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用發展經濟學的原理分析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與市場經濟職能的劃分與界定
政府、市場、公民是當今社會發展和社會運行中三股重要的力量。關於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關系。
在西方，市場的興起是在商品交換與生產的基礎上開始的，市場作為一股力量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可我們的生活，並影響著政府的改革與運行。許多國家的經濟、福利等政策都是在市場力量也就是經濟精英推動的結果，以至於在美國出現了所謂的經濟精英政治家現象。而在中國，整個市場的出現是在政府主導下形成的，而不是像西方市場的推動力量來自公民社會。當前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呈現出市場與政府利益、權利博弈的現象，比如在房地產市場，以前一段時間內，政府關於房地產一些政策，很多是經濟屆人士及其學術界代言人的建議的結果。
市場的力量在一些領域給政府帶來了很大的壓力，長期以來，說到「政府體制改革的原因時，總是說現在的行政體制無法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體制本身不存在問題，而是在面對市場時無力應對的表現。在經濟界一直有一種爭論，政府是守夜人還是牧羊人？說的也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在面對市場時到底是以服務者還是管理者、主導者的面目出現。
以上是我個人的觀點，本人是蘭州大學社會學的研究生，希望本人淺淺的回答，能給你一些提示和啟發。下面是我的一篇文章一部分,僅供參考:
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及性質的重新思考
一、政府、市場的關系及性質
現代經濟學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經濟學中關於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討論貫穿於整個經濟學學科體系的建立和經濟發展的實踐，從未停止過。理論從最初斯密的「廉價政府」到凱恩斯的政府幹預論，再到新自由主義的反對政府幹預，實踐中，市場化成為世界潮流，在各國不同程度的進行著，但是各國的市場化程度也表現出了巨大差異。我們從重新認識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出發討論政府的性質。
我們經常所說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指市場制度，市場制度是經濟運行中市場力量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一整套運行機制、規范或制度等。人們認識到了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優越性之後，開始加強了市場制度的建設，即市場化過程。實際上，市場先於市場制度與市場化，在長期的經濟實踐中，人們逐步建立起市場制度，進行著市場化。市場化程度高不僅僅是指衡量市場化的一些量化指標的比例高，更重要的包括市場制度的完善，如市場與政府的關系融洽程度高等。就是各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制度也差異巨大，在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體制中，各個經濟活動主體或組織的自由和權益都應得到尊重和保護，市場的有效性與政府的有效性能相互配合好
在認識到了「市場不是萬能的」之後，人們找到了政府存在的理論上的可能性。從個體利益的角度出發，當人們的一些利益無法由自身完成時，建立各種組織來實現共同的利益成為人們的必然選擇，企業與政府都帶有組織這一本質性的特點。如果我們堅持經濟學的行為主體是單一的個人，即單一的經濟人假設，那麼企業與政府都是個人為了實現自身目標而建立起來的組織。或者將企業與政府都視為一種制度，都是經濟人為了追求資源配置效率與個人利益而建立的制度，是個人為了自身的目標而進行的制度創新。如：政府提供公共品，居民繳納稅收，其實質就是全社會的個人為了實現僅憑個人無法實現的目標而進行制度創新與合作的結果，建立政府組織並形成政府制度。如果將個人繳納的稅收視為政府組織提供公共品的價格，那麼政府制度就是一種間接的交易制度，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與分配方式，每一個個人都可以從使用公共品與繳納稅收中獲益。筆者將人類建立的資源配置制度分為兩種，即市場制度與組織制度，二者的主要區別是：利益個體為了自身目標而採取的手段或方式不同，即手段的差異性，市場制度中個體的目標是通過自己選擇與市場配置的方式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組織制度中個體的目標是通過實現集體或組織的利益最大化來追求個人利益，必須實現組織利益最大化與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相容。其中組織制度包括企業制度、政府制度與非政府組織制度等
政府作為一個組織，其目標取決於組織的各個成員。一方面，財政或政府的活動是通過既定的組織制度即政府制度來執行的，而政府制度的典型機制是政治程序（含法律程序），這是一種集體決策機制，該機制能保證的目標是滿足大多數人的意願或利益，也就是追求個體間的公平，也只有將政府組織的目標定為追求公平，才能實現個人與集體利益的相容性，否則政府作為組織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各種組織的成員也處於市場制度下，市場制度採用的典型機制是個體決策機制，該機制能保證個體利益的實現，也就是追求效率。綜合以上兩方面，政府與市場結合並以市場調節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制度可以保證公平與效率雙重目標的實現 .
