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給經濟學

『壹』 什麼才是真正的「供給側改革」中國要搞的「

「供給側改革」一詞，是這兩年最為流行的經濟學詞彙。無論廟堂之高，還是江湖之遠，似乎不談「供給側改革」，便顯得有些落伍，有些不夠時髦。然而，到底什麼才是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改革如何解放生產力？
從當下普遍的簡單理解來看，供給側改革的目的似乎就是去產能、去庫存，而手段則是簡單機械地通過企業合並、強制停產等措施來減少供給，進而改善行業和產業鏈競爭格局，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
但對著名經濟學家滕泰先生來說，供給側改革則有一幅更宏大、內容更豐富的景象。在他最近出版的《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一書中，雖然不能簡單概括地回答真正的供給側改革應該是什麼樣子，但他通過從經濟增長的真正源動力、新供給如何創造新需求、新供給經濟的自身周期以及政府政策該如何促進新供給產生等角度，深刻而獨到得闡釋了這一問題。
誠然，目前以去產能為代表的供給側改革，自有其誕生的背景和意義。其誕生的背景在於，近年來傳統行業產能過剩，許多企業虧損嚴重，若不能在短期內扭轉經營狀況，相關風險的爆發將會對就業、金融體系和社會穩定造成巨大影響；至於其意義，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強制限產或者推進企業合並，能夠迅速改善行業競爭格局，減少產品供給，推動產品價格上漲，提升企業盈利能力，增強償債能力，進而降低金融機構所承擔的風險，避免造成企業破產以及由此帶來的大面積失業等問題。不過，這種通過行政手段強制干預經濟體系運行狀態的計劃經濟時代的措施，只能推遲中國經濟結構中存在的各種矛盾的爆發時間，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經濟結構，也不能提升中國的國際競爭力。
那麼，如何才能推動真正的供給側改革，實現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對此，滕泰先生構建了一套成熟完整的理論體系。他的出發點是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這與凱恩斯主義從需求端出發來分析經濟增長的動力是截然不同的。他認為，對於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應該回歸到財富源泉上。滕泰先生稱凱恩斯主義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只是短期價值實現的條件，而土地與資源、金融與資本、人口與勞動、技術與創新、制度與管理等五大財富源泉，才是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
同古典供給學派也從供給角度來分析經濟增長的理論體系也有區別的是，滕泰先生認為「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只是一種理想的狀態，在現實中有太多因素造成供給不能創造等量的需求。因此，政府不能像古典供給學派認為的一樣遠離經濟體系，而是要積極干預經濟，通過供給側改革創造滿足「供給自動創造自身需求」的社會條件，通過解放土地、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五大財富源泉的體制性改革來解除要素供給限制，形成新供給。
新供給建立以後，能夠持續創造新需求、形成新市場，它可以是一種新技術、新產品，也可以是一種新的商業模式或者管理模式。新供給對新需求的帶動具有乘數效應，即「一種供給的產生會對上下游供給產生帶動作用，一項產業的新供給不僅可以創造出對於該產業的新需求，往往還會產生引致消費帶動相關配套產業的需求，通過產業鏈而輻射到上下游產業，進而輻射整個經濟，通過供給擴張的帶動作用創造出成倍的新需求。」
作者認為，為了釋放要素限制，建立新供給，政府應該通過放鬆壟斷、解除管制、降低融資成本和減稅來放鬆行政供給約束，將資源配置的決定權交給市場，恢復企業的活力，使經濟增強可持續發展的動能。唯有如此，中國才能推進真正的供給側改革，促進經濟結構的轉型。
目前，關於供給側改革的書籍已然很多，讓人目不暇接。《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一書的不同之處在於，該書既能高屋建瓴地從宏觀角度和長期增長的歷史視野建立完整的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也能分條析理地就當下中國經濟面臨的具體困境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解決措施。
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專家學者，亦或是每一個關心中國經濟和未來的仁人志士，不管信奉的是計劃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理論體系還是凱恩斯學派的理論體系，這本書都是不容錯過的，畢竟，百家爭鳴方能啟民智，百花齊放才以興邦國。

『貳』 如何評價最近晏智傑發文批賈康的新供給經濟學

作為曾經的北大經濟學院的院長，經濟思想史是晏智傑的主要研究領域之一。這意味著，他對西方經濟學的歷史脈絡是清楚的。在經濟學的學術圈子裡，也是權威的。這是我們准確理解當前這場爭論的基本背景之一。晏智傑批評賈康，批評「新供給經濟學」的主要視角，就是經濟學史的。

