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簡述中日經貿關系
中日經貿合作是中日兩國利益的最大交匯點，是密切中日關系的重要因素。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經貿關系向著互惠互利的方向發展，總體上保持了良好態勢.促進了兩國關系的全面發展。實踐證明，努力實現中日經貿的互利合作、共同發展，是符合兩國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確選擇。
加強中日經貿合作，是兩國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客觀需要。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離不開中國。對外開放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要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必須保持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積極推進同各國發展經濟等方面的友好合作。日本是當今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強國，擁有資金、技術等方面的優勢，是我國第三大貿易夥伴國、第三大外資來源地和我國引進技術的主要來源地，在我國對外開放格局中居於重要的地位。中國巨大的市場和活躍的商機、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智力資源，又是日本經濟發展所特別借重的。近年來日本對我國出口大幅上升，中國已成為日本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雙邊貿易總額繼2002年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大關後，2004年達到了1600多億美元。中日經貿關系的快速發展，拉動了兩國經濟的增長，促進了在科技、教育、旅遊等各個領域的廣泛合作。但是近一段時間以來，由於日本在歷史等一系列問題上的錯誤言行，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因此，社會上有人提出「抵制日貨」，這在感情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這樣做是完全不妥的。在國際經濟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下，盲目抵制日貨，就會損害雙方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既不利於雙方取長補短、優勢互補，也不利於我們很好地實施「引進來」、「走出去」的對外開放戰略，最終會損害我國的整體利益，影響我國的發展大局。我們應當立足於維護我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從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戰略高度出發，積極促進中日兩國經貿關系的健康發展。
加強中日經貿合作，有利於促進中日兩國關系的健康發展。互惠互利的經貿合作是發展兩國政治關系的重要基礎，而穩定健康的政治關系又是推進兩國經貿合作的重要條件。在新的形勢下，中日經貿合作優勢互補的特點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更加突出；中日兩國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的利益交匯點不僅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加強中日經貿合作，對於發展長期穩定的中日友好合作關系，今天比過去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令人遺憾的是，日本在歷史、台灣等問題上的一些做法違背了自己的承諾，背離了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使當前中日關系陷入困難局面。如果這種不和諧的政治關系持續下去，必然有傷於兩國經貿合作的發展。日本應當以嚴肅慎重的態度處理好影響中日關系順利發展的矛盾和問題，將自己的承諾落實到實際行動上，為促進雙邊經貿關系的發展營造必要的條件和良好的氛圍。
加強中日經貿合作，符合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合作的時代潮流。當前，經濟全球化的步伐明顯加快，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在經濟領域的相互影響、相互依賴日益加深。中日經貿合作已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達到了彼此利益交融密不可分的程度。21世紀的亞太地區又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區，隨著亞太各國經濟快速發展，建立經濟共同體的呼聲日益高漲。中日兩國作為世界和亞洲的兩個重要國家，應當深刻認識加強兩國經貿合作的重大意義，努力協調和解決相互間的矛盾和問題，為區域經濟合作的實現，為世界經濟的繁榮發展作出應有的努力。
「風物長宜放眼量」。中日經貿關系的良好局面來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和精心維護。中日兩國都應該登高望遠，本著對歷史、對人民、對未來高度負責的態度，從維護中日友好、維護亞洲的穩定和發展大局出發，採取切實措施，盡快扭轉目前中日關系面臨的困難局面，積極推進中日兩國的經貿合作與交流，努力促進中日兩國關系穩定健康地向前發展
2. 中日關系現狀和發展趨勢以及對中國經濟發展有何影響
現在的中日關系已進入了重新調整、重新定位的新階段。中日關系如何發展也將取決於日本對中國政治、經濟上的態度。
21世紀初，中日關系正處在共同構建「友好合作夥伴關系」的轉折期。未來10～20年期間，是影響中日關系的一些最重要因素的變化方向進一步明朗化的關鍵時期。「中日夥伴關系」的目標能否得以實現？從目前看，其前景既有光明，也有陰影。就我國的對日政策而言，應在中日關系中力求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盡量爭取實現有利於我國的周邊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最佳前景。
因為日本政府在侵華戰爭問題上的態度，和勞工賠償、慰安婦問題、釣魚島、東海油氣田等等問題，我國國民對日本本能的抱有一種政治上的反對和感情上的拒絕----即使是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著促進作用的經濟往來。
4月12日上午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在東京招開記者招待會要求中國政府對近日以來中國各大城市針對日本的反日抗議活動進行道歉並對中國國民嚴加管束以杜絕此類事件的發生。
日本首相小泉在4月11日夜也對日本全國發表了電視講話公然宣稱中國的反日行動是愚蠢的。中國政府必須向日本國民道歉，中國要為破壞中日關系負全部責任，中國要為愚蠢的行為負出代價並危脅要經濟制裁中國。
對於日本政府對侵華戰爭等罪行一直不予承認和謝罪的行為，哪怕有一點點良知的中國民眾都不會認同。都會堅決反對。基於日本政府在侵華戰爭、慰安婦問題、勞工賠償以及中日島嶼之爭，中國民眾本就憤慨難忍，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和日本首相小犬蠢一狼的言行無異於是火上澆油，更加激起了民眾的反日情緒。現在網上的反日浪潮日益高漲亦表明了中國民眾的意願。
中國政府基於中日經濟、日中友好等等方面一直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加強合作，共同發展。」 的態度。指出只有日本政府坦誠面對自己所犯的錯誤，勇於承認並承擔應有的責任才會贏得世人的諒解。但是，日本政府所持的態度不能不說讓人感到遺憾。
基於此，中日關系的平穩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日本政府。
3. 中日兩國的經濟的交流怎麼樣呢
中日經濟關系日益密切，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回顧35年間的中日經濟關系，一句話概括，在人、物、財、信息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並建立起了經濟上的密切關系。僅僅35年間，就實現了舉世罕見的這種密切的經濟關系，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 一衣帶水這個地理上的條件，另外中日雙方互補性的經濟結構是值得關注的另一個原因。
地理上位置上的自然條件並不意味著經濟上的近距離。日本同美國地理上遠隔萬里，經濟關系卻親密無比。接著再看一下經濟上的互補關系，這個經濟互補關系也並不是自然存在的，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以石油和煤炭為中心的礦產資源供應日本，以換取日本提供的資本和消費財。從80年代末期開始，日本為了尋求廉價優秀的勞動力，正式向中國直接投資。中國提供資源和勞動力，日本提供資金和技術的這種結構，是發達國家日本和發展中國家中國所創造出的經濟合作體制，它形成了兩國經濟關系的互補性。這種基本的互補關系也隨著兩國經發展水平和發展要求而發生著變化。
35年間的中日經濟交流，可以說是在地理位置和經濟互補性這兩個必要條件的基礎上，為中日兩國關系發展而努力創造和完善的過程。
帶來中日兩國間頻繁經濟交流的充分條件有兩個。他們是重要的政策因素。其一就是中國政府的經濟改革。在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政府提出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的四個現代化，從80年代起又實現了改革開放路線的歷史性轉變。進入90年代，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口號，開始實施市場經濟化的轉化，進而加入WTO。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同中國政府提倡的經濟體制改革有著密切的關聯。
