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區別
馬克思認為商品之間按相同勞動時間的比例進行交換，就得出價值（交換價值）是一種人與人權力關繫上的勞動。價值是一種與總量相關的理論，表現了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而價格只是具體的成交價，即價值（生產價格）決定價值，價格因供求關系在價格上下波動。（這種均衡關系，是建立在非單一產品模型的以平均利潤率為重心的社會支配秩序均衡上的）
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定理是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所表示的剩餘價值或利潤的來源，即剩餘價值來源於工人的勞動，用馬克思的公式來表示，假設資本家用於僱用工人的工資或勞動力價值是4小時的勞動時間，然後資本家讓工人工作8個小時，剩餘價值是4小時，即8－4＝4。這樣的推論看似簡單，但卻具有重要的意義，即馬克思所表述的，價值與技術是完全無關的（不包含任何使用價值的原子），而只是表示人們之間支配被支配的的社會（權力）關系，因而馬克思的邏輯中根本找不到西方經濟學中具體蛋糕生產中的邊際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價值轉化為剩餘價值，以勞動為基礎的交換轉化為以剩餘勞動或獲取利潤為基礎的交換關系。
這一剩餘價值理論正是馬克思使用抽象方法分析價值理論所要得到的結論，或者說是馬克思所建立的勞動價值論的目的所在，即馬克思抽象掉所有的其它因素（如使用價值和勞動生產率），從而把價值歸為勞動，價值量歸之為勞動時間，由此來表明人們之間的社會（權力）關系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
而西方經濟學認價格代表的是優化資源配置的變數，價值是不必要的概念，被實物取代，研究加入了某種生產要素後，產出與個人偏好（效用）的相對關系。
即價格理論的邏輯，是建立在單一產品模型上的邏輯。（如市場均衡，供求均衡，而不是馬克思的以平均利潤率為重心的社會支配關系均衡，競爭形式也不同，西經的競爭形式是一種技術為主的競爭，而在馬克思的邏輯中，競爭是追求更高利潤率的積累式競爭。）
㈡ 概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
勞動價值論的一般邏輯構圖是勞動一價值一價格：旨在確立生成規定上的對象運動的連續性假說。這導致馬克思把價格歸結於價值，把價值歸結於勞動。這樣就從經濟形態的全領域中把握了生產和分配，同時揭示了「商品經濟形態」的發生。勞動是一個歷史范疇。價值是一個商品經濟范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出發點。 馬克思以他創立的勞動價值理論為基本立論基礎，系統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及其市場經濟活動，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歸根結底，勞動價值論是關於商品生產與交換的歷史理論。
㈢ 急求一篇關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論文
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存在的主要問題
目前收入分配的積極因素是，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傾斜，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領域的勞動者以及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這些積極因素有力地支持了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但同時收入分配領域確實還存在著諸多不良現象和問題，突出的是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另外，收入分配行為不規范、包括工資支付不規范、工資提取不規范，分配行為不規范等等。
總的來看，目前收入分配的積極因素是，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傾斜，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領域的勞動者以及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這些積極因素有力地支持了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但同時收入分配領域確實還存在著諸多不良現象和問題，突出的是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從有統計數據的收入分配差距來看，最高收入者與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在以3.10％的增長速度擴大；最高收入者的消費性支出與最低收入者的消費性支出，每年正以1.81％的增長速度擴大；依據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變動情況，財富正在以1.83％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向少數富人集中。另外，收入分配行為不規范、包括工資支付不規范、工資提取不規范，分配行為不規范等等。整體收入分配結構仍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工資收入結構不合理、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等方面。不同收入群體分布形態不夠理想，低收入群體所佔比重很大。再分配還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與世界接軌存在距離。必須指出，收入差距拉大與收入分配不公不是同一概念。收入差距的合理拉大，老百姓能夠認同。引發不滿的主要是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前者是體制外收入如行業壟斷，後者是法制外收入如貪污腐敗。這些收入均屬不公正、不公平收入。對這類不合理收入導致的貧富差距拉大，群眾當然不滿。
公平和效率是一對永恆的矛盾。當平均主義盛行時，經濟效率受到嚴重的影響；但是物極必反，當城鎮居民間收入差距超過某個合理的界限時，這種新的社會分配不公同樣會影響到市場機制效率的發揮。
老百姓對收入差距拉大感到無奈
西方經濟學中所謂的「收入的外部效應」，就是指一個人對收入的滿足感並不僅僅取決於絕對收入，同時也取決於他的相對收入，即他與其他人收入的相對水平。大多數人具有嫉妒型的偏好函數，別人的收入與他的幸福感「負相關」，別人的收入越高，特別是相對於他自己而言的收入越多，他就越不幸福，越感到痛苦和不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絕對收入都增加了，同時人們的收入差距也拉開了。差距的拉大意味著一部分人絕對收入可能並沒有下降，但相對收入下降了，由此引起了部分社會成員的不滿。由於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合理、不合法因素造成的，這更加劇了人們的憤恨與不滿，這就是人們為什麼會「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的重要原因。美國史學泰斗湯因比曾經指出：人不僅僅是靠麵包過活的。無論人的物質生活可能被提得多高，也無法治癒他精神上對社會公平的需要。這就是為什麼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人們對收入分配不公的不滿情緒卻有所增加。