假設政府的集體決策機制是政府運行或公共產品提供的唯一的必然的機制，那麼政府的目標就是追求與滿足多數人的意願或利益，即追求個體間的公平。那麼，任何的不顧客觀存在的政治選擇機制而假設政府的目標僅僅是追求效率的理論與模型，有些不切合社會實際
政府具體目標的制定、執行、監督等都是以間接方式為主，其交易成本較高，所以為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社會應該盡量減少政府的活動范圍，將政府的活動范圍限定在其必需的范圍內，如提供純公共產品與服務，並逐步通過市場與非政府組織等來提供一些准公共品
二:市場與政府結合的市場經濟制度
兩者結合的形式多種多樣，結合形式的不同成為劃分經濟制度類型的標准。以市場作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就是市場經濟制度，主張反對政府過度干預經濟，政府僅僅提供旨在追求整體利益或公平的公共品；而以計劃為主或以政府調節為主的資源配置方式就是計劃經濟制度，主張政府全面干預。實踐表明，政府幹預的目標與實際的干預績效之間存在巨大差距，大范圍的政府幹預效率並不高。有些政府幹預不僅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增加了解決問題的難度，浪費了財政資金。正如弗里德曼所言：「一個機構尤其是政府機構「應該」實現的目標是一回事，而這個機構實際實現的目標則是另一回事
反對政府過度干預經濟但並不是否認政府在經濟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恰恰是為了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才對政府的目標、職能范圍、機制等做出更加規范的界定。公共財政正是為了發揮市場作用、彌補市場失效、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或服務等而形成發展起來的一種政府制度（財政類型）。公共財政並非反對市場的作用，實踐證明良好的公共財政恰恰是與市場制度配合良好的政府制度。所以，單一的市場與政府制度各有優缺點，揚長避短，最好的選擇是兩者的結合，即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方式、以政府調節為輔的市場經濟制度，又稱混合制度
市場經濟制度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其設計了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市場中的各個活動主體或組織都按照自己的目標來選擇行動，追求效率或公平；在追求效率方面，市場機制更有效，在追求或保護公平方面，政府制度的作用更大；兩者互為補充，缺一不可。市場機制保證個人在公平的約束下（即政府制度下）追求效率，政府制度保證個人在效率的約束下（即市場制度下）實現公平，兩種制度融合形成新的市場經濟制度。政府作為市場的監督與監管者擔負著制度創新的重任（這里將法律、規制、制度統稱為制度
至今，主流現代經濟學在研究市場微觀主體時，假設政府是固定的，而在研究政府或財政時，假設企業與市場制度是固定的，即外生的，得出的結論並不適合所有的國家，尤其像我國這樣的轉軌國家。主要原因是我國的市場經濟制度十分不完善，與市場機制協調的政府制度存在很多問題。所以，建立一種能解釋各國經濟制度的經濟學說是擺在廣大學者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我們不否認存在市場失靈，但這不是一定採用政府幹預的充分條件 市場失靈可以通過制度創新與改革，即建立與完善混合經濟制度來彌補
『貳』 試用經濟學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
世界貿易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認清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很重要。朱天教授認為，中國經濟騰飛的根本優勢不在制度而在文化，並且這種文化優勢不會在一兩代人內就消失。他反駁了關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流行解釋。比如：
1
流行解釋一
基數低、勞動力廉價？但是：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遠遠）快過幾乎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這就是中國增長之謎。絕大多數低收入國家的增長並不快，直到10年前，它們的GDP增速比發達國家還慢。
2
流行解釋二
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可以解釋中國在1980年後的三十年，增長為什麼遠快於1980年前的三十年。但不能解釋為什麼中國的增長快過其他發展中國家。事實上，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自由程度要超過中國，所以改革開放不是中國的獨有優勢。
3
流行解釋三
人口紅利？中國在1982年到2012年之間，勞動年齡人口的人均GDP增長率是8.56%，但是總人口的人均GDP年增長率是9.07%，所以直接的人口紅利是就是0.5%。很有意思的是，不只是中國人在少生孩子，全世界都有這個大趨勢。
4
流行解釋四
出口拉動？不是出口帶動了經濟增長，而是經濟增長帶動了出口，因果不要搞反了。
中國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
經濟增長指的是長期、持續的生產能力和產出水平的提高，其直接原因是：
物質資本的積累，即固定資產投資
人力資本的積累（如教育、培訓）
