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經濟學對你的影響
摘 要：由於其前期的理論沒有能夠成功地引導廣大發中國家從貧窮走向富裕，發展經濟學自20世紀70 年代末起，便受到嚴厲的批評，學科本身則面臨生存危機。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新制度經濟學向發展經濟學的滲透，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 以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作為思想淵源的制度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產生於19 世紀20 年代初。其產生之後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切爾等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時期；20世紀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爾布雷斯等為代表的從舊制度經濟學向新制度經濟學過渡的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今，以科斯、諾斯和威廉姆森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時期。[1](p.3)而對發展經濟學影響最大的是處於第三階段的新制度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將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介紹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的興起，第二層次闡述制度分析引入後對發展經濟學的改進，第三層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處看發展經濟學今後的發展。
一、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方法的興起
隨著二戰以後一批殖民地國家的獨立，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從其誕生之日起，發展經濟學就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休戚相關，其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解釋力和其政策主張的切實效果將直接決定該學科的發展命運。20世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結構主義從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剛性」出發，提出「資本化、計劃化和工業化」「三位一體」的「國家控制教條」（拉爾語），政策推行的結果盡管使一些國家經歷了初期的短暫增長，但最終使廣大發展中國家使陷入了農業停滯、工業蕭條、尋租盛行、二元結構次級分化和經濟發展乏力的惡果。
不僅如此，結構主義在以發展中國家特殊國情為基礎，向理論宏觀化方向發展的同時，其理論基礎卻依然置身於傳統西方主流經濟學中,自覺不自覺地將發達國家的發展經歷作為參照來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張。一句話，沒有將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研究貫徹到微觀層面，結構主義最終造成了發展經濟學微觀與宏觀的不協調，影響了其整體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論建構和政策實踐上的雙重缺陷，最終使結構主義主導的發展經濟學逐漸失去了發展的動力。
在猛烈抨擊結構主義中興起的新古典主義，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為零和完全信息的嚴格假定下，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與發達國家的人們一樣會在理性的驅使下，對價格機製做出靈活的反應。發展中國家只要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經濟發展就會自動實現。既然「價格—市場」機制可以同時解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那麼獨立的發展經濟學就無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義「單一經濟學」（哈伯勒語）主張的沖擊下，發展經濟學面臨著「走向死亡」的危險。
事實上，正如尼古拉斯·阿爾迪托-巴萊塔所指出的，「過去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夠充分解釋經濟增長，關鍵是第四個因素—制度—受到忽視。」[2](p.2)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新古典主義，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視了制度對於經濟發展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制度缺陷，這不僅損害了經濟效率，而且也使持續的經濟發展成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經濟學者意識到了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劉易斯在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術進步是表層原因，而由土地制度、產權制度和專利制度等所激發的技術創新熱情才是更為深層次的因素。他對二元結構的分析顯著的解釋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繆爾達爾討論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循環累計因果效應，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進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才能擺脫惡性循環，走向良性循環。庫茲涅茨對大量低收入國家的歷史統計和羅斯托對「傳統社會」的分析，也體現了政治結構、法律體系及社會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徵，指出了制度缺陷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的根源。但是，在這些學者看來，制度是很難進行嚴格分析的范疇。他們只是描述、羅列了大量的現象，並沒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體系。[3](p.362)激進主義學派的發展經濟學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但他們更多的是從階級的視角來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對發展經濟學產生巨大影響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以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利用科斯和諾斯等人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對以資源、技術和人的偏好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思想提出了挑戰，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新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家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4](p.41)二、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1、在方法論上
