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國應重視經濟發展還是環境保護
這個問題最近應該是很熱的，既然你贊成經濟發展，給你提一點吧，你的對手肯定會舉一個回例子答：最近中國答應在2020年碳排放量降40%-50%，你只需要從這個政策會降低國內消費水平，降低居民收入（如果要煽情一點就說降低貧困人的收入吧。。。。）來分析。面對這個論題，你只需把握一點：環境固然重要，但是經濟，政治，文化是一個國家最核心的，最不可能動搖的東西。至於材料你還是自己搜集吧，工作量太大。。。
Ⅱ 為什麼中國要致力於保護環境，但又大力發展經濟呢
全國各省市都在以錢為綱攀比GDP，中西部地區，不賣資源犧牲環境，還能去幹啥？技專術、人才、資金全部流向沿屬海，讓中西部拿什麼去發展？難道你想讓中西部地區和東部沿海的差距越來越大嗎？保護環境同時發展經濟，，這，，不現實的。就和當年的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差不多。因為經濟轉型需要技術和人才的支持，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中國毫無疑問還是世界工廠製造大國，無法轉型，也就註定，無法同時保護環境。
Ⅲ 中國未來應該發展經濟還是環境
綠色中國 路在何方
近代中國一直在兩種力量的左右下蹣跚前行，第一是有著五千年歷史文化的傳統慣性作用，第二是西方列強帶來的工業化文明的威逼兼示範作用。自1840年以來，外敵不斷入侵，國勢日益衰微，列強割我土地、掠我資源、刮我財產、魚肉我人民至中國土地上獨「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其亡國滅種之恨，城下之盟之奇恥大辱，均使我國民刻骨銘心。「落後就要挨打」成了近代中國人心目中鮮血凝成的真理，也是歷代仁人志士致力於發展現代化的強大的精神動力。
由於中國近代歷史因列強欺凌而呈現的特別的屈辱性質，發憤圖強成為近代社會的主旋律，因此來自西方的工業化文明的威逼和示範作用成了中國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對五千年歷史文化傳統慣性的否定，一直與現代化事業相伴隨，因為，這種慣性力量實際上阻礙著現代化的進程。後者壓倒前者，科技與民主的西方壓倒人文的傳統中國，今天概稱為五四精神。啟蒙也好，救亡也好，俱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啟的是科學之蒙，民主之蒙，其拯救一個老大垂死的帝國的方式，也是將其造就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故有所謂科學救國、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等等。
8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地位有所上升，作為大國的綜合國力有所增強，救亡使命的迫切性不太強了，文化界開始傳出對五四精神進行反省的聲音。論者試著強調，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常常不只是一種消極的力量。新儒家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騰飛為例證明，即使就現代化而言，它也有積極的作用。還有的說，現代化解決不了民族精神問題，說到底，西學還是為用，中學還是為體。現代化有一定成就了，不要忘記為的是什麼。還有的說，人類文明主流的風水輪流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西方文明稱霸了近半千年，現在該是以中華文明為主的東方文明佔主導地位了。
在所有的反省中，有一個強大的共同背景，這就是，在經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科技創新和經濟飛速增長之後，西方的現代化即工業化本身暴露出了它的根本缺陷，即不可避免的導致環境污染、消耗不可再生資源、不可逆轉的物種滅絕，從而出現生態危機，最終有置人類於種族滅絕之境的危險。
然而，西方的道路並非死路一條，中國傳統的道路也並非金光大道。命運對我們這一代中國人來說是殘酷的：我們曾經為了救亡，大啟現代性之蒙，消除傳統，可等到現代性開始深入人心，傳統消除得差不多的時候，又聽說洋人的工業化不靈了，可是此時，老祖宗的東西已忘得差不多了。這倒也並非完全是壞事，中國智慧中有一句叫做置之死地而後生。實際上，真正可行的道路可能既不同於傳統，又不同於西方的工業化。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每一種獨特的文化發展，既不可能超越時間（延襲傳統），也不可能超越空間（延襲西方）。我們要求第三條道路，而且我們一直走在第三條道路上。從前，我們既不搞封建主義，也不搞資本主義，而是搞社會主義；今天，我們既不搞西方資本主義，又不搞傳統社會主義，而是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不斷有第三條道路被我們走出來，在我們的腳下出現；也不斷的有第三條道路，等待我們去探索。在即將走入21世紀的時候，在全球性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大，可持續性發展的呼聲越來越高的時候，我們依然面臨著一個新的第三條道路。我把它確定為走向綠色中國之路。
1、工業化道路以及「可持續發展」作為它的修正
資本主義西方創造了人類歷史上一種新的發展模式。在生產方面出現了以大工業為主導生產部門的新格局，在社會交換和流通方面出現了市場競爭和自由貿易的新機制。自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成為現代性的典型體現。
就其生產過程而言：它以高度組織化的方式勞動，以批量化、流水線生產標准化的產品，它以新的能源動力和富含新技術的機器，成十倍成百倍的提高勞動效率。就流通過程而言，錢加速轉化為產品，產品又加速轉化為錢，在這兩個加速過程中，貨幣和產品均處在滾雪球式的增長過程之中，貨幣越滾越多，產品也越滾越多，於是，國民財富就越來越多。
因此，這一發展模式的根本特徵可以概括成滾雪球式的指數增長方式。這一流程簡單說來就是，以批量化生產使產品廉價，以廉價產品佔領市場，以市場刺激消費，以消費刺激生產，完成一個正反饋過程。最終的結果是，消費水平越來越高，國民財富越來越多。工業革命之後，人類在100年內創造的財富比有史以來此前創造的全部財富之和還多。
這神奇般的湧出的財富從哪兒來的呢？拋開一切艱深的經濟發展理論不論，讓我們只追蹤能量和物質流的流向就可以發現，全部以指數方式滾滾而來的財富不外乎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人，一是地球。
創造如此之多財富的人不再是從前的人，他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發生了根本的改變。與工業化生產方式相適應、相協調、相促進的方向改變了的人，已經成為工業社會的一分子，成為一部大機器上的零配件，執行著單一的功能。豐富、復雜、多元、有機的存在方式，向著單調、簡單、一元、無機的存在方式轉化。
工業化的生產方式特色是快節奏、單調周期性重復，高度組織化，分工高度專業化，追求效率、效益、有效性。追求有效性成為人類生活的主旋律，這是近代與前近代的根本區別。