90年代初期，城鎮居民對收入差距過大曾經產生過強烈的不滿。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在1994年進行的一次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認為貧富差距嚴重和比較嚴重的占被調查者的72.8％，認為一般的佔12.6％，認為不嚴重或不太嚴重的僅佔7％，而且這一看法在社會各階層中具有很強的一致性，認為貧富差距問題嚴重的各階層的比例，工人為75.3％，幹部為80.3％，科技人員為71.4％，私營企業主佔75％。各階層對貧富差距的不滿程度如此之高，當時曾經引起過社會輿論的高度重視。
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不斷深入，城鎮居民一方面人們開始普遍接受市場的理念和運行規則，對收入差距拉大的必然性有所認識；另一方面由於長時間的消磨，初期的強烈抱怨情緒現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了無奈的沉默。2000年7月，根據國家計委社會發展研究所與國家統計局城調隊聯合對6個城市居民進行問卷調查，對當前收入差距拉大不太能接受和完全不能接受的占被調查者的36.5％，認為一般的佔40.8％，認為勉強可以接受和完全可以接受的佔19.7％。
城市貧困人數大幅度增加
長期以來，我們認為城裡人的日子比農村好過，因此除了少數傳統「三無」對象以外，城市裡根本不存在貧困問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下崗職工問題日漸突出，中國政府經過8年的探索，推出了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這是一個偉大的進步。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這似乎只是一條裝飾線，並沒有真正完全起到保護弱者的作用。
據民政部2000年9月份提供給國務院「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會議的背景材料，2000年6月份實際處於城鎮低保線以下的人口是1382萬，而當時領取城鎮低保費的只有303萬人。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大的差異？民政部的解釋是有多少錢辦多少事。
我在調查時發現有以下幾種情形：
（1）一些城市規定凡是處於勞動年齡以內的人（男，16－60；女16－55），沒有工作的一律視為獲得最低工資；
（2）一些城市規定凡是發不出工資或者沒有領到下崗職工生活費的，一律認為是單位對個人的負債，視同已經領取；
（3） 有的地方規定，凡是女同志帶有金首飾的家庭，不在發放最低生活費用考慮之列；
（4）有的地方規定，凡是家裡有電視、電冰箱等電器的家庭，不在發放最低生活費用考慮之列；
（5）有的地方規定，凡是家委會反映經常吃葷的家庭，不在發放最低生活費用考慮之列；
（6） 中央企業的職工家庭，地方政府不管；
（7） 集體企業職工家庭很難納入低保范圍；
（8） 縣城關鎮以外的家庭不管；
這都是比較普遍的情形，實際的條條框框比這還多得多，有的地方人們稱之為「12不準」，「16不準」。 城鎮低保線在實際執行時控製得非常嚴格，從而把許多應該救助，而政府無力救助的對象排斥在城鎮低保線以外。
中國城市的貧困問題被嚴重低估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貧困線定得偏低，不能滿足貧困家庭發展的需要，使得貧困家庭很難通過自己的努力重新回歸主流社會。
貧困人口到底有多少？美國大約有4200萬人。中國城鎮貧困人口的低線是1382萬人，那麼高線是多少？1992年全國總工會通過對5萬名職工的調查，得出全國貧困職工家庭人口數超過2000萬人。1994年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根據他們的有關調查推算，中國城鎮居民有近5000萬貧困人口（洪大用， 1997）。如果不以戶口為標准，而以實際生活區域為標准，這個數字還要更大一些。
截至2000年底，城鎮低保覆蓋面雖然為100％。但是實際救助對象只有320萬人，僅佔到城鎮總人口的0、8％，這個救助面顯然太窄。美國近10年來，每年享受貧困線救助的人相當於總人口的14.5％，印度救助的人口為6％，根據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具體國情，享受城鎮最低生活線資助的城鎮人口比例不應低於6％（絕對數2400－3000萬人）。盡管實現這個目標很困難，但是我們必須為此努力。
腐敗愈演愈烈
不合法的高收入會帶來反面的示範作用。非法經營、尋租活動帶來的高收入會嚴重挫傷合法權營者的生產積極性，破壞人們守法經營的意願，誘使更多的人從事非法經營活動或通過拉關系、走後門、疏通、行賄等尋租活動來增加個人利益，阻礙了市場經濟新秩序的建立，使經濟運行長期處於紊亂，低效的狀態。體制轉軌時期，舊體制被打破而新體制還未建立，這時制度不健全，法制不完善，由此產生的混亂使違規者有大量空子可鑽。他們以權謀私，權錢交易，非法經營，利用政策空子謀私利，獲得了大量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形成了一個利用制度不健全而致富的特殊利益集團。他們中有黨政機關的領導幹部和普通工作人員，有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有私營、「三資」企業的經營者，有社會上的各類不法分子。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相互勾結，權錢聯姻，彼此利益緊密相連。這個利益集團人數不多，但對各級決策層影響很大，其能量不可小視。為了維護既得的巨大利益，他們會極力阻撓新體制、新秩序的建立和完善以便混水摸魚。
壟斷行業令人發指
不合理的行業差距不僅不會調動積極性，反而會引起人們的不滿和攀比，加大各行業單位增加個人收入的壓力，導致個人收入份額擴大以及「吃利潤」、「吃資本」等結果，造成用於積累的公共收入下降，使有利於國家長期發展的資本和公共物品減少，阻礙了國家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地發展。
聯合國亞州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秘書處，對中國大陸和欠發達國家進行對比後得出以下觀察結論：從以往的經驗來看，顯著並在增大的收入差距，不利於富有活力的經濟成效和發展勢頭。事實上，嚴重的收入集中化強烈地阻礙了大多數民眾對發展的參與，從而妨礙了健康的經濟發展。不公平的現狀和不平等的機會起到了壞的榜樣，助長了國民無責任化傾向，破壞了社會公正的獨立價值和對國家的凝聚力、認同感。
綜上所述，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僅拖了共同致富的後腿，而且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帶來了一些不利影響。「兩頭大，中間小」是收入差距拉大的必然結果，我們必須敬而遠之：「兩頭小，中間大」是收入差距縮小的目標模式，我們必須為此奮斗。
㈣ 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論文)
