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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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新結構經濟學怎麼樣

才雲鵬 當年韓偉養雞成了千萬富翁，很多大連人也開始養雞，但在那個瘋狂的階段，新的韓偉並沒有出現。個中原因就在於，他們不具備韓偉的養雞技術、資本積累和敏銳的市場開拓眼光。比較優勢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當然，這個比喻非常粗糙。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林毅夫將比較優勢的極端重要性及具體操作指向闡述得淋漓盡致，並力圖成為指導貧困國家振興的先驗性的措施文本。 從亞當61斯密開始，二百多年來，經濟學家們一直在努力破解經濟增長這個世紀難題，但舊有的結構經濟學對如下問題已經無力解釋：為何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在絞盡腦汁、筋疲力盡之後依然家徒四壁，盡管他們學發達國家學得像模像樣。那麼，為什麼這樣的照貓畫虎處處碰壁？在林毅夫的筆下，這樣的東施效顰，恰恰是南轅北轍，它將進一步摧毀該國的資源稟賦，使其原本具備的比較優勢喪失殆盡。正是其影響深遠的可怕性，敦促林毅夫將祛貧解困當成自己經濟學研究的首要任務，而美國的次貸危機和歐元區債務問題，並沒有在根源上動搖他的執著。 中國在幾十年間連續超過德國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說明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其間是有明確路徑可循的。但為什麼至今仍有許多國家處於貧困狀態？如果這條路真的存在，它的源頭在哪裡？《新結構經濟學》的寫作目的就是為了解開這個最讓經濟學家惹火的謎題。這是林毅夫在世行出任首席經濟學家四年的研究成果，不僅對發展中國家有巨大裨益，對中等收入國家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樣具有教科書般的指導性。 舊結構經濟學的捉襟見肘，新古典經濟學的廣受質疑，說明經濟學理論從來就不是一錘定音的東西。鑒於眾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現在，已經到了重新審視發展經濟學的現狀、從過去的經驗和知識中學習、提供新的思想和框架的時候了。而對新結構經濟學的實施前景，林毅夫給了一個樂觀而鮮明的藍圖，「只要政府根據本國的比較優勢採取正確的政策體系促進該國私人部門的發展，並充分發揮後發優勢，」那麼，「每一個發展中國家，包括那些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的國家，都能以8%或更高的增長率持續增長數十年，顯著地減少貧困，並在一兩代人的時間內成為中等甚至高收入國家。」這本書，就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其發展潛力的計劃指導書。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一國稟賦結構升級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時刻，根據它當時給定的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發展它的產業。」毋庸置疑，林毅夫提出的「雁陣模式」和「領頭龍模式」，將給更多的發展中國家以充滿誘惑的機會。但，如果沒有結構轉變，持續的經濟增長將不可能實現。現在，所有仍處於貧困中的國家，都是因未能實現結構轉變而導致。 新結構經濟學是實證的。無論是六、七十年代成功上位的日本、韓國及台灣、香港，還是充分發揮後發優勢的中國、模里西斯和智利，都從正面對此學說給予了充分的驗證。而韓國曾經走過的彎路及印度當年學蘇聯招致的沉淪，從另一方向描述了新結構經濟學獨具慧眼的科學性。 與書名略有巧合的是，林毅夫在本書中將自己和他人的辯論文章一起呈上來，在表現形式上推進了「新結構」學說。而敢於將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的批評聲音放在本書中，既是亮點，更是通過這種辯論，展示作者不怕推敲、歡迎拍磚的現代學者風范。僅此一點，已足堪一贊。 新結構經濟學到底新在何處？雖然全書充滿了學術名詞和曲線圖表，但若想讀懂這本書其實也不難，只要您符合以下兩條的任一即可： 一，您的IQ超過120； 二，您多讀幾遍。