新制度經濟學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對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在對新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論文的詳細考察中發現，「其研究方法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入手。」 [5]諾斯也強調：「歷史至關重要。……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過去只有在被視為一個制度演進的歷程時才可以理解。」[6](P.2)這對後來運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產生了深遠地影響。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對「運用啟發式研究」的推崇即與科斯、諾斯一脈相承。他們期望「運用啟發式研究來詳細闡述選擇—行動的情況以及這些情況內在的約束和刺激」，傳統經濟發展理論特別是新古典理論「被過度概括模型的危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啟發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環境適時並安置可變物進行詳細說明而得到避免 。」在現實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制度分析可允許我們「穿透」社會事實而不是遠離事實的分析模式來對發展問題予以說明。同時，通過「跨文化的啟發式研究」得到大量的個案積累，也「應該產生對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內在的行動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實上，不同國別發展績效的差異，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並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釋，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許多情況下對發展績效會有更大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個案研究方法的採用正是源於其對不同時空中制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具有的較大異質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見。新古典主義的約束條件根本不足以表達這諸多的復雜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將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意識形態等制度因素給排除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過度簡單化傾向，而且還克服了其把經濟理論置於抽象時空的歷史虛無主義。
以赫希曼、繆爾達爾為代表的早期發展經濟學家也曾就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進行過個案研究，但由於其主要是從總體上來把握有關變數，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倡導方法論個人主義，認為「對社會單位的分析必須從具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開始」，「『社會』、『人民』、『企業』或『政黨』不是再被認為是『一個像個人一樣行動的集體』」。[7](p.4)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學者也明確指出，「採取這樣的（啟發式研究）方法時，我們不必設想人類經驗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為諸如『國家』和『社會』、『市場』和『經濟集團』或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類籠統的東西。我們可以取而代之地設想交換關系存在於所有社會之中，市場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徵，在行動情況中的角色既面臨約束也面臨機會，約束和機會的存在依靠各種結構的環境所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對特定環境下個體行為的重視有可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建立堅實的微觀基礎，克服結構主義微觀基礎建構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義過於抽象的不足。
雖然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引入制度作為分析對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義方法的「內核」，具有與新古典主義一樣的靜態和比較靜態的分析特徵。但是，以諾斯和福格爾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則通過對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歷史的考察，更具有動態特徵。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將靜態方法用於分析發展這一動態問題的窘境。
2、在發展的決定因素上
反貧困首先始於對制約發展因素的探討。所以對發展決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依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和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認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決定因素，形成了過分強調資本形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資本論」。根據這種理論，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源在於資本稀缺。納克斯提出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和納爾遜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則進一步展示了資本不足與發展停滯的惡性互動關系。
但「唯資本論」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在發展中國家資本不足的同時,廣泛地存在著資本低效配置和資本浪費現象。正如麥金農所指出的，「在所謂資本匱乏並且某些特定部門遭受供給瓶頸限制的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卻是過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廠和設備。」新制度經濟學指出，「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發揮作用。制度至關重要。」[2]( p.122)這充分說明，資本不足不是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發達的結果。阻礙發展的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後國家尋租盛行，不僅使生產經營者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的動力消失，而且還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耗費於尋租活動，並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加了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所有這些方面無疑大大削弱了國民經濟的內在實力，並且使得發展經濟急需的投資或者難以形成或者投資方向和結構受到嚴重扭曲。
