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經濟社會發展

Ⅰ 清朝改土歸流是怎麼回事

明朝在平定雲南之後就根據雲南少數民族的特點，在廣大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土司制度，並不斷的使之完善。可是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土司制度的弊端越來越明顯，已經不再適合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和中央的統治了。它雖然在歷史上起過有益的作用，但是本身這一制度就有不少的弊端。土司統治下，土司世官其土，世有其民，對所屬人民有生殺予奪的權力，「主僕之分，百世不移」。土司統治下，人民生活艱難，同時也嚴重的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土司之間，土司內部也時常斗爭，相互搶劫村寨，濫殺無辜，使人民遭殃，影響了邊疆的穩定。土司擁有自己的武裝，他們利用自己的兵丁鎮壓當地人民，抗命朝廷，叛亂不絕。土司制度的長期存在，不利於國家的統一。隨著歷史的發展，土司制度的落後性與弊端日益突出。廢除土司制度已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於是，在明朝末年的時候，在一些條件比較成熟的地方首先就廢除了土司，改以流官取代土官，實行改土歸流。可是有目的、有計劃的大規模的改土歸流主要是發生在清代雍正年間，主持西南改土歸流的是雲貴總督鄂爾泰。鄂爾泰認為土司制度是西南邊疆的最大隱患，必須盡早盡快解決。只有將橫暴桀驁的土司逐漸擒拿，在其統治地區逐漸改設流官，才是治本的方法。否則是不能解決西南邊疆的穩定和安寧的。鄂爾泰的改土歸流主要以政治手段即招撫為主，在一些地區也通過武力強制實行改土貴流。經過雍正年間的改土歸流後，雲南境內的土司所剩已不多，剩餘土司中的大部分一直延續到20世紀50年代。改土歸流後，清政府在原土司領地分別設置府、州、廳、縣，委派有任期、非世襲的流官進行直接統治，實行和內地一樣的各項制度，如設立保甲、編制戶口、丈量土地、釐定租稅、清查錢糧、建立學校、推廣儒學等。這不但促進了西南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文化教育的進步，也大大加強了清王朝在雲南的統治，使雲南邊疆與內地在政體上統一，進一步鞏固了多民族國家的統一。

