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經濟發展冷戰因素

⑴ 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時期,面臨的歷史機遇和挑戰分別是什麼

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在黨的十九版屆五中全會上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做出這一重大論斷，體現了總書記和黨中央對形勢任務的清醒認識和科學把握，為我們黨和國家謀劃新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全黨要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徵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

(1)亞洲經濟發展冷戰因素擴展閱讀：

針對國內形勢而言，我們要深刻認識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所帶來的新特點和新要求。社會主要矛盾是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的客觀反映。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進步和社會發展階段的升級，一個社會的主要矛盾必然會逐步發生變化。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黨作出判斷，「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後的社會生產」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主要是基於當時的生產力相對落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薄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社會奇跡，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即將實現。

⑵ 蘇聯解體後為什麼都變資本主義,而不是繼續是社會主義

蘇聯為什麼解體?

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
蘇聯的危機是在中歐和中歐共產主義制度同時遇到危機的背景下發生的。在每一個國 家裡有許多共同的危機原因，也有特殊的原因。匈牙利共產黨在卡達爾去世以後就解體 了。齊奧塞斯庫是在羅馬尼亞未經審判和偵查被槍斃的。80歲的雅魯澤爾斯基至今還住 在波蘭自己的家裡，受到大多數同胞的尊敬和關心。昂納剋死前本來是要坐幾年監 獄的 。日夫科夫是在家裡被捕的。
有一種想法把蘇聯的解體和蘇共的垮台首先同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聯系起來。在這方 面，波蘭和民主德國事件起了特殊的作用。柏林牆倒了，波蘭和民主德國的共產主義制 度倒了，無論是華沙條約組織還有經互會，還是蘇聯，都不可能存在了。在這方面，共 產主義在東歐的失敗不僅與西方的壓力有關，而且與天主教會也有關系。天主教會 的首 領羅馬教皇約安·帕維爾二世與里根簽訂了同東歐國家的蘇維埃統治作斗爭的秘 密協定。里根的一個顧問肯定地說，這是「各個時期最偉大的秘密同盟之一」。這些 都是很大 的誇張。梵蒂岡同白宮之間的各種聯系和協定無疑是存在的，「團結工會」 和瓦文薩在波蘭取得政權給蘇聯造成了不少困難。但是，反向的因果關系要多得多： 蘇聯的危機發 展了，它對東歐國家的壓力減輕了，於是，在這里一個接一個地發生了 「溫和的革命」 。
蘇聯的「外部帝國」在許多方面給蘇聯外部和內部穩定造成的困難比優勢更多一些。8 0年代初，基辛格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死後的蘇聯前途時就指出了這一點。他在1982年秋 天寫道：「一方面，蘇聯的國際政策沒有取得可怕的成功。據說，不只是開玩笑，蘇聯 是世界上惟一被敵對的共產主義國家包圍的國家。衛星軌道提供的因素不是為蘇聯 的發 展，而是為蘇聯經濟的衰落工作。」(《新聞周刊》1982年第48期)戈爾巴喬夫力圖減少 蘇聯在外部世界的義務——在非洲和古巴，在中東和亞洲，在東歐國家和阿富 汗，企圖 以此來增強蘇聯內部的能力。但是，我國的政治和經濟危機發展太快了，其 原因很少跟波蘭和民主德國的地位有關，很少跟里根和帕維爾有關。
戈爾巴喬夫的作用
蘇聯遭到破產是在戈爾巴喬夫處於我們這條大船的船長位置上的年代，他把這條大船 引向了「改革」和「新思維」的航向。誠然，大海當時很不平靜，危險時而從左邊來， 時而從右邊來，時而沿著航道直行。沒有用更好的方式指揮大船，船長自己也不太有信 心。同時，大船也太笨重，不那麼牢固，它既不能高速度，也不能載重，也不能急 轉彎 。結果，船長不能駕駛，我們的大船就擱在礁石上了，它丟了旗幟，部分地損壞 了。這是1985～1991年間事件的一般的非常簡潔的形象。然而，許多西方觀察家做出 了更加簡 潔的評價。他們認為，正是戈爾巴喬夫僅僅運用自己意志的力量扭轉了蘇維 埃帝國在東歐的航向，結束了冷戰，改變了自己國家的一切，開辟了從極權主義通向 民主的道路。 正是戈爾巴喬夫拋棄了「勃列日涅夫主義」，從阿富汗撤回了蘇聯軍隊 ，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階級斗爭，在對外政策中不是把狹隘的民族利益，而是把 全人類的價值放在 了首位。
戈爾巴喬夫的堅定支持者中有一些俄羅斯作者也寫了他在推翻極權主義過程中的作用 ，寫了他的偉大的歷史功績，甚至還寫了他在摧毀國家和他想要改革的制度以後終於遭 到了失敗。的確，他一個人搬掉了蘇聯社會的極權主義巨石。但是，他沒有控制住這塊 巨石，這塊脫落了鉚釘的巨石向下滾去，撞壞了似乎堅不可摧的基礎，沖散了許多 人和 許多機關，並把他們壓在下面。戈爾巴喬夫的反對者也通常把蘇聯和蘇共的崩潰 歸罪於戈爾巴喬夫一個人。他們對他做出了更加尖銳的評價，但不是談他的「功績」 ，而是談 他的「罪行」或「背叛」。「戈爾巴喬夫一個人能夠摧毀整個國家嗎?」前外 交官斯莫利亞科夫在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的一次會議上面對戈爾巴喬夫本人喊道，「很 可能，如果 這個人是總書記的話。」把蘇聯的崩潰歸罪於戈爾巴喬夫一個人的甚至還 有許多同他一起走過整個「改革」道路的人。
戈爾巴喬夫本人從來沒有承認過他力圖瓦解蘇聯，也沒有承認過他的行為客觀上幫助 了這場悲劇。他把蘇聯和蘇共崩潰的全部責任通常推給葉利欽和民主派，推給國家非常 委員會，甚至推給開始由雷日科夫、後來由帕夫洛夫領導的政府。「我不能承擔蘇聯崩 潰的責任。」戈爾巴喬夫在不同的場合多次重復過這句話。