生產率提高或技術進步
我們平時講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是投資、消費和出口，這是需求側的角度，只能用在分析短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上。從供給側的角度來講，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應該是固定資產投資、人力資本的提高以及技術進步。長期的經濟增長是供給問題，而不是需求問題。對於所有的落後國家而言，不是因為消費不足才導致落後，而是生產不足。
消費、儲蓄與投資
當一個國家經濟不景氣時，增加消費和投資都有利於經濟復甦。
但長期的經濟增長是不能靠消費拉動的，而是靠投資、靠資本積累和生產率的提高。相對較低的消費率(相對較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反而會促成較高的消費增長率！
消費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
是制度還是文化造就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中國文化中與經濟增長直接相關的價值取向有兩個:不管是制度還是文化，最終都是通過影響一個國家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以及技術進步的速度來影響經濟增長的。中國文化中與經濟增長直接相關的價值取向其實只有兩個，一個是節儉，一個是重視教育，前者涉及物質資本的積累，後者涉及人力資本的積累，也涉及技術進步的速度。
常常有人說中國經濟發展得好，是因為中國人特別勤勞。但是勤勞本身其實隻影響到產出的水平而不是產出的增長率。勤勞只有與節儉結合起來才會導致經濟增長。
用經濟學的語言講，勤儉節約的作用是提高儲蓄率，而儲蓄是資本積累的前提，儲蓄率低的國家，其資本積累速度也慢。
高儲蓄可以加快物質資本積累的速度，但很多經濟學家認為這不是經濟長期增長最主要的動力，人力資本的作用可能更加重要。從廣義上講，人力資本包括勞動者的知識、技能、健康乃至價值觀，但經濟學家在衡量人力資本時，通常只用教育水平作為指標。
從公共教育支出佔GDP的比例以及人均受教育年限來看，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都並不突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雖然在過去幾十年裡用於公共教育上的支出不斷增加，人均受教育年限也有顯著的提高，但經濟增長速度並沒有因此而加快。所以有學者指出，教育質量才是經濟發展的關鍵。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
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哈努謝克和德國慕尼黑大學的沃斯曼兩位經濟學家利用國際性的(中小學)數學、科學和閱讀考試成績的數據，構建了一個具有可比性的70多個國家的所謂「認知技能」指數，通過比較各國同齡的學生在相同的受教育年限里所獲取的知識和技能的多寡，來衡量各國教育質量的高低。
他們發現，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與其認知技能指數高度正相關。根據他們的數據，所有東亞國家(地區)的這個指數都名列前茅，更是遙遙領先於所有發展中國家。這就能夠解釋為什麼二戰之後除少數歐洲和盛產石油的中東國家以外，只有東亞四小龍成功加入到了發達經濟體的行列，為什麼過去三十多年裡中國成為全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
中國面臨的最大的挑戰不是如何保持經濟持續增長
中國增長的優勢不在制度而在文化，這不是說制度不重要——搞閉關鎖國、計劃經濟，再好的文化也沒有用——而是說與別的國家相比，我們的文化優勢要遠遠超過任何可能的制度優勢，因為文化優勢不會在一兩代人內就消失。
那麼，中國面臨的最大的挑戰就不是如何保持經濟持續增長——這對中國不是特別大的難題——而是如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有效緩解巨大的環境負債、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以及推動民主和法治的建設。中國所面臨的這些挑戰，恰恰是節儉和重視教育的傳統文化幫不上忙的，而是需要政府的努力和制度的變革。
薦讀：readersup(百家悅讀)
朱天 著
中信出版社
『叄』 經濟學分析包括哪些內容
經濟學分析是一個極為寬泛的概念,J·熊彼特從經濟分析史的角度,將它定義為「人類為了認識經濟現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看,這種「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主要包括三種大的範式: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
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有五個基本組成部分：界定經濟環境、設定行為假設、給出制度安排、選擇均衡結果、以及進行評估比較。任何一個經濟理論基本上都是由這五個部分組成的。對這五個部份的討論自然會引申到如何按科學的研究方法將它們有機地結合起來，並且可以逐步深入地研究各種經濟現象，發展出新的經濟理論。這就是現代經濟學中通常所採用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它包括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參照系，給出度量標尺，提供分析工具.
