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元經濟學

㈠ 神經元經濟學的深化與拓展

關於人類理性行為的神經生物學基礎與實證
關於「理性」，經濟學家阿爾欽曾經有一個著名的解釋，那就是所謂的「as if」理論。但演化心理學家認為，我們的心智是我們自身長期演化的產物；如果「理性」真能使我們在生存競爭中取得優勢，那麼它就不僅僅看起來「好像」是「理性」的；因為我們的神經系統已經被自然選擇所「塑型」，專門用來解決那些看起來似乎是「理性」的問題。揭示這一過程的真實機制，而不僅僅滿足於所謂的「as if」，則成了神經元經濟學家的一個首要任務。這方面的研究雖然開始不久，但已經取得了一些非常令人鼓舞的成果。
在過去10多年間，有關這方面的研究，通過神經生物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共同合作，在動物和人身上進行了一系列奠基性的實驗。其中最重要的有傑弗里·薩爾和他的同事在范德比爾特大學所做的「單球實驗」，普拉特和格林切爾在紐約大學神經科學中心所做的「雙選提示博彩」，帕克和威廉·紐森在斯坦福大學所做的關於神經元編碼和映射的實驗。通過這些實驗，已經基本證明了，包括人在內的動物神經系統確實能夠計算每種行為可能的滿足度。在選擇行為顯得似乎是「理性」的情形下，由神經元對輸入的「信號」（相當於經濟學中被決策者觀察到的客觀變數）進行「編碼」（相當於柏努利所設想的與決策者自身狀況相關的主觀評價）。然後，那個被編碼為具有最大滿足度的信息將形成一個「贏者通吃」的局面，並進一步「激發」其他神經元，成為一個惟一被神經系統執行的行為。神經元經濟學家把這個經過編碼的信息叫做「生理期望效用」，它與柏努利當年提出的主觀期望效用理論非常接近。雖然，現代經濟學已經不再直接地把一個物品的價值與另一個物品進行基數意義上的比較了；然而，當靈長類動物進行經濟選擇的時候，對它們進行電生理學測量的記錄則表明，基數效用是有其神經基礎的。
進一步的研究還證明，位於靈長類動物「中腦腹側被蓋區」和「黑質緻密區」的「多巴胺神經元」（一種以化學物質多巴胺作為神經遞質的神經元），直接負責對外部事件的回報值進行編碼。沃爾弗蘭·斯庫爾茲和他的同事們發現，這些神經元以一種特殊方式被外部信息「激發」：即它們的活躍程度不是取決於外部信息的絕對強度，而是在「邊際」上取決於兩次連續信息的相對強度；由於被編碼的信息實際上是一個帶有主觀性的「預期回報值」，因此神經元最終的激發程度即「激發率」就取決於所謂的本期「預期回報偏離值」，而本期「預期回報偏離值」則取決於「當前的回報值」與上期「預期回報偏離值之間的差額，用一個遞歸計算公式可以表示為：
其中:FR為激發率;RPE為預期回報偏離值;CR為當前的回報值。
由於這個公式是斯庫爾茲實驗小組從上千次動物實驗的數據中歸納出來並且又經過嚴格驗證的，因此被認為具有很強的真實性。熟悉理性預期學說的讀者也許會發現，它與這一學派的早期創始人之一約翰·穆斯關於人類理性預期的假設非常接近。
神經元經濟學關於人類理性行為的研究也許稱不上什麼突破性的發現，因為從某種角度看，它只不過重復了主流經濟學200多年來有關人類行為的基本假定。但其重要意義在於，這一研究與以往所有的經濟學傳統研究不同，它不是在邏輯上、而是在經驗上實證了人類行為的理性機制；從而使「理性」不僅僅只是作為一種「假設」，而是具有了某種「本體論」的地位。無疑，這是對傳統經濟理論的一個重大深化。
進一步看，這些研究雖然只是對傳統認識的深化，但其中仍然包含著一些可能引發「範式革命」的重要因素。在對靈長類和其他生物所做的神經元決策實驗中，不斷增加的證據表明，在所謂的「經濟行為」方面，我們人類遠沒有經濟學家曾經設想的那麼「獨一無二」。例如，猴子在博弈中能夠得到與人一樣有效的混合策略均衡，甚至鳥類也能通過「系統有序地改變它們的效用函數」來調整風險偏好以適應環境。如果人類的行為是物種長期演化的結果，那麼一個合乎邏輯的推論是，我們的經濟行為應該接近於我們的動物遠親，而不是截然不同。對此，格林切爾評論說，「這或許是神經元經濟學所有結論中最有富挑戰性的，因為它將引發一個對經濟學家來說深入人心的假設的置疑，這個假設認為，做出決策既是人類特有的能力，也是一個強大的理性能力」。如果理性能力並非人類所特有的生物稟賦，那麼它是否意味著，面臨挑戰的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甚至還包括了自古希臘和啟蒙運動以來所有的哲學和哲學家們，需要在一個新的、實證的基礎上對「理性」的定義進行某種必要的修正。
關於人類趨社會性的神經生物學基礎與實證
上述研究雖然從實證角度揭示了人類理性行為的神經生物學基礎，但它並不意味著神經元經濟學忽視了早期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對人類「非理性行為」的關注。當然，這里所謂的「非理性行為」是指與人類經濟活動相關的、狹義的「非理性行為」，比如投資沖動、偏好倒置、經濟活動中的利他行為，等等。不過，與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不同，神經元經濟學更為關注對人類行為中具有利他主義傾向的所謂「趨社會性」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神經元經濟學基本擺脫了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傳統的經濟與心理的二元動機模式。事實上，從被演化塑型的神經決策機制上對人類的經濟動機和心理動機作出統一的、一元論的解釋，正是神經元經濟學對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傳統研究方法的揚棄。