在賈康、滕泰等「新供給經濟學」學者的表述中，「供給側-需求側」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分類標准，甚至是一個基本思考範式。據此，經濟學可分為兩類，偏重供給側的叫供給經濟學，偏重需求側的叫需求經濟學。某些經濟學家或某些歷史階段重視需求側，所盛行的就是需求經濟學；另外的經濟學家另外的歷史階段則重視供給側，盛行的是供給經濟學。「新供給經濟學」學者認為，現在中國的經濟環境與供給經濟學匹配，需要供給經濟學。
然而，晏智傑認為，在經濟學史中，從不存「供給側-需求側」這樣劃分經濟學的標准，不存在這樣一個思考範式，也從不存在什麼供給經濟學、需求經濟學。歷史上的經濟學家從未想過按「供給側-需求側」去區分經濟學，也從未把供給側和需求側割裂開來。
這樣以來，「新供給經濟學」的「道統」訴求成為非法。「新供給經濟學」學者通過「構造」經濟學史，為自己「構造」了一個撐門面的「道統」，一個「供給學派」的「道統」，自己正是這一「道統」的光榮繼承者。在滕泰的表述中，連亞當斯密也被歸為供給學派，儼然是供給學派的祖師爺。
在指出「新供給經濟學」偽造「道統」之後，晏智傑更有力的指責指向當下。他認為，「新供給經濟學」迴避，甚至阻礙「體制改革」。何為「體制改革」？就是促進市場機制形成的改革。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國企改革，一個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國企改革的目的是讓國企變成合格的經濟行為主體，而政府改革的目標則是讓其成為合格的市場經濟的維護者、守護者。

『叄』 什麼是中國新供給經濟學

認為新古典經濟學適用於經濟繁榮狀態，屬於微觀經濟學；凱恩斯理論適用於經濟主張放棄干預經濟，或實行公開的永久不變的政策。該學派還提出自然率

『肆』 供給側改革和西方經濟學中的供給體系有關系嗎供給側改革和工業4.0，

供給側改革對房地產行業主要體現在：三個新消費、新供給、新動力。從這三個角內度理解對房地產的影容響可能會更直接和明了。我國消費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以消費新熱點、消費新模式為主要內容的消費升級，將引領相關產業、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資迅速成長，拓展未來發展新空間。消費升級將主要體現在六大領域——服務消費、信息消費、綠色消費、時尚消費、品質消費和農村消費。相關第三產業也呈跨越式發展。數據顯示，中國電影票房正以一天一億元的速度快速增長，預計2017年市場規模將超過北美。業界預測，2025年我國體育產業規模將由目前約1萬億元一舉超越5萬億元。目前國內的供給體系，總體上是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同時存在著結構性的有效供給不足。「十三五」需要解決長期性的供給體系完善和供給結構的優化問題。事實上，房地產不僅依然有位置，而且位置還十分重要。一些相關領域的制度創新和配套改革，其實質是為房地產去庫存服務。

『伍』 經濟學中的供給學派是什麼意思

供給學派是 20 世紀 70 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一個經濟學流派。該學派強調經濟的供給方面，認為需求會自動適應供給的變化，因而得名。

該學派認為，生產的增長決定於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個人和企業提供生產要素和從事經營活動是為了謀取報酬，對報酬的刺激能夠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自由市場會自動調節生產要素的供給和利用，應當消除阻礙市場調節的因素。
該學派的先驅者是加拿大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芒德爾。 70 年代初，他多次批評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提出同凱恩斯主義相反的論點和主張。 1974 年他反對福特政府徵收附加所得稅控制物價的計劃，主張降低稅率、鼓勵生產，同時恢復金本位、穩定美元價值來抑制通貨膨脹。
芒德爾的論點引起拉弗和萬尼斯基的注意和贊賞，拉弗進一步研究並發展了芒德爾的論點。當時的美國國會眾議員肯普也很重視芒德爾的主張，他任用羅伯茨為他擬定減稅提案，聘請圖爾進行減稅效果的計量研究。

供給學派認為， 1929 ～ 1933 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並不是由於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當時西方各國政府實行一系列錯誤政策造成的，薩伊定律完全正確，凱恩斯定律卻是錯誤的。

供給學派重新肯定薩伊定律以後，進而確認生產的增長決定於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在生產要素中資本至關緊要。資本積累決定著生產增長速度，應當鼓勵儲蓄和投資。

供給學派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和企業提供生產要素和從事經營活動都是為了謀取報酬或利潤。因此，對報酬和利潤的刺激會影響經濟主體的行為。對實際工資的刺激將影響勞動力的供給；對儲蓄和投資報酬的刺激會影響資本的供給和利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能夠使生產要素供需達到均衡和有效利用。應當消除不利於生產要素供給和利用的因素。

供給學派指出，政府的經濟政策是經濟主體經營活動的刺激因素，其中財政政策最為重要。在分析經濟政策對行為的影響時，供給學派反對凱恩斯主義只注意政策對經濟主體收入和支出的效果，而是強調政策對生產活動的作用。

供給學派著重分析稅制對生產要素供給和利用的效果。他們指出，經濟主體從事經營活動所關心的並不是獲得的報酬或利潤總額，而是減去各種納稅後的報酬或利潤凈額。在累進稅制條件下，邊際稅率又是關鍵因素。因為經濟主體是否多做工作，或增加儲蓄和投資，要看按邊際稅率納稅後增加的凈報酬是否合算。

他們認為稅率影響經濟主體行為是通過相對價格變化實現的，稅率提高，納稅後凈報酬減少。就勞動力看，這意味著休閑對做工的價格下降，人們就會選擇休閑而不去做工，勞動力供給就會減少。就資本看，這意味著消費對儲蓄和投資的價格下降，人們就樂意把收入用作消費而不用作儲蓄和投資，資本供給就會減少。此外，經濟主體為了逃避高稅率，還把經濟活動從市場轉入地下。這些都會使生產要素供給減少，利用效率降低，使生產下降。

