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以前各代相比明朝在經濟發展方面所具有的特點是大量印經國外糧食作物

① 明清時期我國封建經濟發展的特點(急用)

中國古代的經濟

洛陽一高高級教師 張忠淼

一、相關知識鏈接

1．主要相關內容：古代農業的發展，古代手工業的發展，古代交通、商業、城市經濟的發展，古代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古代經濟制度，古代經濟中心南移，古代的工程建設，古代邊疆經濟發展（參看民族關系）等。

2．知識體系整合

革新生產工具

①商周：懂得施肥

②春秋戰國：進入鐵器時代，普遍使用鐵農具，推廣牛耕，創制桔槔

③魏晉南北朝：曹魏創制翻車、水碓、水磨。深耕細作，積糞肥田

④隋唐：創制筒車、曲轅犁

興修水利

①戰國：修建芍陂、鄭國渠、都江堰等水利灌溉工程

②魏晉南北朝：曹魏興修渠堰堤塘；北魏孝文帝下令水田之處通渠灌溉

③隋唐：隋朝大運河可用於農田灌溉，唐朝設專職官員管理水利

農作物新品種和種植面積 擴大

①商周：「五穀」都已種植

②西漢：西域的葡萄、苜蓿等傳到內地

③唐朝：茶園規模大，茶成為生活必需品，農產品商品化提高

④明清：從國外引進高產的玉米、甘薯；棉花普及南北，棉花等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擴大，形成專業生產區域

墾荒擴大耕地

①春秋戰國：大量墾荒，私田不斷發展

②魏晉南北朝：江南大量墾荒，水田擴展；北方農田縮小，畜牧業擴展

③隋唐：江南圍湖造田、燒山造田，圩田、梯田擴展

各時期農業發展特點

①春秋戰國：進入鐵器時代，新興的封建農業生產發展

②魏晉南北朝：士族庄園、寺院農業發展，南北農業趨於平衡

③隋唐：南方農業進一步開發，經濟重心開始南移

④明清：糧食產量大增，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擴大，農產品專業化、商品化程度進一步提高

重要農學著作：北朝的《齊民要術》和明朝的《農政全書》

主要手工業部門：金屬冶煉、紡織、陶瓷、造船、煮鹽、印刷、釀酒、制漆等的發展（略）

革新生產技術和工具

①夏商周：稱為「青銅時代」。商朝青銅業規模大；西周青銅製品趨向生活化，日用器具數量大，更加精美。商周出現原始瓷器

②春秋戰國：進入「鐵器時代」，發明鑄鐵柔化技術。青銅製造業工藝創新，發明金銀錯技術和雕鑄技術。漆器中採用夾薴技術。學會用曲造酒

③漢代：發明造紙術，蔡倫改進造紙書，紙的產量大增

④魏晉南北朝：孫吳培育八輩之蠶；冶鐵業發明百煉鋼技術和灌鋼法；造紙技術進步，紙成為最主要的書寫材料

⑤隋唐：冶鐵業採用切削、拋光、焊接技術，造船業能造使用推進器的戰艦和世界上最大的海船，陶瓷業創制唐三彩和秘色瓷。發明雕版印刷術。絲織業學習波斯先進技術

⑥北宋：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

⑦明清：絲織業使用「紗綢機」，印刷業推廣雙色套印技術，出現彩色印刷品

著名產品和產地

①商周：商朝的司母戊方鼎和人面紋方鼎

②春秋戰國：春秋的蓮鶴方壺；戰國的隨縣編鍾，山西的池鹽、四川的井鹽、山東的海鹽

③魏晉南北朝：曹魏的絲織業中心襄邑和洛陽；北魏的相州以造軍刀著稱；南方盛產青瓷，北方創制白瓷；洛陽、長安、建業、揚州是造紙中心

④隋唐：絲織品有綾、絹等十幾類，每類又有許多品種

⑤明清：蘇州是絲織業中心，松江是棉織業中心，蕪湖是染織業中心，佛山是冶鐵業中心

①商周：青銅時代的繁盛時期，青銅業發達

各個時期發展特點

②春秋戰國：進入鐵器時代，冶鐵業興盛

③隋唐：分布廣，規模大、產量高，分工細、品類繁，技藝高

分工細密，促進了地區和行業的社會分工

④明清 規模擴大，產量大幅度提高

絲織等行業資本主義萌芽興起發展

總結手工業生產技術的著作：戰國的《考工記》，明代的《天工開物》

①商民善於經商，後世將經商者稱為商人。商的都城商業繁榮

②春秋戰國：中原成為商貿中心，中原市場可以買到四方的物資。諸侯國都城臨淄、邯鄲等成為繁華的商業都市

③魏晉南北朝：南方商業相對活躍，北方商業因戰亂一度遭到破壞，北魏以後有所恢復發展

市場發達

城市有政府管理的市場「市」，市中有櫃房和邸店

唐後期城市出現夜市

農村普遍出現定期舉行的「草市」

城市繁華

④隋唐 長安、洛陽是全國商業中心，城中有東西兩市，營銷全國各地，物資，還有許多外商。

揚州、益州是長江流域商業中心，唐朝後期揚州商業地位超過長安、洛陽

市場擴大，大量農產品、手工業產品投放市場

⑤明清 北京、南京是全國商貿中心，出現幾十個大的商貿城市

商品生產向農村延伸，江浙工商業發達的市鎮興起

①漢朝：開辟絲綢之路後，同亞、歐各國的絲綢貿易發展起來。長安、廣州成為重要的外貿城市。同鄰國朝鮮、越南貿易頻繁，先進的鐵器等輸到朝鮮、越南

②隋唐：對外實行開放政策，對外交通發達，許多波斯、新羅商人來華經商，對外貿易超過前代。長安、洛陽、揚州、益州聚集大量外商。登州、揚州、廣州是著名的外貿港口

③明清：明朝鄭和下西洋進行的海外貿易，不計經濟效益，難以持續進行。清朝實行閉關政策，嚴格限制對外貿易，只保留廣州一地對外通商，阻礙國內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貨幣的演變：商代的貝幣——秦朝半兩錢——漢代五誅錢——唐代開元通寶——明清納銀代役，白銀成為普遍流通的主要貨幣

魏晉南北朝：南方商業相對活躍，北方遭到破壞

各時期事業發展的顯著特點 隋唐：商業全面繁榮

明清：國內貿易繁榮，對外貿易蕭條

①夏商周都城是全國的交通中心，修建通往各地的大道。商周建立郵驛傳遞制度

②秦朝興修靈渠5，溝通長、珠江兩大水系。統一車軌，修建弛道

③兩漢開辟了陸上、海上絲綢之路，發展了對外貿易

④隋朝開通縱橫南北的大運河。擴充弛道，北方修築兩條大道

⑤唐朝以運河、長江為中心的水運發達。交通要道上的私家店肆發展起來。對外交通發達，除陸上、海上絲綢之路外，還開辟了通往朝鮮的陸上交通線，通往韓國、日本的海上交通線

①戰國興修都江堰、鄭國渠、芍陂等大型水利工程

②秦朝修建萬里長城、靈渠、弛道

③隋朝興建兩都，廣設倉庫，開通大運河，擴充弛道。李春設計建造趙州橋

④金代建造盧溝橋，聞名中外

⑤元朝都城大都氣勢宏偉

⑥明朝修築長城，興建三重城牆的北京城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經濟趨於平衡

原因：①北方人民南遷，帶去勞動力和先進技術；②南方少數民族與漢族融合；③南方統治者勸課農桑的政策

表現：①江南農業進一步開發，三吳地區最發達。洞庭湖、鄱陽湖、成都平原成為重要產糧區。②南方商品經濟比北方相對活躍

影響：為後來經濟重心南移打下基礎

安史之亂後經濟重心開始南移

原因：北方戰亂，南方相對社會秩序穩定

表現：①江南土地面積、糧食產量大大增加，江南成為重要產糧區；②江南商業繁榮，揚州、益州商業地位超過北方的長安、洛陽

影響：為後來實現經濟重心南移創造了條件

南宋時我國經濟重心轉移到了北方。江浙長期成為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

①西周實行奴隸制的土地國有制——井田制。其特點是土地歸周王所有，奴隸主貴族享用、經營土地，井田上奴隸集體勞動

②春秋戰國時期，鐵器、牛耕技術推廣，生產力顯著發展，導致井田制瓦解，以土地貴族私有、封建地租剝削、農民家庭個體生產為基礎的封建土地私有制發展起來。秦國商鞅變法首先確立了土地所有制

③秦始皇統一後，在全國范圍內確立封建土地所有制，從此地主佔有大部分土地的土地所有製成為我國主要的土地制度

④北魏、隋唐為限制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惡性膨脹，發展農業生產，推廣封建的土地國有制——均田制。其特點是政府把手中掌握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耕種，但並未改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體地位

⑤北宋實行「不抑兼並」的政策，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惡性發展，導致階級矛盾十分尖銳⑥明清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空前發展，土地集中十分嚴重，且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表明

封建制度的衰落腐朽

①春秋：魯國實行「初稅畝」，齊國「相地而衰征」，開始徵收土地稅，從法律上承認了土地私有權

②漢代：實行嚴密的編戶制度，規定平民百姓向國家承擔土地稅、人頭稅、徭役和兵役，其中土地稅較輕，人口稅和更賦（即代役稅）較重

③隋唐：實行與均田制相聯系的租庸調制，其中的「庸」允許農民納絹代役，保證了農民的生產時間，有利於生產發展

④唐後期：均田制和租庸調制遭到破壞，開始實行新稅制——兩稅法，改變了戰國以來以人口稅為主的賦役制度

⑤明代：通過「一條鞭法」改革，對賦稅制度進行了兩項重大改革，一是賦役征銀，二是將人丁銀的一部分分攤在田畝中，減輕了農民的負擔

⑥清朝：先後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和「攤丁入畝」，最終廢除了人頭稅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士族庄園經濟和寺院經濟：其特點是士族地主和佛教寺院憑借政治特權，強佔大量土地，控制大量依附農民，嚴重影響了國家的稅收和兵源，威脅中央集權。南北朝後期，隨著士族地主勢力的下降和滅佛斗爭，士族庄園經濟和寺院經濟逐漸衰落下去

明清資本主義萌芽興起發展

大量產品投放市場

國內市場擴大

區域間長途販運貿易發展

出現數十個較大商貿城市

農村工商業發達的市鎮興起

手工業的行業分工、生產規模擴大、舊的手工作坊難以適應

表現

明朝絲織業中資本主義手工工場（機房）產生

清朝手工工場規模擴大、分工更細、部門增多

特點：發展緩慢，仍處於萌芽狀態

發展緩慢原因：腐朽的封建制度從各方面阻礙其成長

儒家、法家都提出「以農為本」的經濟思想（孟子「民為貴，君為輕」、「仁政」；

春秋戰國 商鞅「重農抑商」）

秦國商鞅變法推行重農抑商，獎勵耕織政策，促進了封建經濟發展

隋唐：以「重農」、「富民」思想為指導，沿用北魏均田制，實行租庸調制，使農民得到一定土地，減輕了農民賦稅徭役負擔，促進了農業生產發展。唐太宗提出「存百姓」的思想，推行輕徭薄賦、勸課農桑的政策，促進了唐初經濟的恢復發展；武則天、唐玄宗繼續推行唐太宗的政策，使唐朝出現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

北宋：王安石變法提出了新的「理財」思想，以限制特權地主的勢力，改善農民處境，發展農業生產為突破，以克服財政困難。變法實行的青苗法、募役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等措施，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取得了顯著成效

①封建統治者嚴厲推行重農抑商政策，設置關卡、徵收重稅，限制手工業的規模，對外實行閉關政策，嚴重阻礙了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②進步思想家黃宗羲主張「工商皆本」，發展工商業，震動了思想界，順應了資本主義萌芽、商品經濟發展的歷史潮流

③開明政治家張居正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了「一條鞭法」，促進了農產品的商品化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

④明末李自成起義提出「均田免糧」口號，反映了農民要求平均財富和獲得土地的願望，表明了農民反封建斗爭進入新階段

二、學習方法指導：

1、學習中國古代史的主要要求是：探究古代各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因、狀況、特點及產生的重大影響，並從中認識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為當前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經驗教訓。唯物觀認為生產活動是人類最基本的社會活動，生產力發展是人類歷史發展最根本的動力，生產關系的變革、調整則是生產力發展的主要原因，因此社會經濟發就構成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和主要內容。近年來的高考強調考察學科主幹知識和社會熱點問題，中國古代經濟史既屬於古代史的主幹知識，又與當前的熱點現代化經濟密切相關；因此，近年來的高考中，中國古代經濟史的有關內容就成為經常涉及的考點，我們在高考備考中，對於中國經濟史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2、中國古代經濟中的知識多而雜，尤其是各時期經濟發展的成就，很多涉及學生平時不熟悉的事件，需下大力氣牢記知識，切忌一知半解，模糊不清。為提高記憶效果，還需要在記憶基礎上歸納分類，前後聯系，應特別關注先進生產工具、先進技術、先進經營方式的創新。

3、分析中國古代經濟發，應堅持唯物史觀生產力是社會發展根本動力的原理，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互作用的原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相互作用的原理，應正確把握經濟與政治文化、民族關系、對外關系的互相聯系，正確把握經濟發展各個環節（如經濟思想、經濟政策、經濟措施、經濟效益等環節）之間的聯系，正確把握經濟各個部門（農業、手工業、商業）之間的聯系，從聯系中認識經濟發展的前因後果和客觀規律。

4、古代封建社會的經濟思想、經濟政策、經濟制度對經濟發有重要影響。古代封建社會的農本思想、重農抑商政策、土地制度、賦稅制度本質上反映封建生產關系的基本特點：土地私有、地租剝削、對農民的人身控制，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因此，正確認識上述經濟思想、政策、制度的關鍵就在於認清封建生產關系的上述特點。抓住這個關鍵，有助於進一步認清提出農本思想和重農抑商政策的歷史根源及歷史作用，有助於進一步認清封建土地制度和賦稅制度的演變規律。

5、復習中國古代經濟史應特別關注與我國當前現代化經濟建設聯系密切的如下問題：古代的生態環境變化、古代商品經濟、古代的農業發展、古代的經濟政策、古代的區域經濟發展。