這個區別首先表現在近代科學上。近代科學的精神是化簡（還原）的精神，所有的事物在質上的獨特性均被宣布為人類的幻覺，是不真實的，唯一真實的世界是一個量的世界，所有質上的差異「本質上」都只是量的差異。比如堅硬的不同，只是物質密度的不同；顏色的不同，只是光波長的不同；聲音的高低，只是聲波頻率的不同。「人們曾幾何時以為自己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一個到處是顏色和聲音，空氣中散發著芳香，充滿著歡樂、愛情和美，滿目是有目的的和諧和創造性的理念的世界——現在全被擠壓在有機體的大腦上某一方寸之角中。真正重要的外部世界是一個僵硬、冷酷、無色無聲的死寂的世界；一個量的世界，一個可以數學計算的按照力學規律運動的世界。」在科學的世界裡，不再有不可還原的質的獨特性，有的只是數學符號，於是，預測和控制的有效性能夠達到它的最大狀態。正是預測和控制的有效性，支配著近代科學的走向。
這個區別當然也體現在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方面。為了追求效率、效益和有效性，社會生活呈現出高度的組織化、專業化、快節奏。高度組織化使得人類對人為制度和人為環境有著更大的依賴性，專業化則使個人多樣化的發展受到限制，全面的自由化的發展在工業社會成為一種只屬於未來的希望（比如每個人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理想）。快節奏則顯示了人類社會和個人生活的一個重大轉變，即時間的緊迫感驟然成為一個主要的日常的心理狀態。「幾乎所有的技術發現和裝置都與獲取或節約時間有關，它們的目的都是為了克服『慢』，提高速度。家庭日用器械、通信工具、交通運輸工具如此，那些能夠在小數秒的時間內完成用人工幾代人才能完成的運算的計算機，也是如此，能量產出裝置和軍事裝備無不如此。速度是到處受到尊崇的上帝，盡管以交通為例，它是以大量的事故和犧牲為代價的。」功率和效率是幾乎所有的技術裝置的基本技術指標，而它們都與是否能節約時間相關。
於是，用不著高深的經濟理論就可以理解了，人一旦改變其悠閑狀態變得忙碌起來，而且處心積慮忙的又是一個類型單一的事情，這個事情自然就格外地比從前辦得好。這個事情就是，建立一個以人類為中心的支配性、控制性、征服性的結構體系，一切以人類覺得合適、覺得自己的意志得到了實現為目標。至於被支配被控制被征服的自然界，我們的地球以及上面居住著的所有其它生命，工業化可管不了那麼多。現代性假定，它們實際上都是死的、都沒有獨立的內在價值，它們的價值依賴於人類主體的需要。
然而，正是包括空氣、海洋、土地在內的大地，提供了工業化以來所有巨額財富的源泉。事實上，這個源泉從來就存在，而且它所能提供的應該遠遠大於工業化所榨取到的。大地像人類的母親一樣，源源不絕地供給人類以養料，這種供給就如清泉流水，自然而然，毫無困難。這種供給是豐富和多樣化的，使人類能夠全身心的沐浴在自然的養料之中。然而，就像「榨取」這個詞字面意思所指的那樣，人類遠沒有滿足於自然永恆而又毫無睏倦的恩賜，而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破壞自然神聖的恩賜結構，徑取自認為對自己有利的東西，直至為了得到這些有利的東西，不惜破壞自然的生命構造。如同為得到一根象牙不惜殺死一頭大象，為得到一個熊膽不惜殺死一隻黑熊，工業化為了得到礦產不惜毀壞植被，為了得到能量不惜毀滅整個地球生態系統。在工業主義者眼裡，地球就不曾有過生命，它的恰當的角色是能源庫、物資庫、垃圾場。
正是因為不惜對地球生態系統的破壞，人類才得到了足量的能量和物資，以支撐滾雪球一樣指數增長的經濟發展。然而，指數增長的要求是一個貪婪的要求，是一種欲壑難填的要求。有位東方智者說得好，地球能夠滿足人的需要，但卻滿足不了他的貪婪。總有一天，地球會被榨乾，所要榨取的東西（能源和物資）都枯竭了，而地球生態系統再生這些東西的能力也喪失了。今天人們眾口一詞、大聲疾呼的環境問題，正是工業化這種對一切生命孰視無睹、「披生斬命」徑取其中有效能源和有用物資所產生的惡果。今日環境污染、生態破壞、人口劇增和資源枯竭觸目驚心的四大環境問題，展示了工業化折騰地球之後不得安寧的下場。
於是我們看到，工業化及其巨大成就，實質上有兩個秘密來源，即人的存在的單面化和對地球資源的不計後果（甚至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掠奪。
在歐洲近代思想史上，對工業文明的反思始終與工業化的發展過程本身相伴隨。啟蒙運動時期，在一片宏揚人類社會無限進步的啟蒙話語中，曾經響起過一個非常異樣而刺耳的聲音，這就是盧梭對科學和工藝進步的批判。他指出科學和藝術（工藝）的進步不僅無助敦風化俗，反而導致傷風敗俗的結果；他頌揚那些心靈純朴、生活簡朴的「高貴的野蠻人」，認為他們身心健康，德行高尚。在經濟學思想史上，也曾有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提出人口幾何級數增長，而糧食算術級數增長，這勢必造成人口對於資源需求的巨大壓力。到了20世紀，對西方工業文明進行反思的思想家越來越多，反思的力度也越來越大，他們中有哲學家、藝術家、社會活動家。
在美國這個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國度里，本世紀初就出現過群眾性的自然保護運動，建立了不少自然保護區式的國家公園。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飛速的經濟發展所導致的嚴重的環境問題，也最先在美國出現並被美國有識之士披露出來。1962年出版的卡寂的《寂靜的春天》，因揭露大量布撒DDT農葯以致昆蟲鳥獸大量死亡，春天因而成為沒有鳥叫的死寂的春天，引發了美國社會中一場關於如何正確使用化工產品的爭論，也引發了現代意義上的聲勢浩大的群眾性的環境保護運動。此後，環境保護運動在邊緣人群中方興未艾。
由於環境問題日益嚴重，而且在范圍上由早先的局部問題越來越變成了一個全球性問題，到了70年代，以民眾覺醒為先導的當代環境保護運動，終於引起了主流社會的重視。1972年，聯合國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大會的基調報告即《只有一個地球》，將全人類共同拯救地球生態系統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
然而，環境問題作為一個問題被尖銳的提出，依然是算計和權衡的產物，而不是因為「覺悟」。最先由發達國家提出來，並不是發達國家對工業化本身進行過道德清算，而依然是著眼於環境問題的經濟後果。正因為此，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上許多發展中國家環保熱情並不很高。他們認為，發達國家在地球這艘宇宙飛船上已經占穩了頭等艙，享受著比世界人均水平高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的能源和物資，現在又要求我們發展中國家注意保護我們大家共同的環境，這是不是一個陰謀，想阻止我們發展工業化，想讓我們永遠處在貧窮落後的境地。
到了80年代，發展中國家渴望發展、渴望追趕發達國家的勁頭絲毫未減，現代化強大的示範作用依然存在，因為發達國家並沒有首先改變自己，一樣的高消費、高增長，追求更高的生活質量，只不過生活質量里開始包括環境質量。在一個繼續走著工業化道路的世界上，發達國家追求高的環境質量，無非是要將環境熵向窮國轉移。以日本為例，這是一個侵略成性的民族，在過去的戰爭年代裡曾給亞洲人民造成了磬竹難書的災難，今天它又成了世界頭號的「環境侵略者」。它自己有著國土面積66%的森林覆蓋率，卻每年從森林覆蓋率只有13%的中國大量進口一次性筷子，它每年的木材進口量佔全世界木材出口總額的40%，這些木材意味著大片熱帶雨林的消失。為了能夠得到木材，它有意貸款巴西修建一條從太平洋沿岸通往亞馬遜林區的公路，而為了保護對全球生態有著至關作用的亞馬遜熱帶雨林，世界銀行已經明確拒絕援建這個項目。北太平洋有超過一半的漁船是日本船，它們濫捕濫撈，造成該區域漁業資源走向衰微。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象牙消費國，不知道有多少大象被日本人間接的殺死。
