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國現今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怎麼樣的
高油價時代，發展循環經濟成為了我們有效緩解能源供給與經濟發展之間矛盾的重要途徑。那麼，我們的循環經濟發展之路該怎麼走？目前還面臨哪些困難？就此類問題記者與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楊志進行了對話。
記者：目前，我國的資源、環境處於一種什麼狀態？
楊志：從實際情況看，我國目前資源利用效率極為低下。目前我國工業產品能源、原材料的消耗都很大。主要用能產品單位能耗比國外先進水平高40%，單位產值污染（二氧化硫）排放量是發達國家的8倍至10倍。2006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僅佔世界的5.5％，卻消耗了世界50％左右的水泥、30％的鋼鐵、15％的能源。
記者：針對這一現狀，我們採取的是什麼樣的政策體系？這些政策的實際效果如何？
楊志：我國現在發展循環經濟的政策主要是促進節能減排。「節能」主要是通過政府對能源價格的管制政策以調整企業對各種能源的使用量來實現，目的是提高能源利用率和降低企業使用清潔能源、資源的成本。「減排」主要是通過政府對企業徵收排污費或關停污染企業來實現。但是現有的具體政策卻沒有真正的起到發展循環經濟的作用。
記者：在探索中國模式的循環經濟發展之路時，政府應該如何選擇合理、有效的政策？
楊志：我國應把科學發展觀作為指導循環經濟發展的系統方針，在走中國模式的循環經濟發展之路時，必須貫徹科學發展觀。這是由循環經濟與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共同決定的。
循環經濟的發展是其技術基礎的進步與經濟活動的發展，而技術的進步是需要科學的指導，經濟的發展需要發展觀層次的指導。科學發展觀正是建立在科學上的發展觀，因此可以指導循環經濟的發展。
記者：我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2006～2010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在「十一五」時期要努力實現「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我國還需要做哪些努力？
楊志：要解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生態的矛盾，達到「十一五」規劃的目標，就必須全面、系統地研究和分析我國社會、經濟、資源、環境、生態的情況，尋找出一種可以替代目前不可持續的傳統的發展方式的新途徑。但是目前我國學術界對循環經濟的內涵、動力機制、指導方針、政策體系等一系列在循環經濟的實際發展中至關重要的問題仍未闡明。探索出一條中國模式的循環經濟發展之路，必須闡明這些問題。
記者：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2007年9月提出的環境經濟政策架構和路線圖——在4年內構建綠色稅收、環境收費、綠色信貸、生態補償、排污權交易、綠色貿易和綠色保險等7項環境經濟政策。這些措施能否順利實施？
楊志：從已經推出的政策的執行結果看，困難不少，這是由於，第一，這些政策都比較分散、缺乏協調運作思路，沒有形成合理、全面系統的政策體系，它們的作用遠遠沒有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綜合性政策的效果；第二，缺乏中央政府各部門的通力支持及地方政府的合作的良好的制度保障；第三，沒有相應的完善的法律支持與國際協調。
因此這就要求我們重新設計符合中國國情的循環經濟發展政策，要結合好長短期利益、中央與地方的利益，並能為企業所適用。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根據循環經濟的具體內涵、借鑒國外的政策經驗並結合我國現在政策的問題，制定出一套中國模式的政策體系，這一政策體系要有制度保障和法律支持，並與國際協調。
記者：符合中國國情的循環經濟發展政策如何引導企業向循環經濟技術投資？
楊志：我國目前的政策主要是直接管制，實行強制手段關停污染企業。但這一政策積極作用很大，但也存在一些問題。由於沒有一個合理可行的關停標准，只是輿論壓力大時突擊性關停；另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不協調，地方政府或是「一刀切」，或是為地方利益，使污染企業「死灰復燃」。
因此我國直接管制時，要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從具體的技術層面著手設立一個合理的技術最低標准並注重政策的可操作性、目的性，還要通過政府部門間、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協同以推行一系列操作性極強的規章制度。
我們還可以通過徵收環境稅或發放環境補貼，限制企業的消極環境行為。
稅收政策可以通過徵收稅率和稅種的變化影響企業的經濟行為。目前，我國缺乏系統的環境保護稅收政策，沒有設立專門的環境稅種，有關生態環境稅收的規定不完善。現有的資源稅徵收范圍小，只有原油、天然氣、煤炭、其他非金屬原礦、黑色金屬原礦、有色金屬原礦、鹽7個稅目，而且按開采產量征稅，造成了資源回採率低下的弊端，無法對循環經濟技術的推行起到支持作用。因此政府應調整和完善有利於促進循環經濟技術發展的稅收政策，將目前各種有關環境污染的收費項目進行整合，開征環境稅
