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根據材料一二，概括我國國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並從經濟生活角度談談必須深化分配製度改革的原因
1）（14分）問題：近十多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均呈下降趨勢，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均偏低，說明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5分）
理由：
①收入是消費的基礎和前提。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有利於增加居民收入，縮小社會收入差距，提高社會整體消費水平，推動經濟發展。
②公平是提高效率的保障。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理順收入分配關系，促進社會公平，有利於維護勞動者權益，激發勞動者發展生產、提高經濟效率的積極性。
③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目標。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有利於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④科學發展觀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維護社會公平，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核心要求。
（每點3分，任答3點即可給滿分）
（2）（12分）
①公民參與民主決策，促進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
②政府行使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職能，制定出科學的收入分配製度。
③中國共產黨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對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
④人大代表廣泛聽取人民群眾意見，通過行使提案權等，為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建言獻策。
⑤人民代表大會依法行使決定權，為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提供政治保障。
⑥各民主黨派通過政治協調、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對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提出政策建議。
（每點3分，任意答出四個點即可給滿分12分）
2. 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歷史及現實根源在哪裡
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分析
當前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既有歷史的原因，又有現實的原因；既有體制的原因，又有政策的原因；既有市場的原因，又有非市場的原因；既有經濟原因，又有非經濟原因。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的政策導向是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也為貧富不均埋下了伏筆。
1、 「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體制因素
(I)長期以來，中國城鄉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造成城鄉居民在就業、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方面的機會不平等，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
(2)現代城市工業與鄉村傳統農業之間生產力存在顯著差異。工業化組織和生產的特點是：勞動、資本、技術投入大，流水線生產工藝產、供、銷循環，資本周轉快，資本利潤率高。相應的參與這種工業化生產的勞動、資本、技術就能獲得較高的分配收入。而中國農業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原因主要有：一是農業人口多，人均佔有土地資源少，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其依靠土地資源不可能獲得高的收入；二是中國現行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不利於土地的市場化和集約化經營，不利於提高農業機械化現代化水平，大大制約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三農業生產受天氣等自然條件影響大，導致農業產量變化大，進而引起農產品價格大起大落，不利於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和農民收入。
(3)農民工外出務工待遇不平等。十幾年來，廣大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提高收入水平，紛紛外出打工。他們為國家和企業創造了大量的稅收和利潤，但卻享受不到與城市職工同樣的勞動工資和社會福利標准，缺乏基本的獲得體面勞動和社會保障的權利，全國農民工與城鎮職工待遇的不平等也直接拉大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2、 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因素