『叄』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哪一年出版的

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的「第一屆國家發展論壇」在北京大學舉，這次論壇的主題為「全球變革時代的中國」。中國2015年GDP增速為6.9%，是自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連續6年下滑，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試圖解答這個問題。他認為，要從全球變革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經濟的此輪下行，國際環境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問題不可忽視。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內部動力主要在擴大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林毅夫認為，世界經濟整體下行是導致這輪中國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他列舉了金磚國家、東南亞國家、發達國家三組數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比如中國2010年時GDP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時下降至6.9%。但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俄羅斯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3.7%。東南亞地區中，新加坡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5.2%，2015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2%。中國台灣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長速度只有0.7%。韓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6.5%，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2.6%。發達國家中美國的經濟表現似乎比較好，但2015年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只有2.4%。他強調，「這些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他們都沒有，但表現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增。分析下來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肆』 「新結構經濟學」新在哪裡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新在哪裡

「新結構經濟學」具有新意，一是因為它為廓清新自由主義思想與「華盛頓共識」政策葯方的迷霧提供了可能，二是它有潛力在更一般的理論意義上講清楚國家干預和市場機制之間的邊界，並且可以為更新穎的經濟學思路提供基礎。
經濟發展是一個連續過程，每個遵循自身比較優勢的國家都有機會在每一個發展階段調整和改進該階段的最優經濟結構
就相似性而言，「新」與「舊」結構經濟學都以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結構性差異為基礎，並且都承認政府在協助經濟從較低發展階段向較高階段提升時所起的積極作用。
然而，就政府的目標和干預措施而言，新舊結構經濟學卻有著諸多根本性的差異。
舊結構經濟學支持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採用違背經濟體比較優勢的發展政策，通過行政手段和價格扭曲措施來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而新結構經濟學則強調市場對於配置資源的中心作用，並認為政府應在產業升級過程中對企業所面臨的外部性和協調問題起到因勢利導的作用。
新舊結構經濟學之間的差異，植根於對結構剛性根源的不同看法：舊結構經濟學認為，導致發展中國家難以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市場失靈，是由不正確的價格信號所外生決定的，而這些價格信號又被壟斷、或勞動力對價格信號的遲緩反應、或要素的不可流動性等因素所扭曲。
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無法建立起資本密集型產業，是由其要素稟賦結構所內生決定的；資本的稀缺、軟性和硬性基礎設置的落後都使得資源從已有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配置並不能給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帶來利潤。
同時，舊結構經濟學持有世界兩極化這種相當局限的看法，認為僅有「低收入的外圍國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國家」這兩類國家之分，因而也就相應地用兩點分布來描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
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則認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反映了包括很多不同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在內的發展連續頻譜。
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極分化的看法，使得舊結構經濟學家們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即經濟發展是一個連續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每個遵循自身比較優勢的國家都有機會在每一個發展階段調整和改進該階段的最優經濟結構，而這一點正是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
舊結構經濟學家總認為，外在的、政治和經濟都佔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讓初級大宗商品的價格進入下降的惡性循環，使得高度依賴資源出口的發展中國家成為依附於發達國家的受害者；而新結構經濟學卻否定了這種依附理論，認為在全球化不斷加深的世界裡，參與世界復雜多樣的分工正是發展中國家克服不利的歷史趨勢的機遇，藉此可以建立起符合自身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加速經濟增長，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新舊結構經濟學之間的另一主要區別，在於對經濟管理中關鍵工具的運用方式不同。舊結構經濟學認為，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系統性干預是從「發展中國家」轉變為「工業化國家」、實現現代化目標的核心手段，泛保護主義（如政府強加進口關稅以保護國內幼稚產業）、嚴格控制的匯率政策，以及在大多數產業部門設立國有企業等都是這種系統性干預的組成部分。
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視進口替代為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順產業階梯而上的自然現象，只要替代的產業符合變化後的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新的比較優勢。
然而，對於在低收入的、勞動或資源密集的經濟中推行傳統進口替代戰略，即通過財稅政策或其他扭曲政策來發展並不符合經濟體比較優勢、成本較高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則被新結構經濟學所否定。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過程，必須與反映物質人力資本積累和要素稟賦結構變化的比較優勢變化相一致；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新產業中的企業具備自生能力。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政府在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過程中的作為，應被限制在為新產業提供信息、為同一產業中不同企業的相互關聯投資提供協調、為先驅企業補償信息外部性，以及通過鼓勵外商直接投資來培育新產業這四個方面。政府必須有效承擔起在提供硬性和軟性基礎設置過程中的領導作用，以降低單個企業的交易費用，促進經濟體的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過程。