三、重點難點突破

1、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舊的生產關系已不適應生產力發展，必然引起新的先進生產關系，取代舊的落後生產關系，而新的先進生產關系確立必然又會促進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這是包括中國古代史在內的一條客觀經濟規律。中國古代經歷了以下三次生產關系的變革：（1）第一次是父系氏族到夏制時期。這一時期生產力顯著發展，迎來了青銅時代原始社會氏族公社公有制生產關系難以生產力發展，先進的奴隸制生產關系逐漸發展並確立。奴隸制生產關系雖然以黑暗的奴隸制度剝削代替了氏族公社的平等合作關系，但是打破了氏族公社狹隘閉塞狀態，組織起大規模的奴隸勞動，實現了體力與腦力勞動分工，大大促進了經濟文化發展。夏制建立，標志著我國進入農業文明的時代。（2）第二次是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生產力顯著發展，迎來了鐵器時代，舊的奴隸制生產關系難以適應生產力發展，奴隸制的土地國有制逐漸瓦解，以土地私有為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以地租剝削為主要剝削方式，以農民家庭生產為經營方式的封建生產關系逐漸發展並確立，封建生產關系與奴隸制生產關系相比，提高了勞動者農民的地位和生產積極性，大大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戰國各諸侯國的變法運動確立了新的封建生產關系的統治地位，以後一直到宋元，封建生產關系對經濟發展主要起推動作用。（3）第三次是明清時期，這一時期封建社會衰落，商品經濟顯著發展，封建生產關系日益成為生產力發展障礙，在上述歷史條件下手工業的絲織業等部門產生了以商品生產力為目的，以僱傭關系為剝削公式的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封建生產關系相比，更能促進生產力發展：一是進一步提高勞動者工人的地位和生產積極性；二是它所進行的商品生產具有開放性和競爭性，有利於先進生產技術的推廣，但由於封建統治者的摧殘，明清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處在萌芽狀態，發展十分緩慢，舊的封建生產關系和自然經濟依然占優勢地位。

2、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原因，除了上述三次生產關系變革所起的推動作用外，還有以下幾個方面：

（1）封建王朝推行的開明經濟政策和發展生產的措施，對封建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某些環節進行調整和改革。如商秧變法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發了封建經濟，為秦的統一打下了經濟基礎，隋唐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調制，緩解了土地兼並，保證了農民的土地和勞動時間，為了隋唐經濟繁榮創造了有利條件；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勸課農桑，輕役薄賦為唐朝的經濟發展，國力強盛開辟了正確方向；明朝的一條鞭法丁役分攤在田畝和納銀代役，不僅有利於農民的農業生產，對商品經濟發展也起到了推動作用。

（2）封建王朝的「大一統」和鞏固統一，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安定了社會秩序，為經濟恢復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如秦、隋、元結束長期分裂混戰，秦漢、隋唐、宋元為鞏固中央集權，打擊地方割據勢力的措施，都為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3）古代各民族 經濟文化交流的加強，民族融合的發展，促進了各民族經濟的共同發展。如漢唐「和親」政策的典範「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向邊疆少數民族傳播了漢族先進文化技術，促進了邊疆地區經濟發展，漢代的張騫出使西域把西域的農作物品種帶回內地，促進了內地漢族經濟發展，魏晉南北朝和宋元時期民族大融合時期，各民族間互相學習先進技術，使各族、各地區經濟得到了共同發展，宋遼、宋夏、宋金先後議和，結束了雙方長期戰爭，也為雙方的經濟交流和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條件。

（4）古代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活躍，不斷學習外國先進生產技術，也對國內經濟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如唐朝對外交往中學習了波斯絲織工藝，促進了國內絲織業發展；明朝引進美洲的高產農作物新品種玉米和甘薯，大大提高產量。

3、古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政治、文化、民族關系，對外關系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主要表現在：

（1）古代三次生產關系大變革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也引起了社會政治文化等方在發生重大變化。夏朝奴隸制經濟發展，奴隸主階級力量壯大，他們為維護其經濟利益以王位世襲製取代禪讓封建在起奴隸主國家政權。另一方面奴隸制經濟發展又推動了精神文明的發展，奴隸制的文化由此而興起、發展。

春秋戰國封建經濟發展，新興地主階級力量壯大，他們為維護其經濟政治利益發動地主階級改革即變法運動，通過變法確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地主階級專政；另一方面由於封建經濟發展，文化領域各種勢力斗爭激烈，形成了「百家爭鳴」局面，產生了對也影響深遠的法錄、儒家地主階級思想。

明清時期，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顯著發展，城市工商業者隊伍壯大，封建統治者則加重了對工商業者的稅賦稅 制，城市工商業者因此而掀起了抗稅斗爭，另一方面思想文化領域的反映工商業者要求的反封建民主啟蒙思想興起。

（2）唐朝社會經濟高度繁榮為國家強盛打下了堅實基礎，也帶動了文化繁榮，帶動了對外關系的活躍，鞏固了統一多民族國家，從而把唐朝推向封建社會發展的頂峰和全盛時期。尤其是唐的先進經濟文化影響了周邊國家和世界文明的發展，中國先進經濟文化不斷外傳，形成了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中華文化圈。

（3）宋元時期商品經濟十分活躍，城市工商業者為主的市民階層影響擴大，反映城市市民思想感情的宋詞、元曲、話本等文學形式興盛起來。

（4）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分裂割據，既有深刻的政治原因，也有深刻的經濟原因。土族壓國經濟和寺院經濟勢力強大，憑借其政治特權控制大量土地和勞動力，實際上構成一種地方割據勢力，嚴重妨礙國家的政治統一。

4、關於古代農業生產發展問題

（1）古代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都屬於農業文明時代，農業是主要的生產部門和經濟的支柱產業，農業帶動著手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業和整個經濟的發展；農業生產狀況又關繫到國計民生和封建王朝興衰，所以歷代封建王朝統治者都以農為立國之本，高度重視農業生產。

（2）我國古代農業生產關系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自給自足自然經濟一直占統治地位，產品主要供自己享用，商品化生產程度低下，唐以後尤其明清時期由於農業產量的提高，農產品商品化程度顯著增長；二是農業生產的經營方式，奴隸制度下主要是奴隸主監管下的奴隸集體生產，封建制度下主要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民個體生產。

（3）我國古代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惡劣，水旱災害頻繁，個體農民無力抵禦自然災害，政府組織興修大型水利工程，如鄭國渠、都江堰等對農業生產發展至關重要。

（4）我國古代人多地少，解決眾多人口的吃飯問題成為國家頭等大事。為解決吃飯問題，古代勞動人民不斷革新生產工具改進生產技術，實行精耕細作，如：創制翻車、筒車、曲轅犁、推廣牛耕等，從而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單位面積農業產量。

（5）古代解決人多地少矛盾，發展農業生產的另一途徑是加緊墾荒，擴大種植面積和此舉對增加農業總產量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長期過度墾荒尤其是燒山墾田、田湖造田破壞了人態環境，對農業生產又造成消極影響。

5、古代手工業發展問題

（1）中國古代手工業生產與農業相有更強的商品性，但並非所有的手工業生產都屬於商品生產。古代的手工業生產有三種主要形式：第一種是官辦手工作坊，其生產規模大，但產品主要供宮庭、官府享用，不屬於商品生產。第二種是分數的農民家庭手工業，其大部分產品自己享用，不屬於商品生產生，另一部分產品市場上出售屬於商品生產。第三種是專業手工業者個體經營的手工作坊，面向市場生產，屬於商品生產，但它的生產規模小。

（2）由於封建王朝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封建時代的手工業生產中，專業手工業者和農民的商品生產受到嚴格限制，發展困難重重，而官辦手工作坊的非商品生產佔有較大比重。唐朝以後專業手工業者和農民的手工業商品生產顯著發展，尤其是明清手工業作坊生產規模急劇擴大，在此基礎上，絲織等行業的手工作坊轉變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場，將手工業商品生產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

（3）古代手工業行業眾多，門類很細，其中的金屬冶煉、紡織、陶瓷構成三大主要行業，絲綢、瓷器和茶葉三種產品又成為我出口貿易的三項主要產品。

6、古代商業發展問題：

（1）由於封建王朝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封建時代商業發展的環境十分惡劣，但由於下述原因，封建時代的商業沖破重重阻力，所得到一定的發展：一是農業手工業的進步，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斷提高。二是大一統政治局面的鞏固，各地區、各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不斷加強。三是封建王朝實行開明的統治政策適度放鬆了對商業的限制，如唐朝比較開放的對外政策，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繁榮，明朝實行一條鞭法 銀代役對內商業發展也起到了刺激作用。四是國內外交通運輸業的發展為國內商貿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2）古代商業發展的主地表現一是大量農產品、手工業產品投入市場，市場交易量的擴大。二是多種商業機構，商業市場和商業交換形式的產生：如唐朝的「櫃房」、「邱店」「夜市」「草市」，明清長途販運貿易發展等。三是貨幣發行量的擴大，貨幣種類的增多。四是對外貿易的發展。

（3）古代商業發展對社會經濟發產生過消極影響：主要表現在一些大商人勾結官行、地主、國集居奇、哄抬物價，還對貧困在姓進行高利代剝削，但總體上說商業市場手活躍為農產品手工業產品打開了銷路，有利於豐富提高人民的生活，傳遞了各地的先進生產技術，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明清商業的發展還為手工業中先進的資本主義萌芽興起提供了有利條件。

7、古代的交通運輸業和工程建設

（1）古代交通運輸業和工程建設的重大項目都是由國家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財力興辦的，一般都由強大的大一統封建王朝興辦。如秦修長城、靈渠馳道、漢開辟絲綢之路、隋修大運河和長安城、明修北京城等，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經濟發展水平。漢朝開辟絲綢之路還反映絲織業的興旺發達。唐朝海上交通的發展還與唐造船業的進步有密切關系。

（2）古代統治者修建馳道、運河等交通設施，主要目的是為了鞏固國統治，但客觀上促進了交通輸業和商業的發展。促進了各地的經濟文化交流。尤其是漢唐的絲綢之路對發展我國與亞、歐各國的經貿關系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隋朝修建有大運河長期成為南
參考資料：http://www.lyygwx.com/DIY/userdiy/Master/wj/zhongguogudaijingji.htm

② 明朝農業

明朝是從14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期的一個統一王朝。這時，中國傳統王朝社會經歷近1600年的周流演變，進入了它的後期。明初種種傳統發展的極致和以後社會轉型帶來的新氣象，相互交錯，撲朔迷離，使明朝的歷史呈現出錯綜復雜的多面性格，很難用簡單的定式來標志。
相對而言，明朝社會經濟的變化，要比政治的變化更加明顯，更加迅速。明朝的帝王，幾乎無一例外，在他們即位時頒布的《登極詔》中都表示出「除舊布新」或「革故鼎新」的願望，但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並不多見。經濟上則不同，明朝創立之初，統治者通過復興農村經濟，建立了牢固的自然經濟體系。它既保證了明朝前期經濟的穩態發展，又為隨之而來的商品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16世紀以後，明朝商品經濟發展程度有了顯著的提高，民營作坊增多，國內外市場繁榮，商業資本活躍，以白銀為本位的貨幣在市場上更廣泛行用，這一切都昭示著明朝的社會變遷。
包括明朝在內的中國封建社會中，自然經濟處於主導地位，農業是主體，手工業、商業、對外貿易均受其影響和制約。明朝建立之初，社會是一片殘破景象，明太祖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勵農民歸耕，獎勵墾荒，勸課農桑，使農村經濟恢復了活力。其後明朝的農業經濟不斷發展，這突出表現在農業生產技術的新變化、水稻單位面積產量的提高、農業高產作物和經濟作物更普遍的傳播和種植等方面。可惜的是，在農業經濟和商品貨幣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統治集團腐敗的速度也與日俱增，大土地所有制惡性膨脹，農村的社會矛盾日益激化，佃農抗租、奴婢索契以及各種秘密結社活動，已形成一股股的潛流，明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滅亡。
高壽仙同志早在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史專業讀本科時，就選定明史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1986年，他又考取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的研究生，師從著名歷史學家許大齡先生，專攻明史。先師許大齡先生治學態度嚴謹，史料功底扎實，對學生悉心指導，循循善誘。高壽仙同志入門以後，勤於讀書和問學，打下了良好的學術基礎。畢業之後的十幾年來，他在做好編輯等工作的同時，一直抓緊時間潛心治學，孜孜不倦地從事明史研究，撰寫了大量論著，受到學界同仁的好評。
現在，高壽仙同志以歷年發表的成果為基礎，撰寫了《明代農業經濟與農村社會》一書，並問序於我。讀完這部30餘萬言的書稿，我覺得是一部比較優秀的學術著作。概括言之，有以下特點：
一是充分把握前人成果。學術研究是一個不斷積累、層層遞進的過程，不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就很難做出實質性的貢獻。本書中不僅有一篇回顧日本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專文，在探討有關問題時，對前人成果也進行了比較系統的回顧和清理。比如，在討論耕地面積和人口數量問題時，作者首先對有關的成果和觀點進行了詳盡的梳理，然後才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推測。再如，關於地方精英與鄉村控制問題，日本學者的先行研究較多，從內容和注釋可以看出，作者對先行研究比較熟悉，能充分加以借鑒並能提出批評。這些學術回顧和評論，既提高了內容的學術信息含量，也為自己的研究建立了一個比較扎實的立足點。
二是廣泛搜集文獻資料。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研究任何一個問題，都必須首先系統地、充分地搜集史料，特別是第一手資料。作者長期沉潛於明史領域，廣搜博覽，積累了比較豐富的資料，為立論打下堅實基礎。比如，關於義男和僱工人的區別、僱工人的法律地位和萬曆「新題例」的歷史意義，前人討論頗多，作者通過爬梳資料，考察了其源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書引用的文獻，涉及到實錄、政書、方誌、筆記、文集、小說等等，堪稱廣博翔實。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文獻基礎，全書內容豐富、扎實，體現出一種踏實、嚴謹的學術風格。
三是努力提出獨特見解。學術研究貴在創新，先師許大齡先生曾有「五新」之說，即選題新、材料新、角度新、方法新和觀點新。本書研究的對象，並不是新的領域或問題，這方面已積累了相當多的學術成果。但作者對各個問題的探討，卻力求出新，提出不少新的見解。比如，關於明代的耕地面積和人口數額問題，一向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作者通過對有關資料和觀點的系統梳理，對耕地面積和人口數額都提出了自己的新估計，很值得注意。再如，在討論地方精英時，將其劃分為「職役性地方精英」、「身份性地方精英」和「非身份性地方精英」三種類別，並探討了它們的遞嬗變化，很有啟發意義。
四是積極開展學術評論。健康的學術評論，是推動學術發展的強大動力。國外學術界很重視學術評論，我國過去也曾有過學術爭鳴的良好氛圍。可惜由於種種原因，近幾十年來我國的學術評論不甚活躍。作者對學術動向和理論動態一向比較關注，先後發表過一些學術評論和爭鳴文章。本書收錄了對傅衣凌、黃宗智、李伯重等幾位卓有成就的明清經濟史家的評論文章，有贊成，有商榷，這種積極開展學術評論的精神，對學術發展是有裨益的，是值得提倡的。
在明代社會經濟史領域，有許多問題都值得深入研究。希望高壽仙同志以此為起點，再接再厲，拿出更多更好的成果來。