中國東、中、西部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拉大了東、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發展不平衡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先天的區位環境、基礎條件等自然歷史因素。東部地區經濟基礎好，城鎮化率高，居民受教育機會多，農業生產自然條件好，而中部和西部地區則相差很多；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採取的由東向西的經濟推進序列和區域不平衡發展戰略更加劇了這種差別的擴大。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出台了大量向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特區傾斜的政策以及稅收優惠政策，促進了東部地區經濟更快地增長和發展，進一步拉大了東部與中西部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差距水平。
3、 市場機制的內在缺陷因素
(1)市場與壟斷相結合促成中國壟斷行業職工收入超分配。改革開放以後，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主體，在市場競爭中，大批國有競爭性企業被市場淘汰，國有資產陸續退出競爭性和低盈利行業；而一些政策壁壘和市場壁壘高的國家壟斷行業和高盈利性行業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得到了市場和政策的雙重支持，獲得了更快的發展，獲取了大量超額利潤。這些壟斷行業一方面憑借其市場壟斷地位大肆攫取高額壟斷利潤。另一方面又憑借產業進入限制和行政權力，在交易方式、價格制定等方面與非壟斷行業及居民形成非公平交易，將非壟斷部門創造的一部分財富和居民部門的一部分收入剩餘以經營收入的形式轉變為壟斷行業利潤。同時，壟斷行業排斥新經營者進入，使該行業發展不充分，效率低下，造成社會就業面縮小，失業人口增加，勞動者通過就業增加收入的機會減少，加劇社會不公平程度。
(2)勞動市場的非完全競爭特性決定了初次分配的非公平性。勞動市場是非完全競爭市場，這是勞動市場的內在屬性所決定的。一是資本所有者在勞動市場中具有天然的強勢地位，勞動者處於天然弱勢地位，在市場經濟中，勞動者為了維持生計，必須到資本所有者提供的崗位上就業，並被動地接受其制定各項工作標准和工資標准；二是市場信息不對稱。一般來講，資本所有者出於資本經營的需要，會想方設法獲取充分的市場信息，包括相關用工信息。而勞動者抑於各種條件限制，比如沒有工作經歷、文化水平較低、來自外地等等原因，往往對勞動市場信息缺乏了解；三是資本的私利性會促使其最大限度地來壓低工人工資而提高自己的收益；四是在市場上勞動者個體無法與資本所有者就勞動權益進行平等搏弈，使勞動力價格失去市場公平。
(3)市場的外部性致使一部分人獲得收益。長期以來，我們片面追求CDP的高速增長，而不關注GDP增長對環境和資源造成的破壞。由於環境污染和治理的市場外部性特徵，許多企業為了降低成本，獲取高額利潤，不進行環保評估和增加治理污染投入。這種市場的外部性使一部分人獲得超額收益，擴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4、 制度轉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擴大了收入差距
政府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是對的，也極大地激勵了生產力的發展，問題在於許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條件是「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特別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最後一次「免費午餐」。這些年，因為監督機制缺位，甚至是權力的介入，產生大量黑色收入，導致—部分人暴富，為廣大人民深惡痛絕。另外，還有一些介於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灰色收入」。這些不合理收入，在新一輪的角逐中，進一步擴大了貧富差距。
5、 對高收入階層的稅收調節機制不到位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居民收入方式日趨多元化，收入分配差距不斷加大，而體現社會公平的稅收調節機制卻未建立起來。當前，中國只有個人所得稅對居民收入進行調節，缺乏財產稅、遺產稅、贈與稅等多層次稅收調節手段。由於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偏低，使得本該成為納稅主力的高收入階層卻往往成為漏稅逃稅大戶，而不該納稅甚至應該成為政府補貼對象的中低收入階層卻成為了納稅的主力。
6、 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
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僅有利於起點公平，也是市場競爭的社會安全閥。但是目前中國社會保障體系和保障機制不完善，不能有效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加大了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支出負擔，進而導致收入分配差距擴大。
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擴大，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均，造成和增加了低收入群體的被剝奪感，使他們分享不到我國經濟增長的成果，並且，還影響了他們參與國家建設的積極性，不利於構建和諧社會，成為阻礙改革進程的隱憂。
3. 我國個人收入分配現狀及原因是什麼
國內收入分配狀況分析
