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人口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人口因素一方面，但主要在於政府怎樣決策，經濟核心無非房子，車子，日用版品。你看目前建權好的樓房有幾個能買的起，車子，日用品琳琅滿目都賣不出去，為什麼呢，不就是手頭沒有錢嗎。怎麼能運轉經濟鏈，那就看政府決策。
『貳』 簡述人口因素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一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環境承載能力較弱是中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短時間內難以改變。人口問題是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面臨的問題，是關系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性因素。
統籌解決人口問題始終是中國實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可持續發展面臨的重大而緊迫的戰略任務。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堅持不懈地在全國范圍推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鼓勵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孩子，依照法律法規合理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經過30年的艱苦努力，中國在經濟還不發達的情況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過快增長，把生育水平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歷史性轉變，成功地探索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綜合治理人口問題的道路，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社會的進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對穩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中國政府堅持人口與發展綜合決策。將人口發展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努力使人口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與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相適應。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每年召開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專題座談會，統籌考慮，協調部署，動員全社會力量，採取法律、倡導、經濟、行政等多種措施綜合治理和解決人口問題，把發展經濟、開展計劃生育、普及教育、提高健康水平、消除貧困、完善社會保障、提高婦女地位、建設文明幸福家庭等緊密結合起來。2003年，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更名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以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和綜合協調，更加科學地制定和實施人口發展規劃。2004年初，中國政府組織多學科的專家學者，正式啟動了「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對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布等的變化趨勢及其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相互影響進行全面、深入、系統的研究。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已經提出了優先投資於人的全面發展，將人口大國轉變為人力資本強國的人口發展戰略思路，為科學制定國家中長期人口發展規劃和國民經濟總體規劃，實現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決策支持。
2006年2月9日，中國國務院發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提出未來十五年的人口目標是將人口數量控制在十五億以內。其在人口與健康領域確定的發展思路之一，即是控制人口出生數量，提高出生人口質量。重點發展生育監測、生殖健康等關鍵技術，開發系列生殖醫葯、器械和保健產品，為人口數量控制在十五億以內、出生缺陷率低於百分之三提供有效科技保障。
另三個發展思路包括：疾病防治重心前移，堅持預防為主、促進健康和防治疾病結合。研究預防和早期診斷關鍵技術，顯著提高重大疾病診斷和防治能力；加強中醫葯繼承和創新，推進中醫葯現代化和國際化。以中醫葯理論傳承和發展為基礎，通過技術創新與多學科融合，豐富和發展中醫葯理論，構建適合中醫葯特點的技術方法和標准規范體系，提高臨床療效，促進中醫葯產業的健康發展；研製重大新葯和先進醫療設備。攻克新葯、大型醫療器械、醫用材料和釋葯系統創制關鍵技術，加快建立並完善國家醫葯創制技術平台，推進重大新葯和醫療器械的自主創新。