Ⅱ 清朝的邊疆政策的舉措及歷史作用是什麼

一、清代奠定了現代中國疆域的基礎，使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

二、完版整的權保持了中國的統一，收復了台灣，平定了地方叛亂。

三、康乾盛世將中國封建社會再一次推向一個高潮，中國國力增強。

四、康熙開始實行的民族融合政策，將中國境內不同的民族團結起來，融合起來，沒有出現民族分裂的問題。

Ⅲ 建設森林式校園可以獲得哪些社會學/經濟學/生態環境等方面的效益

重慶與沿江中心城市合作發展的情況長江沿岸地區城市密集，經濟發展水平高，科技力量強，是重慶建設長江上游經濟中心城市主要依託的地區。近年來，在黨中央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精神指引下，我市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區域市場統一融入為切入點，加強川、渝、滇、黔的重慶經濟協作區合作，促進與沿長江省市特別是長三角地區的合作，在服務和推動長江流域經濟帶的開發建設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一)推進協調機制，加強了戰略規劃編制與實施的合作結合實施《長江沿岸地區產業發展規劃》，圍繞把重慶建設成為長江上游經濟中心的戰略目標，積極開展跨地區的交通通訊建設，聯合旅遊景區景點規劃，聯合培育共同市場，促進重慶與長江中下游地區人流、物流規模化的發展。我市參加了「合力建設黃金水道，促進長江經濟發展」沿江七省二市座談會，確立了共同建設黃金水道的合作機制和合作重點。通過政府高層互訪、部門的合作與交流，努力拓展區域經濟新的發展空間。在川渝「1+6」、渝黔「1+16」等合作框架下，聯合構建西南交通、能源大通道。2006年，我市主要黨政領導分別率團訪問了浙江、江蘇、湖南、江西四省，為進一步推動重慶與江、浙、湘、贛四省合作交流奠定了新的基礎。(二)優化投資環境，鼓勵和支持企業跨區域合作，承接長三角地區產業轉移。圍繞《長江沿岸城市聯合參與和服務西部大開發，形成長江經濟帶新的經濟發展優勢的框架意見》，加強與流域間城市的合作，尋求長江中下游城市企業向重慶投資，重點是吸引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的企業、資金、技術開展項目合作，加快了重慶經濟的發展。據統計，2005-2006年9月，沿江8省市(滬、蘇、浙、皖、贛、鄂、湘、川)在我市投資項目累計實際到位資金178億，占同期國內實際到位資金總額的46.5%，其中，億元以上合作項目146個，江、浙、滬佔了67.8%(其中浙江31%、上海30%、江蘇6.8%)。重慶啤酒、長安汽車、東銀、宗申等企業集團在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等地也都有了投資發展。兩年來，沿江省市對口支援三峽重慶庫區，在幫助破解庫區產業空虛難題、庫區移民遷建和安穩致富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三)打造長江上游航運中心，改善生態環境，合力建設黃金水道。為發揮我市水運區位優勢，增強港口輻射能力。我市和相關部門結合三峽工程和長江上游航運中心建設，穩步推進全市水路交通建設，2005年重慶市航道里程達到4222公里，等級航道所佔比重為43.1%。目前重慶港有20個主要港區，擁有各類生產性碼頭泊位1392個、碼頭岸線98014米。「十五」末期，我市港口新增貨運吞吐能力2104萬噸，逐步完成普通客運向旅遊客運的結構性調整，全市港口形成貨運6865萬噸、客運6962萬人次的吞吐能力。富金壩、嘉陵江草街等航電樞紐工程開工建設。我市與沿江中心城市共同發起「聯合起來，保護母親河」的倡議，加強了城市空氣、污水和垃圾的綜合治理力度，我市生態環境質量趨於改善。(四)開展科技、人才和信息資源共享的合作。重慶高交會、渝洽會在促進沿江省市之間經濟技術與項目對接方面發揮了作用。我市派出人員，在長三角地區專業培訓、對口掛職，擴大了視野，提高了工作能力。與沿江城市共同建立「長江網」，開辟長江網重慶欄目，為國內外客商了解重慶和來渝考察、投資，增設了交流的窗口。內陸邊疆邊疆地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進程開始加快，但由於地區之間社會經濟、文化的差異較大，加之改革開放後採取傾斜發展戰略，使得東部沿海地區獲得了超常發展。目前，這一地區已經形成了城市群及城市帶的發展格局，並出現了城鄉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勢態。相比之下，內陸邊疆省份的城市化發展進程無論在城市規模和功能上，還是在城市效應及布局上，都還需要極大地提升和加強。一、內陸邊疆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城市化現狀及成因分析所謂內陸邊疆是指既有法定國界，又有直接國土相鄰的國家，且位居國界線內側並包括一定內腹地的經濟社會區域。我國的內陸邊疆地區是特指我國沿邊的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新疆、甘肅、西藏、雲南、廣西，這9省區在地緣上同俄、哈、吉、塔、蒙、朝、越、老、緬、印、不、錫、尼、巴、阿15個國家國土直接相鄰。