一
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市場經濟機制的運行，中國經濟學的基礎究竟是什麼，成了許多經濟界人士關心的話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的關系問題再次擺在了我們的面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和內容的構成及在當今的作用和地位如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實踐性、科學性需要人們研究這樣的關系問題。
基本的爭議依然沒有變化。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經濟學，主要的推理過程一般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政治經濟學，而政治經濟學就是經濟學，所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經濟學，只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容不能完全等同於政治經濟學。「在當代通行的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二詞，一般都是作為理論經濟學而言，是論述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一般規律，為其他一切經濟學科提供基礎理論的學科。這時雖然名稱不同，但實際上是同義的。」[1]王振中同志用了較大篇幅的材料，來證明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是一致的，指出「現在風靡世界的所謂『經濟學』其實就是『政治經濟學』」。王振中同志還從馬歇爾到薩謬爾森的有關文章和著述中引證了這一觀點。得出的結論是：「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裡，能否通過弱化或輕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來發展政治經濟學？回答顯然是否定的。」[2]持這一觀點的同志應是為數不少的。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已有了不同，在中國政治經濟學已特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又是兩種特指：一種是以馬克思的《資本論》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一種是以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資本主義部分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1998年起國家教育部在高校恢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公共理論課就是這樣）。南開大學的谷書堂先生基本上是持這一觀點的，他在《再談經濟學在中國未來的發展問題》一文中，指出改革開放的實踐，使「政治經濟學作為基礎理論的地位受到了很大威脅，出現了基礎理論『缺位』現象」[3]。「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者注）由於自身理論體系的局限，不能為應用經濟學提供理論支持，從而使自己的基礎地位不能不處於虛置狀態。這對於一直從事這方面理論研究的學者來說，是一個很難接受的客觀現實。」[3]現在國內有不少學者正在創立《中國經濟學》，試圖擺脫關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的關系問題糾纏，事實上這些同志還是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是不同的，否則就沒有這一必要了。
本文中所要論及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的關系問題時，前者主要是指以蘇聯教科書資本主義部分為藍本、馬克思《資本論》及相關經濟思想或學說為主要內容的，如果脫離了這一點，討論也就沒有意義。我們不主張將一個人的學說和思想內容無限擴大，將一切後人的發展都概括到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中去，那也是機械的、唯心的、違心的。否則也就沒有建立「列寧主義學說 」、「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之必要了。
二
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不能簡單地等同於經濟學的。但長期以來有兩種認識：一種認為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區分開來，說明經濟學擺脫了階級性，增強了科學性。另一種認為將兩者結合起來才能充分展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作用與意義，證明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的經濟思想仍然是我國經濟建設的基本指導思想，我國的經濟建設才不會犯方向性錯誤。而我認為這兩種認識都具有片面性，對搞清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的關系都是不利的，也不利於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沒有及時形成好的經濟理論，常常出現理論落後於實際的現象，與這兩種片面認識是有一定關系的。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能簡單地等同於經濟學，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著自身特有的研究對象和特有的研究目的及其歸宿，可以說是由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及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決定的，這樣的認識絲毫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地位，不會影響馬克思經濟思想的作用，事實應該正好相反。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產關系，亦即在經濟活動中的人與人的關系（張仁德，1999年）。首先，經濟活動中存在人與人的關系，且又是一種最為基礎的關系，孤立的生產活動是不存在的。現代社會的經濟聯系普遍存在，單個個人的生存越來越困難了。馬克思抓住了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基本關系和人們的相互聯系以後盡情展現經濟理論，應該說是執了經濟活動的牛耳。通過對經濟活動中人與人的關系的分析，馬克思引入了社會經濟制度分析（基礎是產權安排），經濟活動狀態（企業內部與社會的經濟運行）、經濟結構的均衡設想（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和私有制條件下結構均衡的破滅——經濟危機）和社會集團成員間階級對立的論述。