我認為，從動機和效果來劃分，戈爾巴喬夫在他執政年代的行為經過了幾個階段。在 這方面，蘇聯和蘇共的崩潰從來就不是他的工作的明顯目的，也不是他的工作的隱蔽的 目的。在第一階段，戈爾巴喬夫力圖緩和冷戰的緊張狀態，加速蘇聯經濟的發展。隨後 ，他把重點轉到了發展國家和黨的民主上，轉到了「具有人的面孔的社會主義」概 念所 包含的一切工作中。發展公開性，重新審查許多過去對蘇共歷史的教條主義的和 虛偽的評價，也是戈爾巴喬夫的功勞。然而，戈爾巴喬夫做得不夠謹慎，雜亂無序。 他過高地 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和可能性，過低地估計了可能出現的敵對行為。他很少思 考克服出現困難的方法，他沒有依靠人民的支持，他立即著手如此多的事情，而忽視 了其中同樣多 的因素和情況，悲劇是不可避免的。蘇聯破產前的最後兩年，戈爾巴喬 夫的主要動機已不是改革，而是有關他在國家和蘇共中的個人權力的問題。他在這個 時期的主要功績是 拒絕集中使用武力。整個說來，戈爾巴喬夫的錯誤很多，他在蘇聯 解體過程中的作用很大，但是不像那些不喜歡他的人宣稱的那麼多。下面我試圖列舉 只是我認為最嚴重的戈 爾巴喬夫的錯誤。
錯誤的優先工作。早在1985～1986年，戈爾巴喬夫就不適當地安排了優先工作。工人 、農民和職員期待領導人解決的主要問題是生活水平低的問題。這是基本環節，抓住了 這個環節，就可以牽出其他問題的整個鏈條。只有迅速而明顯地改善特別是地方的生活 水平和質量的政策，才能保證居民對新領導的牢固支持，並為解決其他問題創造前 提。 然而，眾所周知，戈爾巴喬夫卻把加速發展機器製造業的任務放到了經濟工作的 首位。而在國內政策中，把反對酗酒和爭取「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反對「非勞動收 入」的任 務放到了首位。但是，機器製造業早在30年代初期就已經是優先工作了。借 助粗魯的行政措施反對酗酒和「非勞動收入」，不可能不引起大眾的不滿。戈爾巴喬 夫為了改變現 狀，在1987～1988年又把民主化和公開性以及政治改革的綱領提到了首 位。這得到了多數知識分子的支持，但沒有得到物質狀況繼續惡化的普通公民的支持 。在公開性和民主 化的條件下，在國家政權因為缺乏深思熟慮、匆忙行事的政治改革 而流失的情況下，國家居民的不滿情緒表面化了，而且針對戈爾巴喬夫本人和蘇共領 導。正因為如此，戈爾 巴喬夫從1989年末開始成了各方批評的主要靶子，不僅保守派 批評他，民主派也批評他。這是他個人的一次較大的震動。
在下面的影響和壓力下，戈爾巴喬夫開始改變經濟政策。反「非勞動收入」和反酗酒 運動停止了。通過了擴大個人勞動行為、合作行為和私人貿易的決定。城市裡出現了第 一批合作咖啡館、小吃店、飯館。城市郊區允許自由買賣私人住宅。開始了城市住宅私 有化。增加了別墅建設。取消了許多對利用園藝經濟和宅旁園地經濟的限制。所有 這些 都是通向正確方向的步驟。然而，同時並行的還有不斷增加的其他破壞性進程， 並且破壞性進程大於建設性進程。這里說的是輕率而匆忙地在蘇聯經濟中引進了市場 關系，破 壞了許多過去建立在蘇共威信基礎上的政權制度。加強蘇維埃權力的口號同 削弱「蘇共的領導和指導作用」的要求結合在一起。「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薩哈羅夫 手持這樣的 大標語站在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廳的入口前。然而，1989年樣式 的蘇維埃沒有準備管理國家，它們僅僅是作為黨的「傳送帶」而建立並開展工作的。 補償蘇共權力削 弱的建議和嘗試，是增加「改革領袖」個人的權力。這種建議和嘗試 是以建立蘇聯總統制為基礎的，而且是不成功的。不依靠國家現有的黨的機構，建立 某種新的比政治局和 總書記更強的權力制度，是不可能的。戈爾巴喬夫作為「改革領 袖」，只有在經濟和提高國家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實際成績以及在對人民至關重要 的其他所有活動領域取得 實際成績的情況下，才能夠保證全民對自己的獨立的支持並 依靠自己的政治資本和威信。但是，這樣的政治資本，1989～1990年的戈爾巴喬夫已 經沒有了。所以，蘇共權力和 威信的削弱，伴隨著戈爾巴喬夫的權力的削弱——不管 他是總書記還是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經受來自自由派、也來自保守派的壓力不斷 增大的同時，在普選中接受了人民 的委任狀，他陷入了政治的死胡同，怎麼也找不到 合理的出口。
過分匆忙的民主改革。在實行民主化時，戈爾巴喬夫做得太匆忙。同赫魯曉夫相似， 戈爾巴喬夫極端急躁，崇尚即興創作。同時，從權威主義制度向民主制度過渡，從極端 集中化向分散的市場經濟過渡，這不僅是大規模的實際的政治任務，而且是一個科學理 論問題。民主制度，這是一個復雜的關系程序和傳統體系，在一個國家裡不可能只 是按 照它的領導人的願望表現出來。民主的權力結構比權威主義的權力結構復雜得多 ，做一個民主的領導人比做一個獨裁者或君主要困難得多。在西方國家建立民主制度 ，經過了 200～300年的斗爭和革命，還要有經驗的積累和文化的發展。號召中國人民 在本國建立現代社會，鄧小平說需要100年，這是現實主義的態度。在蘇聯，可能需要 的期限短一 些，但至少也得25～30年。戈爾巴喬夫的某些反對者怪罪他實行「反革命 政變」或建立某種「超級權力」。但是，這些怪罪是錯誤的。戈爾巴喬夫的目的，他 自己也不清楚， 並且沒有比含糊不清的善良願望走得更遠。這些目的，在戈爾巴喬夫 的支持者和助手中沒有一個人能夠清楚地表述出來。誠然，戈爾巴喬夫削弱了黨的機 關的權力。1990年夏 天，我曾當選為蘇共中央委員，開始在老廣場度過自己的部分時 光。黨的機關，無論在中央還是在地方，都沒有實際的權力，他們只是無效地按習慣 工作。即使是蘇聯總統的 機關，當時也沒有任何權力，它甚至還沒有形成。蘇聯最高 蘇維埃也沒有實際權力，我 1989年曾當選為最高蘇維埃代表。國家發展了無權制度。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早在兩三 年前就對國家沒有任何影響的人和機關幾乎毫無阻攔地 填補了權力的真空。在任何情況下，這些都不是戈爾巴喬夫的人。戈爾巴喬夫未能扭 轉國家解體的這些過程。
戈爾巴喬夫的意識形態弱點。意識形態是蘇聯國家和社會的主要支柱之一，因此，任 何大的改革都需要意識形態基礎。這是蘇共領導人的一項困難的、但並不是毫無希望完 成的任務。社會主義的普遍原則可以同合理的市場經濟要求、同私有制的新關系共存。 但是，戈爾巴喬夫不是意識形態專家，他不懂社會主義理論問題的任何一種表述。 戈爾 巴喬夫掌握了極端簡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沒能把這種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 代用品推向前進。在對待經濟科學、政治科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管理科學方面 ，在所有 這些方面，戈爾巴喬夫都是一個極端膚淺的人。的確，戈爾巴喬夫提出過「 新思維」的口號。然而，他沒有創造出任何「新思維」。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 ，戈爾巴喬夫 沒有提出一個值得關注的新概念。