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中國代表人物

A. 哪位大神知道下述經濟學家都屬於什麼經濟學派 張維迎、林毅夫、厲以寧、吳敬璉、盛洪、王則柯、薛兆豐。

基本上屬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

B. 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有哪些經濟學家

哪些經濟學家這個名字還真的叫不上來，這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這個意義還挺深遠的。

C. 中國真正的經濟學家究竟有多少

我這樣說是不是表示筆者贊成，中國真正的經濟學家就像前一、二十年造成的「經濟學家滿大街跑」那樣，多得來實在是數也數不清楚的，當然亦不是，因為那是一種「社會錯覺」！ 所以我的真正觀點是，中國真正的經濟學家肯定不止5個，但是也不會多到哪裡去，「若與真正的」這三個字一對號，肯定是「少數」甚至是「極少數」。 「經濟官」並非是「真正的經濟學家」，其中還不乏那些當官指定的、自己在學術上並沒有多大前途削尖腦袋往官場上鑽的「經濟官」，這些人離「真正的經濟學家」就更遠的了……就是因為有官帽子的光環和「掩護」，人們就錯將他們當成是「真正的經濟學家」。 過去我們社會容易產生的第二個「社會錯覺」是，有的人將凡是在前幾年在主流媒體上到處喋喋不休作指點江山的報告、並且壟斷了媒體話語權的經濟學教授錯認為是「真正的經濟學家」。的確是這樣，看一看有些經濟學教授那種離開了他們中國的改革是無法進行的架勢，實在是有點嚇煞人，不過現在人們都已經明白了，這是前一、二十年中國社會患上的一種名叫浮躁病反映，而且這些「經濟學教授」真還有點缺乏自知之明，拿出一副包打天下的架勢來，不管是不是自己專業的，是不是自己研究范圍的，什麼問題都敢說，什麼問題都敢開「葯方」……久而久之，由於媒體的「造神」功能和名人的累積效應，人們就錯將他們當成是「真正的經濟學家」。 過去我們社會容易產生的第三個「社會錯覺」是，人們往往將那些留過洋、懷有一肚子洋墨水的錯將他們當成是「真正的經濟學家」。這源於國民的崇洋症，「文化大革命」前，崇的是前蘇聯計劃經濟一套，改革開放後這一套不管用了，就出現了一批留美、留英、留日的「海歸經濟學人」，這原本沒有什麼不好的，吸取外國先進經驗嘛！然而有那麼一部分「海歸經濟學人」卻主張全盤西化，硬要在中國實施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放出種種謬論，什麼「代價論」，什麼「爛蘋果論」，什麼「冰棍溶化論」，什麼「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正因為這些人「滿腹經論」且佔有媒體的話語權，再加上他們特有的「經濟社會地位」，正還唬住了一大批地方領導，依靠權力硬性實施再加上他們的種種荒謬理論，結果是沒有多久就將大部分國有企業「轉制」了，如今社會為什麼矛盾那樣凸顯，就是與這部分「海歸經濟學人」的「努力」和「貢獻」分不分的。想一想，這部分「海歸經濟學人」能稱得上是「真正的經濟學家」嗎？ 過去我們社會容易產生的第四個「社會錯覺」是，人們往往將那些善於「注釋」官方文件的「經濟學人」錯認為是「真正的經濟學家」。我這樣說，決不是意味不要「注釋性經濟學人」，而是說光是注釋是出不了「真正的經濟學家」的。是啊！這也是我們的社會一個弊端啊！我們社會的「注釋性經濟學」實在是太「興旺發達」的了，從開國起，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不管是有沒有巨大的副作用，我們的一些經濟學人除了會叫好、會歌頌之外還會什麼？所以中國的經濟問題往往是突然暴發性的，在暴發之前還是一派大好形勢，還是鶯歌燕舞，突然問題降臨了，往往將人搞得手足無措的。什麼原因？「真正的經濟學家」實在太少了，願意坐冷板凳進行問題研究、前瞻研究的「經濟學人」實在太少了。過去，我們的一些「經濟學人」喜歡攀附權勢，如今權勢要攀附但是更要攀附的是富豪、大款，削尖腦袋去做他們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顧雛軍現在是臭名昭著的了，然而想當初有多少經濟學界的「名流」爭先恐後地去捧顧雛軍的臭腳啊！我絕對以為，要讓我贊同上次在北京參加捧顧雛軍臭腳大會的「經濟學人」視為「真正的經濟學家」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 那麼什麼樣的「經濟學人」是「真正的經濟學家」呢？我的觀點是，一是將經濟學作為學問來研究的，而不是將它作為自己陞官發財的敲門磚的；第二，不僅僅是「注釋性」，更重要的研究性的、創造性的；第三，對解決社會轉型期間的社會經濟問題有特出貢獻的；第四，關心民眾切身經濟利益，善於社會調查，自己的屁股完全坐在窮人這一邊的，而不是在富豪一根蠅子上弔死的；第五，不畏權勢，敢於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 (責任編輯：崔宇)共找到個相關網頁.