另一個因素是日本為中國實現現代化進行的全面合作。日本政府，民間企業、各類團體等在硬體方面和軟體方面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做出了貢獻。在硬體方面，如港口、鐵道、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城市的管道、地鐵、醫院等的建設。軟體方面，提供技術和管理經驗、培養人才、傳授國際商業慣例和習慣、推薦日本企業在中國投資等。援助的核心內容包括億日元貸款為主軸的ODA項目。在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存在著日本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發達國家，這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是有益的。
回顧中日邦交正常化後的中日經濟關系，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總結，即20世紀70年代在貿易擴大的基礎上，中日雙方都在努力地更多的了解對方國家。80年代在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日本對中國直接投資和金融合作全面展開。90年代以後、投資和貿易互動在冷戰結束的背景下，兩國經濟關系也從兩國的框架融入到世界關系的框架中。兩國經濟關系從從前的以貿易為中心的垂直性業務擴大，90年代後在投資引導下的水平業務擴展，即實現了從量的擴大向質的發展方向轉換。
4. 急求1949年以來 中日經濟貿易關系發展概述及1972、1979年以來中日經濟聯系、發展、概述
建國後由於沒有和美國建交，日本又和美國穿一條褲子，所以1972年以前雙方沒有專什麼交往屬。1979年到1989年是兩國二戰以來第一個「親密期」，中國放棄對日索賠。日本則給中國提供了大量無息或低息貸款，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之後中日關系進入低谷，但雙方在民間還是有經濟聯系的。進入新世紀，中日經濟進入第二個親密期。雖然參拜靖國神社事件不斷出現，兩國關系一度很冰，但經濟熱一直沒有退下去
5. 簡述中日經貿關系現狀和前景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經貿關系向著互惠互利的方向發展，總體上保持了良好態勢.促進了兩國關系的全面發展。實踐證明，努力實現中日經貿的互利合作、共同發展，是符合兩國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確選擇。
加強中日經貿合作，是兩國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客觀需要。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離不開中國。對外開放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要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必須保持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積極推進同各國發展經濟等方面的友好合作。日本是當今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強國，擁有資金、技術等方面的優勢，是我國第三大貿易夥伴國、第三大外資來源地和我國引進技術的主要來源地，在我國對外開放格局中居於重要的地位。中國巨大的市場和活躍的商機、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智力資源，又是日本經濟發展所特別借重的。近年來日本對我國出口大幅上升，中國已成為日本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雙邊貿易總額繼2002年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大關後，2004年達到了1600多億美元。中日經貿關系的快速發展，拉動了兩國經濟的增長，促進了在科技、教育、旅遊等各個領域的廣泛合作。
中日經貿關系會有良好的發展前景。有三個原因
第一，中日經貿關系是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由於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得國與國之間的經濟貿易關系日益緊密，相互聯系，相互滲透，日益發展，出現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式，中日經貿關系就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成為全球經濟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中日關系出現了一些困難，但是中日經貿關系也在不斷發展。去年日本對華投資已經達到30％，中日貿易也達到了創記錄的高水平，這就說明由於經濟全球化主要是市場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市場的因素可以超過政治的影響，因此中日兩國關系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可以而且應該得到全面的發展。
第二，中日經貿關系在亞洲經貿一體化的情況下得到開展和發展，亞洲特別是東亞各國在經貿方面聯系密切，特別是通過一條條生產鏈和供應鏈的合作，使得東亞各國的關系從來沒有這么緊密過。像汽車產業，由於汽車的零部件在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泰國等這樣一些國家生產，最後汽車的組裝在日本或者在中國，但是總體是由一條跨國的生產鏈完成的，由於各種各樣的生產鏈和跨國鏈的形成，各個國家的產業關系形成一個產業鏈，組成一個大的網路，所以中國和日本經濟的發展成為這個經濟發展的組成部分，而且隨著東亞的經濟進程，兩國的關系也會越來越密切。
第三，兩國關系在一種比較好的情況下發展。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保持著強勁的發展，而且未來還將保持8％、9％的高速增長，日本經濟也有一個復甦，中國經濟和日本經濟會在這樣比較好的情況下發展，有更多的商機、更大的發展空間。我對中日經貿關系，今後的發展前景是樂觀的，因為它是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進行的，而這個大背景形成了中日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市場因素。再加上中日兩國經濟關系，中日兩國的經濟形勢都不錯，就保證了今後中日兩國關系的順利發展。
6. 中日關系現狀，特點以及發展趨勢
解讀福田訪華：中日經濟關系有望進一步回暖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即將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對於這次訪問，中國外交學院院長助理、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副會長江瑞平接受本社記者采訪時表示，福田首相訪華將推動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發展，中日經濟關系有望進一步回暖。
江瑞平長期研究日本經濟和中日關系，在他看來，中日雙方要構築戰略互惠關系，背後的原因很多，其中經濟因素是最值得關注的。
他分析說，最近幾年的中日關系，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政冷經熱」階段。從二00一年到二00三年，中日政治關系陷入冰冷狀態，但並未對雙方經濟關系造成過大傷害，中日貿易遞增的態勢非常明顯。在此期間，日本始終保持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
第二階段是「政經雙冷」階段。從二00四年開始，中日貿易的增長速度明顯減緩，對日貿易佔中國對外貿易的比重迅速下降。從這一年開始，日本喪失了保持了十一年的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落到了歐盟和美國之後。
江瑞平說，中日經貿在兩國的經濟發展中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經濟關系轉冷的趨向必然受到兩國決策層的高度重視。當前兩國明確表示要構築戰略互惠關系，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要盡快扭轉這種局面，避免對兩國之間的經濟關系和各自國內的經濟發展造成破壞。
他表示，此次福田首相訪華，是二00七年中日外交的「收官之作」，將再次成為發展兩國關系的重要契機，雙方此前達成協議的「戰略互惠關系」，也可能由此得到加強。
曾有學者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日本經濟的長期低迷，在兩國經濟關系中，中國對日本越來越重要，而日本對中國越來越不重要。對此，江瑞平表示，這種觀點至少是不全面的。
他指出，的確，中國對日本越來越重要，對華貿易、投資，在日本總體對外經濟關系中的地位快速提升。但說日本對中國越來越不重要，則是錯誤的。二00六年，中國對日貿易佔中國GDP的百分之七點八，而日本對華貿易占日本GDP的百分之四點九。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對日本的依存度，要高於日本經濟對中國的依存度。
在本月初舉行的首屆中日經濟高層對話上，江瑞平作為中國商務部聘請的三位專家之一參與了會議。在他看來，中日經濟關系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中日互為最主要的貿易夥伴，但直到目前為止，中日之間還沒有啟動雙邊的FTA(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江瑞平說，這種局面阻礙了東亞的整體區域經濟合作，中日雙方應在這一領域展現智慧。
對於中日經濟關系今後的發展，江瑞平認為，二者的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對方採取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會通過各種渠道影響到本國國內，因此兩國有必要對宏觀經濟走勢和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及時協調和溝通。「這可能是未來中日經濟關系中一個全新的、更深層次的領域。」江瑞平說。
7. 求中日經濟關系及其走勢