供給學派進而分析稅率與稅收的關系。因為稅收是稅率與稅收基礎的乘積，稅率變動既然影響生產，就必然影響稅收。拉弗首次把稅率與稅收的關系製成模型，畫在直角坐標圖上，這就是以拉弗命名的拉弗曲線。

供給學派認為，政府支出不論是公共支出還是轉移支付都或多或少起著阻礙生產的作用公共支出中有些是浪費資源，有些雖然對經濟有益，但效率很低。社會支出阻礙生產的作用較為嚴重。失業保險津貼使人們寧願失業而不去尋找工作或從事報酬低的工作。福利補助嚴重削弱人們儲蓄的積極性，滋長人們的依賴性，不僅不減輕反而擴大貧困並使貧困永久化。因此，他們主張大量削減社會支出，停辦不必需的社會保險和福利計劃，降低津貼和補助金額，嚴格限制領受條件。

供給學派認為，政府管理經濟的法律條例多數具有阻礙生產的效果。首先是加重企業負擔，提高產品成本。其次是企業為了遵守法律條例，不得不縮減研究開發支出和生產性投資，停止技術改革。更嚴重的是挫傷企業的創新精神和風險投資，造成生產率增長停滯。政府應當放寬對經濟的管理，增強市場機制。

供給學派雖然同意貨幣主義的基本觀點，但在控制貨幣數量增長的目的和措施上同貨幣學派大相徑庭。供給學派認為，控制貨幣數量增長的目的不應只是與經濟增長相適應，而是為了穩定貨幣價值。貨幣價值保持穩定，人們的通貨膨脹心理就會消失。在安排貨幣收入時，人們就樂意保存貨幣，不去囤積物資；選擇生產性投資，不做投機性投資。同時，貨幣價值穩定又是保證財政政策發揮促進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如何保持貨幣價值穩定，拉弗、萬尼斯基、肯普等堅持必須恢復金本位制。

供給學派的論點和主張受到西方經濟學界各方關注。凱恩斯主義者薩繆爾森認為，它既沒有經濟史上的有力證據，又缺乏理論分析上的合理推斷。

考慮稅率變動的影響時，片面強調對生產的效果，忽視對需求的影響，從而誇大減稅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對於供給學派所說減稅不會導致出現財政赤字，即使發生赤字對經濟也無任何妨礙，赤字會自行消失，認為純屬無稽之談。評論者一致指出降低邊際稅率是為富人謀利。因為全面降低累進稅率，高收入階層獲得減稅的好處要比低收入階層多。削減社會支出則使低收入階層直接受到損失。據美國城市研究所研究， 1981 年美國總統里根實施全面降低所得稅率和削減社會支出後，美國家庭收入分配不均程度顯著加大。評論者引用美國普查局公布的關於貧困線下人口連年猛增的統計，證明美國社會貧困加重。

政府幹預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並非政治家任意設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在資源分配和利用、保持經濟穩定、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干預和調節，對經濟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制訂生產安全、環境保護等法律條例，雖然增加了企業負擔，但保護了社會利益。

恢復金本位制將大大縮減貨幣供應量的增長，使經濟陷入長期衰退。指出貨幣歷史表明金本位並不能保證物價穩定。

『陸』 中國供給冊結構改革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政策主張有何不同

第一個誤區，過度炒概念。各個流派的學者，大家都從自己角度來解釋什麼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果僅僅停留在理論概念或學術層面，對推動改革是難有意義的。第二個誤區，就是將供給側改革等同於新計劃手段。如果相關的部門和地方政府認為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側搞規劃，開始用政府之手有代替市場之手，可能會走向新供給主義倡導的「放鬆供給約束和解除供給抑制」的反面，變成了新計劃手段干預經濟的借口，現在已經有人提出了這種擔憂。第三個可能的誤區，因為強調供給側改革，而忽略了需求側。中國經濟其實也存在明顯的需求不足，也就是說，主張供給側改革並不意味忽視經濟增長的另一面，投資、出口、消費這三駕馬車，雖不是財富的源泉和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但也是產品銷售和價值實現的條件。所以，主張供給側改革，不能將其與需求側刺激相對立，實際在西部，基礎設施投資等擴大總需求手段還是有很大空間。來自雲掌財經望採納謝謝

『柒』 經濟學簡單問題~~(供給需求曲線)

橫軸代表產量或需求量，縱軸代表價格，供給是一條斜率為正的曲線，減少供給，即曲線左移，與需求曲線的交點在最初點的左上方，即價格上升（縱軸的點）和交易量的減少（橫軸）。