D. 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

國內還有周其仁和張維迎，這幾個人啊，誒~

狹義新自由主義主要是指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廣義新自由主義，除了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倫敦學派外，還包括以德曼代表的貨幣學派、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和以拉弗、費爾德斯坦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等等

E. 中國有「主流經濟學派」嗎

自從去年夏天，郎咸平教授發難以來，非主流經濟學派的聲音甚囂塵上，對所謂的主流經濟學派一片討伐聲。而所謂的主流經濟學派卻偃旗息鼓，無有聲息，即便後來有人站出來應戰，也沒有自稱為主流經濟學派，因此我懷疑，中國是否存在一個主流經濟學派。可是今年3月1日《中國經濟時報》刊登了一篇《也談中國主流經濟學派的困境》（後簡稱《困境》），又對所謂主流經濟學派進行聲討，讀後有些困惑，不知主流經濟學派是什麼學派，它的完整的、系統的觀點是什麼，有什麼公認的權威和代表性的著作，代表人物是誰，都不清楚，怎樣能證明一個主流經濟學派的存在呢？不要像堂·吉訶德一樣，為了顯示自己的騎士威風，把風車當做想像的敵人進行戰斗。如同在簡單價值形式的公式里（相對價值形式＝等價形式），假若沒有等價形式這個對立物，相對價值形式的價值就反映不出來，如果是這樣就可悲了。
中國並無主流經濟學派
中國的經濟學有學派嗎？我表示懷疑。在改革開放以前大家都知道，只能一個聲音說話，如有不同聲音，馬上會遭到批判和扼殺。改革開放以後，學術界有了一定自由度，可以表達不同觀點，但也是在允許的范圍內，如改革開放初期，討論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系時，只能講計劃為主，市場為輔；討論商品時只能講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能講商品經濟；對於市場經濟、股份制、勞動力商品等等更是禁區，如果發表這類觀點，往往被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還會遭到批判。主張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學者，在中央沒有採納之前，遭到過多次批判，受到過許多不公正待遇。在中央採納了某些觀點以後，也無人出來為他們平反。這些往事歷歷在目，使人難以忘懷。
中央在對經濟政策作出一些重大決定時，也採納了經濟學界某些觀點，但不是哪一個學派的。如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採納了商品經濟的觀點，但前面加上一個「有計劃」的定語。中共十四大採納了市場經濟的觀點，但前面加上一個「社會主義」的定語。有人提出「國退民進」，中央則提出「有進有退」、「有所為和有所不為」，對經濟學家的觀點都作了修改，並沒有完全接納。
所謂經濟學派應當有自己鮮明的學術觀點和獨立見解，有突出的代表人物和群體，有完整的體系和被公認的理論著作，並在國內外產生重大影響的經濟學說和得到社會公認的代表人物，如國外的制度學派、劍橋學派、芝加哥學派等等。中國還沒有形成這樣的經濟學派。在我國的改革開放大潮中，經濟學界涌現了一批出類拔萃的學者，他們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作出了貢獻，應當受到稱贊。但這些觀點往往是分散的、孤立的，未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借鑒國外的多，自己獨創的少，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有鮮明觀點的、得到社會公認的中國經濟學派還沒有形成。就以主張市場經濟的學者來說，他們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有許多意見是相左的，對改革的思路，改革的起步，改革的措施，改革的政策，對問題的評價有許多不一樣，有的甚至是對立的，還公開爭論，並沒有出現一個完整的獨立的學派。雖然如此，他們能冒著被批判的風險，把國外一些有用的觀點介紹到國內，並能結合中國的實際提出一些對改革開放有參考價值的見解，洋為中用、中外結合，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功不可沒。但作為一個學派來說還沒有形成，社會也好、他們自己也好，都不承認自己屬於什麼學派。
顧名思義，主流經濟學派如果指的是一種佔主導地位、被社會公認的經濟學派，目前在中國還沒有出現。若說經濟觀點被中央採納就是主流經濟學派，以這個標准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在不同時期採納過不同觀點。十二屆三中全會前批判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是否主張計劃經濟的學者是主流經濟學派？十四大中央採用了市場經濟的理論，是否主張市場經濟的學者是主流經濟學派？
中國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存在著兩方
我在這里把市場經濟作為人們觀點分歧的標准，因它具有代表性，是我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關鍵問題。我這里用「兩方」而不用改革派和保守派、左派和右派，因這些詞都帶有很濃厚的政治色彩，有褒與貶的含義。用兩方是表明雙方是平等的，如同人們走路一樣，由於觀點相同而自然走在一起，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不是人為的有組織的劃分。這種兩方劃分無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只是學術觀點的不同。