(一)以勞動者報酬為代表的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持續下降
從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階段的功能性分配方面看，勞動者報酬所佔比重經歷了先上升再下降的過程。特別是近幾年勞動者報酬所佔比重經歷了一個較為迅速的下降過程，由此導致在讓勞動者分享更多的經濟發展成果方面，我們又或多或少向改革初期的原點回歸。
在近期的相關研究中，住戶部門收入佔比持續下降的趨勢比較明顯。在以收入法核算的GDP中，勞動報酬所佔比重持續下降，其所佔比重在1995-2006年期間下降了將近10個百分點，②即便是進行了某種調整的計算，也有5個百分點的下降(張車偉，2009)。而從再分配收入的分配格局出發，居民部門的可支配收入也出現了明顯的下降，達到9個百分點(常興華等)。由於2004年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將自我僱傭者營業收入的分類由原來的勞動者報酬轉變為營業盈餘，造成了一定程度上數據的不可比性，使勞動者報酬佔比的估計變化造成了一定的困難。我們對1996-2007年的勞動者報酬進行了一個較為簡單初步的估算，總體判斷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下降了大約9.3個百分點，其中3.3個百分點是由於就業非正規化造成原屬於勞動者報酬的自雇者營業盈餘被納入企業營業盈餘之中，而其他6個百分點則來自於實實在在的勞動者報酬下降。③
從收入法GDP出發，在勞動者報酬下降的同時，政府的生產稅收入上升了2.2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折舊佔比上升了1.4個百分點，營業盈餘上升了5.7個百分點。其中，2.4個百分點的上升來自正規企業的營業盈餘，而其餘3.3個百分點的上升則來自於自雇者營業盈餘的變動。
受其影響，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多數年份中，居民收入增長率低於GDP增長率。這一現象也間接證實了勞動者報酬佔GDP份額下降的趨勢。
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勞動者報酬所佔比重處於相對較低的水平。在將自我僱傭者的營業盈餘扣除之後，OECD國家的勞動者報酬佔比大約為45%，而拉丁美洲國家佔比大約為35%。2007年，我國勞動者報酬佔比約為40%，但考慮到我國勞動者報酬中已經包括了企業社會保障繳款，因而與對方可比的我國勞動者凈報酬所佔比重應與拉美國家的情況相對更為接近。
從歷史的視角看，英美兩國在1860-1940年間，包括了自我僱傭者營業收入和資本家的勞動收入的勞動者報酬所佔比重分別為77.5%和66.5%。而我國當前按可比口徑計算的水平估計大體在46%左右，則我國的勞動者報酬佔比同樣也處於相對較低的水平。
(二)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我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變中，最突出的特徵是收入差距的擴大。其中，在改革前期，由於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效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曾出現縮小的趨勢，而且行業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也都曾出現過縮小的趨勢。但這種趨勢持續的時間相對較為短暫，而隨後的差距擴大過程則持續時間更長。總體而言，城鄉內部以及全國的居民收入差距則幾乎一直處於擴大的過程中。
城鄉差距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幾乎一直處於擴大的趨勢之中，城鄉差距對全國基尼系數的貢獻高達40%以上。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特別是90年代初期以來，地區間收入差距也處於不斷擴大的態勢之中，但相較前者，地區差距問題處於相對次要的地位。
根據目前已經獲得的數據資料，在2007年全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已達0.475，基於我們課題組的計算，2006年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為0.32，同期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為0.38。
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狀況在全球范圍內也處於比較高的水平上。我國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在亞洲屬於比較高的，且明顯高於經濟發展程度較好的亞洲國家；我國的這一指標遠高於所有的OECD國家；與轉型國家相比，除去中亞等少數相對欠發達的轉型國家外，我國的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超過了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多數東歐轉型國家；大體處於拉美及加勒比海國家的中等水平，但較為明顯地低於巴西的居民收入差距。
(三)行業差距迅速擴大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行業之間工資差距不斷擴大(見圖2)。這種行業工資差距的擴大與壟斷行業工資增長速度過快有相當大的關系。壟斷行業與競爭性行業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人均工資比率均在1.1∶1以內，90年代中後期則逐步擴大到1.1～1.3∶1的幅度范圍內，新世紀以來，這一比率超過了1.3∶1。種種證據說明自90年代以來我國出現了向壟斷性行業傾斜的行業收入差距擴大。