中日關系集中體現和濃縮了國家關系的復雜性，它既是鄰國關系，又是大國關系；既是「東西」關系，又是「南北」關系；既有歷史上和平與對立的雙重關系，又有現實中依存和競爭的雙重關系。中日關系正處於歷史上的關鍵時期，正確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是兩國人民，特別是兩國政治家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從戰略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從戰略角度看待和處理問題，主要就是從歷史、全局、未來角度思考問題和處理問題。
一、要善於從歷史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
「以史為鏡，可知興衰」。中日關系的現狀很大程度上與中日關系的歷史相關，「以史為鑒」就成為處理中日關系的基礎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中國就把「以史為鑒，面向未來」作為指導中日關系的基本原則。「以史為鑒」的「史」，即中日關系的歷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關系史，並從中找到可供借鑒的經驗教訓，將是兩國人民必須完成的歷史課題和現實任務。
提到中日關系史，歷史上的中日甲午戰爭和日本侵華戰爭就歷歷在目，它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刻骨銘心。難怪人們在中日關繫上一提到「以史為鑒」，就會自然想到這一段歷史，並把這一段歷史上升到民族尊嚴和國家榮辱的戰略高度。這樣理解中日關系史並不算錯，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確。周恩來總理當年曾用十個字說明中日關系歷史，即「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這是中日關系歷史最全面最准確的說明和表達。中日關系，從歷史的角度講，友好是長期的，對立是短暫的；友好是歷史主流，對立是歷史主流中的「艱難和辛酸」的一頁。只看見「五十年對立」而無視「兩千年友好」，或只看見「兩千年友好」而無視「五十年對立」都是不全面的，都會得出錯誤，甚至有害的結論。
「兩千年友好」使中日長期和平，並共同發展。中日兩國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漢朝，唐朝是兩國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雲集長安，又有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在漫長的交往過程中，中國的文化得以傳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發展。在一衣帶水的地理關繫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許多相同因素的東方文化觀念和社會結構。就是到了近代，兩國也不約而同地開始了推動社會發展的「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充分說明了兩國在社會自身發展周期和韻律上的「近似性」。「兩千年友好」，使兩國人民長期享受和平邦交環境，長期享受彼此文化營養，長期享受社會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戰爭後，仍然有孫中山、魯迅、郭沫若、周恩來等人為了革命及兩國友誼的需要，來往於中日之間。「兩千年友好」的歷史證明，「和則兩利」，和處才能共生，和諧就會共贏。
「五十年對立」使中日關系破裂，社會停滯不前。日本「明治維新」後，在其迅速強大的國力支持下，忘記了兩國兩千年友好的歷史傳統，擴張野心膨脹，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戰爭」，使中國人民蒙受恥辱。幾十年後的侵華戰爭，在中國人民未愈的傷口上，日本軍國主義又犯下滔天罪行。兩場戰爭在半個世紀中發生，使兩國人民祖祖輩輩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瞬間破壞殆盡，使兩國「兩千年友好」的歷史傳統突然斷裂，使兩國人民失去了和平穩定，飽受著戰爭的煎熬和戰爭創傷的折磨。兩場戰爭使中國社會倒退、國家分裂，使日本的繁榮瞬間變成廢墟，國家主權受到限制。「五十年對立」的歷史證明，「斗則兩傷」，對立必然同輸，戰爭一定同敗。
如果說「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的中日關系歷史，僅僅證明了「和則兩利，斗則兩傷」的文明智慧顯然是不全面的。「兩千年友好」的關鍵是什麼，「五十年對立」的關鍵是什麼，今人必須認真總結。「兩千年友好」的關鍵在中國。在「兩千年友好」歷史中，中國一直處於領先地位，但中國並沒有利用領先地位向日本擴張，更沒有發動戰爭，而是信守睦鄰友好的民族傳統，結果於己於人都有利。「五十年對立」的關鍵在日本，在「五十年對立」歷史前後，日本發展快於和強於中國，日本在發展領先後有恃無恐，野心膨脹，向外擴張，結果於己於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對待自己的領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對待自己的大國地位，正確的做法是：領先而不稱霸，強盛而不擴張；領先不忘睦鄰，強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於從大局的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
中日關系正處於關鍵的敏感時期，處理不當，就會對大局造成不利影響。從大局出發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最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指出，要把國家利益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作為判斷國際事務和國家關系的根本標准。何為大局？國家利益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發展就是我們的國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關系中的共同利益。顧全大局，維護國家利益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成員的神聖使命。
和平和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也是當今世界的大局。在飽受20世紀前半期的戰爭蹂躪和中期的冷戰恐嚇後的21世紀，人類最需要的就是和平與發展。和平與發展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關系必須服從和服務於和平與發展的世界大局。中日關系既是重要的雙邊關系，又是重要的國際關系，既影響著雙方，又影響著世界，必須慎重處理。
進入21世紀後，中日兩國都進入重要的歷史時期。日本經過二戰後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經濟上已經成為世界強國，由於二戰原因，日本的政治軍事國際地位受到限制，現在正積極推動從經濟強國向政治經濟強國的轉變；中國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正在實現從傳統的政治大國向經濟政治大國的轉變。中日兩個國家都處於向更高的國際地位、更重要的國際角色轉變過程中，兩國的經濟總和對世界經濟影響很大。中日兩國都處於亞洲，又是近鄰，又有歷史遺留問題，必然產生各種各樣的摩擦。如果對兩國摩擦不能正確對待和處理，勢必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成為世界和平發展大局中的消極因素。中日兩國應從世界和平發展大局出發，正確對待和處理兩國在向重要的國際角色、國際地位轉變過程中產生的摩擦。
為了使中日關系處理中具有大局意識，至少有兩點需要重點加以解決：一是正確認識世界大國應當承擔和履行的國際責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國，主觀和客觀上都在向綜合性世界強國邁進，但在成為世界強國之前，必須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備。這個心理准備就是對世界和平發展大局有深刻認識，對歷史問題有深刻反思，願意為世界和平發展作出貢獻。對日本來講，首先就是對歷史上給世界和平發展造成的破壞進行真正反省，對其侵略行徑對亞洲各國造成的傷害進行懺悔和道歉，並用其和平發展道路及對世界，特別是對周邊國家的睦鄰富鄰實踐，取得相關國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是世界和平發展的推動者和建設者。對中國來講，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為重，正確認識和處理中日關系中的摩擦，不以暫時的關系緊張而犧牲未來，不以局部的不和諧影響兩國的全面關系。多作有利於和平發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擴大緊張的舉動，是中日兩國必須履行的國際義務，也是大國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兩個世界大國在各自向世界強國轉變過程中，必須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屬亞洲，又都處於東北亞，在各自向世界強國轉變中不可能沒有競爭關系，不可能不產生摩擦，關鍵在於如何理解和處理這種競爭關系及摩擦。從世界格局演變的歷史看，區域發展和區域一體化，既有以美國為單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貿易區，也有以法德為雙核心的歐洲國家聯盟，還有多核心的東南亞國家聯盟。中日兩國在亞洲，特別是在東北亞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未來的亞洲一體化，特別是東北亞一體化過程中，中日應當成為雙發動機，共同推動包括東北亞在內的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中國在21世紀的大局及國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保持國家穩定，促進社會發展。