王天有
2006年初於北京大學藍旗營寓所

前 言

在20世紀以前的中國，農業一直是占絕對主導地位的生產部門，絕大多數人口也都生活在農村。其後隨著近代工商業的興起和發展，農業產值在國民總產值中的比重不斷降低，但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卻未能隨之相應下降。直到今天，農村仍是大多數人口的居住場所，「三農」（農村、農業、農民）問題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棘手問題。但「三農」問題的形成，是近幾十年來出現的各種新因素和延續了數千年的小農經濟體制交互作用的結果，必須放到長時段的歷史過程中予以觀照和考察。
明代在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史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一方面，農業生產力已達到或接近傳統技術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高限度，另一方面，在農業經營和生產關系方面都出現了一些前所未有或以前不太明顯的新因素。特別是商業性作物的廣泛種植，為工商業的發展和市鎮經濟的繁榮提供了動力。從明代後期開始，作為核心經濟區的江南地區進入了「早期工業化」階段，無疑是以其發達的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到明代後期已趨於定型的這種農村發展模式，直到今天還有其現實意義。
筆者上大學前長期生活在農村，讀本科和研究生時均以明史為主攻方向，所以對明代農村社會經濟史一直抱有興趣。十幾年來，曾先後為一些大型學術著作或科研項目撰寫明代社會經濟史方面的內容，並陸續發表了一些論文和評論。但由於事務叢雜，特別是近幾年來主要精力均用於編輯工作，再加上興趣不專，心有旁鶩，這方面的研究一直是淺嘗輒止，未能深入下去。近來利用業余時間，將自己關於明代農村社會經濟的文字部勒成編，目的是整理一下自己對這方面一些問題的看法。書中多數內容都曾經發表過，但收入本書時，對部分內容做了較大的補充和改寫。需要說明的是，明代農村社會經濟史涉及到很多方面和很多問題，本書只是圍繞其中一些方面和問題，集中加以論述。
第一章討論的是耕地面積與人口數額問題。這方面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筆者對有關學術成果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梳理和評論，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嘗試性的看法。據筆者估計，洪武末期的耕地面積約為466萬頃，弘治末期增至558萬頃，萬曆末期增至916萬頃。與耕地增加的趨勢相對應，明代人口也增長很快。筆者推測，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國人口總數將近70000萬人，到萬曆二十八年（1600）增至約1.91億人。明代將近90%的人口仍然居住在農村，總體城市化率與宋代相比無明顯提高，但在經濟發達的江南等地，明代後期城市化水平則達到較高程度。
第二章論述了農業發展與環境變遷問題。經過戰亂的長期摧殘，明初農村社會經濟十分凋敝。統治者頒行了一系列勸獎墾荒的政令，並大規模地開展軍屯和民屯，使田野荒蕪、人民稀少的局面迅速得以改觀。此後各種形式的墾荒活動仍不斷進行，農耕區的面積不斷得到擴大。明代水利事業也得到進一步發展，各地興修的眾多小型水利工程尤其引人注目。在農業技術方面，明代缺乏突破性革新，但仍有明顯進步，南方一些地區充分發揮傳統農業技術並加以改進，形成了一套效率較高的集約化耕作體系。在工具使用、土壤改良、選種育種、間作套作、施肥追肥等方面，也都有一定程度的改進。按保守的估計，明代後期江南的畝產量，比宋代大約增加了50%以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到明代中後期，以生產糧食為主、家庭紡織原料為輔的自給自足性質的經營格局被逐漸突破，經濟作物的種植日益普遍，形成了一種與商品生產密切相關的經濟作物以及加工這些經濟作物的手工業為主體的新型農業結構，較大地改變了農村的生活模式。不過，在取得顯著進步的同時，由於自然和人為因素的交互作用，明代的生態環境日益惡化，自然災害的發生頻度日益增加。
第三章論述了土地形態與生產關系問題。明代的田土分為官田和民田兩大類。官田所佔比例，包括軍屯田地和王府莊田在內，就全國而言大約將近30%。在江南等地，官田的比例很高，如蘇州高達68.58%，松江高達84.52%。有明一代，土地佔有形態發生了明顯變化：一是政府直管官田出現了民田化趨勢，二是皇莊以及諸王、公主、勛戚、大臣、內監等莊田出現了膨脹化趨勢，三是地權分配出現了集中化趨勢。明朝初年，由於地主勢力受到打擊，各地都有不少荒田可以開墾，自耕農經濟得到較大發展。但自耕農經濟本身十分脆弱，明代中葉以後，在賦役負擔、土地兼並和自然災害的共同沖擊下，自耕農階層越來越萎縮，地權日益集中於勛貴和縉紳地主的手中，庶民地主也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鄉村社會分化為地主與佃雇農兩大社會階層。明代地主佔有的土地，絕大多數都通過租佃方式經營，當時的佃戶大致可以分為欽賜佃戶、官田佃戶、佃仆、一般佃戶四類，其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各不相同。就一般租佃制而言，國家法律不再承認佃戶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佃戶的法律地位和社會地位與前代相比有所上升。農業僱傭關系在明代也很普遍，與前代相比，僱工的法律地位沒有明顯變化，過分強調萬曆「新題例」的意義是不妥當的。當然，在實際社會生活層面，明代後期僱工的待遇似有所改善。
第四章論述了地方精英與鄉村控制問題。根據明朝社會政治結構的具體情況，筆者認為可以將當時的地方精英劃分為三種類別：一是職役性地方精英，包括實行糧長制地區的糧長，由政府推行的里甲和保甲等基層組織的首領，如里長、老人、保長等等；二是身份性地方精英，即通常被稱為「紳士」的那些人士，包括生員、監生、舉人、進士以及科舉和非科舉出身的各類官員；三是非身份性地方精英，前兩類之外所有能在地方社會發揮支配作用的人士都包括在內。明代前期，政府在全國推行里甲制，這雖然是自上而下賦予地方社會的統一的行政性組織，但卻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容納基於地緣和血緣而形成的各種關系和組織。政府的意圖，是依靠里甲制度規范地方社會的權力結構，形成以安分守法的地主富民為鄉村社區領導層的社會政治秩序。但這一理想化的制度設計很難長期維持下去，在人口流動性提高、貧富分化程度加劇等因素影響下，明代中後期里甲體制逐漸解體，以紳士為主體的地方精英在各類公共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成為鄉村的主要支配階層。不過，紳士階層日益廣泛深入地涉足地方公共事務，並不說明國家權力從地方社會的全面後退和抽離，而是意味著國家權力與地方權威之間的互補關系的不斷加深。
第五章收錄了一些回顧性和反思性文章，有助於使人了解與明代農村社會經濟問題有關的學術觀點和理論動態。長期以來，日本學者在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上用力頗勤，成果豐碩。本章第一節將日本60多年來的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分為三期，概述了各期流行的主要理論模式和問題意識，希望這對於中國的學術研究能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傅衣凌是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大師級人物，經過長期、全面、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套富有創建性的認識模式，大大加深了學術界對前近代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獨特性的認識。本章第二節對傅氏的基本觀點進行了概述，提出一些商榷性意見，並特別指出傅氏晚年觀點的理論意義。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美國學者黃宗智通過對明清以來中國農村經濟史的研究，提出「過密化」、「過密型增長」等概念，引起了廣泛關注和激烈爭論。本章第三節由兩篇文章組成，都是閱讀黃氏著作的一些感想，基本觀點是認為黃氏觸及到了關於明清以來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核心難題，有很大的啟發意義。近20多年來，李伯重一直孜孜不倦地從事明清江南經濟史研究，發表了大量厚重成果，釐清了許多具體的經濟事實，糾正了以往的不少錯誤觀點，把這一領域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水平。本章第四節針對李氏的看法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商榷性評論，目的是希望進一步加深對明清江南社會經濟的認識。關於傳統中國的鄉村控制和村社結構的性質，歷來存在著不同認識。本章第五節對有關問題進行了粗略梳理，並談了一點個人看法，希望有助於全面理解傳統中國的農村社會組織和權力結構。
長期以來，經過中外學者的艱苦努力，在明代農村社會經濟史方面業已積累了十分豐厚的成果。筆者在從事研究時，雖然力圖比較充分地把握和吸收前賢的有關成果，但受時間和精力的限制，所能披覽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在探討某些問題時，筆者嘗試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並對前賢的一些觀點提出商榷，這些看法是否成立，還有待於學界同仁的評判。本書各個章節的初稿，撰寫時體例要求不一，且前後間隔較長，此次雖盡量加以統一，但仍難盡如人意。總之，此書只是筆者的一個初步探索，疏漏、偏頗甚至荒謬之處定然不少，尚望方家教正。
最後，交待兩個技術性問題：其一，本書遵循國際學術慣例，除標題外，文中凡提到其他學者，包括予我以直接教誨的師友在內，均直書其名，簡稱則曰某氏，一律未加尊稱或頭銜，請毋以為不敬。其二，本書頁下引文，只標注了文獻名稱、卷數、頁數等信息，至於詳細的版本情況，請查閱書末所附「徵引文獻」。

③ 與以前各代相比,明朝在經濟發展方面所具有的特點是

明朝與前各代相比，經濟方面最大的特點就是在明朝中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版芽的經濟形態。有權了「機戶出資，機工出力」，機戶是早期的資本家，機工是早期的雇傭工人。他們之間這種僱傭與被僱傭的關系，是一種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系。

④ 明朝文化的主要特點

明清時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得到鞏固和發展的重要時期。
明朝：重視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管治
明朝雖是漢族政權，但政府卻十分重視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和統治。

在南方的少數民族地區，先是實行元代以來的土司制度，對歸順的各少數民族首領授予世襲官職，由他們自行管理所轄地方。後來又實行「改土歸流」，把土司轄區納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統治范圍，這有利於國家統一的發展。

明朝：中華各族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統一
在北方、東北和西北地區，明政府主要設置軍事機構鎮守，例如設置都司和衛所，以鞏固國家的安定和統一。

另外，明政府也鼓勵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在經濟文化上的往來，如移民屯墾、貿易互市、興建學校、推行儒學等等舉措，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明朝政府的這些措施，使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與中央王朝的關系日益密切，從而實現了中央王朝與邊疆地區真正意義上的統一。

清朝：中華民族共同體更進一步穩固發展
由滿族建立的清朝是中國歷史上繼元朝之後，又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統一王朝。由於滿族統治者採取了許多重大措施穩定邊疆，並對漢文化和各少數民族文化採取了更為寬容、開放的態度和政策，使民族關系、民族融合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從而加強了各民族的相互認同感。

清朝：體現強大的民族凝聚力
清朝前期以強盛國力所奠定和鞏固的中國疆域，促進了民族凝聚力的不斷增加，在晚清時期受到外國侵略時，中國各地區民族皆為了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而對列強作出抗爭，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

清代的民族政策與以前歷代相比有那些獨特的地方？
從順治帝起，清朝統治者吸取了元朝滅亡的教訓，首先肯定了漢族文化的先進，採取了向漢族人學習，學習他們的習俗、文化，重用漢族大臣，開科考，修孔廟，拜孔子等一系列行為。這些行為在順治帝之時，幾乎遭到滿朝文武的反對，連順治帝的親生母親都不支持他。這或許是順治帝抑鬱而終的原因。
但事實證明順治帝的作為是對的，康熙不僅繼承了順治的政策，還親下江南，拜明孝陵，以安漢族人的心。從那時起，一品大員，如上書房大臣等，一改無漢臣的歷史，重用漢臣。如張廷玉，歷三朝，居首輔四十餘年。這些做法是空前絕後的。

理藩院

清代管理蒙、回、藏等少數民族事務的中央機構。清以前歷代封建王朝對於少數民族事務的管理，只設官員兼管，不設專署。清於崇德元年(1636)設蒙古衙門，由承政、參政主管；三年六月，改稱理藩院，屬禮部。順治元年(1644)，改置尚書、侍郎；十八年，定官制同六部，理藩院尚書亦入議政之列。設錄勛、賓客、柔遠、理刑四司。雍正時定以王、公、大學士兼理院事。乾隆改設旗籍、王會、典屬、柔遠、徠遠、理刑六司。咸豐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前，兼辦對俄外交事務。光緒三十三年(1907)九月，改為理藩部，清亡遂廢。

理藩院初掌蒙古事，隨著清廷全國政權的建立，更為總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各少數民族地區事務的中央機構。清統治者通過理藩院實施對各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加強與他們的聯系。康熙二十六年(1697)，修定《理藩院則例》，用法規固定了對少數民族地區統治的各項措施。以後，乾隆、嘉慶、道光、光緒年間又四次校修。

理藩院六司分掌爵祿、朝貢、定界、官制、兵刑、戶口、耕牧、賦稅、驛站、貿易、宗教等政令。另有司務廳、銀庫、飯銀處、當月處、督催所及滿、漢、蒙、俸四檔房掌衙署日常事務。理藩院所轄，先後尚有內館、外館、蒙古學、唐古特學、托忒學、俄羅斯學、木蘭圍場、喇嘛印務處、則例館等機構。此外還派司員、筆帖式等常駐少數民族地方，處理特定事務，定期輪換。
理藩院的歷史作用