有鑒於南北之間在環境問題上觀點的差異，一種新的將環境與發展相結合的思路在國際社會中開始流行。這就是今日人們日熟能詳的可持續發展理論。所謂可持續發展，意思就是說，發展還是要發展，但別沒有後勁，從現在開始就要維護將來發展的可能性，別讓我們的後代沒有發展的可能性。應該看到，這是在環境問題上國際合作所取得的積極成就，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達成的某種妥協。發達國家的意思是，我們強調全球性的環境保護，不是不讓你們發展，是說讓你們的發展更能持續下去。以瑞典前首相布倫特蘭夫人為首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起草的《我們共同的未來》於1987年出版，其中著重闡述了可持續性發展戰略，此報告後來成了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基調報告。
在我看來，由於可持續性發展的政治妥協的性質，它的內含是無法准確界定的。事實也是如此：有的人強調「可持續」的方面，有的人強調「發展」的方面。但是對無論哪個方面，「發展」依然是今日世界的主旋律，這就常常使「可持續」變得十分尷尬。發達國家說要搞「可持續」，可它又不願意放棄既有的生活方式，不願意背離工業化社會的體制結構、價值觀念，你搞什麼可持續？無非想讓發展中國家搞慢一點，好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發展中國家說要搞「可持續」，可它又非要大搞特搞傳統的工業化不可，有什麼可持續性可言？只不過吸取發達國家高污染的教訓，使污染速度放低一點，但污染還是要污染的。農葯化肥照施不誤，森林樹木照砍不誤，污水毒氣照排不誤。
客觀的說，可持續發展策略是對傳統工業化發展策略的一種修正，是一種讓最壞的後果慢點來到、晚點出現的權宜之計，因此，它是人類在沒有更好的辦法提出來之前、更好的文明形態成熟之前的一個過渡階段。可持續發展是在發展模式內部進行的修正，它想說的不過就是，資源包括不可再生資源還可以用，但不要用得太快，不要一下子用光，可以快馬加鞭，但也要讓馬兒休息，不要殺雞取卵、竭澤而漁。
可持續發展戰略之所以被認為只是對傳統工業化思路的一種修正，而不是徹底的變革，更主要的原因還在於，它只顧及到了作為利用對象的地球的方面，而沒有考慮到人本身方面的變革。剛才我們已經看出工業化有兩個基礎，一是現代性的人性構造和社會組織方式，再就是對待地球的掠奪式開發。可持續發展思想考慮了第二個方面，而且只考慮了第二個方面的一半，即反思了「掠奪式」，但繼續同意「開發」，這是因為它完全沒有考慮第一方面，即對人性構造和社會組織方式的反省。在這一點上，包括宗教家、哲學家、藝術家和許多科學家在內的綠色思想家有很多的論述，這些論述由於被認為遠離中國現實，而在中國得不到應有的傳播，聽不到這方面的聲音，令我們陌生。由於在可持續發展的思想中，並不存在對工業化人性單面化的反思，它必定在整體上仍受工業化之本質的支配，也必定會陷於大量的自相矛盾之中。一個證據是，中國因為缺乏深層綠色思想的後援而使可持續發展的理論研究雖然熱鬧，但不免流於空泛膚淺。
2、傳統中國及其生態界限
在中國致力於改革開放大搞現代化建設的近二十年裡，國民生產總值（GNP）翻了幾番，但環境污染量並沒有隨之翻番，環境質量雖然繼續惡化，但沒有如經濟增長速度那樣快速的大幅度惡化。這是因為中國政府加大了環境保護的力度，在拿不出多少錢的情況下（環境投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總是百分之零點幾，發達國家都在百分之三以上），通過強化環境管理，也使環境保護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肯定這一成就的時候，我們必須認識到，取得這一成就固然是因為中國政府政策明智，重視環境問題，也是因為，中國是一個生態過於脆弱的國度，中國實在是經不起嚴重環境污染的折騰。
這樣一個生態脆弱的國土，正是傳統中國遺留下來的。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繼承了960萬平方公里陸地的國土和5億4千萬人民，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但是這遼闊的國土中，有約三分之一的面積是沙漠、戈壁、冰川和石山，屬無法利用的土地；森林面積只佔4%，森林覆蓋率為8.6%；近6億的人口中，80%是文盲，而且分布極不均勻。從黑龍江的愛輝（北緯50度）到雲南的騰沖（北緯25度）劃一直線將全國分為兩部分，則西北面積佔64%，人口只有4%，東南面積佔36%，人口卻有96%。這一人口分布是環境條件和歷史條件造成的，在人口密度極小的西北地區，多為山地、高原、荒漠，氣候條件惡劣。十分明顯的是，人口的分布與水資源的分布大致趨同：占國土面積45%的西北半壁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占國土面積55%的東南半壁降水則在400-1600毫米；耕地佔38%的長江及其以南地區占徑流量的82%，而佔耕地40%的黃河、淮河和海河三大流域，徑流量只佔6.6%。
這一人口布局與黃河流域文明的衰落密切相關。黃河，見證了傳統中國的生態界限。
文明均生長於大河流域，哪裡有水，文明就在那裡生根發芽、開花結果。西方第一個哲人泰勒士說：「萬物源於水」。中華先民繁衍生息的黃河流域，遠古時期原來是林木茂密，水草豐富，氣候溫濕，土地肥沃。但歷經幾千年的農業開墾之後，終於成了今天的林木稀少，氣候乾燥，土地貧脊。
如果說工業文明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農業文明則導致了對森林生態的嚴重破壞。中華五千年農業文明史就印證了這一點。粗略的說，漢代的繁榮建立在對黃河流域的生態破壞之上，唐代的繁榮則造成了黃河流域生態系統的嚴重失調，從而導致黃河流域的衰落；宋代的繁榮建立在對長江流域的開發從而生態破壞之上，而清代則開始了對長江流域生態系統的最致命的一擊。長江水患就是清朝直接留給我們的遺產。
當人類作為地球生態系統的一個部分並被動的接受調節時，人類的活動盡管具有破壞性，但這種破壞性能夠被生態系統自動補償和恢復。原始的耕作土地利用率雖然很低，但與人口相比，有幾乎是無限廣闊的新土地可以利用。對於刀耕火種的先民而言，當一塊土地表面的肥力被用盡之後，他們就會尋找新的耕地。被廢棄的土地在被再次利用起來之前，由於長期的休耕已經重新恢復了肥力。他們雖然破壞了森林，破壞了植被，但他們人口有限，破壞的程度也有限，在他們遷徙到別處時，被破壞的森林和植被會自動恢復。而且，如果人口過量，則自然會適時的實行自然選擇，使人口數量自動控制在環境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
文明的進步是以人類對環境的自主性的提高為標志的。各種金屬工具的發明與利用，技術水平的提高，使得土地利用率有了提高，人群不再被動地適應環境，到處遷徙，而開始過一種定居的生活。定居的生活意味著對土地深度的開發，意味著人口的增加，於是，要求更多的耕地。毀林開荒成為農業文明指向生態環境的利刃，而深度的開墾使得森林的自我恢復能力徹底喪失。隨著農業文明的發展，森林植被日益減少。
植被破壞之後，直接的後果是水土流失。大雨沖走了土壤表面的肥力，使土地貧瘠；大雨接著將泥沙沖進江河，使江河湖泊發生淤積。淤積了的江河在暴雨季節不能暢通，於是引起水災。水災毀壞更多的良田，於是該地域文明開始衰落。
發源於尼羅河的古埃及文明，發源於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均由於在母親河的上游濫砍濫伐森林、無休止的墾耕、過度放牧，使往昔的千里沃野淪為今日的貧瘠之地。兩大古老的文明均已湮沒在漫漫黃沙之中。
黃河文明也不例外。周代時，黃土高原的森林覆蓋率達到53%，但隨著人口的增加，耕地的需求日益迫切，森林被大量砍伐。公元前215年，漢大將蒙恬抗擊匈奴勝利，收復了河套地區，並向那裡大量移民。漢人很快將佔領的匈奴人的牧場變成農田。漢武帝先是開墾河套地區，接著開墾河西走廊。整個黃河流域均在開發之列。這期間，耕土面積有很大的增加，公元元年左右可能已經達到了5億多畝。人口也飛速增長，到公元初年時，達到了近6000萬，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人口高峰。