這樣的劃分，並不意味著人們的觀點是固定不變的，有人還可在兩方走來走去，應看做是正常的。只要不是投機鑽營，阿諛逢迎，應該允許觀點的變化。我記得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前，北京某大學有一位校長曾大批市場經濟。南巡講話後，在北京市委宣傳部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這位校長講：「對市場經濟有先知先覺，有後知後覺，我是屬於後知後覺的」，接著就大講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和作用。我認為這也是可以的，應該允許有的人觀點發生變化。
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關於國有經濟戰略調整的決定中，對國有經濟有一個定位，指出：「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幹企業。」這一決定表明國有經濟的主要作用是為了國家安全和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及為社會服務，它在社會所有制結構中佔有限的比重。這一定位有四點意義：一是將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講的「國家所有」予以界定；二是改變了過去認為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三是表明國有經濟不是宏觀調控的物資保證；四是這一定位為國有經濟的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提供了一個標准。所謂「國退民進」，我理解應該是在「有退、有所不為」的行業和領域里「國退民進」，只要法律沒有禁止的，國不退民也可以進，這沒什麼不對。
批評的錯位
《困境》一文一開始指出：「錢穎一先生的《理解現代經濟學》一文可以說是主流經濟學的『霸權』宣言。」錢文沒有讀過，怎樣霸權不清楚。但一個人對西方經濟學的評價，能否代表所謂的中國主流經濟學派的看法，能否成為所謂中國主流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我表示懷疑。在主張市場經濟的學者中，確有個別照搬西方經濟學的現象，應當注意，但不能認為主張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學家都是西方經濟學的崇拜者，這樣講既不符合實際情況，又打擊面太大，有「霸氣」之嫌。
《困境》一文對所謂主流經濟學派的質問邏輯是這樣的：外國有一個主流經濟學派，理論信仰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其理念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因此中國也有一個主流經濟學派，「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總是強調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揭示了市場經濟運行的普遍規律，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規律……，他們自然而然也就成為經濟學『真理』的代言人。」又說：「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把『以華盛頓共識』為標志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奉為自己的理論信仰，宣揚和倡導市場即美德、市場即真理、市場就是一切的『市場至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念。」這樣主張市場經濟的就是主流經濟學派，他們的經濟學理念就是「新自由主義」。
對中國是否有一個主流經濟學派，我在前面已經提出質疑。武斷地將主張市場經濟的說成主流學派也是不妥的。中國主張市場經濟的代表人物吳敬璉，被譽為「吳市場」，他從來沒有「宣揚和倡導市場即美德、市場即真理、市場就是一切的『市場至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念。」《困境》作者自己也承認：「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之一的林毅夫教授就實事求是地指出：『解讀中國經濟沒有任何現成模式』」，「道出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經濟實踐面前的困境」。在所謂主流經濟學派中，持有林毅夫這種觀點的是大有人在，不只林毅夫一人。《困境》作者不感到自己的文章在邏輯上有些混亂嗎？一會兒說，所謂中國主流經濟學派把西方市場經濟學奉為普遍真理，一會兒又說，所謂中國主流經濟學派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派不能「解讀」中國經濟的實際問題，這是自相矛盾，使自己陷於「困境」之中。
不論持什麼觀點，對我國目前存在的問題，如「三農問題」、職工下崗、收入差距太大、腐敗等等問題，大家都是有共識的，但對原因和解決辦法的認識卻大相徑庭。社會上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大致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是《困境》一文的作者，認為是持以市場經濟為改革取向的經濟學家脫離中國實際，照搬西方主流經濟學派的觀點造成的，「中國主流經濟學的軟肋就在這里。」第二種觀點認為是由於改革造成的，也對主張市場經濟的學者進行譴責。解決的辦法是回到計劃經濟體制。第三種觀點認為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解決的辦法是深化改革，這是所謂主流經濟學派的觀點。
前面兩種觀點都對所謂的主流經濟學派或堅持市場經濟改革者進行聲討，我真有些懷疑，主張市場經濟的學者有這么大的能量嗎？能決定中國改革的走向是「休克療法」還是「漸進式」？能制定中國的政策嗎？任何一個經濟學家、或者所謂的一個經濟學派都明白，他們只能製造輿論，提出建議，但不能左右國家的政策，更不能決定改革的走向。在改革中採納經濟學家哪些觀點，採納多少，不是經濟學家說了算，而由中央決定，經濟學家沒有能力將自己的觀點強加給中央，也無能力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怎麼能將責任都歸罪於所謂的主流經濟學派呢？這有些不公平。目前經濟學者的當務之急，應該是深入研究，為解決這些問題提出建議，而不是對某些所謂的學派進行指責和聲討。