戈爾巴喬夫宣稱，蘇聯的發展在1985 年以前脫離了「 世界文明的基本方向」，因此，必須將「孤立於其餘世界的蘇聯融入 」某個新的世界共 同體。本書的作者號召蘇聯公民今後要「按照世界法和文明世界的 規律」生活。然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空話，並且常常是荒誕抽象的概念。這些概念同 蘇聯領導人希望把蘇聯 的社會主義法律和原則強加給整個世界的企圖一樣錯誤和危險 。戈爾巴喬夫號召世界各國在民族原則的基礎上建設自己的關系，也是純粹的抽象概 念。西方專家們在這些宣言 中尋找他們不可理解的「狡猾」，隨後他們又驚奇地談論 戈爾巴喬夫的「不狡猾」。但這不是誇獎。當然，戈爾巴喬夫的確給國際政策加進了 新的音調、溫和和明智，而且， 他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爭論的題目。事情將如何發展? 悲觀主義者斷言，所有這一切都是一種裝飾，「新思維」也只是一種宣傳手法。但是 ，東歐的「溫和的革命」和德國的 統一，已經不是宣傳。西方懷著鼓舞的心情歡迎這 些事件，但也感到迷惑不解。怎樣解釋蘇聯的意想不到的讓步?前景如何?一位蘇聯學 家寫道：「由戈爾巴喬夫掌權開始的戲 劇才演了第一幕。」而第二幕便是蘇聯自身的 崩潰。
勃列日涅夫也不是一個意識形態學家，但他有一個以蘇斯洛夫為首的意識形態司令部 。然而，戈爾巴喬夫沒有這樣一個司令部。利加喬夫、雅科夫列夫、麥德維傑夫都先後 在政治局做過意識形態工作，他們是完全不同的人，他們各有自己的意識形態觀點。如 果相信回憶錄提供的證據，那麼戈爾巴喬夫的主要意識形態權威是他的妻子賴莎· 馬克 西莫夫娜。她曾經通過了運用社會學的副博士論文答辯。戈爾巴喬夫的意識形態 無助性，甚至在西方最深思熟慮的觀察家中也引起了困惑和不安。羅伯特·希爾早在1 990年就 寫道：「戈爾巴喬夫的困難是某些問題沒有答案。」社會學家們暫時還沒有提 出任何相關的建議。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充斥了陳舊的概念，趕不上生活的邏輯。 新的蘇聯領 導人怎樣才能用新的勞動倫理替換原有的激勵方法?公開性可能使作家們感 到像喝酒一樣舒服，但是，對於排著長隊購買真酒的普通人來說，由於戈爾巴喬夫的 禁酒而引起的 憤怒，可能比他們突然被揭發而引起的對斯大林的憤怒還要大。戈爾巴 喬夫不是因為克格勃和軍隊的反對，而是因為社會的抗議被拋在了後面。戈爾巴喬夫 自己承認，他應當 控制那個幾乎不可能控制的社會。任何人都不會懷疑戈爾巴喬夫的 坦誠。然而，社會的氣氛越來越緊張。許多人開始提出問題：「是否想過開始這一切? 」(《美國》雜志1990 年第10期，第94頁)
我們看到，戈爾巴喬夫已著手解決這些問題，但是，即使是解決很少一部分，他也無 能為力了。
戈爾巴喬夫班子的弱點。在蘇維埃政權年代，我們國家在科技方面、在軍事領域、在 某些生產部門培養出了強有力的領導幹部，但沒有在領域培養出強有力的領導幹部。在 普遍的意志品質和智力水平方面，斯大林周圍的人弱於列寧周圍的人。這種退化一直持 續到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在戈爾巴喬夫時期仍在發生。在戈爾巴喬夫時期 已經 沒有像柯西金、葛羅米柯、安德羅波夫、烏斯季諾夫這樣的人了，那些人決定了7 0年代 的政治領導水平。戈爾巴喬夫經常撤換高層領導人，但是，他在攆走那些不太無 能的領 導人以後，卻用更加無能但卻更加聽話的人頂替了他們的位置，雖然這些人很 快就跟他發生了沖突。戈爾巴喬夫不會識別人。更糟糕的是，他還有一個不好的、對 一個政治領 導人來說不能允許的特點：幾乎在每一次會見自己周圍的人、文化活動家 、人民代表時，戈爾巴喬夫總是在大部分時間里自己說話，不給對話者發言的機會。 有時候，戈爾巴 喬夫邀請人徵求意見，他自己卻講一個小時、兩個小時、甚至三個小 時，然後告別。他很不喜歡聽消極的消息，甚至政治局委員去向總書記報告，他也不 喜歡。戈爾巴喬夫對 批評意見反應遲鈍，他的最受歡迎的文化活動界的對話者後來也 指出了這一點。戈爾巴喬夫不是專制君主或獨裁者，是一個可以接近的人。但他不善 於做一個強有力的民主的 領導人。大多數會議，他都專橫地主持；會上，內部的不信 任和外部的自信奇怪地結合在一起。他總是預言，而不是做事，推遲了許多最重要的 決定。結果，「過場走了」， 但完全是按另一個方向走的。
時間損失和無所作為。戈爾巴喬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承認，他給改革損失了領導任期 的頭兩年。這是談話和思考的時間，而不是改革的時間。有力的改革是在1987～1988年 才開始的，但進行得匆忙而且方向不同，因此效果很少。戈爾巴喬夫這幾年工作極端緊 張，他什麼都抓，但什麼都沒有進行到底。1989年下半年，戈爾巴喬夫的行動開始 採取 防禦的性質。再過半年，積極的防禦被讓步所替代。戈爾巴喬夫既向保守派的壓力讓步 ，又向激進派的壓力讓步，還向西方的壓力讓步。他允許保守派建立自己的俄 羅斯共產 黨，他允許激進派在俄羅斯聯邦權力機關中占據決定性位置。對西方，他在 德國和東歐沒有任何補償地讓出了蘇聯過去的地盤。一位美國政治家後來寫道，「他 在我們的腳下 做出了一個又一個的讓步。」戈爾巴喬夫占據蘇聯總統崗位，長期無所 作為，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威信在各個階層的居民中迅速下降。「戈爾巴喬夫陷入了他 自己製造的旋渦」 。「困難越大，戈爾巴喬夫的權力越變成形式」。「問題不在於戈 爾巴喬夫會不會失敗，而在於這種失敗什麼時候發生和怎樣發生」。「戈爾巴喬夫的 權力只是在政治領域， 而在工廠和農場里沒有制度出台」。「戈爾巴喬夫的總統職位 是哈哈鏡的王國」。這只是1990年6月西方報刊文章的部分摘要。1990年下半年和1991 年，戈爾巴喬夫的政治讓 步繼續進行，他的破產已不可避免。然而，由於國家機構的 力量，這種破產意味著制度的破產。在1990～1991年的條件下，對戈爾巴喬夫來說， 行動意味著採用武力。但他已 不可能、也不願意這樣做。後來，戈爾巴喬夫說，他的 道德信仰禁止他採用武力，哪怕是在關鍵時刻為了拯救國家。很難同意這樣的論點作 為普遍原則。但是，在1991年的條 件下採用武力，可能導致更壞的結果。因此，談論 蘇聯解體的「戈爾巴喬夫因素」，過分嚴厲地指責他是沒有根據的。然而，他作為一 個改革者，也沒有根據抬舉他。戈爾巴 喬夫著手醫治的疾病太重且被疏忽了。早在50 年代就該著手醫治了。但是，斯大林的恐怖破壞性太大，他的專橫在他身後留下了政 治的、道德的和幹部的真空。精英人物的退 化和消極的幹部選拔，斯大林死後還在繼 續。在這些條件下，戈爾巴喬夫又能做什麼呢 ?
蘇聯的崩潰與葉利欽
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之間爭權力、爭影響的斗爭，在「改革」的最後階段幾乎成了蘇 聯解體的主要因素，其中葉利欽處於積極方面。戈爾巴喬夫這時好像一個看守人，他只 能喊叫並輕輕地揮動交給他的武器，但是他不想使用。委託給他的財產是相當珍貴的： 權力、黨和國家。但戈爾巴喬夫覺得，無論是葉利欽還是民主派都不是那麼危險的 對手 ，對他們不需要射擊。雖然葉利欽處於進攻的方面，他完全沒有武器，他作為一 個政治家在活動，雖然他不太了解他本人為什麼要進行斗爭。
