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的因素有哪些
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有幾個主要特點: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佔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提出了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第一，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速雖然放緩，實際增量依然可觀。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國經濟的增量就相當於1994年全年的經濟總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17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長，無論是速度還是體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第二，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有人擔心，中國經濟增速會不會進一步回落，能不能爬坡過坎?風險確實有，但沒有那麼可怕。中國經濟的強韌性是防範風險的最有力支撐。我們創新宏觀調控的思路和方式，以確定的戰略和所擁有的政策儲備，我們有信心、有能力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風險。我們正在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這有利於化解各種成長的煩惱。中國經濟依賴國內消費需求拉動，避免依賴出口的外部風險。第三，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發展前景更加穩定。2014年前三個季度，中國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8.5%，超過了投資。服務業增加值佔比46.7%，繼續超過第二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製造業增速分別為12.3%和11.1%，明顯高於工業平均增速。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4.6%。這些數據顯示，中國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質量更好、結構更優。第四，新常態下，中國政府大力簡政放權，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簡言之，就是要放開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用好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比如我們改革了企業登記制度，前三個季度全國新登記注冊市場主體920萬戶，新增企業數量較2013年增長了60%以上。同時，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新常態也伴隨著新問題、新矛盾，一些潛在風險漸漸浮出水面。能不能適應新常態，關鍵在於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我在2013年工商領導人峰會上說過，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敢於向積存多年的頑疾開刀。
❷ 影響宏觀經濟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影響宏觀經濟復的主要因素制有經濟增長、貨幣、進出口、產業發展政策、財政政策、投資指標、消費指標、金融指標。
❸ 影響中國投資率的主要因素
我國未來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變化趨勢,主要取決於以下幾大因素。
第一,工業化進入中後期階段。目前我國已進入重化工業階段,預計到2020年將實現工業化。因此,在工業化過程完成之前,投資率仍將保持一個較高的水平。
第二,消費結構升級加快。隨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環境改善,在2020年之前,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將從小康型工業品消費逐步轉向比較富裕型服務類消費,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將從溫飽型農產品消費為主過渡到小康型工業品消費為主。從長遠看,居民消費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客觀上要求消費率適當上升和投資率相應下降。
第三,投融資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我國投融資體制改革後,投資預算軟約束和地方政府投資飢渴症有望得到根治。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市場化進程的加快,我國政府職能正在不斷轉變,政府投資將逐步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集中於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領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和消費關系的調節將更多地依賴市場而不是政府,從而使得兩者的關系趨於協調,消費率上升,投資率下降。
第四,國內較高儲蓄率仍將保持較長時間。在本世紀頭10年,由於適齡勞動力持續增長,養老負擔相對較輕,有利於國民儲蓄保持較高水平,較高的儲蓄率通常與較高的投資率相對應；隨後由於適齡勞動力增長放緩,老齡人口增加,養老負擔加重,導致國民儲蓄率下降,此間的投資率也將逐步降低。