遼寧和廣西因兼有陸地邊境和海岸線，又屬於東部地區，故不在此文研究范圍內。1.邊疆地區經濟發展及城市化現狀從經濟狀況來看，根據1999年統計數據，7個邊疆省區的固定投資佔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0%、社會商品零售額佔全國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10%、外資投資額佔全國外資總額的1.8%。雖然在上個世紀末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及2003年開始了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戰略行動，但從全國經濟發展的總量與結構來看，這些地區經濟發展的普遍狀況是經濟總量較小，國有企業比重偏大，非國有企業比重偏小，合資及外商投資企業數量少、規模小；三次產業的比重除西藏以外，基本上呈現出「二、三、一」的結構，並以傳統工業為主體，同全國其他地區、特別是沿海地區相比較，這些地區的第一產業比重過大，第三產業比重過小，第二產業中附加值高的工業產品所佔的比重較低。從城市發展狀況看，該地區城市化水平較高的省有吉林、黑龍江和內蒙。這其中主要是農墾、林區、礦區人口比重大等原因及「縣改市」、「鄉改鎮」等行政區劃變動導致城鎮人口增加。從城市數量和規模看，見下表：從表中可見，人口超過2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只有2個，城市稀缺，大中城市過少。與沿海地區相比，小城市數量較少，規模過小。這種大、中城市過少，城鎮布局鬆散、規模過小的狀況，使得城市的聚集效益低，對經濟的拉動和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能力不強，資金、技術、人才、信息得不到有效的積聚和合理流動。2.影響內陸邊疆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從歷史上看，中國的近代工業大多產生在東部地區。解放以後，由於歷史、國際國內政治態勢的種種原因，人們總是把邊疆等同「邊境」、「邊防」、「國防線」，其著眼點僅僅是它的政治方面，強調「屯墾戍邊」、「鞏固邊防」、「保衛邊疆」等政治的和軍事的地位，而把經濟價值放在極其次要的位置。加之地處邊緣、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信息緩滯等客觀因素，就使我國廣大邊疆地區的經濟文化長期陷於落後境地。從政策上看，解放後，中央政府出於平衡布局的考慮，力圖改變過去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格局，更由於戰備的需要，加強了在中西部地區的工業投資，形成了一批內陸工業基地，如「一五」期間的156項工程和694個項目中，在甘肅就有16個。在106個民用工業企業中，東北有50個。然而，由於這種傾斜投資大多是重工業和軍事工業項目，缺乏輻射力以致未能形成區域經濟增長的中心，其吸收就業和帶動經濟整體發展的功能較弱，以致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的發展的功能差距一直沒有消除。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中央政府實施沿海地區發展戰略，東部地區依靠特殊政策和率先改革的優越條件加速增長的同時，中西部地區卻相對落後了。從所有制結構上看，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力軍是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非公有經濟，而東部地區歷史上本來就是具有較好的鄉鎮企業基礎，對外開放的特殊政策又為這一地區引進外資和港澳台資金，以及建立三資企業創造了良好的基礎。而邊疆省區的經濟主要是以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為主體，所有制結構改革滯後，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較低，沒有出現東部地區國有經濟、鄉鎮企業和三資企業三足鼎立的增長局面，與東部地區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差距。二、東部沿海地區的城市化發展道路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國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區，對這兩個地區城市化道路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探索和把握不同地區的城市化發展規律。長江三角洲城市約佔全國城市總數的1/10，特大城市有上海、南京和廣州，大城市5個，中等城市11個，小城市25個。從整體而言，該地區城市密度大，大中小城鎮分布比較合理，彼此形成了密切的社會、經濟、生活、文化聯系，呈現城市帶的雛形，空間布局上已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城鎮主群。