首先，理藩院執行了清代比較成功的統治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政策。清朝是我國少數民族——滿族建立起來的封建王朝。鑒於明末對周邊地區無力顧及的歷史教訓，清朝統治者，特別是清前期的封建帝王對邊疆少數民族的統治極為重視。他們把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居住的廣大地區看成是統治中原的「屏藩」，認為「搖惑我外藩」，就是「壞我屏垣」，就會使「疆圉」「不靖」，而「邊境一日不寧，內地之民一日不得休息」，這勢必要危及到全國統治的穩定性。正是基本這種認識，康熙帝在位61年總結了大量的統治西、北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經驗。他認為，統治西、北邊疆地區的宗旨在於「治之得其道」。他特別指出要加強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對中央政權的向心力。針對這些地區少數民族的貢物他曾議論：「貢物何足珍貴，正鑒其誠敬之心耳」。為了表示對統治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重視，康熙還把「柔遠能邇」當做「敬天法祖」的實際內容寫入遺詔中，令後代子孫永誌不忘。雍正帝即位後，親自為理藩院書寫匾額：「宣化遐方」，並在統治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政策中提出要「從俗從宜，各安其習」。乾隆皇帝當政時期，盡管他認為「駕馭外藩之道，示之以謙則愈驕，怵之以威則自畏」，從而採用了「寬猛互濟」、「恩威並用」的方針，但同時也仍然主張「從俗從宜」、「不易其習」。總之，清代前期統治西、北邊疆地區，實際上是採用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方針。

其次，理藩院促進了清代前期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在17世紀中葉，理藩院的活動保證了清朝的順利入關，對清朝統一全國起了促進作用。由於明朝腐敗導致的中央政權力量削弱，我國17世紀中葉陷於分裂狀態，這種分裂在當時並不是一種值得稱頌的現象。一方面，因為這種分裂戰爭連綿不斷，人民流離失所，社會經濟遭到破壞。另一方面，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已經東來，沙俄也時刻窺伺我國北部的大好河山。如果分裂形勢繼續下去，就可能給這些侵略勢力以可乘之機。所以，盡快恢復統一，不僅有利於國內各民族人民的休養生息，符合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要求，而且對於抵抗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和沙俄侵略勢力也有著重要意義。歷史證明，統一的歷史使命由清朝承擔了。清朝所以能承擔這一重任，除了別的因素外，漠南蒙古已經成為它的可靠後方和重要的藉助力量是重要原因之一，而這與理藩院有密切關系。理藩院設立後四個月，其官員就往察哈爾、喀爾喀、科爾沁諸部「稽戶口，編牛錄，讞庶獄，禁姦宄」。僅一個月就編成了牛錄，造好了甲士清冊。這既穩定了漠南蒙古的社會秩序，也為清朝提供了兵源。理藩院設立後八年，清朝入關，漠南蒙古諸部紛紛率師相從。同時，在清朝入關之際，理藩院及時地把清軍入關和進佔北京情況通知漠南蒙古各部，使他們時刻有所准備。雖然，清軍入關後在統一過程中使用了殘酷的暴力，對社會經濟發展一度造成影響，但是，清朝統一全國的歷史意義是無論如何不能抹煞的。

清朝是我國封建社會多民族統一國家得到空前發展和鞏固的時期。有清一代，維護國家統一的力量與形形色色的分裂勢力曾進行長期斗爭。在這些斗爭中，理藩院充分發揮了維護統一的作用。有些前已述及。又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三月，當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札薩克圖兩汗發生沖突後，理藩院尚書阿喇尼親往喀爾喀七旗蒞盟，竭力促使他們「盡釋舊怨」而「交相揖睦，共享昇平」。這年八月，阿喇尼又召集喀爾喀兩翼汗傳達康熙聖諭，令其「同歸於好」。當噶爾丹發動內亂、喀爾喀蒙古各部率眾南奔時，理藩院立即將情況上奏康熙帝，並負責安排喀爾喀蒙古各部生計。正是在理藩院組織安排下，通過多倫會盟，我國北部邊疆很快出現了安定局面。康熙皇帝說：「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應當說，這種北部邊疆的堅固狀況與理藩院的作用是分不開的，這又為徹底粉碎噶爾丹內亂、抵禦沙俄的擴張侵略准備了條件。

理藩院除在政治軍事方面促進了清代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發展鞏固外，還程度不同地促進了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與中原內地的經濟交流，促進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多倫會盟之後，理藩院派遣官員去山西等地准備耒耜，幫助喀爾喀蒙古於膏腴之地種植農作物。理藩院還按照清代帝王的意志，協助組織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建立「常平倉」，貯積糧谷，以備賑濟，「其收放實數」，「每年秋後造具印冊報院」。僅漠南蒙古哲里木、昭烏達、卓索圖3盟26旗就額存谷246100多石。雍正十二年（1734）二月，吳喇特鎮國公達爾瑪機里弟屬下游牧地方，因風雪之災，人畜傷損。理藩院派遣官員按戶賑濟，共計大小15385口，6個月時間用米7240.1石。在救災過程中，理藩院官員因地制宜，在有河流的地方幫助蒙古人民造船、結網、捕魚。此外，理藩院管理的驛站把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和內地聯成一體，這對西、北地區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對清朝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鞏固，多少起了一定作用。

我們在評價清代理藩院、基本肯定它的歷史作用時，應當說明，理藩院終究是清朝階級統治和壓迫的工具。它維護的是少數民族王公貴族的利益，維護他們對各族勞動人民的剝削。西、北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勞動人民受「厚斂重徭」的剝削，被「納之於阽危之域」，生活極為貧苦，遇有災荒，清朝經理藩院雖有賑濟，但由於上層王公們「苟且塞責」，廣大勞動人民「並不得實惠」。統治階級需要的「納賦」、「貢徭」像兩根繩索，把少數民族勞動人民緊緊捆綁住，使他們難以逃脫「重賦苛役」的苦海。因此，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勞動人民「迫於飢寒，以致離散」的現象到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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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對少數民族的殺戮以及滿族是明朝人的證據
很多人的對於清朝的殘暴不滿，指責清朝殺戮太過。可是縱貫所有封建王朝，那有不沾血腥的呢？

洪武五年征三十六洞散毛。景泰六年，征湖廣苗蒙能，圍攻龍里，懷化、銅鼓諸地，天順五年，大軍深入苗疆，攻破幾百餘寨 ，焚毀三千家，斬首三千三百餘人。天順三年（公元1459年）黔中苗族於把珠等起義失敗後，有四千四百九十人被殺，五千五百個婦女被俘往他鄉，萬曆年間明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揚應龍之亂時，許多苗族、仡佬族橫遭屠殺，被迫逃走，戰後倖存者僅「十之二」。為了「開邊」，明王朝在黔東和貴陽、安順等地大量安屯設堡，強使許多苗族人民遷居。（《邱北縣志》第二冊）

貴州軍務右副都御史白圭的摺子，左一個「斬首一萬」，右一個「斬首3000」很是洋洋得意啊。
據《鳳凰廳志》和《瀘溪縣志》載：苗區人口「大經草剃，存不滿百」，「幾經絕種」。「經過撻伐征剿，村寨十室九空，人跡滅絕」

明遼東總兵李成梁軍在圖倫城主尼堪外蘭的引導下,攻克了阿台的古埒城,屠城。還把人家努爾哈赤的祖父覺常剛和父親塔石誤殺了。

再說滿人本來就是明朝子民，怎麼能用日本來比擬？

明成祖永樂年間,東海女真部分南移,同建州女真經常發生戰爭.建州女真被迫向南向西遷移.

宣德時期,童猛哥帖木兒為東海女真殺害.其弟凡察,其子童倉,董山率部西遷,經佟家江(今渾江),進入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縣),於呼蘭哈達山(又叫煙筒山)下,渾河支流蘇子河畔,築城定居下來.

正統時期,明政府為了籠絡建州女真,任命阿哈出的孫子李滿柱為建州衛指揮使,凡察為建州右衛指揮使,董山為建州左衛指揮使."建州三衛"之稱由此而來.建州三衛是明政府設立的地方機構,既管軍事,又理民政,"撫綏屬部","看守地方".長官由中央政府委任,可以世襲,要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承擔各種義務."有所征調,聞使即從,無敢違期"①.正如清太宗皇太極所雲:"我祖宗與明朝看邊,忠順有年."這生動地反映了明朝中央政府和地方衛所的親密關系。
① 《左傳》卷二十二,昭公九年.
①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二十四

明初,太祖朱元璋頗重視對東北邊陲少數民族的治理.洪武三年(1370年),在遼東設立了定遼衛都衛.八年(1375年),改定遼衛都衛為遼東都指揮使司,管理遼東25衛,138所,二州一盟.

永樂七年(1409年),在黑龍江特林地區設置了奴爾干都司,所轄的著名衛所有建州衛,海西衛,兀者衛,囊哈兒衛等.成祖朱棣派遣宦官亦失哈到奴爾兒干都司進行慰問與巡視,增進了邊區民族與明中央政府之間的聯系.

永樂十八年(1420年),明朝遷都北京後,加強了對東北地區的經營.從洪武到正統年間,先後在東起庫頁
島,西至斡難河,北自烏第河,南瀕日本海等廣闊地區,建置了184衛.這對東北邊疆的開發建設,以及邊區與中原的經濟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對東北女真等民族,明政府採取了招撫,羈縻與分而治之的政策.政治上,明政府委任部落酋長,首領充當衛所長官,申明職守,給予敕書,又稱璽書."官其酋長為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職,給與印信,俾仍舊俗,各統其屬"①.各衛所要對明政府履行各項義務."時以朝貢",衛所官員要定期進京述職,奏報地方治亂.建州,海西女真每年冬季從開原入京朝貢,貢品主要有人參,貂皮,海東青,馬匹,珍珠等地方名貴土特產.