問題是經濟活動中除了人與人的關系外，還有人與物的關系，即按馬克思講的社會生產力問題。這一點馬克思在他的經濟思想中有所涉及，但並非是為研究生產力而研究生產力的，對生產力自身的規律、要素、層次、分布等這些基本內容馬克思都沒有太多的展開。馬克思論及的生產力問題就象他研究使用價值一樣，是作為「商品價值的物的承擔者」來對待的，研究生產力不是他的本意，他要研究和揭示的目的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發展的必然性及其推動力，生產關系形式由低級到高級演進的事實過程，馬克思始終要抓的是社會生產關系運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此外經濟活動中還有物與物的關系，這一點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幾乎就沒有論及了。經濟活動中的物與物的關系，表現為替代品的生產，競爭物品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產業結構的是否均衡問題，馬克思關於兩大部類的生產對經濟活動中的物與物的關系有了觸及，但嚴格來說也是沒有從生產和產業結構調整的角度來說明，因而離社會生產與發展的需要是有距離的。
馬克思主義不朽的經濟著述中還有一個鮮明的思想，那就是人與人的關系表現為一種階級關系，是一個集團對另一個集團的佔有和壓迫關系，階級的爭斗是人類演進的直接動因。應該說階級和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的，我們不能因為今天階級斗爭的緩和而否定歷史的存在，農民受地主的剝削和壓迫，工人受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奴隸受奴隸主的剝削和壓迫都是階級問題都有階級斗爭，但問題是除此以外人們的經濟活動中既有階級關系還有親緣關系和一些可移性關系。親戚、家庭成員參與經濟活動，這中間不同的利益歸屬往往就很難用階級斗爭來說明。我們在這里講的可移性關系是指後發的社會關系，如同學關系、朋友關系、鄉鄰關系等。在中國這個崇尚做人為先的社會里，可移性關系處理的好壞會被認為比什麼都重要，為獲得親友和社會的贊許，財產佔有上的多寡往往會變得並不突出。
進一步講，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階級關系的存在，意味著對立關系的存在。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對立面肯定存在，這樣的分析與歷史發展的吻合大於隙裂。綿延不斷的被壓迫者的起義和抗爭說明了分析的正確性。問題是走向極端就會顯得不足，作為階級關系存在對立以外還有協調甚至合作的方面，從時日短長的角度看，協調和合作要多於對立和爭斗。階級關系間自我協調和合作的基礎是彼此間的適應，按馬克思的觀點來分析，新興階級處在上升時期還有它的進步性，其他階級還願意與其合作。可正是這樣的思想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被忽略了，當時代進入以階級合作為主的時候，人們就容易懷疑這一理論的科學性。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其創立時因市場經濟的各種表象並不充分，難免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後人在發展過程中又存在背離馬克思實事求是的精神，出於迷茫、投機、革命等復雜的心態，傳承多於發展、僵化多於創新，以致於一些人不是從精神，而是從詞句摘抄 來維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今天許多文章還總是在述釋《資本論》是如何先見，馬克思《資本論》分析市場經濟，我們今天也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那裡都有了說明，《資本論》的觀點仍然是我們的指導。他們居然忽視了馬克思並不認為社會主義應搞市場經濟的起碼知識，馬克思是分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導致資本主義滅亡的經濟根源之一。那種看似維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做法，其結果不是正確地弘揚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是封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套用一句流行的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將來也不是被誰打倒，而可怕的是會被一些看似馬克思主義的人捧殺。「左」是主要的危害，這句震人肺腑的話應猶在耳邊。
三
近百年來生產力的社會化程度迅速提高，科學技術的發展，國際分工與聯系的日益廣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發展，是誰也不會否定的事實。為什麼要發展？說明原有理論有不足、有缺陷。如何對待這一點很可能是問題的又一個焦點。我們認為從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看，既要「補新」，又要修篡，兩者都是需要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演變為主要任務的（我們也知道還有廣義的政治經濟學），但戰後以來，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演變有「脫軌」之勢，我們應該能認識這一點。第一是資本家的經濟人性質有了變化，資本家的純粹的經濟人身份開始向理性的經濟人轉變。純粹的經濟人唯一任由追求利潤而牽引，敢冒絞刑的危險，剝削工人不擇手段，對待競爭採取的就是你死我活，爾虞我詐的態勢。馬克思當時分析的資本家是吸收了亞當·斯密的純粹的經濟人觀點的：為了利益不惜一切。而理性資本家是現代資本家的主要特徵。所謂理性資本家可以從這幾個方面看出：①他們接受政府的宏觀調控。從這點講就會有「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的要求，就會要「犧牲」個別資本家的利益；②重視社會福利，為福利捐納稅利。福利事業從企業行為講是好企業救差企業，是盈利企業幫微利甚至破產企業；③關心公益事業，對社會文化教育事業有所投入。從目前我們國內的情況看，改革開放以後就吸引了不少資本在這方面投入。盡管他們的動機也許是各種各樣的；④理性分析經濟運行，避免了經濟運行中的部分盲目性。成熟的市場主體成為社會持續的均衡發展的主要力量。馬克思當時指出的資本主義條件下企業生產有組織有秩序，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況，從現今資本主義世界的情況看，多少因為市場主體的成熟而得到了一些避免。