葉利欽從來都不認為他應當對蘇聯的崩潰負責。他總是宣稱，1991年12月集合在別洛 韋日密林中的領導人只是確認了蘇聯的死亡。葉利欽把蘇聯解體的主要責任推給了「蘇 共中的保守分子」和戈爾巴喬夫。不過，葉利欽對蘇聯和蘇共的解體並沒有表示遺憾， 對他來說，這些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結構並不是他應當捍衛的價值。他要爭取的是 某種 非理性意義上的權力。
戈爾巴喬夫本人把葉利欽帶進了莫斯科權力結構。他同葉利欽的沖突早在1989年秋天 就尖銳起來了，不過當時更多地表現為葉利欽同利加喬夫的沖突。戈爾巴喬夫還受到了 來自「保守派」方面的壓力，所以他把葉利欽留在了蘇共中央和部長的高級位置上，然 而他說過：「我不會讓你更多地參與政治。」但是，葉利欽在1989年的社會情緒浪 潮中 回到了更大的政治。他同戈爾巴喬夫的沖突加強了，但他當時擺脫了蘇聯和蘇共的內部 結構。葉利欽領導著「民主派」，盡量利用戈爾巴喬夫的任何不恰當的步驟對 他進行批 評。但是戈爾巴喬夫沒有同葉利欽的「黨團」進行任何政治斗爭，雖然他有 許多機會和理由。
1990年年初，不僅在人民中，而且在黨和蘇維埃的積極分子中，已經形成了戈爾巴喬 夫是個不可靠的軟弱無能的領導人形象。他說得很多，但沒有解決問題。相反，許多人 覺得葉利欽是一個更強、更具有魅力的領導人，他能夠使國家走上正軌，結束貧窮和犯 罪、濫用職權和貪污受賄。西方觀察家和蘇聯學家當時憂慮地觀察到葉利欽的威信 的提 高和政治上的進展，他們覺得葉利欽是個不可預測而粗魯的領導人，是個自負而 缺少綱領和有益思想的平民黨黨員。一位西方分析家寫道：「蘇聯總有一天會落入這 個狡猾的 、愛虛榮的人手裡，他有很強的權力欲和達到自己目的的靈活性。但是他的 經歷不能使人相信，俄羅斯會因此而更好一些。」然而，正是葉利欽符合了大多數人 當時對強力領 導人的心理要求。
民主派的出現，與其說是一種強力的政治運動，不如說是從政治公開性中產生的情緒 和傾向。如果沒有葉利欽這樣強而有威信的領導人的領導，這個派別便不能同雖然已經 削弱並且失去威信的蘇共相抗衡。甚至「改革的施工員們」全部合在一起也不能建成一 個有活力的黨和政權體制。1990年選出的俄羅斯聯邦新的人民代表也不能達到這一 目的 。但是，正是這個更多的建立在激進情緒上而不是實際政治力量基礎上的民主派，摧毀 了蘇聯和蘇共。1991年的蘇聯形勢，使人回憶起1917年的俄羅斯形勢。君主制 的破產導 致幾個資產階級民主政黨掌權。布爾什維克的影響並不大，甚至在1917年夏天布爾什維 克黨在首都和地方都還是絕對少數。科爾尼洛夫叛亂像緊急狀態委員會一 樣，加速了群 眾的激進化。然而，革命的決定因素是列寧的強大形象，他領導了布爾 什維克，說服他們相信能夠而且必須奪取國家政權。葉利欽在1991年扮演了列寧的角 色。戈爾巴喬夫的 一些助手早在1990年就建議他親自領導民主派，即分裂蘇共。但是 戈爾巴喬夫未能邁出這一步，他既沒有人民領袖的能力，也沒有人民領袖的氣質。葉 利欽在1991年成功地扮 演了這一角色。但是，他同波蘭的瓦文薩一樣，沒有能力扮演 其他更復雜的角色。
蘇聯基礎和承重結構的不穩固性
在觀察1991年事件時，我們大家所看到的是蘇聯作為一個偉大的世界強國的毫無疑問 的表面強大，同摧毀這個超級大國的那些力量和運動的弱小的不符。蘇聯在一系列其他 國家中是一個不平凡的國家。這是一個新型的國家，這是歷史的挑戰，這是新的經濟、 政治和民族關系體制，這是新的社會方案，它的產生和發展在許多方面決定了20世 紀的 面貌。似乎只有某種世界規模的非常力量才能給蘇聯造成嚴重的損失。
對蘇維埃國家的力量和穩固性的懷疑，早期曾經有過，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就 消失了。當然，十月革命是有準備的，是在1917年由一個人數不太多的黨完成的，領導 這個黨的是一個激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集團。大多數觀察家當時都相信，列寧領導的 蘇維埃政府會很快垮台。但是，布爾什維克震驚了世界。他們成功地在俄羅斯這樣 幅員 遼闊的國家裡幾乎全部空間建立了蘇維埃政權，然後又在嚴酷的國內戰爭中取得 了勝利。他們在最後的20年裡建成了強大的國家、強大而集中的經濟和裝備精良的武 裝力量。 蘇維埃國家不僅能夠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取得勝利，而且能很快恢復被戰爭 破壞的經濟並建立核工業。在歐洲和亞洲建立了強大的軍事政治和經濟集團，還在非 洲和拉丁美洲 建立了軍事基地。
1990年，蘇共有2000萬黨員。它壟斷了信息，發行幾千種報紙和雜志，還有幾萬名宣 傳員和鼓動員。黨控制了國家的所有廣播站和電視頻道。蘇共擁有龐大的財政和經濟資 源，領導著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安全系統和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這樣的國家突然開始 衰落並解體，似乎是因為不強的撞擊。一個強大國家的如此命運只能證明一點—— 它賴 於建立的基礎不夠牢固、不夠穩定，它的承重結構有缺點。如果基礎可以被沖毀 和削弱，如果承重結構遭腐蝕而損壞，那麼這可能導致大廈本身的崩潰，無論這個大 廈從側面 看上去多麼雄偉和牢固。
蘇共在蘇聯的專政非常嚴厲並且無所不包，但是國家一開始就堅持住了，不僅在大鎮 壓中，而且在意識形態學說的壓力和誘惑力中，在黨的大部分和居民的廣大階層對這種 學說的信仰中。共產主義學說和建設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主要原則，不僅 建立在信仰和信任的基礎上，它們也需要證明。這里說的不是陰間的事情，不是天 上的 永生，不是上帝和不死的靈魂，而是新的更加正義的生活，是在這個地球上的幸 福安康，是消滅戰爭和暴力，是自由和幸福。一方面是有吸引力的意識形態學說，另 一方面是 國家的強制力——這是蘇維埃國家的兩根支柱，它的承重結構是蘇共，蘇共 領導並捍衛著新的意識形態學說。
學說的主要論據，它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講得最清楚——達到比資本主義 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達到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對這種學說的期待越 多，失望就越大。
蘇維埃政權的第一次危機發生在1921年。如果不是列寧實行了「新經濟政策」並修改 了學說本身，當時任何專政都挽救不了布爾什維克的失敗。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改善了， 黨的威信提高了，國家也鞏固了。
蘇維埃政權的第二次危機從1928年年底開始，持續了5年。這次危機被克服了，但不是 依靠在經濟和政治生活中實行某種新的自由化，而是依靠大規模的恐怖。富裕的農民被 當作「階級」草率地消滅了，剩餘的農民被強迫聯合成了集體農庄，這個工作是在 黨和 國家的嚴格監督下開始的。在集體化中，政治動機是主要的，而不是經濟動機。 因此，那些反對集體化的部分貧苦農民