⑤ 歷史方面的問題

古代埃及: 第一王朝：公元前年～2850年。從美尼斯到卡，共有八位法老。
第二王朝：公元前2850～2686年。從霍特普司克摩伊(Hotepseknemoui)到卡斯克摩，共有六位法老
古王國或孟斐斯帝國(公元前2686～2181年)
第三王朝：公元前2686～2613年。從納特里克特—吉塞(Neteriknet-Djeser)到胡尼(Houni)，共有五位國王。焦瑟統治時代是權力和勝利的開始，此時出現了以沙卡拉的階梯金字塔建築群為代表的恢宏壯觀的石頭建築。該建築群的設計師、作家兼學者的伊姆荷泰普成為史書上首批出現的偉人之一。這一時代是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君主製得以發展的時期，君主坐於孟斐斯，分派各省總督統治全國。
第四王朝：公元前2613～2494年。從斯內夫盧(Snefrou)到斯克普斯卡夫(Skepseskaf)，共有六或七位法老。從金字塔的雄偉程度來判斷，斯奈夫魯、胡夫和哈爾夫的統治時期為這個時代的頂峰。在達夏爾，梅頓和基薩修築的金字塔顯示出王朝的治國有方、經濟繁榮。第五王朝：公元前2494～2345年。從烏斯卡夫(Ouser)到烏納斯(Ounas)，共有九位法老。最著名的是薩胡蕾(Sahoure)和吉德卡雷—伊塞西(Djedkare-Isesi)。
在第五王朝，「太陽崇拜意識」迅速發展，在沙卡拉的烏尼斯金字塔牆上刻著著名的金字塔銘文。第六王朝：公元前2345～2181年。從泰蒂(Teti)一世到女王尼托克里斯(Nitocris)，共七位國王包括佩比一世和活了上百歲的佩比(Pepi)二世。
雖然第六王朝文治武攻顯赫一時，曾組織過遠至非洲南端的軍商遠征，但一些省督不斷膨脹的全歷史中央集權的孟斐斯備受威脅，而引發了內亂。
第一過渡時期(公元前2181～1991年)
第七王朝：只統治了七十天。
第八王朝：公元前2181～2130年。共有八到二十七位法老，但名字無文獻可查。
第九王朝到第十王朝：北方公元前2130～2040年。共有六位法老，有三位名叫凱蒂。
第十一王朝：南方公元前2130～2040年。共有三位法老。
蒙圖荷泰普二世在公元前2050年統一全國，從此第十一王朝的底比斯君主統治了整個埃及。這雖然使他們的故鄉底比斯城地位越來越重要，但仍然不足以取代孟斐斯。底比斯的統治者適時尚須來回旅行，並在十二王朝時在通往法尤姆的入口處修建了行宮，和諸如伊蒂—塔維的小城。王朝在不放棄底比斯的同時向北轉移權力中心，顯示出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逐漸恢復。
中王國或底比斯第一帝國(公元前1991～1786年)
第十一王朝末期：公元前2060～2000年。三位蒙圖霍特普法老，第一位在公元前約2040年統一埃及。第十二王朝：公元前2000～1786年。七位法老名阿門埃瑪特(Amenhemat)或塞索斯特里斯，最後一位統治者是女王塞貝克內菲盧雷(Sebekneferoure)。
如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穩定總是和動亂是互相交替。各省分權勢力和其他歷史上至今仍然不明的勢力，毀滅了從第十二王朝傳續下來的底比斯政權，埃及分裂成許多的諸侯國。
第二過渡時期(公元前1786～1567年)
第十三到第十四王朝：公元前1786～1674年。約有四十位法老，其中有幾位名叫塞貝霍特普。一些法老同時在法老的北部、中部、南部統治。從公元前1730年開始，這些國王只不過是西克索法老的封臣。
第十五到第十六王朝：公元前1674～1567年。第十六王朝被稱為「小西索克」王朝，只存於三角洲東部。「大西索克」王朝有五位法老，包括一位基安(Khyan)和兩位阿拉比(Apopi)。
第十七王朝：公元前1674～1567年。十位法老統治底比斯及周圍地區。他們是西索克的封臣。最後三位法老塔阿(Taa)一世、二世和卡莫西斯(Kamosis)，開始和北方的西索克人斗爭。
新王國或底比斯第二王國(公元前1567～1085年)
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67～1320年。從阿赫莫西斯(Ahmosis)到霍朗赫布，共有十四位君主，其中有四點陣圖特摩斯，四位阿門諾菲斯。王後阿謝普蘇、阿肯納吞(Akhenaton)和圖坦卡蒙，都屬於本王朝。
第十九王朝：公元前1320～1200年。九位拉美西斯王族法老，包括拉美西斯一世、二世和塞蒂一世、二世。
第二十王朝：公元前1200～1085年。十位君主，除了第一位名叫賽特納克特(Sethnakht)之外，其餘都叫拉美西斯。
第三過渡時期(公元前1085～715年)
第二十一王朝：公元前1085～945年。在塔尼斯統治的有斯門代斯(Smendes)，普蘇賽奈斯一世和二世。在底比斯統治的有埃里霍斯(Herihor)和皮納傑姆。
古埃及文明是指在尼羅河第一瀑布至三角洲地區，時間斷限為公元前5000年的塔薩文化到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歷史。
公元前三世紀的曼涅托，將從美尼斯開始至馬其頓亞歷山大征服止的埃及歷史分為三十個（或三十一個）王朝
古巴比倫王國:
據歷史學者推斷，約在公元前四千年代，居住在這一帶的蘇美爾人已有較為發達的文化，不僅發明了文字，而且發明了用於書寫文字的「泥板書」。蘇美爾衰落後，巴比倫城興起。巴比倫第一王朝約始於公元前1894年，到第六位國王漢謨拉比時（前1792～前1750），征服南北諸城並建立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頒布了《漢謨拉比法典》，完成兩河流域的統一。以後歷經第二王朝（公元前16世紀中葉～前1530）、第三王朝（約前1530～前1157）、第四王朝（前1157～前729），於公元前729年為亞述所滅。公元前626年，迦勒底人佔領巴比倫，建立新巴比倫王國，新巴比倫王國在尼布甲尼撒二世（前605～前562）的統治下，達到鼎盛時期。公元前538年，存在88年的新巴比倫王國被並入波斯帝國的版圖。
公元前3500年進入文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250年是兩河文明的鼎盛時期，《舊約全書》稱其為"希納國"（Land of Shinar）。兩河沿岸因河水泛濫而積淀成肥沃土壤，史稱"肥沃的新月地帶"（南美的那個和"金三角"齊名的地區堪稱"罪惡的新月地帶"）。由於兩河不象尼羅河一樣是定期泛濫的，所以確定時間就必須靠觀測天象。住在下游的蘇美人發明了太陰歷，以月亮的陰晴圓缺作為計時標准，把一年劃分為12個月，共354天，並發明閏月，放置與太陽歷相差的11天。把一小時分成60分，以7天為一星期。還會分數、加減乘除四則運算和解一元二次方程，發明了10進位法和16進位法。他們把圓分為360度，並知道π近似於3。甚至會計算不規則多邊形的面積及一些錐體的體積。
文化
（4000BC）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住在兩河流域下游的蘇美人(Sumerian)最早發明了表意和指意符號的象形文字，使得兩河流域進入歷史時代。 到了公元前二千八百年左右，蘇美人的象形文字發展漸趨完整且後來廣泛被巴比倫、亞述人及波斯人所應用，因為這種文字大多刻在磚、石或黑色的玄武岩，泥板上，，"起筆重而印痕較深"，成尖劈形，形似木楔，所以被稱為 楔形文字，又稱為釘頭字或箭頭字。
古巴比倫-美索不達米亞的數學與算術非常發達，大約在公元前一千八百年，巴比倫人就發明了 六十進位的方法，而且知道如何解一元二次方程式。
新巴比倫（公園前626年開始）的空中花園（Hanging Gardens）是世界七大奇跡之一。這座花園傳說是當時的國王尼布甲尼撒大帝為其妻子而建的。據說空中花園就是在缺水乾旱的沙漠地帶中建起一座山，山上林木蔥郁，鳥語花香，流水潺潺，神奇得令人嘆為觀止。
並發明了太陽歷，把一年劃分為12個月，共354天
並發明閏月，放置與太陽歷相差的11天
把一小時分成60分，以7天為一星期
還會分數、加減乘除四則運算和解一元二次方程，發明了10進位法和16進位法
他們把圓分為360度，並知道π近似於3。甚至會計算不規則多邊形的面積及一些錐體的體積
他們是已知的世界最早的文明之一，最早發明了表意和指意符號的象形文字，因為這種文字大多刻在磚、石或黑色的玄武岩、泥板上，"起筆重而印痕較深"，成尖劈形，形似木楔，所以被稱為楔形文字
《漢謨拉比法典》則是古代西亞現存的第一部成文法典
之後的尼羅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是在兩河文明的促進下發展起來的。
古代希臘:
希臘人從那裡學到了數學、物理學和哲學；猶太人從那裡學到了神學，並將它傳播於世；阿拉伯人從那裡學到了建築學，並以此教化了整個中世紀野蠻的歐洲。
由此可見，古代巴比倫文明能被稱為四大古代文明之一所仰仗的不單單是空中花園。
古希臘的地理范圍，除了現在的希臘半島外，還包括整個愛琴海區域和北面的馬其頓和色雷斯、亞平寧半島和小亞細亞等地。公元前5、6世紀，特別是希波戰爭以後，經濟生活高度繁榮，產生了光輝燦爛的希臘文化，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古希臘人在文學、戲劇、雕塑、建築、哲學等諸多方面有很深的造詣。這一文明遺產在古希臘滅亡後，被古羅馬人破壞性的延續下去，從而成為整個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
古希臘建築的概貌
雅典衛城一隅 在建築方面，古希臘人的遺產可以認為有兩個主題。一個是希臘建築所包含的形象模型。這些模型首先包括一系列裝飾物術語、雕塑以及風格，多多少少被全盤接受，或者斷斷續續被使用和廢棄。即使失寵，也不能輕率斷定它們已經從西方建築師們的資料庫中完全消失了。希臘建築留傳於世的第二個方面就是希臘人對建築的本質看法。建築形式總是讓人被動地接受，而關於建築的本質看法只能意會於心，而本能經常發現於一些顯而易見的地方。人們知道要恰當設計一個建築物的維度，就必須遵循一定的數學比例。這種觀點是希臘人的，不管在本質上，還是在選擇適當的比例上。這種觀點在文藝復興時期再次現身，有時建築形式的完美性不厭其煩地重復一些偏愛的形狀。
現存的建築物遺址主要就是神殿、劇場、競技場等公共建築，其中尤以神殿為一個城邦的重要活動中心，它也最能代表那一時期建築的風貌。古希臘人的生活受控於宗教，所以理所當然的，古希臘的建築最大的最漂亮的都非希臘神殿莫屬。古希臘人認為，神也是人，只是神比普通人更加完美，他們認為供給神居住的地方也不過是比普通人更加高級的住宅。所以，希臘最早的神殿建築只是貴族居住的長方形有門廊的建築。後來加入柱式，由早期的「端柱門廊式」逐步發展到「前廊式」，即神殿前面門廊是由四根圓柱組成，以後又發展到「前後廊式」，到公元前6世紀前後廊式又演變為希臘神殿建築的標准形式——「圍柱式」，即長方形神殿四周均用柱廊環繞起來。希臘神殿建築總的風格是莊重典雅，具有和諧、壯麗、崇高的美。這些風格特點在各個方面都有鮮明的表現。
古希臘建築的特點
根據所遺留下來的希臘建築，我們可以歸納出古希臘建築的幾大特點。
第一特點是平面構成為1：1.618或1：2的矩形，中央是廳堂，大殿，周圍是柱子，可統稱為環柱式建築。這樣的造型結構，使得古希臘建築更具藝術感。因為在陽光的照耀下，各建築產生出豐富的光影效果和虛實變化，與其他封閉的建築相比，陽光的照耀消除了封閉牆面的沉悶之感，加強了希臘建築的雕刻藝術的特色。
第二特點是：柱式的定型。共有四種柱式：1. 陶立克柱式，2. 愛奧尼克柱式，3. 科林斯式柱式，4. 女郎雕像柱式。這四種柱式是在人們的摸索中慢慢形成的，後面的柱式總與前面柱式之間有一定的聯系，有一定的進步意義。而貫穿四種柱式的則是永遠不變的人體美與數的和諧。柱式的發展對古希臘建築的結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並且對後來的古羅馬，歐洲的建築風格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第三特點是：建築的雙面披坡屋頂形成了建築前後的山花牆裝飾的特定的手法。古希臘建築中有圓雕，高浮雕，淺浮雕等裝飾手法，創造了獨特的裝飾藝術。
第四特點是：由平民進步的藝術趣味而產生的崇尚人體美與數的和諧。古希臘人崇尚人體美，無論是雕刻作品還是建築，他們都認為人體的比例是最完美的。大建築師維特魯威轉述古希臘人的理論：「建築物……必須按照人體各部分的式樣制定嚴格比例。」 所以，古希臘建築的比例與規范，其柱式的外在形體的風格完全一致，都以人為尺度，以人體美為其風格的根本依據，它們的造型可以說是人的風度、形態、容顏、舉止美的藝術顯現，而它們的比例與規范，則可以說是人體比例、結構規律的形象體現。所以，這些柱式都具有一種生氣盎然的崇高美，因為，它們表現了人作為萬物之靈的自豪與高貴。
第五特點是：建築與裝飾均雕刻化。希臘的建築與希臘雕刻是緊緊結合在一起的。可以說，希臘建築就是用石材雕刻出來的藝術品。從愛奧尼克柱式柱頭上的旋渦，科林斯式柱式柱頭上的由忍冬草葉片組成的花籃，到女郎雕像柱式上神態自如的少女，各神廟山牆檐口上的浮雕，都是精美的雕刻藝術。由此可見，雕刻是古希臘建築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雕刻創造了完美的古希臘建築藝術，也正是因為雕刻，是希臘建築顯得更加神秘，高貴，完美和諧。
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這段時期。這一時代是古希臘世界的全盛時期，各城邦都得到繁榮的發展，而地處海灣、交通便利的雅典在工商業方面日益發達，並建立了奴隸主民主制。在雅典，國家不設國王，最高權力機構是全體公民大會，大會由公民抽簽產生，共同對國家事務進行商議。
此外，對外戰爭的勝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這種繁榮的局面。公元前5世紀初，希臘和波斯之間的經濟和政治矛盾引起希波戰爭，希臘人在馬拉松戰役和薩拉米戰役中取得重大勝利，而戰後許多希臘城邦成立海上同盟，以防禦波斯侵略，雅典成為盟主。此後，雅典的經濟和政治日益欣欣向榮，也迎來了古希臘文學的黃金時代。
雅典的民主政治不僅是古代希臘的典範，而且是整個古代世界的典範。雅典的民主政治不僅是人類歷史的首創，而且直接影響了後世西方的政治制度。在現代西方國家語言里，如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俄語等語言中的「民主」一詞，都是從古希臘語的「demokratia」一詞演變而來。古希臘語中的「demokratia」一詞，由「demos」和「kratos」兩部分構成，「demos」的意思是「人民」、「地區」，「kratos」的意思是「統治」、「管理」，因此所謂「民主」是指「人民的統治」或者「人民的管理」。
雅典實行民主化程度最高的「直接民主制」。在伯里克利時代，雅典所有的官職向全體公民開放，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抽簽選舉方式（十將軍除外）擔任政府中的各級官職。雅典的政府官員都有任期，通常為一年，而且大多數的官職，不得連選連任，以避免結黨營私。雅典還實行委員會制，凡是重大事務均由集體作出決定，由集體負責。而不是由一個人說了算，從而避免了專制獨裁和官僚主義。為了保證民主政治不受侵害，從克利斯提尼時代開始，雅典還制定了陶片放逐法，用陶片投票選舉出可能對雅典的民主政治構成威脅的人。如果某人得票數超過6000，就會被放逐到國外，10年以後才能返回，從而使政治野心家無機可乘。
古代羅馬:
古代羅馬國家是以羅馬城為中心發展起來的。羅馬城位於義大利半島的台伯河流域。羅馬城是由七個山丘上的村落聯合發展而成的，到公元前六世紀周圍築起城牆，這就是羅馬城。
羅馬國家中的外來移民和被征服地區的居民叫做平民，是自由人，但沒有政治權利，也不能分得氏族的公有地。許多平民因還不起貴族的債務，而被淪為債務奴隸。
公元前509年，羅馬建立了奴隸制共和國。從貴族中選出兩名執政官處理政事，任期一年。共和國的一切大權都把持在貴族手裡。執政官和一切高級職務由貴族擔任。那時候的羅馬共和國是貴族專政的奴隸制國家。
羅馬不斷擴張，先統一了義大利半島，到公元前二世紀，它已經佔有地中海周圍從西班牙到小亞細亞的許多地方，稱霸地中海上。
羅馬常把被征服地區的男女老幼全部賣為奴隸。羅馬奴隸主認為奴隸只是會說話的工具，經常隨意打罵和買賣，甚至將他們釘死在十字架上。在羅馬奴隸制共和國里，各行各業都使用奴隸勞動，奴隸們除了做工之外，有的還被強迫訓練成角鬥士，同猛角斗來供奴隸主歡樂，在城市裡專門設有奴隸市場來買賣奴隸。當時的奴隸數量之多，價格之低，在歷史上是空前的。
公元前73年到公元前71年，斯巴達克領導奴隸舉行大規模起義，破產農民大量參加，給統治階級以沉重打擊。在此前後，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利之爭非常激烈，經過幾次爭奪，屋大維最後取得勝利。公元前27年，他當上了羅馬皇帝。從此羅馬進入奴隸制軍事帝國時期。帝國的最初二百年國家繁榮，地跨歐、亞、非三大洲，地中海成為羅馬的內湖。
一世紀，在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巴勒斯坦和小亞細亞的猶太人中間，出現了傳道者。他們宣傳「救世主」會來拯救貧苦人民，後來又說耶穌是「救世主」，即「基督」，耶穌在巴勒斯坦傳道，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其實耶穌是個宗教傳說人物，但是勞苦大眾得到精神安慰，因此紛紛信仰耶穌。這就產生了基督教，它是今天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
三世紀，羅馬帝國出現危機。人民起義頻繁，經濟凋散，官場腐敗，爭權激烈。395年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部分。隨著帝國的衰落，北邊的日耳曼人紛紛進入帝國。五世紀，他們先後在西羅馬帝國原來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些國家。476年西羅馬帝國的最後一個皇帝被廢除，西羅馬帝國滅亡。東羅馬帝國繼續存在