F.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介紹

自由主義思想最初形來成於17世紀的英國源，它是在古希臘等古代西方思想的基礎上產生的，對現代經濟思想、社會思想和政治思想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自由主義思想被稱為古典自由主義，也稱為舊自由主義。

G.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主要的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觀點

倫敦學派：愛德溫·坎南、T·E·G·格雷高里、萊昂內爾·羅賓斯、哈耶克，倫敦學派的經濟思想主要體現在貨幣理論和經濟危機理論，認為：對通貨膨脹的要求不同於一般商品的需要；物價水平並非只受貨幣數量的影響；通貨膨脹管理在實踐上是有害的；恢復金本位制有助於穩定經濟；引發經濟危機的原因是工資過高，資本供給不足。現代貨幣學派：弗里德曼，他認為利率的變化對人們持有貨幣量的影響微不足道理性預期學派:小羅伯特·盧卡斯,羅伯特·巴羅,托馬斯·薩金特,人們在經濟活動中，根據過去價格變化的資料，在進入市場之前就對價格做出預期，這樣，他們的決策是有根據的。市場會發生一些偶然情況，成為干擾因素，但可以事先計算它的概率分布，因此可以選出最小風險的方案，以預防不利後果的侵害。例如在確定房租，債券利息，議定工資，規定供給價格時，都可把未來價格波動估計進去，訂的高一些，以防止因通貨膨脹而降低實際收入。因此合理預期起了加速通貨膨脹的作用。同時，由於政府對經濟信息的反應不如公眾那樣靈活及時，所以政府的決策不可能像個人決策那樣靈活，因此政府的任何一項穩定經濟的措施，都會被公眾的合理與其所抵消，成為無效措施，迫使政府放棄實行。因此，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國家干預經濟的任何措施都是無效的。要保時經濟穩定，就應該聽任市場經濟的自動調節，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所以，一般認為理性預期學派是比貨幣學派更徹底的經濟自由主義。供給學派：費爾德斯坦、埃文斯，供給學派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和企業提供生產要素和從事經營活動都是為了謀取報酬或利潤。因此，對報酬和利潤的刺激會影響經濟主體的行為。對實際工資的刺激將影響勞動力的供給；對儲蓄和投資報酬的刺激會影響資本的供給和利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能夠使生產要素供需達到均衡和有效利用。應當消除不利於生產要素供給和利用的因素。
弗萊堡學派：瓦爾特·歐根、弗蘭茨·伯姆、漢斯·格羅斯曼、盧茨、艾哈德、羅布凱，此學派反對傳統的自由放任主義，反對實行社會主義、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主張國家採取措施，實行自由競爭和價格自動恢復均衡的機制，政府的職能限於為企業創造自由競爭的環境。認為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是保障生產效率、自由和人類文明生活的理想體制。因其反對國家干預或過多干預經濟，一般被視為西方經濟學中的「右派」。公共選擇學派：布坎南， 主張經濟市場中的主體標簽是消費者和廠商，而政治市場中的主體標簽是 政治家、政客、選民和利益集團，但他們的行為目標並無差別，區別僅在於，在經濟市場交易的私人物品，而在政治市場交易的是公共物品；前者的最大化目標表現 為效用和利潤的最大化，後者的最大化目標表現為公共物品利益和政治支持的最大化。