㈡ 淺析中小企業如何轉變經濟發展模式
張廣德 （河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關鍵詞：中小企業 發展模式 經營戰略0 引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已經成為世界公認的經濟大國，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們要成為經濟強國的路還很長。在2010年的兩會期間，溫總理在報告中指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要大力推動經濟進入創新驅動、內生增長的發展軌道。」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刻不容緩的頭等大事。
我國經濟能夠持續高速增長，中小企業的作用不可低估。如今，我國中小企業已有4000多萬戶，這批中小企業所創造的最終產品與服務價值、出口總額、交納稅收與就業人數，分別佔全國的58.5％、68.3％、50.2％和75％以上。中小企業創造的最終產品和服務價值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60％左右。所以，在改變我國經濟增長模式過程中，中小企業的作用不容忽視，盡快改變中小企業的經濟增長模式的工作已經迫在眉睫。
1 障礙分析欲改變中小企業的經濟增長模式，其障礙主要存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1.1 自身素質不高，技術創新能力差。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速度很快，但發展主要集中於低技術水平和外延擴張為特徵，導致其社會信任度低下，經濟效益差，企業抗風險能力低。
1.3 從表面上看問題主要集中於缺乏人材，缺少技術，規模小等等問題，但是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同樣存在著大量頗具特色的中小企業，其最顯著的特色是小而強。所以，我國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更深層次的問題是不善於利用、開發、整合資源，盲目跟進，企業缺乏從戰略角度長遠規劃發展的思路。根本原因就在於企業管理者觀念落後。
2 改進途徑
2.1 充分發揮「後發優勢」。我國中小企業發展歷史短，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也正是緣於此，我們可以充分利用發達國家成熟的經驗和技術，通過學習、引進，幫助我們盡快發展，減少企業發展過程中的風險成本。差距越大，快速發展的空間就越大。在我們國家內部經濟發展也不平衡，經濟發達地區的中小企業經過長期的磨練，相對比較成熟，這些企業就是中西部經濟不發達地區中小企業的楷模，學習成本低。
2.2 藉助虛擬經營模式發展。中小企業其自身規模小，小而全的經營戰略將使企業誤入歧途。中小企業應該對自己所涉及的產業領域進行分析，通過市場細分，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落腳點，這里，企業發展定位非常重要。發展的重點應該聚焦於建立或強化自身的優勢，在產業鏈中，增加高附加值環節的功能，把其它低附加值環節藉助外力進行整合，充分利用企業資源，使企業處於產業價值鏈中高附加值的關鍵環節。經過長期的培育，企業逐步構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2.3 根據自身發展的需要，在不同時期採取不同的戰略。比如，企業發展初期，可以採用集中化戰略。將自己有限的資金、技術、人材等力量集中於易於發揮優勢的領域。通過引進、改進、創新，發揮中小企業市場快速反應的優勢，在新產品開發中選擇適時的進入時機，規避風險，強占市場；也可以採用市場補缺戰略。根據「人無我有，人有我無」的原則，發揮企業優勢，規避競爭。
企業發展中期就應該增強戰略意識，長遠規劃，確定企業的市場地位，積累資源，培養企業的製造能力，扎扎實實，靈活多變地發展自己。例如，日本的佳能公司成功的奧妙就在於戰略意圖清晰，一開始就抱定「打敗施樂」的戰略意圖。為此，企業運作初期，首先獲取施樂的專利技術許可，依靠他人的技術生產產品，獲取市場經驗，增強企業的R&D力量，進入施樂未涉及的日本和歐洲市場，最終成為行業的領軍企業。
總之，中小企業規模小，並不是制約企業發展的主要問題。在一個完整的市場配置中，中小企業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有巨大的生存發展空間。阻礙中小企業轉變發展模式的症結往往是企業的管理者沒有從系統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沒有把握住適應自己發展的市場定位，沒有從戰略角度看待市場變化和規劃企業的發展，缺乏創新性。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是在於企業管理者的觀念更新。中小企業只有認識到自己的問題所在，通過走出去，引進來，增強學習能力等多種途徑開闊視野、轉變觀念，就能夠找到具有自己企業特色的發展之路。[2]劉淑華.論我國中小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幾個關鍵問題[J].商業研究，2000，(10).
