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發程度與經濟發展

⑴ 發展中的國家和發達的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差距

對於發達國家的定義，有多種說法，但公認的標準是：較高的人均GDP（不是GDP總量）和社會發展水平。按1995年前後的標准，人均GDP在8000美元以上（按名義匯率計算）加上一定程度的社會發展水平就可基本定義為 發達國家。近10年的發展，使8000美元這個標准已經落後了，2005年應提高到10000美元左右。

按這個定義，在這10年，有8個國家已經加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這8個國家是：塞普勒斯、巴哈馬、斯洛維尼亞 、 以色列、 韓國 、馬爾他、匈牙利 和捷克

什麼叫發達國家，而什麼又叫發展中國家呢，從國際分工的合作之中可見一斑。

在國際分工中，發達國家可以得到高尖精的產品市場，而發展中國家只能是做一些低端產品的市場。最終低端消費品往往不是發達國家製造的，而是發展中國家才生產最終低端消費品，發達國家主要是搞工業化引領、集約型研究和現代化信息整合的工作。而發達國家的腦力型工人必然要求更多的休閑時間、學習時間和考究時間；發展中國家則因為當地資本家要把發達國家強加給當地資本家身上的成本都讓工人來承擔，因此當地工人只能夜以繼日地更長時間地加班。

於是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最終為的是讓本國公民得到更多的生活休息時間，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只能是讓工人付出更多的生產勞動時間，其中的差額是發達國家從發展中國家強搶來的。

什麼叫發達國家，而什麼又叫發展中國家呢，從國際分工的合作之中可見一斑。

在國際分工中，發達國家可以得到高尖精的產品市場，而發展中國家只能是做一些低端產品的市場。最終低端消費品往往不是發達國家製造的，而是發展中國家才生產最終低端消費品，發達國家主要是搞工業化引領、集約型研究和現代化信息整合的工作。而發達國家的腦力型工人必然要求更多的休閑時間、學習時間和考究時間；發展中國家則因為當地資本家要把發達國家強加給當地資本家身上的成本都讓工人來承擔，因此當地工人只能夜以繼日地更長時間地加班。

於是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最終為的是讓本國公民得到更多的生活休息時間，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只能是讓工人付出更多的生產勞動時間，其中的差額是發達國家從發展中國家強搶來的。