綜合以上主要因素對我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影響,初步預計到2010年投資率可能達到35%-40%,消費率可能達到58%-63%；到2020年投資率可能達到30%-35%,消費率可能達到64%-69%。
一、影響現階段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主要因素
分析影響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主要因素,對於解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變化的成因,判斷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未來變化趨勢,是十分必要的。從現階段看,影響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主要因素有:
1、投融資體制改革相對滯後,預算軟約束和地方政府投資沖動是導致投資比例過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段時期來,一些地方政府沒有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認為加快發展就是加快經濟增長。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許多地方政府都制定了不切實際的經濟增長目標。地方政府官員都非常清楚,要想完成經濟增長目標,就必須在擴大消費和增加投資上做文章,但擴大居民消費方面文章難做,甚至費力不討好,因此,見效最快的辦法就是增加投資。於是乎,各種開發區、科技園區隨處可見,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改造越搞越大。結果,投資增長大大快於消費增長。
2、工業化進程導致投資比例提高。各國工業化進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必然拉動產業結構升級,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會依次出現上升、下降和穩定的趨勢。當居民消費由基本生存必需品轉向工業品為主時,第二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就會上升,由於工業為資本密集型產業,其投資強度要遠大於第一和第三產業,由此必然引起投資率上升和消費率下降；當居民消費由工業品轉向服務類產品為主時,第三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就會提高,並引起消費率上升和投資率下降。在經濟發達階段,工業化完成,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投資和消費的比例趨於穩定。我國工業化過程尚未完成,目前正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或重化工業階段。考慮到現階段我國工業比重高、服務業比重低的結構性特點,以及完成工業化過程的客觀需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較高的投資率是必要的。
3、現階段居民的後顧之憂較多,使得消費率不容易提高。目前,我國經濟和社會制度正處在改革時期,國有企業改革、經濟結構調整使得下崗和失業人數增多,加上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完善,使居民預期收入降低。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醫療制度改革等使居民的預期支出增大,其結果,居民消費意願降低。2003年我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消費傾向分別為0.768和0.741,分別比1990年下降0.079和0.111。
4、城鄉"二元"經濟分割,使得農民收入增長長期慢於經濟增長,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進而導致消費率偏低。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2622元,僅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9%,而1978年該比率為38.9%。1979-2003年,農民人均實際純收入年均增長7.1%,低於同期經濟增長率2.3個百分點。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加上消費傾向的下降,農村居民的消費率(=100×農村居民最終消費額/支出法GDP)一路走低。2003年,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率為18.3%,比1978年下降了12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0.48個百分點。
二、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合理性判斷
1、我國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演變過程。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進程,投資率逐步上升,最終消費率相應地逐步下降。2003年,投資率為42.9%,比1978年上升了3.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0.15個百分點；最終消費率為55.4%,比1978年下降了6.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0.27個百分點。消費率和投資率的比例關系,1978-2003年平均為59.2:38.7,其中,"六五"期間(1981-1985年)平均為66.1:34.5,"七五"期間(1986-1990年)平均為63.4:36.7,"八五"期間(1991-1995年)平均為58.7:40.3,"九五"期間(1996-2000年)平均為59.5:37.5。
