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後經濟發展速度比較

⑴ 幫忙！ 關於中國自從建國以來中過的經濟變化歷程的內容

新中國經濟史論

老田

新中國早期的快速工業化過程，與西方國家以私人資本主導工業化的歷史經驗完全不同，是國家主導型的「非西方的工業化道路」。這就使得新中國早期的經濟發展，與建立在西方國家工業化經驗基礎上的經濟學知識積累，缺乏明確的對應關系，相應地，研究新中國早期的經濟問題，如果把研究視野局限在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認識框架里，肯定無法給出適當的理解和評價。

新中國與西方經驗的明顯區別在於：工業化進程的主導力量是政府而非私人資本，經濟主體和勞動者的地位也與市場競爭條件下的私人企業極為不同，而且中國的資源稟賦也與西方國家完全不一樣：體現在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的存量和相對價格都不一樣。由於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多年來過分執著於西方經濟學理論，因而未能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歷程作出適當的總結。

主流經濟學家們強烈表現出想要壟斷「改革的解釋權」的意願，但是對於「改革」本身的認識卻很可憐，吳敬璉在回顧經濟學界幾次重要會議的文章中間透露，他們在理論上基本是靠「道聽途說」和「現炒現賣」來提出政策主張的，並沒有對於發展中國經濟的全面認識和通盤考慮。人們今天普遍認識到改革的結果是「醫療改革不成功」、「市場換技術的設想失敗了」、「企業改革把企業徹底改垮了」，只要想想主流們在理論上心中無數，在對中國經濟現實的把握上又是以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論進行「生搬硬套」的，那麼，這樣一場「盲人騎瞎馬」的摸索走到今天，確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主流經濟學家們至今仍然拒絕對過去的歷史，作出起碼的反思和總結，而且還以扣「反改革」帽子為手段，阻撓別人對改革歷程作出適當的反思。這其實也很好理解，他們為了掩蓋自己的無能，總是要做點什麼才好，「面子價值」對主流們來說也許並不為零；特別是今天主流們的學術地位聯系著巨大的職業利益，「反思改革」有打破主流們「話語權壟斷地位」的危險，畢竟沒有了壟斷地位就肯定沒有高收益。由於認真總結和反思新中國過去的經濟建設歷程，已經與主流們的職業利益相矛盾，因此總結工作就只能由主流之外的人士來承擔了。

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有更重要的利益高於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職業利益總和，也高於主流和非主流的觀點分歧。總結和反思工作，對於我們正確地把握過去、現實和未來卻越來越重要。客觀上就需要有人作一些開拓性的工作，因此老田就不揣鄙陋，作出一些嘗試性的工作。由於過去在理論建設方面所存在的欠缺，對於社會主義工業化歷程的總結從來沒有上升到理論高度，因此我們今天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作總結和反思，將不得不更多地求助於對經驗和現實的記錄和敘述。注重事實和經驗，顯然是認真總結歷史的起點，如果簡單地套用某種現成的理論，對於那些無法適應既定理論的現實就只能是強行「加工」和扭曲，這樣的總結工作就肯定顯得「削足適履」了。我的總結工作，將始終把中國的快速工業化進程、技術進步的條件、中國的資源稟賦和管理成本問題，作為分析的主要線索。

國內已經出版的各種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在敘述方式和內容安排上，多未能突破「宣傳提綱」的局限，共同點是聲稱「社會主義好、公有制好、計劃經濟好」，再後來，這些教材按照「時代要求」不得不加上市場經濟就是好的內容，就顯得「理不直、氣不壯」了，再作為宣傳提綱都已經不合格了。

一、 新中國的快速工業化目標與「近代史共識」

新中國早期的發展目標，其實是由近代史所給定的重大問題決定的，在中國發展的問題和目標上，應該說整個中華民族都是有共識的。針對近代史中間中華民族面臨那些最急迫的民生問題和安全問題，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也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有共識，問題上的共識基本上可以借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生和民權」來簡潔地表達。這三大問題反應在國家經濟發展上，就是要快速完成工業化進程；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底繼續為「大躍進――快速工業化戰略」辯護的時候，就自動回到孫中山那裡，說「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的未來將有一個大躍進。」