得到這個的當然有很多假設前提：如：1：完全競爭市場，2：無互補品和替代品之類。

至於建議，沒啥好說的，堅持認真讀書吧。（做到堅持很難）。最好考研，這個年代不考研真意思。（學金融的人很多，但只有少數人才能拿高工資）

『捌』 試用總供給模型分析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近期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在此之前，「供給側改革」就已經被提出，並在不同場合被中央高層多次提及。這一新的表述引起了經濟學界的廣泛關注，許多學者都對「供給側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有的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一概念，有的則與中央精神相違背。因此，我們有必要認真梳理分析學者們對「供給側改革」的各種解讀，以期正本清源，更好地理解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准確含義。
大體上來說，經濟學界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解讀有以下幾類觀點。
「新供給經濟學」的觀點
「新供給經濟學」是最近幾年國內新興的一個學派，發起者主要來自政府相關研究機構或市場機構，他們的學術討論比較活躍，2013年成立了「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等研究組織。在近期對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討論中，新供給經濟學派發出的聲音比較多。
他們認為，主流經濟學理論的失誤在於強調需求側的分析，進而形成「需求管理」的政策主張，忽視了供給側和供給管理。之前國內一直強調的消費、投資、出口「三架馬車」推動經濟增長理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世界金融危機後，這種「需求管理」為主的宏觀調控方式已經引起了學界許多反思，因此需要探究相對應的供給側的動力機制。他們將「華盛頓共識」下的供給學派看作是頗有建樹的一個學派，認為該學派在美國的實踐過程中產生了非常明顯的正面效應，激發了供給的活力和潛力；但同時，該學派弱於結構分析、制度供給分析和政府的作為方面的深入分析，因此並不能完全適用於中國的情況。
在「新供給經濟學」看來，從供給側出發推動經濟增長的要素主要有五個方面：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創新、制度。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制度、科技和管理創新兩方面的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可能會更大。在下一階段的改革過程中，要通過全面的制度改革來化解高行政成本約束、高融資成本約束和高稅收成本約束，進一步釋放微觀經濟主體的潛力，提高經濟增長活力，提升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據此他們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議，包括：放開人口政策、健全土地流轉制度、實施金融化改革、鼓勵創新創業等。這一學派強調，當下改革過程中一定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要盡量不刺激或者少刺激，即使刺激的話也要考慮供給側的效果，要堅決抑制「政府萬能」的傾向。
應該說，我國上一輪的大規模需求刺激政策之後確實產生很多後遺症，這一學派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學界對於大規模需求刺激政策的反思。但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新供給經濟學」在理論層面和政策層面都存在不少漏洞。有學者指出，該學派反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理論，認為供給側的五大要素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事實上，他們搞混了宏觀經濟學中的短期和長期問題。需要明晰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適用於短期平衡的經濟理論。社會總供給的變化源於社會生產力水平的變化，在短期中不會改變，如果此時外生沖擊導致社會總需求偏離社會總供給，發生經濟危機，就需要採用需求管理政策來使宏觀經濟達到均衡。而經濟增長是一個長期問題，主流宏觀經濟學中有相應的經濟增長理論，以分析勞動、資本、技術等要素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影響，因此「新供給經濟學」的所謂理論創新其實並無新意。還有學者指出，該學派將供給側因素表述為人口或勞動力、資本、土地、創新、制度等，但這五種因素並不是簡單的平行關系，它們並非是在同一層面因素。勞動力、資本和土地是生產要素，創新和制度是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前者通過量的增加來促進經濟增長，後者是通過質的提升來影響生產力水平，進而促進經濟增長。更為重要的是，目前包括該學派在內的許多學者都集中在要素供給層面討論「供給側改革」問題，而我國現階段經濟運行面臨的主要問題卻在於產品供給層面。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概念，所要解決的主要是結構性產能過剩問題，也是強調要從產品供給層面入手。因此，「新供給經濟學」的解讀實際上與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差距較大，對理解和解決我國當前經濟問題作用有限。
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在需求側
當前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經濟面臨的最主要問題依然在於需求側，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必須以適度擴大總需求為前提條件。他們指出，現階段中國經濟嚴重下滑，主要還是由於總需求不足造成的，而造成總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自2010年以來，世界經濟復甦乏力，主要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速都逐漸放緩；與此同時，中國經濟自身也正處於一個6-7年的下降周期中，經濟結構性問題突出，內外兩方面因素疊加導致總需求疲弱。從各類經濟數據指標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已經偏離潛在增長率，當前物價已經出現了通縮傾向，這表明經濟幾乎處於最底部的階段，如果此時不採取適當的需求管理政策，經濟將會進一步下滑，造成更加嚴重的後果。
他們認為，政府主導的投資是應對當前總需求不足問題的主要手段。主要理由如下：其一，有效的投資能夠幫助我們補短板，改善產業結構，提高勞動生產力，例如對生態環境、能源資源、勞動隊伍、材料裝備、技術研發、前沿科學等廣義生產要素和國家戰略性資產進行持續有效的資本投資。其二，投資與消費是正相關的，有效的投資會創造價值、增加就業，進而增加家庭收入，促進消費增長。其三，中國還有許多投資機會，政府的投資機會仍然很多，特別是中西部落後地區。目前我國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程度只相當於沿海地區20世紀90年代末的水平，差距在15年左右，仍然存在海量的投資需求。因此，鼓勵政府主導的投資仍然是合理的。還有學者認為，當前的貨幣政策也應適當寬松，當前融資成本依然居高不下，寬松的貨幣政策短期內有助於中國經濟走出通縮的通道，中長期對結構轉型也有重要的積極影響。
當然，他們認可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但強調政策的輕重緩急。在他們看來，在當前經濟嚴重下滑的情形下，要謹慎、適時地推行供給側改革，防止供給側改革抑制消費需求或者投資需求。有學者提出，需求管理和供給側改革是可以結合起來進行的。比如，在經濟下行時進行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是一種需求管理政策，也是供給側的補短板措施。這種政策短期提高了需求，又可以在長期降低交易費用，提高整個社會的生產力和競爭力。過去實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既增加了短期需求，也增加了長期供給。現在推行供給側改革的許多措施目的是增加長期供給，但也需要短期的投資才能實現。事實上，我國過去的和現在的宏觀政策，一直都是需求和供給相結合的政策，它既不是發達國家單純的凱恩斯主義政策，也不是單純的「供給學派」政策。
這部分學者主要從需求側解釋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有助於我們更加全面的認識當前中國經濟形勢，更好的把握需求管理和供給側改革的辯證關系，具有積極的啟發意義。

