和正義，極大地煥發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而且也避免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民群眾的消費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從而為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必須遵循的路線和道路原則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和方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發展道路。
同時，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其特殊性在於它以追求無止境的價值增殖或賺錢為目的，因而，剩餘價值規律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全部過程，剩餘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發展生產力是資本獲得剩餘價值的手段，與此同時，生產力的發展又與資本的內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表現在各個方面：第一，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含義在於同一勞動時間內生產的商品更多，從而單位商品的勞動量及價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資本追求的卻是剩餘價值，而不是物質財富。這樣，資本生產的商品越多，單位商品的價值以及剩餘價值就越少，從而平均利潤率具有一種下降的內在趨勢，這就迫使資本必須加快積累並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使同一單位的資本獲取的剩餘價值會更少，平均利潤率進一步趨於下降。這就形成一種循環，正是這一循環推動著資本主義的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第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的實現以及剩餘價值的實現需要一系列嚴格的前提條件，這些條件最重要的是：必須有足夠的市場購買能力來消化或購買大量生產出來的商品。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恰好不能保證這一條件，原因在於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與生產供給相比總是不足的，因為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財富佔有在資本一方和勞動一方的兩極分化。除此之外，資本主義生產還表現為一種無政府狀態，即使是資本之間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確定性和經常的不平衡。因而，生產之間的矛盾以及生產與最終消費之間的矛盾，是一個標準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無法解決的問題。於是，這些矛盾總是以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方法來進行一種強制性的解決。第三，資本為了獲得利潤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職能資本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一個龐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統。信用的發展一方面促進了資本的集中和一定階段的經濟增長，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創造出一套投機和欺詐機制，使現實資本更多地轉化為虛擬資本，從而產生了國民經濟金融化，並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必然產生金融危機並進一步引發經濟危機。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的矛盾會產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並最終給廣大民眾帶來深重的災難。因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不能朝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去改，絕不能如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盲目迷信市場的力量，而應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三、解決供給側問題需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任何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在不同的條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決定的。一定性質的社會生產關系構成了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它決定了一定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徵。同時，一定經濟制度下的不同發展階段，社會生產關系具有不同的具體形式，從而形成不同的經濟體制，而一定的經濟體制決定了一定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表現出一系列問題：對外貿易增長乏力、部分產能嚴重過剩、產業結構失調、技術創新能力不足、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資源生態危機等等。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些問題都具有供給側的性質。因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切合實際的。但必須深究的問題是，產生供給側問題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對於當前的中國經濟問題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須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牛鼻子」，這個「牛鼻子」，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特殊經濟體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特殊經濟增長模式。從中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在於地方政府在實際職能上的企業化。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國經濟在一定階段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又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根源。