第二個重要變化是企業制度及企業組織形式。現代資本主義佔主體地位的企業制度形式為股份制，股份制形式又有多種多樣，由資本家之間相互參股與控股、國家與資本家之間的相互參股與控股，其部分股份甚至還掌握在工人手中。從地區看參股和控股還超出了國界，形成了不同性質的國家、企業之間的相互參股和控股。社會主義國家的股份制企業中有本國的也有外國的私人資本家的參股和控股，社會主義國家也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興辦企業，搞參股與控股。股份制形式的多元化，既表明生產力的社會化程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也表明企業制度形式已與某一社會性質脫離了聯系，那種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初始形式——個人業主所有制被認為全資、全權、全利和全部風險的資本主義企業制度已不適應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需要了，也不再是資本主義的典型或經濟基礎。鑒於馬克思所處的時代，馬克思是以剖析資本主義初始的企業制度為範例的，這樣的企業制度事實上如馬克思講的適應不了社會化大生產，其「喪鍾已經敲響」了。自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企業制度作出精闢論述以後，資本主義接連不斷的經濟危機，也使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得不承認其制度的弊端（凱恩斯），有的甚至指出了這一制度的歷史性和必然毀滅。「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有一種固有的自我毀滅的趨勢，這個趨勢在它的較早階段可能十分明顯地表現為阻滯進步的趨勢形式」。[4]1929-1933年的大危機更是給了留戀資本主義個人業主私有制的學者、官僚們一記猛擊。羅斯福新政（1936年）和凱恩斯的經典理論《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訊》（1939年）終於出台。可以這么認為這些政策措施和理論，實際上是在馬克思對早期資本主義診斷的基礎上，開出的試圖拯救資本主義的葯方，資本主義所有制被迫從產權「明晰的個人私有制」（胡代光，1998年），轉變到社會間共同佔有的股份制形式，以既求得適應生產力社會化的需求，又求得利益和風險的共享共擔。資本主義股份制是一種資本社會化、管理社會化、（管理權）利益社會化和風險社會化的形式，股份制因其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組織形式的不斷變化，在資本主義生產力極大提高的過程中，具有極強的消化力，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從這里我們可以說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已經發生了不少變化，對私有制揚棄的股份制（恩格斯）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制 度的基礎。
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的關系 來自: 免費論文網
第三，當今社會個人身份的多元化，對階級關系起著一定的調和作用。它是戰後以來，甚至就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才迅速出現的又一種變化。新的知識經濟的出現，一代高科技人才，將資本運行和智力運行有機地結合起來，他們主要利用自己的智力作資本，加之以適量的貨幣資本（包括利用信用）很快佔領和拓展市場，成為新經濟的領頭羊，這些人通過自己的智慧而暴富，以致僱傭部分智力型勞動者共同參與知識經濟的運作，他們既僱傭他人勞動，自己往往又是最主要的勞動者，負責主要產品（軟體）的開發生產。對於這類企業來說，一旦這些人自己不再參加勞動，企業資本很可能會一文不值。另一種情況是一些人既是僱主又是雇員。這種情況目前我們國內已較普遍，在高校和私企中就有這種現象，一個人既受雇於某一企業，而自己又開有自己的公司，僱傭他人勞動。這類情況的出現很難使人分清，某一個人到底是資本家還是工人，是僱主還是雇員，還是什麼？所以個人身份的多元化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階級區分的邊界，表明簡單的階級分析方法解決不了這一問題。
實際上問題並不在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容與現實之間存在著什麼樣差異。就像前面說的，無論是誰，他們都承認馬克思主義學說需要發展，關鍵是說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現實有差異是不是就意味著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我們認為並不是這樣，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早期無產階級斗爭的學說，作為工人階級的聖經，有著不可替代的歷史意義和作用，它對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場競爭的無序性和社會干預與調配的必要性，推動今天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繁榮和文明有著深刻的影響。作為以推翻舊的資本主義制度為己任的馬克思、恩格斯，他們理論的靈念和先見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學者都不能否定的，無論是表現出對這一學說的害怕還是敬仰，都表明了這一學說的科學性。問題是一百多年的實踐和社會變化，尤其是經過了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的初始制度形態和資源配置方式轉變的社會，均面臨著新的建設和發展任務。尤其是象我們這樣處在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是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要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可能簡單地照搬照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我們的市場經濟與馬克思分析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有本質區別的，馬克思展望社會主義（馬克思本人從沒有正面肯定過社會主義）的是計劃經濟（有人把它歸之於列寧的發明），是沒有商品、貨幣的。硬是從馬克思的一些著述里找出一些言語來佐證某一個觀點是容易的，但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系統，是一種價值傾向，甚至是一種精神，片言只語代表不了馬克思主義。