『伍』 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 新在哪兒

王見定教授挑戰諾貝爾經濟學獎

最近，英文版《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統一>專著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並陸續向國內外發行。這為王見定教授挑戰諾貝爾經濟學獎掃清了文字上的障礙，將此巨大成就展現於全球，並接受全球大眾的檢驗，這是一項百年不遇的成就。王見定教授經過30年的學習與研究，發現了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內在聯系與區別，運用這種嶄新的理論，對近400年歷史的統計學進行了科學的梳理，規范了整個統計學的發展，結束了100多年來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爭論。

由於經濟是通過統計學進行計量和分析的，所以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統一，必將全面提升經濟學的分析水平，根據1968年，瑞典中央銀行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宗旨：在於獎勵以科學研究發展靜態和動態的經濟學理論以及對提高經濟學分析水平有積極貢獻的人士。「顯然，王見定教授的《社會統計學與數理統計學的統一》理論完全具備了挑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水平。事實上，王見定教授已正式向瑞典皇家科學院遞交了申請201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全部材料。鑒於我國的歷史和現狀，為了使這項世紀成就不被埋沒，王見定教授建議由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為其提供推薦人。

註：王見定教授是我國早期的國際統計學會會員，國際著名數學家，具體內容可參見網路數學家欄目和」前沿科學「2008年第2期。

『陸』 《吉林報告》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近日《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研究報告（徵求意見稿）》一經發出，媒體上立刻引發了一場大討論。截至到8月30日，包括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中國人民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教授張可雲、香港科技大學金融系副教授劉學文等在內的多位專家加入到這場討論中，而對於各位專家提出的問題，林毅夫團隊也給予了回應。思客認真梳理了這場爭議的幾個核心議題，以饗讀者。

林毅夫團隊開出「吉林葯方」

8月21日，《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研究報告（徵求意見稿）》在吉林長春正式發布。

針對「如何振興東北經濟」，經濟學家林毅夫近日開出一劑葯方：吉林省轉型輕紡工業，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帶動重工業繼續發展。

質疑二：只談發展，不談改革，很難讓經濟可持續發展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提出，《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研究報告（徵求意見稿）》中，基本沒有強調改革體制機制的問題，如果只談發展，不談改革和治理，是很難讓經濟得到可持續發展的。

田國強：既然是產業政策方面的建議，那應該是在說要由政府來主導。

不像個人和民企決策，提出具體產業政策，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政府政策一旦出錯，其影響是全面和長遠的。所以，應該有風險意識和防火牆意識，讓政府盡量減少在經濟活動中的風險。

同時，《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研究報告（徵求意見稿）》中，基本沒有強調改革，體制機制的問題，如果只談發展，不談改革和治理，是很難讓經濟得到可持續發展的。

與田國強的觀點類似，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公司金融研究室研究員張躍文也指出，吉林經濟問題源於非經濟因素，需要政府通過「自我改革」為區域發展添加活力。

張躍文：吉林目前最缺乏的是讓關鍵生產要素有效結合並且發揮效益的土壤和環境，吉林經濟問題源於非經濟因素。政府作為積極行動的主體，在吉林經濟振興中需要發揮更主動的作用。這種作用不是要政府拿多少錢來辦企業，也不是僅僅讓政府出台多少政策減稅降費。而是請政府加快「自我改革」，為企業和創業者松綁，為社會保障兜底，主動減政放權，裁減機構和冗員。

回應：要結合產業發展,討論制度改革的針對性舉措

8月29日課題組成員惠利撰寫文章指出，認為報告沒有論述制度改革重要性的觀點，可能存在一定的誤讀。

惠利：體制機制問題的確存在，需要不斷深化改革，但指望體制機制改革，產業就會自發升級，不符合經驗事實，有待商榷。

至於上海財經大學田國強教授認為報告沒有論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的問題，可能其存在一定的誤讀。事實上，我們在報告里專列一章來說明「助推五大產業集群譜系壯大的五大推手」，從企業培育、招商引資、投融資與產業引導基金、要素聚集與雙創、宣傳推廣與跨區域合作五個方面來促進企業培育和產業發展，就是為了給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我們主張結合具體的產業發展來討論對應的制度改革的針對性舉措。