和平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和平的周邊環境，是當前中國的重要國家利益，這是因為和平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是保持國內穩定和促進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和前提。沒有和平的環境，什麼都談不上。中日關系是周邊環境和周邊關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國內穩定是當代中國的根本利益，社會穩定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又是人民和諧生活的保證，更是社會文明的重要體現。周邊關系摩擦會影響國內穩定，國內人們情緒不穩更會威脅穩定。促進社會發展是當今中國的核心利益。「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位於世界後列。日本是一個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位於世界前列，發展對於中國的重要性遠遠比對日本更重要。發展問題解決不好，中國就不能真正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已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國，日本與美國、歐盟一起成為中國的前三大貿易國，經濟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著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關系直接關繫到維護和平國際環境、保持國內穩定、促進社會發展的國家大局和國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須清醒，處處必須理性，一切愛國情感和行為必須服從和服務於國家大局和國家利益。有利於大局和國家利益的感情和行為，就是愛國，否則就會走向愛國的反面。
三、要善於從未來的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
「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其中「以史為鑒」是前提，是基礎，「面向未來」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為亞洲乃至世界上的兩個大國，應該對亞洲的未來和世界的未來作出貢獻。必須以未來目標和未來要求引導過程行為、制約過程行為。對於中國來講，從未來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就顯得極端重要。
未來的世界應當是和平發展的世界，未來的國際秩序應當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國是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倡導者和推動者，應當為建立國際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貢獻。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決國際關系和國家爭端，是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重要實踐。亞洲，特別是東亞的持續發展，必將在未來國際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發揮重要的作用。中國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努力理應從亞洲開始，東北亞新秩序的建立定將首當其沖。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在處理東北亞國家關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著考驗。不以現在代表未來，不以當前犧牲長遠，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對抗犧牲合作，就是我們應當具備的正確態度。社會各界，特別是青年學生，應當理解、支持國家和政府在建立國際新秩序、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決不能因為一時沖動作出的過激行為使我國建立國際新秩序和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為他國誤解和攻擊的理由。
一體化是亞洲，也是東北亞未來的基本走向，東亞各國在這個問題上存有共識，並且在作著各種努力和實踐。中國是其中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亞洲一體化，東北亞一體化符合中國、符合地區各國的根本利益。中國和日本是亞洲有重要影響的大國，是東北亞的核心國家，兩國關系直接關繫到亞洲未來一體化，東北亞未來一體化的建設。中國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員，都是未來這一地區自由貿易區主體國家，都是自由貿易區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中日關系如何，直接影響到這一地區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和一體化的進程。從亞洲未來和東北亞的未來著眼，中國和日本應當徹底解決歷史問題，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區域一體化進程中，在一體化進程中發展，在一體化進程中強大。區域一體化對中國更為重要，它既可以保證中國和平的周邊環境，又可以改變世界不合理的經濟政治格局；既可以促進中國的發展，又有利於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樹立，更有利於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基於此，我國應當妥善看待和處理當前的中日關系，善於用大智慧看待問題，善於用大勇氣處理問題。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區和平穩定、地區一體化的未來大勢巧妙解決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種消極因素。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些都是未來中國的核心利益。這些未來核心利益的實現，都依賴於從現在起「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任何鬆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擾，都將嚴重影響或阻礙未來中國核心利益的實現。鄧小平曾明確指出，除非發生了大規模的外來入侵，否則我們都應當牢牢抓住發展生產力不放。現在，實現未來中國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抓住機遇，促進發展就是我們的當務之急。鄧小平講，我們曾經喪失過大的機遇，現在再也不能失去機遇了。20世紀50年代以後，世界出現了有利於發展的重要機遇期，我們沒有抓住，日本則抓住了，當我們「噩夢」醒來的時候，我國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而日本則在戰爭廢墟之上，發展成了世界經濟強國。21世紀初，世界又出現了有利於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對於中國來講，真是千載難逢，只能抓住，不能放棄，也不能受干擾。當前中國正處於實現未來民族核心利益的關鍵時期，任何局部的暫時的不和諧因素都要關注和重視，決不能使不和諧因素影響到未來中國核心的實現。「小不忍則亂大謀」。中日關系雖然復雜，雖然責任在於日方，但處理不好，對中國影響更大。我們要善於從未來中國的核心利益出發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從暫時看，問題很大、麻煩很多，但從未來中國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關系必須妥善處理，從戰略高度，即從歷史、大局和未來角度看待和處理中日關系當是理性選擇和最佳方式。
8. 中日經濟之間的差異
在經濟體制方面，中國企業治理與日本的企業治理相似，均強於協調但弱於監控，盡管兩國的制度安排方面有很大的差異。而中國在處理政治穩定與產業結構換代這對矛盾時的作法與日本則完全相反。
日本銀行放貸與企業投資中的過度競爭與企業投資中的過度競爭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極大地促進了日本企業獨立研發能力和自主品牌的培養。而中國企業則側重於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比較優勢直接參與全球生產鏈的分工。中國模式的特點是建立一個大量吸引外資，以進口和出口同時急劇擴張、大進大出為特徵的世界工廠。這個模式使中國過去二十多年裡實現了飛躍的經濟增長，顯示了巨大的活力。
但經濟奇跡的同時，也在製造四個結構性條件，這可能使中國經濟在未來幾年面臨重蹈日本泡沫經濟覆轍的巨大風險。
第一經濟嚴重依賴美國市場，不斷增長的中美貿易不平衡與美國經常賬戶的整體逆差一起為美元帶來強大的貶值壓力。2003年中國GDP的美國市場依存率已經接近10%。根據美國官方的統計，2003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已經超過1200億美元。中國經濟在這樣一種局面下面臨著雙重風險；一方面美國必然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實行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如果在現在的條件下回應這些要求，中國必然面臨出口下降，經濟發展減速的風險。但是如果中國不理睬美國的要求，任中美貿易不平衡進一步擴大，必然推動美元危機的爆發。一旦爆發美元危機，嚴重依賴美國市場的中國經濟必將受沉重的打擊。在目前的美元本位幣制度下，各國儲備的是美元資產，而美國卻用不著儲備黃金。與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相比，最關鍵不同是現在各國大量儲備的美元不受任何實物支持。在金本位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下，沒有任何政府或企業可以憑空造出黃金來平衡國際收支逆差，而在美國本位制下，美國卻製造出各種金融工具來達到這個目的，這個特點是美元本位制孕育金融風險的出發點。