不能將「供給側改革」與美國供給學派混淆
許多學者認為，不能把我國的供給側改革與美國供給學派混為一談。從經濟學說史的角度來考察，通過供給端研究經濟問題並非新鮮事物，從「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到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供給學派，都強調供給的重要性。但這類片面強調供給端作用的經濟學流派，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飽受批評：馬克思就對薩伊的經濟理論進行了徹底的批判；曼昆等經濟學家稱美國供給學派為「倒霉的」、「愚蠢的」經濟學，該學派的經濟政策實踐也曾經誤導美國經濟，對其造成沉重打擊。我國的「供給側改革」與「供給學派」有著本質的區別，這點毋庸置疑。不過，有一些人錯誤地將「供給側改革」理解成採用「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對公眾造成誤導。一些學者針對這種錯誤傾向進行了批評。
上世紀80年代，美國里根政府以供給學派為理論基礎，在美國實施了諸如緊縮貨幣供應、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解除政府對市場的調控和監管、大幅度減低高收入者和大企業的所得稅率等政策，希望帶領美國走出「滯漲」困局。然而，上述政策的實際效果並不令人滿意，它使美國聯邦財政連年出現巨額赤字，經濟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供給學派」也隨之名譽掃地。目前，一些人不去正視這些事實，仍在鼓吹「供給學派」理論，重提實施該學派的政策主張，這不僅誤導輿論和政府政策方向，還有可能會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消極影響。
還有學者指出，應該全面正確認識對供給端的強調。事實上，我國一直以來實施的許多經濟政策都是供給側和需求側相結合的，比如產業扶植政策、鼓勵科技創新政策等等。同時，一些人提出的供給不足的證據站不住腳。比如，許多人都將「中國人大量從海外購物」作為國內供給不足的證據。事實上，日本作為中國人最常去購物的國家，每年接待的中國遊客數量不足300萬，很難代表整個中國的需求和供給狀況；大部分國人進行「海淘」，買的都是國外比國內便宜的商品，這反而說明了國內的「有效需求能力」不足，而不是供給不足。
一些學者進一步指出，更具危害的是，一些人假借「供給側改革」的名義，實則販賣「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這明顯違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有些信奉供給學派的學者主張，「供給側改革」要淘汰的「僵屍企業」就是國有企業，改革應該國有企業先行，淘汰一批落後國有企業，以「國退民進」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還有人認為，「供給側改革」過程中要加快土地流轉制度的建立，進一步明確私人對於土地的各項權利，這實際上是變相推動土地私有化；也有人認為，「供給側改革」要著重改善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徹底改變政府的干預主義行為，將政府的經濟責任嚴格限定在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上。類似的這些主張實際上都是「新自由主義」老生常談的葯方，與我國的「供給側改革」毫無關系，明顯有違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初衷，有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需要格外警惕。
客觀來講，一些學者的某些觀點過於偏激，但他們對於「供給學派」的批評，對於借「供給側改革」之名行「新自由主義」之實的別有用心者的尖銳批判，對我們正確理解供給側改革具有很好的警示意義。