⑶ 為什麼冷戰結束後亞洲國家經濟得到發展

你好！軍備競賽帶動了科技發展。科技帶動了經濟 打字不易。採納哦！

⑷ 論冷戰結束對東亞經濟，特別是對中國和日本有何影響

1989年冷戰結束，在歐洲以柏林牆的倒塌為標志，在亞洲以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和馬來西亞共產黨與泰國政府簽署條約為標志。盡管冷戰在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的遺產依然存在，但共產主義已不再被認為是本地區的威脅，就像冷戰是東亞經濟奇跡的一大動力一樣，冷戰的結束也同樣對東亞經濟產生重大影響。隨著冷戰的結束，東亞地區所處的國際環境也發生變化，而這些變化又會對本地區內部的經濟產生動態效應。冷戰期間建立的政治、經濟制度與冷戰後出現的新制度以及過去的舊制度和新的環境之間產生的矛盾都會對東亞經濟產生影響。
一、冷戰後東亞的自由化與危機
冷戰時期美國出於反共的地緣安全考慮，向東亞提供大量的援助、支持本地區的經濟發展、開放本國市場，長期與本地區保持著貿易赤字。但隨著冷戰結束特別是美國將重心轉向經濟，美國在東亞政策中意識形態的因素逐步淡出。長期以來美國與新興工業體和東盟之間巨大的貿易赤字就更使得美國國內的新保護主義者堅決要求東亞的國家和地區實行經濟自由、開放本地區的市場。美國則採取措施如威脅提高國內進口關稅等手段強壓韓國、台灣和其他經濟體更快更廣泛地向美國產品開放本地區市場。在美國的壓力下，對美國產品在本地區的貿易限制部分地或者全部地被取消。美國則又採取措施限制對其本國市場的滲透，美國終止了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進入美國市場的零關稅優惠政策，採取自動出口限制（VERS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迫使台灣美元和韓國韓元貨幣升值。除美國的壓力外，全球化也鼓勵著亞太地區的政府抓住機會以獲得最大利潤。[1] 在國內，東亞地區持續二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使工業擴張，並造就了一批新的商人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社會內部變得更復雜和多樣化，他們也自然要求政府實施經濟改革甚至政治自由化。冷戰後在國際國內的壓力下，東亞地區相繼實行經濟改革特別是金融自由化。如泰國政府為將曼谷打造成地區金融中心，採取了一些金融自由化的方案，取消了各種銀行儲蓄的優惠政策，減少了對資本投資的限制，改變了向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獲得貸款的規定，取消了對外國貿易的限制，並允許外國銀行向本地區購買、發行美元貸款。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等國家也採取了類似的金融改革措施。東南亞地區的中央銀行利率普遍較高，這就使得投資者難以償還貸款，生產者難以維持市場的競爭力，消費者也難以維持較高的消費水平。國內利率過高同時也導致本地區金融機構向國外貸款大量利率相對較低的資金。然後再以高利率貸款給國內企業以獲取高利息回報。這樣，一旦資產泡沫爆發，銀行和其他租借機構的不良貸款就會急劇膨脹，也就會導致它們的轟然倒塌。在韓國，到1991年6月底僅有6.1億美元的貸款被官方列為不良貸款，但實際上來自獨立機構的調查估計已超過這一數字的15%。[2] 到1995年泰國的短期債務上升至410億美元，到1997年韓國公司的不良貸款估計500億美元，大財閥也捲入債務之中，前十個債務利率最高的在359%和1214.7%之間。[3] 另外，本地區的國家外債也急劇增加，據統計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外國的貸款就達到了泰國外匯儲備的120%、印度尼西亞和韓國外匯儲備的幾乎200%。[4] 在政府缺少有效的監督和控制背景下，國內經濟的發展就會因外部資本的流動和不良貸款的日漸增多而變得脆弱。這樣，在冷戰後舊機制（如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機制）被取消，而新制度（如有效的監督干預制度）未建立，或冷戰時期的舊制度被保留而又不適應經濟自由化的新環境，不足以解決新自由化的經濟問題，這就使得冷戰後經濟的發展面臨危機。冷戰後政府失控的金融自由化導致泡沫經濟破產，最終引發1997年7月自曼谷開始的東亞金融危機。
冷戰時期，美國為對抗東亞的共產主義，向該地區提供大量的軍事經濟援助、開放本國市場，甚至不惜犧牲部分美國自身的經濟利益來促進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並積極推動日本和東南亞的經濟體系的形成。冷戰結束後美國不再有地緣冷戰的顧慮，於是要求本地區經濟自由化，更大程度地向美國產品開放，美國再也不會將所有的好處都讓與東亞了，而主要考慮自身在本地區的經濟利益。可以說在缺少對經濟活動監督的情況下，經濟活動自由化無疑是導致危機的一個最重要因素。[2] 在危機即將來臨前向泰國和其他經濟體未發出足夠的警告，當危機襲擊本地區時美國也沒有像兩年前幫助墨西哥那樣向東亞地區提供及時的援助，而只是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助泰國和其他受影響的國家和地區擺脫經濟困境，而IMF堅持預算平衡、高利率和減少政府開支就使得東亞經濟更是雪上加霜，並加深了社會的動盪。短短幾個月內IMF的「療方」就導致了泰國、印尼的失業率翻了一倍。韓國的失業率也從1997年的2.3%上升至1998年3月的6.7%。[5]
從冷戰前、冷戰後以及危機前、危機後美國對東亞經濟的態度變化可見，美國在追求國家利益的同時，冷戰使美國為了維護在東亞地區的安全利益，不惜犧牲部分美國利益來支持東亞經濟的發展，一旦冷戰結束，美國在追求國家利益方面就再無安全考慮，而放手要求經濟自由化以使美國產品盡可能地打入本地區。東亞金融危機如同冷戰突然結束一樣猛然爆發給東亞經濟造成沉重打擊。當然，這並不是說冷戰結束東亞繁榮也就結束了，對東亞經濟的發展要從長遠、動態而非短期靜止的眼光來看待，畢竟亞太地區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特別是又有了崛起後的日本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出現。 二、冷戰後東亞地緣經濟的一體化
冷戰時期東亞地區有著相同的經歷，東亞資本主義陣營都充滿了對共產主義的恐懼，美國以冷戰為借口支配著亞太經濟的發展，之後日本的投資又橫掃整個東亞。本地區也大都形成了中央集權式的政府，實行政府主導下的經濟發展模式，並由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共同的經歷意味著它們在應對未來經濟問題上有著很多相同的挑戰。[2] 這就加強了本地區之間的合作與交流，也就推動了地區主義的發展。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冷戰掩蓋了東亞地區主義的出現，尤其是美國通過與東亞盟友簽訂的一系列雙邊條約，傾向於禁止東亞內部之間的直接聯系，但是一旦冷戰結束，多邊主義開始成為東亞的主流後，東亞經濟發展的地區主義思想就會出現。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論壇就是在1989年冷戰結束的年代成立的，盡管該組織是將太平洋兩岸的國家和地區聯系在一起，但反映了冷戰年代曾潛伏著地區主義的發展這一事實。
20世紀90年代早期，東亞地區對於政府主導的地區一體化缺少興趣，多數國家和地區不主張通過地區合作的方式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問題。此時，東亞地區主義主要是基於市場引導下的經濟合作，其中主要是中國和日本公司在本地區的投資和貿易來推動。本地區缺少對政府主導地區主義的熱情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最明顯地表現出來。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提出建立東亞經濟組織集團（EAEG）遭到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冷淡反應，當然，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美國擔心被排除於本地區所致，最後在美國的同意下，EAEC成了在APEC框架下的一個分支機構。
與歐洲和北美洲相比，東亞地區在經濟合作、地區一體化方面相形見絀，自然就更不用說政治方面的合作了。歷史的因素、亞太地區內部的巨大差異以及本地區與外部程度不同的紐帶都阻礙了它們在國際協談中採取一個共同的聲音，也阻礙了本地區內部就一系列重大問題達成共識。在東亞走向地區一體化方面，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它更像是一個辯論的俱樂部而非代表一方利益的談判主體，其決議難以對所有成員具有約束力。其成員包括美國、加拿大甚至南美洲一些國家，它們自然強調自身利益而非為亞洲考慮。因此，APEC也就很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亞太經濟共同體。[6] 再如東盟在1967年成立後就演變為一個反共組織，主要在安全問題上發揮作用。盡管也努力促進東盟內部的貿易和投資，但東盟國家一直主要是與其他地區從事經貿往來，內部彼此之間的經濟互動很少，如果將新加坡排除在外，那麼東盟國家內部的貿易僅占東盟總貿易額的5%。冷戰後東亞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和投資發展較快，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是本地區多數國家的最重要出口市場，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很可能仍是如此。東亞與歐洲的經濟規模仍然超過本地區內部的貿易和投資。日本在本地區的經濟活動對亞太多數國家和地區至關重要，但日本在對外出口和投資上仍主要以美國為目的地，依賴本地區相對較少。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之間三角貿易和投資的增長都會導致東亞內部經濟互動的增長，但實際上這只是毗連地區性一體化而非代表整個東亞。同樣，香港與大陸之間的貿易發展也會導致外貿數字的上升，但實際上這也只是意味著香港更加與中國內地經濟融為一體。