由於美國不用儲蓄就可以借債，美國積累了大量的對外債務。由於美元作為各國儲備關鍵貨幣的地位，美國積累了巨額的貿易逆差。對那些擁有對美貿易巨額順差的國家來說，如果它們的中央銀行把這些美元換成本國貨幣拿回國內，勢必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因此，它們都把這些外匯儲備用來購買美國的政府債券、企業債券或股票以及房地產。仗著美元為各國外匯儲備的關鍵貨幣這一特殊地位，美國沒有任何先儲蓄或先生產後消費的負擔，完全可以靠政府和私人舉債來消費。美元本位制使美國變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
在現行的美元本位制下，各國外匯儲備的關鍵貨幣美元的背後沒有黃金的支持，美國政府發行的債券的背後也沒美國國內儲蓄的支持，這種只由紙幣而不是黃金支持的信用創造，經常導致全球范圍內以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暴漲為特徵的信用泡沫。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美國的經常賬戶已經累計積累了3萬億美元的赤字。當這3萬億美元的貨幣進入擁有對美國貿易順差的國家銀行系統，這些國家就開始了一個製造泡沫的過程。商業銀行開始瘋狂地擴大信貸，經濟空前地繁榮，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價格以及企業利潤急速上漲。由於每個產業都可以獲得低息貸款，它們都建造了多餘的生產能力。當投資和經濟成長異乎尋常地加速時，資產價格的泡沫就不可避免地出現。美國經濟學家鄧肯預言，這個由美元紙幣搭起的經濟大廈早晚要倒塌。它將再一次提醒世界各國為什麼幾千年來人類總愛用黃金而不是紙幣來作為保值的最佳手段。
一旦人民幣或是由於國際壓力或是由於美元危機急劇升值，中國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世界工廠模式馬上就要面臨很大的壓力。如果人民幣在未來的五年內也像日本在80年代一樣對美元的匯率升值50%，中國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比較優勢恐怕在頃刻之間就會大打折扣。中國至今沒有像日本一樣建立起以獨立研發能力和自主品牌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這將直接關繫到中國到時候是像今天的日本還是像今天的墨西哥。
第二，中國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大量吸引外資，在貿易方面大出大進的世界工廠模式使中國過早地進入與其他國家之間在能源和資源方面的沖突並被認為搶走他國的工作機會。積極吸引外資的結果是跨國公司紛紛在中國設廠甚至建立地區總部，世界工廠的崛起已經在國際政府經濟中引起了一系列的連銷反應，為了維護世界工廠的運轉，中國必然需要一個與其生產相匹配的世界級的供銷科，大量使用能源、原材料和設備。盡管這可以為其他國家增加就業機會，但也可以使中國與許多國家的經濟磨擦和沖突驟然加劇。這並不是說中國不應該與他國爭奪能源和資源，而是說中國應該考慮資源效益比，要思考在一定的能源資源爭奪水平上如何能實現更高的發展水平，或者反過來說，在追求一定的發展水平上如何能降低與他國在能源資源方面的沖突。
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後將產業結構進行了巨大的調整，由資源型的鋼鐵、造船和化工轉向資源節省的家電和汽車。而中國側重製造加工型的發展模式在日益間的較量。
第三，中國提高了本國GDP的貿易依存率，並大大提高了中國經濟面臨來自國際市場的風險，中國GDP貿易依存率在近年急劇上升，2002年還在50%左右，2003年就上升至60.2%,這伴隨巨大的風險。
日本一直把GDP貿易依存率控制在較低的水平。
第四，中國和日本相比，在處理政治穩定與經濟結構升級換代之間的矛盾時採取完全相反的作法，這種以政治穩定為代價追求經濟結構升級的做法隱含巨大的政治風險。日本長期以來以穩定為優先目標。盡管從70年代以來，日本面臨一系列的外部經濟環境的挑戰卻始終以穩定為主，特別是注意保護對就業有直接影響的農業和零售業。當然日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日本經濟一直在困境中掙扎，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的另一方面盡管日本經濟長期停滯，其政治與社會的穩定卻依然如故。中國則顯出一種大刀闊斧對經濟結構進行升級換代的魄力，中國不僅在開放程度方面遠遠把日本拋在後面，而且在經濟結構上在低、中、高技術產業同時追趕，顯示出巨大的活力。與此同時，應看到，中國對社會保障付出的努力遠不及日本。三農、下崗以及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不平等程度的加劇已經成為社會與政治不穩定的因素。在加入WTO協定中，中國在農業與零售業方面作出遠遠超過許多發達國家的讓步。
以廉價勞動力為比較優勢的發展模式必須建立在低工資的基礎之上。這種發展模式如果不加以調整，從長遠的角度看會嚴重束縛中國經濟的進一步開放。中國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滯後的結果是收入不平等過大，財富向少數人集中。這種分配不公平的後果是國內需求疲軟，而國內需求疲軟不僅導致通貨緊縮，而且使得中國GDP總值中國內部分所佔比例相對較低，從而使GDP對貿易依存度過大，如果中國在GDP對貿易過大的條件下被迫實行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項目，國際市場的任何急劇變化都會使國內經濟遭受重創。這時，長期以來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不平等問題又會反過來很有可能以突然爆發的形式導致政治上的不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來中國政府開始重視農村問題，下崗問題以及東北問題，不僅僅是解決不平等，也是在為中國外部經濟環境可能發生變化提前做准備。
惡化的國際能源條件下必然遇到巨大的增長瓶頸，中國和印度，世界工廠和世界辦公室之中國發展模式伴隨的以上四種趨勢如果合流或者在更深刻層次上的互動的話，可能給中國經濟在最近的將來帶來嚴重的挑戰。這種以廉價勞動力以基礎的比較優勢吸引外資，靠大進大出維持的世界工廠模式，不僅在國際上增加了中國經濟抗拒外部沖擊的能力，並埋下了政治不穩定的根源。當年的日本雖然在第一種趨勢上與中國相似，在第二種趨勢上與今天的中國相比風險要小得多。日本在到了80年代 已經成功的降低了在能源方面對石油的依賴，日本經濟發展模式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目前面臨的第三種和第四種趨勢。換言之，日本模式的國內風險無論是在GDP的貿易依存率代表的抗拒外部沖擊方面還是與社會保護緊密相連的政治穩定方面的風險，都要比中國模式小得多。
2002年以來，美元匯率一路下跌，這對無論是美國國內還是國外均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首先，弱勢美元導致了美國貿易赤字的急據增加，美國政府的大規模減稅在2003年剌激了美國的經濟復甦，使美國的消費者信心大增，大手大腳花錢。
弱勢美元對中國經濟有直接的影響，第一，由於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當美元貶值時，人民幣與其他貨幣的匯率隨之貶值。這大大增強了中國商品在美國以外的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第二，由於中國是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之一，美國的經濟復甦導致美國購買力的增強使美國從中國進口了更多的商品，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到空前的幅度。這使中國的外匯儲備飛速增長。
外匯儲備的增長，導致了中國貨幣發放大幅度增加，銀行信貸的急劇擴張以及中國經濟的局部過熱。由於中國實行外匯管理，出口的企業必須把賺取的外匯在指定的銀行兌換成人民幣。例如為了兌換1900多億美元，如果按照大致1美元兌8元人民幣的匯率計算,中國的銀行不得不增發15000多億的人民幣基礎貨幣。這就使得中國的銀行系統被突然注入了大筆可供信貸的資金。以上不是說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都來自美國，而是說美元貶值這一因素至少可以解釋中國經濟發展和美元的相關性。
當今，中國政府實行的宏觀經濟調控非常有意義的地方在於，因為它將成為中國經濟在未來數年裡應付國際政治經濟嚴重挑戰的一場預演。
至今為止，中國在一個以穩定匯率（人民幣與美元掛鉤）與不開放資本賬戶為特徵的「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創造了一個發展速度與日本相似的經濟奇跡。正如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帶來了日本經濟的逆轉一樣，如果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真的實行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中國經濟體制在監控方面的弱點可以成為直接威脅中國國家經濟安全的死穴。
9. 近幾年中日政治經濟等關系發展
現在的中日關系已進入了重新調整、重新定位的新階段。中日關系如何發展也將取決於日本對中國政治、經濟上的態度。
21世紀初，中日關系正處在共同構建「友好合作夥伴關系」的轉折期。未來10～20年期間，是影響中日關系的一些最重要因素的變化方向進一步明朗化的關鍵時期。「中日夥伴關系」的目標能否得以實現？從目前看，其前景既有光明，也有陰影。就我國的對日政策而言，應在中日關系中力求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盡量爭取實現有利於我國的周邊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最佳前景。
因為日本政府在侵華戰爭問題上的態度，和勞工賠償、慰安婦問題、釣魚島、東海油氣田等等問題，我國國民對日本本能的抱有一種政治上的反對和感情上的拒絕----即使是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著促進作用的經濟往來。
4月12日上午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在東京招開記者招待會要求中國政府對近日以來中國各大城市針對日本的反日抗議活動進行道歉並對中國國民嚴加管束以杜絕此類事件的發生。