在猛烈抨擊「國家控制教條」中起家的新古典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嚴重的「政府失靈」，正是「看得見的腳」對「看不見的手」的踐踏應該對糟糕的經濟績效負責。只要政府放棄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讓經濟系統「獲得正確的價格」，市場機制會自動地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靜態的最優必將最終轉化為有效率的動態經濟發展。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基礎的科斯定理告訴我們：交易是市場的前提。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現實世界裡，沒有適當的制度，任何有意義的市場經濟都是不可能的。奧爾森也明確指出，興盛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夠保障個人權利的制度。沒有這些制度，也就沒有人會積極地儲蓄和投資。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則開門見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因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更確切的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
3、在發展政策上
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結構剛性和資本短缺的結構主義的自然主張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扭曲資源價格進行資本積累，組織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平衡或有選擇的大規模投資，以期藉此走出貧困陷阱。新古典主義則認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後呆在一邊」，經濟就能自然地得到發展。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制度系統。因為①制度通過確定明確的規則，增加了資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減少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了市場更好的運行；②制度通過明確界定產權，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鼓勵了創新和企業家的出現，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③制度通過建立社會活動的基本規則，擴大了人類在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領域的選擇機會，從而進一步豐富了發展的內涵。
特定製度的出現與否取決於對它的需求和供給。D·菲尼認為，「對制度安排變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於這樣一種認識：既然現有安排無法獲得潛在的利益，行為者認識到，改變現有安排，他們能夠獲得潛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變化的供給，取決於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願。」[2]( p138)而弗農·拉坦則進一步闡明了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的互動關系：經濟增長一方面產生潛在的增長利潤，這是對制度變遷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經濟增長也促進了社會科學、組織行為等方面的知識進步，這構成了制度變遷的供給方面。兩方面綜合導致了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發生。可見，拉坦式的制度變遷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鑒於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認為，如果誘致性制度變遷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來源的話，那麼一個社會中制度安排的供給將少於社會最優。所以，由政府推行強制性制度變遷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選擇理論和「諾斯悖論」卻向我們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過安排激勵系統來刺激經濟增長，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為統治者的偏好、意識形態剛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導致政府維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鑒於此，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在促進發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於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現要依靠政府和社會的共同作用，特別是對政府要施加嚴格的限制，即建立一個受限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破除了結構主義「政府萬能」和新古典主義「市場萬能」的幻想，為發展經濟學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為現實的視角。
總之，無論是在方法論上，還是從理論本身涵蓋的內容來講，新制度經濟學都汲取了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諸多積極因素，並在自己的框架內進行了富有啟發意義的整合，並在此基礎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發展經濟學微觀實證化，內部各學派之間融合的發展潮流。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發展經濟學真正的復興之路。三、發展經濟學中制度分析方法面臨的挑戰與今後的趨勢
新制度經濟學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讓研究經濟發展理論的學者們刮目相看的同時，其自身也因為尚處於成長階段而又有諸多不足。不可否認,制度是一個涵蓋面廣、內容極為豐富復雜的范疇，對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經濟學的傳統研究領域。與之相適應，有關將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相結合的文獻還顯得駁雜和凌亂，不僅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無統一定義，而且缺乏一個公認的嚴謹邏輯體系，模型化也不夠。在邏輯實證主義依然是檢驗經濟理論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現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計量性差，取得數據的困難，也嚴重阻礙了對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作更為精確和深入地研究，妨礙了其在政策研究領域的定量運用。對發展經濟學來說，將制度經濟學整合進來還需進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構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時，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抨擊新古典是「無制度」分析的制度主義，其本身對制度的內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張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約安排的選擇時，就把立法機構的法律實施水平視為當然；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是將發展中國家的憲政體製作為外生變數來進行分析的。而且，市場本身也是一種制度。但新制度經濟學並沒有從理論上解釋市場何以產生。科斯只是在市場存在的條件下研究了企業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將「市場存在」的假定作為其分析的初始條件。20世紀80-90年代，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從計劃到市場，迫切需要一個培育市場的理論作為指導，面對這一情況，制度分析至今沒有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對於以上的問題，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貢獻。