沒有本質的區別，只是發展的時間先後不同罷了，一個是現在進行時，一個是過去時。

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根源及其消除

作者 佚名 摘自 未知 發表 2007-1-22 16:55:43 背景
貧困是全球化的問題，也是中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中遇到的最大障礙；它影響了全球化進程中的可持續發展，也阻礙了中國改革開放最終目標的實現，是當今人類共同的大敵。因此，它是世界銀行在其20年發展報告中唯一作為專題兩次專門論述、並在其他年份的報告中多次提及的問題。
一、發展中國家貧困的現狀
1、貧困的界定
貧困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貧困是經濟意義上的貧困，指難以將生活維持在經濟上最低水準的狀況。廣義貧困除包括經濟意義上的貧困之外，還包括社會、發展、文化、環境等方面的因素，如人口壽命、營養、教育、醫療、生存環境及失業等方面的狀況。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社會總體經濟水平和生活質量的提高，貧困的概念逐步由狹義的純經濟層面向廣義的影響生存質量的多層面過渡。貧困概念界定的本身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這一點在世界銀行和國際權威組織的定義中明顯地體現出來。
世界銀行《1980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當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體沒有足夠的資源去獲取他們在那個社會公認的，一般都能享受的飲食、生活條件、舒適和參加某些活動的機會，就是處於貧困狀態。」顯然，這里強調的是以消費水平為基礎的物質條件。《1980年報告》將貧困線確定為人均年收入75美元。《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貧困，即缺少達到生活水準的能力」，並認為考慮貧困問題還要考慮人口壽命、營養狀況、健康狀況、兒童入學率、醫療衛生、識字能力、受教育機會等社會福利文化的內容。《1990年報告》確定了兩條國際貧困線：一是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以下為「赤貧」；二是人均年收入370美元（按1985年購買力平價不變價格計算）為「貧困」。1997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從「人文發展」的角度提出「人文貧困」的概念。它除了包括人均收入的因素外，還包括人均壽命、衛生、教育和社會環境等多種指標。這種「人文貧困」的界定方法，能夠較全面地反映一國的經濟水準和生存狀況，反映了人類文明的發展程度。以這個標准衡量，貧困是經濟、社會、文化落後的總體表現。
2、發展中國家貧困的現狀
1991－1996年，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率達到9％， 但貧困人口卻沒有因經濟增長而減少，反而有所增加。據聯合國調查，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人口由1990年的10億增加到目前的13億。這些人生活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每人每天只有不到1美元的收入。在發展中國家中有8000 萬人完全不能享受醫療服務，8.4億人營養不良，2.6億人不能上學。在最貧窮的非洲地區，貧困發生率（處於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不斷提高。目前，非洲6.3億人口中，約有一半掙扎在飢餓線上。 （註：「非洲貧困狀況惡化」，《人民日報》1996年2月7日第7版。 ）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7年10月的一份報告稱，世界貧困人口中70％是婦女。貧困家庭兒童的處境更糟。20世紀80年代中，發展中國家有1 億兒童流浪街頭。
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並未緩解貧困的狀況給人們以警示：增長並不等於發展，經濟增長是緩解貧困的重要因素，但並非最關鍵的因素。
二、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源及解決途徑
1、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源
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有歷史條件制約、經濟基礎落後、自然資源匱乏、生態環境惡化、人口過度增長、經濟結構單一、發展戰略不當、經濟政策失誤等內部因素，也有國際經濟秩序不合理、債務負擔沉重、貿易條件惡化、貿易地位不利等外部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教育水平低下。因為貧困人口只有獲得謀生的機會，才能消除貧困；而如果沒有利用和把握謀生機會的能力，或者說沒有對機會的反應能力，任何機會都會從身邊溜走。受教育程度低或沒有受過任何教育的人，則無法獲得這種能力。
從全球不同國家和社會各階層看，貧困人口往往集中在經濟落後、通訊不發達、交通不暢、教育不普及、識字率低、觀念落後的偏遠地區。在這些地區，由於得不到基本的社會服務和人力資本投資，貧困人口不具備利用謀生機會的能力，無力獲得足夠的食物，他們的孩子就更需要早先出去賺錢以補貼家用而不能上學；他們更需要多生育，靠一個大的家庭組織來維持成員的生計，人均生活水平更低，貧困進一步加劇。這一惡性循環的源頭在於能夠從根本上改變勞動力生存狀況的人力資本投資——教育投入嚴重不足。教育水平低下是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源。
2、解決發展中國家貧困問題的關鍵
減輕貧困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1980年報告》分析了貧困、經濟增長與人力開發之間的關系，指出單純的經濟增長並不能有效地消除貧困，而人力開發在消除貧困特別是絕對貧困的過程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報告詳細闡述了人力開發的幾個主要因素：教育、健康、營養和生育，他們各自如何影響窮人的收入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1990年報告》進一步給出了由「機會」和「能力」兩個方面組成的有效扶貧戰略：「一是實行勞動密集型發展模式及其配套政策，促進對窮人最豐富的資產，即勞動力的需求，為窮人提供謀生的機會；二是廣泛向窮人提供基本社會服務，增加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提高窮人利用謀生機會的能力。前者解決的是勞動力數量過多的問題，後者解決的是勞動力質量過低的問題，以此來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從而解決貧困問題。」要將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與使窮人受益於經濟增長的政策統一起來。其途徑有：（1 ）給窮人以資產所有權。一是將存量資產重新分配給窮人，如土地改革。二是增量資本作有利於窮人的分配。特別是通過初等教育和醫療保健對窮人人力資源的公共投資，成為增加窮人資產的重要政策手段。（2 ）增加窮人所擁有資產的受益。即通過提高農業生產率和農業收益減輕貧困。非熟練勞動力是窮人最重要的資產，非熟練勞動力收益大幅度提高，能使收入分配有利於窮人。另外特別重要的是通過提高生產率來提高窮人的資產收益，這包括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和基礎設施的投資。這種投資能夠將促進增長與減緩貧困統一起來。研究表明，農業報酬增長額的1／4、非農業報酬的3／4可以歸因於良好的教育。（ 3）對窮人進行適度轉讓。上述無論哪種減輕貧困的方法，都有賴於窮人自身的接受和掌握能力，有賴於他們對新方式和新機會的利用，歸根結底依賴於提高這種能力的人力資源開發。
人也是增長的源泉。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和有健康身體的勞動者更容易獲得好的工作機會，為經濟增長做出更多的貢獻。雖然創業精神和管理能力在公共和私人部門都很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絕大多數普通勞動者的技能、知識和工作態度。因此，必須在取得短期的經濟增長與著眼於人們的長期發展和提高生活質量的投資之間保持平衡。要獲得增長的源泉，達到和保持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平衡，就要重視人力資源開發。「人力開發毫無疑問在消除貧困的斗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註：世界銀行1980年《世界發展報告》。）
教育是人力資源開發的關鍵因素，也是長期發展的基礎。勞動能力是所有健康的窮人賴以生存的唯一寶貴的資本。因此，用教育來提高勞動力的生產率和窮人把握機會的能力，是同貧困鬥爭的最有效的途徑。他使窮人有能力抓住經濟增長的機會，提高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存量，從而提高他們明天的工作效率，使經濟的長期發展獲得不竭的資源。因此，政府有必要對現行的支出格局傾向做出調整，其中包括服務的數量和質量。社會部門旨在改善窮人生活狀況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措施是，擴大和改善初級教育和基本的醫療衛生保健。政府有必要在貧困人口集中的農村地區增加公共投資，更好地利用現有資源，賦予地方當局更多的責任，持續擴大農村的診療所和小學數量，改進服務質量。在總結扶貧經驗時，《1990年報告》指出：「任何試圖在世界經濟中開展競爭的國家，都有必要採取全面的教育政策，包括在高等教育、科技和專業培訓方面的開支。」（註：世界銀行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與貧困作斗爭最成功的國家都推行一種有效的使用勞動力的增長模式，並對窮人的人力資源進行投資。這兩方面兼顧的方針是減輕貧困的基本戰略，兩者缺一不可。一方面是為窮人提高運用其最豐富的資產——勞動力的機會，另一方面是改善其眼前的福利並提高其利用新出現的機會的能力。兩相結合可以提高世界上絕大多數窮人的生活水準。」（註：世界銀行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兩個報告得出的同樣結論是：對人力資本尤其是對教育的投資，有助於鏟除貧困之根源。
三、中國的貧困問題
1、中國貧困問題的現狀
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貧困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障礙。自實施扶貧計劃以來，中國的貧困人口銳減，但反貧困任務仍相當艱巨。一方面是剩餘貧困人口脫貧難度加大，初步脫貧人口返貧問題突出；另一方面，隨著國企改革的深入，又產生了城市新增貧困人口。
（1）農村貧困狀況：以1985 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扶貧標准年人均純收入200元為基礎進行調整，1999年相當於635元。按照這一標准計算，截至1999年底，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3400萬。如果按照國際通行的標准估計，我國農村的貧困人口就遠不止幾千萬，而是1.06億（1998年底）。（註：楊軍：「中國反貧困戰略面臨的困惑及調整思路」，《甘肅理論學刊》2001年1期。）據國務院扶貧辦的報告估計， 如果把那些雖然已經解決了溫飽但極易返貧的人口算上，中國目前的農村貧困人口可能超過農村總人口的10％。顯然，我國農村的貧困標準是建立在維持基本生存的最低水平之上的。除物質生活貧窮外，我國貧困人口集中的地區社會保障和醫療條件差，生活質量差；貧困使一些兒童營養缺乏，健康狀況不佳，許多適齡兒童特別是女童失學，文盲較多；信息閉塞，觀念落後。
（2 ）城市新增貧困人口：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國企改革的深入，市場機制自發誘導的諸如失業、破產、收入差距懸殊等新的致貧因素的影響迅速增加，大批下崗和長期失業人員、退休職工中的低收入者等，構成了城鎮新的貧困人口。1996年我國城鎮貧困戶數是306萬戶， 貧困人口1176萬人，戶年人均生活費收入1321元，比當年劃定的城市貧困線戶人均生活費收入1671元還要低20％。 （註：《中國工商時報》1997年10月10日。）近幾年，隨著下崗、失業問題的日益嚴重， 我國城鎮貧困問題進一步惡化（見表1）。
附圖{F102f43.BMP}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1）綜合失業人數＝下崗無業人員＋失業人員
（2）綜合失業率＝綜合失業人數／勞動力總數
據勞動部測算，2000年下崗職工總數為2100萬， 按照新的要求，2000年之後，下崗職工將直接進入失業范圍，不再新設再就業服務中心。這些人中約50％左右在失業救濟金用完之後，不能重新就業，他們將陷入貧困之中。
城鎮貧困人口的加入，使中國貧困人口的結構更加復雜，使中國貧困問題更加惡化。
（3 ）中國的「人文貧困」：中國的城鄉貧困不僅表現在經濟收入、人均生活支出的經濟層面上，更反映在生存狀況、受教育程度、醫療衛生條件等生活環境質量上。若用人文發展指標來衡量，中國的「人文貧困」狀況更加嚴重。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7年人類發展報告》對175個國家和地區的排序中，中國排在108倍。聯合國人文排序的新指標包括出生時的預期壽命、成人識字率、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綜合入學率、人均GDP。這一人文發展指數更能反映人類文明的進步程度， 對「貧困」的理解也更為深刻。這種排序使我們看到，我們與其他國家的差距不僅是在經濟發展水平上，更重要的是在反映綜合水平的人文指標上，而後者的差距比前者更難彌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後者這些指標決定了一個國家的長期發展（決不僅是增長）潛力，反映了一個民族的真正水平和綜合實力。這些人文發展指標為我國扶貧、脫貧工作指明了方向。
2、中國脫貧的關鍵
從中國的貧困人口階層分布看，無論是農村貧困家庭還是城市貧困人口，都集中在文化水平相對較低的人群中。在農村，由於沒有文化，無法掌握科學種田的知識，即便有了土地也得不到應有的收獲，更無法抵禦自然災害的襲擊。沒有利用謀生機會的能力，不掌握生存技能，看不見也抓不到改變生活的機會，脫貧基礎脆弱。即使是已經脫貧，但當使其初步脫貧的物質基礎發生變化或稍有不測時，很快重新陷入貧困。據統計，我國每年約有10％剛剛脫貧的人口又返貧。在城市，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的下崗人員很難勝任對技術要求較高的新崗位，難尋收入豐厚的職業。由此可見，擺脫貧困的關鍵是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在為貧困人口提供謀生機會的同時，更側重於提高其利用謀生機會的能力。「改善人口質量的投資，能顯著提高窮人的經濟前途和福利」。（註：舒爾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講演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
有鑒於此，政府應將扶貧工作的重點轉移到鞏固和提高貧困個體的生存保障和發展能力上來，增加貧困人口受教育的機會，從而提升他們獲取生存和發展資源的手段和能力，扶貧扶在根上、扶在點子上。政府要把扶貧和扶智有效地結合起來，在進行物質扶貧的同時增加文化扶貧的力度；在提供必要的資金、救濟，使貧困人口達到最低生活水準的同時，加大提高貧困人口文化素質和知識水平的教育投入；在以物質投入緩解貧困現狀的同時，強調「扶人」、「治本」這一根本途徑。
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在扶貧工作中也面臨著資金不足這一最大障礙。「面對眾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和龐大的發展計劃，政府往往需要在人力開發與其他項目間費力地權衡。「發展中國家應力圖提高公共企業的資金營運效率，在不影響安全的情況下減少軍費，以及減少一些需要高投入而不太緊急的項目投資，使更多的資金能夠用於向小學教育、基本衛生保健這樣的項目上。」（註：世界銀行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
亞當·斯密說過：「一個國家的發展主要取決於其勞動者所掌握的技能、熟練程度和判斷力的高低。」這句話在今天仍然是至理名言。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財富就是她的人民。人力資源的全面開發既是經濟發展的源泉又是它的最終目標。然而貧困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也不可能在一夕之間實現，一個國家現今的健康和教育水平反映的很可能是其10年甚至20年前為人力開發所作的努力。（註：程漱蘭等編著：《世界銀行發展報告20年回顧》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7月。）
《管子·修權》里說：「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獲者，木也；一樹百獲者，人也。」中國的人力開發與反貧困鬥爭任重而道遠，需要全社會做出不懈的努力，其中政府的作用尤為重要。