漢代對黃河流域的大力開發，使黃河中下游出現人口危機，而中上游的植被破壞則使黃河開始危害民生。此後朝代更迭，戰禍連年，使人口銳減，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環境的壓力，也將生態問題掩蓋和淡化。晉朝統一全國時，史載人口只有1600多萬。大量農田荒蕪，有的重新成了牧場。這反倒使黃河流域的生態系統獲得了一個休養的機會。這時期，也許由於北方游牧民族卷土重來，退田還牧，黃河的水患反而減輕了。
唐代初期清明的政治，使因戰亂變得稀少的人口大幅度回升，至天寶年間（公元8世紀中葉），全國人口又升至近6000萬。人口的上升伴隨著大規模的土地開墾，對黃河流域的開墾達到頂峰。為了抗擊西北游牧民族的侵擾，唐朝在西北邊境實行屯田戌邊政策，開墾了大片的耕地良田，唐代一下子變得豐衣足食，社會空前繁榮。但黃河流域的開發已達到其生態界限。黃河上游植被嚴重破壞，水土流失極為嚴重，唐代黃河之水已經極為混濁。
安史之亂後，這一生態界限開始顯露出來。戰爭的破壞是一個因素，但也只是暴露本已存在的生態界限的一個契機。這時期，黃河流域人口銳減，生產力再也難以恢復。到了宋代，黃河的泥沙含量達到50%，以後每況愈下，明朝達到60%，清代達到70%。大量的泥沙使得黃河河床日益升高，有些河段甚至高出地面，成為懸河。黃河泛濫成為歷朝歷代頭痛的大事，黃河真正成為一條害河。
也是在這一時期，大量北方人口南移，湧向長江流域，在長江下游特別是長江三角洲地區進行開發。安史之亂也許可以看作是華夏文明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轉移的一個標志。
中唐以及北宋在長江流域的開發依然是毀森林植被以辟山地，築壩圍湖以墾水田。其中以後者為最。圍湖造田的直接後果是引起水災。長江流域大小湖泊眾多，它們構成了長江水系徑流的天然調節器，如同人工水庫一樣。大量湖泊被圍田，使這一天然的調節器失靈，於是陷長江流域於「雨則易潦，晴則易旱」的水災旱災之中。大雨季節，洪水無處安置，堤壩笈笈可危。無雨季節，無儲備之水可以灌溉。
北宋滅亡後，北方人口又一次大量向南遷移，造成東南地區人滿為患，人地關系處在極度緊張之中，該地區的山林、湖泊和耕地均被過度開墾。
明朝一開始也是恢復人口，向北方移民，以及開墾荒地。但明代人口增長速度太快，很快突破6000萬。土地開墾的速度追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1400年，人口約6500萬-8000萬，耕地面積為3.7億畝；1600年，人口達2億人，耕地為6.7億畝。人多地少可能是明代社會動亂的重要原因。
明清之際的戰爭使人口大減，但清代恢復很快，而且由於明代人口基數已經很大，使得清代人口直線上升。清初為了鼓勵墾荒而且防止動亂，取消了人口增長稅（康熙五十一年即1712年），這使得清朝人口驚人的增長。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政府統計人口超過兩億，到了道光十三年（1833年），官方統計人口已近4億。
為了養活這樣多的人口，除了提高糧食單產還是靠開墾。平原地區已經過度開墾，民眾便向山區蜂湧。福建和江浙向江西、兩湖地區移民，江西、兩湖地區向貴州、四川移民，也就是長江中下遊人口向上游移民。新的移民以極其落後的方式毀林開荒，大規模地破壞山地森林植被，導致長江上游水土流失開始成為問題，進而影響中下游的生態環境。由於上游開山導致水土流失，中下游圍湖導致水患，結果長江中下游連年水災。
清朝唯一加以政策性保護的是東北和蒙古。東北是滿清的老家，為了保護這片故土，清朝禁止漢人入關開墾。禁止漢人進入蒙古墾地則是因為其民族隔絕政策。這些政策盡管並沒有被嚴格地實施，但客觀上還是保護了這兩地的生態系統。東北的原始森林得以保存，而且直到目前依然是我國最大的森林密集地區。
縱觀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前進的步履總是與生態破壞相伴隨。歲月流逝，滌盡多少朝的繁華，江山依舊沉默，只是生態環境每況愈下。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華文化是以其「天人合一」的綠色思想聞名於世的。
「天人合一」強調人與環境的調和、適應、和諧，在這里，環境不僅是地理環境，而且也是社會環境、人文環境，是廣義的「環域」和「場」。所謂因時制宜、因地制宜，所謂得「天時、地利、人和」，所謂「順天應時」，都是這種思想的體現。《易傳·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
Ⅳ 關於中國人口環境及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級解決措施
一些參考資料o(∩_∩)o 。。。
人口與發展已經成為國際社會越來越關注的重大課題；中國將進一步以發展為主題，繼續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保護和合理利用資源，加強生態建設，保護和治理環境，大力促進經濟和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
人口與發展已經成為國際社會越來越關注的重大課題。走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相互協調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正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選擇。
當今世界，亞洲地區已成為最具活力和發展潛力的地區。亞洲地域廣闊，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巨大；亞洲歷史悠久，文化多樣，發展活力旺盛；亞洲人民自尊自信、自立自強、勤勞智慧、勇於開拓創新，曾為人類文明和世界歷史進程做出過巨大貢獻。
他強調，中國作為亞洲大家庭的一員，一向把自身的發展看作是亞洲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對亞洲乃至全世界的貢獻。新中國成立53年特別是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發生了巨大變化，經濟實力大為增強，人民生活顯著改善。但我們也清醒地看到，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地區發展還不平衡，要在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還需要進行不懈的努力。進入新世紀，中國正在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
繼續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保護和合理利用資源，加強生態建設，保護和治理環境，大力促進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
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願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與亞洲各國建立和發展友好合作關系。中國全國人大願與各國議會繼續加強交流，加深了解，增強信任，擴大共識，為不斷促進亞洲各國議員和人民之間的友誼，作出新的貢獻。
一是:計劃生育.即要提高人口素質,又要提高人口水平,
二是:晚婚晚育.