㈢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是：
高投入型，即持續加大資金和資產的投入，以經濟規模的擴張帶動經濟發展。
㈣ 中國經濟發展三種模式
實際上這可以分別寫上3本很厚很厚的書，概括的講就是：
溫州模式的特點，民間資本即是私營經濟活躍。
蘇南模式的特點，以國有企業為依託發展當地。這也是為什麼江蘇的GDP超過浙江，而當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不及浙江的原因之一。
珠三角的特點...也許就是依靠廉價的勞動力以及低成本的技術，成為加工中心。現在產業已經是2次升級了。
㈤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是什麼
12 5規劃, 奔小康
㈥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
快樂·······
㈦ 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們對經濟發展的模式有哪些不同認識
當前中國的改革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深化經濟增長模式變革迫在眉睫。中國應清醒認識「和平崛起」的科學內涵，充分了解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深入思考繼續深化改革的現實基礎，立足二元結構這一中國特色的核心，不斷修正經濟增長模式執行中的偏差，明確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充分條件、產業條件和制度條件，探尋與國情、經濟全球化結合產生的模式與路徑，做好經濟增長模式與結構的改革調整，為中國下一階段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在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黨的十八大即將召開之際，人們對改革的普遍關切，預示著30多年來以開放為先導的改革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並基本完成了許多重要領域的改革。但伴隨著經濟發展，改革中積累的矛盾日益凸顯，世界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中國面臨的各種可能性風險也越來越大。經濟模式的焦慮，公平效率的兩難，路徑鎖定的憂嘆，金融危機的困擾，如何跨越發展中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明確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定位，如何更為順利地融入到全球化浪潮中，這些難題的解決，都需要中國從一般性改革向深水區邁進。另外，轉換增長模式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是手段還是目的 是過程還是結果 是動態的還是靜態的 這也是深化經濟發展模式變革必須探討的。
中國經濟模式變革的基本認知
一般而言，發達國家今天的經濟增長模式不會是中國明天的發展模式，尤其美國今天增長的路徑更不能是中國明天經濟發展必須走的路。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核心指導思想是正確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核心指導思想是鄧小平同志倡導的改革開放、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胡錦濤同志貫徹的「科學發展觀」，這些指導思想的提出，符合國情、順應世界經濟潮流，是與時俱進、可持續的。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要素基礎是堅實的。從增長角度分析，有的國家靠賣資源維持經濟運行，有的國家靠出賣產品中的勞動力發展，究竟是賣資源可持續，還是依靠勞動力的運作可持續 資源總有用盡的那一天，但勞動力絕對不會用盡。勞動力有自己的特點，第一，可再生;第二，可持續。因此，中國未來的出路不在於依靠出售資源，而在於使用性價比優越的勞動力，在於不斷勞動過程在人身上積累的熟練程度和人力資本。所以中國依靠勞動力的增長模式是沒有錯誤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巨大成果是毋庸置疑的。今天大學的經濟學課堂，在講到改革開放的原因時，總是強調先進的生產關系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如果筆者告訴讀者，1978年小平倡導改革開放時，中國國土1/3面積上的人們生活水平甚至不如1930年代，大概沒有人會相信，但這就是事實。如果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計算到建國60年，即2009年，正好可以分為改革開放前的30年和改革開放後的30年。如果把60年中國的新增財富，即GDP加在一起，大約是250萬億元人民幣，前30年一共生產了中國經濟新增財富的2%，而改革開放這30年則積累了60年98%的財富，中國加入WTO之後的8年多，新增長的財富則是這60年的2/3。①因此，改革開放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怎麼評價都不為過。