以上的統計均來自可獲得的數據資料。如果考慮到大量低工資收入的遷移工人大多進入了競爭性行業，而其工資收入很大程度上並未納入統計的因素，以及壟斷企業發放的獎金數量遠遠超過競爭性行業，則行業間就業者人均收入差異會遠遠大於上述的估計。基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1988、1995和2002年居民收入數據作出的研究，我們發現，壟斷性行業的就業者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確對行業之間收入差距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這些行業從業人員其行業壟斷獲得的收益對收入差距的貢獻一直在不斷擴大，並在2002年以來成為行業間收入差距擴大的最主要原因。
4.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生活中出現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有哪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改革之初的絕對平均主義狀態演變為九十年代以來的收入差距迅速擴大。無論是城鄉、區域之間,還是部門、企業之間,收入差距都較大。導致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有:
（一）價值規律作用的結果
價值規律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凡是存在市場經濟的地方，就有價值規律存在並發揮作用。大家知道，價值規律的主要內容和要求是：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按價值量進行等價交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既是評價一行業內的眾多生產經營者優劣的社會標准和尺度，又是催促著商品生產經營者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無聲命令和無情的鞭子。在生產同種商品的眾多生產經營者中，符合這個標准者可以獲得正常利潤；低於這個標准者，可以獲得超額利潤，發財致富；而達不到這個標准者則不能獲得正常利潤甚至要虧損或破產，變成失業者和貧困者。這就是價值規律「優勝劣汰」的作用。經過30年的市場化推進，我國已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為體制目標的改革進程，已進入由數量建設為主，即以拓寬市場機製作用空間為主，轉變為以質量建設為主，即以提升市場化競爭的公平與有效性為主。價值規律「優勝劣汰」的作用不僅表現在生產和流通領域，而且表現在城鄉關系和地區關繫上，凡是有市場經濟活動的地方都顯示出來。以家用電器行業為例，20多年前哪一種產品都有眾多生產經營者，每個省、每個大城市都有企業生產家用電器產品，而今還有幾家電視機廠、冰箱廠、洗衣機廠?只是少數幾家尚存並發財致富了，而多數都關門歇業了，並由此造成大批失業者和貧困者。因此，我國的收入差距是價值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
（二）按勞分配「局限性」的表現
目前，我國實行的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實行按勞分配，以勞動作為個人消費品的分配尺度，等量勞動等量產品，多勞多得，少勞少得，有勞動能力而不勞動者則不得食，這對於廣大勞動者來說，是從未有過的平等。正如馬克思指出的：「生產者的權利是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平等就在於以同一的尺度—勞動—來計量」。（《馬恩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頁。）但是，按勞分配還不是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還沒有做到按需取得消費品那種事實上的平等。也就是說，按勞分配在形式上是平等，但在事實上又是不平等的。因為按勞分配中通行的也是商品交換中通行的同一原則，即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按照這一原則，交換雙方是平等的，這種平等是以同一尺度去對待事實上不同的個人。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按勞分配中所通行的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
既然把勞動這同一尺度應用在不同的勞動者身上，就必然默認不同等的個人天賦，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必然出現事實上的不平等。這是因為：（1）各個勞動者的勞動能力是不同的，他們對社會提供的勞動數量和質量是不同的，以同一尺度進行分配，有的人分得多一些，有的人分得少一些。在科技迅猛發展的今天，復雜勞動是倍加簡單勞動的倍數不斷增大，幾倍、上十倍，甚至成百倍。因此，從事復雜勞動的人與從事簡單勞動的人收入也會呈不斷擴大的趨勢。（2）即使勞動者提供同等數量的勞動，取得同樣數量的報酬，但由於勞動者的家庭負擔不同，他們的實際生活水平也是不相同的。（3）失業者、殘病者，無法就業，沒有勞動，無法實現勞動者的權力，自然無勞動報酬可言，成為靠救濟金過活的貧困者。
所以，以勞動為尺度來分配個人消費品，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在事實上又是不平等的。馬克思把它看成是一種「弊病」，並認為這種「弊病」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總之，按勞分配的「局限性」是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
（三）制度安排的產物