日本首相小泉在4月11日夜也對日本全國發表了電視講話公然宣稱中國的反日行動是愚蠢的。中國政府必須向日本國民道歉，中國要為破壞中日關系負全部責任，中國要為愚蠢的行為負出代價並危脅要經濟制裁中國。
對於日本政府對侵華戰爭等罪行一直不予承認和謝罪的行為，哪怕有一點點良知的中國民眾都不會認同。都會堅決反對。基於日本政府在侵華戰爭、慰安婦問題、勞工賠償以及中日島嶼之爭，中國民眾本就憤慨難忍，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和日本首相小犬蠢一狼的言行無異於是火上澆油，更加激起了民眾的反日情緒。現在網上的反日浪潮日益高漲亦表明了中國民眾的意願。
中國政府基於中日經濟、日中友好等等方面一直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加強合作，共同發展。」 的態度。指出只有日本政府坦誠面對自己所犯的錯誤，勇於承認並承擔應有的責任才會贏得世人的諒解。但是，日本政府所持的態度不能不說讓人感到遺憾。
基於此，中日關系的平穩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日本政府。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如有需求，請追問。
10. 中日經濟的相互影響與分析
第一章 中日經濟關系發展的歷史沿革
本章將以史實與數據為依據，考察中日經濟關系在過去50多年的發展歷程。重新考察這段歷史，就是要從這段「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中理清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脈絡，考證兩國經濟往來在各自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以及經濟關系對兩國發展所起到的作用。從而為進一步考證兩國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的相互影響奠定基礎。
第一節 復交前的中日經濟關系
中日復交之前，經濟往來比較簡單，主要是貿易往來，而且此一時期的貿易往來受到了政治限制。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對於沒有外交關系的中日來說，貿易往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主要是為政治需要服務的，其象徵意義也更大。
一、50年代的兩次貿易協議與兩次貿易協定
1、第一次貿易協議。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佔領下的日本當局曾與新中國有著相當規模的貿易往來，然而由於冷戰的需要以及朝鮮戰爭爆發，日本追隨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了禁運限制了兩國貿易的發展。1952年6月，由日本繞道西歐經過蘇聯訪問新中國的三位日本國會議員高良富、帆足計和宮腰喜助代表日方貿易團體與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並代表中方貿易團體的南漢宸簽訂了《中日貿易協議》，這是一個以物易物的簡要民間協議。協議規定雙方到該年底各出口3000萬英鎊。隨後的11月，根據第一次貿易協議日本「巴商事」株式會社與中國進出口公司在北京簽訂了第一個38萬英鎊的進出口合同，然而日本當局不予批准，第一個合同最終未能履約。由於日方執行美歐的「封鎖禁運」，導致了兩國貿易遲遲沒有進展，中方兩次同意展延協議。盡管如此，第一次中日貿易協議也僅僅執行了協議總金額的5%。
2、第二次貿易協議。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後，在「日中議聯」 的推動下，日本國會通過了《促進中日貿易決議》，日本的貿促運動逐漸興起。同年9月，「日中議聯」接受中國貿促會邀請，組團參觀訪華。訪華期間，雙方經過20多天的談判，於10月29日簽訂了第二次中日貿易協議。這次協議仍然是同類物資交換的易貨貿易協議，協議金額仍然是各方出口3 000萬英鎊。本次協議在14個月期間，完成了總額的38.8%，比第一次協議的執行情況已經大大改善。
3、第一次貿易協定。第二次貿易協議簽訂後，中日民間友好運動升溫，鳩山、石橋兩屆內閣也採取了較為積極的態度。在這種政治氛圍下，第一次貿易協定於1955年5月4日在東京簽訂。與以往不同，此次協定是中國具有民間和政府雙重性質的中國貿易代表團訪問東京期間簽訂的；而且在日本一方，以鳩山為首的日本內閣首次對協定表示了支持和協助，此次貿易得以由兩國國家銀行支付清算。稱為協定而不稱為協議，正是因為已經與官方發生了聯系。協定的貿易額仍然是3 000萬英鎊，依然是甲乙丙類物資同類易貨原則，為期一年並在一年屆滿之後因協定中的雙方互設商務機構問題沒有進展再延長了一年。第一年完成貿易協定總額的67.2%，第二年完成77.7%。
4、第二次貿易協定。岸信介上台後，採取了敵視大陸的政策。談判第二次貿易協定的日本通商使節團遲至1957年9月才到達北京開始談判，由於雙方在中國在日商務代表機構的問題上遲遲難以達成一致，直到1958年3月日本通商使節團再次訪華才簽訂了第二次中日貿易協定。此次協定仍然採取同類物資易貨的原則，協定金額發生了變化，即一年內各方出口3 500萬英鎊。然而，由於1958年5月長崎國旗事件 的發生與日本政府的錯誤態度，該協定僅履行了一小部分。隨後，中日貿易完全中斷。
二、60年代的友好貿易和備忘錄貿易
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三屆內閣的對華政策，基本上都是「政經分離」——政治上承認台灣，不承認大陸，經濟上同大陸進行一定程度的貿易。不過三屆內閣的掌握程度不同，因此三屆內閣期間中日貿易情況也有變化。1960年，對華持敵視態度的岸信介因為在國會強行通過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招致人民的反對，被迫下台。其繼任者池田勇人對華採取了較為友好的政策，中日民間貿易開始恢復。1962年11月，中日雙方代表廖承志和高崎達之助簽訂了《備忘錄》，其中規定：雙方開展長期綜合的易貨貿易，自1963年到1967年的第一個五年內，列出雙方有計劃長期供應的主要商品貨單，平均每年進出口交易總額約為3 600萬英鎊。此外，雙方還同意互設常駐機構、互派記者。1963年6月，中日間第一個成套設備合同簽訂，並使用了日本輸出入銀行貸款。隨後又簽訂了兩項大型合同，但由於日本受到台灣和美國的壓力，不再使用日本輸出入銀行的貸款；而最後這兩筆合同也因「吉田書簡」 事件而失效。佐藤上台後，對華政策再次轉向，中日間貿易受到影響，因而未能在1967年備忘錄第一個五年結束後續簽貿易。盡管佐藤上台前後，中日關系處於低谷，但是直到中日復交日本中小貿易商社仍然同中方有相當數額的貿易往來。
從表一來看，中日貿易額在1960年代初期之前一直都是相當小的，但是1960年代中期以後中日貿易額卻有很大的增長，盡管1964年佐藤上台後對華採取了較為敵視的政策。之所以出現了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因為對華政策較為友好的池田內閣同中方簽訂了長期貿易合同，這些合同的相當部分得到了執行；另一方面，中國與蘇聯的關系在1960年代初期嚴重惡化，使得中蘇貿易受到了極大影響。此時中國需要的進口的大部分物資和產品都轉向從日本獲得，因而中日貿易額較大。
表一、復交前的中日貿易歷年統計 （單位：百萬美元）
歷 年 中國經貿部統計 日本通關統計
中方出口 中方進口 合計 日方出口 日方進口 合計
1950 21 26 47 19 39 58
1951 0.9 11 12 5 21 27
1952 3 1 4 0.6 14 15
1953 6 3 9 4 29 34
1954 20 14 35 19 40 59
1955 58 25 83 28 80 109
1956 64 63 128 67 83 150
1957 59 55 114 60 80 140
1958 32 48 80 50 54 105
1959 — — — 3 18 22
1960 — 0.1 0.1 2 20 23
1961 21 14 36 16 30 47
1962 31 42 73 38 46 84
1963 64 64 129 62 74 137
1964 141 160 302 152 157 320
1965 192 261 454 245 224 469
1966 269 333 603 315 306 621
1967 233 304 537 288 269 557
1968 204 334 539 325 224 549
1969 222 381 582 390 234 625
1970 223 582 806 568 253 822
1971 281 592 873 578 323 901
（資料來源：轉引自林連德：《當代中日貿易關系史》，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8頁，189頁）
第二節 復交後的中日經濟關系
20世紀70年代初期世界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尼克松總統上台後美國的對華戰略也因而發生了變化。1971年10月25日，在聯大第26屆大會上，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復。隨後不久，1972年2月21日至2月27日，尼克松一行終於實現了北京之行，中美雙方於27日發表了「上海公報」。這兩件大事，震動了整個世界。而日本所受到的沖擊又是比其他任何國家更為巨大的。
多年以來，日本一直追隨美國「遏制」中國，但是日本在尼克松正式發表將訪問中國的講話之前幾分鍾才最終得知美國與中國的接觸。美國的「越頂外交」給日本帶來的所謂「尼克松沖擊」震撼了日本朝野，同時也正因為美中關系的改善，日本才得以獲得了美國的允許而與中國建交。田中組閣之後，迅速與中國接觸，並於1972年9月29日發表聯合聲明，中日邦交正常化終於實現。邦交正常化的實現去除了中日發展經濟關系的一系列政治障礙，從此中日經濟關系也進入了一個突飛猛進的新時代。
復交之後的中日經濟關系也可以大體上分為兩個時期，中日復交到90年代初期，兩國發展經濟關系，同時也考慮中日友好的大局；90年代中後期至今，兩國間被初期的友好所暫時掩蓋的問題以及兩國發展之中產生的新問題均浮出水面，經濟關系中「友好」的因素越來越少，逐漸走上常軌。另一方面，盡管復交之後中日經濟關系發展迎來了新的高潮，取得了非常大的進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一、從復交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中日經濟關系
復交初期，雙方的友好關系在從官方到民間的各個層次上迅速發展，兩國人民對彼此的好感日益加深，雙方往來頻繁。良好的政治氛圍為經濟發展提供了理想的大環境，雙方經濟合作大大發展。
