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行為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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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大放小屬與意外之財（1）
李先生是一位老彩民，卻不是一位資深彩民，用李先生自己的話說，他買彩票純屬娛樂。他平時每周大概買10塊錢的彩票，不圖中大獎，就圖找一樂。這么多年彩票買下來，他也中了好幾回小獎。不過，他總是隨手就把這錢給花掉了，如果中了兩塊錢，就給小女兒買根棒棒糖；中的稍微多一點，到了幾百塊錢，就拿出去請朋友們吃飯，喝得高興了，還往往倒貼錢進去。這么多年下來，李先生的「彩票收入賬戶」里不但一分錢沒有，還往往有虧空，得拿其他的錢進來補。
後來，李先生居然中了大獎，獎金好幾百萬。這次李先生一反常態，沒有聲張，既沒有請朋友吃飯，也沒去給女兒買棒棒糖。回家跟老婆商量之後，夫妻倆決定把這筆錢存起來，等有機會拿出來投資。正趕上了金融危機爆發，投資環境不太好，夫妻倆就一直把這筆錢放在銀行里，到現在還沒動過一個子兒呢！
傳統經濟學有一個概念，叫「邊際消費率」。簡單來講，就是指每賺1塊錢，會將多少錢拿出來用……

② 怎麼快速忘掉前任

一段感情的開始往往是令人興奮、令人愉悅的。然而在愛情的世界裡既然有喜同樣也有憂，當緣分已盡或者面對著無法抗拒的因素時，分手可以說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甚至可以這么說分手後的初期，對於任何人來講都是十分難熬的，畢竟曾經相愛過並且在自己的記憶里留下了點點滴滴的回憶。那麼當分手以後如何才能夠快速忘記前任呢？！

其實還有一個應該是最為有效，但是卻有可能受傷更深的辦法。迅速的找一個「備胎」來開始一段新的感情，這種做法雖然可以及時有效的彌補自己在感情上的創傷，但是卻也有很大可能因為自己一時的「任性」而導致雙方彼此再次受到傷害。這也是我為何將其放在最後說出來的原因，畢竟感情不是兒戲，一段感情既然開始無論最後的結果如何，彼此之間肯定都是要投入大量的精力，恰恰印證了這樣一句俗話「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得不償失呀！

③ 生活中的行為經濟學有何感想

每個人每天都在面臨選擇和決策，但這些選擇並非全都是「理性」的，恰恰相反，人們過去的經驗、滿足的假想、不精確的參照系等因素的影響，時常會做出有損最大利益的「非理性」選擇。行為經濟學更深地洞悉了人們思維深處的奧秘，指出生活中「荒唐」決策的本質，探究非理性行為的規律，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會連續授給行為經濟學家的原因。
人們很多看似荒誕的經濟行為，其實背後都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操縱，它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比起亞當·斯密那隻著名的「看不見的手」，這只手更加敏感、細膩，帶著濃濃的人情味兒。研究人的行為規律，本來就是經濟學永恆不變的主題，所以。行為經濟學跟每個人相關，跟每個企業相關。它有時候像那個說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雖然道明了真相，但是人在面對真相的時候多少有點尷尬。

④ 為什麼買漲不買跌 生活中的行為經濟學

每個人每天都在面臨選擇和決策，但這些選擇並非全都是「理性」的，恰恰相反，人們過去的經驗、滿足的假想、不精確的參照系等因素的影響，時常會做出有損最大利益的「非理性」選擇。行為經濟學更深地洞悉了人們思維深處的奧秘，指出生活中「荒唐」決策的本質，探究非理性行為的規律，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會連續授給行為經濟學家的原因。 人們很多看似荒誕的經濟行為，其實背後都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操縱，它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比起亞當·斯密那隻著名的「看不見的手」，這只手更加敏感、細膩，帶著濃濃的人情味兒。研究人的行為規律，本來就是經濟學永恆不變的主題，所以，行為經濟學跟每個人相關，跟每個企業相關。它有時候像那個說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雖然它道明了真相，但是人在面對真相的時候多少有點尷尬。 這本書的突出特色是，既趣味盎然，又嚴謹系統，從個人的日常經濟行為包括投資決策到商家的營銷策略，讓人不僅看到了普遍實例中非理性的思維根源，更有觸類旁通的聯想和分析，讓自己成為更為聰明的消費者和投資者。 本書分上下兩冊，上冊主要解析人的日常消費行為中的誤區，下冊則更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個人的時間偏好以及投資行為。 書名《生活中的行為經濟學》作者董志勇，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院長助理。出版社北大出版社