三是:提倡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子
人類生存離不開自然環境、生態平衡、環境保護，也離不開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生態的建設、環境的治理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在經濟運行與宏觀控制中重視人口因素特別是其質量與素質因素，重視資源生態環境因素，對於不顧外部性問題的經濟增長是一種制橫、抑制。 人口素質提高與人口質量保障，以及資源保護性開發與生態建設環境治理，從不同層面對於經濟增長具有基礎性作用和推進意義，它們是可持續性經濟增長的基本前提與必要條件。 經濟社會與資源生態環境相協調是人類活動的一條基本規則與指導思想。在經濟社會活動中，把人口、資源生態環境、經濟增長這三者內外有機的結合起來進行思考，妥善處理這三者的關系，有利於科學合理有效的解決人口問題、資源生態環境問題、經濟增長問題以及消除或規避其間的多重矛盾，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與可持續發展。在國家國民經濟發展規劃的制定中，在國民經濟運行規則的建立中，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如何協調處理三者關系亟待人們做出系統性理論貢獻與政策貢獻及可操作性對策貢獻。
人口的迅速增長導致了環境的嚴重破壞，具體表現為：第一，為了滿足人口增長引起的消費需要，必然導致人類對自然資源的無節制的開民，從而造成了生態平衡的失調。第二，人類為了生存，生產眾多的工業產品，同時也產生了大量的廢棄物，結果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破壞。第三，人口增長造成的生態平衡的失調和生存環境的污染反過來又影響人口的素質和人體的健康。 總之，人口增長過快與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直接有關。也就是說，人口增長過快是世界環境退化的原因之一。因此，要衽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的速度，消除人口爆炸對環境的沖擊。同時，還要努力提高人口素質，提高環境保護意識。
協調好人口 資源 環境 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中國必須建立可持續發展與兩型社會（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
人口、資源和環境這三方面，是一個具有內在聯系的系統工程。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等各個方面，但就中國的國情而言，人口問題具有突出的重要意義。中國人口數量眾多、增長量大，給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可以說，中國的社會經濟能否可持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口問題的解決，包括人口數量問題、人口素質問題和人口結構問題。
1．人口與可持續發展
對於「可持續發展」的討論總是和兩個根本性的問題糾纏在一起：一個是環境問題，另一個就是人口問題。從環境問題本身來看，它的產生似乎同人口增長沒有什麼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但是，自從80年代以來，世界人口和經濟幾乎以同樣的速度增長，加上不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模式，給我們這個地球增加了越來越大的壓力，這同樣是擺在人類眼前的事實。發達國家作為世界環境污染的主要出口商，他們的環境問題主要是生產、生活垃圾和廢物的處理不當造成的，人口增長在其中的影響微乎其微。與發達國家截然相反，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則是以快於經濟增長的速度在增加，這使本來已經相當脆弱的生存環境受到更加嚴重的破壞。在這些國家中，人口問題和環境問題好似一對苦難的孿生兄弟，而這兩者的關系實際上又相當復雜。
可持續發展」為人類社會確定了新的發展目標模式。實現這一目標模式的方法和途徑有很多，但是，為了確保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不致遭受根本性的破壞，人類的選擇又顯得十分有限。促進經濟發展既是「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內涵，同時又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途徑，但有必要明確一點，為了實現經濟的增長，人類目前所採取的某些方式是不可取的，是有背於人類和地球的長遠發展目標的。意識到這一點的意義在於，人類已經開始努力改進以往的不利做法，並力圖去尋求新的發展途徑。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需要克服種種阻力，人口問題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為此，發展中國家已經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還要妥善地處理人口、資源和環境的關系，這使今後的種種努力顯得更為艱巨，也更具有深遠的意義。
2．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
（一）人口與土地與糧食
中國在不到全球7%的耕地上解決了佔世界22%人口的吃飯問題，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同時它也說明了中國人口對土地和糧食的壓力。中國陸地總面積為960萬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大的國家之一。在現有的經濟技術條件下，可被農林牧副漁業和城鄉建設利用的土地佔總面積的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則是沙漠、戈壁、冰川、石山或荒漠，利用難度很高，成本極大。1952年，中國耕地面積為16．2億畝，人均耕地面積為2．8畝。當時世界人均耕地面積是5．5 畝。雖然與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一倍，卻是中國50多年的最高水平。1997年，中國的耕地面積約為14．3億畝，人均只有1．15畝，比1952年下降了一倍多。1952－1997年間，耕地面積減少了近2億畝，人口卻增長了6億5千萬，人多地少的矛盾大大加劇。隨著人口數量的增加和耕地面積的減少，中國的人均耕地面積還將進一步下降。預計15年後，人均耕地面積將下降到1畝以下。由於人均耕地面積不斷減少，加上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使農村出現了大量的剩餘勞動力。目前，中國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約為1．5億，到本世紀末，很可能突破2億。人口與土地之間的關系不僅表現在人均耕地面積的減少，而且表現在對土地環境的污染破壞和人均糧食產量的徘徊不前。由於人口增長對農產品的需求壓力，迫使農民高強度地使用耕地，使耕地的污染和退化嚴重。目前，提高糧食產量的主要辦法是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葯，這使土地的結構遭到破壞、肥力下降、板結貧脊。耕地資源數量的減少和質量的下降，已經成為中國農業生產和經濟發展的一個不利因素。中國的糧食生產在過去的50多年裡有驚人的提高。1949年，中國糧食產量為 2264億斤，人均產量416斤；1997年總產量增長到9883億斤，人均產量約為800斤。在這期間，糧食總產量增長了3倍，但是由於同期人口總數從 5．4億增長到12．36億，使人均產量增長不到1倍。目前，農業生產是困擾中國政府的一大問題。政府年年強調糧食播種面積，但我們仍然感到糧食供給處於緊張狀態。中國的糧食畝產現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進一步提高的潛力已遠不如過去，因此，為支持中國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提高人均糧食佔有量，就必須降低人口的增長速度。
3 人口與森林和草原
盡管中國堅持不懈地植樹造林和保護森林資源，但是由於歷史條件和自然條件的限制，目前，中國的生態環境仍比較脆弱，森林資源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中國的人口增長對木材產生了巨大的需求，一方面是對木材製品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對薪柴的需求。這種需求驅使人們對森林的大量坎伐。據統計，在全國140個森林局中，已有61個局處於過度採伐狀態，25個局的森林資源已經基本枯竭（曲格平，李金昌，1991年）。目前，中國的用材、薪柴、紙漿和其他林業經濟產品的供應都很緊張。與此同時崐，由於人口增長對糧食和耕地的需求，加劇了開荒毀林的過程。隨著牧區人口的快速增長，中國的草原出現了超載放牧和過度開墾的現象，其後果是草原的沙漠化。中國的沙漠專家警告：如果不採取措施，到本世紀末，將有8萬平方公里土地沙漠化。由於森林和草原的破壞，使水土流失嚴重。中國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量多達50多億噸，涉及11個省區，主要在黃土高原和南方的丘陵地區。黃河每立方米水含沙量在37公斤以上，為世界第一。長江每立方米水含沙量也達到了1公斤以上，為世界第四。長江上游多為紅色土壤，土層最薄的地區只有4厘米，土層下則是堅硬的岩石。森林的開采、草原的沙化和水土的流失與人口增長有直接的關系。因此，控制人口增長，減少牧業和林業人口，實現人口的產業結構轉變，是緩解森林和草原生態環境危機的一項根本性的措施。