（一）、貿易關系。
1、政府間貿易協定、長期貿易協議的簽署和貿易混合委員會的成立。復交之後，兩國政府立即根據聯合聲明著手進行兩國政府間一系列協定的談判，在經過多次磋商之後，中日政府間貿易協定終於在1974年1月簽訂。這一貿易協定是中日間第一個正式的「政府間」貿易協定，周恩來總理在1960年提出的三原則中的「政府協定」終於實現，兩國貿易關系走上了正常的軌道。在這一協定的基礎上，在中日兩國政府和經濟界的共同努力下，中日貿易大幅度增長。
中日兩國貿易協定的簽訂揭開了中日貿易的新篇章，為了鞏固兩國間的貿易聯系同時也是實現日本經濟界人士就長期貿易協議問題提出的設想和建議，1978年2月14日，稻山嘉寬和土光敏夫率領日中長期貿易訪華團到達北京，並最終於16日中日雙方簽訂了長期貿易協議。該長期協議「期限為1978年至1985年共8年，規模為各方出口金額累計100億美元。日方在頭五年以延期付款方式出口技術設備70億美元至80億美元，建設器材20億美元到30億美元；中方在頭五年逐年增加原油、煉焦油、動力煤出口，原油從700萬噸逐漸增加至1500萬噸，煤炭從50萬噸逐漸增加至370萬噸，後三年的數量另訂。」 1979年3月，長期協議委員會雙方負責人舉行定期會晤，簽訂了會談紀要，一致同意將協議的期限延至1990年，在協議13年期間，將原定目標金額再增加一至二倍，即各方出口200—300億美元。後來，隨著實際情況的變化，雙方也對協議的內容做適當調整。
根據中日貿易協定，中日雙方政府還組建了貿易混合委員會，自1975年開始委員會召開了多次會議。通過接觸、協商，更好的解決了雙方貿易過程中出現的如貿易平衡問題、產權問題、關稅問題等等摩擦，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另一方面，該委員會通過定期協商、及時解決兩國關系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也有助於兩國貿易更加健康的進行，推動了兩國的貿易往來。
2、貿易規模和貿易結構
復交以來，在良好的氛圍下，在中日兩國政府和民間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兩國貿易關系迅速發展，貿易規模逐年擴大；在貿易結構上，由於雙方處於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主要還是垂直分布。
1972年中日貿易額僅10億多美元，1975年達到了近40億美元，1981年幾乎達到了100億美元，是1972年的10倍，1991年又迅速躍升至200多億美元。中日貿易在雙方的貿易總額中也佔有較大的比重，對於中國來說尤其如此。以1985年為例，按照中國外貿部的統計，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約592.1億美元，中日貿易佔中國外貿總額的27.8%左右，佔中國外貿對象國首位；按日本海關通關統計，1985年日本外貿總額3051.4億美元日中貿易占日本外貿總額的6%，為日本外貿對象國中第二位。
從表二中可以看到，中日貿易規模擴張的速度非常快。主要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後，友好的政治氛圍為經濟往來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政府間各項協定的簽署也極大地便利了經濟交往。另一方面，中國經濟自70年代逐漸走上正軌，尤其是1970年代末之後，中國大力發展經濟，經濟建設需要進口大批物資。早在60年代中蘇交惡以後，中國失去了東歐的技術和設備來源，日本就開始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進口來源。在1979年改革開放前後，中國又一次形成進口浪潮，日本仍然是最主要的來源。80年代以來，中國輕工業開始加快發展，日本在此期間向中國大量出口消費品和工業原料，1983年中國從日本的進口只有55億美元，1985年就達到了150億美元。正是因為這些原因，自從1966年直到80年代中期，日本近20年都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是中國最重要的進口來源。
在雙方的進出口結構中，中方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初級產品：石油、煤炭及其他礦產品、服裝和農產品。其中石油和煤炭是中方出口的最主要產品，1978年石油和煤炭的對日出口佔到了對日貿易的40%還多，1987年比重下降了，但是也仍達近30%。日方主要向中國出口成套設備、鋼鐵、化工和機電產品，以重工業製品為主。從中日貿易長期協議中也能清楚地看到這種貿易結構，原因主要是因為在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下，中國能出口的產品不多，主要也就是自然資源、初級產品，而這些能源正是缺少資源卻十分需要資源的日本想要的；同樣，日本對華出口以鋼鐵及設備為主也正是由於中國要進行各方面的建設。兩國的貿易交往給雙方都帶來了好處。
表二 復交後初期的中日貿易歷年統計 （單位：百萬美元）
年 份 中國經貿部統計 日本通關統計
中方出口 中方進 口 合計 日方出 口 日方進口 合計
1972 411 626 1038 608 491 1100
1973 841 1107 1945 1039 974 2013
1974 1142 1982 3125 1984 1304 3289
1975 1403 2403 3806 2258 1531 3789
1976 1222 1816 3039 1662 1370 3033
1977 1356 2108 3465 1938 1546 3485
1978 1718 3105 4823 3048 2030 5079
1979 2764 3945 6709 3698 2954 6653
1980 3993 4915 8908 5078 4323 9401
1981 4597 5380 9978 5095 5291 10387
1982 4860 3746 8608 3510 5352 8863
1983 4457 4620 9077 4912 5087 9999
1984 5354 7374 1272 7216 5957 13174
1985 5610 70830 16440 12477 6482 18960
1986 4364 9499 13863 9857 5678 15535
1987 5016 7243 13159 8248 7396 15645
1988 7133 7300 14433 9475 9852 19328
（資料來源：轉引自林連德：《當代中日貿易關系史》，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9頁）
（二）、投資關系
日本對華投資始於1979年，自1979年至80年代末這一段時期，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也在逐步增長，但是總體看來，投資件數比較少，項目規模也比較少。在1984年和1988年日本對華投資出現了兩次小高潮，但是這兩次均屬於小規模的試驗階段，投資量不大，而且投資主要集中在飯店、旅館等投資易於短期收回的的行業和領域，而這兩次小高潮也隨著中國經濟的調整很快衰落了。1979至1990年間，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總件數僅1404件，合同金額總共32.9億美元，實際執行了27.5億美元。這一投資規模不僅在同期日本對外投資所佔微乎其微，即使在日本對東亞和東南亞投資中也無足輕重。80年代，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遠遠少於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等單個國家所吸收的日資。日本對華投資不熱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及經濟建設剛剛起步，投資的硬體條件不夠完善，而且初期也將投資的主導對象定位於港澳和海外華僑；另一方面，對於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走向也有很多不同看法，日方對直接投資也仍然有或多或少的顧慮。
（三）、政府開發援助及其他資金合作
1、政府開發援助。日本政府自1979年開始向中國提供政府開發援助，1979至1984年日本向中國提供第一批日元貸款3 300億日元，年利率3%，償還期包含10年寬限期共30年。1984年3月，中曾根康弘首相訪華期間表明日本政府決定從1984年至1990年的7年期間，向中國繼續提供第二批日元貸款，總額4 740億日元。
2、其他資金合作。除了兩批低息日元貸款外，日本政府還向中國提供了一些臨時政府貸款和少量無償援助，而且在兩國金融業和民間財團中也有廣泛的合作。其中主要是日本輸出入銀行的能源開發貸款和中方在日本發行債券。能源開發貸款是日本政府為了鼓勵成套設備出口設立的信貸資金，由專門設立的日本輸出入銀行管理。1979年5月和1984年12月日本輸出入銀行兩次與中國銀行簽訂備忘錄，兩次共向中方提供了10 000億日元的貸款，這兩次貸款用於中方采購中方為開發石油和煤炭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和器材。此外，為了開辟籌措資金的新途徑，在日本四大證券公司和有關銀行的協助下，中國自1982年開始在日本發行債券。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和福建投資企業公司首次在日本發行了私募債，後來中國銀行、中信、福建投資、上海國際信託投資等公司陸續在日本發行公募債券。「1982年1月至1987年8月，中方在日發行債券19次，合計金額達3650億日元和2.5億美元。」 這些資金合作擴大了中國的資金來源，對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20世紀90年代初期至今的經濟關系
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中日兩國的經濟關系在各個方面高速發展，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績。
（一）、貿易關系
1、貿易規模。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在短暫的「平成景氣」之後，經歷了戰後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1996年以後，日本經過一系列調整改革，經濟剛剛有了起色，但是卻在不久後遭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寒流，日元大大貶值，國內經濟再度蕭條。在這些情況下，國內需求減少，進口增長停滯不前，有的時候甚至出現減少。日本從中國進口卻較小地受到經濟衰退的影響，有較大幅度上升，中日貿易增長速度遠遠大於日本外貿增長速度。拿2001年來說，日本對全球貿易出口減少15.7%，進口也減少7.9%，但是惟有對華貿易總額比上年增長4%。 據中國海關統計，1991—1996年，中日貿易年增長幅度均在20%以上，而1990年至今中日貿易也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增長，高於同期中國對外貿易的年均增速。