正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指出的那樣，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其中，如何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尤為重要。因而，改革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如何通過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經濟增長中繼續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夠貫徹落實中央制定的綜合改革和發展目標，這是能否解決供給側問題以及能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重要環節和關鍵。
四、供給側改革既應強調供給又要關注需求，既要著眼當前又要立足長遠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表現為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等四個環節同時存在並且相互轉化的過程。這四個環節之間存在著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對立統一關系，但是生產在其中始終起著支配的作用，社會生產過程的性質和特點始終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性質和特點。因而，必須始終重視生產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地位，同時又必須高度重視分配、流通和消費對於生產的巨大反作用。只有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這個基本理論出發，才能全面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分配、流通和消費方面的改革的辯證關系，也才能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豐富內涵和重要意義。僅僅從供給或需求的角度來看待經濟發展問題是片面的，把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割裂開來更是錯誤的，必須全面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我國經濟的突出問題在於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加大，而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直接來源於企業的活力不足。企業活力不足的根源在於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市場，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市場是因為它們生產的東西與市場的需求之間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間的矛盾既來源於供給側，也來源於需求側。因而，在強調和注重供給側改革的同時，必須進一步重視需求側的作用和需求側的改革，其中，投資體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只有把供給側的改革與需求側的改革結合起來，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狀況。
不僅如此，還必須正確理解和處理好長期經濟變數和短期經濟變數之間的關系。從一般意義上來說，供給側更多地具有長期的性質，而需求側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質。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供給側也存在短期的經濟變數，需求側也具有長期的效應。就供給側方面來說，不僅存在產業結構、技術創新能力、在價值鏈中的地位等長期經濟變數，也存在產品庫存、過剩產能、產品質量等短期經濟變數。就需求側方面來說，出口、消費和投資不僅具有短期經濟效應，同時也會產生長期經濟效果。因此，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注重影響長期經濟變數的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須採取有關政策措施解決短期經濟變數方面存在的問題；既要把這兩個方面區別開來，又要對它們進行全面統籌。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都沒能科學地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因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據這兩種經濟學理論所制定的，無論是新自由主義政策還是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由於沒有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經濟制度所固有的內在矛盾，從而也未能消除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因此，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堅決抵制這兩種經濟學理論和思潮的干擾，必須堅定不移地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來制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各方面具體政策。
望採納我的回答。
B. 請問一下，政治學和政治經濟學這兩門專業有什麼區別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有著強烈階級性、同政治有著密切聯系、為一定的階級、階層專和社會集團屬按自己的經濟利益的要求調整和處理社會各階級、階層、集團之間相互關系的活動提供經濟依據的經濟學說。它既不同於政治學，又不同於經濟學，卻是同政治學和經濟學都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科學。說得更確切一些，政治經濟學是政治學與經濟學的交叉學科或邊緣學科。正如生物化學是生物學和化學的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一樣。從廣義上說，政治經濟學也可以說成是一門經濟學，正如生物化學在廣義上也可以說成是一門化學一樣。純化學可以劃分為有機化學和無機化學，但不包括生物化學，同樣，純經濟學可劃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而不包括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是兩門不同性質的學科。經濟學，則是研究人們在一定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框架內，如何最有效地配置和組合有限的社會資源（即生產力諸要素）從事生產、交換和分配活動，以及在這些活動中如何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一定的社會成員需要的學說。政治學則是研究如何調整和處理人們之間的關系，以為處於一定經濟地位的人們的根本經濟利益服務的學問。
