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供給側改革」對我國經濟有何意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2015年以來，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主要經濟指標之間的聯動性出現背離，經濟增長持續下行與CPI持續低位運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業利潤率下降，消費上升而投資下降，等等。對照經典經濟學理論，當前我國出現的這種情況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滯脹，也非標准形態的通縮。與此同時，宏觀調控層面貨幣政策持續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資拉動上急而下徐，舊經濟疲態顯露而以「互聯網+」為依託的新經濟生機勃勃，東北經濟危機加重而一些原來缺乏優勢的西部省區異軍突起……可謂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簡言之，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分化正趨於明顯。為適應這種變化，在正視傳統的需求管理還有一定優化提升空間的同時，迫切需要改善供給側環境、優化供給側機制，通過改革制度供給，大力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增強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
Ⅱ 貨幣供給增加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貨幣供給增加——流通中的貨幣量增加——物價上漲——通貨膨脹（通脹率低於內3%，刺激經濟發展，容宏觀經濟運行良好；高於5%，惡性通脹，影響宏觀經濟發展）——收縮銀根，回籠貨幣——減少貨幣供給——流通中的貨幣量減少——物價下跌——通貨緊縮（經濟蕭條，宏觀經濟衰退），所以一般國家都喜歡看到的是輕微的通脹，但是這種情況一般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才有了央行和財政系統的適時的經濟政策的出台，各種宏觀經濟政策都是為了實現貨幣供給和經濟良性運營的相互協調·····
Ⅲ 分析總需求與總供給變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總需求上升，帶動就業，帶動供給，從而傳導影響上游，原材料，一旦不均衡，則產生滯脹，泡沫，
Ⅳ 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經濟有何意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重大發展方略，其主要任務是：從供給側發力，通過重大改革的推進來解決重大的結構性問題。其重大的戰略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提高宏觀調控效率和穩增長的重要推進器。一方面，將結構性改革引入宏觀調控，形成「宏觀調控+改革」的政策組合拳，是新一屆政府宏觀調控創新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實現穩增長與調結構平衡的重要舉措。這實際上是強調穩增長中的結構變數和制度變數，而這兩個變數則是決定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主要因素。新一屆政府強調宏觀調控要既利當前又惠長遠，寓短於長，以長促短，拓展了宏觀調控的時間軸，形成了「短期+長期」的思路。傳統的宏觀政策偏重於總量問題而忽視結構、制度問題。結構失調、體制僵化不僅增加穩增長的困難，甚至使發展不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本質在於結構變化和制度創新。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形勢下，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增強發展動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長期穩增長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領域改革取得明顯突破的情況，宏觀調控可以更多的採取市場手段和經濟手段，而盡可能減少行政手段，這既能增強市場信心，又能顯著提高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
二是努力實現市場資源配置中起關鍵性作用的關鍵舉措。就經濟體制問題而言，最大的結構性改革還是市場化改革，即簡政放權、深化價格改革和要素市場化改革，著力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我國在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等五大方面都面臨重大的供給側體制問題，解決這些制度性的障礙的關鍵是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創新發展為例，長期以來我國創新動力不足主要是因為創新性文化基礎薄弱，投機性發展氛圍過濃，社會上出現了一些人把大量的精力、財力、智力花在投機取巧上，熱衷於泡沫投機活動，是導致實體經濟不振、創新動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這有文化因素，也有發展觀短視、政績考核制度等問題，更有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束縛了企業手腳的供給體制問題。深化市場化改革這一重大的結構性改革，不僅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為市場主體創新寬松公平的宏觀環境，讓市場在競爭性領域發揮決定性作用，而且能提供強有力的制度激勵，增強微觀市場主體的競爭力。