4、人口與礦產和能源
中國是世界上能源儲藏比較豐富的國家之一。各種礦產資源種類比較齊全。有不少礦產資源儲量在世界上居前列。但是，由於中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佔有量並不高。由於人口迅速增長，高耗能工業廣泛建立及能源價格長期偏低，使中國的能源供給長期處於緊張狀態。各種預測表明，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能源供需矛盾將進一步激化，能源利用所產生的環境污染問題也將進一步加劇。近年來，中國農民濫采礦藏的問題十分嚴重，這無疑是農村剩餘勞動力對自然環境的直接沖擊。為保證礦產能源的長期和有效供給，提高開采效率和減少開采利用過程中的環境污染，是中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得以實現的基本條件之一。
5、人口與水資源
中國陸地水資源總量為2．8萬億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雖然水資源的總量不少，但利用難度較大。原因在於：一是時間分布不均勻，水資源東南多、西北少；二是時間分配不盡人意，大部分降水量集中在夏季，而且年際變化大。人口的增長對水資源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人口的增長使水資源短缺現象更為突出。1949年以來，中國人口增加了一倍多，相當於人均水資源減少了一倍多；與此同時，生活、生產用水量急速增長，逐步出現了大片的缺水現象。以北京市為例，1962年前，北京市的水資源是供過於求，此後，隨著人口的增加，生產的發展，使用水量急劇上升， 1970年基本上處於供需平衡狀態，此後，水資源危機開始出現，目前水資源短缺已經成為北京市生產和生活的一個重要問題。
（2、人口的增長間接地使水資源總量下降。主要表現在：一是人口增長對耕地的需求導致「圍湖造田」，破壞了地表水；二是人口增長導致對地下水的超量開采，減少了地下水的總儲量。由於超采地下水，一些城市發生了地面下沉，一些沿海城市還出現了海水侵入，影響了地下水的質量。
（3、 人口經濟活動導致了水體的嚴重污染。目前，中國每年的廢水排放量約為350－400億噸，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工業廢水平大部分未經處理直接或間接地排入水體。地下水的情況也與此類似，大部分城市地下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別是北方城市地下水的硬度逐年上升。
6．總結
就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等各方面而言，中國已經制定了各自的發展戰略，並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總體上的協調。但是，要使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協調共進，必須改變就人口論人口、就資源論資源、就環境論環境、就經濟論經濟的單一傾向。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必須考慮到人口增長的長期需要和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必須有利於人口控制和環境保護；同時，人口控制和環境保護的本身也應該以保護和促進長期發展為主要目標。這就要求中國政府建立起將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等多因素綜合治理的總體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而在可持續發展的進程中，人口和計劃生育是關鍵問題。
高度重視和認真分析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從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高度，進一步統一思想認識，強化工作措施，真正把人口資源環境工作抓緊抓實，全力促進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分布宏觀格局，總是受到各種自然、經濟、社會等因素長期的綜合作用。中國人口分布的東密西疏的不平衡性，正是人口分布規律的反映。人類生產、生活離不開自然條件，自然條件的差異也影響著人口分布的差異。
人口、資源和環境這三方面，是一個具有內在聯系的系統工程。措施：要協調好人口 資源 環境 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中國必須建立可持續發展與兩型社會。可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
我國人口分布的特點是：東部多、西部少；平原盆地地區多，山地、高原地區少；農業地區多，林牧業地區少；沿江、臨海公路，鐵路沿線地區多，交通不便的地區少。人口分布這種不平衡狀況，是舊中國多年來生產分布不平衡、不合理的產物。1、東部人口稠密，西部人口稀少。2、全國人口在省、區的分布，其所佔的比例和密度差異很大。影響我國人口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由於我國人口處於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時期，絕大部分人口都從事於農業生產活動，東部地區的濕潤區域及平原、盆地與河谷地帶的生態環境最適宜發展農業生產，從而集聚和分布了較多的人口。反之，在自然條件較並、不利於農業生產的西部地區，土地開發利用受到限制，人口分布稀疏得多。
解決人口問題的辦法：
1、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關於這個政策，我不多說了，其良好的作用應該肯定，中國30來少生育30000萬人口就是對人類最大的貢獻。當然這個政策有待進一步改進，如果把人口控制和國家的養老保險結合起來，這個政策的效果會更好（這個問題有待將來論述）。今後這個政策依然不能放鬆，要在改進中提高。
2、人口問題說到最後還是經濟發展問題，研究發達國家的經濟和人口問題後我發現，在經濟起飛時，每個國家的人口都會高速增長，當該國GDP達到10000美圓/人時，人口增長就會停止，然後人口總量會穩定，當人均GDP達到20000美圓時，人口會呈現下降趨勢。西方幾十個發達國家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個結論。中國上海市人口增長已經出現停滯狀態，為什麼？上海市人均GDP已經達到10000美圓。中國其他地方還沒有達到這個指標。什麼時間整個中國達到人均GDP10000美圓呢？2030年前後會達到，到時候，中國人口會達到歷史的高峰，---15億左右。經濟發展速度提速、社會運轉速度加快、撫養成本的增加等因素在這里限於篇幅就不展開了。
Ⅳ 中國的經濟現狀與環境問題
21世紀的中國註定要進入一個經濟空前發展、體制全面轉型、國家和平崛起的新時代。
資本的潮流波翻浪涌:人民幣升值、股權分置改革、經濟高速成長等多重因素匯合,催生了中國股市這一輪空前絕後的大牛市。牛市的發展不僅引發了巨大的財富效應,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還催生了中國經濟史上一個全新的時代——資本時代。
資本時代是資產變資本、技術變資本、資金變資本、資信變資本的時代,是市場機制重置、市場理念重塑、市場功能重建的時代。中國進入資本時代,意味著經濟體制與機制的全面轉變。
社會經濟發展進入資本時代,其最主要與最核心的標志是資本的意志得到充分體現,資本的能量得到充分釋放,資本的潛質得到充分發掘,資本的機製得到充分發展。這是一個成長模式重大轉型的時代。制度維護資本的利益與邊界,資本推動經濟的運行與發展--社會經濟就這樣在資本與市場、市場與制度的共振中走向良性循環。
資本時代是全民投資的時代。全民投資、全民創業、全民創富將成為資本時代的主流,整個社會的金融意識也將在發展中得到空前提升。此時,社會資本的主要表現形態將不都是實物而是價值,資產證券化的過程將使社會資本的運動得到加速。資金變資本、技術變資本、資產變資本、資信變資本的過程既是社會經濟高度市場化的過程,也是社會發展高度文明化的過程。中國經濟能不能從大國經濟走向強國經濟,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中國的資本時代能不能加速到來。
資本時代是發展升級的時代。在資本時代,投資意識、投機意識、利率意識、風險意識與信用意識匯合起來的資本意識將成為社會經濟的主導意識;資本的生成機制、組合機制、競爭機制與增值機制融合而成的資本機制,將成為社會經濟運行的主導機制。企業的成長將經歷從「行政寵兒」到「市場寵兒」再到「資本寵兒」的轉變過程。企業競爭將經歷從產品競爭到市場競爭再到資本競爭的蛻變過程。企業創新將經歷從技術創新到市場創新再到資本創新的升華過程。資本市場將以前所未有的凝聚力、輻射力、擴張力與驅動力承載起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功能,並且有效地引導整個社會的資金流向、流量、流速與流程。