H. 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以及中國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

一．新自由主義的實質

新自由主義實質上是以經濟學包裝起來的西方意識形態，是發達國家競爭戰略，和西方大國國家霸權主義理論。
新自由主義起源於1985年「華盛頓共識」，西方大國逼日圓升值，把日本經濟和全球經濟拖入泡沫，樹立了美英的金融霸權。80年代末期美國哈佛大學薩克斯搞垮蘇聯陣營；90年代導致亞洲金融危機和拉丁美洲連鎖性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前者是由於盲目擴張出口而依賴於國際市場，後者是由於長期依賴外資而損害了民族產業，外部依賴性和內部腐敗性的結合，雖然在一定時期形成經濟高速度增長，但終究陷入危機不能自拔。
新自由主義的第二個歷史性標志是1995年在美國召開的「世界政治精英和科技精英」論壇，提出未來世界「20：80」的理論，認為現代化以資本力量統治世界，將把80%的世界人口和國家邊緣化，這是導致全球兩極分化和恐怖主義的根源思想根源之一。
新自由主義之所以能達到核武器達不到的目的，一方面是因為各
個國家有自己內部的體制缺陷，一方面則是因為新自由主義是以經濟
包裝起來的，有極大的欺騙性。長期占據國際經濟學主流地位的是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其理論發展非常精細，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們追求短期利益的需要，因此被許多發展中國家所盲目仿效。新古典經濟學所鼓吹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效率第一，市場萬能，比較利益，自由貿易，金融深化等信條，在發展中國家應用時，由於與發達國家實力相差太遠，資源和體制環境都不具備，所以往往走向反面，成為撤消國家保護，瓦解戰略產業，製造經濟泡沫，培植買辦集團，製造社會分裂的理論依據。所以，新古典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已經不是單純的經濟學理論，而成為一種新型的西方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它同時又成為西方大國從事國際競爭，壓制和控制其他國家的戰略思想武器。