分時期看,第一階段(1978-1984年),我國對以往重積累、輕消費、重生產、輕生活的經濟發展戰略進行了重新調整,包括調整了分配政策,壓縮了固定資產投資,投資與消費關系逐步得到理順。這期間消費率從1978年的62%上升到1984年的65.5%,平均為65.5%；而同期投資率則從1978年的38.2%下降到1984年的34.5%,平均為34.2%。這種投資和消費關系的變化帶有一定的"矯正和補償"性質。
第二階段(1985-1988年),這是改革開放後我國發生第一次通脹時期,在此時期內我國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工業化進程明顯加快,投資增長明顯加速,投資率平均高達37.5%,比第一階段上升了3.3個百分點；消費率平均為64.1%,比第一階段回落了1.4個百分點。
第三階段(1989-1991年),為治理整頓時期。針對第二階段經濟出現過熱狀況,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治理整頓"措施,大力壓縮固定資產投資。投資率從1989年的37%下降到1991年的35.3%,平均為35.8%,比第二階段回落了1.7個百分點。由於經濟增長顯著回落(因壓縮力度過大)導致居民收入(進而導致消費)增長放慢,消費率也呈下降趨勢。消費率從1989年的64.1%下降到1991年的61.8%,平均為62.5%,比第二階段回落了1.6個百分點。
第四階段(1992-1994年),這是改革開放後我國發生第二次通脹時期。從1992年開始,全國又掀起了一個經濟建設的新高潮,固定資產投資迅猛增長。在此時期內,投資率平均高達41.0%,消費率平均為58.8%。
第五階段(1995-2000年),為經濟軟著陸時期。針對上一階段經濟出現的嚴重通貨膨脹,政府採取了以壓縮投資和控制信貸投放為主的一系列調控措施,經濟於1996年基本實現了軟著陸。但從1997年起,國內首次出現了買方市場,加上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國內需求嚴重不足。在此期間,投資率從1995年的40.8%下降到2000年的36.4%,平均為38.0%；消費率則從1995年的57.5%回升到2000年的61.1%,平均為59.2%。
第六階段(2001-2003年),為投資率迅速回升時期。隨著多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累積效應的釋放,投資增長開始加快。在此時期,投資率從2001年的38%,迅速上升到2003年的42.9%,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二個最高點,平均為40.3%；消費率則從2001年的59.8%,快速回落到2003年的55.4%,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最低點,平均為57.6%。
從改革開放以來投資與消費關系的變化軌跡看,可以發現如下規律:
一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投資率和消費率基本上分別圍繞40%和60%上下波動,並且波動幅度有逐步縮小之勢,表明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漸趨穩定。
二是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工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呈逐步上升趨勢,總體上,投資率呈穩中趨升之勢,而消費率則呈穩中趨降之勢。
三是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如1985-1988年、1992-1994年和2003年),投資與消費關系波動較大,主要表現為投資率偏高和消費率偏低。這表明目前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
四是消費率長期偏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於農民消費率太低。2003年,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率為18.3%,比1978年下降了12個百分點。1978-2003年,農村居民的消費率平均為22.7%,低於城鎮居民1.4個百分點。農民消費率太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農民收入水平低和增長太慢。
2、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國際比較。對投資率的國際比較表明,我國目前的投資率是明顯偏高的。根據世界銀行資料,2002年,我國投資率為39.4%,世界平均水平為19.9%,低收入國家為19.7%,中等收入國家為22.9%(其中,上中等國家為19.0%,下中等國家為25.2%),高收入國家為19.0%。再如,2002年與我國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的投資率分別為19.3%、14.3%和23.9%。由此可見,目前我國投資率大大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高於各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水平。我國高投資率雖然有一定的客觀性,但畢竟水平太高(見表1)。
對消費率的國際比較顯示,我國目前的消費率是明顯偏低的。根據世界銀行資料,2002年,我國消費率為58.0%,世界平均水平為80.1%,低收入國家為80.7%,中等收入國家為74.3%(其中,上中等國家為75.2%,下中等國家為72.4%),高收入國家為81.0%。再如,2002年與我國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的消費率分別為81.2%、78.8%和68.9%。顯然,我國目前消費率不僅大大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明顯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見表2)。