另一個重大的挑戰，正如V·奧斯特羅姆等所承認的，是「如何理解人類社會中秩序的本質和建立」。因為「它要求學者及有關職業人士選擇使自己能夠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類社會中所創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決這個難題往往是我們陷入不正當的文化種族中心主義，……相對生活在欠發達社會中的人，生活在發達社會中的人易於表現出強烈的優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話……」[2](pp.334-335)比如，在當今新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學融合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中就表現得非常明顯：錢堂馮實際上認為美國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認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場制度下，經濟才能持續發展。對於今後的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的結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從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出發，考察這些國家的經濟與非經濟的因素對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響，也必將行而不遠。
20世紀80年代勃興的新制度主義分析方法，已經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正如阿羅所說，「新制度經濟學運動」主要並不限於對經濟學的傳統問題給出答案。相反的，他還回答了新問題，即經濟制度為什麼以這種而不是那種方式出現；它與經濟史相融合，帶來了比傳統理論更加犀利的「本原經濟」 的分析。諾斯也說：「我們對制度的嚴肅研究還只是一個開端。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可能對所有這些問題永遠不會有一個明確的答復，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好。」[3](p.36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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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經濟發展對社會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重農抑商政策產生的原因
重農抑商政策與封建制度相始終絕不是偶然的，一個國家或政權實行什麼樣的經濟政策，歸根到底是由其經濟基礎和統治階級利益所決定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於人們來說擁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額財富，且地租收入較穩定，是發家致富的最好手段；同時對封建國家而言，農業的發展可使人民安居樂業，人丁興旺，使國庫糧倉充盈，既可內無糧荒、動亂之虞,也可外無侵擾之慮。因此歷代統治者都把發展農業當作「立國之本」，而把商業（有時也包括手工業）當成「末業」來加以抑制。
重農抑商政策在封建社會初期對當時農業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新興地主階級政權的鞏固起到了積極作用。例如商鞅變法，實行重農抑商政策，鼓勵發展農業生產，從而促進了秦國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為後來秦始皇統一六國奠定了物質基礎。
❸ 經濟發展與民族經濟思想之間的關系有哪些
歸根結底，(經濟 )發展在民族發展中起決定的作用。
經濟發展與民族經濟思想之間的關系有：
1、國際因素
2、國內因素
對我國民族關系產生影響，國際因素固然重要，而起決定作用的卻是內因。。因此國內因素更需要認真考慮和謀劃，從而為解決我國民族關系問題、加強民族團結起到積極作用。
3、惡劣的自然環境不利於民族地區經濟發展。
4、基礎設施落後，經濟環境差阻礙了民族經濟發展。
5、社會發育程度低，制度體系發展滯後。
總而言之，加快發展民族經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條件，為消除民族間的等級差別，構建和諧的民族關系，民族經濟事業至關重要。民族間的矛盾會在平等中化解，經濟的發展將給民族帶來更大的利益。
❹ 西方經濟對思想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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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孟子的經濟思想對中國的影響
在先秦儒家經濟思想中，孟子的經濟思想十分豐富且獨具特色。孟子的經濟自由發展思想、國家合理干預思想、義利並重思想與可持續發展思想，是其經濟思想的精華所在。
孟子的諸多思想中都體現著其在經濟哲學思想方面的巨大造詣,這些思想中比較典型的有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王道理想。孟子認為經濟狀況與哲學觀之間是相互聯系的兩個點,之間存在具有作用和反作用的關系，彼此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20世紀70年代之後，由於國際經濟的變化莫測，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視經濟哲學方面的研究。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後進入了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但是經濟活動領域中也出現了很多不希望出現的現象，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都是現代經濟生活中常見的現象，經濟哲學問題也逐漸收到了專家和學者的重視。近幾年對於經濟哲學的研究也逐漸在經濟領域和哲學領域火熱起來。孟子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時也是經濟哲學研究有不錯的指導意義。孟子思想雖然沒有正面的提及經濟哲學,但是通過對其思想進行解析,我們不難發現其關心老百姓生活的民本意識,去利懷義的價值取向無不都是經濟哲學方面的典型思考,孟子思想中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而不對商業經濟發展造成影響的經濟哲學思想那到現在也一定都不落後。
我國目前正在實現傳統計劃經濟結構向市場經濟結構的轉變,過去的思想體系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下經濟生活的需求,然而還沒有建立新的經濟思想。通過對兩千多年前也是處在社會變革時期的孟子經濟哲學思想進行研究,通過擯棄不適用的思想,學習能夠為我所用的思想，能夠很好地幫助快速形成新的經濟思想。
❻ 中世紀的經濟思想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主要特徵： 教權派的政治思想佔有重要地位 形成原因：在中世紀的西歐內,基督教的統容治降低了國家的作用.根據基督教的信仰,世俗國家只是在教會之旁或教會之下的一個社會組織.教會控制人們生活中最本質、最重要的部分,世俗國家僅僅負責低等級的事務.因此,西歐人的基本觀念是「基督教世界」,各個世俗國家只在人們觀念中處於次要地位.由於中世紀國家以分封和私人佔有為基礎,國王與臣民之間的聯系以分封時的契約為保障；並以此形成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此,中世紀的政治思想中不存在正式的「國家」概念,中世紀的人不了解國家的獨立自足和自主,更不了解國家概念的公民團體基礎和法律基礎.因此,世俗國家觀念的淡薄無疑有利於強化教會統治,樹立教權高於王權的思想意識.