⑵ 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發展方式的區別

3.1 指導觀念不同。經濟增長方式以經濟總量的增長為指導,注重經濟增長的速度與總量的擴張。它的理論支撐由馬歇爾提出的生產要素創造價值論和當代經濟增長模型(哈羅德一多馬模型、新古典模型、索洛模型)構成。經濟發展方式的指導思想是科學發展觀,注重經濟質量的提高與經濟結構的改善。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3.2 研究視角不同。經濟學把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由低到高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物本社會,主要強調物質資本積累和財富的增長;第二階段是人本社會,主要強調重視滿足人的需要和公眾福利的增加;第三階段是社會整體綜合發展,包括政治的人權和自由、經濟上的生活質量提升、文化上的國民受教育程度提高等全面演進過程。
3.3 理論基礎不同。經濟增長方式的理論依據有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理論(馬克思的外延與內涵式經濟增長方式、擴大再生產理論和前蘇聯、東歐的一些學者論述),西方經濟學的要素配置與利用理論,非均衡增長理論(佩雷、納克斯等人),增長的涓滴理論等。
3.4 劃分依據不同。經濟增長方式以生產要素利用的數量和效率為依據,經濟發展方式以發展模式或處理增長問題的方式為依據。美國經濟學家E.R.W.坎佩爾將發展方式稱為「Models of Development Strategy」(發展戰略模式)或「Approach to Growth」(處理增長問題的方式)。經濟增長方式可帶來高速的經濟增長,但高速增長可能帶來有增長無發展問題,從投入與產出的角度分析,是無效益或零效益情況下的經濟增長(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國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躍進);從環境經濟學角度分析,是經濟增長以浪費資源和破壞環境為代價;從福利經濟學角度分析,是人民不能共同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經濟增長;從發展經濟學角度分析,是經濟結構沒有改善甚至惡化的經濟增長。針對有增長無發展的問題,需要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來解決。
3.5 類型不同。經濟增長方式分為粗放型增長和集約型增長兩種類型。經濟發展方式分為制度創新型(科斯、諾斯、施萊弗和維什尼)、知識創新型(熊彼特、舒爾茨、貝克爾、羅默、普雷斯科特和鮑易德、盧卡斯、斯圖爾特)、擴大需求型(凱恩斯、羅賓遜)、福利國家型、經濟結構調整型、資源節約型、環境保護型等多種類型。
3.6 衡量指標不同。經濟增長方式的衡量指標主要有要素投入的數量及配備比例、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總量實現翻番的時間、人均GDP的數量。經濟發展方式的衡量指標除經濟增長方式的指標外,還包括社會發展指標,如人口總數和凈增率、國內發展指數、城市化水平、三次產業結構、居民居住條件、每千人口醫生數、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政府廉政指數等;教育發展指標,如公共教育經費佔GDP的比重、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校大學生占適齡人口的比重等;社會公平與穩定指標,如基尼系數、恩格爾系數、國民幸福指數、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收入差距警戒線、收人階層結構標准、貧困發生率、社會保障覆蓋率等;環境指標,如自然資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等。

⑶ 經濟發展與什麼有關

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都是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但由於經濟發展的內涵要比經濟增長的內涵寬得多，因而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也就要比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多而復雜。其中，自然因素、人口數量、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四大因素對一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1、自然因素
自然資源的特點和在人類生產與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決定了一個國家所擁有的自然資源的數量、質量和構成及其分布狀況，對經濟發展關系極大。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或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自然資源是影響勞動生產率高低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的生產技術水平下，自然資源數量的多少、質量的優劣不同，勞動生產率也就不同。
第二，自然資源是形成產品實體的物質源泉，其質量決定著社會產出品的效用，數量決定著社會產出品的規模。
第三，自然資源是制約產業結構的重要因素。一般說來，一國自然資源的構成不同，會由此形成與之相適應的不同的產業部門。
第四，自然資源制約著生產力布局。
2、人口數量
人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統一，人口發展必須與物質資料生產發展相適應。一方面，人作為生產者，是社會生產力的主體，一定的人口數量是經濟發展所不可缺少的，適當的人口增長也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一個因素。另一方面，人作為生產者又是有條件的，不僅要同生產資料相結合，還要受年齡、體質和技能的限制。而人作為消費者又是無條件的，從生到死整個周期都要消費。人口的過快增長對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同時還引發了各種社會問題，有的甚至直接威脅到社會的安定。
3、科學技術
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不僅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其他方面也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這些作用主要表現在：第一，它是人類認識自然、利用自然和保護自然的強大武器。
第二，能夠促進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和高度化。
第三，能改變勞動者的就業結構和勞動力的構成，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
第四，它是促進生產關系變革和制度創新的有力杠桿。
第五，它是促進文化教育知識的不斷更新，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培養人才，開發人力資源的強有力的手段。
第六，為領導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程序化奠定了基礎。
第七，能促進人們生活方式的現代化。
第八，能引起世界格局的深刻變化，使世界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日趨國際化。
第九，它還是一國國防現代化的基礎，是維護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強大力量。
4、文化教育
對人力資源的開發是通過人力投資實現的，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體力投資，一是智力投資。教育是對人的智力投資，是提高人力資源質量的各種途徑中最重要的途徑。教育雖然不能直接提供產品，但能提高生產產品的勞動者的智力素質和思想素質，從而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和源泉。尤其在當代，如果說科學技術是帶動經濟發展的火車頭，那麼，教育則是推動這個火車頭的動力源。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1985年的統計，文盲數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按相反方向變化。經濟發達國家平均文盲率為2.1%，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8324美元；發展中國家平均文盲率為38.2%，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則下降為656美元；最不發達國家平均文盲率為67.6%，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為195美元。
教育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教育能夠提高普通勞動者的知識和技術素質。經過教育形成的勞動者的知識和技術的存量越大，越來越成為當代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現代經濟增長有兩個趨勢，一是從資本——收入比率的長期變動來看，資金相對於收入而言使用得越來越少；二是國民收入相對於國民資源(用於生產收入的土地、實際勞動量和再生產性基金的數量)而言增長得越來越快。產生這兩個趨勢的根源是人力資源的增長，人的能力的改進，這最終是教育的作用。據世界銀行1980年的報告，44個發展中國家教育投資的所有收益率超過世界銀行標準的可接受的最低比率10%以上，其中初等教育投資的收益率平均為22%；中等教育投資的收益率分別為17%和14%；高等教育投資的收益率分別為13%和12%。
第二，教育是培養科技人才的惟一途徑。為加強綜合國力，世界各國在高新技術領域展開了激烈的角逐。發展高新技術的競爭，其實質是知識和人才的競爭，是人們掌握和運用最新技術能力的競爭。在這場世界空前的、全球規模的經濟和科技激烈競爭中，競爭的焦點是科技競爭，而科技競爭的核心則是人才競爭。為在國際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發達國家都在大幅度地增加教育投資，大力培養年輕科技人才。
在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中，不只缺物質資本(機器設備)，更缺人力資本。人力資本不能與物質資本保持齊頭並進，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極大限制因素。造成這種後果的根源是教育投資不足和投資效率低下。因此，必須增加教育投資，並通過制定正確的教育發展戰略提高教育投資效率，使人力資源發展與經濟發展協調一致。