3、我國現階段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合理性判斷。從改革開放25年來我國投資與消費關系的變化軌跡看,一方面投資率上升和消費率下降有其合理因素,主要是我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第二產業尤其是製造業的生產過程非常復雜需要大量投資,再加上我國基礎設施相對落後也需要大量投資,因此在一定時期內保持適當高的投資率是客觀需要的。另一方面,投資率長期偏高和消費率長期偏低則又是不合理的。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目前我國投資率偏高近20個百分點,消費率偏低近20個百分點。事實證明,投資率偏高和消費率偏低會給經濟發展帶來諸多消極後果。投資率長期偏高,會加劇能源和運輸供求緊張矛盾,加大通貨膨脹壓力。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幾次通貨膨脹都與投資增長過快密切相關。消費率長期偏低,會使投資增長失去最終需求的支撐,大量生產能力過剩,投資效益下降。長此下去,必然是銀行呆壞賬增多,金融風險增大。
如果剔除經濟高增長年份(如1985-1988年、1992-1994年和2003年),1978-2003年投資率平均為37.8%。該投資率可作為判斷合理水平的一個參考值。
如何透視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
一、積累與消費的基本概念
積累與消費是社會產品最終使用的兩個主要方面,也是構成社會最終需求的兩大因素。積累與消費的概念,是通過統計指標來體現的,而反映積累與消費的統計指標,則因實行不同的核算模式而有差異。
我國在相當長的時期里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與此相適應的核算體系是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即MPS。在此體系下,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的經濟總量指標是國民收入,即一定時期五大物質生產部門創造的凈產值之和。積累額是指國民收入中用於社會擴大再生產和"非生產性"建設以及增加社會儲備的部分,消費額是指用於居民個人的生活消費和社會公共消費的部分。積累額和消費額之和等於國民收入使用額。由於MPS的生產范圍局限於五大物質生產部門,因此,國民收入使用額及其中的積累額和消費額,都限於物質產品,其價值形態是物質生產部門新創造價值的總和,其實物形態是全部消費資料和用於擴大再生產的生產資料。
改革開放以後經過長期准備,特別是黨的十四大以後,為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我國開始實施新的核算體系,生產的范圍由原來的五大物質生產部門擴大到包括所有行業的貨物和服務的生產活動,核算國民經濟運行的總量指標由原來的國民收入改為國內生產總值,衡量積累和消費的指標也相應地改為資本形成總額和最終消費。因此,積累與消費的概念隨之為投資與消費所取代。投資與積累的區別主要在價值構成上有所不同:積累是新創造價值用於擴大再生產的部分(即m),不包括固定資產折舊這部分轉移價值(即C1)；而投資則包括折舊價值,因為它是社會最終產品價值的組成部分,是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之一。消費的概念也不一致,MPS體系下的消費是物質產品的消費,而新核算體系下的消費不僅包括物質產品的消費,而且包括服務消費的價值。
在現行國民經濟核算中,反映國民經濟最終使用的總量指標是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即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其中用於投資的部分是資本形成總額,包括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和存貨增加兩部分。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是指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建造、購置、轉入和自產自用的固定資產價值,扣除銷售和轉出的固定資產後的總額。存貨增加指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存貨實物量變動的市場價值,即期末價值減期初價值的差額,存貨包括生產單位原材料、燃料、產成品、半成品、在製品庫存,銷售單位商品庫存,以及物資儲備等。
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中用於消費的指標是最終消費,指在核算期內為滿足居民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和社會公共需要,對於貨物和服務的支出。最終消費分為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居民消費是指常住居民對貨物和服務的全部最終消費支出,包括以貨幣形式購買貨物和服務的消費支出和以其他方式獲得的貨物和服務的消費支出。政府消費指政府部門為全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消費支出,以及免費或以較低的價格向居民住戶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的凈支出。
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除用於消費和投資外,還包括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價值,即出口減進口後的差額。消費、投資、凈出口共同構成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其中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實質上是經濟運行中建設與當前人民生活的關系,這一關系處理是否得當,直接影響經濟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增長。因此,在兩者間保持合理的比例,是至關重要的。
二、怎樣反映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