三是促進產業升級、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結構升級失敗，即經濟結構長期處於中低端而無法向中高端轉換，從而導致長期的需求不足、產業競爭力低下、社會嚴重不公平等問題，最終使得經濟長期失速，危機四伏，各類風險交織且集中爆發。國際上這樣的事例很多，有拉美化現象，有東南亞金融危機。因此，結構轉型升級能否順利推進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的關鍵。而推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決定力量是制度創新，即對關鍵領域的改革能否深化，形成更高層次的市場經濟體制。供給側結構改革是推動經濟結構全面升級的原動力，也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四是中國建設法治國家的關鍵一招。改革並不僅是簡單的放權，是對舊體制的「破」，更關鍵的是在於「立」，即「立什麼樣的新規」？成功的改革就是要靠法治來鞏固，來紮根，法治的形成過程就是制度的完善過程，即形成公平而富有激勵性的新制度，以此減少不穩定性，同時增加發展的動力和創新能力。改革的深處就是法治。一方面，我們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同時，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其完善的標志就是法制化水平的顯著提高，基本實現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轉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不是僅提供一時的激勵，當一放就亂時再收回，像一些不夠深入的改革那樣形成「收放循環」，而是在打破一些關鍵領域的體制障礙的同時，建立基於法律規范的長效體制機制。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依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要靠法制，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進。正是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這兩方面要求，使得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我國建設法治國家的關鍵一招。（王小廣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
2016年6月13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2016年5月份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盛來運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明顯成效：
去產能效果非常明顯。今年的去產能有兩大行業作為攻堅領域，一個是煤炭，一個是鋼鐵，1—5月份原煤產量下降8.4%，5月份當月的產量和庫存下降更快，5月份原煤產量下降15.5%，5月末規上原煤生產企業庫存同比下降6%；1—5月份粗鋼產量下降1.4%。
去庫存效果更明顯。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庫存數，4月末工業企業產成品庫存下降了1.2%，這是2010年以來第一次出現負增長。房地產庫存是一項重要任務，連續幾個月下降，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積比4月末減少521萬平方米。
降成本效果比較明顯。數據顯示，1—4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的成本是85.6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0.17元。5月份開始國家全面實行營改增，實際上從去年開始營改增的試點就不斷擴大，有關部門預計，營改增今年將為企業降低成本6000億左右。
補短板投資增速加大。主要是對農業、環境治理、高技術產業加大投資力度，解決一些瓶頸制約因素，今年1-5月份基礎設施投資力度不斷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增長20%，比1-4月加快1個百分點，其中涉及這些短板領域投資增長速度更高，保持較快速度增長。比如水利、環境治理和公共服務業、信息傳輸業投資都在20%以上。
盛來運強調，數據顯示今年前五個月「三去一降一補」工作進展情況不錯，效果初步顯現。同時有些問題還需要關注，比如鋼鐵問題，從4月份和5月份兩個月的情況來看生產量有所反彈，可能跟這兩個月鋼材價格反彈有關系，相關企業借價格反彈之勢又恢復了產能，這個現象需要高度重視，這也說明去產能確實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任重而道遠，我們要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堅定地完成「三去一降一補」的任務，這樣才能使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再上一個新台階。
Ⅳ 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經濟發展有什麼意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內。要在適度擴大總需容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2015年以來，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主要經濟指標之間的聯動性出現背離，經濟增長持續下行與CPI持續低位運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業利潤率下降，消費上升而投資下降，等等。對照經典經濟學理論，當前我國出現的這種情況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滯脹，也非標准形態的通縮。與此同時，宏觀調控層面貨幣政策持續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資拉動上急而下徐，舊經濟疲態顯露而以「互聯網+」為依託的新經濟生機勃勃，東北經濟危機加重而一些原來缺乏優勢的西部省區異軍突起……可謂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簡言之，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分化正趨於明顯。為適應這種變化，在正視傳統的需求管理還有一定優化提升空間的同時，迫切需要改善供給側環境、優化供給側機制，通過改革制度供給，大力激發微觀經濟主體活力，增強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
Ⅵ 供給側改革和我國原有的宏觀經濟政策有何重要區別
銀河證券表示，「供給側改革」可能會從五個方面進行：一是降低過剩產能。
在經濟增速回放緩的情況下，過剩產能答不僅本身不具有發展潛力，還占據大量的生產要素造成新興產業不能得到充分發展。我國目前處於「三期」疊加階段，如果不能有效降低過剩產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