快速工業化戰略的內容和作用范圍，按照一九六四年三屆人大的表述就是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在先進技術和工業基礎上去支持國家安全目標和民生目標的實現。「近代史共識」已經給定新中國一個歷史性的任務：為解決國家安全和民生問題，需要快速工業化戰略來支持這兩大目標的實現。新中國的建設目標，可以說是因應「近代史共識」而來的。

中國是工業化進程的後來者，等到新中國進行工業化的時候，西方先進國家已經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興起之中。中國早期的追趕戰略，在技術內涵和跨度上就必須面對這個非常大的差距。追趕戰略的生效，意味著中國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通過高積累政策快速實現技術的進步和裝備過程。

中國的大躍進：竭盡全力彌補失去的時間。約翰牛（英國）被中國騎手甩在後面，象徵著中國決心憑著自己的工業發展來擊敗西方社會。（轉引自湯因比《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P366）

由於新的機器設備、廠房乃至規模巨大的交通系統建設，都要求大量的剩餘沉澱為實物資產，這樣的剩餘積累和沉澱的規模帶來的快速工業化進程，無論如何都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大躍進」。

每一次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要點，以及技術進入裝備相應的產業部門所需要沉澱的經濟剩餘數量（示意圖的面積）。示意圖的含義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在於長時間的經驗積累，在傳統農業時代，就要求有高於庄園自己自足水平的穩定需求，這個穩定需求是工場手工業穩定經營的前提，相應的社會條件是能夠在農業時代製造一個「高消費群體」。中國歷史上每到王朝末期，社會分化程度急速上升，倒是有一個這樣的龐大群體產生，問題在於這一暴富群體剝奪平民剩餘水平的水平太高，常常平民階層的基本生產和生存條件，結果破壞社會政治穩定，導致平民揭竿而起，使得歷史上政治革命周期性地發生，最後「高消費群體」隨王朝滅亡而消失，超出一般「自然經濟的學費水平之上」的市場容量就消失了，無法支持工場手工業長期經營和經驗積累達到發明機器的程度。也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除非存在對外低成本轉嫁內部矛盾的條件，在傳統農業時代就不存在「高消費群體」支持工場手工業長期經營的可能，近代英國的工業革命前提恰恰是聯系著低成本的對外擴張過程。

第三次工業革命，則要求實現機器的智能化過程，把機器操作者的經驗積累用自動控制系統來代替，這一次的技術主要與人力資本的投入和積累相關。而第二次工業革命聯系著大機器生產和交通系統建設，要求大量剩餘沉澱為機器廠房等，這是高積累政策無法超越的原因，西方先行國家的積累過程在時間上長達上百年，單位時間內的積累強度要求就低；特別是西方國家通過對外擴張政策，往往把積累的成本和代價轉移到國境之外去。中國缺乏把積累成本對外轉嫁的空間，也實際上缺乏慢悠悠來進行積累的時間，高積累和大躍進都是在中國特定的「時空緊約束」下的唯一選擇。

第一次工業革命

（長時間的經驗積累，機械引入生產）

第二次工業革命

（大機器和工廠化大規模生產）

第三次技術革命

（智能化機器和人力資本）

快速工業化戰略或者「大躍進」，最經典的表述是劉少奇在一九五七年第八屆全國工會代表大會上給出的：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主要工業品產量方面要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大躍進、人民公社以及總路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一起被總稱為「三面紅旗」。而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宣傳運動中間，「三面紅旗」被確立為「政治正確性」的標准，為普通民眾所充分掌握，這一宣傳運動本質上也是在全國范圍內「製造認同」的過程，因為認同的提高總是意味著管理成本的降低。

「三面紅旗」看上去是帶有「口號」性質的宣傳措辭，但具有十分具體的制度內涵：就是要在農村強化基層政權的動員能力去組織豐富的勞動力，進行密集的勞動投入來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包括農田水利建設，以此保證農副產品特別是糧食的高產穩產，滿足工業化和人口增長的需要；而中國有限的經濟剩餘，優先分配給重工業，以支持快速工業化戰略。「三面紅旗」的核心是中國早期工業化的根本制度安排，其實質性的制度內涵包括快速工業化戰略下的剩餘分配順序和勞動力動員兩個主要方面。三面紅旗的制度內容在一九五六年關於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間確立下來的，並非形成於人民公社運動期間：