二．張五常是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頭面人物

張五常是美英右翼意識形態集團和情報系統最早安插在香港，以新自由主義理論誤導中國改革開放的頭面人物。80年代科斯勸說張五常到香港任教是這樣說的：「中國正在改革開放，即將出現意識形態真空，你懂得中文，可以影響中國的改革開放。」 科斯通過當時的港英當局情報六處，推薦張五常到香港大學經濟學院當院長。他積極策動了中國1987年激進的「價格闖關」，並且在十六大前夕炒作新自由主義理念，講演上百次，吹噓他和弗里德曼，科斯的關系，稱自己是華人中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形成了社會性的「張五常熱」。
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不僅僅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還有新制度學派。在西方處於非主流的新制度學派，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盛行，是因為中國處於經濟體制改革時期。於是，科斯等人特地選擇了私有產權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
為樹立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話語霸權，就需要貶低馬克思抬高科斯。張五常有一篇文章題目是：「最蠢還是馬克思。」他說：「關於馬克思的剩餘價值概念，我曾經用過三招兩式，使它片甲不留。」
「1984年12月我寫了《馬克思奄奄一息》，把勞力價值定律批評得一無是處。馬克思的理論不是過了時，而是從未對過。在馬克思和科斯之間的一場智力角賽中，無論是邏輯或實證科斯均全面勝出。」
「科斯老早便體察到，產權的監察和市場的運作將會牽涉到費用及代價……從邏輯推理及實證兩方面，都否定了以摧滅私有產權來提高生產力的可能性。中國亦絕不可能例外。」
「困難的還是馬克思自己，他是個術語的創造者，有理無理總是說不清。天下怎麼會有那樣高深的學問？所以我認馬克思是最蠢的。」

三．張五常觀點的核心是腐敗私有化

張五常認為，公有產權導致人權不平等，所以共產主義沒有出路。不健全的私有產權會產生尋租和腐敗，因此要徹底實行完全的私有產權制度，這是人類社會最優的產權制度。推行私有化的國家都是欣欣向榮的，這是「獨步單方」。
他說：「市場經濟是基於私有產權的，這是科斯定律」，「中國大陸的共產經驗一敗塗地」，「私有產權是真正的市場的先決條件」，「私產的界定是市場成交的先決條件」，「唯一沒有經濟浪費的競爭准則是市場價值，這種准則只有在私有產權下才可以有效運用」，「中國改革的要點當然是要把資產轉為明確的私產……就是政府要盡量讓資金落在私人或私營機構手上」。
「我曾經建議將某些資產乾脆地交給有較大特權的作為私產，讓他們先富起來，作為放棄特權的交換……我堅持中國的改革要急進，即使這樣做會引起混亂，也要冒險而行的」。
張五常認為「貪污只有在管制的情況下產生」，「1987年，我大膽建議，國家要送資產給高幹，或者說，以適當補償他們因改革而受到的損失，誘導他們棄官從商。這樣做在道德上也許說不過去，但就經濟效益而言，卻是大為可取的。合乎經濟原則的制度，是資產要有明確的權利界定，而權利屬誰是不重要的，這是科斯定律的核心了。」
張五常反對公平處理國有資產，反對腐敗私有化，他完成了新制度學派產權理論的中國化。記者問他：您認為，只在私有產權的情況下，價格機制才能起作用，若實行完全私有化又會引起混亂。改革進入了兩難境地。您對此有何看法？張五常的意思非常明確：把國有資產送給有權力的人就是了。

四．張五常的惡劣影響

張五常赤裸裸鼓吹腐敗私有化，休克療法，瓦解國有經濟和政府職能，在中國是有市場的，它符合了一小撮腐敗分子利用改革開放機會侵吞國有資產以至全民資產的需要。在他們的鼓惑和利益驅動下，許多地方政府限期把國有資產低價賣給企業經營者，並且通過擔保公司向他們發放銀行貸款。國家經貿委出台了經營者持大股的決定。在權錢結合腐敗猖獗的社會背景下，將演變成為一小撮人利用權力瓜分國有資產的狂潮，從不合法的偷竊演變成合法的瓜分。在外資大量進
入的背景下，權力資本的惡性膨脹在國內不能取得合法性，必然向買辦資本演化並圖謀搞垮共產黨和國家。
為此，就需要詆毀馬克思，社會主義，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歷史，張五常這方面言論非常猖狂，在青年學生中流毒甚廣，甚至滲入了國家機關，比如國家經貿委研究中心，兩次以高價請他講演；有專門的報紙如高小勇的《經濟學消息報》替他做經紀人，收取高價安排講座，在張五常被美國判罪之後，還連篇累牘發表他的文章。
因此我們要求公開批判張五常，在理論上揭露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的影響，制止對權力國有資產的瓜分。