⑷ 經濟發展水平和稅收的關系是怎樣的

1、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稅收規模（總量）和結構。經濟規模（總量）決定稅收規模（總版額），一個地權方經濟發展很快，稅收也應該是迅速增長的。經濟結構決定稅收結構，一個地方服務業比較發達，地方財力也會增加。如果是製造業發達，中央財力會增加。
2、稅收反作用於經濟。通過稅收經濟杠桿比如限制什麼產（行）業、鼓勵什麼產（行）業，什麼產（行）業就會迅速發展或抑制，從而引導經濟發展。

⑸ 經濟發展包括哪些方面

經濟發展包括三個方面：

1、經濟量的增長，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產品和勞務的增加，它版構成了經濟發展的權物質基礎；

2、經濟結構的改進和優化，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技術結構、產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消費結構以及人口結構等經濟結構的變化；

3、經濟質量的改善和提高，即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效益的提高、經濟穩定程度、衛生健康狀況的改善、自然環境和生態平衡以及政治、文化和人的現代化進程。

(5)開發程度與經濟發展擴展閱讀：

經濟發展的度量

經濟學家們一般用國民生產總值（GDP）來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由於度量經濟發展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主張用若干個具體指標組成的綜合指標體系來衡量和評價經濟發展的水平和質量。如：物質生活質量指數（PQLT）、人類發展指數（HDI）和購買力平價（PPP）。

⑹ 對外開放程度直接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原因是什麼

簡而言之，中國對內實行改革，對外進行開放，順應了時代潮流，採取了切實可行的經內濟政容策。有關的經濟政策措施講究經濟效益、符合自然規律。經濟自由程度增加，民營經濟不斷發展，人們勞動創業的積極性大增。政府投資增加，經濟特區設立，其餘的地區也對外開放，大量引進外資。同時還引進國外的人才、先進技術。 經濟模式逐漸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度，大量企業私有化，適應了市場經濟體制。 積極參與國際貿易，我國勞動成本低廉，出口的商品便宜，從而使商品出口量年年大增。 教育體制改革，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普及，勞動人口素質提升，生產勞動的技能提高。 公有制企業改制，經營管理機制改善。 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農業生產大幅增加。 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有關經濟的法律法規不斷完善，逐漸實施。 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的推動。 此外，還有一些諸如房地產等泡沫的成分在起作用。

⑺ 關於旅遊開發與經濟建設

參考以下資料，希望對你有用
一、旅遊經濟的超前發展戰略

世界旅遊經濟實踐表明，各國在旅遊發展方式上，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超前型發展戰略；另一種是滯後型發展戰略。超前型發展戰略是旅遊經濟超越了國民經濟總體發展階段，通過率先發展旅遊業來帶動國民經濟相關行業的發展。滯後型發展戰略是旅遊經濟發展滯後於國民經濟總體發展的水平，即在國民經濟發展到一個相當高的程度，基礎設施已形成較強體系後，自行帶動旅遊經濟的發展。

超前型和滯後型發展戰略，是不同經濟條件下的世界各國在旅遊發展道路上的兩種選擇，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與此同時，兩種發展戰略的運行環境和經濟特點有著明顯的差異。超前型發展戰略的適應條件是：旅遊的自然和環境條件較好，旅遊資源擁有量大且旅遊產品吸引力強。適應范圍主要是：經濟基礎較好的沿海地區和旅遊資源豐厚且開發程度較高的地區。由於超前型發展戰略是建立在國民經濟較低水平之上的，因此，該戰略追求的不是本行業內在的經濟效益而是旅遊經濟的波及效益，即利用旅遊經濟的綜合性的特點，通過對旅遊業的高強度投入，全面帶動國民經濟相關行業的發展。旅遊業發展的興衰，已經不是旅遊業本身的問題，而是國民經濟全行業發展的問題。旅遊業的作用不僅是獲取外匯和回籠貨幣，而且已成為經濟騰飛的突破口。我們常說的「旅遊搭台，經貿唱戲」就是這種戰略下旅遊業功能的形象化說明。

我國旅遊業是伴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而發展起來的一個新興產業。從產業運行環境來看，這種產業是建立在較弱的經濟基礎之上的，要使旅遊業在短期內形成較強的產業體系，就要加大對旅遊業的資金投入。因此，從短期效益分析，產業的投入與產出嚴重失衡，在這種情況下，旅遊業本身所具有的「投資少，見效快，收益大」的經濟特性難以充分體現。如果僅從旅遊產業自身效益分析，在國民經濟基礎較弱的條件下，旅遊產業的投入，似乎是沒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從旅遊產業的宏觀功能去分析，以下三點是值得思考的：

首先，從1978年以後，我國逐漸改變對外封閉的政策，打開國門，向全世界開放。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必須尋找一個開放的「切入點」，而這個「切入點」就是旅遊業。旅遊業是一個具有特殊優勢的外向型國際性產業，它的運行依賴於世界范圍的客源不斷的注入，通過旅遊業的發展，可以廣泛地吸引世界各國的旅遊者，向他們提供產品和服務。大量來自世界各國的旅遊者通過旅遊這個對外窗口，了解我國對外開放的方針、政策以及投資的各種有利環境，有利於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落實。

其次，旅遊業具有較強的綜合性特點。旅遊產業體系的形成，涉及眾多的相關產業，對旅遊業高強度的資金投入，可以帶動一定區域范圍內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尤其對那些擁有較豐富旅遊資源的地區，旅遊業的帶動作用更為顯著。

最後，中國經濟大發展的歷史時期里，需要藉助國外的先進技術與設備，從國外引進技術與設備，就必須建立一大批創匯能力大、見效快的產業，以滿足技術與設備引進對外匯資金的需要。與其它產業相比較，作為外向型產業之一的旅遊業，在獲取外匯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產業優勢。大力發展旅遊產業，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可以得到一定數量的外匯流入，對於急需外匯，又缺乏強有力創匯產業的國家，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舉措。

綜上所述，中國旅遊經濟發展現狀和基本國情，使得中國的旅遊業發展必須採取超前型發展戰略，按照這種發展戰略，在評價中國旅遊產業運行質量時，不能就其產業內在效益去評價，而應從旅遊產業外部效益，特別是從波及與連帶效益去評價，只有這樣才能對中國旅遊業發展作出客觀的評價，提高對發展旅遊業的認識。

二、旅遊經濟的推進式發展戰略

如前所述，世界旅遊業有兩種發展模式：一種是國內旅遊向國際旅遊延伸的常規發展模式；一種是國際旅遊向國內旅遊推進的非常規發展模式。所謂國內旅遊向國際旅遊延伸發展模式，是一種先發展國內旅遊，通過國內旅遊的發展，旅遊地域的延伸，形成出國旅遊，然後再發展國際接待旅遊的模式。從社會經濟背景來看，延伸發展模式的引入是內聚式生活消費方式的變化。在一些國家裡，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科學技術的進步、工作節奏的加快，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得到改變。在緊張工作和生活環境壓抑下，人們需要暫時擺脫枯燥的城市生活環境，到大自然中尋求精神上的調整和體力上的恢復，於是旅遊消費就成為這些國家居民生活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最初，居民的旅遊活動僅限於國內地域范圍，隨著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改善和旅遊需求力度的增強，國內地域已不能適應旅遊活動發展的需要，人們開始走出國門，去領略異國的自然風光和風土人情。發達國家以國內旅遊為主的旅遊結構，不僅充分滿足了國內居民的旅遊需要。而且，伴隨著國際旅遊需求的增長，原先用於本國居民的旅遊資源和旅遊設施，也逐漸用於接待外國旅遊者，從而出現了國內旅遊與國際旅遊協調發展的局面。