C. 從政治經濟學角度怎樣看待中國目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供給側改革要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去認識。政治經濟學認為，在社會生產中，始終存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及其對立統一關系。所謂供給側，總是相對於需求側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會生產這一方面。而任何社會生產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另一方面又必須注重從生產關系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分析當前中國經濟所表現出來的供給側方面存在的問題，不能停留在生產力這個層面上，而是必須深入認識生產關系這個層面存在的問題，應該更多地從完善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個角度出發去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內容。必須高度重視已經形成的社會生產關系體系對於我國社會生產力所產生的巨大能動甚至決定性作用。僅僅從生產力角度來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
（二）供給側改革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其特殊性在於它以追求無止境的價值增殖或賺錢為目的，因而，剩餘價值規律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全部過程，剩餘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因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不能朝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去改，絕不能如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盲目迷信市場的力量，而應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三）解決供給側問題需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政治經濟學認為，任何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在不同的條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決定的。一定性質的社會生產關系構成了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它決定了一定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徵。當前的中國經濟問題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核心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特殊經濟體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特殊經濟增長模式。從中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在於地方政府在實際職能上的企業化。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國經濟在一定階段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又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根源。因此，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四）供給側改革既應強調供給又要關注需求，既要著眼當前又要立足長遠。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表現為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等四個環節同時存在並且相互轉化的過程。這四個環節之間存在著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對立統一關系，但是生產在其中始終起著支配的作用，社會生產過程的性質和特點始終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性質和特點。因而，必須始終重視生產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地位，同時又必須高度重視分配、流通和消費對於生產的巨大反作用。只有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這個基本理論出發，才能全面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分配、流通和消費方面的改革的辯證關系，也才能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豐富內涵和重要意義。僅僅從供給或需求的角度來看待經濟發展問題是片面的，把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割裂開來更是錯誤的，必須全面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都沒能科學地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因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據這兩種經濟學理論所制定的，無論是新自由主義政策還是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由於沒有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經濟制度所固有的內在矛盾，從而也未能消除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因此，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堅決抵制這兩種經濟學理論和思潮的干擾，必須堅定不移地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來制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各方面具體政策。
D. 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說明為什麼實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1、宏觀政策要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使二者相互配合，協同發力。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16年宏觀政策提出的具體要求，釋放出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的重要信號。當前，世界經濟和貿易低迷、國際市場動盪對我國影響加深，與國內深層次矛盾凸顯形成疊加，實體經濟困難加大，宏觀調控面臨的兩難問題增多。2015年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堅強領導下，通過加強定向調控和相機調控，以結構性改革促進結構調整，實施穩定市場的有效措施，新的動能加速孕育形成，就業擴大、收入增長和環境改善給群眾帶來不少實惠。在此過程中，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功不可沒。