綱要稱，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質，有效防治重大疾病，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和全民健康水平，迫切需要科技提供強有力支撐。為此，該綱要還將「安全避孕節育與出生缺陷防治」、「心腦血管病、腫瘤等重大非傳染疾病防治」、「城鄉社區常見多發病防治」、「中醫葯傳承與創新發展」、「先進醫療設備與生物醫用材料」等，確定為人口與健康領域科技發展的優先主題。
從數量、素質、結構、分布來看，中國人口的現狀如下：
一、人口數量
2005年年末全國總人口為130756萬人，比上年末增加768萬人。全年出生人口1617萬人，出生率為12.40‰；死亡人口849萬人，死亡率為6.51‰；自然增長率為5.89‰。
2005年人口主要構成情況
單位：萬人
龐大的人口數量一直是中國國情最顯著的特點之一。雖然中國已經進入了低生育率國家行列，但由於人口增長的慣性作用，當前和今後十幾年，中國人口仍將以年均800-1000萬的速度增長。按照目前總和生育率1.8預測，2010年和2020年，中國人口總量將分別達到13.7億和14.6億；人口總量高峰將出現在2033年前後，達15億左右。
受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響，在2005年-2020年期間，20歲-29歲生育旺盛期婦女數量將形成一個高峰。同時，由於獨生子女陸續進入生育年齡，按照現行生育政策，政策內生育水平將有所提高。上述兩個因素共同作用，導致中國將迎來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
二
通過對經濟轉型時期中國人價值取向的實證研究，認為改革開放後中國人有把經濟本身作為價值取向的傾向。這給由傳統向現代過渡的中國人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這里的影響包括，一方面，價值取向由傳統的比較一致性出現了分化的趨勢；另一方面，當佔主導性的價值取向消失後，價值分化會導致那些曾經占過主導性的價值取向同當今的經濟價值取向之間產生沖突和一致的可能性，需要進一步重視的問題是，無論價值上是沖突還是一致，都需要回到行為上來判斷，由於中國人在評價自己和他人時具有價值評價標准上的兩重性特徵，進而導致中國人在價值沖突時仍然可能保持行動上的一致性傾向和價值一致時表現出行動上的不一致傾向。
三
光環效應又稱暈輪效應，它是一種影響人際知覺的因素。這種愛屋及烏的強烈知覺的品質或特點，就像月暈的光環一樣，向周圍彌漫、擴散，所以人們就形象地稱這一心理效應為光環效應。和光環效應相反的是惡魔效應。即對人的某一品質，或對物品的某一特性有壞的印象，會使人對這個人的其他品質，或這一物品的其他特性的評價偏低。
『叄』 人口增長對經濟有哪些影響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是一個長期以來人口經濟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只是不同時期爭論的側重點不同而已。有些文獻強調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有些則強調積極影響。
對於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的討論最有影響的文獻當推馬爾薩斯在1798年發表的《人口論》。馬爾薩斯的先驗假設是，糧食生產充其量以算術級數增長，而人口（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制約）將以幾何級數增長，其結果是產生大量的「過剩人口」。這種過剩人口只能以飢荒、瘟疫、戰爭等消極手段或獨身、節欲等積極手段來消除。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隱含：1）人口增長受到糧食供應或土地等自然資源的約束，當因人口增長過快造成失衡時，只能通過消除過剩人口的辦法實現平衡；2）從動態來看，如果經濟發展，人均消費水平提高，人口的加快增長會將消費水平重新拉回到維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水平，即所謂的「貧困陷阱」。一方面，馬爾薩斯主義的理論被後人從不同的角度加以補充和發展；另一方面，馬爾薩斯的理論也受到很多人的批判，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認為人口過剩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馬爾薩斯的假設也未能得到實證數據的支持。
『肆』 我國人口現狀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哪些不利影響
中國人口總數大,對經濟發展來說,利的是提供了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使工業成本降低,促進經濟發展,同時也促進了消費,但人口素質不高,高科技產業人才難覓,使中國的高科技產業發展緩慢.資源是有限的,人口的不斷增長,對資源造成了巨大壓力,人們的節約和保護意識薄弱,對資源的需求量大,工業,農業,生活對資源的浪費和污染,使中國的資源面臨巨大壓力.人口多,產生的廢棄物也就多,再加上人們的環保意識不夠強,生態環境自然差
我國水資源總量2.8×104億m3,但人均佔有量僅為2693m3,居世界第109位,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資源13個貧水國之一.全國668個城市中,目前有400個城市缺水,北京城市尤為突出.據統計,我國城市平均日缺水量為1600萬m3,北京、山東、沈陽、長春等都是缺水城市(1984年192個城市缺水,說明人口的增長,需求量加大).
糧食問題、土地問題
隨著人口的增加,人類對糧食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據美國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推算,現在世界糧食增長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1985年後人口增長速度未變,則每年將短缺1億噸糧食和5000萬噸蛋白質,將會有更多國家人民不得不處於飢餓和營養不良的狀態.