⑥ 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是什麼

1、地區性的商業中心的形成和出現。各地市場聯系密切，地域分工趨勢顯見。
2、城鄉商業繁榮，普通集市的廣泛分布。
3、各地商幫活躍。明清時期，不僅從商人數增多，而且出現各具地方特色的不同的商業集團即商幫。
4、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在慢慢減弱。

⑦ 明清時期的時代特徵

• 明代的歷史特點及其經驗教訓
  
  明朝長達276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朝代。弄清其歷史特點， 不僅對深入研究明史具有重要價值，而且對整體把握中國歷史的發展特點具有積極意義。尤其是明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變局，其發展特點如何，不僅直接關系著當時中國的國際地位，而且直接影響著中國此後的發展道路，其間蘊涵的深刻教訓和啟示，需要認真總結和汲取。

  
  明朝歷史的發展特點，我以為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突出表現。
  1.制度建設空前完備。明朝制度建設具有明顯的全面整合前朝制度並開創新制的特點。僅以政治制度為例，如經朱元璋大刀闊斧的改革，廢除了丞相制和行省制，形成了皇權之下中央以「五府」、「大九卿」為主體，地方以各省「三司」為主體的官制結構；永樂後，又形成輔佐皇帝處理政事的內閣、司禮監體制；還逐漸形成了旨在統一事權以加強對地方控制的督撫制度。相比元朝，其官制體系既大大簡化，又體現出明顯的相互制衡的特點，皇權及統治效能皆空前加強。中葉後又形成梵谷級官員人選、各部門重大決策等，首先經有關衙門提出建議或會官「廷議」，再由內閣「票擬」處理意見，最後上請皇帝裁決的制度，從而，在保證皇權獨斷的前提下，使決策程序具有了「集思廣益」的特點。又如，在空前完備的科舉和官辦教育體系基礎上，永樂後，科舉和學校功名逐漸成為決定士人仕途和朝廷任官的最主要依據，從而把選官的公平原則貫徹到當時社會所能達到的最高限度，不僅普遍提高了文官的文化素養，而且大大擴展了統治基礎，增強了社會各階層對朝廷的凝聚力。另外，明朝在經濟、法律、軍事等方面的制度建設也都高度完備、獨具特色並佔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
  2.商品經濟空前發展。總體說來，明代經濟仍以自給自足的農業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但相比前代有了巨大發展，主要表現在隨著糧食品種的增多特別是玉米、番薯等高產作物的引進以及植桑、種棉等經濟作物的普及推廣，農業生產力有了明顯提高。在此基礎上，商品經濟和手工業得到迅速發展，出現了許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業產品和經濟原料作物產區，涌現出一大批因工商業而興起的著名市鎮；廣大農村的集市貿易也空前普及和繁盛，地區間商品流通十分活躍；私人海外貿易發展強勁；以徽商、晉商等為代表的地方商人集團崛起，在經濟乃至社會生活領域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東南發達地區的若干手工業部門中較多地採用了僱傭關系，也即人們所熟知的資本主義萌芽。
  3.階級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社會流動加快。宋代以後，世族地主已徹底退出歷史舞台，非貴族地主成為地主階級的主體。而至明代，非貴族地主的數量及其在地主階級中所佔比重都空前提高；除作為主體的縉紳地主外，在經濟發達地區還出現了少量的經營地主。市民階層也伴隨著工商業和城市的空前繁榮而興起；與此同時，普通平民的身份地位也比前代進一步提高。社會流動速度空前加快，學校和科舉幾乎成為非貴族地主乃至平民獲得政治身份並進入官紳階層的唯一途徑，尤其是以科舉考試博取身份特權，再以身份特權謀取經濟利益，成為社會流動的主要方式。
  4.中後期社會風氣丕變，思想文化異彩紛呈。首先，出現了普遍重商、「競相逐利」和追求享樂的風氣，「人必有私」觀念和拜金主義流行。其次，程朱理學衰微，王氏心學風行，天下之士由謹守「朱子矩矱」、「格物致知」到普遍「貴疑」、「自得」、「厭常喜新」乃至追求個性解放。其三，文學界提倡「獨抒性靈」，以小說為代表的反映市民文化的通俗文學空前繁榮，其中尤以《金瓶梅》和《三言》、《兩拍》更多也更直接反映了市民階層的價值觀念及生活面貌。其四，學風經歷了由朴實到空疏，再到求真、求實的變化。史學中野史尤其是私修當代史空前繁榮，標志著史家對現實的高度關注和對經世致用的不懈追求；以《農政全書》、《本草綱目》、《天工開物》等為代表的實用科技的發達標志著中國科技發展的新水平；明後期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來，以徐光啟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已敏銳察覺到中國科技文化在某些方面的落後與不足，而積極向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學習，於是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並出現一大批文化交流的成果。
  5.士大夫敢言之風盛行。明朝士大夫敢於直諫為中國歷史所罕見，主要表現有二：一是敢言之臣「不可勝數」，如洪武時茹太素、正統時劉球、嘉靖時沈練、天啟時楊漣等，皆為著名諫臣；至於正德許天錫的「屍諫」、嘉靖海瑞的「備棺而諫」、萬曆雒於仁的直斥神宗患「酒、色、財、氣」四疾等，就更富有特色。二是在遇到重大決策分歧時，群臣往往集體進諫，如正統時諫阻英宗親征、成化時勸諫憲宗合葬錢太後於裕陵、正德時諫阻武宗南巡、嘉靖初大禮議、萬曆時爭國本等，皆為顯例。其中，成化時勸諫合葬錢太後於裕陵和萬曆爭國本還取得了最終勝利。盡管他們用以諫君的信念和依據仍是傳統的儒家思想，但其試圖以群體力量限制君權的意向和不懈努力還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6.對外政策崇尚睦鄰友好，但總體保守、落後。朱元璋確立的對外政策有兩大基本原則：一是努力營造以「厚往薄來」為特徵的朝貢貿易體制下的睦鄰友好關系，二是嚴禁中外商民自由貿易。永、宣時期的鄭和下西洋，雖是中國遠洋外交和人類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但本質上並未突破上述基本原則，其目的仍是通過宣揚明朝國威、建立南洋及印度洋地區的和平秩序，以吸引更多的國家前來朝貢，故終因所費不貲而被迫停止。中葉後，東南沿海居民生存壓力不斷增大，違禁甚至武裝下海者日趨增多，嘉靖時「倭寇」中的大部分實為中國沿海商民。在此壓力和朝貢貿易越來越難以維持的情況下，明廷不得不在隆慶時「准販東、西二洋」，有限度地允許東南沿海人民出海貿易。這雖在客觀上為民間海外貿易提供了一定的合法空間，但總體看來，其對外政策仍是保守、落後的。萬曆三十一年，當為開發南洋做出了巨大貢獻的二萬五千餘華人在呂宋慘遭西班牙殖民者的屠殺時，明廷甚至採取了坐視不管的態度。
  綜上所述，明代是一個傳統與創新交織、保守與開放並存，表現出明顯「轉型」趨向的時代，但因其新生因素遠未達到全面突破傳統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程度，故最終隨著明朝的滅亡而宣告「轉型」的失敗。

  
  

• 給清史以准確的歷史定位
  
  自1911年清朝宣布遜國，以《清史稿》之編纂、肖一山著《清代通史》為標志，正式揭開了清亡後清史研究的里程。迄於今，已歷90餘年，清史研究從未間斷，而以近20餘年的研究為極盛。即以清斷代史為例：先有戴逸的《簡明清史》，後有鄭天挺的《清史》、中國人大清史所與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合著的《清代全史》（全10冊）、杜家驥的《清朝簡史》、李治亭的《清史》（兩卷本）等書相繼問世， 已是前70年數倍之多！論文之多，更是以萬計。改革開放20餘年來，清史研究之盛，遠遠勝過前70年的總和。
  清史研究成績斐然，但其中也存在著巨大分歧。以《清史稿》和肖一山《清代簡史》為代表的歷史觀點及對清史的評價，固不足論；而「文革」前特別是「文革」中，極左思想泛濫，貶斥清史，亦不足怪。直至改革開放時期，人們的思想大解放，價值觀念大變化，我們對中國歷史的原有認識包括對清史的評述，都已改變了許多。然而，在清史研究中延續下來的傳統觀念，依然根深蒂固，因而不能正確解讀清史。從根本上說，就是如何正確認識清史，准確地給清史定位。例如：一說滿族為「異民族」，視清朝為「異國」；當初努爾哈赤起兵，向明朝挑戰，指為「犯上作亂」；一說滿族離開其居住地，進入中原，就是對「中國」的「侵略」、「進犯」，是滿族貴族對漢人的「民族征服」；一說清朝統一全國，「是以全國生產力大幅度破壞為代價的」，它「代表落後的生產方式」，使中國的發展「延緩了一百年」；一說清初減輕農民的負擔，「在很大程度上口惠而實不至」，即使如康熙朝「宣布減免賦稅並沒有多大實際意義」。所謂康熙盛世純屬子虛烏有，是「被某些學者捧出來的」！
  至於近代時期，清朝更是一無是處，幾乎沒做一件好事！除了那些內反清朝統治，外反西方與日本列強侵華的仁人志士及死難烈士，幾乎沒有一個好人！
  學術之爭，本屬學術研究過程中正常現象；持不同觀點，無可厚非。但我們認真分析上述諸多觀點時，便不難發現，在這些觀點的背後，卻是隱藏著如前已指出的某種民族偏見或陳舊的史學觀念，給清史做出了不恰當的評價。
  那麼，我們應當怎樣認識清史，給它一個正確的歷史定位呢？
  任何一件事的好壞，評價一個人的是是非非，總是比較而言的，即相互比較而後知。這就是比較的方法，再簡單不過。這同樣適用於對清朝的認識。一方面，從中國歷史的發展進行比較：以清朝與它的前代明朝，再上溯到明以前歷代相比，究竟在哪些方面達到或超過其發展水平，又做了哪些「前無古人」之事，同樣，它又做了哪些不如前代甚至倒退之事，另一方面，與當代中國相比，它給我們留下了哪些有價值的歷史文化遺產，或者說，它對後世有多大影響，只要認真比較，清朝的歷史真貌就會顯現出來。
  如所周知，清朝的前身——史稱後金，是由女真——滿族創建的，在聯合漢、蒙古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過程中，變為強大的清王朝。滿族的先世，可追溯到先秦時代世居東北地區的肅慎族，其後，又有勿吉、挹婁、靺鞨等族相繼生活在黑龍江、松花江流域，都是肅慎族的延續，直至北宋時期的女真人，才是滿族的直接先世。約當17世紀30——40年代，明末東北諸部女真人為努爾哈赤與皇太極父子所統一，始形成滿族共同體。不可駁辯的事實是，滿族及其先世，從來就是世世代代生息在東北的一個古老民族，無疑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把它視為「異民族」、「異國」，排斥在中國之外，這不單是民族歧視，而且是一個原則性失誤！如同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族各建一代王朝（北魏、遼、金、元）一樣，滿族也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政權；又同他們一樣，疾馳中原，一統天下。明清角逐近半個世紀，一個勝利了，一個滅亡了，這是明末社會諸矛盾及民族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結局。評述兩王朝的興替，既不能站在明王朝的立場，斥責清朝奪權非理，也不能站在清朝的立場，為其辯解合理，要的是客觀的立場，從明清之際的社會發展趨勢，探索這場大變動的內在原因。當我們肯定農民大起義反抗直至推翻明朝統治天然合理時，同樣，也應肯定一個弱小的少數民族反抗明朝的統治，甚至向它爭奪統治權，也是合理的。這實際是對社會變革的認同，使我們的認識與歷史發展的趨勢相一致，看問題就會較少差誤。
  自清朝定鼎北京，迄至遜位，有國長達268年。在西方列強入侵中國、 發動罪惡的鴉片戰爭前，約近200年，清朝所做的一切，實集歷代之大成，在許多方面已經超越了前代，把我國封建社會推上了最後一個發展高峰。概括地說，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清承明制，建立一套臻於完善的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體制，而它自創的一些機構，使其體制獨具特色。諸如理藩院、軍機處、南書房、內務府等，為歷代所僅見；六部滿漢復職制，實為它的獨創；八旗制融軍政為一體，發揮著獨特的功能。清制，嚴密、完備，井然有序，歷代如宦官之亂、後宮干政、外戚專權、朋黨禍國等禍患，在有清一代基本沒有重演，最高統治集團保持了長期的穩定，社會亦獲安寧。
  堅持以農業為「國本」的治國方略，大力墾荒，不斷擴大耕種面積。雍乾之際，全國耕地已達10億畝，為歷代墾荒之最！大規模治理黃、淮，廣興水利，投資之巨，又為明代所不及。儲糧備荒，減免錢糧，康熙和乾隆兩朝共五次蠲免全國錢糧，創中國歷史最高記錄。自康熙五十年起，「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取消人頭稅；雍正時，改革賦稅，攤丁入地，同具劃時代意義。經濟長期保持繁榮，人口迅速增長，財政穩步上升，乾隆鼎盛，最高存儲8000萬兩，常年在7000萬兩上下。清朝已建立了發達的封建農業經濟。
  清朝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以獨特的八旗制組織軍隊，輔以綠營兵，在保衛國家的領土主權及維護國家統一的斗爭中，展示了它的威力。如，平吳三桂之亂，收台灣，擊沙俄，驅準保藏，西北激戰70年（康熙二十九年—乾隆二十四年），西南盪除土司分裂勢力等等，內反分裂，外反侵略，國家統一，固若金湯，其武功之盛，與明朝勞而少功恰成鮮明對照。
  文化繁盛，遠邁前代。主要集中於康、雍、乾、嘉四朝，160年間，詩詞創作，各成流派，直追唐宋；小說、戲劇新發展，以《紅樓夢》為代表，堪稱千古絕唱！戲曲又勝元雜劇，書法、繪畫獨樹一幟；經學、理學、史學、考據學等，學派林立，著作山積！《四庫全書》集古今之大成，傳統文化大總結，為文化繁盛的突出標志。
  清朝最具深遠歷史意義的變革之一，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堅持儒家「大一統」的理論指導，將國家的「大一統」發展到了極限。突出反映在民族觀念的時代飛躍，即拋棄歷代所堅持的「華夷之辨」、「內中國外夷狄」的傳統民族觀念，以康熙帝廢長城為標志，實現了自皇太極以來所倡導的「滿漢一體」、「中外一視」、「天下一家」的政治目標，將世代隔離漢族與「三北」廣大地區游牧民族的長城廢棄而不用，從此邊疆與內地形成一體，真正成為一家，困擾歷代2000餘年的所謂「外患」、「邊患」，一勞永逸地徹底根除！這與明代設長城為限隔，同蒙古、女真戰斗不已相比，簡直如天壤之別！
  清朝最偉大的貢獻，就是建立了空前「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明以前，歷代設治與直接行政管轄，多限於長城以內；只有少數王朝，如漢、唐、元等突破長城之限。多數王朝，以明為例，在長城外邊疆地區實行羈縻統治，官其酋長，因俗而治，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貢。清朝徹底打破傳統慣例，在少數民族邊疆地區設置機構，派駐軍隊，因地制宜，實行不盡相同的管轄機制，統轄於中央。例如，在東北地區，設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將軍衙門，而在其漢人集中之地又設府、州、縣管理。在內外蒙古設盟旗制管理蒙古族；在西北設伊犁將軍管新疆，在天山南路實行伯克制的行政管理體制，皆受制於清朝派駐各城的參贊大臣或辦事大臣、領隊大臣。在西藏，設駐藏大臣，代表朝廷監管西藏軍政與財務。在西南，廢除千百年世襲土司制，改土歸流，由中央派官管轄地方。清朝所轄，陸地總面積達1300多萬平方公里，共有55個民族接受一個統一的國家政權管理。其疆域之遼闊廣大，在清以前，除元朝，再沒有一個王朝擁有如此廣袤的疆土！而清朝將中國的疆域推向了極限，直接為當代中國的版圖奠定了基礎。其功績，無與倫比。僅就疆域而言，清朝將多民族凝聚成一個鞏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即使有多少錯誤，清朝也應該倍受贊揚！
  清朝管轄廣大疆土，保持了國家的長治久安，社會長期穩定，尤其康乾盛世持續百二十年，堪稱清朝創造的一個奇跡。
  總結清代（近代前），真正實現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與民族及其疆域的「大一統」。故可以認為，清史者，大一統也！當然，到了近代，清朝走下坡路，積弱成弊，在西方列強的淫威下，中國失去了很多。如，同帝國主義列強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割地賠款，中華民族為此蒙受奇恥大辱。自乾隆後期，約當18世紀末，中國亟需變革、開放，與世界對接時，清朝一概拒絕，連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也被拒之門外！在延續百年後，一場救亡圖存的戊戌變法運動，竟被打入血泊之中，清朝喪失了最後一次挽救自己的機會，只有等待辛亥革命把它打倒！
  嘉道之際，中國已經由強變弱，而道光以後，則由積弱而衰敗。無須諱言，清朝不能推卸責任，但其歷史性的貢獻也不能抹煞，它在前中期所實行的治國方略及各項政策如民族政策等，對於我們仍具有巨大的認識價值，無論其經驗與教訓，都有借鑒意義。清朝遺留的歷史文化遺產十分豐厚，認真加以總結，不失為研究清史的一大目的。
  