2、產業政策要准，准確定位結構性改革方向：中國整體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經濟發展正加快向第三產業主導的形態轉變。然而，在產業結構表現出顯著改善的同時，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第三產業的提升潛力仍然十分大。與歐美等發達國家70%以上的第三產業比重相比，中國第三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份額仍然較低，還不到50%。另一方面，中國工業體系中傳統工業較多，新興產業的增長難以彌補傳統工業的萎靡，內部結構矛盾十分明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為中國未來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指明了方向。第三產業內部結構明顯改善，整體水平提升明顯，服務領域不斷拓展，逐漸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金融業與房地產業成為拉動第三產業發展的主要力量；傳統服務業占第三產業比例下降，金融保險、計算機服務、物流配送等現代服務業發展迅速；社會化養老、休閑旅遊、社區服務等新型服務業越來越受到關注。3、微觀政策要活，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潛力：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微觀政策要活」。做到靈活的微觀政策就是要通過完善市場環境、激發市場活力和消費者潛力，放活政策做活微觀經濟，充分釋放生產消費活力和內部增長潛能，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微觀經濟是經濟形勢的「晴雨表」、發展的「推進器」，放活微觀政策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積蓄發展新動能的現實需求。做活微觀、提質增效對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升級至關重要。微觀市場主體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的不竭源泉。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市場活力沒有得到充分激發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對市場主體干預得太多。因此，實現「微觀政策要活」政策目標的重要途徑就是要加快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要求，轉變政府職能要以「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為基本思路，將該放的放下去，將該管的事管好，將該服務的服務到位，真正做到「放水養魚」，激活微觀經濟。①增強經濟領域簡政放權力度：簡政放權應避免各類部門「一刀切」，向經濟領域適度傾斜。另外，簡政放權應更加重視從企業生產經營全流程角度進行整體部署、全方位為企業松綁，避免各種抓大放小、抓實放虛、我抓他放等行為對改革紅利的抵消，切實提高簡政放權的「含金量」。②簡政放權應向小微企業和服務業傾斜：政府應該從兩個方面加強對小微企業的扶持。一是降門檻，加快清理不必要的證照和資質、資格審批，給小微企業的「出生證」；二是優服務，在財政、金融、人員培訓、信息化建設等方面對小微企業傾斜，給小微企業適當地「喂點奶粉」，切實讓新注冊的800萬小微企業盡可能地活下來，並以此帶動「大眾創業」「草根創業」的新浪潮。③通過社會領域簡政放權降低市場准入門檻：社會領域的簡政放權也不能裹足不前，而要齊頭並進。一是要進一步放寬民間資本的准入限制，鼓勵民間資本為政府「補位」，加大教育、養老等社會領域的投入力度；二是要對社會領域的各種評比、達標、認證、收費事項進行全面評估，該保留或下放的進行保留或下放，其餘的則應盡可能取消，最大限度為企業「松綁」，切實降低市場門檻；三是轉移支付制度改革要跟上，使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積極性跟隨中央步伐進行簡政放權，為避免社會領域的「中梗阻」、打通「最後一公里」提供有力的支撐。4、改革政策要實，加大力度推動改革落地：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需要保持和增強戰略定力，按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深入貫徹總書記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論述，加快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部署，敢於啃硬骨頭、涉險灘，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培育一大批改革的促進派，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最大程度地釋放改革的新紅利。當前，全球經濟仍然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不穩定因素較多。走進新常態的中國正面臨著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問題和新挑戰。在周期性和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下，經濟增長出現減速趨勢，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時期，到了爬坡過坎的緊要關口。與此同時，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包容、不可持續等矛盾依然非常突出，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每一項任務，擔子都不輕，所面臨的改革任務十分艱巨。化解產能過剩風險、增強結構調整動能、釋放創新驅動潛力、保障民生期盼等重點問題，依然需要通過切切實實的改革來加以推動。不深化改革，發展就難有活力、難有成效、難以可持續；不深化改革，存在的問題就可能更嚴重，甚至不能完全排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改革過去、現在都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改革依然是中國發展的最大動力和關鍵一招。要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提質增效、行穩致遠，必須培育千千萬萬的改革促進派，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堅決破除各種利益的藩籬和體制機制的弊端，充分釋放改革新紅利。5、社會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保障的底線：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思路，必須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社會政策要托底是其中之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化解過剩產能等，必然會影響部分群體的就業和收入，但這是必須要過的檻，必須要經歷的陣痛。所以要更好發揮社會政策穩定器的作用，守住民生底線。特別是要把重點放在兜底上，要保障好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務，為結構性改革創造好穩定良好的社會環境。