生產要素產權制度的原因。馬克思主義認為，收入分配本質上是產權問題。現代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表明，產權是資源稀缺所導致的利益沖突與協調的結果，產權配置決定收入分配。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和非勞動要素（如土地、自然資源和資本等）；產權制度既包括以所有權為核心的使用權、受益權和處分權安排，也包括國家對相關產權的限制。要素產權制度對收入分配問題的影響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不同群體要素產權的多寡決定了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權利貧困是要素產權的貧困；二是非勞動要素（資源和資本等）的配置狀況，決定勞動者在與生產資料結合過程中的交易地位，進而決定勞動分配率的大小；三是要素產權配置決定要素配置效率，影響所分配蛋糕及利益分配矛盾的大小，影響到社會經濟的協調和持續發展。
（四）收入分配不公的結果
我國收入分配問題，實際上包括兩個問題，一個是收入分配不公，另一個是收入差距過大。這兩個問題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收入分配不公更多的是強調收入分配機會和過程的不平等，而收入差距過大更多的是反映收入分配結果的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並使這個差距不斷擴大。
5. 收入分配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分析
(一)歷史原因
由於歷史原因,東部地區、專城市依靠原有的經濟屬基礎發展工業,工業品相比農村的農產品而言,價格高,所以也就掌握了大量財富,而中西部地區和偏遠的農村由於經濟落後,底子薄,同時東部更容易獲得信息和國家的資助。結果是,富者越富,貧者越貧,造成了惡性循環,也就形成了現在的貧富差距的局面。
(二)自然原因
東部地區,地處沿海地區,具有先天優勢,更容易與其他國家交流,進行國際貿易,這是中西部所不可比擬的,這也給東部的迅速發展帶來了機遇,同時這也為貧富差距埋下了隱患。
(三)政策原因
1978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首先是從東部發起的,給了東部地區更多的優惠政策,開設經濟特區,鼓勵國外投資,這給東部地區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大量的資金,這一政策讓東部的人先富了起來。除此之外,我們國家一直都給予東部很多的政策優惠,這無形中也就把東西部的經濟差距拉開了,隨之而來的就是收入的差距。
6. 中國目前收入分配失衡的原因有哪些如何解決
當前中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並非都是合理的制度安排的結果，其中也存在許多不合理和非法的因素。其一，初次分配過程中存在許多不平等的競爭，如最為突出的各種形式的行業壟斷的存在；其二，收入分配再分配的手段和功能嚴重不足，例如對高收入調節不力，對低收入階層缺乏有效保護；其三，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以及腐敗等非法收入問題突出，打擊力度遠遠不夠；其四，由於地域差別的存在，東部地區比西部地區收入高，地區收入差距拉大。應該說，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的出現是國民經濟整體發展和提高的結果，是構建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社會不公正現象的結果。從整體上看，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社會范疇問題，其本質是勞動者先富和後富的關系，不是階級對立的結果，經濟因素即生產力發展水平起決定的作用。
形成現在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利用稅收、財政等手段，調節地區、行業、部門的收入差距，縮小東、中、西部的收入差別，也必須綜合治理。第一，要深化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從源頭上解決好初次分配問題；第二，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強化國家對收入分配的宏觀調控功能；第三，要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千方百計擴大就業，解決由失業導致的貧困問題；第四，要嚴厲打擊貪污腐敗、權錢交易等各種非法攫取社會財富的行為；第五，要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7. 造成當前中國收入分配狀況的原因有哪些，收入分配不均對社會發展有哪些影響
原因：最大的原因是經濟發展水平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次是經濟資源的掌握。再次是分配製度。
影響：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拉大，影響社會安定。
8. 我國收入分配存在哪些問題並分析其原因。
：一是深層次問題的制約。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目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結構和經濟社會體制乃至社會文化等方面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嚴重製約著分配問題的解決。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下，不少行業、地區高消耗低產出，這使得這些行業地區財富增長相對緩慢，制約著行業、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縮小；經濟結構不合理如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對外依存度高、第三產業比重小、低附加值產業產品多、低層次勞動者供過於求等，使農民增收、外向型行業和低端行業企業勞動者以及農民工、勞務派遣工、非全日制工等人員工資增長難以實現，加之壟斷企業的地位強化與中小型民營企業發展環境不良並存，以上這些都助長了城鄉、行業、群體收入差距拉大；而經濟社會體制存在的問題如城鄉之間尚未完全打破的分割管理體制、對公有經濟與非公經濟發展支持政策的不平衡以及社會誠信的缺失等，也嚴重製約著分配關系的理順和分配秩序的規范。一句話，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和深化經濟社會體制改革，分配領域存在的三大問題無法根本解決，這也是三大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深層次原因。