冷戰後東亞經濟一體化的程度相對較低，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雖有發展但基本上仍是一個鬆散的合作機構，但所有這些都隨著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而發生變化。多數東亞地區的政府對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理危機的不當表示憤恨，對於美國政府反對成立「亞洲貨幣基金」以應對未來危機的做法也表示痛恨。東亞地區的政府只有選擇其他的方式方能更好地應付未來出現的危機，而推動本地區真正意義上的一體化應是解決本地區經濟問題的最佳方案。冷戰後至危機前，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得到較大發展，但它畢竟不是代表東亞地區的經濟組織，東亞地區對於推動本地區一體化所扮演的角色有限，但危機後東亞政府則積極地推動本地區的經濟合作。另外，在全球區域經濟競爭中來自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巨大壓力也催生了東亞地區一體化的發展。
東盟10+3（APT）是本地區較為成功的區域經濟合作模式。戰後東盟各國幾乎都是從歐、美、日引進資本和技術，發展了本國的煤炭、石油化工、家用電器等傳統產業，各國出口的產品種類也極為相似，致使東盟區域內部貿易長期沒有大的擴展。經濟日益興起的中國、經濟強大的日本和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必然為東盟帶來無限的商機。1996年為參加當年3月份在曼谷召開的亞歐會議，東盟邀請中日韓三國加入作為亞洲的代表，1997年在吉隆坡東盟峰會上10+3政府首腦第一次非正式會議舉行，之後每年都定期舉辦一次10+3政府首腦會議以及各種部長和官員參與的會議。東盟10+3（中日韓）為解決東亞經濟問題、促進經濟合作和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提供了有利的平台。例如，東盟成立了亞洲證劵市場，這樣，亞太地區的貨幣以公共或私人證劵的方式就可以進入其他本地區的經濟體而無需再通過美國。同時，APT也為發展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東盟—日本以及東盟—韓國自由貿易區提供了平台。目前，APT應是最好的亞太經濟一體化形式，至少APT的領導人已表示此組織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東亞貿易自由區。[7] 由於受東亞地緣和歷史因素的影響，東亞地區的一體化不可能很快達到歐盟一體化的程度，但從短期來看，人們期望東亞首先能對內取消關稅，實現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對外則保留關稅以應對全球其他地區的經濟競爭；從長期來看，隨著東亞內部生產網路的形成，內部貿易投資流動的增加以及面對來自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競爭壓力，APT完全有可能會成為亞太地區重要的經濟組織，當然也有可能在未來會出現比APT更加統一的一體化組織，如東亞共同體。
三、冷戰後美國在東亞的邊緣化與地區經濟的崛起
戰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長期保持對亞太的絕對經濟霸權，左右著亞太各國經濟體的走勢。甚至在20世紀70年代後由於越南戰爭的拖累，加之日本、韓國等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美國國力相對下降的背景下，其在東亞地區的絕對經濟霸權仍然不可撼動，在援助、貿易和投資等方面美國依然保持著較大的優勢。從20世紀70年代起隨著日本在東南亞經濟的滲透，美日成為東盟最重要的進出口市場，但相比較而言，美國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比日本從東盟進口相對更多的工業製成品。[8] 而日本則更多是出於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而更多地從東盟進口原料和能源等初級產品。 冷戰後的東亞地區除了原有資本主義陣營經濟的發展外，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實施，中國作為後期國家的發展進一步鞏固了東亞作為「太平洋世紀」核心區域的地位。東亞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貿易和投資機會的擴大令美國也就愈加依賴亞太市場。如1986年東亞大約36%的出口都進入美國市場而美國出口中只有23%進入東亞，但到1991年對美國的出口僅占東亞總出口的24%而美國對東亞市場的依賴則上升到了其世界總出口的27%。[9] 另外，由於美國國內儲蓄難以滿足基本的投資要求，美國亦愈發依賴此時期崛起的東亞新興經濟體，如美國向東亞的日本、台灣和本地區其他富裕投資者出售了大量美國國債，同時美國私人企業的投資也更多地來源於東亞地區。
可以說，冷戰後東亞對美國的經濟依賴性降低了，而美國則相對提升了對東亞地區經濟的依賴性，美國在東亞地區經濟中的角色在降低，美國的影響力在降低，美國作為太平洋東岸的旁觀者的角色在上升。也正是由於這一點，隨著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初從十年伊戰的脫身，美國開始重返亞洲，將戰略重心東移，在談及亞洲時，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稱「美國回來了」，明確表示美國將比過去更加重視亞太地區尤其是軍事方面的投入。很明顯，美國今後的戰略重點將向亞洲轉移。但美國向亞太的戰略重心轉移也主要局限於地緣政治和軍事方面。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後日本加大了對亞太其他地區的重視。日本在東亞製造業的總投資在20世紀80年代前期年均增長了10.8%，而從1985至1988年日本在亞洲的投資年均增長達到17%。[10]
另外，據最近一份調查數據顯示，在亞洲的日資企業的產品返銷日本的比例由1980年的9.6%上升到了1987年的16.7%，這一比例要遠遠高於日本海外投資9.1%的返銷率。[11] 20世紀90年代東亞內部國家、地區間的經濟互動在增強，「大中華經濟圈（華南和整個東南亞的華人）」內部的直接投資也發展迅速，本地區內部新投資模式的發展自然會助推地區內部貿易的進一步發展。東亞內部的投資和貿易互動的增強進一步促進了本地區的經濟一體化，更容易創造一個經濟自立、強大的次區域經濟體。據相關研究機構公布的資料顯示，在20世紀70年代全球增長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就會相應使東亞經濟產生1.6%的增長率，然而，到20世紀90年代，全球每1%的增長率只能使東亞增長0.3%。東亞內部經濟的互動性增強，也就減少了對美國經濟體的依賴性。[9]
冷戰後，盡管美國在東亞地區仍然在經濟領域特別是軍事政治事務上依然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但其被經濟邊緣化卻是不容忽視的現實，而東亞地區內部經濟互動能力的增強減少了本地區對外部經濟體特別是對美國經濟的依賴，進一步提升了本地區經濟的一體化。長期以來，受國家民族主義的影響，東亞地區一直因歷史、語言、領土等問題而內部存在諸多的矛盾與不和諧，甚至本地區國家間的矛盾亦會沖擊經濟的合作和本地區經濟的凝聚力。可以說，東亞長期以來一直被看作是一個由不同國家和地區組成，被不同的歷史、文化以及民族國家間的長期對立所分割的地區。然而，這種看法現在越來越不正確，盡管東亞不可能在短期內如同歐盟一樣的統一，但現在東亞內部政府間增強了外交接觸，而且也都意識到它們之間有著很多的共同利益。[9] 東亞地區經濟的崛起，本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增強，內部凝聚力的提升將進一步提升本地區在區域和國際經濟和政治事務中的話語權，而且本地區勢必在經濟合作模式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寬合作的領域而轉向政治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從長遠來看，東亞共同體也勢必成為本地區的一種長久趨勢。
本文摘自中國論文網，原文地址：http://www.xzbu.com/4/view-4905944.htm