該地區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加快了小城鎮的發展步伐，實現了農村城市化、農村工業化、農民市民化的城鄉經濟一體化的轉化。另一方面，就是大城市的拉動作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協作區，正在構造上海國際金融、貿易和信息中心的大部分都市面貌，而把傳統產業、傳統產品轉移到了長江三角洲及長江沿岸地區，形成物資、資金、技術、人才、信息交流的互補、互利、互動的統一市場關系。改革開放以來，長江三角洲鄉鎮企業成為城市工業的配套與補缺，改變了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和經濟結構，有力支援了農業生產，並為中小城鎮的建設發揮了巨大作用。長三角鄉鎮企業的發展，主要依靠鄉村社區自身的力量籌集資金，與大中城市的經濟、科技、文化輻射相結合，促進城市化和地區經濟的發展。這主要是因為長三角城市在人口素質、技術開發能力等方面都優於全國的平均水平，自我發展能力強，其城市化運行機制屬於內發式。另外，長江三角洲地區的15個城市市長聯席會議和滬、浙、蘇三省、市的常務副省(市)長的溝通渠道和機制已初步形成，從而該區域一體化進程將進入快車道。改革開放前，珠江三角洲是典型的農業地區，城市化水平很低，發展速度也很慢。1978年，珠三角只有5個城市和32個建制鎮，城鎮密度很低，每萬平方公里只有9個城鎮。目前，該地區城鎮體系包括特大城市廣州、大城市深圳、中等城市5個、小城市18個，以及建制鎮401個。城鎮星羅棋布，密度達到100個/萬平方公里，城鎮間的平均距離不到10公里，有些城鎮的建成區已連成一片。該區面積占珠三角的總面積不到1/3，但卻集中了珠三角一半以上的總人口和3/4的城市人口，以及超過3/4的GDP。與長江三角洲不同的是，珠三角城市化的動力不是來自區內中心城市的經濟發展與擴散，而是由大量外資快速推動。這些流入的外資主要集中於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投資者由於成本因素區位選擇傾向於小城鎮，不僅有效推進了小城鎮的發展，而且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關聯度大大提高，市鎮之間通過地理毗鄰、產業關聯等一系列因素而形成都市區域。珠江三角洲地區在出口導向型工業化及城市化進程中，農業勞動力佔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由75%左右迅速下降到30%左右，不僅本地農業剩餘勞動力為非農產業全部吸收，而且還吸納了2000萬外地勞動力，其中，很大一部分為農業剩餘勞動力，在外資主導型區域非農化過程中，珠江三角洲這種自下而上的、以農村城鎮化為主導的城鎮化模式是建立在港澳台及外資推動下的產業結構升級和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的。三、邊疆內陸地區城鎮化發展的可行道路我國東部地區城市群及城市帶的形成和發展，從本質而言就是市場化和工業化的過程。因為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工業化的發展要求要素在一定的空間聚集以形成規模效應，而城市就是這一重要的載體。城市經濟已經成為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財富生產效應。眾所周知，21世紀的經濟集中表現為城市經濟，經濟競爭集中表現為城市競爭。提高城市化水平，提升城市的競爭力，才能在競爭中佔有一席之地。而我國邊疆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在市場化和工業化等方面的發展與東部地區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可以說，邊疆地區的落後就是城市經濟的落後，大力發展城市經濟就成為邊疆地區走向現代化的必然起點。首先，以培育優勢產業帶動區域中心城市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具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在一個區域內總有一二個增長極的超常規發展，從而帶動了周邊地區的聯動發展，如深圳、珠海的迅速發展對珠江三角洲以及整個華南地區的帶動效應；上海浦東的崛起對上海及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帶動效應；廈門對閩南三角洲的帶動效應。我國邊疆地區自然資源豐富，但物質技術基礎薄弱，交通不便，城鎮化水平低，缺乏具有輻射能力的產業和中心城市。根據區域經濟理論，中心與外圍地區的發展關系在現實經濟中也就是中心城市與周邊地區的經濟聯動的關系。因此，邊疆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必須沿著中心地與外圍地的發展邏輯，以現有的中心城市為發展極，培育支柱產業，重點投入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最基本的要素。