⑧ 唐宋元明清各個朝代的特點是什麼

1、唐朝

封建經濟繁榮，科技文化達到當時世界最高水平，許多方面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如趙州橋、雕版印刷術、測量子午線、唐本草等等。不僅影響到亞洲的文化發展，而且促進了世界文明的進步，形成「中華文化圈」。

文治和武工配合最為出色的一個朝代，聲譽最大的朝代，文治遜於宋朝，武治遜於秦。商品經濟繁榮，國泰民安對外開放程度高，民族融合、政治穩定、中外交流頻繁，文化傳播程度高，科舉製得到完善，殿試選拔國家政治人才，唐詩成為主流文化。

唐律分十二篇，共五百零二條，刑為五刑。唐朝律法將謀反、謀叛等反對朝廷的行為定作不得赦免或贖免的「十惡」大罪，對朝廷的延續起到了保障作用。又有一系列相關土地私有權的條例，維護了經濟基礎。

2、宋朝

文治第一個朝代，四大發明出其三，就是南宋的時候其科技水平，是其他朝代所不及，現代考古有關於宋代的糧食生產情況的研究。宋重文輕武，巨大的國力發揮不到軍力，國家戰略一直處在被動防禦，經歷契丹。

"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創新思想、經世理念、理性態度、民族意識、平等觀念等時代特點，在中國文化史上有著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歷史地位。不僅在當時中國境內諸政權以及東亞儒學文化圈各國發揮了主導文化的作用，還對世界文明以及宋代以後中國歷史與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時 代。宋代文化既有對其前文化的繼承與吸收，也 有其時代自身的推陳與出新，對其後的中國文化 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至今為止，宋代文化 的研究成果並不少見，本文則試圖從總體上探討 宋代文化的時代特點與歷史地位。

3、元朝

封建經濟繼續發展，三大發明開始運用，科技文化繼續領先世界。中國古代疆域最大的一個朝代,本人覺得元朝生存的要領始終是少數民族的本性,進攻不斷的進攻,和多少少數民族一樣只有兩種結果,被漢文化吞並或者丟失少數民族的本性後被消滅.元朝的結局兩者兼有.

4、明朝

取消相權，加強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封閉，扼殺文化的活力，一切的人成為皇帝的奴隸。明朝的滅亡是人禍，說白了是腐敗，一個腐敗且沒有活力的時代，消亡是遲早的事。文化的毀滅，文人的墮落，導致中國文明在蒙古統治時期大規模倒退。

明朝趕走蒙古人後，雖然明太祖洪武黃帝有計劃有步驟的企圖恢復中國文明。但也沒有完全成功。明朝只能稱為部分的恢復了中華文明。和宋朝比，明朝文明要落後很多。明朝知識分子也的素質也比宋朝差很多。

5、清朝

清朝專制主義皇權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又急轉直下而消失，給後人留下清除帝王崇拜文化心態的使命。清朝滿洲族統治對多民族國家鞏固發展有巨大貢獻，她在民族地區的多種體制政策頗有成效。鴉片戰爭之前社會經濟文化具有前近代因素，可以與近代社會相銜接。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社會已經開始向近代社會轉型。在反對西方殖民主義侵略形勢下，漢人和清朝之間，出現「外憂」與「內患」「反帝」與「反清」先後論，難得有圓滿的解決方案。自清朝開始的反帝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與傳統的中華中心論糾纏在一起，有著正負兩方面作用。

傳統科技繼續發展，出現了總結性的科學巨著，但繼而轉為停滯。伴隨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反封建民主思想誕生了。.看似很有包容其實也很封閉,繼承了明朝的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同時閉關鎖國,使國家處於封閉狀態,最後亡國。

⑨ 與明代中後期的資本主義萌芽相比，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特點有

簡單抄

③政府壓制→歷屆政府一襲貫支持
錯在不是歷屆都支持，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除了1936年以前都是壓制它的。

④國內市場→世界市場
國內市場是因為明代中後期實行海禁政策
世界市場是因為鴉片戰爭後中國被強行捲入

⑩ 從國外引到中國的農作物有哪些幫忙寫一下(包括年代或朝代)，謝謝！

玉米、甘薯、煙草
玉米和甘薯在清代傳入中國後不斷推廣種植，使不適宜稻麥生長的貧瘠土地得到了利用，糧食產量大幅度增加。這對於養活更多的人口，騰出更多的土地種植經濟作物，促進農業生產商品化有重要的意義。
這是歷史書上講的。
下面是搜索來的：
美洲作物的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土地開發和人口再生產的影響
摘 要]美洲作物之引種中國大多發生在明清時期，其中既有玉米、番薯、馬鈴薯這樣重要的糧食作物，也有花生、向日葵一類油料作物；既有番茄、辣椒、菜豆、番石榴、番荔枝等蔬菜果樹，也有煙草、陸地棉這樣的嗜好作物和衣被原料，總數接近30種。雖然它們傳入時有先後、途徑不一，但在不長的時間中獲得了相當快的發展，不少在今天的作物構成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 究其原因， 與明清以來人口激增導致的人地矛盾加劇及市場經濟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美洲作物的傳播與發展不僅滿足了日益增長的人口的生存需求，適應了人們對營養和享受多方面的需要，對充分用地和養地，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也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在我國的現有農作物中，至少有50多種來自國外。宋以前我國引入的農作物大多原產於亞洲西部，部分原產於地中海、非洲或印度，它們大多是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傳入的。這些早期傳入的農作物多為果樹和蔬菜，鮮有糧食作物。中唐以後，隨著國家經濟中心的南移，海上「絲綢之路」迅速發展，不斷有新的農作物引進，其中美洲作物的引進和推廣則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這些作物的傳入，不僅增加了我國作物的種類，同時對我國的農業生產及飲食結構的變化也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本文所說傳入中國的美洲作物專指原產美洲的作物，原產世界其他地區的作物，即使是經由美洲傳入者，也不在本文論述的范圍。

一、傳入中國的美洲作物

1492年，哥倫布重新發現美洲，引發了歐洲人對這塊所謂「新大陸」的注意。在美洲成功殖民後，16世紀後期，西班牙人進而在南亞的菲律賓建立殖民地，一些美洲農作物開始傳入菲律賓，再由菲律賓傳到南洋各地，並進一步傳到中國。美洲作物的引種與傳播成為明清時期我國農作物引進的一個顯著特點。

傳入中國的美洲作物計有玉米、番薯、豆薯、馬鈴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馬豆、西洋蘋果、菠蘿、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參、番木瓜、陸地棉、煙草等近30種。

玉米（Zea mays L.），禾本科玉米屬植物，原產美洲的墨西哥、秘魯。我國古代稱番麥、御麥、玉麥、苞米、珍珠米、棒子等。至遲明代傳入我國。嘉靖三十四年（1555）《鞏縣志》已有「玉麥」的名稱，但明確而詳細的記載則見於三十九年（1560）甘肅的《平涼府志》卷11：「番麥，一曰西天麥，苗葉如蜀秫而肥短，末有穗如稻而非實。實如塔，如桐子大，生節間，花炊紅絨在塔末，長五、六寸，三月種，八月收。」此外，（明）田藝衡《留青日扎》和李時珍《本草綱目》均有記載。

番薯（Ipomoea batatas（Lam.）L.），旋花科甘薯屬栽培種，一年生或多年生藤本植物。又名金薯、朱薯、玉枕薯、山芋、甘薯、地瓜、紅苕、白薯、地瓜、紅薯等，原產中、南美洲，主要用作糧食和蔬菜。宋元以前中國文獻中屢見「甘薯」的記載，但那時所說得甘薯是薯蕷科植物的一種，而我們現在所說得甘薯則是旋花科植物，明萬曆年間傳入我國。自它被引種到中國以後，因其形似我國原有之薯蕷科得甘薯，有人便稱之為甘薯，久而久之，甘薯一詞幾為旋花科的番薯所獨占。

豆薯 (Pachyrrhizus erosus(L.) Urban)，豆科豆薯屬中能形成塊根的栽培種。一年生或多年生草質藤本植物。又名涼薯、地瓜、土瓜、沙葛、新羅葛，是一種既可當水果又能當蔬菜的作物。原產中美洲，後由西班牙人傳入菲律賓，可能後來從新羅經海道傳入我國福建[1] 。中國西南、華南地區和台灣省種植較多。

馬鈴薯（Solannum tuberosum L.），一年生茄科茄屬草本植物。我國亦稱洋芋、土豆、山葯蛋、地蛋、荷蘭薯。原產南美洲秘魯和玻利維亞的安第斯山區，為印第安人所馴化。大約1570年傳入西班牙，1590年傳入英格蘭，1650年左右傳入中國。

木薯（Manihot esculenta Crantz），大戟科木薯屬栽培種，世界三大薯類之一。起源於熱帶美洲，16世紀末傳入非洲，18世紀傳入亞洲。中國於19世紀20年代引種栽培，遍種於長江以南，其中以兩廣、福建台灣為最。

蕉芋（Canna elis Ker.），美人蕉科美人蕉屬栽培種。別名蕉藕、姜芋，原產安第斯山脈。公元前2500年在哥倫比亞馴化，1821年傳入日本，1948年引入中國，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有少量栽培。

花生(Arachis hypogaea L.)，原產美洲。我國亦稱長生果、落花生、落地松、萬壽果、番豆、無花果等，是一種人們喜愛的食品，也是一種重要的油料作物。分小粒型和大粒型兩種，小粒型最早記載見於元末明初賈銘的《飲食須知》，大粒型是清代引進的。

向日葵(Helianthus annus L.)，菊科向日葵屬一年生草本油料作物，亦稱西番菊、迎陽花、葵花等，原產北美。在中國的種植最早見於1621年（明）王象晉所著的《群芳譜》，稱西番菊。1688年（清）陳淏子《花鏡》始稱向日葵。

辣椒（Capsicum frutescens L.），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別名番椒、海椒、秦椒、地胡椒、辣茄。原產中南美熱帶地區，1493年傳到歐洲，1593～1598年傳至日本。傳入中國有兩條途徑：一是經由古絲綢之路傳入甘肅、陝西等地；一是經海路引入廣東、廣西、雲南等地。中國關於辣椒的記載始見於（明）高濂《遵生八箋》（1591）：「番椒叢生，白花，果儼似禿筆頭，味辣，色紅。」辣椒一名最早見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柳州府志》。
南瓜(Cucurbita moschata Duch.)，一年生草本植物，葫蘆科南瓜屬。別名番瓜、飯瓜、倭瓜、回回瓜、金瓜等，原產中、南美洲。元末明初已見於賈銘的《飲食須知》：「南瓜味甘性溫，多食發腳氣黃疸，同羊肉食，令人氣壅，忌與豬肝赤豆蕎麥面同食。」說明元代我國已經引種。