農業的發展不僅直接地影響著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輕工業發展的速度，而且也影響著重工業發展的速度。我國目前農業生產還不能適應日益增長的需要，今後必須用更大的力量發展農業。但是，在最近的將來我國還不能有很大的農業機械工業和化學肥料工業，還不能進行很大規模的墾荒，水旱災害也還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農業增產的主要途徑，就是要充分發揮農業已經基本上實現合作化這個優越條件，依靠合作社的集體力量和政府的支援，採取興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種、推廣新式農具、提高復種指數、改進耕作方法、防治病蟲災害等項措施，來增加單位面積產量。（《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快速工業化戰略要求在盡可能短的時間段內，實現大規模的投資，要求有限的經濟剩餘集中使用於重工業。重工業單個項目的巨大投資規模，地方政府往往無法籌集到足夠的剩餘以支持這樣大的投資強度，物資平衡在省市這樣的范圍內也往往無法解決，需要在全國范圍內平衡，這就要求中央政府起到更多的組織和主導作用。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曾經要求進行地方分權和企業下放的改革，實際上是不成功的，為此他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做了自我批評（他對於「三面紅旗」從來沒有後退過，也從不檢討）。
………………（以下省略字數若干,樓主如有需要，請登陸下面網站看全文）

⑵ 中國自建國以來的幾次經濟體制的變化各是什麼

建國後經濟體制的三次重大改變
①從建國初到1956年後，由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局面向單一的高度集中統一管理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
原因：為了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照搬了蘇聯模式、中共缺乏經濟建設經驗，主觀上急於求成等
具體做法：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建立起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片面追求工業發展高速度
評價：這種體制在在建國初期對恢復國民經濟，建設工業化起過積極作用，取得一定成效，但其弊端日益暴露，使企業失去活力。在農村則挫傷農民積極性，農業長期落後
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由單一的公有制經濟轉變為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並存的經濟，從計劃經濟轉變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
原因：客觀分析中國社會生產力的實際，正確總結建國以來經濟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借鑒外國經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
具體做法：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展鄉鎮企業和非農產業。在城市：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調整產業結構，改變管理模式，實行政企分開等
評價：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推動了農業的發展，在城市增強了企業活力，工業得到發展，經濟生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
③20世紀90年代以來，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由粗放式經營向集約式經營轉變。
原因：黨中央進一步認識國情和總結經驗教訓，決定加快改革開放，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具體做法：把企業推向市場
評價：進一步解放了生產力

⑶ 我國在建國後的經濟發展脈絡

在建國初期的三年裡，通過沒收官僚資本、打擊投機倒把、開展「三反」「五反」，使回得新中國答的經濟得到迅速的恢復和發展，在抗美援朝需要巨大財力的情況下，仍實現工農業產品總量超越了建國前最高水平。
1952年以後，國家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改造對象是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確定了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總路線，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到1955年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雖然社會主義改造有些過急，但仍然使得國家集中力量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迅速提高生產力，建立起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1956年至1966年之間，由於大躍進運動和自然災害等原因，使得國民經濟發展出現大起大落，而且產業結構比例嚴重失衡。
1966至1976年，文革期間，強調階級斗爭高於一切，生產幾乎全部停頓，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1978年以後，中央撥亂反正，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起來，國民經濟得到快速持續的發展。