但筆者認為增長模式的制定和增長模式的執行並不是一回事。如果說增長模式制定完全錯誤，根本不可能有今天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也不可能有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另外，從問責制來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全部推倒重來，那就要問責模式制定者們的責任;但如果是發展模式的執行過程中出現了重大偏差，中國經濟發展出現了種種問題，則要問責執行者為何不忠實執行模式制定者的指導思想，要從根本上進行糾正。所以當探討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存在什麼問題時，就一定要弄明白到底是模式制定的大政方針錯了，還是在執行中出現了重大偏差。模式在錯誤的指導思想下制定，則錯誤幾乎沒有辦法修正，而執行的偏差則可以徹底糾正，使之符合小平制定的改革開放大方向。
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探討新中國60多年的建設成就，有的經濟學者評價為增長，有的經濟學者評價為發展，也有的學者評價為和平崛起。這三個詞彙對經濟的進程而言，實際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今天在評價發達國家的經濟狀況時，人們一般直接用增長代替發展，而對於發展中國家則兩者兼用，只有對極個別國家——如中國，才會用一個特殊的名詞——崛起。那麼從理論的分析和經濟的實踐來看，這種差異說明了經濟前行的不同性質。
西方學術界，尤其是西方經濟學認為，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基本盡善盡美，它的經濟結構可以隨著市場的要求自動、內生地發生變化。而從政治方面來看，發達國家「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也近乎完美，整個政治過程也是在日趨完善的。同時，其公民社會相對而言也更為和諧。因此，人們不認為在這樣的社會里還會發生制度的質的變化，甚至制度結構都不會發生戲劇化的變動，故用「增長」這個詞來表明發達國家的經濟，表明在那裡只是存在量的增長和擴張。
對於發展中國家，學者則同時使用「增長」和「發展」兩個詞，是想說明它們的經濟總量在增長的同時，經濟制度、體制，即質量也是在發展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是不完善的，政治方面的民主體制和公民社會也都沒有建立、健全起來，因此它必定會經歷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化。而現在經濟量變的增長必然是為以後經濟質變的發展進行鋪墊並夯實基礎，所以在提到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時，人們並用這兩個詞，意在說明它們不僅有量的增長，更有質的變化。
崛起，其基本含義是指在短時期內經濟總量急劇擴張，經濟生活的制度層面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其實這個詞在很長時間里都不是一個具有正面意義的詞彙，如二戰時期德國的崛起，它指的是一個帝國的崛起。但它在被用於中國經濟時加了「和平」一詞，變成了「和平崛起」，主要說明中國經濟在短時期內總量急劇擴張，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的事實。通過這種快速變化的發展，我們感覺到國內整個社會生活都跟過去完全不一樣，同時外部環境中摩擦不斷、壓力增大。一個國家在短時間內發生這樣根本的變化，恐怕國內外短時間都很難適應， 要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經濟發展模式需要變革。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所面臨的世界經濟環境變化
在探討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變革時，首先要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經濟環境，尤其是變化了的外部的制約條件。