所謂國際旅遊向國內旅遊推進模式，是一種先發展國際接待旅遊，再發展國內旅遊，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然後再發展出國旅遊，最終形成以國內旅遊為主、國內旅遊與國際旅遊協調發展的模式。這是一種先發展國際接待旅遊，通過國際接待旅遊的發展，來全面帶動以城市為主體范圍內的旅遊資源的開發、旅遊設施的建設，逐漸形成以中心城市為重心的國際旅遊體系。隨著國內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國內居民的旅遊活動開始引入，成為這個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

中國的社會條件、經濟條件和消費條件決定，我國旅遊業發展只能採用推進發展戰略模式。採用這一模式使得我國旅遊業發展具有以下幾個基本的特點：一是旅遊業發展以基礎和資源條件較好的城市為中心，由旅遊城市向其它地區推進，逐漸形成我國的旅遊業體系。因此，旅遊城市便構成中國旅遊業發展的基本框架。不論是旅遊資源的開發、設施的建設，還是線路的設置、區域的劃分，都是以旅遊城市為依託的。二是旅遊資源的開發是以現存的自然與人文景觀為基礎，由觀光型旅遊資源為主向混合型旅遊資源推進。因此，目前中國旅遊目的地大多是由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較為豐富的地區所構成的。三是旅遊的組織方式，是以全程旅遊路線為主體，由路線型產品向板塊型產品推進，逐步形成路線型產品為基礎，主題型產品與特種型產品為主體的旅遊產品體系。四是旅遊設施的建設以高等級為主體，由高檔設施向中、低檔設施推進，最終形成以中檔旅遊設施為主體，高、中、低相結合的旅遊設施體系。

三、旅遊經濟跳躍式非均衡發展戰略

旅遊經濟的跳躍式非均衡發展包含兩層含義：一層是跳躍式發展，所謂跳躍式發展是指旅遊業發展在歷史階段上的超越性，在較短的時間內走完常規發展的歷程，這是在時間意義上的發展；另一層是非均衡發展，所謂非均衡發展是指旅遊業發展在地區布局上的不均勻狀態，使旅遊業在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地位與作用不同，這是在空間意義上的發展。

從時間發展意義上而言，中國旅遊經濟發展充分利用國情特點，選擇跳躍式發展戰略，有可能較快地跨越單一的接待海外入境旅遊者階段，而進入接待海外入境旅遊者和接待國內旅遊者共同發展的階段，從而形成具有特色的旅遊產業發展道路。預計到本世紀末，中國將成為世界旅遊業發達國家，即大體用15年左右的時間，走完國內其它產業和發展中國家30～40年的發展路程，這是我國旅遊業的發展趨勢。這一判斷的依據：一是中國的旅遊經濟基礎國情，兼具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雙重特徵。一方面由於人口眾多，造成人均水平的諸多指標在世界各國排序中處於較低水平，表現出不發達的特點；但是另一方面國家整體的經濟實力並不弱，1988年已居世界第八位，產業門類齊全，特別是旅遊所依託的相關部門已初具規模。旅遊業是天然的外向型產業，國家總體對外的實力水平至關重要，我國的國家經濟實力完全能夠支撐我國成為入境旅遊業的接待大國。二是中國旅遊業的客源市場廣闊豐富。目前中國遠離歐美等主要國外旅遊客源產出地，使入境旅遊規模受限和風險較大。但從長遠看，我國擁有可替代的巨大新市場：表現在擁有大量具有血統親緣的華裔客源；擁有以日本、東南亞等為代表的鄰近國家或地區的旅遊客源市場；再加上國內發達地區自然產生和「示範效應」激發的國內旅遊者數量可觀。多層次多渠道的巨大客源市場，將促使我國旅遊業實行跳躍式發展。

從空間意義上而言，國際上旅遊發達城市和國土面積相對狹小的國家和地區，旅遊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甚至主體產業者不乏其例，如義大利、西班牙、奧地利、泰國、新加坡等。但是在美國、日本、獨聯體、德國等工業發達國家或旅遊接待大國，旅遊業都未成為支柱產業。在中國這樣現代交通水平相對較低，經濟發展不平衡，地域廣大的國度中，加上旅遊業本身具有的脆弱性等因素，決定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旅遊業很難成為支撐中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但從旅遊業在國家總體發展中所處地位的判斷，並不妨礙旅遊業在我國某些具備條件的地區和城市可以大有作為。如北京、西安、杭州、桂林、昆明、承德、深圳等城市和地區，旅遊業完全可能發展成為支柱產業。可以肯定，經過多方面共同努力和國家對外開放程度的擴大，旅遊業同樣可以成為主導產業或支持局部地區和城市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產業，並將對國民經濟全局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作用。