中國正在進入的資本時代就是這樣一個經濟與社會良性互動並給經濟發展注入巨大活力與動力的時代,是人民群眾的資本意識與金融意識空前覺醒並且以投資方式參與國家發展與財富創造的時代,是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從湊合、組合走向整合並且全面提高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時代,是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分享國家改革與發展的社會成果與財富效應並促進經濟發展從投資拉動轉向需求拉動的時代。讓無產者擁有財富,讓有產者獲得發展——這一重大而又嶄新的命題將在這樣的發展與演進中成為21世紀中國資本時代的發展主題。
資本時代將從微觀到宏觀改變中國經濟。從銀行作為資金分配的主渠道與資源配置的主機制轉向資本市場,是中國經濟體制與機制的質變。資本時代的到來既是千載良機也是重大挑戰。
全面進入資本時代不是局部與表層的變革,而是從理念到發展機制的深層變革。
中國進入資本時代將從根本上改變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機制。在中國股市的股權分置改革從主體上解決了中國企業的產權關系以後,銀行制度的變革就成為整個社會資源配置的重點與焦點。實踐已經證明並且還在繼續證明,由商業銀行作為資金分配主渠道與資源配置的主機制不利於中國經濟市場化進程的推進與發展,也不能有效地實現資源配置機制的根本轉換,而由資本市場來取代商業銀行作為資金分配的主渠道與資源配置的主機制,其效率與效用是商業銀行無法比擬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銀行儲蓄向股市的大規模遷移是資本市場資源配置優勢的自然反應,是社會資源與資金資本化的必然取向,也是順應市場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我們不僅要樂見這樣的資金大轉移,而且更要促進並且推動這個過程的更快發展。這是解決中國經濟中流動性過剩的根本途徑,也是實現中國經濟良性循環的必要條件。
中國進入資本時代將從根本上改變行政權機構的行政理念。服從於市場的權威是資本與資本機制的主要特點。資本時代的到來會在市場中內在地形成對行政命令的抗逆機制,這就會反過來促進行政機制的自我收縮與行為轉變。現階段政府對社會經濟的管理與控制,主要通過兩條渠道:一是行政層次所掌握的經濟資源,二是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正是由於商業銀行所掌握的巨額信貸資金,才使得政府的行政意志能夠不斷地得以體現並且遲遲不能轉換管理機制與行政理念。而商業銀行的行為機制與行為理念不改變,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與資源配置機制不健全,政府對社會經濟的支配能力就不會被擠縮,社會經濟運行的客觀評價機制與市場發展的內在運行機制就難以形成並有效運轉。而在資本時代,這種局面將會徹底改變。
解決中國現實經濟中的問題實際上有兩種視角:一是把股市的發展視為國民經濟運行中的消極因素,以此為依據的宏觀經濟政策必然會出現失誤走偏;二是把股市的發展視為化解中國經濟內在矛盾、引導中國經濟走向更高階段的重大機遇,以此為依據的宏觀經濟政策才能巧用市場力量實現經濟良性運轉。站在這樣的制高點上來把握中國經濟,就沒有理由不歡迎中國資本時代的到來。
大牛市的生成與演繹不但形成了中國制度轉型與發展轉型的最好時機,而且還形成了這種轉型的內部成本與外部成本最低、代價最小的最佳時點。
中國股市本輪牛市所激活的積極因素與所喚醒的金融意識是現階段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寶貴財富,是中國全面走向現代市場經濟、實現更有質量的發展與更有效率的跨越的有利條件。社會各方都應該珍惜這一得之不易的大好局面,順勢而為地推動中國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
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來把握市場的整體脈動,是中國進入資本時代的第一個要求。本輪牛市所改變的不僅是中國股市,而且也影響整個中國經濟。市場經濟進行資源配置的前提,是市場不受干預地演進與酣暢淋漓地運行,只有在這樣的演進與運行中,市場才能找到價格的均衡點與市場的均衡點,也才能形成有效的資源配置機制與適宜的資源配置環境。在一個需要投資者經常揣摩政策變化與政策走勢的股票市場上,不但科學與正確的價值理念與發展信念都無法建立,而且市場本身也很難產生順暢的運行與應有的效率。
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來提升市場的戰略空間,是中國進入資本時代的第二個要求。發展資本市場不但要成為國家戰略,而且要成為國家主導戰略之一。在現代市場經濟中,資本市場是市場形態的核心,資本機制是市場機制的核心,資本流動是市場流動的核心,中國經濟的每一個層面與每一個側面都無不與資本與資本市場直接有關。在經濟市場化與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個國家的強大必須依賴發達的資本市場,一個民族的興盛必須依託強大的資本時代。作為中國最優質資產蓄水池與最有效資源增長點的中國股市發展得越健康,中國經濟的整體運行就會越順暢,中國經濟發展的後勁與能力也就會越強。
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來制定市場的主導政策,是中國進入資本時代的第三個要求。中國股市發展的當務之急,是健全機制與完善制度,是全方位的制度創新與機制變革。中國股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多大,中國股市的資源配置能力有多強,不但取決於中國股市制度創新與發展創新的深度與廣度,而且還取決於政府與管理層對股市發展與制度變遷的認知程度與把握程度。在全世界都在大幅降低股票交易成本的大背景下,中國的資本市場要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先機,就必須對現行的股市政策進行全面反思,為形成良好的市場環境與有效的市場機制打下堅實基礎。
Ⅵ 中國人口數量大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資源國情和生態環境分別有何影響
中國人口總數大，對經濟發展來說，利的是提供了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使工業專成本降低，促進經濟屬發展，同時也促進了消費，但人口素質不高，高科技產業人才難覓，使中國的高科技產業發展緩慢。資源是有限的，人口的不斷增長，對資源造成了巨大壓力，人們的節約和保護意識薄弱，對資源的需求量大，工業，農業，生活對資源的浪費和污染，使中國的資源面臨巨大壓力。人口多，產生的廢棄物也就多，再加上人們的環保意識不夠強，生態環境自然差。
Ⅶ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國內環境有哪些
「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的基本特徵 作者：陳和《光明日報》（ 2015年11月18日 02版） 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確立發展重點任務舉措，首先要辨明大勢、把握大局，認清我們 所處的國內外發展環境和條件。《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認為，「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這是一個大判斷。准確理解這個一分為二的判斷，對於我們把握「十三五」發展的大邏輯，主動適應環境變化，主動全面深化改革，主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確保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一、「十三五」時期我國國際環境的基本特徵 未來五年，外部發展環境有望總體保持和平穩定，這是中國繼續發展的外部有利條件。同時，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在相當長時期依然存在，外部環境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 （一）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 國際環境變化趨勢和基本特徵繼續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大勢。一是經濟全球化整體趨勢沒有改變，世界各國經濟聯系不斷加深，利益也進一步融合，面對共同挑戰、維護和平共謀發展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將有利於世界經濟在調整中曲折復甦。二是世界多極化深入發展，發展中國家群體力量繼續增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到2020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國內生產總值佔全球比重將大幅提高，這有利於推動國際治理平等化、民主化。三是文化多樣化受到更多尊重，各國堅持探索自身發展道路，展現更多制度和文化自信，發展模式多元化態勢增強。