I. 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為什麼偏好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是英國現代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別。主張在新的歷史時期維護資產階級個人自由，調解社會矛盾，維護資本主義制度。 因而成為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復甦形式，自從1970年代以來在國際的經濟政策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義指的是一種政治—經濟哲學，反對國家對於國內經濟的干預。宣揚資本主義和市場自由的普遍性，反對社會主義，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度，是新自由主義的實質和核心。
新自由主義的特點和主要內容是：市場是完全自由的競爭、倡導個人主義、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崇拜「看不見的手」的力量、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主張私有化。
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是政治動向及運動的一種，在1960年代的美國開始出現，並於1970年代成型，在己故總統羅納德·威爾遜·里根及喬治·沃克·布希執政期間，均推崇「新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之所以稱之為「新」，是有以下兩個原因。第一，當時提出這種主義的具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背景者，不少均首度接觸保守主義；第二，新保守主義較為曲解現時的保守社會政治思維，這種主義是從不少二戰後的知識根源中導出，包括文藝批判及社會科學。

J.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要流派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引起世界廣泛關注源於20世紀20—30年代的一場關於市場與政府計劃的大論戰，一方為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哈耶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者；另一方為義大利經濟學家巴羅納、波蘭經濟學家蘭格為代表的市場社會主義者，這場論戰無果而終，卻成為新自由主義開始登上歷史舞台的一個里程碑。其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經過近百年的發展，演繹出眾多學派思想和理論體系。狹義新自由主義主要是指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廣義新自由主義，除了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倫敦學派和新奧地利學派外，還包括以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科斯等為主要成員的芝加哥學派、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以盧卡斯、巴羅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和以拉弗、費爾德斯坦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等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倫敦學派、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
倫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耶克，哈耶克是當代新自由主義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是一位出生於奧地利的著名的經濟家、理論家。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觀點是其他所有新自由主義者的主要思想來源。他長期活躍於反凱恩斯主義、反國家干預的新自由主義中心：奧地利的維也納大學、美國的芝加哥大學、英國的倫敦大學經濟學院。他既是主張經濟自由的倫敦學派的主要代表，又是芝加哥學派的核心成員，同時也是奧地利學派的骨幹。他認為，自由是一個最高的政治目標，是追求文明社會的崇高目標和私人生活安全的保證。按照自由主義原則，應盡量運用自發力，而盡量少用強制力量處理事物。他強調，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個人的「積極性」只有在私有制的基礎上才能得到充分發揮。如果對私有財產進行限制和管理，用國家干預代替市場作用，其結果不僅是效率的損失、個人「積極性」的受挫、資源配置的失調，而且最後會走向「極權主義統治」，走向對個人的「奴役」。哈耶克把社會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歸結為極權主義，提出法西斯主義=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主義。
貨幣主義是20世紀60年代初在美國興起的一個資產階級保守主義經濟學派。該學派領袖人物弗里德曼維護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篤信最為理想的經濟制度應遵循自由市場的古老法則，因而成為經濟學中自由放任思想不遺餘力的鼓吹者和捍衛者。他認為資本主義體系之所以不穩，是貨幣受到擾亂，所以貨幣最重要，貨幣是支配資本主義產量、就業和物價變數的惟一重要因素。除此之外，不需要政府幹預私人經濟，應讓市場機制完全地充分地發揮作用，只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是可以穩定的。
理性預期學派認為，人是理性的，總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由於經濟變數的未來情況事關自己的選擇和利益，個人會凋用自己的智力和資源，對它進行盡可能准確的推測。人們會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可得的信息，按照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對經濟變數的未來情況做出預期。由於理性預期的作用，市場機制能確保充分就業均衡，政府幹預經濟的政策要麼歸於無效，要麼加劇經濟波動，是不必要的，因此，得出了古典式的結論：國家不會比個人或企業做得更好，自由市場競爭機制仍然是經濟發展的最好機制。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學教授盧卡斯．他以經濟人的理性行為和理性預期假設為前提和立論基礎，用貨幣周期模型論證和說明了經濟波動的原因，並得出了凱恩斯主義政策無效、無需政府幹預經濟的結論，他強調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從而在宏觀經濟學領域引發了一場「理性預期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