(一)反映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合適指標:投資率和消費率
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用統計指標來反映就是投資率和消費率,即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中資本形成總額和最終消費總額所佔的比重。具體計算方法如下。
1、投資率
投資率,又稱資本形成率,通常指一定時期內資本形成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的比重,一般按現行價格計算。用公式表示為:
投資率＝(資本形成總額/支出法GDP)×100%
2、消費率
消費率,又稱最終消費率,通常指一定時期內最終消費額占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的比重,一般按現行價格計算。用公式表示為:
消費率＝(最終消費/支出法GDP)×100%
按照國民經濟核算口徑計算的投資率與消費率,能較准確地、全面地反映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它以國內生產總值為基礎,反映了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用於建設與用於生活的比例關系,同時,這也是國際上通行的計算方法,便於進行國際比較。
需要指出的是,按上述公式計算的投資率和消費率相加不等於100%,因為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除用於投資和消費外,還用於凈出口(出口減進口)。由於凈出口與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之比很小,一般在3%左右,所以從投資率和消費率可以大致看出投資與消費的關系。根據國民核算的定義,資本形成總額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另一部分是存貨增加；最終消費也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居民消費,另一部分是政府消費。
(二)社會上測算投資率和消費率的其他方法
社會上計算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方法很多,這里列舉一種有代表性的方法:
1、利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與生產法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計算投資率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是通常的投資統計指標,指在一定時期內全社會建造和購置固定資產的工作量以及與此有關的費用。這個指標與國民核算中的資本形成總額指標在具體內容上有不少差別。最主要的差別是資本形成總額中包含了庫存增加額,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不包含這一項。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對應關系看,如果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轉換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則需要加一塊減一塊。所加的一塊為:總投資50萬元以下的建設項目完成的投資、商品房銷售增值、非生產資產的所有權轉移費、礦藏勘探支出、新產品試制增加的固定資產價值和未經過正式立項的土地改良支出。所減的一塊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中所含的購買舊建築、舊設備的價值和土地購置費,因為它們不是核算期內所形成的固定資產(見表3)。
2、利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生產法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計算消費率
這種方法大大低估了消費率。原因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不能代表全部最終消費,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僅是最終消費中的商品性貨物消費,之外的服務消費以及實物性消費、自產自用消費和其他虛擬消費都不包括在內。比如,2003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45842億元,最終消費為67051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最終消費的68.4%。這種方法的分母也有問題,因為它用的是生產法國內生產總值,正確的指標應是按支出法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見表4)。
總之,這種方法,所涉及的指標在范圍和內容上不完整,在概念上不確切,不能全面地反映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不符合國際規范。
測算投資率和消費率是一項復雜的工作,關鍵在於取得可靠的基礎數據。這些基礎數據涉及專業統計、部門統計和有關財政決算及行政記錄資料。但是,現有國民經濟核算資料來源存在較大缺口,作為測算投資和消費主要資料來源的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存貨統計、消費品零售統計、住戶消費統計以及財政支出決算,其口徑范圍、資料內容、提供時間,都還不能完全滿足測算投資率和消費率的要求,這是我們面臨一大難題
❹ 你知道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是什麼嗎