⑷ 中國自建國以來經濟有什麼發展

一、50年代初期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初步建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黨和政府就著手於對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制度進行根本性的改造和變革，要創建一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經濟體制。經過三年恢復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57年，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和形成。
新中國的經濟體制是在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化中形成的，大體上分三步走：
第一步，沒收官僚資本，完成土地改革，統一財政經濟。沒收官僚資本，使國家掌握經濟命脈，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完成土地改革，變地主所有制為農民所有制，恢復和發展了農業生產。統一財政經濟，包括控制主要商品，加強市場、物價和金融的管理，以及進一步統一財政收支、統一物資調度、統一貨幣發行，到1952年實現了財經狀況的根本好轉。這為形成新的經濟體制、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奠定了一個基本條件。
第二步，基本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三大改革在1956年基本完成，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占絕對優勢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這是整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
第三步，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建立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對重點建設實行統一管理。後來，對糧食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對工業、物資、交通運輸等部門的國營企業和部分公私合營企業主要實行直接計劃和實物調撥，並對財政、信貸和勞動工資等也實行統收統支、統存統放和統分統配。於是，形成了以計劃體制為中心的、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
對於這種體制的形成，《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建國初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面臨著實現全國財政經濟統一、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開展有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繁重任務，逐步建立起全國集中統一的經濟體制。那個時候，在許多方面還沒有統得很死，而且在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和步驟上堅持了從中國實際出發，有很大的創造。

二、1958－1966年初步探索經濟體制改革

「大躍進」時期，「左」的思想佔了上風，經濟決策出現了一系列的重大錯誤，服從於實現「大躍進」的目標，經濟體制也有很多突然變化。
第一，在所有制上，急於追求「一大二公」，搞「升級」、「過渡」，企圖盡快實現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和國家經營。農村掀起人民公社化的運動，把小社並成大社，基本上取消自留地，實行政社合一。城市改造「殘存的私有制」，基本上取消個體經濟和個體經營，限制集體經濟和集體經營，有的轉為或並入國營企業，並使經營方式、購銷形式和分配力、法歸干一律。這都脫離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導致了「共產風」、「浮誇風」和瞎指揮。
第二，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繫上，不加分析地下放管理權，實際上是「大撒手」。針對過去權力過於集中的問題，下放管理權有必要，但當時不加分析，一放就過了頭。
第三，在國家和企業的關繫上，擴大企業許可權也是必要的，但在整個經濟混亂的情況下，這無助於增強企業活力。當時規定減少指令性指標，實行全額利潤分成制度，企業有權調整機構和配置人員，自行處理固定資產。由於缺乏正確的領導，層層抬高指標，企業失去正常管理，經濟效益大大下降。
第四，在分配製度上，無論農村還是城市，都搞「一平二調」，使平均主義進一步發展，極大地挫傷了農民、職工的積極性，在表面上轟轟烈烈的掩蓋下，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
針對「大躍進」造成的國民經濟嚴重困難，中央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八字方針的中心是調整。這個方針，到1962年召開「七千人大會」時得到了全面貫徹。貫徹這個方針，在縮小投資規模、放慢發展速度、恢復工農業生產並抑制通貨膨脹、保證人民最低生活標準的同時，在經濟體制上也有相應的對策。
首先，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管理，搞好綜合平衡。為了克服無政府主義和分散主義，經濟管理上加強集中統一。
其次，開始注意運用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為了糾正否定價值規律的錯誤，注意了運用經濟杠桿來調節經濟運行。
再次，制定各種管理條例，加強經濟監督。為了制止幾年中造成的各經濟領域的混亂現象，除制定了《農業六十條》外，還先後制定了《工業七十條》、《商業四十條》、《手工業三十五條》和《高等教育六十條》、《科學研究四十條》以及計劃、財政等各項工作條例。
在調整過程中，還對體制改革進行了若幹探索。例如：試辦托拉斯，用經濟組織管理經濟，在工業、交通部門按照專業化協調的原則辦了一些全國性的、地區性的和地方性的公司；改革企業管理體制，按照《工業七十條》，要求國家對企業實行「五定」、企業對國家實行「五保」，並建立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等等；改進物資管理，要求對生產資料參照商業部門的做法，合理安排流轉環節，按照經濟區設供應網點；試行兩種勞動制度和兩種教育制度，即固定工與合同工、臨時工、亦工亦農並存，全日制學校與半工半讀、半農半讀並存；適當擴大地方管理許可權，在繼續加強集中統一的前提下，逐步把一些該由地方管理的事情下放給地方管理，包括計劃留有機動和提高財政預備費的比例、給予調劑物資分配的許可權等。調整時期的體制演變，針對以調整為主的任務，強調集中統一，取得了很大成績，克服了困難，經濟很快恢復，效益逐步提高，出現了以前少有的好形勢。