從這里我們再回到開頭的話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否等同於經濟學，經濟學是否等同於政治經濟學。很顯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其特有的內容，若它等同於政治經濟學，那麼政治經濟學就不等同於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學。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學應該包括更多的內容，更廣的運行功能分析及定量的操作。如果我們的經濟學不能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問題，不能系統而深刻地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中的實際問題，我們就對不起馬克思主義，對不起馬克思、恩格斯為我們創立的經濟思想和經濟學說。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經濟和政治關系分析的經濟學說，承認他們有自己的特點和內容，那麼我們認為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是可以等同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誕生以來，它就成為了現代經濟學的血液之一」[2]。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研究經濟活動中人與人關系的經濟學，現實社會中經濟學離不開政治（王振中，1999），在現代社會更是如此，經濟學不會因為加上了「政治」兩字而變得大逆不道。加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科學」，恩格斯說過，「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一個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後，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合於一切生產和交換的，最普遍的規律」[5]。作為歷史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本來就沒有想要解決一切社會的一切經濟問題，假如我們一定要讓一門本質上屬於歷史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承擔解決現實一切經濟問題的責任，實在有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本意。
迄今為止，純而又純，普遍適用的經濟學還沒有出現。
西方經濟學中許多概念、范疇、原理也同樣並不完全適用於中國的經濟建設，甚至不適用於西方國家自己，現在有人試圖通過將經濟學分為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來擺脫政治的影響，建立一門超國界、超時空的經濟學，其嘗試之心可嘉，但其功效實屬徒勞。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既要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吸收西方經濟學的方法，更主要的是要以中國經濟的自身運行為出發點，在不同的時期建立不同的經濟 學說，那種希望一勞永逸地建立一門中國經濟學無異於懸木求魚。
㈤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剝削理論的一個應用
戊戌六君子是指中國歷史上清朝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由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推動光緒皇帝實行「新政」結果失敗，六個主要參與者被殺。他們是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
其實我國歷史有記載的政治上共有六起六君子事件， 戊戌六君子是其中的第五起。
第一起：南宋寧宗時，右丞相趙汝貴受誣陷貶黜，太學士楊宏中等六人上書辯誣抗爭，被充軍五百里外，這是第一次見於史書的「六君子」。
第二起：在宋理宗時，丁大金專制用事，太學士劉黼，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陳宗上書揭發丁的罪惡，當時也被稱為六君子。
第三，四起都發生在明朝。明熹宗時，魏忠賢閹黨亂政，御史楊璉等70餘人彈劾魏忠賢，結果楊璉，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六人死於冤獄。天啟六年，魏忠賢再興大獄，將周起元，黃尊素等六人下獄，酷刑處死。世人將楊璉等六人稱為「前六君子」，周啟元等稱「後六君子」。
第六起：1915年，袁世凱復辟帝制，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如，胡瑛六人成立「籌安會」，為袁世凱復辟帝制充當吹鼓手，當時也被人稱為「籌安會六君子」。
中國歷史的「六君子」
中國史有記載的政治上的「六君子」事件，先後有六起。
南宋寧宗時，因右丞相趙汝愚受貴戚誣陷貶黜，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范六人上書辯誣抗爭，被充軍五百里外。這是第一次見於史書上的「六君子」。
第二起在宋理宗時，丁大全專制用事，太學生劉黻、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陳宗等人上書揭發丁的罪惡，當時也稱為「六君子」。
第三起是明熹宗時，魏忠賢閹黨亂政，御史楊漣以及魏大中等七十餘人彈劾魏氏。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六人死於冤獄。第四起為明天啟六年，魏忠賢續興大獄，將周起元、繆昌期、黃尊素、高攀龍、周順昌、李應升、周宗建等逮捕。高攀龍投池自殺，周起元等六人下獄受酷刑而死。世人將楊漣等稱為「前六君子」，周起元等稱「後六君子」。
這第五、第六兩起，則發生在清末民初，即戊戌六君子和「籌安會六君子」。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推動光緒皇帝實行「新政」，結果失敗，維新派林旭、楊銳、譚嗣同、康廣仁、劉光第、楊深秀六人遭殺害。這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一九一五年袁世凱為復辟帝制，授意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六人組成所謂「籌安會」，充當帝制運動的吹鼓手，當時也被叫做「六君子」。
歷史上的這六起「六君子」，前五起都是或反抗奸佞、或勵行新政的忠貞之士，唯有第六起是逆歷史潮流而動，與前五起「六君子」大相徑庭。更令人玩味者，第五、第六起「六君子」事件，都與北洋軍閥鼻祖袁世凱相關。是袁世凱，出賣」戊戌六君子」，投靠榮祿、西太後，從此官運亨通，扶搖直上；也是袁世凱，導演「籌安會六君子」粉墨登場，以便他自己黃袍加身，然而卻因此走向身敗名裂的道路。
㈥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不同觀點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不同
一、具體研究對象不同。
不管是馬經還是西經都是研究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但是具體的研究對象不同，或者說切入點不同。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對馬克思的這一論述存有不同解釋，但是一般認為，馬經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聯系生產力來研究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相互關系。
而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和政策問題。相對來說，馬經更側重對經濟現象背後的本質性的社會關系的分析，其建立的各種經濟范疇都反映一定的社會關系。而西經更側重對表層的經濟現象的解釋和預測，按薩繆爾森的規定，西經首要任務是對生產、失業、價格和類似的現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釋。當然，隨著理論的發展和現實的需要，這種具體研究對象的區別也不是絕對的，而是有交叉的，西經也會涉及到制度層面的深層分析，馬經也會分析經濟運行。