如何吸引這些要素流入邊疆地區呢一是藉助發達地區的傳統產業向中部和西部地區轉移的機會，採取跟進策略，向發達地區讓出來的產業擴展。邊疆地區有資源、人力、市場、工資成本低等優勢，而東部沿海一帶有資金、技術、人才的優勢，目前正在尋找出路，讓出原來的主導產業，向更高的主導產業轉移。要根據優勢互補的原則，通過與發達地區的產業合作，發揮資源、技術、工業基礎等綜合優勢，利用「後發優勢」，使邊疆地區在東南沿海地區目前的水平上起步。二是利用邊疆地區現有的產業基礎和資源優勢，發展與鄰國的互補經濟。邊疆地區不可能「克隆」東部地區已走過的發展之路，如廣東的外向型加工業；蘇南的與城市大工業協作配套的產業；溫州模式等城市發展道路。邊疆地區只能因地制宜地對外開放，而與鄰國發展互補貿易是當前一種有效方式。例如，北部邊疆地區包括黑、吉、內蒙，面對的是俄羅斯遠東、蒙古共和國及朝鮮，因其具有一定的工業基礎，重點應建設農、副、土特產品的生產基地及加工工業基地。同時，可以充分利用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與周邊國家廣泛開發經貿往來；西南邊疆地區包括西藏、雲南，面對的是東南亞和南亞地區，特別是雲南省要抓住湄公河開發的機會，與東南亞各國開發多種經濟形式的往來；西北邊疆地區包括新疆、甘肅兩個省區，面對的是獨聯體的中亞和西亞地區。這兩個地區工業基礎都比較薄弱，應利用新歐亞大陸橋的陸路通道帶動經濟發展。三是藉助西部大開發和老工業基地改造，優化和提升產業結構。在實現外開內聯雙推動的基礎上，充分利用黨中央提出的推進西部大開發和對東北地區老工業基地的調整改造兩大戰略機遇。隨著西部重點工程的全部實施和基礎設施條件的不斷改善，激活西部地區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要素存量向西部流動，從而有利於西部地區的招商引資，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同時，又帶動包括雲南、甘肅等省在內的第三產業、特別是旅遊業的快速發展。東北老工業基地要藉助國家政策及資金傾斜，抓住機遇，大力調整工業結構，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及城市功能的轉換，走新型工業化的道路，振興東北地區的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其次，以邊貿帶動邊境口岸城市的發展。外向型經濟一直是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增長的支柱，珠江三角洲是利用外資的海外銷售關系，長江三角洲地區是利用其成本和質量優勢，打開海外市場。那麼，邊疆地區必須發展邊貿經濟，以口岸城市為切入點，建立貿易網路及產業帶，大力發展外向經濟。在我國邊境地區，與周邊國家發展邊境貿易，至少擁有地緣上的、資源上的和口岸上的得天獨厚的三大優勢。如黑龍江省邊境開放城市以邊貿為突破口，以貿促工，以貿促農，調整產業結構，大力開發資源，建立起黑河、綏芬河等各具特色的、不同規模的外貿出口體系和生產基地。最後，以地域經濟帶動特色中小城市。一個城市可以構築多種產業功能，但從城市本性來看，只能突出一兩項主功能，形成一兩項強勢產業。今日的城市經濟競爭，其實是城市優勢產業並由此而衍生出來的品牌的競爭。「大而全，小而全」就會缺乏鮮活個性與特色。城市的經濟建設必須走特色化發展之路，這樣才能形成「名城效應」，才能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提升城市的競爭力。邊疆地區經濟不僅具有邊貿性，而且還有濃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因而，應該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包括旅遊業、民族手工製品、民族土特產品等，這些產業應成為各中小城市及小城鎮的支柱產業。邊疆地區的城市化還應該走上發展個性化城市或者特色城市的城市化道路。縱觀世界上知名城市，無論大小無一不是產業特色顯耀、城市個性鮮明的功能城市。可見，城市的魅力不在其大而全，而在於其特色和強項。總之，邊疆地區不能步發達地區城市化道路的後塵，而應根據本地區的特點，走培育中心城市、構造特色中小城市及發展邊貿口岸城鎮三結合的城市化道路，形成相互關聯的產業帶及資金、人才、信息、技術等要素在地區之間乃至全國的流動機制。避免改革開放以來各地方的產業結構趨於雷同化，沒有能夠完全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正如一些城市問題專家所指出的，中小城市的城市化在於做精，重點是城市的特色化和專業化，也就是在特色化的產業和專業化分工的基礎上實現城市的規模效應及綜合功能。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與大城市及周邊地區在產業鏈上的整合。

Ⅳ 下列材料摘自C縣的「十二五」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材料一：要充分發揮本縣地處邊疆的優勢，大力發展邊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