就業是民生之本，要從全局高度重視就業問題。要深入實施就業優先戰略，真正把促進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選擇有利於擴大就業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創造就業機會。①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實行有利於促進就業的財政保障政策。公共財政應向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的小型微型企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傾斜，財政支出逐步向民生傾斜，加大對困難群體的扶持力度；實行支持和促進就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實體經濟尤其是小型微型企業發展，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充分發揮其在吸納城鄉勞動力就業中的作用。完善和落實促進大學生、農民工、就業困難人員等重點群體就業的優惠政策；實行更加有利於促進就業的金融支持政策。要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支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小型微型企業發展，加大支持自主創業力度；實施鼓勵勞動者多渠道、多形式就業的扶持政策。通過優惠政策和就業服務，扶持勞動者自謀職業、自主就業。②要努力推進重點、困難群體就業：切實做好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群體就業工作。繼續把高校畢業生就業放在就業工作的首位。鼓勵支持高校畢業生通過多種形式靈活就業。繼續做好退役軍人就業工作；推進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為農村勞動力創造的就業機會。要加緊消除流動就業的制度壁壘，進一步完善職業培訓、就業服務、勞動維權「三位一體」的工作機制。同時，要積極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加強對困難群體的就業援助。建立健全就業援助制度和工作保障制度，確保就業困難群體隨出現隨援助隨就業。推進各類用人單位按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扶持殘疾人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做好婦女就業工作。③加強配套措施改革：一要全面提高就業能力。要加強職業技術人才的培養。加強職業技術教育和技工院校示範校建設，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和現代技工教育培養體系。重點支持急需緊缺行業技師培訓，加強高技能人才培訓基地建設。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加強就業培訓，加快構建勞動者終身職業培訓體系，健全完善社會化職業培訓網路。二要提升就業服務能力。要加強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形成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和人才服務體系。全面實行就業失業登記身份證識別系統，建設城鄉人力資源基本資料庫。要加快形成統一規范靈活的人力資源市場，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促進就業和配置人力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加強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網路建設，促進信息資源共享。三要加強勞動者的保護措施建設。健全勞動標准體系和勞動關系協調機制，推進企業改善勞動條件。全面推行勞動合同制度，提高小微企業與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和履約質量。擴大集體合同制度覆蓋面，提高集體協商的實效性。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工作，加大對用人單位和人力資源市場的監管力度，全面推進「網格化、網路化」管理。全違法行為預防預警和多部門綜合治理機制，有效處置勞動保障違法行為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特別是要努力實現企業職工特別是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
E. 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有什麼區別
就美國學術界目前的情況而言，經濟學和政治學都有被稱為political economy的子學科。
在政治學里，專political economy的定義並不清晰，通常是指屬對那些與經濟決策有關的政治過程的研究，例如某法律如何出台，勞資糾紛，經濟發展和權力的關系，等等。
在經濟學里，political economy有深遠的傳統。有朋友提到了，經濟學在古典時代就被稱為political economy，現在經濟學界最著名的雜志之一就叫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但是，對現在經濟系的學生來說，狹義的政治經濟學是一個相對較小的子學科，是指那種將一般經濟方法（理性選擇加實證主義）應用於與政府及權力有關的問題的研究。為了與政治學里的政治經濟學相區分，有時，這個子學科被稱為political economics。
F. 供給側改革和經濟什麼關系，求大神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今年經濟工作的主線，也是「十三五」時期的發展戰略重點，其目的是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新經濟運用新技術、提供新產品、需求空間大、環境污染小、就業機會好、經濟效益佳，是有效供給的重要體現。
李總理多次談及「新經濟」，要求政策向新經濟傾斜，希望中國經濟藉此走過轉型陣痛期、實現提質增效與行穩致遠。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寫入「加快發展新經濟」。發展新經濟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諧統一。在文字上，前者強調結果與目標，後者強調手段與過程，實際是一體兩面。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這五大任務都有利於發展新經濟，但在影響路徑、影響程度方面有所不同。下文分類探討五大任務如何催生新經濟，並提出若干建議。
一、五大任務催生新經濟的不同路徑：
1、降成本、補短板：直接服務新經濟：
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需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稅費成本、財務成本、電力成本、物流成本，補齊軟硬基礎設施短板，加大投資於人的力度。這些措施既有利於發展舊經濟，也有利於發展新經濟。會議還要求支持企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培育發展新產業。這些措施更是為新經濟量身打造。