⑤ 在現實生活中用理性選擇的理論來分析人們的經濟行為有什麼優勢

從行為人的直接心理經驗證實的角度來看，任何人的當前行為都呈現出三個顯著性特徵：一是占優性，即當前行為是特定環境中行為人的可能行為集中的占優選擇，換言之，行為人總是偏好當前行為，這意味著第一人稱視角下的任何行為都滿足偏好的內在一致性；同時，第一人稱所指的范圍只有行為者個人，因而，其偏好的外在一致性也滿足。二是最優性，即當前行為被行為人賦予了在第一人稱視角下總是最高的價值，這意味著第一人稱視角下偏好的最大化條件也得到滿足，當然，這里所指的偏好實現所帶來的滿足包含了對物質和非物質的滿足，這種滿足可以稱為廣義效用或者赫伯特·西蒙所稱的抱負水平（汪丁丁、葉航②，2003）。三是無約束性，即行為人總是認為自己是在主觀能力（主要指認知能力和行為能力）無限和充分利用信息的基礎上經過最優化而進行選擇的（事實上在第三人稱看來行為人的主觀能力和客觀能力都可能是有限的）。因此，根據理性行為的定義，當前行為的三個特徵表明了任何行為都是第一人稱意義上的完全理性行為，這樣的理解對多視角性和無歧視性地解釋復雜的人類行為選擇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特別是對於解釋單個行為人的非常規選擇狀態具有工具變數的相對優勢。比方說，雖然行為人的行為有可能在主流經濟學框架內是非理性的，然而，置換到自身視角來看這種行為依然是理性的。一方面，我們可以通過適當的中介指標從行為人的偏好序集中顯示同這種行為相關的內部信息；另一方面，我們也可結合行為人的行為狀態參數和相應的心理規律來推斷行為人偏好的排序關系而進一步了解行為人的歷史或預期行為。實際上，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加里·貝克爾(Gary S.Becker)認為，從自我意志的自由選擇的角度來看，吸毒、抽煙、酗酒甚至自殺等都是理性行為（汪丁丁、葉航，2003），所以，理性行為標準的劃分在貝克爾的經濟體系中已成雛形。
（三）理性行為的選擇及其決策依據
各經濟學流派關於行為人是否表現出了理性行為的爭論也傾注了不計酬勞的熱情。我們首先從長期和動態的角度來看，主流經濟學認為行為人事實上的行為選擇是理性的，市場是建立在理性行為人活動的基礎之上，即使存在某些非理性行為者，也會由於達爾文式的市場選擇機制而最終被逐出市場；或者，這些非理性行為者通過學習能夠演化成理性行為者（劉紅忠，2003），因此，從長期來看所有行為人都是動態的理性行為者，而市場也會內生地收斂於有效率狀態；主流經濟學研究的側重點是完全理性行為。其次，行為經濟學斷言現實中的行為人有可能長期和系統地偏離理性行為，從而，市場可能周期性或長期性地背離有效率狀態，行為金融學為這一命題提供了有力的實證支持，行為經濟學研究的側重點是非理性行為。順次，西蒙和新制度學派也堅持行為經濟學的這種理性行為觀，新制度學派與行為經濟學關於理性行為的主要區別在於，新制度學派側重於影響行為人行為的制度性因素分析（即關注人際間關系），而行為經濟學則側重於影響行為人的個性因素分析（即關注個性特徵）；行為經濟學與西蒙的理性行為觀也有一定程度的出入，前者側重於認為行為人的不完全理性是約束條件下最大化的起點，即名義上應該是最優性選擇而事實上是次優性選擇是源自行為人的不完全理性行為，而且前者傾向於理性行為程度較低的行為區間研究；而後者側重於認為行為人的有限理性是約束條件下最大化的終點，即名義上不能實現最優性選擇是源自只能達到次優性選擇這一事實，而且後者傾向於理性行為程度較高的行為區間的研究。因此，從第一人稱的視角來分析，任何條件下任何行為者的任何行為都是完全理性行為。