三、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改革的巨大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為主的計劃經濟體制已基本「瓦解」，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已大大加強，新體制的基本構架已大體確立，對外開放的格局基本形成，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其主要表現是：

第一，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建立起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解放和發展。

農村改革成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點。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跨出了大的步伐：普遍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廢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農業生產指令性計劃，實行合同定購制；放開了絕大部分農產品的價格，國家對關系國計民生的糧、棉等主要衣產品實行保護價；鼓勵農村各種所有制經濟和非農業的發展，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發展迅速；推進了貿、工、農一體化和產、供、銷「一條龍」建設，農業產業化方興未艾，因地制宜、適度規模和集約化經營也有一定發展，小城鎮迅速崛起。可以說，經過改革，農村作為傳統經濟中自然經濟色彩最濃、經濟發展水平最薄弱的環節，其運行機制基本上已率先進入了市場經濟的軌道。農村新經濟體制的實行和政策的不斷開放，使全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普遍高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創造了人間奇跡，對其他方面改革開放起到了極大的示範和帶動效應。

第二，市場經濟對資源配置的基礎地位得到確定並發揮了巨大作用。

過去指令性計劃無處不在、無所不包，覆蓋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經過改革，已全部取消了農產品生產的指令性計劃，國家只對9種主要農產品生產實行指導性計劃管理。
在工業總產值中，由國家計劃安排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0%以上降為目前的4.6%；實行指令性計劃管理的工業品只有12種，而且只限於其中的部分產量，僅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4.1%，與改革前相比減少了90%。95%以上工業消費品的生產及其價格由生產者根據市場供求狀況自主決定。在商品零售總額中，國家管理的價格占商品總價值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95%以上降為7.2%左右。全國統一的商品市場已基本形成。要素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發展已具規模。截至1998年12月底，在上海、深圳上市的證券品種總數已達999個，上市公司達851家，市場總值達21420億元，開戶投資者達3989萬戶。

第三，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的企業管理制度正在形成和發展。

盡管目前不少國有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步履艱難，但與改革前相比，其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抓大放小」戰略和「三改一加強」的舉措得到有效實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正在積極進行。公司制、兼並、聯合、租賃、承包、股份合作制和破產、出售等改組、改制的具體形式靈活多樣。國有資本正從一些低效領域和不宜進入的領域向基礎性、戰略性、關鍵性產業領域轉移，從而大大提高了國有經濟的素質和質量。這不僅有利於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而且有利於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不少國有企業正在從工廠制向公司制轉變；產品經營正在向資本經營轉變；單一投資主體正在向多元化投資主體轉變；分散化、小型化的企業開始轉向聯合化、集團化。但是，國有企業冗員、債務和社會負擔等歷史遺留問題尚未根本解決，其競爭條件和競爭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國有經濟與市場結合、國有企業成為市場主體的改革正處在關鍵時刻。

第四，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新體制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增添了新內容。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經濟成分基本上是單一的公有制經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提出了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和共同發展的方針，積極探索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鼓勵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使所有制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徹底打破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一的公有制格局。國有經濟的結構有很大的調整，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大大增強。例如：1978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為4488.2億元，固定資產凈值為3201.4億元；1997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和凈值分別達到54620.8億元和38878.5億元，比1978年分別增加10.2倍和近10倍。公有經濟佔主體、國有經濟佔主導的地位基本實現。國有、集體、個體、私營、外商等不同經濟成分在市場競爭中共同發展的局面初步形成。所有制的這種格局，不僅適應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要求，有利於經濟發展，而且有利於形成多家競爭、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市場機制。