『肆』 :試用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分析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經濟發展的原因
中國40年來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原因是在於政治制度復合了生產力的發展需求，而且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中國採取了一系列的刺激搞活經濟的有利政策。
『伍』 試用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分析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經濟發展的原因
中國的人均GDP 在過去一千年裡幾乎水平不變，而從1978年起GDP近乎垂直提升，中國經濟總量也從此步入了年均近10%的增長快車道。眾所周知，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黨的十一屆
三中全會以來，經過40年波瀾壯闊的不平凡歷程，我國已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近
40年來，中國在哪些方面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改革開放經歷
了怎樣的曲折歷程？經濟學原理如何闡釋和解讀這一歷
程？改革開放對未來的啟示何在？本報告擬就這些問題進
行分析，並提出政策建議.
一、改革開放40年我國取得的成就與世界各國對比
從生產力水平看，我國近40年年均經濟增速高達9.7%，比世界年均增速快 6.8個百分點，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6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躍居世界第
一，人均GDP從1978年的156美元增長至2017年的8788美元，已進入中高收入國家之列。
從經濟結構看，近40年來第一產業佔GDP比重下降了近16.7個百分點，第二產業佔比下降了約7.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
佔比則上升了23.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我國城鎮化率由
1978年的17.9%上升至2017年的58.5%，增幅之大在世界上絕無僅有。
從財政情況看，由於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近40年來我國多數年份財政收支處於赤字狀態，2016年雖略高於3%的警戒線，但仍處於可控范圍。截至2017年末，公共部門債務佔GDP比重為36.2%，低於世界主要國家，且已連續兩年下降。
從金融市場看，我國金融業佔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2.1%上升至2017年的8.0%，已成長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
銀行業信貸發放量佔GDP比重超過200%，高於高收入國家水平。
從基礎設施來看，人均電力消費從1978年的247千瓦時增
長至2016年的4280千瓦時，是1978年的17倍多，並已超越世界平均水平；鐵路網密度由1978年的0.53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加至 1.3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幅達到144.3%；高鐵運營里程超過2萬公里，位居世界第一；航空總客運量由1978年的154萬人次增長到2016年的4.88億人次，總量位於美國之後列世界第二。
從醫療與基礎教育水平看，人均預期壽命由1978年的65.8歲上升至2015年的76.1歲，增加了10.3歲；每萬人專業醫師數量由1978年的10.8人上升至2015年23.1人；識字率由1982年的65.5%上升至2016年的97.4%，接近發達國家普遍99%以上的水平。
『陸』 如何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問題
1、改革開放初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本階段義務教育規模迅速普及，中等教育發展迅速並取得一定成就，高等教育發展比較緩慢。
2、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到二十一世紀頭十年。九年義務教育普及並成熟，中等教育由盛轉衰，高等教育大發展，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學前教育開始興起。
3、二十一世紀近幾年。九年義務教育雖然普及，但問題重重，並有日趨嚴重之勢；部分中等教育轉向職業教育，但發展緩慢；部分中等教育通過合並等方式擴大規模，轉向高等教育，但畢竟是中等教育水平；少數中等教育轉向高中教育；高等教育進一步擴大規模，但教育質量參差不齊，高質量教育仍佔少數；學前教育快速發展，但發展之初便問題重重，就像一出生就有先天疾病的嬰兒。
如果僅從教育規模和一些數據來看，我們教育事業的發展速度和成果足以讓人歡欣鼓舞，但我們著實高興不起來，廣大教育界同仁在各種成就和各種問題之間迷茫、思考、探討，從教育理論到教學方法不斷尋求改革嘗試，然而問題卻更多更棘手。需要舉例子嗎？德育缺失、教育資源不均衡、城市班額過大、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幼兒教育步應試教育後塵、教師厭教、學生厭學、上學無用論興起、高考指揮棒下的應試教育如火如荼……
與此同時，很多教育界同仁，教育學者們，各級門，都在積極探索解決問題之道，然而形勢並不樂觀，很多問題還未得到解決，新問題又層出不窮。似乎我們永遠追不上時代的步伐，以至於很多教育工作者感到力不從心，從而失去信心，變得得過且過，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信號。
就像本文開頭講的，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各行各業就得到迅速發展，出現問題也是不可避免的，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是客觀存在的。但我們不應失去信心，我們只有一條路——抱著必勝的信念去追趕時代的步伐，所以本文將從經濟學角度去討論我們的教育發展，是不是真的如字面上這樣成就斐然，有沒有發展的必然和人為的失誤。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一方面一些經濟學理論是體現物性和工具性的，然而教育學更多的是研究人，本文一些地方並非把人等同於工具，僅僅是因為經濟學理論的表述方式是這樣的，而我們也沒有必要因為這個問題再造一種表述方式或進行過多的解讀；再者，從一定程度上來講，人也是工具的，因為一個社會人本身就具有很強的工具性；而實際上，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經濟學原理》馬歇爾）「如果說倫理道德代表了我們心目中理想的社會運行模式的話，那麼經濟學就是在向我們描述這個社會到底是如何運行的。」(《魔鬼經濟學》史蒂芬·列維特)