『玖』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工作怎麼樣

參考：內容提要：我國稅收政策在支持科技創新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力促進了創新型國家建設，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結合《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出台的契機，把握財稅改革總目標和科技發展戰略，通過推進「普惠性」激勵政策、運用結構性減稅、總結示範區試點經驗、提高稅收政策的可操作性、鼓勵長期科技投資、加強創新成果商業化、建立人力資本的稅收激勵機制、改進相關工作和協調機制等措施，完善科技創新創業激勵機制，以期更好地發展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科技創新體系。關鍵詞：科技創新稅收政策激勵機制科技創新是促進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關鍵因素和「第一生產力」，而國家科技創新政策對於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構建國家創新體系，加速企業創新進程具有至關重要的導向作用。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這要求我們著力創新驅動，充分釋放科技創新拉動經濟增長的潛力，促進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目標和在進入經濟「新常態」的新階段打造經濟「升級版」的戰略任務的實現。近些年我國稅收政策在支持科技創新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成效，有力地促進了創新型國家建設，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有待在釐清政府與市場關系基礎上，深化科技投入體制改革，完善科技創新創業激勵機制，突破自主創新的體制和機制瓶頸，進一步優化稅收制度設計，落實和運用稅收激勵政策支持科技創新，更好地發展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科技創新體系。一、現行稅收政策支持科技創新活動的評價技術創新具有一定的公共品性質，完全由市場配置是低效的，這就決定了必須由政府參與其配置。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應是創新的主體，政府介入技術創新活動可主要通過運用財稅政策來糾正市場失靈，促使技術創新的外部效應內在化，激勵企業技術創新。在政府的財稅手段中，稅收優惠支出對企業技術創新的激勵效應高於直接財政支出，而其執行成本低於直接財政支出。因為技術創新活動所具有的高收益性和高風險性，決定了企業技術創新收益的不確定性和不連續性，這往往抑制企業的創新慾望。而政府運用稅式支出激勵政策分擔創新主體的風險成本，會增加企業創新的收益預期，為企業自主創新增強動力。（一）現行稅收政策有力支持了全社會創新創業活動截至2013年，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為落實《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國家「十二五」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等發展戰略出台的政策文件中關於稅收激勵、稅收優惠措施達100多項。流轉稅方面的稅式支出，涵蓋了軟體、動漫、集成電路、重大技術裝備、IT、醫葯產品、科研設備、科技企業孵化器等。所得稅方面，涵蓋了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軟體及集成電路產業、動漫產業、技術轉讓、創業投資、企業取得財政性資金、各類科技獎金等8大項稅收優惠政策。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以所得稅為主體，具有一定創新體系特徵的科技稅收政策體系。1.以結構性減稅支持科技創新首先，在所得稅稅收優惠方面出台措施激勵企業創新活動。一是進一步明確享受技術轉讓減免企業所得稅的相關優惠規定。2010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了《關於居民企業技術轉讓有關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10]111號），對企業技術轉讓的范圍、境內和跨境技術轉讓履行程序等作出了相應規定，以更好地執行有關的所得稅減免政策。二是完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所得稅稅收優惠政策。2010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商務部、科技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發布《關於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有關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規定自2010年7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在北京、天津、上海等21個中國服務外包示範城市實行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包括減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等。三是完善企業所得稅過渡期優惠政策。2010年，國家稅務總局發布《關於進一步明確企業所得稅過渡期優惠政策執行口徑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10]157號），對屬於高新技術企業，同時又處於定期減免稅優惠過渡期的企業，明確了所得稅稅率計算的有關規定。四是進一步完善國家鼓勵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固定資產加速折舊政策。2014年10月20日，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了《關於完善固定資產加速折舊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明確固定資產加速折舊企業所得稅相關政策。對生物葯品製造業，專用設備製造業，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製造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儀器儀表製造業，信息傳輸、軟體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等6個行業的企業於2014年1月1日後購進的固定資產，允許按不低於企業所得稅法規定最低折舊年限的60%縮短折舊年限，或選擇採取雙倍余額遞減法或年數總和法進行加速折舊。企業在2014年1月1日後購進並專門用於研發活動的儀器、設備，單位價值不超過100萬元的，允許一次性計入當期成本費用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這些凸顯了國家鼓勵企業科技創新的政策導向。其次，對多項即將到期的稅收配套政策以及其他稅收優惠政策予以補充和完善。例如，國務院《關於印發進一步鼓勵軟體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國發[2011]4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延長國家大學科技園和科技企業孵化器稅收政策執行期限的通知》（財稅[2011]59號），財政部、商務部、海關總署、國家稅務總局《關於繼續執行研發機構采購設備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1]88號），財政部、海關總署、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修改〈科技開發用品免徵進口稅收暫行規定和〈科學研究和教學用品免徵進口稅收規定〉的決定》（財政部、海關總署、國家稅務總局令第63號）等。