世界經濟失衡從貧富失衡演變為經常賬戶失衡。長期以來，人們普遍承認世界經濟是失衡的，同時也承認這個「失衡」是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形成的，並形成了「失衡之後需要平衡」的共識。但在30年期間，所謂「失衡」和「平衡」的內涵卻發生了重大變化。上個世紀80～90年代，世界經濟失衡意味著南北經濟關系，意味著「富裕中的貧困」，經濟體之間形成兩極分化，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這種失衡對世界經濟的發展是不利的。「平衡」則意味著要盡量縮小貧富差距，幫助欠發達國家取得進步，意味著發達國家對於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援助責任，聯合國的「千禧年減貧計劃」等都是圍繞這一思路展開的。那時中國改革開放的地位，比較特殊又比較有利。因為處理好南北關系是世界經濟最大的任務，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著幾乎是世界最多的貧困人口群體，從世界減貧目標出發，大量發達經濟體的外資湧入，技術轉讓，它們的市場對中國開放，均具有減少世界的貧困人口的意義，中國的改革開放因此得到了全世界幾乎一致的贊同和擁護。
然而，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到現在，「失衡」卻被媒體、學術界和政治家逐漸表述為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失衡，亦即經常賬戶的不可持續，發達國家的貿易逆差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貿易順差，造成世界經濟的不可持續性。所謂「再平衡」則意味著後者要消除巨額貿易順差。在這種情況下，誰的貿易順差最引人注目，誰可能就是「被平衡」的主要對象，而首當其沖的是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再平衡」概念意味著：過去的貧富「平衡」問題已經退居次要地位了，現在要「再平衡」的是經常賬戶的順逆差，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貿易順差應該大幅度下降，以便幫助發達國家的貿易逆差能夠得以克服。因此，從世界經濟失衡這個角度來看，中國仍以外需為動力的經濟發展模式受到了質疑。外向型發展模式受到挑戰的事實，是我們進行調整增長模式的助推力，但這並不表明中國必須要放棄外需，未來的世界經濟競爭與合作肯定並存，全球的貿易摩擦將成為常態，中國必須適應這種常態。
社會與環境的「雙赤字」日益嚴重。社會赤字是指世界經濟增長的成果只被小部分人享受，而非普遍共享，即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分配不均衡。世界的現實是，社會福利普遍提高的同時，收入差距卻越來越大，所以很多人認為現在這種收入分配是不公平的。而如果說公平等同於共享世界經濟發展的成果，不公平則說明了放任自流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因此，「共享型增長」體現了經濟發展成果全世界共享的內涵。與此同時，環境赤字威脅著世界的明天，例如中國目前除了青藏高原，大部分地表水都已不能直接飲用，酸雨區范圍呈擴大趨勢，中國面臨著環境的極大壓力。社會赤字、環境赤字的償還，實際就是增加生活、生產的成本，進而也就是必須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
世界經濟的未來需要資源最優配置、福利的共享與可持續的增長。人類不得不開始反思如何減少世界經濟的社會與環境「雙赤字」，開始關注生態，關注環境，關注貧富差距的縮減，共享型經濟增長模式可能是最好的解決途徑。據此，國家經濟政策可以在促進社會生產力提高、即實現經濟發展模式升級和轉型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一種可以共享社會財富的機制，從而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可持續」從本質上來講，不僅僅是同時代同地域的橫向包容，更是我們和後代人能夠實現資源共享的歷史性的縱向包容。我們所說的可持續發展，不僅是生產方式，更是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可持續。人類、尤其是「富人」，只有改變生活方式，才能夠減緩和遏制生態環境惡化，實現人與自然界的和諧、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類代際之間的和諧。
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與結構改革調整的思考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調整是動態的，是一個永遠的過程，它是手段，是達到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孜孜追求的目標。經濟發展模式的調整沒有終結，過去沒有，今天和明天也不會存在這種終結。應該把它看作一個動態過程，使之長久化。