第五，運用經濟法律手段調控經濟的機制和手段正日趨成熟和完善。

我國在改革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手段時，並沒有對市場放任自流，而是穩步加強宏觀調控體系建設。首先，財政體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從1980年財政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體制，到1994年建立中央與地方分事基礎上的分稅制，基本上確立了適應市場要求的新的財稅體制框架，並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其次，金融體制改革走出了決定性步伐。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和監控體系初步建立，調控方式有較大改進。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相分離、地方股份制合作銀行和外資銀行等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金融組織體系已經初步形成。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制度。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嚴格監管的金融市場體系得到了穩步發展。此外，投融資體制改革取得了實質性發展，開辟了多種融資渠道，重視了產業政策、地區政策對社會投資的引導。總之，新的宏觀調控體系的框架已大體確立，國家越來越多地利用經濟手段來調節社會的經濟活動。
由於有效的宏觀調控體系的形成，在保持較快發展速度的同時，經濟穩定性不斷增強。1978－1997年，經濟增長率的級差，即年度最高增長率與最低增長率之間相差11.4個百分點；而改革開放前的26年，經濟增長率的極差高達48.6個百分點。特別是目前國民經濟呈現出「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標志著我國成功地擺脫了歷史上多次出現的大起大落和通貨膨脹的困擾，開始走上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軌道。

第六，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製度及社會保障體系正在建立和實施。

過去，我們實行高度集中的平均主義的分配管理體制，嚴重壓抑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改革是從取消平均主義「大鍋飯」開始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堅決貫徹執行鄧小平提出的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政策，允許生產要素參加分配，把個人的有效貢獻與經濟利益掛起鉤來，有效地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己基本被多勞多得的分配方式所取代；單一的分配格局已被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格局所取代。為了解決收入差距過分懸殊，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在逐步理順初次分配關系的同時，注重建立以稅收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體系。傳統的福利住房分配製度正在從實物分配向貨幣化分配轉變，停止了福利性分房，建立了住房公積金制度和經濟適用住房供應體系。

第七，市場經濟法規和新的經濟秩序逐步形成。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越是發展，法制建設越需要全面加強。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人大十分重視立法工作，加快了依法行政、依法改革的力度。據統計，1979－1997年底，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會共審議通過328件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國務院發布和批准發布了791件行政法規、多項地方性法規，國務院有關部門、地區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約有17000件，在規范市場經濟主體行為、維護市場秩序、加強宏觀調控、增強法制意識、擴大對外開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國際化需要，加強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我國先後簽署了一系列國際公約，這也為我國早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提供了法律基礎。

第八，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中國經濟正走向世界經濟的大舞台。

在改革開放前期，建立了4個經濟特區，開放了14個沿海港口城市，以後又建立了海南特區和浦東開發新區，建立了一系列沿邊開放口岸、內地開放城市和開發區，基本形成多層次、多形式、多領域、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適應國際慣例的對外經濟運行機制已初步建立。外貿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從1994年底始，國家取消了外匯收支計劃，進出口總額由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3251億美元，增長近15倍。我國在世界貿易中的位次由第32位上升到第10位。政府積極支持有條件的國內企業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直接融資，到1997年底已有41家國家大中型企業成功地在海外上市，共籌措資金95.6億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和利用外資取得突破性進展。改革開放以來累計實際利用外資3700多億美元，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總額近2300億美元；已累計批准外商投資項目30多萬個，從業人員達1750萬人。1993年以來，我國已連續5年成為世界上吸收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境外投資也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到1997年底在境外設立的企業共有5000多家，遍及世界139個國家和地區。在充分利用外資的同時，又注意有效避免外債風險。

總之，改革開放使我國經濟運行機制發生了歷史性變化，行政指令性、計劃縱向分配資源的方式已基本上向多家競爭、市場橫向配置資源的方式轉變；實現了由憑票供應、商品匱乏的賣方市場向品種繁多、產品豐富的買方市場轉變；實現了由封閉半封閉的經濟向多層次、全方位開放的經濟轉變；經濟運行由以「短缺」為基本特徵的供給約束型向以市場需求約束為主並與資源約束相結合的類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正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國民經濟由大起大落轉向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改革開放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使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