再次，對進出口稅收政策進行調整，促進產業技術創新。2010年，財政部、工業和信息化部、海關總署、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關於調整重大技術裝備進口稅收政策有關目錄的通知》（財關稅2012]14號），對部分領域所需重大技術裝備進口（部分關鍵零部件、原材料）稅收政策進行調整，鼓勵企業開展技術創新。2.各地進一步提高稅收政策的可操作性。各地紛紛發布文件增強稅收激勵政策在本地區的操作性，近三分之二省（市、區）出台了落實企業研發費加計扣除政策的具體實施法。2006年以來，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科技部等有關部門出台的《關於企業技術創新有關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財稅[2006]88號），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印發〈企業研究開發費用稅前扣除管理法（試行）〉的通知》（國稅發[2008]116號），科技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印發〈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法〉的通知》（國科發火[2008]172號），科技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印發〈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國科發火[2008]362號）等文件，對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高科技企業稅收優惠、研發儀器設備加速折舊、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扣除等政策的適用范圍、條件和程序等作了明確規定，有力提升了企業創新創業活力。截至2011年底，全國有24個省（市、區）就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政策出台了相關操作性文件。北京、天津、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江西、河南等地出台了本地區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的具體實施法。部分地方在示範區域開展稅收政策改進試點，先行先試，有所突破。比如，中關村科技園區出台的試點政策—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對中關村科技園區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有關研究開發費用加計扣除試點政策的通知》（財稅[2011]81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對中關村科技園區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有關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扣除試點政策的通知》（財稅[2011]82號）。這方面的政策突破主要體現在：一是將示範區內科技創新創業企業為在職研發人員繳納的「五險一金」（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工傷保險費、生育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新葯研製的臨床試驗費等費用列入研發費加計扣除范圍；二是將示範區內科技創新創業企業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扣除比例由2.5%提高到8%，且超過部分准予在以後納稅年度結轉。目前，上述相關政策已推廣至上海張江、武漢東湖和安徽合蕪蚌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綜合試驗區）。北京市還制定出台了《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北京市財政局北京市國家稅務局北京市地方稅務局關於印發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技術秘密鑒定法（試行）的通知》（京科發[2011]471號）等配套文件。主要突破點包括：一是允許國家新葯、國家一級中葯保護品種、經審（鑒）定的國家級農作物品種、新一代信息技術、國防專利和技術秘密等6類創新成果作為核心自主知識產權申報，擴大核心自主知識產權的范圍；二是降低高新技術企業認定門檻，對注冊滿半年不足一年的企業，可申請認定高新技術企業，發藍底證書（不可享受稅收優惠）；三是對技術專家在認定組織工作中的評價內容進行調整完善，技術專家不再對科技研究開發管理水平、企業總資產和銷售額增長率指標組織評價。這些地方提高稅收政策可操作性的具體實施法，使得企業能更好地利用政策加大研發方面的投入，推進科技進步。3.稅收政策落實方面取得進展。據統計，2011年各地的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惠及2萬多家企業，減免稅額超過252億元。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總數及所得稅減免額創新高，政策對推動區域經濟轉型升級起到重要作用。2008年至2011年間，對全國6萬多家高新技術企業減免稅總共2259億元，同期這些企業上繳的稅收是2.1萬億元，其專利和新產品佔有率都佔了三分之一以上，政策效益是非常明顯的。2010年度，全國高新技術企業因享受15%稅率優惠而減免的企業所得稅為687.71億元，26個省（市、區）享受15%稅率優惠的高新技術企業數量較上年增長了43.8%；6個省（市、區）享受稅率優惠的高新技術企業超過1000家，佔全國高企總數一半以上；15個省（市、區）減免企業所得稅額超過10億元。[1]可見，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及稅收優惠政策對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起到重要作用，成為新興產業發展和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企業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扣除政策的實施取得新進展。2010年度，江蘇、遼寧、廣東、新疆、大連、海南、寧夏、安徽、北京、山西等10個省（市、區），有9.4萬家企業享受了企業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扣除政策。其中，江蘇、遼寧和廣東三個經濟發達地區省份享受政策的企業較多，合計占上述10個省（市、區）的91.49%。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有3618家企業享受了該政策，同比增長159.7%，全區企業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抵扣的應納所得稅額為1.73億元，同比增長159.7%；廣東省享受政策的企業數同比增長35.8%，全省企業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抵扣應納稅所得額為12.29億元，同比增長45.43%；大連市有3212家企業享受了該政策，企業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抵扣的應納稅所得額為4.64億元；遼寧省（不含大連）享受政策的企業數同比增長8.4%，全省企業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抵扣應納稅所得額為3.64億元，同比增長8.1%。（二）現行稅收政策支持科技創新的不足之處1.政府稅費規范性程度不夠，促使企業成為創新主體的機制和政策有待完善。我國企業稅外的收費、罰款等負擔還存在過多、過濫、隨意性大等問題，雖經多年整頓清理有所改進，但還不能令人十分滿意。政府制定和實施稅收激勵政策的同時，需要配套規范對企業的各項收費，真正減輕企業創新創業的壓力。另外，各級政府部門在制定政策和實踐當中，對企業是投入主體的認識往往還不夠到位，需進一步劃清政府與市場的界限，用少收多留、普惠激勵的方式激活企業科技投入的積極性。