二是利益團體的制約。改革開放到今天，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大幅度提高，在此進程中，某些行業、部門、群體的收入得到更大幅度的增長，與其他行業、部門、群體的收入形成了很大差距，這其中有合理因素，但同時也存在不合理因素，即依靠權利、壟斷地位、人員身份區分等手段獲得的不合理收入。這些行業、部門、群體在社會中一般都居於有利位置，其基於自身利益往往有意無意對理順分配關系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持反對或阻撓的態度，這大大加大了解決分配領域存在問題的難度。
三是收入分配政策措施不健全、有關方面配合不得力的制約。收入分配是一個大系統，其構成因素有分配主體、分配內容、分配手段、分配結構、分配水平、分配關系等，涉及一次、二次、三次分配領域，包含國家、企業、居民三者分配，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收入分配，機關、事業單位和各類企業職工工資分配等多方面內容，且與經濟社會體制改革等多方面相互聯系、制約。時至今日，如果不系統設計安排收入分配政策措施，並由有關主管部門配合實施是無法適應當前形勢需要的，也是難以抓好落實的。而這些年來，我們的收入分配政策設計安排恰恰缺少系統性，沒有一個最高層機構總抓分配改革，已出台的有關政策，基本都是治標性質的，且往往不夠周全，普遍帶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色彩，工作中有關主管部門又沒有形成高效的合作，這也是造成其收效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9. 收入分配公平為什麼能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收入分配問題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難點。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嚴重不合理，不僅成為經濟生活的主要問題，而且開始成為社會生活的突出矛盾。為此，「十二五」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重要的在於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形成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格局。
以收入分配改革實現發展導向由經濟總量向國民收入的轉變
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實質，是實現發展導向由經濟總量向國民收入的歷史性轉變。這些年，我國在經濟總量快速擴張的同時，消費率持續走低，主要原因在於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嚴重製約了中低收入者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的提高。適應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和消費結構提升的趨勢，關鍵在於形成公平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
1. 盡快提高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居民收入份額，尤其是勞動者收入份額，是多數人分享發展成果的基本指標，也是拉動消費的基本條件。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首先要將城鄉居民收入和勞動者報酬增長兩大方面作為主要的約束性指標。
2. 有效緩解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產生收入分配差距，這是一個規律；兩極分化不可持續，這也是一個規律。應當看到，在我國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背景下，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擴大不僅有市場經濟發展的因素，更與市場經濟不完善、相關改革滯後相聯系。「十二五」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應當有緩解並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約束性指標。例如：
3. 確立財產權保護的基本制度。這既是完善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的基礎保障。例如，城鄉差距的不斷拉大，不能不說與農村土地財產權的制度不完善直接相關。建議在《物權法》的基礎上，加快財產權制度改革。
4. 確立財產公開制度和透明有序的收入分配秩序。無論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還是調節收入分配關系，確立和保護財產權，都有賴於財產公開和透明有序的收入分配秩序。「十二五」應當把確立財產公開制度和透明有序的分配秩序作為收入分配治理的重大任務。
以調節收入分配關系為重點推進結構性改革
從我國現實看，收入分配有總量問題，更有結構性問題。這些年，財稅體制以及相關的結構性改革滯後，是收入分配關系難以理順的主要原因。為此，實現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目標，重在推進以調整財稅體制為重點的結構性改革。