四是社會信息化深入發展，信息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在世界范圍流動，各國相互聯系和依存達到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人類「地球村」、命運共同體意識不斷增強，有利於促進人類共同發展。 （二）對我國發展的不利影響和挑戰上升 國際金融危機自身演化的邏輯還沒有走完，隱含的深層次矛盾還沒有根本解決，產生的深層次影響還在持續顯現。一是經濟低迷成為全球經濟新常態。國際金融危機嚴重損害了世界經濟原有的增長格局和增長機制，新的增長動力沒有形成，經濟復甦仍主要依賴政策刺激。發達經濟體債務去杠桿等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政策刺激又產生和積累新風險。新興經濟體受自身結構性問題和發達國家政策外溢影響，風險增多，處境艱難。世界經濟貿易增長低迷，各國競爭加劇，保護主義抬頭，外部需求不足的狀況不會有明顯起色。二是技術和產業大變革背景下國家競爭力不進則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未來五年到十年，信息、生物、新能源、智能製造等領域可能產生大范圍技術進步和產業形態變化。高端人才、技術水平等決定著這些新興產業及其價值鏈分工布局，勞動力數量等傳統要素地位下降。我國既面臨迎頭趕上的機遇，也不排除因發達國家技術優勢強化，我與其差距拉大、傳統產業面臨被技術性淘汰的風險。三是國際經濟規則主導權之爭強化。發達國家主導世界經貿新規則制定，提高知識產權、勞工、環境保護、政府采購等方面標准，並向服務貿易和跨境投資拓展，對全球貿易投資發展格局將產生深刻影響。國際貨幣和金融監管體系正在改革重構中，主導權爭奪十分激烈。新興經濟體面臨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規則制定的難得機遇，但由於自身能力總體偏弱，在全球經濟治理中仍處於不利地位，短期內提升實質性話語權面臨突出挑戰。四是各類安全威脅增加。一些國家貧富差距、失業等問題嚴重，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抬頭，引發社會動盪和國家間沖突，有可能產生較大外溢作用，給所在地區乃至更大范圍帶來嚴重沖擊。同時，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交織，能源資源、糧食、公共衛生、氣候變化、網路安全等全球性問題更加突出，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勢力、暴力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因素上升，都會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潛在威脅。五是大國合作競爭關系更為復
雜。主要國家和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等方面全方位較量加強，大國關系在動態博弈中角力制衡，新干涉主義持續上升，地緣政治關系復雜多變，熱點問題持續發酵。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發生變化，一些國家對我遏制和施壓等不利因素可能上升，我國發展面臨的外部安全形勢更趨復雜。 二、「十三五」時期我國國內環境的基本特徵 我國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未來發展前景持續光明，這是由發展的長期支撐條件決定的。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到，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出現了明顯的趨勢性變化，中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風險挑戰，國民經濟將經歷調整轉型的考驗。 （一）經濟長期向好基本面沒有改變 一是我國產業體系、基礎設施等物質技術基礎比較完備，人力資本豐富，總儲蓄率持續處於較高水平，具有進一步推動發展的較好條件和雄厚基礎。二是我國「大國經濟」的韌性、潛力和迴旋餘地巨大，有13億多人口的內需市場，正處於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發展階段，中等收入群體正在崛起，消費結構升級孕育巨大需求，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存在可觀發展空間，有利於培育形成發展的強大動力。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更加明顯的制度優勢，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將不斷釋放更多的制度紅利和發展潛力，宏觀調控體系持續完善和能力進一步增強，能夠有效應對發展過程中碰到的各種困難和挑戰。 （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壓力更加明顯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處於傳統動力弱化而新動力生成的調整期，面臨經濟下行和轉型升級雙重壓力，周期性和結構性雙重矛盾特徵突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升級，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已經迫在眉睫。 一是原有低成本要素優勢逐步減弱。過去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是充分利用勞動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優勢，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有效發揮後發優勢的結果。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人口老齡化加快，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持續下降，勞動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將不斷上升，依賴低成本要素大規模投入的粗放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塑造新要素競爭優勢的緊迫性大大增強。 二是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創新能力不強、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帶動力偏弱問題凸顯；產業結構不合理、產能過剩問題突出；城鄉與區域發展還不夠平衡，中西部同東部地區的發展差距依然很大，老少邊窮地區仍存在大量貧困人口。這些結構性矛盾已經開始拖累經濟發展，並將制約經濟持續發展後勁，埋下經濟風險隱患。 三是資源環境約束趨緊。我國能源資源瓶頸制約加劇，主要能源和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持續提高，水資源等短缺問題不斷顯現。生態環境惡化趨勢沒有得到根本扭轉，城市空氣質量不達標，水和土壤污染加劇，地面沉降、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等生態問題嚴重，自然災害頻發，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要求更加迫切。 四是經濟運行潛在風險增多。經濟增速換擋，下行壓力加大，使得經濟運行中的矛盾和風險「水落石出」，逐步顯現。企業經營效益下滑，財政收支壓力加大，地方政府、產能過剩行業等債務大幅增加，銀行不良資產上升，虧損企業退出帶來失業壓力加大，一些區域和行業面臨困難增多，都加劇了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 五是社會事業發展和社會治理能力建設相對滯後。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問題仍然突出，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充分，社會保障體系有待繼續完善，收入差距較大，消除貧困任務艱巨等問題突出。在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深刻變動、社會管理環境深刻變化的新背景下，社會矛盾和沖突易發多發，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實現共享發展的緊迫性大大增強。此外，人們文明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有待提高，法治建設有待加強，領導幹部思想作風和能力水平有待提高
Ⅷ 中國拿環境來換取經濟發展，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為什麼
利大於弊 中國犧抄牲的不止環境 還有很多人 還帶來很多問題 但是這是必須的 它讓中國短時間內完成3次的工業革命 脫貧人口幾億 至於環境污染帶來的就是對身體的危害 而貧窮則是一種更可怕的癌症 它是對人精神和身體的雙重摺磨 甚至有一定的遺傳性 別忘了 中國人均壽命是在增長的 當然這種方式如今不適用了 望中國早日成功運行可控核聚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