造成糧食短缺的一個原因是世界上可耕地面積有限,而且分布不均,其中最肥沃而又便於耕種的土地均已開墾,剩下的若開墾則需要大量投資.實際上各個國家人均佔有耕地的數量是極不平均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幾乎沒有擴大耕地的可能.有些地區甚至還需要退耕還林、還牧.隨著人口的增長和工業、城市、交通佔地的不斷增加,使耕地面積不斷縮小.雖然人們還可以通過改革耕作技術和增加農業投資等措施來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使糧食獲得較高的收獲,但目前糧食增產是有限度的.最根本的措施是控制人口的增長.
中國人均佔有耕地少,加之人口增長過快,人均耕地面積越來越少,人地矛盾日趨尖銳.1953年全國人均耕地面積為0.18公頃,每公頃耕地平均養活5.5人,目前我國每年出生人口1500多萬人,而耕地面積每年由於工業、城市、交通佔地而減少40~50萬公頃,以致造成人均耕地面積不足0.1公頃.每公頃耕地平均需要養活9.8人.預計到2050年,每公頃耕地需養活12人左右.浙江省人均耕地不足0.05公頃,福建省只有0.04公頃.
預計到2050年,我國人口達到16.4億,而耕地面積則下降到7300萬公頃(由目前的9600萬公頃),按16億人均年消費糧食600kg計算,我國共需糧食9.84億噸,需每公頃產糧13.5噸,而目前糧食單產最高年份(1984年)只有3.6k/ha,比現在需要提高糧食單產2.7倍.達此指標是相當困難的,只有控制人口的增長才是唯一出路.
能源與資源的問題
自然資源的耗竭問題指的是不可更新資源,包括礦產、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氣等).
世界能源消耗速度迅速增加,目前消耗最多的是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石油年能源消耗量占總量中的38%,發達國家多,如日本石油、天然氣消耗占總耗能額的65.8%,煤僅佔18.8%,美國石油、天然氣消耗額占總額的65.6%,煤佔29.3%,而我國能耗特點是以煤為主,1990年煤耗佔75.06%,石油、天然氣僅佔19.4%.
礦產資源：我國總量豐富,但人均佔有量少,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龐大的人口數量對礦產資源需求,已使我國在允許的人均礦產消費很低的情況下,成為一個資源消費大國.每年礦石採掘量達50億噸,年人均5噸.總量超過了美國的採掘量.不僅造成資源的緊張,而又誘發出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很多礦產品和加工產品又被用來滿足新增人口的需要.
『伍』 人口問題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好處：
1.人口密度高，勞動力資源豐富；
2.大量的人口經過教育，將來會轉變為寶貴的人力資源
3.人多了，市場就大，商機也就多。
4.人口基數大，敵對國家或集團對我們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可能性也就小了，國家被征服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壞處：
1.人口多，人均資源佔有量低；
2.人口多，尤其是青壯年人口多，城市和農村同時勞力過剩，就業問題突出，競爭越來越激烈；
3.人口素質低，貧困人口多；
4.人口多，住房問題,教育問題，治安問題，老齡化問題突出。
採納哦謝謝
『陸』 人口的聚集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為什麼會有城市呢？城市是靠什麼發展壯大起來的呢？城市已經出現幾千了，是人口的大量集聚導致的。大家為了相互方便合作集聚起來，形成各種城市，比如政治城市、商業城市、軍事城市等。人們集聚在一起是為了相互的生存合作方便，為了共同的安全等目的。
現代城市發展的動力是什麼呢？主要動力是人口的密度效益與人口的規模效益。城市的發展壯大，主要靠這兩個動力推動。人口高密度分布在一起，產生的經濟效益或社會效益稱為人口的密度效益。大量人口集中在一個地方，產生的經濟效益或社會效益稱為人口的規模效益。人口的密度效益與人口的規模效益有時是難以分辨的，把它們合到一起比較恰當。
大部分城市最初的發展動力來源於，某些地域優勢或其它優勢。這些區位優勢相對其它地方，是輕微的優勢，在這個優勢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一個新城市。這些優勢可能是，交通便利的優勢、自然資源的優勢、地形地勢的優勢等。在這些最初的優勢基礎上產生了小城市。這些城市一旦產生，一般還會繼續發展。繼續發展的動力，既有原來的某些優勢，又有新的優勢。新的優勢就是城市集聚的大量人口，帶來的人口規模效益與人口密度效益。這是城市繼續壯大發展的主要動力。
城市人口的增多，會帶來城市更便捷、更完善的交通體系。會修建更多的公路、鐵路、高速公路與周圍地區聯系，城市如果足夠大，也許會修建飛機場。這些行為都會使城市原來的優勢地位繼續增強。進一步促進城市的發展。
城市規模的擴大，意味著更多企業的建立、更多贏利機構的建立。這些企業或贏利機構之間，也許會存在廣泛的商業聯系，同處於一個城市，會使各種商業聯系成本降低，這帶來了城市繼續發展的新優勢。比如數量龐大、富裕的上海人口，是上海計劃建設迪斯尼游樂園的基礎。
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規模的擴大，帶來各種人才的到來，滿足企業對各種人才的需求，也有利於各種人才的就業。是互利行為。
城市人口可以共同使用公共設施，降低人均使用成本，這是城市存在的重要基礎，也是人口規模效益與人口密度效益的重要體現。
滿意請採納
『柒』 人口增長對經濟的影響