筍瓜（Cucurbita maxima Dutch. ex Lam. ），葫蘆科南瓜屬栽培種。別名印度南瓜、玉瓜、北瓜，原產南美玻利維亞、智利和阿根廷等地。中國筍瓜可能由印度傳入，19世紀中葉安徽、河南等省方誌有記載。

西葫蘆（Cucurbita pepo L.），葫蘆科南瓜屬栽培種。別名美洲南瓜，原北美洲南部。17世紀後期已見於陝西、山西等方誌。

佛手瓜（Sechium ele Swartz），葫蘆科佛手瓜屬栽培種。別名瓦瓜、拳頭瓜、萬年瓜、陽茄子、土耳其瓜、棒瓜等，原產墨西哥和中美洲。18世紀傳入歐洲，後傳到東南亞，1916年由緬甸傳入中國雲南，現華南和西南等地有栽培。

番茄（Lycopersicon Mill），茄科番茄薯草本植物。亦稱番柿、六月柿、西紅柿、洋柿子等。原產南美洲安第斯山地帶。我國最早記載見於（明）王象晉的《群芳譜》：「番柿，一名六月柿，莖如蒿，高四五尺，葉如艾，花如榴，一枝結五實或三四實，一樹二三十實，……來自西番，故名。」

菜豆（Phaseolus vulgaris L.），豆科菜豆屬栽培種，一年生草本植物。又稱四季豆、時季豆、芸豆、四月豆、梅豆、聯豆、架豆等, 具有糧食、蔬菜、飼料等多種用途。原產中美洲。16世紀初傳入歐洲。中國自明後期曾多次引種，（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和清代《三農記》（1760）都有記載。南北皆有種植，栽培面積僅次於大豆。

萊豆（Phaseolus lunatus L.），豆科菜豆屬栽培種。別稱棉豆、荷包豆，原產中美洲。16世紀初傳入歐洲。20世紀三、四十年代傳入中國。

菠蘿（Ananas comosus (L.) Merr.），鳳梨科鳳梨屬多年生常綠草本果品栽培植物。別名鳳梨、王梨、黃梨。原產南美巴西，很早為印第安人馴化。16世紀初，熱帶各國相繼引種。亞洲最早是由葡萄牙人引入印度（1550），後又傳入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中國在17世紀初（1605）由葡萄牙人將菠蘿苗帶入澳門，後經廣東傳入福建和台灣。廣東《東莞縣志》（1639）和台灣林謙光的《台灣紀略》（1687）都有黃梨的記載。約在18世紀末傳入廣西，19世紀初傳入雲南。

番石榴（P. Guajava L.），桃金娘科番石榴屬常綠小喬木或灌木。原產美洲墨西哥和秘魯。 （南宋）周去非《嶺南代答》（1178）稱黃肚子。清代《南越筆記》稱秋果，《植物名實圖考》稱雞矢果。台灣在200年前已有栽種，現主要分布在台灣、福建、廣東、廣西、海南和雲南等省區。

番荔枝（Anona squamosa L.），番荔枝科番荔枝屬半落葉灌木或小喬木。又名佛頭果。原產熱帶美洲，明末清初傳入中國。最早見於《台灣府志》（1614）。現主要分布在台灣、福建、廣東、廣西和海南等省區。

番木瓜（Carica papaya L.），番木瓜科番木瓜屬小喬木栽培種，又稱木瓜、乳瓜、萬壽果，原產墨西哥南部，18世紀後期成為世界上重要的一種水果。清代傳入我國，《嶺南雜記》和《植物名實圖考》均有記載。我國南方各省都有種植，尤以廣東、台灣最多。

腰果（Anacardium occidentale L.），漆樹科腰果屬喬木，又稱檟汝樹、介壽果、雞腰果，果仁是營養豐富的美味食品。原產巴西東北部，16世紀由葡萄牙人傳入非洲和亞洲。中國於20世紀30年代引入台灣和海南，1984年海南栽培面積達1.1萬公頃。雲南西雙版納也有少量種植。

可可（Theobroma cacao L.），梧桐科可可屬常綠喬木，世界三大飲料作物之一。原產南美洲亞馬遜河上游熱帶雨林地區。17～18世紀傳入東南亞，1922年傳入我國台灣，1954年引種於海南省。

油梨（Persea Americana Mill.），樟科油梨屬常綠果樹。原產中美洲。13～15世紀墨西哥西部和南部已有栽培，20世紀初傳入亞洲。中國1918年開始引種，台灣、海南、廣東、廣西、福建、雲南等省均有栽培，其中以台灣、海南為最多。

人心果（Minikara zapotilla(Tacq.)），人心果科人心果屬熱帶常綠果樹。又名吳鳳柿，原產墨西哥和中美洲。福建於1900年由華僑自新加坡引入，種植於漳州、廈門等地；廣東於1910年引入，分布於湛江、汕頭和珠江三角洲各縣市；台灣於1920年自爪哇引進，嘉義、台南、雲林均有栽培。

蛋黃果（Pouteria campechiana(HKB)），人心果科蛋黃果屬熱帶常綠果樹。又名蛋果，原產南美秘魯。中國於20世紀30年代引入，由印度尼西亞華僑帶到海南繁殖，50年代在廣州栽培。

西洋參（Panax quiquefolium L.），五加科人參屬多年生草本栽培種，別名五葉參、廣東人身、花旗參。原產北美。1976年後在中國北京、黑龍江、吉林、遼寧及陝西等地先後引種成功。

煙草（Nicotiana tabacum L.），茄科煙草屬葉用一年生作物。原產中南美洲，人類已有1500多年使用的歷史。後經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傳至歐洲和世界各地。傳入我國是稱「淡巴菰」，這是印第安語煙草的音譯。我國最早紀錄煙草的文獻是[明]張介賓的《景岳全書》：「此物自古未聞，近自我明萬曆時始出閩、廣之間。」煙草的別稱還有相思草、金絲煙、芬草、返魂煙等.

二、美洲作物的發展及其動因分析
美洲作物的引種和傳播是明清時期我國農業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和成就。下面僅以部分重要作物為例對其傳播過程和發展動因作一番簡要的分析。

關於玉米傳入我國的路徑與時間，學術界長期存有爭議。有人認為最早的記載是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甘肅《平涼府志》；但據近年研究，早在明初蘭茂（1397-1476）《滇南本草》即有記載[2] 。此外，16世紀後期雲南《大理府志》和《雲南通志》均有玉米種植的記載。因此，玉米很可能是從印度、緬甸傳入雲南，再從雲南傳播到黃河流域；當然也可能從中亞細亞循絲綢之路傳入我國，越河西走廊過平涼而進入中原；第三路則可能經中國商人或葡萄牙人經海路傳入我國東南沿海地區。

玉米在中國的傳播大致經過了先邊疆後內地，先丘陵山地後平原地區的過程。如道光《遵義府志》談到「平地居民只知種稻，山間民只知種秋禾、玉米……」。平川地區居民即使地頭屋角、田畔園圃「偶種一二，」也只是「以娛孩稚」或作為果蔬輔助食品（乾隆《霍丘縣志》）。因此，李時珍《本草綱目》卷23指出：「玉蜀黍種出西土，種者亦罕。」但19世紀以後，隨著人口的激增，玉米種植不僅繼續向山區拓展，也逐漸走向平原地區。嘉慶《漢中府志》說：「數十年前，山內秋收以粟谷為大宗。粟利不及包穀，今日遍山漫谷皆包穀矣。」《植物名實圖考·卷1》亦說：「又如玉蜀黍一種，於古無征，今遍種矣。」從各地方誌先後記述的情況看，19世紀中期，玉米種植已遍及大江南北絕大多數省區，各地有關玉米的稱謂多達99個。[1] 晚清至民國時期，玉米發展成為中國僅次於水稻和小麥的第三大作物。1936年中國玉米種植面積達693萬公頃，總產量1010萬噸。

經過長期發展，玉米在中國逐漸形成了三大種植區：北方春播玉米區、黃淮海夏播玉米區、南方山地丘陵玉米區。玉米種植比較集中的地方有：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等。這些省區的玉米種植面積和產量約佔全國的80%。1983年中國玉米播種面積已達1882萬公頃，總產6819萬噸，分別佔世界的14.6%和15.2%，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玉米生產國。[2] 2000年玉米播種面積進一步增加到2306萬公頃，總產10600萬噸，播種面積和總產分別為第三大生產國巴西的1倍和2倍。[3]（P258）

一般認為番薯傳入我國有兩條途徑：一是陸路，由印度、緬甸引入雲南；二是經由海路，從菲律賓傳入福建或由越南傳入廣東[3]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3）《大理府志》已有「紫蕷、白蕷和紅蕷」的記載。此外，《雲南通志》記有「紅薯」並指出雲南6個府州都有種植。1582年陳益從安南（越南）將番薯引入廣東東莞，不久林懷南也將甘薯從越南引入廣東電白。關於番薯傳入福建，《閩小記》記載雲：「萬曆中，閩人得之外國，……初種於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明）蘇琰所撰《朱蕷疏》亦談及萬曆十一至十二年（1583-1584），有人將番薯從海上傳至晉江。萬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泉州一帶發生飢荒，「他谷皆貴，惟薯獨稔，鄉民活於薯者十之七八，由是名曰朱薯」（龔詠樵《亦園勝牘》引蘇琰《朱蕷疏》）。番薯引種活動影響最大的還是福建長樂商人陳振龍從呂宋將番薯引入福州，經其子陳經綸上書金學曾巡撫倡議種植，收到顯著效果。《農政全書》曰：「今番薯撲地傳生，枝葉極盛。……閩、廣人賴以救飢，其利甚大。」18末至19世紀初期番薯栽培向北推進到山東、河南、河北、陝西等地，向西推進到江西、湖南、貴州、四川等地，最終遍及全國。1985年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甘薯種植國，其種植面積617萬公頃，約佔世界總種植面積的61%。[4]

馬鈴薯傳入中國是在17世紀前期，可能從東南、西北和西南幾路傳入。1650年荷蘭人斯特魯斯（Henry Struys）訪台，見到栽培的馬鈴薯，稱之為「荷蘭豆」。《致富紀實》則說：「陽芋，出俄羅斯。」（明）蔣一葵《長安客話》和康熙《畿輔通志·物產》均有「土豆」的記載，說明北路傳入的時間可能更早。康熙福建《松溪縣志》（1700）記載：「馬鈴薯，葉依樹生，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鈴子。色黑而圓，味苦甘。」馬鈴薯的重要性18世紀後漸趨重要。《植物名實圖考》說：「陽芋，黔滇有之，……療飢救荒，貧民之儲。……聞經南山氓，種植尤繁富者，歲收數百石雲。」四川《奉節縣志》也談到：「乾嘉以來漸產此物，然尤有高低土宜之異，今則栽種遍野，農民之食，全恃此矣」（《植物名實圖考》卷6）。到19世紀我國東西南北不下10多個省均有馬鈴薯栽培。2000年我國馬鈴薯種植面積達472萬公頃，總產1325萬噸，種植面積為世界第二。[3]（P263）

番茄大約於17世紀傳入菲律賓，後傳到亞洲其他國家。中國栽培的番茄是明萬曆年間（1573-1620）從歐洲或東南亞傳入。番茄引種之初長期作用觀賞植物。直到19世紀中後期才進入菜圃，20世紀初上海等大城市郊區菜開始栽培食用。大規模發展是20世紀50年代以後，現已成為中國主要蔬菜之一。

花生原產南美巴西[4] ，16世紀初傳入中國。明嘉靖《常熟縣志》（1538）和王世懋《學圃雜疏》均有明確記載。《三農記》卷12亦雲：「番豆，乃落花生也。始生海外，過洋者移入百越，古因此名。初時為果，今湖田沙土遍植。」花生最初在廣東福建一代種植。據《廣東新語》的記述，清初已普遍種植。《滇海虞衡志》更稱「落花生為南果中第一，……高、雷、廉、瓊多種之」。17世紀花生栽培漸至浙江，《衢州府志》、《山陰縣志》、《瑞安縣志》等均有記載。18世紀以後花生種植有進一步發展到湖南、江西、四川及我國北方地區。近代以前我國花生種植品種皆為小粒種。19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傳教士將大籽花生引入山東蓬萊，使蓬萊成為大粒花生的主要產區[5] 。因其種植便易、耐貧瘠，而且產量高，頗受農民歡迎，很快被推廣至長江流域和北方各省，其中尤以冀魯豫等省為最。如鄭州、商丘一帶，過去很少種植花生。自1894年美國大籽花生傳入後，往日「荒丘之區，向所棄之地，今皆播種花生」。[5]（P34） 1900-1929年山東、河南、江蘇、湖北等省的一些地方花生的種植面積已經佔到整個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

表1 花生在河北等省農田面積種所佔百分比（1900-1929）
年度 河北 山東 河南 江蘇 湖北 湖南
1900 10 0.1-0.2 10 — 10-15 —
1915 20 15-35 10-15 — 15-25 5
1920 20 10-45 20-40 32-34 20-25 10
1924 20 10-50 40-50 40-52 25-30 18-20
1925 12 19-39 26-35 22 17 28
1929 12 11-39 26-47 22 17 28

資料來源：John L. Buck: Cost of Growing and Marketing Peanuts in China.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Vol.5,No.3, 1929(9).

1914-1918年，全國17個主要花生生產省區種植面積達1390萬畝，年產花生5085萬擔，1931-1937年種植面積增至2251萬畝，年產量5380萬擔。[6]（P195-196） 總之，民國初期至抗戰前，山東、河北、河南為我國最重要花生產區，其花生播種面積和產量常年佔全國的45-55%。20世紀80年代，我國花生種植面積在100萬畝以上的省區發展到10個，即：山東、廣東、河北、河南、廣西、遼寧、四川、安徽、江蘇、福建，其種植面積和產量均佔全國的90%以上。花生單產也由1949年每公頃的1012.5公斤增加到1985年的2010公斤，36年單產提高了98.5%。

向日葵作為油料作物早期只有少量種植。1980年向日葵的種植面積增加到84.47萬公頃，總產90.98萬噸，成為超過芝麻和胡麻的第三大油料作物。

煙草於16世紀中後期和17世紀初期經由南北兩線先後傳入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