❼ 馬歇爾的經濟理論體系對西方經濟學發展有怎樣的影響
馬歇爾的經濟理論體系可說是集歷史上資產階級經濟學之大成，正如他版在《經濟學原理》權第一版的序言中說：「藉助於我們自己時代的新著作，並且關繫到我們自己時代的新問題，本書打算對舊的學說加以新的解釋。」馬歇爾的理論體系以英國古典傳統的經濟理論為骨幹，吸收、綜合了各種資產階級經濟流派的學說，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獨樹一幟，對當代資產階級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
❽ 中國封建社會傳統的經濟思想對我國的歷史發展產生了什麼積極和消極的影響
一、封建社會宏觀經濟管理的指導原則
宏觀經濟管理指導原則是經濟管理者在制定經濟政策和措施時所採取的出發點和基本思路。封建社會生產力低下，人們認識水平不高，但經濟管理者通過觀察實踐總結出不少有益的指導原則。這些指導原則總體上表達了生活富裕、國泰民安的良好願望。管子把國家的「德」具體化為政府要做好的六件事，「德有六興。……所謂六興者何？曰：闢田疇，利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土帶）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郁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征斂，輕征賦，馳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管子在這里給我們描述了理想社會的各種經濟特徵，發展生產、興修道路和水利、低稅賦、解決社會保障等等，同時我們也清楚地看到政府在這個理想社會模型中所佔據的控制和主導的地位。
1．國家視角
歷代當政者經濟管理思想的一大特點是其國家視角，即最終目標是要使國家裡的所有人都能夠「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能使某一階級或階層過於貧窮而處於危險的邊緣，同時有著「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自我心理感受。一方面，這與和諧中庸的中國傳統哲學理念一脈相承，理想社會的標準是「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統治者的任務正如明代文淵閣大學士丘浚所言：「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賦斂，平物價，使富者安其富，貧者不至於貧，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3]另一方面，這也是當政者在處理社會經濟問題時所必須採取的現實態度，因為社會中任何一部分人過貧或過富，都會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直接威脅到統治者政權的穩定性。管子在國蓄篇中就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4]
在國富和民富的相對關系認識上，封建社會經濟管理者前後發生了很大的轉折。早期的經濟思想中是將二者對立起來，管子從維護統治秩序的角度出發，提出人君對民眾財富要做到「富而能奪，貧而能予」[5]。商鞅從實施農戰政策，增強國家軍事實力的角度出發，提出強兵就必須使民弱、民愚，「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國強」[6]，表明當時的管理者只看到這個問題統治者強勢的一面，片面地強調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和索取。到封建社會後期，經濟管理者已認識到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民富是國富的基礎和前提，丘浚指出：「善於富國者，必先理民之財，而為國理財者次之」[7]。通過促進生產，增加全社會財富總量，進而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有以生之而財之源生生不窮，有以理之而財之流陳陳相因，如是則在於民也無不足，而用於君也恆有餘矣。」這較之孔子「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簡單論斷有了很大進步。
此外，國家視角還有一重含義在君主對天下自然之物的所有權，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經濟體現。桑弘羊說：「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屬少府。」[8]而到封建社會後期丘浚提出：「天生物以養人，非專為君也，而君專其利，已違天意矣。」[9]可以看到，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人們認識水平在提高，自身經濟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君主所有權觀念在不斷淡化和減弱。
2．國家占據經濟管理優勢地位
在國家調節經濟過程中，當政者認識到自身必須在市場中處於優勢地位才有利於調節措施的進行，管子輕重論是典型代表。他指出：「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10]「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１1]管子充分利用「物以稀為貴」的經濟原理，順勢而為，非常靈活地調節經濟。當市場流通中有較多的穀物時，國家控制貨幣，則貨幣的相對價格高，當國家收購穀物後，市場流通中的貨幣較多，則穀物相對價格高，這樣在貨幣與穀物的相對價值運動過程中，因國家占據壟斷地位而總能夠保持經濟調節的優勢地位。在這一經濟調節過程中，國家事實上扮演著一個大壟斷商人的角色。在對外貿易交換中，這一原則相應演變為保持對外貿易優勢地位。「天下輕，我重」[12]，「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而下不吾泄矣……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13]也就是說管子認為一個國家在對外貿易中要出口相對價格高的商品，進口相對價格低的商品，藉此達到在對外貿易中占據優勢地位的目的。