那麼，理性行為的內在依據是什麼呢？西方經濟學認為理性行為是最優化的結果。在確定性環境中，主流經濟學通過效用或利潤最大化方程式來描述行為者的理性行為，行為經濟學、新制度學派對此也沒有異議；在不確定性環境中，主流經濟學相繼建立了期望值效用和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決策方程式來解釋行為人的理性行為選擇，而新制度主義卻從堅持適當的制度安排的角度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來實現理性行為，同時，行為經濟學通過最大化前景理論中所提出的價值函數來解釋理性行為或非理性行為選擇。非線性概率加權的廣義期望效用理論（唐愛國， 2005）和引入了大量事件結果的有可能實現隨機占優性的累積性前景理論（薛求知，2003）的新近發展為行為選擇的解釋提供了更優的框架。
三、理性行為多重性的進一步分析
除了從經濟學角度，我們還可以從歷史辯證和形式邏輯角度來探討理性行為的內涵。
首先，從歷史辯證和統計角度來看，理性一詞的意義來源於西方社會中個人行為比較顯著水平的眾數性質。18世紀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物競天擇的市場機制和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價值觀促成了經濟活動中行為人普遍的比較趨同的「自利性＋最大化」傾向，為了從理論上描述這種普遍傾向，理性行為一詞便被歷史地賦予了特定的自私自利含義；顯見，如果西方社會中每個人都具有「利他性+最大化」傾向，那麼，理性行為就會被賦予利他性含義，因此，西方經濟學所界定的理性行為概念具有一定的歷史依賴性。同時，作為語言分析學范疇的理性行為一詞也具有符號變數和命題函項的功能，即如果西方學者將上述的普遍傾向指稱為其他名稱如「莫里」或「高金」等，那麼，也並不妨礙西方經濟學的邏輯、體系和功能上的完整性，只不過簡單地將所有數據中「理性行為」替代為「莫里」或「高金」即可。這意味著理性行為中真正值得上升到理論高度的現象就是個人行為的普遍傾向或顯著水平上的眾數性質，因此，理性行為的含義與個人行為普遍傾向的性質高度相關。比方說，如果將考察的范圍鎖定在某些宗教領域（如佛教）內，那麼，這個領域內個人行為的普遍傾向或顯著水平的眾數性質就是「利他性＋最大化」，因此，理性行為就賦予了「利他性＋最大化」的含義。同樣，如果將考察的范圍鎖定在我國真正共產黨員集體中，那麼，這個領域內個人行為的普遍傾向也是「利他性＋最大化」，此時，理性行為也賦予了「利他性+最大化」含義。事實上，這種視角具有成功的經驗基礎，例如，當時武器裝備和軍隊數量遠遠處於劣勢的共產黨軍隊最終打敗了國民黨軍隊，無數共產黨員和解放軍官兵視死如歸的利他行為，以及中國「兩彈一星」不朽工程中許多寧願放棄遠遠高於國內的豐厚的國外待遇而毅然回國的科學家的利他行為，顯然，我們說這些規模性的共產黨員、解放軍和科學家的利他行為都是非理性行為至少在邏輯的語言意義上是違背事實的。因此，理性行為的內涵不是外生的，它具有一定的必須謹慎提防的背景和范圍依賴性，所以，在運用理性行為一詞時，加上適當的限定詞就不會出現「肯定後件」的邏輯謬誤，如「西方社會中的理性行為」的提法比「普適的理性行為」的提法更具有邏輯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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