⑻ 中國的四大經濟特區如果按照經濟發展程度應該怎樣排

經濟特區是在國內劃定一定范圍，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採取較國內其它地區更加開放和靈活的特殊政策的特定地區。在我國，是中國政府允許外國企業或個人以及華僑、港澳同胞進行投資活動並實行特殊政策的地區。在經濟特區內，對國外投資者在企業設備、原材料、元器件的進口和產品出口，公司所得稅稅率和減免，外匯結算和利潤的匯出，土地使用，外商及其家屬隨員的居留和出入境手續等方面提供優惠條件。從特徵上講，經濟特區是我國採取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吸引外部資金、特別是外國資金進行開發建設的特殊經濟區域；從功能上講，經濟特區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窗口、排頭兵和試驗場。這既是對經濟特區特殊政策、特殊體制、特殊發展道路的概括和總結，也是對經濟特區承擔的歷史使命和實際作用的概括和總結。主要特點1.特區經濟發展的資金以利用外資為主；2.特區經濟活動以市場調節為主；3.對前來投資的客商給予特殊優惠和便利；4.國家給特區較多經濟自主權。提出「經濟特區」一詞，1979年由中國首先提出，並在深圳加以實施。按其實質，經濟特區也是世界自由港區的主要形式之一。以減免關稅等優惠措施為手段，通過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鼓勵外商投資，引進先進技術和科學管理方法，以達促進特區所在國經濟技術發展的目的。經濟特區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靈活的經濟措施和特殊的經濟管理體制，並堅持以外向型經濟為發展目標。特區的經濟基本特徵建設資金以外資為主。經濟結構以「三資」（外資、僑資、港澳資）企業為主。產品以外銷為主。其經濟運行機制是在國家計劃指導下的市場調節為主。特區經濟以發展工業為主、實行工貿結合，並相應發展旅遊、房地產、金融、飲食服務等第三產業。中國經濟特區的主要經濟成分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外商獨資經濟中外合資與合作經濟個體經濟此外，還有「三來一補」（即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企業。其中「三資」企業和「三來一補」是中國特區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基本經驗近10年來，中國建設和發展經濟特區的基本經驗主要有：①完善投資環境，包括完善投資的物質環境和人際環境。前者為基礎設施結構中以通電、通水、通路、通訊、通煤氣、通排污、通排洪和平整土地為主體的「七通一平」等；後者包括政治條件（政治、社會、政策等的穩定和法制的健全）、管理水平（政府的效率等）、經營條件（貨幣和物價、外匯管制、金融、信息服務和自主權等狀況）、人口素質和市場、政策優惠（稅費等）等；②外引內聯有機結合，發揮特區的「四個窗口」（技術、知識、管理和對外政策）和兩個扇面輻射（對內和對外）的「樞紐」作用；③努力探求建立一種靈活而有效地適應國際市場規律的特區經濟體制模式。為此，需在計劃管理體制、企業管理體制、基本建設管理體制、流通體制、價格體制、勞動人事制度和工資制度以及財政金融體制等方面進行一系列改革。我國的經濟特區深圳（面積327.5平方公里）珠海（121平方公里）廈門（131平方公里）汕頭（52.6平方公里）海南島（33920平方公里）實際上現在各個省、各個市都還有自己的開發區之類的實行特殊經濟政策的區域，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經濟特區，只不過沒有正式的國家級名義而已。意義建立經濟特區的重大意義在於：1.可以利用外資引進技術，提高產品質量，增強產品競爭力；2.可以利用外商銷售渠道，適應國際市場需要和慣例，從而擴大出口，增加外匯收入；3.有利於引進先進技術，了解世界經濟信息；4.有利於學習現代經營管理經驗，培訓管理人才；5.可以擴大我們走向世界的通道，開辟世界了解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窗口。WTO規則與經濟特區發展一、制度兼容、演進與經濟績效正式制度的目標取向與組織中個人的利益偏好是否一致決定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是否兼容，兩者的兼容與否決定了組織和經濟運行的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大小最終決定了經濟績效的影響，主要通過激勵、監督費用和強化成本三方面進行。一是當一個組織的正式規則與子群體中的成員的偏好和利益一致時，將會大大提高組織的經濟績效。組織中的成員受到一種自我激勵，這種激勵通過正式制度的確立而更加明確。而當博弈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規則一致時，它們將相互強化。非正式與正式約束的一致性將導致較低的交易成本，因為監督和強化機能以一種非正式的方式取得預期的效果。二是當一個組織的正式規則與子群體中成員的偏好和利益有較大差異時，這種不一致性導致較低的績效。因為首先，對立的規則與規范使經濟行為者無所適從，缺乏激勵。其次，由於組織目標與個人的利益偏好不一致，不能使個人自覺為組織的目標工作，監督成本高，從而導致正式制度的形式化、組織的沖突和摩擦。用進化博弈論的方法研究制度演進中的兼容性問題的結論：一是進化過程不一定帶來最佳的傳統和制度。由於社會的歷史初期條件的原因，最佳反應動力的結果難以從帕累托劣勢的社會傳統中擺脫出來，即社會體制進化的路徑依賴性。二是與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的變遷更具演進特點。且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變遷受不同之手——「劉易斯之手」和「斯更努之手」的指引。前者是指通過理性的共同知識、主觀的認識和批判，來預設和推動制度的變化；後者指人們只通過他們過去的行為觀察到其獲得的效用，並強化好的行為或繼承壞的行為。因此，在制度演進過程中仍可能出現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不一致。進化博弈論給出關於克服路徑依賴，實現制度演進中的制度兼容的解決之道：一是通過引入較系統的突然變異，使社會脫離原有的低水平的均衡；二是通過政府政策性介入，將人們的行動轉換到更高支付的戰略上；三是積極促進低水平均衡的社會與具有不同習慣的高水平均衡的社會交流，提高原社會形成更佳習慣的可能性。據此達到新制度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較高水平上的兼容，並使兩者以一種非正式制度的形成達到自我強化，通過互動強化，使兩者結合得更加緊密，造成一種報酬遞增的機制，從而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經濟績效。總之，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條件下，如果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一致，則無論是從激勵角度還是從約束角度所需的交易成本都較低，從而導致較高的經濟績效；反之則相反。二、WTO規則與特區制度兼容、經濟績效加入WTO，中國面臨WTO規則與中國現存制度的兼容問題。提高制度的兼容性，增強整個制度的經濟績效已成為當務之急，即使中國的經濟特區也不例外。WTO規則的變遷、演進具有「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的雙重性質，是兩種正式制度的制度結晶體。但對加入WTO者來說，則明顯具有「強制性變遷型」正式制度的特徵，尤其對市場經濟不發達國家即發展中國家這種表現更加明顯，而加入WTO者本國原有的制度則具有非正式制度的特性。因此，兩者既存在著相容的可能性，也存在著不相容的可能性。在WTO規則與本國原有的制度能夠兼容的情況下，經濟運行所需的交易成本較低，而經濟績效相應較高；當兩者不一致時，或當WTO規則與本國原有制度由於各自變化的機制不盡相同，造成兩者不能兼容時，則均對應著較高的交易成本和較低的經濟績效。現實表現為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制度與WTO規則具有強兼容性，而市場經濟不發達國家的制度與WTO制度具有弱兼容性，經濟績效的差異即市場經濟的發達與不發達由此引出。中國的經濟特區制度與WTO規則同樣既具有兼容性較強的一面，同時更有兼容性較弱的一面。說其兼容性較強，是相對於市場經濟不發達的非經濟特區而言具有較強的兼容性；而說其兼容性較弱則是指相對於WTO制度的要求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即市場經濟不發達而言的。經濟特區較強的制度兼容性與欠發達地區較弱的制度兼容性的差距，足以使加入WTO後的經濟特區在相當長時間內繼續保持其制度優勢、經濟績效優勢和地位的優勢；並構成經濟特區今後的「特」之主要所在，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相對WTO規則而言，各國的內在制度均屬「非正式制度」，就制度的兼容性強弱程度來講，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制度的「非正式制度」程度更高，而其經濟特區與非經濟特區在「非正式制度」程度上只有參差不齊之分，而無本質上的區別，經濟績效上的差異是制度兼容性的晴雨表。三、強化經濟特區的制度兼容性，保持經濟特區的高績效與WTO正式制度比較形成的各國的制度雖屬「非正式制度」，但各國的制度又存在著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之分。加入WTO國家的制度兼容，將面臨WTO規則與本國的正式制度兼容和與本國非正式制度的兼容兩方面的難題。而由於WTO制度具有「強制性變遷型」正式制度的特性，決定了加入WTO國家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均居於屈從地位，並應努力改變本國現存制度，以適應WTO制度，強化整個制度的兼容性，達到加入WTO提高經濟績效的目的。此點對於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及其經濟特區概莫能外。比較而言，經濟特區由於市場經濟相對發達，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與WTO規則均有較強的兼容性，而非經濟特區由於市場經濟的欠發達在制度兼容性上則明顯弱於前者。但兩者的制度兼容性與WTO的制度要求均存在一定的差距，只不過是程度不同而已，需變革的制度多少不同罷了。

⑼ 經濟發展觀和中部崛起的關系

經濟發展觀與中部崛起
中經網湖北中心訊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經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隨著經濟發展，區域差異也越來越大，特別是中部地區經濟被邊緣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已成為全國發展的凹陷之區和關注焦點，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狀況，它同發展觀有什麼關系，又如何按照科學發展觀加以改變，實現崛起？為此，本文將圍繞這些問題加以探討，以供參考。

一、中部崛起的發展觀缺失

加快中部發展，促進中部崛起，無論從戰略地位、發展條件、產業分工要求考慮，還是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階段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考慮，都是極其重要的。但長期以來，中部地區並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一直處在被邊緣化的困境之中，雖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發展觀和發展方式上的缺失是主要方面。

其一、戰略缺失。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先後對東部發展實施了沿海戰略，對西部採取了大開發戰略，近期又制定了東北振興戰略，有效地推進了全國和地區經濟的發展，而中部地區除國家對山西能源基地開發建設曾制定過專項規劃和各省區制定的發展戰略外，從未作過總體性的戰略謀劃。一方面致使中部地區的承東啟西優勢地位模糊化、樞紐橋梁作用虛擬化，使對區域的整體認同性不斷下降，離心化傾向不斷增強，另一方面，也致使中部地區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整體概念，不斷被內地、西部或中西部地區等模糊性概念所替代或掩蓋，從而有被其他地區侵蝕分解之趨勢。

其二、政策缺失。在我國區域政策整個演進過程中，特別是最近20多年區域發展過程中，東部地區依託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先發優勢獲得發展壯大，西部地區充分利用國家扶持的政策優勢，加快發展步伐，而中部地區雖同東北地區有著相似的困境，但由於種種因素，一直未能成為國家政策關注的重點和扶持對象，這種政策的長期邊緣化，必然會導致中部地區發展的邊緣化而阻滯崛起。