3．經濟信息的重要性
封建社會經濟管理者很早就非常清楚地意識到掌握經濟信息的重要性，對經濟進行宏觀調節，必須是在充分佔有經濟信息的基礎上，而這恰恰是自由競爭市場調節下單個市場參與者所無法做到的。經濟信息的迅速流動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國家和政府藉助自身天然優勢可以促進經濟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傳播。管子說：「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同時，「國軌布於未形，據於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14]「國軌」是管子制定的國民經濟發展規劃，一旦規劃形成，宏觀經濟調節便依此展開，絕非隨意而為。另外，《管子》中問篇、八觀及入國等篇列明了對國民經濟狀況進行調查的詳細問題，其設計非常細致周密[1]362－364，反映出管子作為一國經濟管理者對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瞭然於胸。
到唐代，著名理財家劉晏第一次建立了全國商業價格情報系統。《舊唐書·劉晏傳》載：自諸道巡院距京師，重價募疾足，置遞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雖極遠不四五日知。故食貨之重輕，盡權在掌握。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得其術矣[15]。可見政府為獲得即時信息不惜花費大量開支，在實踐中價格信息在政府調控經濟時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成功。
明代，丘浚建議：「在內，俾坊市逐月報米價於朝廷；在外，則閭里以日上於邑，邑以月上於府，府以季上於藩服，藩服上於戶部。使上之人知錢谷之數，用是而驗民食之足否，以為通融轉移之法，務必使錢常不多餘，谷常不至於不給，其價常平。」[16]由此，在政府內部建立起一個商業信息報告體系，使得政府能夠及時掌握市場動態信息，相機制定決策，調節供需，平抑物價。
二、國家宏觀經濟調節的必要性
國家和政府是否有必要對經濟進行干預，以及如何干預，在經濟學發展史上始終存在分歧，直到現在仍是一個沒有達成統一認識的問題。經濟實踐表明單獨實行某一方面政策也是各有利弊。在我國封建社會歷史階段中，國家干預是主基調，封建社會管理者是在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之後才推行這一國策。
在理論層面，管子最早以樸素的方式提出了「經濟人」的概念，他認為人之本性是「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17]然而，與西方同樣是經濟人的微觀基礎，但引出的結論卻很不相同。亞當·斯密由經濟人假設得出的結論是自由競爭、市場調節原則，管子得出的卻是國家干預的結論，「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異焉，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而且「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18]，故必須有政治權力（在管子看來，這是超階級的）出而為之指導，使其避害而就利[1]303。由此我們似乎可以做一個假設，在抽象的經濟人概念掩蓋之下，中西方經濟體系中作為經濟主體的個人，存在很大的差異，導致其經濟行為和社會發展模式出現明顯的差異。
此外，管子還從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出發說明國家宏觀調節的必要性，「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糴釜十鏹，而道有飢民」，「物適賤，則助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19]表明在年景好與年景差時糧食價格相差十倍之多。《管子》中還有一些不同地區糧食價格差異的記載，如《輕重乙》所載：「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20]，表明糧食高產區和低產區糧價相差約二十倍。從以上記述中可以看出，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生產生活過分信賴自然條件，外界自然環境變化會對商品生產和商品價格造成巨大沖擊，導致經濟劇烈波動。在這種情況下，商品流通服務變得格外迫切。由政府出面組織調劑，本著安定百姓生活的社會公共性目標（而不是純粹以贏利為目的），在穀物豐收時收購存貯，到穀物歉收時投放市場，或將穀物從高產地區運往低產地區，以調劑餘缺，為社會經濟穩定和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商人似乎不能起到穩定經濟和價格的作用，他們會在商品豐裕時故意壓低市場價格而後收購，或在市場商品短缺時囤積居奇，使得短缺現象更加嚴重，從而提高商品價格，以期在拋售時獲取更多利潤，這樣做無疑會使商品價格波動更加劇烈，不利於生產發展和百姓生活。王安石在其市易法建議中說：「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或倍本數。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緩急，擅開闔斂散之權。當其商旅並至，而物來於非時則明抑其價，使極賤而後爭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車不繼而京師物乏，民有所取，則往往閉塞其蓄藏，待其價昂貴而後售，至取數倍之息。」[21]