、出口拉動越來越困難的情況下，中央的政策還是會從擴張財政和放鬆內貨幣兩方面著手容。在財政政策上，投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可能再度降臨，中央財政赤字的規模有可能擴大。在投資者和消費者信心都受到金融危機影響的情況下，明年的經濟增長將主要由中央和地方財政投資來拉動。財政上將加大投資水庫、鐵路、地鐵、城市基礎設施，大力建設廉租房、農業基礎設施等。財政投資的資金，部分可能來自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部分將通過發行國債來彌補。然而，地方政府目前積極准備的大型投資項目，可能會遇到融資的困難。考慮到這一點，不排除由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發行建設債券，籌集資金投資城市大型基建項目。此外，一定規模的減稅政策也將成為明年的政策工具，增值稅改革的擴大化也將成為可能。
❺ 影響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一、影響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
1、推動的因素：
①西方列強的侵略，在給中華民族帶來沉重災難的同時，也不斷地沖擊著中國的生產方式和思想觀念，瓦解著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客觀上為民族工業的興起和發展提供了某些條件和可能。
②由於時代潮流的沖擊和鞏固統治的需要，清末至民國歷屆政府都鼓勵興辦實業。
③中國人民反帝愛國熱情不斷高漲，使實業救國具有日益廣泛的社會基礎，有力地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
④實業家們自強不息的愛國精神是支撐近代民族工業曲折發展的力量源泉。
2、阻礙的因素：
①缺乏資本、人才、技術、市場和思想觀念的准備。
②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環境，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和束縛，這是阻礙近代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主要因素。
③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投資方向和發展主要在輕工業領域，重工業基礎薄弱，而且主要分布在沿海和通商口岸，這種工業結構和地區分布的失衡使民族工業呈畸形發展，未能形成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
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是在一個極其艱難的發展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它毗鄰鴉片戰爭的烽火與甲午戰爭的硝煙，在中華民族中興辦起民族產業，雖然由於經濟的短缺問題與社會大的背景與形式問題的多種不良因素的影響，但仍然對中國近代化企業的發展積累了經驗，這一創舉在中國是史無前例的。另外，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還為中國的近代化進程鋪設著道路。
三、總體特徵：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艱難成長起來的，飽受外國資本的壓迫，買辦資本、官僚資本的排擠，封建生產關系的束縛及軍閥官僚的壓榨，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佔比重很小，始終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導形式。1936年，資本主義現代工業產值只佔工農業總產值的10．8%，1949年占工農業產值的17%。──其力量之弱可見一斑。
2、在民族工業中，工業資本所佔的比重小，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所佔比重大。抗日戰爭前，民族資本中80%是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的比例極不相稱。──民族資本沒有自己獨立的生產基礎。
3、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主要是以紡織、食品工業為主的輕工業，缺乏重工業的基礎，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技術、設備以至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賴外國壟斷資本和本國官僚資本。──中國民族資本缺乏獨立性。
4、民族資本所經營的企業，規模小，經營分散，技術設備落後，勞動生產率低。這種情況，使得民族工業的產品成本高，在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它發展的辦法就是加大對工人的剝削，力求獲得最大的剩餘價值。──他們害怕工人的覺醒和革命的發動。
5、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和封建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相當一部分民族資本家的前身是官僚、地主，他們的資本是地租轉化而來的，一些民族資本家還用經營工商業所得的利潤，到農村去購買土地，兼有資本家和地主的兩重身份。──他們不敢提出徹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綱領。
❻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其中自然因素、人口數量、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四大因素對一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1、自然因素 自然資源的特點和在人類生產與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決定了一個國家所擁有的自然資源的數量、質量和構成及其分布狀況，對經濟發展關系極大。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或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自然資源是影響勞動生產率高低的重要因素。 第二，自然資源是形成產品實體的物質源泉，其質量決定著社會產出品的效用，數量決定著社會產出品的規模。 