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發展報告：社會與發展—中國社會發展地區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鋼博士(1999a)使用回歸分析技術，根據我國30個省區市1979-1994年的有關數據（共16×30=480個樣本點），測算了發展的初始條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區位條件、基礎設施、資本投入、人口增長、人口質量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用人均GDP增長率表示）的影響。在4個多元回歸方程中，人口增長率作為自變數之一，其回歸系數均為負值，在-0.59至-0.36之間，於是得出結論：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並進而推論：「人口自然增長率只要降低幾個千分點就會明顯促進人均GDP增長」（胡鞍鋼，1999b）。這個結論隨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國家計生委《西部大開發中的人口與發展問題研究報告》等）。
我們試用1998年的數據來檢驗上述結論。1998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比1997年下降0.53個千分點（註：從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麼，根據上述推論，1998年的人均GDP增長率應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資產投資比1997年增長13.9%）。但實際情況是，按可比價格計算，1998年人均GDP增長率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個百分點（註：1997年人均GDP增長率為7.7%。）！由此看來，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絕非如此簡捷明了，更不會「立竿見影」。胡鞍鋼博士的上述結論值得商榷。
2 經濟學理論的「矛盾」
作為一種強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歸分析應該以定性分析為先導，回歸分析的結果也應該用正確的理論來解釋。在發現人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為負數後，由於胡鞍鋼博士沒有分析二者之間內在作用的因果關系，因而從經濟學的意義上看，所得出的結論缺乏說服力。
迄今為止，人們對人口與經濟關系之間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對人口增長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及作用幅度與方向）還沒有達成共識。關於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型，即馬爾薩斯派和反馬爾薩斯派。
馬爾薩斯派的主要觀點是，人口增長會導致勞動生產率降低，生態環境退化，社會總儲蓄減少（投資率下降），從而不利於經濟增長。盡管技術進步可以加速經濟增長，但是，如果人口無限制地增長下去，那麼，技術進步的步伐將最終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從長期的觀點看，人口增長阻礙經濟的增長。
反馬爾薩斯派則認為，人口增長可能在短期內會不利於經濟增長，但從較長的時期看，人口增長將最終促進經濟增長。首先，人口增加將增加勞動力供應，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壓力的存在將激發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第二，「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較多的人口可能產生更多的知識與技能，科技進步正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資源優勢，較大的市場規模必將產生「規模效應」（註：前些時候，有的學者曾在某大報上著文，強調人口多對我國當前擴大內需的積極作用。）。
3 統計方法應用的「陷阱」
統計分析，尤其是基於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數據（所謂時間序列橫截面數據）的分析充滿了「陷阱」。
在胡鞍鋼博士的回歸分析中，有一個潛在的基本假設條件：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單向的，人口增長本身不受經濟增長的影響（註：用計量經濟學的術語講，人口增長應該是一個外生變數．在以經濟增長為因變數，以人口增長（及其他變數）為解釋變數（或自變數進行回歸分析時，由於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變數的回歸系數必然是有偏估計，不能反映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真實影響。）。很顯然，這個假定靠不住。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是雙向的，人口增長必然要受到經濟增長的影響，並最終取決於經濟增長（註：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國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經濟發展嚴重受損，人口增長率因此急劇下降，甚至負增長。），人口自身的生產必須與物質資料的生產相適應。因此，把人口增長作為自變數，把經濟增長作為因變數，進而計算得到的回歸系數是不正確的，不能正確反映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作用的方向與強度。因此，胡鞍鋼博士的4個回歸方程並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這個結論。