另外同等重要的是，不論是在農業還是在工商業領域，兼並始終是經濟發展的阻礙，更是社會不穩定的直接誘因，各朝經濟管理者普遍持打擊態度。漢代桑弘羊在主張國家經營鹽鐵時，指出專賣政策是為了抑制兼並，防止「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22]，「令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並兼之路也。」[23]王莽認為，對壟斷性商品應該全面管制，防止豪民富商從中牟取暴利，剝削普通勞動人民。他說：「夫鹽，食餚之將；酒，百葯之長，嘉會之好；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卬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24]宋代王安石把抑制兼並由自然壟斷行業推廣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他指出：「有財而不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29]也就是說如果國家放棄對經濟活動的管制，採取放任的政策，必然產生兼並壟斷，而不一定要有富豪大家存在才會產生兼並，因此他把摧抑兼並看成是封建國家的重要職能，其變法措施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摧抑兼並同時也與鞏固封建統治直接相關聯，這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分析。一是商業交易的核心原則在於交易雙方地位的平等性，一旦商人經濟實力過強，必定會對封建社會等級秩序提出挑戰，從而危及統治安全性。二是富商大賈所經營事業一般規模較大，如鹽鐵業，必然聚眾獨處，時間一長難免產生脫離朝廷統治的傾向，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桑弘羊對此就曾提到：「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海為鹽，一家聚眾或至千餘人」[25]，並指出：「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滑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奸，乘利驕溢，散朴滋偽，則人之貴本者寡。」[26]
在討論兼並產生的原因時，經濟管理者也認識到由經濟個體自身素質的高低差異帶來的經濟後果，桑弘羊說：「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27]，「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28]以後也有多人論及此點，因此，摧抑兼並也暗含了追求絕對平均的社會理想。 三、封建社會宏觀經濟調節的措施和目標
在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下，經濟管理方式的獨特性在於政府作為經濟經營主體直接參與到經濟運行過程之中，因為這樣做可以將政府調節經濟的公共性目標、維護政權穩定性目標和自身財政收入最大化目標三者有機結合起來，是當政者的最佳選擇。而一般意義上的重農抑商國策，所要限制的是民營工商業，官營工商業則不在其列。隨著朝代更迭，具體調節措施包括名稱多有變化，但宏觀經濟調節思想和政策的核心一直沒有發生改變。在封建社會中，農業占據國家經濟大部分比重，因此調節政策主要圍繞農業領域展開。一般常見的政策是，對農產品價格實行常平，對手工業產品實行專賣，在農業信貸方面實行政府專營。
管子提出由國家掌握生產及生活資料，貸或租與農民，同時運用價格政策，防止富豪大戶兼並壓榨農民。「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余。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29]由此可以看出，在管子的經濟調節政策措施里，國家在市場豐裕、物價較低時購進，在市場短缺、物價高起時賣出，一則平抑物價，二則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三則打擊富豪大戶，一舉三得。
漢代桑弘羊推出的經濟政策中平準政策與管子類似，明顯有變化而且直接發揮巨大作用的是鹽鐵酒的專賣。因為鹽鐵行業具有壟斷性質，能夠產生豐厚利潤，以往富豪也多經營鹽鐵業。在桑弘羊實行專賣後，政府獲得了巨額財政收入[30]，同時打擊富商大賈，抑制兼並，鞏固了封建統治。王莽所推行管制工商業經濟活動的措施是六管政策，其范圍非常廣泛，幾乎包含了當時社會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包括鹽鐵酒專賣、貨幣統一鑄造、工商業征稅和五均賒貸，其中五均賒貸是王莽經濟管制措施中最突出的一部分。五均是指政府根據商品市場價格變動情況評定物價，並以「市平」價格作為標准採取相應調節措施，如購買和拋售商品，來穩定市場價格。賒貸則是由政府組織資金進行貸放。在這里，「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是實現了摧抑兼並，「公家有餘」是擴大了財政收入，而「恩及小民」則是穩定市場價格，維護市場秩序，保護普通勞動人民利益，同樣是一項政策同時實現了三項目標。
王安石在農業方面最有影響的是青苗法。青苗法是由政府拿出資金貸放於農民，其政策目標在穩定糧價和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同時，摧抑兼並，他還要求三等以上人戶擔負四分利息，而這些富戶實際上不需要貸款，由此青苗法在摧抑兼並這一目標上走得更遠。
明代丘浚非常重視商品市場價格的穩定，把「平物價」與省力役、薄賦斂並列作為「王者」的重要任務。丘浚所提穩定價格與前朝歷代相同，不同之處在於他淡化了抑制兼並和擴大政府收入兩項目標，表明他意識到政府幹預經濟的行為應當停留在保持經濟體系和商品市場的穩定這一層面上，而對參與市場的經濟個體不加干涉，而且政府不應當在干預經濟的過程中謀取自身利益。