其三、市場缺失。在國家實行改革開放、國家貿易政策由進口替代型向出口導向型轉移後，特別是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總體程度的不斷加深，勞力、人才、資金等要素活動的體制障礙進一步消除，外商直接投資不斷擴展，一方面使沿海地區的面向國際市場區位優勢得到充分體現，另一方面使內地改革開放的滯後性越來越凸現，從而使以勞動聚集型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為主的製造業發展迅速聚集於沿海地區，這種特殊的再工業化過程必然形成對內地傳統工業的產業替代和傳統工業化地區的就業替代，導致中部地區出現製造業衰退和就業萎縮，這雖是經濟全球化效應在區域關系中的反映，也是中部地區改革開放滯後，不能適應國際分工體系發展需要所反映出的一種市場體制缺失必然。

其四、產業缺失。在20世紀50年代、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後期和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產業結構的三次超前轉換和調整中，中部地區產業發展雖基本遵循著三次產業發展一般趨勢，但也對其產業發展帶來重大矛盾缺失。一是農業基礎產業嚴重滯後，大量勞動人口滯留農村，難於轉移；二是以工業為代表的第二產業無論所創造的產值還是所容納的勞動力，都比全國和東部地區有較大差距；三是由於中部地區長期扮演著東部的能源原材料供應基地角色，資源優勢難以轉化為產品優勢和經濟優勢，工業化程度偏低，難以形成中心城市向周邊擴散的要素傳遞網路，輻射能力較差。這種產業發展缺失，不僅使中部地區喪失的大量的高附加值流向東部地區，而且也嚴重的阻礙了中部地區的發展。

最後、觀念缺失。由於傳統發展觀影響，加之地處內陸相對封閉和良好的農耕資源條件，使中部地區固步自封、因循守舊、小富即安、害怕風險等陳舊觀念比較濃厚，使中部地區發展缺少生機。表現在一是抗壓心理差，面對東西部地區競爭發展態勢，中部地區不是迎難而上，積極進取，而是以一種「兩頭都沒靠上」、「不是東西」的等靠要的失落精神狀態和兩頭熱中間冷的失衡心理來對待，削弱了中部承東啟西作用發揮，使三大地區難以聯動發展；二是缺少合作精神，許多城市都一味爭當區域經濟中心，而合作願望不足，合作心理不健康，難以實現雙贏；三是發展模式陳舊，難以發揮地區比較優勢，如中部地區具有優勢，但農副產品多數沒有進行轉化和加工增值；四是軟環境建設遲滯，中部地區的市場環境、司法環境、政務環境和人文環境，都遠遠沒有達到聚集吸引內外資發展地區經濟的程度。

二、科學發展觀對中部崛起的意義

科學發展觀是以人為本、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目的的發展觀。從區域角度講，就是高度重視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矛盾，並以統籌區域協調發展為基本原則和總體要求的發展觀。十六屆三中全會和人大十屆二次會議作出的關於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加快發展、率先實現現代化，形成東中西互動，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部署，就是這一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化表述。這一科學發展觀的確立，不僅為我國區域協調發展開創了新局面，而且直接為中部地區崛起指明了方向，開辟了道路，其意義非常重大。具體講有以下幾點：

首先，這一科學發展觀在戰略全局上突出了中部地區的戰略地位，擺正了中部位置。從1980年代沿海發展戰略時期到1999年西部大開發戰略正式啟動，中部地區在全國戰略發展中處何地位，一直是不夠清晰和明確的。進入21世紀，黨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了西部地區、中部地區、東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四大區域的戰略劃分，並按這一新的劃分，作出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新部署，此後，在黨的全會和全國人大會議上多次重申和肯定了這一新的戰略部署，從而使中央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部署更加成熟和完善。這一戰略部署的確立，不僅意味著我國區域結構突破了兩區域劃分的基本框架和戰略取向上非東即西兩極發展的局限性，而且克服了中部地區以往那種被約簡的模糊化地位和被淹沒的尷尬處境，使其作為一個同東部地區、西部地區相並列的獨立地區應有地位作用被明確起來、突出出來，從而為中部地區正了名、定了位。

其次，這一科學發展觀在發展思路上突出了中部發展特色，明確了中部地區的發展方向。過去由於長期被動的作為東部的資源供應地和西部資源開發替代地，以致造成中部地區資源優勢不能有效發揮、充分利用。而依據於科學發展觀做出的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部署中所強調指出的中部地區要加大結構調整力度，推進農業產業化，改造傳統產業，培育新的增長點，加快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以及此後多次提出國家支持中部地區發揮區位優勢力和經濟優勢，加快改革開放和發展步伐，加強現代農業和重要商品糧基地建設，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有競爭力的製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提高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等發展要求，一個基本意思就是以區域統籌為基礎，以區域合作為前提，以優勢資源為條件，形成以「三化一改」、「三加一發展」為取向的發展新思路。這一發展思路的提出，不僅突出了中部優勢，明確了發展重點，而且為中部發展撥開了迷霧，指明了方向。

再次，這一科學發展觀在發展運作上為中部發展提供了新模式，揭示了新途徑。在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東部經濟發展靠市場，西部經濟發展靠政策，已成共識，中部靠什麼，是靠市場還是政策扶持，抑或兩者兼具，一直不很清楚。現在按科學發展觀對全國區域經濟發展進行重新設計，不僅形成了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四區格局，而且把東部地區北部和中部地區北部的大東北地區，作為一個獨立區塊劃分出來，形成同東、中、西三大地區相對應的第四大區塊，這不僅意味著國家對東中部地區政府引導作用力度的明顯加大，揭示出市場導向與政策引導相結合、共同作用於中部發展的必然性，而且也意味著東中西部地區間聯合合作的時空關系和順序，意味著東中部地區相互融合聯成一體的大趨勢，從而揭示出中部地區在東部開放、西部開發之間求發展的主要方向、基本模式和途徑。

其四，這一科學發展觀在宏觀政策上為中部發展創造了新條件，提供了新機遇。長期以來，由於國家實施不平衡發展戰略，實施的是東西互動、帶動中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措施，中部地區一直處在東西部兩大區域政策跳動之中求生存，發展受到限制，崛起艱難而無期。而按科學發展觀進行的新的部署設計，變兩區協調發展框架為四區統籌協調發展格局、變帶動中部發展為促進中部崛起，就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宏觀政策導向的局面：一是避免了東西部兩區域之間協調的簡單化缺陷，在政策上突出了中部地區在整體和全局發展中的平等待遇和機會。二是特徵上變帶動發展為促進崛起，這里既包含著對中部地區現有發展實力的充分肯定，又蘊含著以追趕東部發達地區為目標，並期望早日趕上東部地區的政策選擇力量。

三、堅持科學發展觀，促進中部崛起的思路構想

既然科學發展觀對中部崛起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和價值，中部發展離不開科學的發展觀，那麼，應如何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促進中部崛起呢？我們認為應採取以下一些戰略措施，主要是：

1。東向發展主導戰略。東部是世界經濟和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區，是中部崛起的主要動力源。在當前相當長時期內，只有把中部建成東部地區的產業梯度轉移基地、優質農產品供應基地、勞動力輸出基地和旅遊休閑基地，主動融入東部地區經濟，真正形成東中部地區產業分工合作體系，才能接續產業斷鏈，填平發展斷層，才能使中部地區在區域分工中有效發揮綜合優勢，使其承東啟西的地位作用由虛變實，提高其經濟質量效率水平和競爭實力。當前，除大東北地區國家正式把其作為一個統一戰略區加以規劃布局外，還有意識的引導珠江三角洲地區向湘、贛、閩、桂、及港澳等東中部地區拓展，形成「9＋2」合作機制，引導環勃海地區向山西、河南、內蒙等地拓展，形成包括京津冀在內的「5＋2」合作機制，加上長江三角洲地區合作已擴大到中部的皖贛地區，已經形成了東中融合的大趨勢。只要在現有基礎上加以調整完善，加大戰略推進力度，打通和拓寬要素流動通道，延伸合作空間范圍和領域，就可使東中聯為一體，發揮分工優勢，實現中部的跨越式發展。