從貿易額來看，1991年中日雙邊貿易額為202.5億美元，1995年達到578億美元，2002年就突破了1 000億美元大關, 2004年中日雙邊貿易額則迅速突破了1 500億美元。1993——2003年，連續11年日本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而中國在日本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也早已超過韓國和台灣地區，自1995年以後連續多年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貿易夥伴，2004年最終超過美國成為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從圖一和圖二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日貿易、美日貿易的變化情況。很明顯，中日貿易在不斷上升，美日貿易在下降，中日貿易對日本來說越來越重要。
圖一（Fig.2-2(1)）日本對中美出口情況
圖二 (Fig.2-2(2) )日本從中美進口情況
（表格資料來源：日本貿易振興會網站www.jetro.go.jp）
另一方面，中日雙邊貿易在兩國各自對外貿易總額中所佔比重都很大。「1990年,對華貿易在日本對外貿易中的比重,出口僅佔2.1%,進口佔5.1%,而1999年分別上升到5.6%和13.8%。」 2000年對華貿易占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首次達到10%，2003年則超過了15%。對日貿易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的比重也一度逐年上升,1990年,出口佔14.3%,進口僅佔6.9%,而2000年分別上升到16.7%和18.4%。2001年以來，出現了新情況。盡管中日貿易額在不斷增加，中日貿易在日本貿易總額中的比重也在不斷增加（如表四所示），但是在中國貿易總額中所佔比重卻在降低（如表三所示）。這表明中日貿易關系中持續了幾十年的中方對日的依賴——在相當的時期內是嚴重依賴——出現了變化，日本對中國的依賴性大大增加，而中方對日方的依賴性逐漸降低。
表三 日本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中的地位 單位：億美元，%
年度 中國進出口總額A 對日貿易額B 比重B/A 位次
2001 5096.5 877.22 17.2 1
2002 6207.7 1091.1 16.4 1
2003 8512.1 1335.7 15.7 1
表四 中國在日本對外貿易中的地位 單位：億日元，%
年度 日本進出口總額A 對華貿易額B 比重B/A 位次
2001 913947 107903 11.8 3
2002 943364 127074 13.5 3
2003 989241 153689 15.5 2
轉引自薛敬孝：《1980年以來中日經濟關系的演變》，載《現代日本經濟》，2005年第一期
90年代以來中日雙邊貿易強勁發展的原因其一是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增強了中國的綜合國力,擴大了自身的出口能力,同時也增加了對日本產品和資金的需求量;其二是日元升值和日本經濟戰略的轉變。由於日元升值,使日本國內資金相對過剩,也使日本國內企業生產成本增加,從而促使日本企業向海外轉移。為了減少與美國、歐洲的經濟摩擦,日本企業轉移和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又逐步從歐美轉向東亞地區。中國及時地抓住機遇,提供優惠政策,吸引日商來華投資設廠。由於日本企業對華投資的增加,帶動了日本的機械設備、生產原料及零部件的對華出口。同時日資企業的產品大量反銷日本,也促進了中國紡織品、服裝家電等製成品的對日出口;其三是雙邊政府間資金合作的加強。日本政府對華ODA的擴大,對開拓中國市場起到了開路先鋒的作用,促進了民間企業對華直接投資和雙邊經濟交流。
2、貿易結構。90年代以來，中國對日出口產品中初級產品的絕對數量還保持在原來的水平，但是在整體出口中的地位已經大大下降。中國對日出口增長的主力是紡織品和服裝的出口，中國服裝占據著壓倒多數的日本服裝市場份額。其他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玩具及游戲用具的出口也迅速增長。檔次較高的機械、機器類產品如復印機、照相機、精密儀器類產品的零部件的出口也持續旺盛。中國對日出口產品中工業製品比重的上升，行業間分工向部門內部分工的轉化，甚至部門內生產程序分工的出現，都標志著雙邊貿易正在向水平方向發展，這種趨勢及促進了中國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也促進了日本產業結構的調整。但是，盡管中國對日出口中工業製品的比重在增加，但是紡織、服裝及輕工等初級產品和鋼性產品居多，而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機電儀器產品、彈性產品較少，中日雙邊貿易結構優化的潛力仍然很大。
此外，日本對華技術貿易在中國的技術引進中占重要地位。70年代以來中國從日本引進了大量的技術設備,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現代化的進程。90年代以來,又有了新的發展。1990—1999年,中國從日本引進技術設備共5280項,總金額達163.22億美元。日本在中國技術引進國別中,始終居前4位,其中1993年居第一位,1994—1996年連續3年居第二位。90年代從日本技術設備的大量引進更進一步促進了我國產業裝備的現代化和技術進步,特別是在家電、石油化工及鋼鐵等行業體現得尤為突出。
表五 1990年以來的中日貿易歷年統計 （單位：億美元）
年份 中方統計 日方統計
中方出口 中方進口 合計 日方出口 日方進口 合計
1989 81.47 65.16 146.63
1990 88.71 40.55 129.27 120.54 61.30 181.83
1991 102.52 100.31 202.83 142.16 85.93 228.09
1992 116.99 136.80 235.80 169.53 119.47 289.02
1993 157.80 232.5 390.3 205.65 172.73 378.38
1994 215.70 263.20 478.90 275.66 186.82 462.48
1995 284.60 290.05 574.60 359.22 219.31 578.53
1996 308.70 291.80 600.58 405.50 218.90 624.40
1997 318.20 289.93 608.58 420.66 217.85 638.51
1998 296.62 282.07 578.99 368.96 200.22 569.17
1999 323.99 337.68 661.67 428.80 233.35 662.16
2000 416.50 415.10 831.70 552.95 304.38 857.33
中國對外貿易年鑒各年版
（二）、投資關系。1991年以後，在中國吸引的外資大幅度增加的同時，日本再次形成了對華投資的高潮。1992—1995年，日本對華投資達到了第三次高潮。「1992年中國批準的日本對華投資項目數相當於前13年的總和，當年批准項目數為1 805個，協議日資金額為21.73億美元，實際投入金額7.1億美元；1993年批准項目數為3488個，協議日資金額為29.6億美元，實際投入金額13.2億美元，分別比1992年增長93.2%、36.2%和185.9%。1994年，日本對中國的投資項目為3 018個，協議金額為44.4億美元，實際投入20.75億美元，協議金額和實際投入分別比上年增長50.5%和57.2%，居中國引進直接投資的所有國家和地區的第四位。」 到1995年，日本對華投資出現第一個高峰，達到了44.67億美元。1996年，日本的對華直接投資項目數量和協議額雖然比上年分別下降了40.9%和32.4%，但是實際投資額也達到了36.8億美元，佔中國當年實際利用外資額的8.7%。主要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此後對華投資放緩甚至有所下降。然而，隨著金融危機影響的逐漸消除以及中國經濟的良好發展勢頭，到新世紀之初投資再次出現高峰。2001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達到了4301億美元；據中國外貿部統計，2002年日本對華投資項目2745個，合同金額53億美元，實際利用金額41.9億美元。2003年實際使用金額則達到了50.5億美元，2004年前10個月的直接投資使用金額就接近了這個水平，達到了47.2億美元。
根據日本的對華直接投資統計也可以看出同樣的增長趨勢。據日本大藏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申報額統計（大藏省只統計一億日元以上的申報項目），1995年度，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項目達到了770件，投資額達4320億日元（44.73億美元），均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分別比上年度增加了21.1%和74.4%，約占日本當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8.8%和對亞洲地區直接投資總額的36.5%。首次超過對東盟地區的投資總額，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日本第二大投資國。截至1997年3月底，日本對華直接投資4066件，金額達到157.1億美元。此後呈現下降趨勢，1999年度為761件、838億日元，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比例下降到1.1%。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經過亞洲金融危機後的下降，2000年和2001年合同額分別比上年增長40%多。 盡管日本對華投資有起有落，但在對華投資國別和地區中始終處於重要要地位。截至2005年2月底，日本累計對華直接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