從統計學的意義上講，任何兩個變數在數量上的變化都可能呈現某種「相關」的關系，但如果不對這種「關系」的內在作用做認真科學的分析，很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規律性的現象」並不就是規律本身！「相關關系」不等於「因果關系」。試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改革開放以來，教師收入增長很快，環境污染也越來越嚴重。教師收入與環境污染這兩個變數之間並無必然聯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進行回歸分析，那麼就會得到教師收入增長不利於環境保護的荒唐結論。
4 統計水分的「迷霧」
統計數據存在系統誤差，使分析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十分困難。
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體制方面的原因，我國的人口統計數據和經濟統計數據與實際情況均存在較大誤差。據估計，計劃生育統計報表的水分約為30～40%。有人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長數據可能還存在一定的漏統。
與人口統計數據相比，經濟統計數據的水分更大。據2000年2月3日的《中國經濟時報》，連續兩年獲湖北省「十強縣市」的丹江口市的經濟統計數據水分極大（見下表），GDP和鄉鎮企業產值高報幅度分別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諱言，這種虛報經濟增長指標的現象在全國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經濟數據統計水分
附圖{圖}
說明：「1998年統計水分」的計算中有一個假定，即：1999年有關經濟指標的實際值與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經濟有所增長，那麼，實際的統計水分將比以上計算值更大。
經濟統計數據高報、人口統計數據低報，勢必人為造成（或加劇）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負相關關系。目前，我們還很難計算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的數量關系。換句話說，即使我們能夠確定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定性關系，在計算定量關系時也沒有太大的把握。
5 實證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為迎接開羅「人發」大會的召開，聯合國秘書處經濟和社會事務司（註：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開了專家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法國學者Blanchet運用世界各國的歷史數據做過類似的分析。
其回歸結果表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口增長率與人均GDP增長率出現強烈的負相關，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顯著聯系。雖然這項研究結果得到許多其他研究的驗證，但是，Blanchet認為，這些分析並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後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負作用。相反，他認為，回歸系數為負，意味著增加經濟活動人口（註：總人口與經濟活動人口高度相關。）將使社會總產出下降，這很難從理論上得到解釋。因為在較短時間內，大致可以認為資本總量、自然資源的數量和質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變，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不可能為負值。Blanchet還用實例說明，即使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內在作用機制不變，人口增長率的回歸系數的符號和數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時期為正，在另一時期為負，在某一時期甚至接近於零。
6 結論
在我國（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控制人口增長有利於經濟發展，這一點毋庸質疑。但是，現有的研究還不能完全揭示人口與經濟相互作用的內在機制，尚不能准確反映人口變動與經濟增長有關指標的數量關系。正如一些學者（註：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經常出現樣本有限、數據質量不佳、定性分析失當、定量分析欠妥等問題，對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人口增長率下降的後果（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的研究還很不夠。因此，從提高人均GDP的願望出發，提出人口增長的控制目標，是不合適的。
胡鞍鋼博士的這項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嘗試，我們願意與胡鞍鋼博士一道，繼續探討我國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