⑸ 蘇聯和俄羅斯的區別

蘇聯和俄羅斯的主要區別是；

1、蘇聯是社會主義聯邦國家，而現在的俄羅斯是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制度性質完全不同。這也是蘇聯與俄羅斯的根本區別。

5、俄羅斯是一個民族的名稱，俄羅斯既是民族的名稱也是國家的名稱，而蘇聯的全稱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它是由15個加盟國組成的一個聯邦制的大國。現在已經解體，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又恢復了以前的名稱叫俄羅斯，不過這次增加了【聯盟】兩個字，叫俄羅斯聯盟。簡稱叫俄國。

(5)亞洲經濟發展冷戰因素擴展閱讀；

蘇聯與俄羅斯除了社會制度不同外，其組成也有區別，蘇聯共有15個加盟國，實行的是聯邦制。蘇聯解體後，15個加盟國紛紛獨立，有了自己的聯合國席位。

而現在的俄羅斯境內仍有車臣共和國、阿迪格共和國、韃靼斯坦共和國等22個共和國，實行的是聯盟制。加盟國有退出的權利，而聯盟國沒有退出的權利，永遠是俄羅斯的一部分。

⑹ 如何認識當前世界政治格局的現狀與特點

當代世界政治的發展變化與基本趨勢

1

⑺ 為什麼中東地區總是那麼亂

原因有以下幾點：

1、宗教沖突引爆地區局勢

中東地區是世界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發源地，雖然三教出自同門，但彼此間的爭執、沖突一直延續千餘年。宗教間的不包容和極強的排他性，使中東地區自古就被打上了動盪的烙印。

首先，巴以問題不解決，中東難有寧日。巴以問題一直是中東地區穩定所面臨的首要問題。以色列憑借美國的支持，在本地區始終占據優勢，其與阿拉伯國家的關系一直處於緊張的狀態，這也促使中東地區的民族矛盾不斷升級。

其次，伊斯蘭教派之爭使中東動盪局勢加劇。中東地區除以色列外，其他國家大多以伊斯蘭教為本國的第一大宗教，伊斯蘭教又分成遜尼和什葉兩大教派；

這兩大教派間的紛爭、沖突千餘年來未曾中斷，至今仍在繼續。敘利亞內戰難以平息、伊拉克局勢不斷加劇，均源於什葉派執政的當局與反政府的遜尼派武裝之間的沖突；

什葉派的伊朗與遜尼派執政的沙特、巴林之間的齟齬難以消除；甚至沙特和巴林內部也存在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矛盾，不能排除兩國政壇出現動盪的可能性。

此外，伊斯蘭教勢力與世俗勢力間的難以調和也使得一些阿拉伯國家陷入動盪。埃及穆兄會通過選舉掌權，隨後被世俗軍方勢力趕下政壇，頗令埃及傷筋動骨，也加劇了本地區的緊張局勢。

2、域外勢力不斷插手

中東地區戰略位置極其重要並且油氣資源十分豐富，一直為世界大國所重視並力圖將其控制。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就在中東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個戰線。

蘇聯崩潰後，一家獨大的美國改變了其依靠代理人以色列制衡阿拉伯國家的常規，親自出馬向宗教色彩極為濃烈的中東地區國家強行輸出西方民主模式。

美國在十幾年間，兩次揮兵攻打伊拉克，一次兵犯阿富汗，至於美國幫助反對派顛覆地區國家的實例更是比比皆是。

阿拉伯媒體曾披露，歐盟一直覬覦中東豐富的油氣資源，也不斷染指中東。據披露，歐盟曾有意大量購進卡達天然氣以使自身的油氣供應呈多元化，擺脫過度依靠俄羅斯天然氣的被動局面。

歐盟與卡達甚至試圖鋪設一條由卡達途徑敘利亞再經土耳其最終將天然氣送至歐洲的管道。但敘利亞出於維護與俄羅斯傳統友好關系的戰略考慮予以拒絕，由此激怒了卡達和歐盟。

因此歐盟和卡達不遺餘力地支持敘反政府武裝推翻敘利亞現政府，除了價值觀上的差異，其與阿薩德政權在現實利益上的分歧也是重要因素。

3、阿拉伯國家內部相互猜忌，難以包容對方

阿拉伯民族號稱是一個大家庭，並且還成立了一個協調各國立場的阿拉伯國家聯盟（阿盟），但成員國間的相互指責、謾罵甚至沖突並沒有因此減少。

埃及指責卡達支持穆兄會，伊拉克和敘利亞則批評沙特、卡達等海灣國家資助反對派武裝，沙特、阿聯酋、巴林因為對卡達的不滿憤然召回大使，等等。

在頤指氣使的以色列和動輒顛覆阿拉伯國家政權的美國面前，阿拉伯國家全無「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理智和大局觀，只是醉心於內部爭斗，使中東喪失了穩定的基礎。

(7)亞洲經濟發展冷戰因素擴展閱讀：

中東地區重要的戰略地位和戰略資源牽動著許多國家的利益。關於中東問題的歷史沿革，以「一、二、三、四」概而言之，那就是：一個祖先，兩大民族，三度流散，四次戰爭。

一、1個祖先

巴勒斯坦古稱迦南，其居民稱迦南人，原是阿拉伯半島閃族的一支。約公元前11世紀，愛琴海沿岸的腓力斯丁人移居迦南。

公元前5世紀，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首次稱該地區為「巴勒斯坦」，即希臘語「腓力斯丁人的土地」之意，一直沿用至今。

二、2大民族

約公元前1900年，閃族的另一支在族長亞伯拉罕率領下，由兩河流域的烏爾遷徙到迦南。據《聖經》所說，亞伯拉罕與其妻撒拉生子以撒，他們便是猶太人的祖先。

後猶太人逃亡埃及，摩西率眾出埃及返迦南，一直到二戰後建立以色列國，都是源於這一支系。亞伯拉罕與其妾埃及人夏甲生子易司馬儀，因被撒拉所不容，被趕至半島，繁衍生息，他們便是半島北阿拉伯人的祖先，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即是其後裔。

2002年11月，阿拉法特針對以色列外長內塔尼亞胡威脅要把他趕走，激動地對記者說：「我是阿拉法特，我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三、3度流散

公元前1025年第一個希伯來人國家－－希伯來王國在迦南建立。公元前930年王國一分為二，北方稱以色列王國，南方稱猶太王國。

公元前722年亞述國滅以色列國，公元前586年新巴比倫國滅猶太王國，史稱「失蹤的10個以色列部落」和「巴比倫之囚」。這是猶太人的第一次大流散。

公元前334年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再滅受波斯帝國支持的猶太國家，猶太人流散到南歐、地中海諸島、北非及中亞地區，這是第二次大流散。

從公元66年始，巴勒斯坦猶太人多次發動反對羅馬統治者的大起義，均遭失敗。公元135年，羅馬皇帝下令將耶路撒冷犁耕為田，猶太人幾乎全部逃離或被逐出巴勒斯坦。這是猶太人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大流散。