如果方便最好找一下高中歷史教材（裡面有挺簡練的闡述）
參考資料：http://www.zgjjzw.com/gj/gj_xx.asp?id=10748

⑸ 求建國後國內GDP增長率，最好是全部的，從49年開始

歷年GDP指標[3]（限於中國大陸）
GDP總量（億元） 人均GDP（元） 匯率中間價[4]
（1美元兌換）
年份 人民幣 摺合美元 增幅（%） 人民幣 摺合美元 增幅（%）
1952年 679.0 - 119 -
1953年 824.0 15.6 142 13.1
1954年 859.0 4.2 144 1.8
1955年 910.0 6.8 150 4.5
1956年 1,028.0 15.0 165 12.7
1957年 1,068.0 5.1 168 2.4
1958年 1,307.0 21.3 200 18.3
1959年 1,439.0 8.8 216 6.7
1960年 1,457.0 -0.3 218 -0.5
1961年 1,220.0 -27.3 185 -26.6
1962年 1,149.3 -5.6 173 -6.4
1963年 1,233.3 10.2 181 7.5
1964年 1,454.0 18.3 208 15.5
1965年 1,716.1 17.0 240 14.3
1966年 1,868.0 10.7 254 7.7
1967年 1,773.9 -5.7 235 -8.1
1968年 1,723.1 -4.1 222 -6.6
1969年 1,937.9 16.9 243 13.7
1970年 2,252.7 19.4 275 16.1
1971年 2,426.4 985.5 7.0 288 117 4.1 2.4620
1972年 2,518.1 1,121.6 3.8 292 130 1.2 2.2450
1973年 2,720.9 1,368.0 7.9 309 155 5.4 1.9890
1974年 2,789.9 1,422.7 2.3 310 158 0.2 1.9610
1975年 2,997.3 1,612.3 8.7 327 176 6.8 1.8590
1976年 2,943.7 1,516.6 -1.6 316 163 -3.1 1.9410
1977年 3,201.9 1,723.3 7.6 339 182 6.2 1.8580
1978年 3,645.2 2,164.6 11.7 381 226 10.2 1.6840
1979年 4,062.6 2,612.6 7.6 419 270 6.1 1.5550
1980年 4,545.6 3,034.5 7.8 463 309 6.5 1.4980
1981年 4,891.6 2,869.0 5.2 492 289 3.9 1.7050
1982年 5,323.4 2,812.9 9.1 528 279 7.5 1.8925
1983年 5,962.7 3,018.0 10.9 583 295 9.3 1.9757
1984年 7,208.1 3,097.6 15.2 695 299 13.7 2.3270
1985年 9,016.0 3,070.2 13.5 858 292 11.9 2.9366
1986年 10,275.2 2,975.9 8.8 963 279 7.2 3.4528
1987年 12,058.6 3,239.7 11.6 1,112 299 9.8 3.7221
1988年 15,042.8 4,041.5 11.3 1,366 367 9.5 3.7221
1989年 16,992.3 4,513.1 4.1 1,519 403 2.5 3.7651
1990年 18,667.8 3,902.8 3.8 1,644 344 2.3 4.7832
1991年 21,781.5 4,091.7 9.2 1,893 356 7.7 5.3233
1992年 26,923.5 4,882.2 14.2 2,311 419 12.8 5.5146
1993年 35,333.9 6,132.2 14.0 2,998 520 12.7 5.7620
1994年 48,197.9 5,592.2 13.1 4,044 469 11.8 8.6187
1995年 60,793.7 7,279.8 10.9 5,046 604 9.7 8.3510
1996年 71,176.6 8,560.8 10.0 5,846 703 8.9 8.3142
1997年 78,973.0 9,526.5 9.3 6,420 774 8.2 8.2898
1998年 84,402.3 10,194.6 7.8 6,796 821 6.8 8.2791
1999年 89,677.1 10,832.8 7.6 7,159 865 6.7 8.2783
2000年 99,214.6 11,984.7 8.4 7,858 949 7.6 8.2784
2001年 109,655.2 13,248.2 8.3 8,622 1,042 7.5 8.2770
2002年 120,332.7 14,538.2 9.1 9,398 1,135 8.4 8.2770
2003年 135,822.8 16,409.7 10.0 10,542 1,274 9.3 8.2770
2004年 159,878.3 19,316.4 10.1 12,336 1,490 9.4 8.2768
2005年 183,217.4 22,366.2 10.4 14,053 1,716 9.8 8.1917
2006年 211,923.5 26,584.1 11.6 16,165 2,028 11.0 7.9718
2007年 257,306.0 33,838.2 13.0 19,524 2,568 11.4 7.6040
2008年 314,045.0 45,261.2 9.6 23,647 3,408 6.9385