第三，自然資源是制約產業結構的重要因素。 第四，自然資源制約著生產力布局。 2、人口數量 人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統一，人口發展必須與物質資料生產發展相適應。一方面，人作為生產者，是社會生產力的主體，另一方面，人作為生產者又是有條件的，不僅要同生產資料相結合，還要受年齡、體質和技能的限制。而人作為消費者又是無條件的。 3、科學技術 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不僅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其他方面也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這些作用主要表現在： 第一，它是人類認識自然、利用自然和保護自然的強大武器。 第二，能夠促進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和高度化。 第三，能改變勞動者的就業結構和勞動力的構成，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 第四，它是促進生產關系變革和制度創新的有力杠桿。 第五，它是促進文化教育知識的不斷更新，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培養人才，開發人力資源的強有力的手段。 第六，為領導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程序化奠定了基礎。 第七，能促進人們生活方式的現代化。 第八，能引起世界格局的深刻變化，使世界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日趨國際化。 第九，它還是一國國防現代化的基礎，是維護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強大力量。 4、文化教育 對人力資源的開發是通過人力投資實現的，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體力投資，一是智力投資。教育是對人的智力投資，是提高人力資源質量的各種途徑中最重要的途徑。教育雖然不能直接提供產品，但能提高生產產品的勞動者的智力素質和思想素質，從而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和源泉。 教育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教育能夠提高普通勞動者的知識和技術素質。經過教育形成的勞動者的知識和技術的存量越大，越來越成為當代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現代經濟增長有兩個趨勢，一是從資本——收入比率的長期變動來看，資金相對於收入而言使用得越來越少；二是國民收入相對於國民資源(用於生產收入的土地、實際勞動量和再生產性基金的數量)而言增長得越來越快。產生這兩個趨勢的根源是人力資源的增長，人的能力的改進，這最終是教育的作用。 第二，教育是培養科技人才的惟一途徑。為加強綜合國力，世界各國在高新技術領域展開了激烈的角逐。發展高新技術的競爭，其實質是知識和人才的競爭，是人們掌握和運用最新技術能力的競爭。
❼ 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經濟的因素及其應對策略
隨著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國一些地區旅遊警告的解除，中國的經濟曲線伴隨導游們的小彩旗又高高飄揚起來了。此次疫情過後，中國經濟的振興首先從第三產業開始，從商店到飯店，從旅遊景區到各個娛樂場所，人氣逐漸地上升。中國的經濟在經歷了一次小小的壓抑之後，會呈現一次輕微地反彈。
從宏觀層面來看，疫情的出現並沒有破壞中國整體的經濟運行結構，市場運行機制還在正常地發揮作用。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一是因為中央的決策及時到位，全國各行各業秩序井然，鐵路，陸路、民用航空等交通運輸暢通，整個市場的物流、信息流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市場的活力依舊。二是中國的市場經濟體系基本建立，市場的自足和修補功能及時地發揮出了作用。從微觀來看，雖然一部分行業或部門由於受到非典型肺炎的影響，贏利有所下降，但由於中央和地方及時出台了各項補助措施，通過減免稅收等方式，保證了這些行業和部門有再生產的能力。從消費行為學的角度來分析，無論社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有一些消費活動必須進行。隨著疫情的消失，這些消費活動不但不會減少，反而會有所增加。因此，中國的經濟今後不但不會出現萎縮，反而會出現一些上升的勢頭。
從影響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來看，投資、消費和出口都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首先，投資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短短幾個月的疫情發展對投資特別是戰略性投資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從短期投資來看，雖然上半年的疫情會促使一些國際游資退縮，但由於這些國際游資並沒有其他更好的出處，因此，隨著中國疫情的解除，這些資金還會再回到中國市場。就中國國內的資本市場來看，雖然延長休市等一些措施導致中國內地股市出現了一些波動，但由於中國當前的股市已基本探底，所以，這次疫情對股市造成的影響不致太壞。一些人擔心，這次疫情的爆發會影響到今後國際資本向中國的轉移，從而給中國今後籌集資本帶來困難。這種擔心也是不必要的。因為非典型肺炎作為一種傳染病與其他傳染病一樣，都有一個發現、擴散、控制、預防的過程。隨著疫苗的出現，非典型肺炎將會變得不具有威脅性。相反地，如果投資開發新的葯品或疫苗，將會增加新的經濟增長點。