丘浚可謂封建社會經濟調節政策的集大成者，觀察論述面廣，對歷朝歷代的各種經濟政策措施悉數進行了整理，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做出了方向性的轉變，提出減少政府幹預經濟，只保留了「平物價」一項，同時在貨幣制度、財政預算、海外貿易、漕運、常平等方面提出諸多更加科學的政策主張，頗有新意，充分體現了現代社會經濟管理的發展方向。在丘浚身上我們又一次看到了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生生不息、推陳出新的發展和進步。
參考文獻：
[1]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卷[Ｍ]．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９98：288；362－364；303．
[2] 管子·五輔篇
[3] 大學衍義補卷二五，市糴之令
[4] 管子·國蓄篇
[5] 管子·揆度篇
[6] 商君書·說民篇
[7] 大學衍義補卷二Ｏ，總論理財之道上
[8] 鹽鐵論·復古
[9] 大學衍義補卷一一三，戒濫縱之失
[10] 管子·國蓄篇
[11] 管子·山權數篇
[12] 管子·輕重乙篇
[13] 管子·山至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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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舊唐書·劉晏傳
[16] 大學衍義補卷二六，銅楮之幣上
[17] 管子·禁藏篇
[18] 管子·禁藏篇
[19] 管子·國蓄篇
[20] 管子·輕重乙篇
[21] 續通鑒長編卷二三一
[22] 鹽鐵論·禁耕
[23] 鹽鐵論·復古
[24] 漢書·食貨志
[25] 王臨川集卷八二
[26] 鹽鐵論·復古
[27] 鹽鐵論·刺權
[28] 鹽鐵論·錯幣
[29] 鹽鐵論·貧富
[30] 史記·平準書，「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
❾ 經濟理論對管理會計的產生和發展有哪些重要的影響
1、對會計主體假設的影響
傳統工業經濟時代的會計主體是企業,知識經濟時代會計主體是網路公司。由於網路公司突破了空間概念,其外延不斷變化,結構和功能都有極強的不穩定性,它可能只是一個「虛擬公司」,組成公司的各獨立企業藉助計算機網路分組迅速,可隨時根據實際情況需要增加或減少組合方。
也就是說,公司作為會計主體,可能時而膨脹,時而縮小,還可能立即解散。「虛擬公司」使會計主體具有可變性,主體可藉助計算機網路迅速分合,在這種情況下,「實體」概念對於網路公司而言意義不大,這將給會計的核算和管理以及風險的控制帶來巨大的挑戰。
2、對持續經營的影響
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競爭加劇,風險增大,購並成為趨勢,企業可按市場的需要藉助互聯網適時介入、退出和轉化,一旦完成某項交易立即解散。這種臨時性的網路企業在新經濟時代將十分普遍,使企業持續經營的前提對它們不再適用。
3、對會計分期的影響
會計分期的目的是為了及時提供會計信息,滿足企業內部和外部決策的需要。顯然,這一假設的提出與會計信息的加工和傳遞技術受到限制有關。
在知識經濟時代,隨著電子聯機實時報告的出現,即時的通訊手段帶來了即時的操作和調控,企業內外部會計信息需求者可以在互聯網上動態地得到企業實時的財務及非財務信息,而不必等到某個會計期間結束才可獲得,從而大大提高了會計信息的及時性。
在這種情況下,將交易期間作為會計期間就更為合理,同樣會計分期已無存在的必要,因為不會產生成本費用的跨期分配問題,從而使收益等會計信息更真實、可靠。
4、對貨幣計量的影響
一方面,網上銀行、電子貨幣等的出現,使觀念中的貨幣量成為可能,對傳統貨幣假設無疑有著巨大影響。
另一方面,由於網路公司交易空間的擴展,使得國際間資本流動加快,資本決策可在瞬間完成,對有外幣業務的會計主體來說,匯率的驟變會導致本位幣價值和價格之間的背離,從而加劇了其所面臨的貨幣風險。
❿ 中國出現哪些影響經濟發展的大事件，選擇其中之一說說對經濟理論研究者的影響
1、自然因素
自然資源的特點和在人類生產與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版，決定了一個國權家所擁有的自然資源的數量、質量和構成及其分布狀況，對經濟發展關系極大。
2、人口數量
人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統一，人口發展必須與物質資料生產發展相適應。
3、科學技術
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不僅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其他方面也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4、文化教育
對人力資源的開發是通過人力投資實現的，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體力投資，一是智力投資。教育是對人的智力投資，是提高人力資源質量的各種途徑中最重要的途徑。
(10)經濟思想發展的影響擴展閱讀
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
通過歷史，我們明白了這個道理，必須要大力發展經濟，提高國民經濟收入，提高國家的經濟總產值，這樣才能提升中國的地位，才能讓國家變的強大，才能擁有更多的話語權，才能讓中國這只雄獅屹立於世界之上，不再讓近代那段屈辱的歷史重演。
中國近代歷史簡直就是一部屈辱的歷史，相信每一個炎黃子孫都不會忘記這樣一個道理：落後就要挨打，落後就要被別人侵略。
要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就得發憤自強。在鴉片戰爭中國是落後的，武器落後，科技落後，經濟落後，最根本的還是社會制度落後。要發憤自強就要改造社會，發展社會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