二、研究框架不同。
貫徹馬經的主線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馬經正是聯系生產力來研究該矛盾中的生產關系變遷規律。馬經從商品入手，以嚴格的邏輯得出其理論大廈的基石——勞動價值論，並依商品－貨幣－資本的邏輯分析了資本的產生；隨後，把目光從生產轉向流通，剖析了資本的周轉、循環和流通過程中本質和規律；最後，老馬從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高度轉向分配領域，提出了剩餘價值理論和資本剝削的本質，並說「資本自從來到世界，從頭到腳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在馬經那裡，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為主線，由價值、使用價值、剩餘價值、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論等構成了其基本分析框架。
在西經體系中，以供求的現實矛盾為出發點和主線，供求理論為核心，「經濟人」假設為前提，來展開分析。依次提出彈性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企業行為理論、市場理論、分配理論等等，構成了微觀經濟學體系。大危機和國家壟斷資本的現實要求，脆生了從總體上分析宏觀經濟運行的必要，這就是宏觀經濟學體系，也是以總供求理論為核心展開的，盧卡斯革命以後，基於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學分析成為了主流。國際經濟活動的實踐要求，使得微觀和宏觀分析體系延伸到國際經濟領域，構成了國際經濟學。可見，在以供求理論為核心的西經那裡，看不到馬經分析框架中的價值、使用價值，更看不到剩餘價值，看到的是由供給、需求、效用、成本、收益、邊際、均衡等概念構成的不同的分析框架。
三、方法論上的不同。
從19世紀20年代左右的李嘉圖悲劇以後到70年代左右的邊際革命和《資本論》的問世這段時期里，經濟思想領域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沒有一個亞當·斯密或者後來的凱恩斯式的核心人物，即使出了個約翰·穆勒，也不過是個折衷主義罷了。著名經濟學家樊剛稱這段時期為經濟學的「真空」。可以認為，李嘉圖悲劇後經濟學的這種分化路徑中，一個主要的不同在於研究方法上，或者說，經濟學說分別走上了馬經和西經的道路，這種分化是以科學研究方法的進步及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為前提。這種研究方法的進步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方法和邊際分析的數學方法。
從此，依哲學和數學不同的方法論，經濟學踏上了兩條不同的路，並且越走越遠，形成了兩個不同體系。當然，時至今日，這種方法論上的區別也開始走上融合，具體方法上，都遵從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現代人也在為馬經的數學化不懈努力，西經細想領域中也涌現出像哈耶克這樣的哲學大師。
四、利益立場不同。
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無疑具有一定的利益立場。馬經和西經是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立場的學說體系。
馬經是工人階級利益的代表，企圖證明商品價值進而社會財富是工人階級的勞動創造的，被資產階級佔有和享用的財富理應歸工人階級所有。西經繼承古典主義的階級立場，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企圖證明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是合理的，有利於提高效率，有利於全民福利，有利於把財富這塊蛋糕做大。即使出現了大蕭條和壟斷甚至國家壟斷，自由主義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出了個凱恩斯，呼籲國家干預，這還是在證明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合理性，沒什麼大不了，只要政府採取干預措施，就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像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更是自由主義的衛道士和資本主義私有制關系的堅決捍衛者。
五、理論形成路徑不同。
馬經基本上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人合作的結果，《資本論》的真正創作時間，大概從1844年前後馬克思研究重點從哲學轉入政治經濟學開始，到1865年底，結束第三部分草稿寫作，1867年第1卷的出版，也就是20年左右的時間，加上60到70年代對第2和第3卷的寫作和修訂，大概40年左右的時間。實際上，馬克思對《資本論》核心思想的創作時間集中在1850年代到1880年代這30年的時間里。
而西經是西方國家相當多的經濟學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從1870年邊際革命興起，馬歇爾的集成，到1930年代張伯倫等人對微觀部分的最終完成，從凱恩斯對宏觀體系的開創，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薩繆爾森的綜合，再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對自由主義的回歸，盧卡斯供給曲線對宏觀經濟學的革命，前後用了一個世紀的時間。正因為這種創作史的路徑的不同，西經比馬經經歷了更大的時空跨度，呈現流派繽紛的特點，並且西經的體系在內在邏輯上不如馬經。
六、結論不同。
以上談了幾點馬經與西經的區別。不管是具體研究對象的確定和研究框架的確立，還是研究方法的選擇，很大程度上是由立場和目標來確定的。那麼，以上種種的不同，最終匯聚到一點，就是馬經和西經關於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的結論上的不同。
馬經的結論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關系與生產力的發展不相適應，要進行革命，推翻重建。至於重建一個什麼樣的經濟關系來適應新的生產力發展，老馬似乎也不太清楚，沒有具體安排，只是提了提「科學社會主義」。總之，馬經通過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關系的辯證唯物主義分析的結論是，要推翻現有資本主義經濟關系，重建一個沒有剝削的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經濟關系。