其次，從消費環節來看，五一長假的取消，確實影響到了一些地區經濟的發展。但是，消費是一個隨著生產的發展而不斷上升的曲線。在消費結構中，日常消費不會因為非典型肺炎的出現而發生大的變化。其他消費可能會被延後，但不會被抑制，相反地，隨著人們對健康的日益重視，體育健身、旅遊消費將會大幅增加，中國人的消費支出將會出現一次大的反彈。在疫情的發展過程中，政府動用財政准備金應付疫情，普通的消費者幾乎沒有為此直接付出代價，因此，不存在後期的消費資金緊張的問題。
最後，從出口來看，由於廣交會正值廣州的疫情發展期，展會期間的成交額有大幅度地下降。從短期來看，由於非典型肺炎的影響，一些國家也可能會對中國的食品等一些傳統的消費品抱有疑慮。他們可能減少對中國這些產品的進口。但是，從結構上來看，中國近年來出口的產品中機電產品已經位居前列，其他的工業製成品也大幅增長，而農產品及其初加工品所佔的比重已有所下降，因此，一些訂單的流失對中國整個出口的影響不會太大。下半年，中央政府可考慮在一些適當的地點舉辦各類專項的展銷會，或者通過走出去的辦法，擴大中國產品的出口，保證中國經濟的增長不會因出口的影響而放慢腳步。
應該看到，在政治經濟一體化的今天，政治對經濟的影響舉足輕重。中國的經濟體制雖然已經有了自我修補和恢復的能力，但如果沒有良好的國際政治環境，資本的流動、出口的增長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因此，中國政府應該主動打開國門，與世界各國進行交流。這次胡錦濤主席參加法國舉行的南北對話會議，將會為我國今後經濟的發展提供新的機遇。
然而，盡管中國經濟蓄勢待發，但仍有一些因素可能會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後勁。
第一，如果非典型肺炎疫情不能在上半年被徹底遏制，將會影響到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信心。從根本上說，非典型肺炎對中國物質財富的增長不會帶來太大的威脅，但如果它揮之不去，並且持久地徘徊在中國各地，將會在中國人的心理投下巨大的陰影。這種心理上的影響可能會最終轉化為經濟上的影響，從而導致中國市場低迷，經濟景氣指數下降。因此，重振士氣，提高市場上的人氣對經濟的持續增長至關重要。在這方面，我們既要寄希望於科技進步，盡快研製出可靠的疫苗，也要寄希望於各地的疫情能夠逐漸地得到控制，至少在下半年不會再形成大范圍的疫情擴散情況。
第二，從資產結構上來看，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變數仍然是中國的國有經濟。現在中國的國有資產（除金融資產外）一律由直屬於國務院的中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掌管，這個委員會將依照即將頒布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條例行事，以前多頭監管國有資產的局面將會被打破。但是，由於中國國有資產中相當部分沉澱在國有企業中，而這些國有企業普遍素質不高，如果處理不好，它們不但不會保值增值，反而會形成新的不良債權。因此，必須找出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勞永逸的辦法，只有這樣，才能擺脫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制約瓶頸。
第三，從現有的經濟基礎來看，中西部與東部沿海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如果由中央採取統一的經濟發展政策，勢必會造成地區之間新的不平衡。因此，未來中央必須考慮針對不同地區採取不同的經濟政策，或者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決策作用，保證各地按照本地的實際情況設計出符合本地發展的經濟模式。與此同時，中央在汲取稅收的基礎上，應該考慮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保證全國各地都能持續發展。
現在已經有人提出，要用非常的手段來發展中國的經濟，譬如，在經過認真論證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國際之間的經濟合作，在中國南部邊疆與緬甸和泰國一道，開辟新的直通印度洋的運河，或者將中國的首都遷往中部地區等等。所有這些對於刺激投資，拉動需求都有好處。但是，在進行各項決策之前，應該充分考慮到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應該通過加大政府的投資力度，帶動民間投資。從現階段來看，瀾滄江的梯級開發已經准備就緒，南水北調工程也已經開工，在中國境內再鋪設新攤子似乎沒有必要，如果在2005年之前中國的財政狀況仍然沒有擺脫赤字局面，政府的投資計劃就應該有所收斂。如果中國的財政能夠在2005年之前實現大體平衡，那麼在今後的若干年內，可以考慮進一步實施中國南部邊疆的國際合作開發計劃，進而考慮中國的遷都問題。
總之，相對於中國經濟的整體運行態勢而言，非典型肺炎所造成的影響並不嚴重，關鍵的問題是，中國人信心指數不能下降，中國的資產結構能順利調整，中國各地區的發展必須保持平衡。
筆者建議，在今年下半年中央政府應該召開一次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座談會，通過檢討非典型肺炎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找出應對新一輪危機的對策。從目前來看，中央政府應該抓緊做好以下事情：首先，應該制定經濟緊急狀態法，將現行比較好的應對非典型肺炎的政策固定下來，以幫助企業應對今後可能遇到的難題。目前，國務院雖然制定了應急條例，但其中有太多的問題值得認真梳理。從法律的角度來看，應急條例雖然強調了衛生行政主管部門的責任，但沒有與現行的執業醫師法等其他相關法律很好地協調，因而在執行的過程中會存在一定的難度。從這部行政法規的內部結構來看，雖然設立了應急指揮部等機構，試圖保證各地的疫情能夠得到及時有效地控制，但由於這些機構與我國現行法律上規定的行政架構不相匹配，所以，其運作成本將會很高。更主要的是，這部行政法規沒有考慮到特殊時期的經濟發展問題，因而無法指導各地特殊時期的經濟工作。筆者建議在適當的時候，可以考慮出台經濟緊急狀態法，其中規定在必要時可以凍結一般性法律中的有關規定，從而授權國務院調動物力、財力應對疫情並發展經濟。其次，應該依法建立中央經濟決策咨詢委員會，通過民主科學決策，保證中國經濟平穩發展。最後，中央政府應該加快人才的選拔力度，讓那些真正懂得經濟發展規律的專業人士掌管要害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