2。大十字國土開發戰略。中部地區經濟大都沿長江、隴海軸線和京廣（京九）及京哈軸線分布，形成大十字型集聚構架的兩大經濟帶。加快這兩大經濟帶發展，將十分有利於中部地區經濟崛起。就京廣（京九）—京哈線而言，該線覆蓋了我國整個中部地區，也連接了環渤海地區與珠江三角洲地區，沿線地區老工業基地遍布，農業生產基礎良好，具有較大的市場空間，巨大的增長潛力和較高的投資回報率及經濟效率。就長江軸線而言，目前長江的開放開發主要集中在長江三角洲及下游沿江地區，還沒有真正延伸到長江中游地區，加快長江中游沿江地區建設發展，使長江軸線中下游地區聯為一體，不僅可以重振長江戰略，使中部5省直接獲益，而且還可大大提升中部地區的整體實力。

3。大城市圈、大城市群戰略。從中部地區人口密度的要求、發展效率及工業化、信息化的要求、服務業成長及經濟一體化和國土利用效率的要求考慮，發展大城市圈、大城市群是促進中部崛起的必然選擇，特別是在長江國土軸、隴海內陸軸、京廣（京九）內陸軸三大軸線交會的近30萬平方公里的中部三角梯型地區，不僅是中部5省經濟精華集中區，集聚著5省近40％的人口、近50％城市和近60％GDP，而且中部地區五個特大城市———武漢、鄭州、長沙、南昌、合肥均在其內，並初步形成武漢城市圈、長珠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皖中城市群、昌九城市群等，已經開始孕育著以武漢為主核，以鄭州、長沙、南昌、合肥為次核的超大型城市群體系雛型，只要進一步優化結構，重點突出長江、京廣（京九）、隴海三軸線建設，提升龍頭城市———武漢、極點城市———鄭州、長沙等的實力，充分發揮武漢、鄭州、長沙、南昌、合肥等大城市的技術創新能力、產業創新能力，加快蕪湖、岳陽、黃石、九江、株洲、洛陽、開封等區域中心城市發展，全面提升其綜合競爭力和互動合作能力，就可促使以武漢為核心的中部三角地區成為繼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三大城市群之後的我國第四大城市群，同時以此為基礎，建立以大城市為中心的不同類型城市群經濟合作網路，把核心城市發展、軸線城市發展和區域發展結合起來，以此推進中部地區崛起，必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4.互惠互利合作戰略。在經濟全球化和我國已進入後WTO時代的環境條件下，中部地區要崛起，必須走合作發展之路，始終堅持互惠互利原則，只有這樣才能持續保障要素資源在區域間合理有效流動，提高企業商家投資經營的動力，才能持續保障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在開展區域合作過程中，提供各項服務和維護各有關方面權益的積極性。目前，中部地區跨行政區之間的合作遠未達到與我國市場化進程相適應的程度，許多政府行為不能適應經濟市場化和國際化進程加快的要求，因此，必須採取措施加以推動。一是要進一步強化以武漢為核心的中部市場部署和政府調控相結合的要素優化組合新機制，打破市場壁壘、條塊分割和地方保護主義的體制障礙，完善區域市場的基本框架，培育以要素市場為重點的區域大開放、大流通、大市場的格局；二是要以區域主導產業的發展為基礎，依據各自資源優勢，產業基礎，交通條件和城市經濟實力的比較優勢，對區域內的資源實行統一整合，優化配置，共同開發，推動區域內各產業的合理協調發展，最大限度地激活中部地區內的資源存量，形成規模效益；三是聯手培植一批具有比較優勢的名優產品、企業集團，形成特色產業，促進區域產業結構升級，提高區域經濟競爭力。

中部崛起是一個過程，就當前而言，除以上幾大戰略外，還必須在具體措施上採取有效行動，以創新環境、強化基礎、加快發展、推進崛起。

其一、統一規劃行動。統一規劃是實現中部崛起的重要前提條件，只有統一規劃，發揮整體優勢，克服一省一市一地自我發展、自成體系的模式，才能消除內耗，避免趨同，增強協調，實現目標。為此建議由國家統一編制中部崛起的空間發展規劃，促進人口、資源、產業合理流動和集中配置，形成能自動抑制盲目發展的機制。

其二、設施誘導行動。生態環境整治和基礎設施建設是實現中部崛起的環境基礎和物質前提。只有中部省區都加強交通、信息、能源、鐵公空運和水運港口、河道堤岸、防洪設施建設，強化內外聯系，形成四通八達的完備的高速傳輸網路，才能確立中部在全國中心樞紐地位，發揮中心樞紐作用，保證崛起目標實現。

其三、科技興業行動。高科技是產業革命先導，是發展現代工業、推動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實現崛起的基本途徑。因此，建議在以科學技術、現代管理、市場信息、電子商務、金融支持、產業帶動為手段，發展光電子、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為主導的高新技術產業時，加大長江、京廣沿線科技開發區建設力度，並向周邊地區拓展延伸，形成若干條高科技開發區鏈，使中部地區廣大農村居民在發展農業的同時，參與高科技產業零配件生產，這既緩解就業壓力矛盾，又為中部發展奠定產業現代化基礎。

其四、金融投資行動。資金是中部崛起的精血和動脈，促進中部崛起，首先要搞活金融，實現資本的最大注入。因此，要在中部地區建立完善的以央行為主導、各商業銀行、政策銀行配套的金融體系，同時設立促進中部崛起基金，開辦中部發展銀行，大力發展證券市場，吸引外資銀行、金融機構在中部地區設立分支機構，形成中部成熟的金融社會信用經濟格局，促進國際資本向中部地區迅速集中。

其五、政策引導行動。主要包括制定促進中部崛起的宏觀政策，引導民間資本、外資力量參與中部地區發展；通過財政補償政策平衡中部與東部之間利益再分配，充分調動有利中部發展的企業和個人行為的積極性；加大對中部基礎設施投入，引導要素向中部地區流動；加大對中部地區研發經費分配比例，提高中部地區自主開發能力；加大中部地區就業培訓和人口流動力度以及國家對中部地區的政府采購力度等實際措施等，以支持中部經濟發展，促進中部崛起。

其六、革除舊觀念行動。中部崛起不僅要經濟繁榮，思想文化上也要繁榮，要引進西方先進文化，發揚中華文化，弘揚長江文化，用文化上的革新來提高思想素養，消除離心傾向，改變小生產本位意識，樹立中部一體、全國一體、內外依存的整體觀、開放觀，推動中部經濟的崛起與繁榮。

總之，只要我們牢牢把握和堅持科學發展觀，制定明確的發展目標、採取正確的戰略行動，就一定能加快中部地區經濟發展，一改中部凹陷之憂和被邊緣化的困難局面，而使崛起大目標早日實現。 (R03)

⑽ 人的發展與經濟發展關系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核心是堅持以人為本，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們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經濟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卻沒有得到相應提高，不僅有違社會主義建設的初衷，不利於人的全面發展，也與科學發展背道而馳。這個道理並不深奧，各級領導幹部都懂，但在實際工作中卻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事實上，在一些地方，雖然財政收入逐年大幅度增長，但居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並沒有同步遞增，長期在低水平徘徊。這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造成消費需求不足，使之難以形成對經濟增長的有效拉動。此外，有的地方在項目投資、城市改造、道路建設、土地開發中，只注重政府政績和投資者、開發商的利益，損害群眾利益，群眾對此反應強烈。在城市規劃、新農村建設中，不顧客觀條件，盲目追求「新思路」、「大手筆」，形象工程屢禁不絕，而用於公共衛生、社會保障、教育、科技、文化事業等方面的投入遠遠不足，城市困難群體問題和貧困地區「三農」問題日益突出，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不和諧因素增多。出現這些問題，究其原因，就是沒有正確處理好發展經濟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間的關系，片面強調經濟的快速發展，而忽略了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必須在大力推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下大氣力解決好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下大氣力做好關心困難群眾生產生活的工作，多辦順應民意、化解民憂、為民謀利的實事。當前，尤其要傾力做好涉及民生的醫療、教育、住房、就業、社會保障、安全生產等工作，切實維護群眾的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