後記：在本文剛剛完成後，我們看到了西部某地計生委的一個立項報告。該報告說明項目實施後，每年可使當地的人口增長率降低2個千分點。因為「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所以，控制人口增長可以使當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億元（這個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長率下降幅度×0.36×總人口）。未來幾年，這個地區的人口增長率仍有下降的空間，但GDP是否能增加xx億元，我們期待著結果。
『捌』 中國人口分布特徵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中國人口分布特徵是黑河-騰沖一線為界，東多西少。中國經濟是東部發達而西部落後，東部發達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一個原因是勞動力。人口與勞動力緊密相關，也與人才緊密相聯。
『玖』 人口是如何影響經濟的
參考以下資料，希望對你有用
經濟發展與人口變動的關系及其相互作用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發展對人口變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有著不同的人口增長規律。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在特殊地、歷史地作用於人口規律。」人口變動反作用於經濟的發展，對經濟發展起促進或延緩的作用。當人口數量、質量和結構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時，將起到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反之，將起到延緩經濟發展，甚至造成社會經濟的停滯與破壞的作用。
經濟發展對人口變動的決定作用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經濟發展決定人口的自然變動，一般來說，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越低。其二，經濟發展決定人口遷移。在現代社會中，農業生產的現代化及第二、第三產業迅速發展，使經濟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導致人們從農業部門轉向非農業部門，從農村走向城市，從一個地區遷移到另一個地區，以謀求生存空間和發展機會。其三，經濟發展決定人口結構。包括人口階層結構、教育結構和職業結構等。
從宏觀角度看，經濟發展主要通過以下方式影響人口變動。一是經濟發展使生產條件和生產方式由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使得對勞動力由數量的需求轉向質量的需求。二是經濟發展促進了生存條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強化了人們對自身發展和享受的需求，生兒育女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逐漸弱化。三是經濟發展為城市化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條件。城市化體現了社會的全面進步，包括全社會教育水平的提高、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和完善、現代生育觀念的建立等等。四是經濟發展促進了科技進步，提高了避孕節育技術，改善了人類生殖條件，從而促進了人口素質的提高。五是經濟發展有助於提高婦女參與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的能力，促進其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的轉變。六是經濟發展促進社會保障制度、福利制度日益完善，弱化家庭所承擔的傳統功能如養老、保障、安全等，有利於生育率的下降。
從微觀角度看，經濟發展同樣對人口變動產生影響：家庭是一個生產單位，家庭的生育決策取決於家庭收益最大化這一影響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經濟發展將增加對高質量的勞動力需求，減少對低素質勞動力的需求。家庭為了培養高質量勞動力，必須增加培養孩子的成本投入，從而產生孩子質量對數量的替代。二是父母受教育水平高，尤其是婦女受教育水平高，就業率高，收入水平高，則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大，父母傾向於減少養育孩子的時間。三是社會保障制度、福利制度的完善，使得養育孩子的收益減少，生育效益下降，有助於降低生育率，四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使人們更注重自我完善、自我發展，再加上城市規模擴大，生活費用上升，增加家庭撫育孩子的成本，促使人們傾向於少生孩子。
上述分析對於我們做好計劃生育工作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所有宏觀環境的變化、政策變化只有落實到微觀利益機制的變化上，才會最終發揮作用，目前我國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依靠強有力的行政制約手段實現的，不是建立在經濟發展基礎之上的生育率的自發下降，這在農村尤為明顯。群眾的生育意願和生育政策之間還有一定的距離。這是由於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沒有在家庭這一微觀層次上建立起一個有利於計劃生育的利益機制。因此，我們必須把建立利益導向機制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推行「三結合」就是其中一個很好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