調整產業結構的前提是對於未來需求趨勢的把握。在上個世紀最後10年美國出現新經濟的時候，人們紛紛把眼光投向以工程技術為主的IT和網路，卻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美國的另外一項偉大發明：金融衍生工具，即「車之兩輪、鳥之雙翼」：技術工程和金融工程。憑借著全球化，這兩個發明又向全世界進行了相當規模的擴散。全球化其實就是市場的統一和市場游戲規則的統一，這兩個統一，從技術角度幫助IT業走向世界，而從金融角度，金融衍生品在全球推廣，一切都證券化了。然而恰恰就是後者出了問題，使整個世界經濟進入失衡狀態，財富的生產和財富的分配都扭曲了，造成財富的灰飛湮滅。問題是，虛擬經濟的風險無法被消除，只能轉移。美國虛擬經濟產生的種種風險，借著全球化這條大船，很快地轉移到了全世界。現在，全球經濟危機已在「二次探底」聲中逐漸遠去，但過度消費的生活模式在新的一代美國人身上是否依然如故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們的產業結構還是現在這個樣子恐怕沒有問題，但如果美國的消費模式發生根本性轉折，情況就會完全不同，中國的經濟結構就必然「被」調整了。
當前中國的經濟結構改革調整，可以套用交通規則中的一句話：「一停、二看、三通過」。先求生存，其次站穩，最後看準，然後再下手調整，而不能在尚未看準未來需求的變化方向時，就大力盲目調整經濟產出的結構。
要了解競爭對手是誰。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如果是以勞動密集型為主，以低端產業鏈切入的話，中國的競爭對手是新型工業化經濟體，比如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或者拉美、北非國家。當產業結構真正調整為以高精尖為主，以高端技術形成產業集群的時候，中國的競爭對手就遠不止是發展中國家了。在低勞動力成本模式下，中國知己知彼，知道如何以低成本擴張來應對，但面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在高精尖行業的競爭時，中國很難清楚地知道對方常使用的手段和競爭路徑，學會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以及SPS、TPT等是新課題，發達國家用產品標准、技術壁壘發動貿易戰時，中國很難再用低成本擴張來應對，因為到高精尖產業為主的時候，價格的因素已經退居第二位了。
㈧ 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及其世界命運
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及其世界命運
在過去30年間，中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不斷使用有較好適應性的新策略、新政策。世界在變化，中國的國情也在變化，因此需要新的發展模式，新模式中應涉及四個重要問題：一是對於不平等越來越多的擔憂，包括在農村內部的不平等，農村與城市之間的不平等以及城市內的不平等；二是對環境的擔憂；三是更加重視創新；四是將經濟從以出口為導向轉向國內消費和投資。
在經濟建設中，對中國而言很重要的就是要保持清晰的目標，這個目標不光是增加國內生產總值（GDP），還有持續提高生活水平，這種提高在環境資源上應該是可以承受的，而不要造成太多的社會壓力，也就是要縮小收入差距。
中國的和諧建設正在強調社會之間不同群體的利益平衡。人們曾經認為整體經濟的發展會使所有人受益，但實際上他們的受益並不平等，這是所謂的細水長流式的經濟，但這種經濟模式並不一定行不通。國家必須採取更好的促進增長的模式。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即使高的增長也不能保障就業的增長，原因是生產率的增長會超過需求的增長。所以它會對富國有利，而對窮國不利。
另一個事實是中國的發展從環境角度來說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已經進入了這樣一個增長階段——經濟的增長對環境和資源造成很大壓力，下一階段隨著工業的再發展才會進入知識增長階段，這時候對環境的需求就會減少。如果中國模仿現在工業國家的生活方式，那麼面對的環境壓力是巨大的，我們必須改變這種現狀。另一個事實是，出口模式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市場會飽和，而且這種高的出口增長在工業國家受到了政治阻力。中國的出口遠遠大於進口，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中國有理由保持這種儲備，這樣能夠預防國際市場的波動，但如今中國的儲備已經足夠應對各種緊急情況了，這些都要求我們尋找新的策略。
改變賣主借貸模式
出口之所以對中國和許多其他國家的增長起到重要作用，有幾個原因：出口提供了改進技術的基礎，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的區別不僅在資源上，還在於知識和創新上。出口會縮小這種差別，包括增加教育和技術方面的投資，但是這與經濟結構也有關系。知識的傳播通過工業部門會比較快。出口工業還幫助中國吸收了西方標准並創造自己的標准。另外，出口增長競爭，而競爭常常會提高生產效率。還有一個原因比較難解釋，簡單地說，就是增長能力超出了國內消費能力的提升速度。通過出口，工業就不用擔心國內需求不足。國內消費能力提高需要金融體系來提供貸款然後得到補償，當然貸款是容易的，問題是如何收回貸款，金融機構很難有辦法分清楚誰是有償還能力的，誰是沒有的。