簡政放權、優化服務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重要舉措，商事制度改革是簡政放權、優化服務的突出案例。過去兩年多時間，我國不斷降低工商登記難度，採取注冊資本由實繳改為認繳、「多證合一」、取消經營范圍限制等改革措施，探索實施各類經營許可證負面清單管理，結果是新登記企業數量屢創新高，為新經濟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2015年平均每天新登記企業1.2萬戶，比2014年提升20%，遠高於改革之前的6900家。在此基礎上，2016年1-4月新設市場主體同比增長13.1%，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勢頭。
減稅能夠降低企業成本，增加企業盈利，提高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對於尚處成長階段、未能達到規模效益的新經濟尤其有利，是促進新經濟發展的強力武器。對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減稅主張，不少人認為來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在西方國家興起的供給學派，供給側和供給學派在文字上的相似性加深了這種印象。
實際上，中國古代思想家早就主張輕徭薄賦。兩千多年前《管子·權修》就提出「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孟子·盡心》提出「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荀子·富國》提出「輕田野之稅……如是則國富矣」；唐朝李翱《平賦書》提出「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實際與供給學派的拉弗曲線之說並無二致。
實踐方面，中國歷次盛世均與減稅有關。漢朝「文景之治」時，將田租減半，降為三十稅一，並將算賦由120錢減為40錢。唐朝「貞觀之治」時，把租額由以前的每百畝3石減為2石，並對徭役征發非常節制。清朝「康乾盛世」時，多次普免全國一年錢糧。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張減稅，實際是中國古代智慧的再次運用與發揚光大。古代沒有社保制度，自然沒有社保繳費。如今有了社保制度，社保繳費成為廣義稅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包含公積金在內的社保繳費相當於工資的60%左右，在國際范圍內屬於最高水平，相當於北歐五國的3倍，G7國家的2.8倍，其他金磚國家的2倍，東亞鄰國（包括香港和台灣地區）的4.6倍，具有巨大的下降空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降低社會保險費、研究精簡歸並「五險一金」，可謂切中肯綮。
2、去產能、去杠桿：釋放資源發展新經濟：
舊經濟當中，既有仍能持續發展的部分，也有嚴重的產能過剩。後者由於供給過多，產品價格處於低位，庫存高企，企業效益惡化，自身造血能力差。為了維持經營，這些企業一方面極力爭取政府補貼，一方面大量借貸，陷入高負債的漩渦。
以鋼鐵業為例，當前我國粗鋼產能約11.5億噸，年產量約8億噸，產能利用率還不足70%。與低產能利用率對應的是高補貼與高負債。從2012年至2014年，34家上市鋼企總共獲得的政府補助分別為36.2億元、22.8億元、37.7億元。當前我國鋼鐵業總負債超過3萬億元，平均資產負債率在70%左右，甚至個別鋼鐵企業出現了負債率達100%的情況。
由於產能過剩行業佔用了大量資源，新經濟就很難發展起來。近年來，遼寧、吉林、黑龍江、山西、河北等地經濟增速位於全國後列，新經濟沒有大的起色，原因就是當地支柱型產業產能過剩嚴重。
去產能、去杠桿完成之後，原來被佔用的土地、人員、政府補貼及金融資源都可以轉為用於發展新經濟。其中金融資源的再分配尤其重要。目前新經濟利用信貸資源較少，具體原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新經濟的企業建立時間短，平均規模偏小，與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大型企業相比處於劣勢；二是新經濟更加重視知識與人才，固定資產相對較少，缺乏借貸抵押物；三是新經濟在股權融資方面相對容易，對於債務融資的需求相對減少。為了發展新經濟，不僅需要將金融資源從舊經濟向新經濟轉移，也需要金融資源的通道從債務融資向股權融資轉移。
3、去庫存：為新經濟創造穩定的宏觀環境：
房地產業不屬於新經濟，但它規模龐大，上下游產業鏈廣，為政府提供大量土地出讓金及相關稅費，關系金融穩定，對於國民經濟舉足輕重。如果房地產業出現大的問題，則很可能導致經濟金融危機。在這方面各國已有相當多的教訓，2008年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就是最新的例證。在經濟金融危機沖擊之下，各行各業都很難得到充分發展，新經濟也不例外。通過去庫存，保持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維持宏觀經濟穩定，避免經濟金融危機，對於發展新經濟有積極意義。
除了催生新經濟的路徑不同，五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在影響程度也有較大區別。其中降成本、補短板對於新經濟的促進作用最大，去產能、去杠桿的促進作用次之，去庫存的作用最小。
二、關於推進結構性改革發展新經濟的兩點建議：
1、降成本、補短板需要從重從快：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秘訣之一就是降成本、補短板。盡管如此，未來降成本、補短板仍有巨大的空間。為了發展新經濟，需要將已經確定的降成本、補短板任務落實到位。在這方面，實施力度唯恐不足而無過度之憂。成本降得越早越大，短板補得越快越強，則新經濟發展越迅速，中國經濟前景越光明。
與其它降成本、補短板任務不同，減稅降費直接拿政府開刀，落實難度較大，尤其需要強調。只有充分認識減稅降費的積極作用，才能克服困難，順利推進。今年全面實施了營業稅改增值稅，有關部門測算將減稅5000億元左右。但4月份和5月份的營業稅同比激增75%左右，企業負擔不減反增，影響了政府聲譽，需要採取措施補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降低製造業增值稅稅率，也需要早日研究推進。降低社會保險費方面，已有不少地方有所行動，但缺乏長期規劃，可以考慮最大幅度為50%但可分期執行的社保繳費降低計劃。
2、去產能、去庫存需要把握好實施力度：
未利用產能和庫存並不是越少越好，更不可能為零，正如失業不可能為零一樣。市場主體出於多重目的，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未利用產能和庫存。從1986年到2015年，美國製造業的平均產能利率為80%左右，內部各行業在長期平均值方面差別不大，他們的差別在於波峰到波谷的幅度不同。比如粗金屬（primary metal）行業產能利用率的波動就比較大，最高超過90%，最低則不到50%。金屬製品行業則在60-85%之間。
我國固然需要去產能、去庫存，但不能力度過大，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造成供給不足，價格飛漲，否則舊經濟會逆勢而動，擠壓新經濟生存空間，延緩經濟結構調整進程。
通過有力的降成本、補短板以及適度的去產能、去庫存，新經濟必將進一步迅速發展，成為引領中國經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強國夢的主力軍。
G. 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是什麼關系
政治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的一部分。政治經濟學之外的經濟學往往把政府回的角色和權力結構視為給答定，也就是說，政府不是行為主體，那麼，在市場失靈時，國家就要進行干預。對現在經濟學來說，狹義的政治經濟學是一個相對較小的子學科，是指那種將一般經濟方法(理性選擇加實證主義)應用於與政府及權力有關的問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