2.對創新的核心要素人力資本的激勵力度不足。科技創新，人是第一要素。但長期以來，相關制度尚未充分體現對人力資本的足夠補償和有效激勵，現行科技稅收政策中對人力資本激勵措施存在著缺陷與不足，缺乏完善的對科技人才的稅收激勵機制。人力資本的稅收優惠機制在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方面都有一定的優化空間。3.針對區域、基於企業資質認定等的稅收優惠偏多而聚焦企業創新活動的稅收支持不足。在多年稅收優惠政策陸續推出累積而成的稅收優惠支持格局中，針對不同區域（如區域戰略在高端取得批復認定）、不同企業資質認定（如是否取得「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的稅收優惠偏多，但聚焦於企業創新活動、特別是中小企業創新活動進而有效行使稅收手段的支持政策，則嫌不足。二、進一步落實和運用稅收激勵政策支持科技創新的建議（一）把握《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出台的契機，加快稅制改革，形成有利於科技創新的稅收制度環境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6月30日審議通過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明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2016年基本完成重點工作和任務，2020年基本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總體方案確定了預算、稅收和財政體制三大關鍵改革領域。制度環境對技術創新過程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政府作為制度環境的供給者，所制定的法律、法規政策都對技術創新產生重要影響。為使支持科技創新的稅收政策充分發揮效應，需要結合財稅改革總體目標和科技發展戰略，深化稅收制度改革，有效清理、整頓、歸並、降低稅外負擔，從制度體繫上優化支持企業為主體科技創新的稅制框架和環境。（二）總結經驗，再接再厲，根據創新活動特點，進一步落實運用稅收激勵政策1.推進創新政策體系中「普惠性」激勵政策的實施。「普惠性」激勵政策有助於充分發揮市場對技術研發方向、路線選擇、要素價格、各類創新要素配置的導向作用，引導企業成為技術創新決策、投入、組織和成果轉化的主體。應繼續推進稅基式的稅收激勵政策，調動企業從事科技創新的積極性，充分體現政府扶持科技創新的政策意向，全面落實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普惠性措施，重點是落實其操作方案和實施細則。2.進一步運用結構性減稅支持科技創新。加快「營改增」步伐，通過在電信等行業引入增值稅抵扣機制，減少重復征稅，支持相關行業發展中的專業化細分和「內生的」升級換代努力，積極發展互聯網時代以商品流通、物流配送等為表現的網路經濟鏈條，同時以培育新興產業為主線，進一步推進結構性減稅政策。3.總結示範區試點經驗，逐步在全國推開研究開發費用加計扣除新政策。可加計扣除的研發費用范圍較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業從事研發的積極性，不利於激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應積極總結評估財稅[2011]81號文、財稅[2011]82號文等政策在北京中關村、上海張江、武漢東湖和安徽合蕪蚌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綜合試驗區）等地的實施效果，進行適當調整和優化，擇機在全國推開。4.根據創新活動的特點，繼續提高稅收政策的可操作性。應進一步分析認識創新活動的特點，在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中進一步細化當前政策的適用范圍、條件、程序、配套要求等細則，提高稅收政策的可操作性。推動現有政策的切實落實。比如，各地方政府應盡快制定出台專門針對研發儀器設備加速折舊、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扣除的具體操作細則。繼續運用技術轉讓稅收減免政策、技術先進型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企業過渡期所得稅優惠政策，並及時總結實踐經驗，對到期政策進行改進和完善。5.運用稅收政策鼓勵長期科技投資，特別應探索對產學研結合、集成創新研發等特定創新活動的稅收激勵政策。一般情況下，這類科技創新活動投資大，周期長，企業實際面臨的風險比較高。化解風險一方面固然需要依靠企業自身的技術和財務手段，另一方面，則需要政府採取稅收政策支持產學研結合的科技研發創新活動、目標長遠的階梯式成果轉化戰略和科技人才梯隊培養等，以降低綜合風險，激勵企業和合作夥伴創新。6.加強對企業創新成果商業化的政策激勵。制定有利於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科研成果向企業轉移的稅收激勵政策。同時，應配套考慮進一步完善科研成果產權界定方面的法律法規。7.強化優化對人力資本的稅收激勵機制。建立健全對人力資本的足夠補償和有效激勵機制，需從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入手，調整和優化有助於人力資本的稅收優惠政策，激勵科技人才的創新活動，促進全社會創新創業意識的培養與弘揚。可借鑒法國推行了30年頗有成效的產學教育協議制度。(CIFRE（)法國政府資助博士生到企業完成博士論文，企業通常與博士生簽訂完成論文所需的3年僱用合同。企業每僱用一名博士生，會獲得政府連續3年每年1.4萬歐元的補助，同時享有每年1.4萬歐元的稅收減免，但企業須向博士生支付不低於2.3萬歐元的年薪），探討結合中國實際的類似可行方案。8.改進相關工作機制和協調機制。要健全稅收優惠管理的工作機制，提高稅收政策的透明度，優化與企業、相關院校、機構的信息交流，及時客觀評估稅收激勵政策的實施效果。同時，建立稅務部門與科技部門的聯合工作機制，加強政策宣傳與咨詢服務，並結合知識產權保護等事項，在法律事務方面加強與司法部門的協調合作。【參考文獻】[1]方重：《企業自主創新與稅收政策相關性研究》，合肥工業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2]黃永明，何偉：《技術創新的稅收激勵：理論與實踐》，《財政研究》2006年第10期。[3]張文春：《稅收政策在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中的作用及其機理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4]趙志耕：《促進自主創新的稅收政策》,《中國稅務》2006年第5期。[5]韓潔，何雨欣，程士華：《支撐全局著眼長遠：深化財稅體制改革述評》。【作者簡介】賈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薇，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研究員

『拾』 經濟學關於供給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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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論文是議論文常見的論證文體，在對一些社會醜陋現象的批判與揭露上價值尤為突出，但學生在寫作中往往感到不知從何駁起，無從下筆。其實，這類文章寫作有一個思路，那就是：1、列現象，2、示弊端，3、探根源，4、指出路。本文適宜高中課文，魯迅先生的名篇《拿來主義》為例，對駁論文的這一特徵予以探析。
列現象
對現實中不合道德、有礙社會健康發展的現象進行列舉。事例選取的典型性，以求警醒人們；羅列的豐富性，以求引起讀者共鳴；修辭的多樣性，以求彰顯行文文采，增強氣勢。例：
單是學藝上的東西，近來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覽，但終「不知後事如何」；還有幾位「大師」們捧著幾張古畫和新畫，在歐洲各國一路的掛過去，叫作「發揚國光」。聽說不遠還要送梅蘭芳博士到蘇聯去，以催進「象徵主義」，此後是順便到歐洲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