1. 以工資談判協商制度為重點建立勞動者報酬的保障機制。由於工資談判協商機制的長期缺失，勞動者報酬很難與勞動生產率增長同步。按照國家統計局1998-2007年數據，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33倍，而同期企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僅提高0.83倍。從實際情況看，提高勞動者報酬，政府促進勞動報酬合理增長的主要任務是積極推進勞動報酬協商機制的建立。
2. 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加大再分配力度。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確保底線公平和制度公平的重要基礎。這些年，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差距已成為城鄉、地區、不同社會群體實際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以城鄉差距為例，如果加上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務差距，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差距估計達到5倍左右。
3. 以收入分配調節為重要目標的財稅體制改革。從我國的實踐看，對以做大經濟總量為目標的財稅體制進行整體性重構，已成為新時期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重大任務。為此，建議「十二五」財稅體制改革要與收入分配改革同步。
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關鍵在於政府轉型
收入分配有市場的因素，但重要的是政府因素。理順初次分配關系，重要的是通過政府轉型，以民富優先為目標調整國家、企業、居民的分配格局；建立再分配體系，重要的是通過政府轉型，劃分中央地方在收入分配調節中的分工與責任；建立公平分配的基礎制度，重要的是通過政府轉型，規范行政支出，杜絕與公權力相關的腐敗和不合理的收入。
1. 以公益性為目標調整國有資本配置。國有壟斷行業所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是全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政府的角色不轉變，國有資本配置的定位問題不解決，只對壟斷性國有企業收租分紅，能解決部分問題，但不能解決源頭問題。按照民富優先的要求推進政府轉型，需要以公益性為目標對國有資本配置進行戰略性調整。
2. 建立中央地方在收入分配中的職責分工體系。當前的中央地方財稅關系主要以激勵做大經濟總量為導向，各級政府在經濟建設上的目標很清楚，但在收入分配關系調節的職責分工上尚缺乏明確的制度安排。
3. 嚴格規范行政支出。過大的、不合理的行政支出成為我國政府轉型的突出問題。相關的數字清楚地表明，我國行政支出有很大的壓縮空間。「十二五」實現公共財政預算和支出的透明化，形成對財政預算和支出規范的社會監督，使行政成本在現有水平上削減15%-20%是有可能的。這樣，政府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上的財政壓力會明顯緩解。只有敢於在行政支出改革上動真格，才能夠提振社會對收入分配改革的信心。
10. 影響收入分配的因素是什麼
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很多國家都面臨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挑戰。收入差距過大，超過社會群體的承受力，就會對社會穩定構成重要威脅。近幾年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較大。城鎮人均收入是農民人均收入的2.1倍，城鄉居民收入比大大超過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水平。198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是1.5:1，1995年為2.09:1，目前已經達到2.1:1的高水平。大多數國家這個比例不到1.5:1，農民收入水平大體上比城市居民落後6年。行業之間的收入分配也不夠合理，居於壟斷地位的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高達到30870元，而居於競爭的零售業的平均工資僅為8100元，二者之比為3.8:1。從收入的社會結構看，2004年鹽城低於平均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和農民均在60%左右，其中，城市居民為60%，農村居民為70%，社會結構類似金字塔型，缺乏穩定性。
隨著經濟成分的多樣化、分配方式的多元化、用工制度的市場化等導致人民內部矛盾增多，給社會管理帶來了許多新問題，社會治安形勢不容樂觀。隨著城市化的推進以及社會流動人口規模的擴大，治安工作面臨更大的挑戰。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大。在當前和今後一個較長時期內，由於總量性、結構性、素質性多重就業矛盾交織，加之就業彈性系數長期下降，就業再就業任務依然繁重。
社會階層之間不平等。當前由於城鄉差別而產生的就業、教育及權益不平等問題比較嚴重。由於教育資源在城鄉分布上的顯著差異，導致人口受教育不平等。從縣域農村與城區學校在教育投入、教學質量、師資力量和生源等方面也存在較大差距。農民進城務工的就業環境有所改善，但由於長期以來城鄉政策的影響難以徹底消除，對農民工的就業歧視現象仍然存在，就業中農民工權益被侵害問題也較為突出。據調查，有一半左右的外出人員的合法權益受過不同程度的侵害，有的還受到多種不法侵害。其中勞動強度加大，工作時間延長的比重佔60%多，拖欠勞動報酬的佔2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