而西經的結論相反是非革命論的，具體又有兩種表現。一種是保守派的自由主義，即自由放任主義，政府不用干預，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自動實現帕累托效率均衡。另一種是改良派的干預主義，即反對自由放任，更反對推翻重建，倡導政府幹預的改良措施，認為，只要發揮政府這只「看的見的手」的調節作用，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實行逆經濟風向的干預措施，就能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均衡。自由主義西經和干預主義西經在對待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的結論上存在分歧，正是這種分歧，促進了西經思想在20世紀的不斷進步。但是，不管是自由主義的西經，還是干預主義的西經，立場上和結論上都是和馬經唱對台戲的，都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證明資本主義制度合理性，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西經。
㈦ 馬克思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什麼區別
前者是個人理論為主，後者是以馬克思的理論作為基石和指導，後面不斷有人傳承、補充和發揚光大。
用武俠來比喻，前者可能是獨孤求敗（個人），後者應該可以算是少林武當（名門大派）。
㈧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時代意義是什麼/
馬克思是第一位把工業資本積累正視為經濟增長中心的現象的經濟學家。馬克思把工業資本區分為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兩部分，可變資本是用來購買勞動力的資本，相當於維持工人及家人生存基本需要的費用。資本家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由於存在收益邊際遞減規律，隨著資本--勞動比率的提高，收入分配將不利於資本所有者，資本的邊際收益下降將帶來利潤的下降。
馬克思對經濟發展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不僅從經濟學角度，而且在一個更為寬廣的政治和社會框架中分析經濟發展的問題。他的勞動價值論，資本積累等觀點都對經濟發展有重要意義。在近百年中，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階級概念在淡化，兩極分化得到緩解，中產階級已經出現，並且在成長壯大。這些跟馬克思經濟學都密切相關。
㈨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問題
考研內容哦，呵呵，祝你考研成功，我當時考研時領航的老師是這樣給我講的。（讀一次不一定能理解，你把下邊的東西按順序多讀幾次就會明白的）
簡單的說：要區分勞動力價值和勞動價值
1：勞動力價值：是工人為產出勞動力所投入的那部分價值,比如吃穿,教育等；勞動價值是工人生產所創造的價值。
2：工人要生產出價值，首先必須要產出勞動力（即吃穿教育等），產出的勞動力才能生產，創造出價值。
3：就是說：工人只是一個載體，資本家要通過這個載體創造出價值，首先應該給它吃穿教育等，然後再讓它產出勞動力，並生產出價值。
3：就是說：資本家給工人的工資應該包括勞動力價值（吃穿用）和勞動價值（勞動創造出來的價值），這樣就是等價交換。
4：但是資本主義工資制是：資本家說付給工人的是他們的勞動價值。但是實際上是付給的勞動力價值（即吃穿用教育等），實際的那部分勞動價值都被資本家剝削了（其中也包括了你熟悉的剩餘價值）。
5：因為工人往往不知道勞動力價值，而只知道勞動價值，所以當資本家說工資是支付的工人勞動價值的時候，其實是用支付給工人的勞動力價值代替了本應該支付給工人的兩部分價值的總和。所以說，資本主義工資制掩蓋資本主義剝削。
這種問題怎麼說都會不好理解，多看兩次，應該能理解的，希望對你有幫助。
㈩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有什麼區別為什麼我國要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導我國經濟建設
要弄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區別，首先要梳理好西方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馬克思的經濟學關系。我在這里談一談我對這三者的一點基本看法： 首先，我覺得要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嚴格區分開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產生於一定的社會背景，有一定的認識局限性，這是和馬克思當時所處的歷史背景分不開的，也是無可指責的。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雖然是傳承於馬克思的經濟學，但卻有很大的區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一門開放的經濟學、發展中的經濟學，是在認識領域上的一門與時俱進的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的鼻祖凱恩斯的《通論》在很大程度上就體現了馬克思政府幹預的觀點，正因如此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在其面世時，由於當時資本主義理論界對其不甚理解，以為是馬克思的代言人，從而遭到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理論界的猛力批判。 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開放性與發展性來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其他經濟學派所無法比擬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的事實證明：從總體來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是科學的。 當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還存在不足，很多領域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努力完善。如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和世界政治經濟的發展，出現了許多新情況，賦予了我們新的任務和新的挑戰，這也是任何一門經濟學和其它科學所要面臨的問題；其次，在借鑒西方經濟理論方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有待於進一步深入下去，才能成為更科學的思想體系；再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結合要克服滿目崇洋媚外的心理，在這方面，中國有沉痛的教訓，如泛市場化引起的問題：教育市場化、醫療、住房等等。 另外，為了大家能更深刻的認識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區別，我引用一位著名經濟學家給我們講的課的內容共大家思考： 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某些方面是有顯著區別的。下面以對現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分析的思路與方法為例，對兩者做一下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