質疑三：防止技術人員流失比「揚長補短」更關鍵

8月25日，中國人民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教授張可雲發表長文，提出東北如果不先解決人才流失的問題，優化經濟結構就是空談。

張可雲：吉林所在的東北地區而言，經濟結構並不是振興的關鍵症結。最值得注意的蕭條病病症是技術人員的大量外流。這種技術人員的流失導致老工業基地大出血。大出血不止，優化經濟結構就是空談。由此可見，防止人口特別是技術人員流失比經濟結構「揚長補短」更為關鍵。

回應：吉林想要留住人才，就需要促進產業發展

課題組成員惠利指出，一個地區不適合生存發展和人才「想留不能留」是有區別的，吉林想要留住人才，就需要採取大量措施促進產業發展，讓人們看得到在當地尋求職業發展的機會。

惠利：勞動力大規模背井離鄉地單向流動，主要是因為在本地沒有足夠好足夠多的產業可以吸納這些勞動力。而現有的產業不能提供一定的「就業安全度」，因此又出現了為大多數人所詬病的「一編難求」、擠破頭皮考公務員等現象。另一方面，健康的產業體系未形成，看看那些人口凈流入地區（如重慶、杭州、武漢等城市），並不是沒有體制機制問題，而是採取了大量措施促進產業發展，使得人們看得到在當地尋求職業發展的機會。

質疑四：新結構經濟學並不適合分析東北發展的短板

中國人民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教授張可雲在長文中表示，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的方法並不適用於區域發展。

張可雲：林教授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不適合分析地區發展的短板。原因在於，這一分析方法強調的主要是微觀企業層面與區域內稟賦的分析，而確定區域發展方向是一個戰略分析，這種分析需要在超越區域本身的地理界限的大范圍區域空間尺度展開。合理的區域發展戰略設計雖然重視區域內部要素稟賦，但外部機遇的把握比內部稟賦分析重要得多。

回應：林毅夫首發聲——理論不用來指導實踐，就永遠不會被驗證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回應這一問題，他認為理論從實踐中來，也要到實踐中去，只有反復實踐和認識，才能使社會科學的知識真能達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標。

林毅夫：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尚在幼年時期，大多總結於發達國家的經驗，而發達國家的條件和發展中、轉型中國家大多不同，因此套用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難免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遺憾。

但是，一個理論如果不用來指導實踐，就永遠不會被驗證，難於不斷完善。所以，為了達到「知成一體」的目標，我強調理論從實踐來，也要到實踐中去。在實踐過程中，如果其結果不能論證，就要根據新的認識，來完善認知，並以新知來指導下一步的實踐。只有這樣的反復實踐和認識，才能使社會科學的知識達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標，就像要學會游泳，就只能到游泳池、河裡、湖裡、海里去學，不能紙上談兵。

質疑五：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和中國有何不同？

香港科技大學會計系教授李系：現在的發達國家過去不也是發展中國家嗎？絕大部分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和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情形有什麼不同？而且我們很多經濟研究方法不也來自西方吧？

回應：「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要有機結合

對此，林毅夫回應道，新結構經濟學提倡的是「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兩者的有機結合。

林毅夫：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都在追趕，不同的地方是美國在建國後開始追趕英國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已經是英國的70%，而二戰後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始追趕美國時，其人均GDP只有美國的5%。

我不贊成直接套用發達國家的經驗，因為經驗的適用性和理論一樣，決定於其前提條件是否相似。

新結構經濟學提倡的是「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兩者的有機結合，而不是只強調「有為的政府」而已，遺憾的是許多人在談新結構經濟學時只提到「有為的政府」，然後其他人就認為新結構經濟學只主張「有為的政府」並以需要市場的作用，來評論甚至批判新結構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