三次大流散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所剩無幾。

四、4次戰爭

1947年11月，第二屆聯大通過了關於巴勒斯坦的分治決議，要求英國盡快結束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撤走其軍隊，然後在巴勒斯坦成立阿拉伯國（面積1.1萬平方公里）和以色列國（面積1.4萬平方公里）。

當時猶太人只佔總人口的1/3，卻得到了58％的土地。決議還規定耶路撒冷市作為一個「獨立主體」由聯合國管理。1948年5月14日，英國宣布結束對巴的委任統治，猶太人根據分治決議當日即宣布成立以色列國。

次日，即5月15日，阿拉伯國家對以宣戰，約旦、伊拉克、埃及、敘利亞、黎巴嫩、沙特均派軍隊參戰，戰爭持續到1949年7月，阿方失敗，以色列佔領了按「分治決議」劃給阿方的5000多平方公里土地，約70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淪為難民。這是第一次中東戰爭。

1956年7月，埃及宣布將蘇伊士運河公司（英、法資本）收歸國有。10月29日，英、法、以聯合進攻埃及，在埃及人民的奮勇抵抗下，在包括蘇、美在內的國際社會強烈反對下，入侵者於11月7日停火。此為第二次中東戰爭。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對埃及、約旦、敘利亞發動突然襲擊，佔領了埃及的西奈半島（6萬平方公里）、約旦控制的約旦河西岸（5800平方公里）和耶路撒冷及敘利亞的戈蘭高地（1150平方公里），所佔領土面積數倍於以色列本土面積。

戰爭於6月11日結束，故又稱「六天戰爭」。這次戰爭後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著名的第242號決議，要求以方撤出其在這次戰爭中佔領的土地。此為第三次中東戰爭。

1973年10月6日，為了收復失地並重振阿拉伯軍隊的士氣，埃、敘軍隊同時向以色列突然發起進攻，埃及收回了縱深約10－15公里的西奈半島土地，敘則收復了大部分戈蘭高地。

以軍於10日展開反擊後，不但收回了失去的戈蘭高地，又佔領了敘方7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並越過蘇伊士運河，包圍了埃及的蘇伊士城，切斷了埃軍前後方聯系。

之後，雙方達成了停火協議。這是中東的第四次戰爭，史稱「十月戰爭」；因發生於伊斯蘭教的齋月和猶太教的贖罪日，故又稱「齋月戰爭」或「贖罪日戰爭」。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中東當前動盪局勢的成因及未來走向

⑻ 論述冷戰時期日本對外政策與對外關系的演變

（一）20世紀五六十年代實行向美國一邊倒。
戰後初期，日本在外無國權、內無實力的境況下，日本對外戰略的基本目標就是依附美國的前提下，重返國際社會。1951年簽訂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規定美軍可以無限期地留駐日本，並可以出兵鎮壓日本的"內亂"，日本實際上仍然處於被美國半佔領的狀態。為此，日本全盤接受美國在日本進行的一系列政治和經濟高歌，同美國結成反共軍事同盟。
20C50年代中期，日本為給國內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在經濟上也推動重返國際社會，積極開展經濟外交。日本在此期間先後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日本的經濟外交首先以亞洲為目標，以東南亞為重點，體現了日本意欲提高在亞洲的國際地位，取得"亞洲盟主"資格的用心。同時它還積極擴大同美國、歐洲的經貿關系。
日本謀求外交上的自立，並非是要擺脫美國，而是要既與美國保持密切關系，又不受美國束縛，從而有利於日本提高國際地位。 （二）20世紀70年代推行多邊自主外交
日本多邊自主外交的核心是，改變盲目追隨美國的外交政策，獨立自主地制訂日本的對外戰略，加強同世界各國的多邊往來，發揮日本在國際舞台上的大國作用，其主要內容是：（1）以日、美安全保障體制為基軸，謀求同美國建立"富有成果的夥伴關系"。（2）恢復日中邦交，構築遠東地區日、中、美三角關系。（3）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政治聯系。
（三）20世紀80年代提出政治大國戰略1983年7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一次正式提出日本要做政治大國。其政治大國的基本含義包括：（1）以日美同盟為軸心，以日、美、歐體制為基點，作為西方陣營的重要一員在國際上發揮作用；（2）立足於亞太合作為杠桿，確立日本在亞太的主導地位；（3）以經濟實力為後盾，積極擴大在國際社會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影響；（4）積極全面地參與國際事務，在國際機構中發揮作用，增加對國際事務的發言權；（5）在綜合安全保障的原則框架內，適度增強軍事實力。
20世紀80年代，日本為了謀求政治大國地位，採取了以下步驟：
（1）在政治上"戰後政治總決算"。（2）在經濟上和科技上努力保持國際領先地位，以增強對國際事務的支配能力。（3）在軍事上放棄了戰後實行多年的"重經濟、輕武裝"的"軍事小國"路線，開始大力擴充軍事力量。（4）在外交上，從政治大國目標出發構築日本對外關系，樹立新的國際形象。：A、日美關系為外交基軸，堅持"四方一員"的立場，確立日、美、歐三極體制；B、繼續穩定發展日中之間的成熟關系；C、加強與東盟國家關系，促進與亞太地區國家的合作；D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重新樹立國際形象。

⑼ 2戰後美國的霸權主義主要表現形式為在歐洲冷戰在亞洲熱戰

二戰後，美國的霸權主義表現為良兩種形式，在歐洲主要是「冷戰」，在亞洲主要是「熱戰」。

（1）主要原因:有：亞洲相對於歐洲來說是美蘇勢力范圍的真空，因而較量和競爭激烈；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優勢相對明顯，企圖稱霸亞洲；二戰後初期，亞洲正處於民族解放運動高潮時期，美國打著反對殖民主義的旗號插手亞洲事務；朝鮮戰爭和越南抗法斗爭為美國介入戰爭提供了機會。
（2）結果：都以美國的失敗而告終。原因有：中國、蘇聯給予朝鮮、越南的援助；亞洲人民的民族革命斗爭是美國霸權不能夠實現的主要因素；朝鮮和越南勞動黨的正確領導；戰爭的非正義性等。
（3）本質：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公開較量。

美蘇兩極對峙格局的形成，美蘇「冷戰」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關系發展的影響。
1、二戰後美蘇「冷戰」對抗的原因：
（1）國家利益的不同（根本原因）；（2）意識形態的不同；
2、美蘇兩極對峙格局的形成：
（1）政治上：
①杜魯門主義（內容：反蘇反共）出台，標志著「冷戰」的正式開始；
②1948年，柏林危機成為美蘇「冷戰」的第一高潮。
（2）經濟上：
①馬歇爾計劃（又叫「歐洲復興計劃」）出籠，是「杜魯門主義」的一次大規模運用。通過援助西歐恢復經濟，增強西歐遏制蘇聯的力量，同時加強美國對西歐的控制。
②蘇聯成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進行反擊。
（3）軍事上：
①北約的建立：為了遏制蘇聯，加強對西歐的控制，1949年，美、英等12國簽訂了《北大西洋公約》。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北約。
②華約的建立：為了對抗北約，1955年，蘇、波、捷、羅等八國簽訂了《華沙條約》，標志著美蘇兩極格局的正式形成。
3、「冷戰」的影響：
（1）造成西歐依靠美國、東歐依賴蘇聯的局面，世界被分裂成兩部分；
（2）使世界處於毀滅性的核武器威脅之下，又避免了近半個世紀新的世界大戰的爆發；（3）為爭奪勢力范圍，兩國肆意踐踏國際法，干涉別國內政，甚至大舉用兵，嚴重破壞了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