「趨社會性」是社會學家塗爾干早年創造的一個概念，它包括我們人類普遍具有的同情心、感激心、責任心、愧疚感、羞恥感、公正感等道德情感。人類行為的「趨社會性」之所以引起經濟學家的重視，與解決單次囚徒困境中的合作問題有關。傳統思路把單次囚徒困境視作重復博弈的一個「子博弈」，則人類的「理性」能力，包括試錯、學習與討價還價，可以導致博弈雙方的合作。不過，最近的研究表明，大多數關於人類合作的實驗證據來自非重復交往，或者重復交往的最後一輪。非實驗的證據同樣表明，不能輕易用「互惠」來解釋日常生活中人們解決沖突的一般行為。把「趨社會性」作為合作的前提，最早可以追溯到伯格斯特朗和斯塔克1992年的研究。他們證明，親屬或鄰里之間在標準的單次囚徒困境博弈中可以產生合作。沙利2001年的研究則證明，如果博弈雙方帶有斯密意義上的「同情共感」，在嚴格的納什條件下，也可以有「合作解」。最新的研究是桑塔費學派經濟學家金迪斯和鮑爾斯所做的，他們運用計算機模擬技術模擬了10-20萬年以前（更新世晚期）人類狩獵採集族群合作秩序的形成過程。由此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是，「強互惠」行為的存在，是原始族群內部維持合作關系的必要條件。所謂「強互惠」是指那些在團體中與別人合作，並不惜花費個人成本去懲罰那些合作規范破壞者（那怕這些破壞不是針對自己）的行為。顯然，「強互惠」本身就是人類「趨社會性」的重要體現。根據計算機模擬，只有成功演化出「強互惠者」，並由「強互惠者」對自私的搭便車者施行懲罰，才能在一個族群中建立起穩定的合作秩序。
人類「趨社會性」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個體的行為不僅從「自利」原則出發，通常還會顧及他人或團體利益。傳統理論往往在「理性」的框架下，用「跨期貼現」、 「互惠」或「聲譽」機制解釋這類行為。但現代神經科學的發現卻證明，這種解釋即便不是一個錯誤，起碼也是非常膚淺的。心理學家很早就觀察到，一個人體恤他人處境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天性」而非後天的學習。近10 年來，隨著「鏡像神經元」理論的逐漸成熟，曾經被大衛·休謨和亞當·斯密反復提及的人類天性中「同情共感」的能力，基本得到了科學驗證。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研究發現，包括人在內的靈長類生物大腦中央運動前皮層中，有一個被稱為F5的特殊區域，該區域的神經元不僅在受試者自己動作時被激活，而且在看到其他受試者的動作時也會被激活。於是，這些能夠對他人的動作在自己內心的呈現做出反應的神經元就被稱為「鏡像神經元」。Umiltá等人通過實驗證實，當一個人看見他人被針扎的時候，「鏡像神經元」做出的生理反映有如他自己被扎一樣。同樣的原理也適用於心理狀態，比如「情緒的鏡像」。Wickers等人通過實驗證實，受試者觀察到的情緒也會激活相關的「鏡像神經元」。這些科學發現克服了蘇格蘭學派當年的技術限制，使我們得以在一個新的基礎上重新審視休謨和斯密的「同情觀」。神經元經濟學據此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是：「同情共感」是一個物種不同個體基於「鏡像神經元」實現的「神經網路共享」，這種「共享」對個體之間的合作具有重大的經濟（效率）意義，因此是該物種在長期演化過程中被自然選擇所「塑型」的。今天，神經元經濟學家已經把這一理論用於研究語言的產生和演化以及它對博弈行為的深刻影響。
由「同情共感」所驅使的人類「趨社會性」，特別是「強互惠者」實施的懲罰，是一種明顯具有正外部性的利他行為。但這種行為的激勵機制是什麼？在得不到物質補償的情況下，人們為什麼不惜花費個人成本去懲罰那些違反合作規范的人？蘇黎世大學國家經濟實驗室主任恩斯特·費爾博士提出一個假設：如果這種行為無法從外界獲得激勵，那麼行為者只能通過行為本身獲得滿足。也就是說，這種行為是依靠生物個體的自激勵機制實現的。事實上，人和動物的許多行為都是依靠自激勵實現的。腦科學研究已經證實，對包括人在內的高等動物來說，啟動這類行為的機制是由中腦系統的尾核和殼核來執行的。比如我們人類的成癮性行為，像煙癮、酒癮、毒癮等等，都涉及這一腦區。因此，這一腦區在醫學上也被稱為「鴉片報償區」。費爾博士猜測，如果「強互惠」行為依賴這種自激勵機制，那麼做出這種行為時，人腦的這個部位就會被激活，而且行為的強弱與其激活程度正相關。於是，費爾和他的同事們設計了一系例實驗場景來激發人們的利他懲罰行為，並通過PET即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技術對行為者的神經系統進行觀察。實驗結果證實了這個大膽的推斷。
神經元經濟學對人類「趨社會性」的研究告訴我們，傳統經濟理論只在「自利」范圍內考察人類的偏好與行為是有缺陷的。事實上，包括「道德感」與「正義感」在內的「趨社會性」在維系人類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從而也就是維系人類社會的合作效率和組織效率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