⑹ 國家經濟從建國到現在是如何先後發展的

在建國初期的來三年裡，源通過沒收官僚資本、打擊投機倒把、開展「三反」「五反」，使得新中國的經濟得到迅速的恢復和發展，在抗美援朝需要巨大財力的情況下，仍實現工農業產品總量超越了建國前最高水平。
1952年以後，國家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改造對象是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確定了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總路線，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到1955年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雖然社會主義改造有些過急，但仍然使得國家集中力量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迅速提高生產力，建立起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1956年至1966年之間，由於大躍進運動和自然災害等原因，使得國民經濟發展出現大起大落，而且產業結構比例嚴重失衡。
1966至1976年，文革期間，強調階級斗爭高於一切，生產幾乎全部停頓，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1978年以後，中央撥亂反正，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起來，國民經濟得到快速持續的發展。

⑺ 關於中國建國初期經濟的狀況

經濟瀕臨崩潰，商業資本不足。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解決市場陷入停頓，商業資本不足，農村谷賤傷農的問題，中共中央、中財委以及各地制訂並出台了一系列發展城鄉物資交流、促進國內貿易的優惠政策和措施：

國營商業機構構建縣鄉商業據點，鼓勵和歡迎私商游資下鄉，擬訂合理的工農業產品比價，疏通和拓展流通網路，恢復和發展交通運輸事業，繼續搞好內外交流等。

經過努力，新中國經濟狀況得到極大改觀，不僅在經濟上促進了工農業產品的交換，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且在政治上密切了工農關系，鞏固了新生政權，使我們黨在執政初期贏得了戰略主動，獲得了人民群眾的高度信任。

1949年10月，新中國從國民黨政府手裡接收過來的，是一個經濟瀕臨崩潰的爛攤子。1950年年初，在經過穩定物價、統一財經之後，市場發生很大變化，全國貿易系統的統一管理得以恢復。

(7)建國後經濟發展速度比較擴展閱讀

新中國六十年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及其啟示

新中國的成立承擔著雙重的歷史任務：

一是盡快地使我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中擺脫出來，結束舊中國四分五裂、連年戰亂的局面，使我國變為獨立統一和強盛的國家；

二是改變所面臨的整個國家一窮二白、國力衰退、積貧積弱的面貌，迅速發展生產，建立獨立和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建成為強大和富裕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斷增強綜合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上述任務有的在前三十年已經完成，有的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取得巨大成效。改革開放前，我國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

即消滅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和壓迫，永遠結束了近代中國長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統一的、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窮苦農民翻了身，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

我國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並通過改革開放，使我國獲得了更好更快的發展，新中國的六十年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⑻ 中國為什麼發展這么快

1 、科學技術的通信技術正在改變世界。

2 、國土大互補性強和靈活 ，我專們比歐盟還大3倍 ，人口和土地屬總和都是最大的。

3、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巨大的市場經濟潛力，促進了中國的快速發展。

4、中國國際國內環境適合中國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採取了「追趕超」的經濟政策，具體說來就是：壓低生產要素的價格，引進國外資本，促進外向經濟的發展。生產要素包括：人工費用，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等等。壓低勞動力價格，壓低農業原材料價格，實行各種補貼政策等等，通過降低產品成本，來提高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⑼ 建國前後十年中國的經濟情況

建國前十年跨越了抗日戰爭。。

當時淪陷區經濟相對平穩、毛管區拼專命生產有發展勢頭，尤其地盤屬不斷擴張、蔣管區嚴重下坡。

解放後到五五年恢復性發展迅猛，僅從人口增長速度可見一斑，即便經歷朝鮮戰爭的巨大消耗。

五六年到六零尤其八大後毛大權旁落開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雖有發展但也遭遇嚴重經濟危機。

總之，前廿六年物質增長迅猛尤其人口大幅增長需要物質保障；後卅六年貨幣雞的屁增長迅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