今天中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出口仍然很重要，但新的金融體制正在產生，這種體制能夠提供更為廣泛的消費基礎，中國在技術發展方面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雖然中國與西方的技術差別仍按然存在，但中國已經學會了如何學習，並創造了自己的創新體制，這種新的創新體制是「十一五」規劃強調的重點之一，中國已經創造了富有活力的國內競爭環境，現在需要推出並且實施強有力的競爭法規。
那麼，為什麼今後出口不是那麼重要了呢？舊的體制就像一個賣主借貸——把商品賣給工業國，又把錢借給他們來購買我們的商品。問題在於，既然國內有這么多的需求，那為什麼要借錢給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讓他們過度消費呢？所以，必須推進國內的消費和投資，當然，如果國內的消費需求增長了，也會減少對出口的依賴。
那麼，應該如何提高消費呢？中國的高儲蓄率讓全世界都很羨慕，在過去儲蓄率一度達到了40%，這種高儲蓄率導致了中國的高投資率，但高儲蓄低消費又意味著更多地依賴出口。過度儲蓄首先是因為中國社會保險網的不足，中國在教育和衛生方面的投入少於世界上的許多國家，甚至少於一些中等收入國家，提供更強的社會安全網將使人們得到更好的保護，這一點對於農村特別重要。另一個提高消費的方式是要改進金融機構，在這方面中國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需要繼續加強，但有一個要警惕的方面，即剝削性質的金融機構和不合理的《破產法》會對社會產生有害的影響。
創造獨特的創新體制
首先是技術創新。中國的城市化正在加速進行，但是住在城市的人口比例仍然遠低於其他工業國家。因此，城市的設計對於很多人的生活質量將有重要的意義，包括城市交通、公園等等，這些生活質量因素在GDP里是無法衡量的。雖然中國政府正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但在這方面的計劃仍是完全有必要的。這些因素往往對市場具有外部性，容易被忽略，因此，市場沒有辦法協調解決這個嚴重的問題。
其次就是創新機制。西方的機制是非常有效的，建立在強有力的政府對基礎科學的支持上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上。雖然效率很高，但是扭曲也很嚴重。以制葯業為例，有太多的資金投放在廣告上，而不是研究上，而且研究的方向放在了生活葯品上，而不是挽救生命的葯品上，特別是挽救窮人生命的葯品上。這種創新體制通過專利給創始者以壟斷權，它們對壟斷下的其他創新有時候是起抑製作用的。
我們需要的是以發展為導向的知識產權制度，跟其他一樣，「一刀切」的政策總是行不通的。知識產權制度只是創新制度的一個方面，應該有一些工具的組合，包括專利、獎勵和政府支持。應該更多地鼓勵滿足社會需求的創新，比如減少對環境的影響，創造就業機會，提供更多的激勵措施來促使人們使用知識，並且認識到現有的知識產權總體上說是朝著過度專利化的傾向發展的，而專利化就是把一個公共產品私有化了。
中國需要新的經濟模式
最後要強調的是信息對一個國家的作用，好的信息對經濟的運轉是非常重要的。現在經濟非常復雜，政府經常沒有合適的信息來做決策。私人和政府官員都有可能提供扭曲的信息或者是部分隱瞞信息。實際上美國與伊拉克的戰爭就是一個錯誤的信息所造成的。這讓我們看到了多重信息渠道的重要性。活躍有責任的媒體是可以起重要作用的，要發揮作用就應該被賦予各種信息的接觸權利，國際上都日益認識到應該通過自由信息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摸著石頭過河」，這句話反映了中國在轉型期間所採取的實用主義精神，我認為這是中國成功轉型的原因之一。現在中國「過河」已經一半了，我們對河岸那邊也看得更清楚了。市場經濟模式被有些人推崇為所謂的自由市場的模式，事實上是非常極端的，在任何其他市場里都沒有真正地被採納過。比如美國的極端主義者提出社會保險要私有化，這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強烈反對。每一個國家對產權都有很多的限制，並且要求擁有產權者要負一定的責任。中國現在日益認識到它所選擇的方式可以是非常不同的，選擇何種市場經濟就會創造出何種社會來。
即使中國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創造了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與它的國情和價值相一致，那麼也需要一個新的經濟模式。中國的「十一五」規劃已經反映了這種新的模式，而且這種新的經濟模式將為提高中國人今後幾十年的生活水平提供很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