『柒』 發展經濟學與中國的經濟改革
發展經濟學於20世紀70年代末被引進我國，在很長時期內，這門被為數甚少的國人所知曉的經濟學科，卻對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第一階段結構主義學派提出的理論與政策建議，不僅成為不少非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主要依據，而且曾經是深受蘇聯模式影響的一些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基本指針。在中國，以蘇聯體制為藍本而建立的「大一統」的計劃經濟模式，在50年代中期以前尚能適應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因而為推進工業化和建立我國的國民經濟體系奠定了初步基礎。但在50年代中期之後，國民經濟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波折，除了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計劃經濟模式所固有的體制僵化和效率低下等根本性的缺陷。20世紀70年代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並實行改革開放。自那時以來，中國20多年持續保持高速經濟增長，綜合國力得以加強，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幅度的提高。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根本性轉變，除了在長期實踐中人們逐漸意識到傳統計劃管理體制的嚴重弊病，因而普遍提出了要求改革開放的內在要求之外，客觀地說，在外部因素方面，還與發展經濟學內部所發生的理論與政策上的改弦更張，以及整個東亞地區經濟發展取得成功所帶來的強烈的激勵效應有關。
如果說發展經濟學是因為對發展中國家更為貼近，所以中國需要發展經濟學，那麼可以更進一步地說，正因為中國實現了成功的改革與發展，因此發展經濟學更需要中國。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它不是一般的發展中國家，而是一個位於亞洲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的經濟發展經歷為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舞台。中國有數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發源於中國的儒家思想至今仍然深刻地影響著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國和地區人們的倫理道德觀念甚至經濟行為。在這種背景之下，政府幹預不是在糾正「市場失靈」和補充或替代「市場缺失」與「市場不完善」的意義上體現出它的效力，而是因為政府幹預同東亞特有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底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近代史上中國逐漸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新中國的建立使中國擺脫了殖民統治，中國的貧困落後面貌發生了很大改變，尤其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國不僅養活了世界1/4的人口，而且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國民生產總值居於世界第8位的強國地位，但中國從總體來看仍然保持著作為發展中國家主要特徵的二元經濟結構。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傳統的計劃經濟背景下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因此在中國，經濟發展問題始終同經濟轉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改革」、「發展」、「穩定」成為貫穿整個過程的不可分離的三大目標。而中國加入WTO又是在市場體制仍未完善的前提下邁出這一步的，這就使得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呈現出空前的復雜性。中國的案例是發展經濟學家們未曾遇到過的，人們所達成的共識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由於市場經濟體制遠未達到完善程度，經濟轉軌過程也遠未完成，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許多特徵都表現出對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分析中所依賴的范疇、命題以及基本假設條件在某種程度上的偏離，因此，在探討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時，必須修正原有的假設條件，提出新的假設條件或增加附設條件，使之與中國的現實相適應。總之，對於推進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來說，中國的案例不僅具有重要的典型意義，而且具有理論上的挑戰意義。
事實上，國內外不少學者在探討中國經濟發展問題時提出了不少新的范疇和命題，並且以中國為背景修正了某些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假設條件，為發展經濟學的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但這遠遠不夠，中國經濟發展的許多方面還有待於總結。人們完全有理由相信，21世紀的中國經濟發展將會成為國際發展經濟學界關注的焦點。其理由，除了中國在經濟發展實踐和政策操作上的巨大成功具有世界意義這一點之外，還在於經濟理論所固有的追求完美性的傾向。雖然經濟理論往往滯後於現實，但經濟學家有著追求其理論普適性的強烈願望，這種意向在包括諾貝爾獎獲獎者在內的經濟學家大家們的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在迄今為止的53名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者當中，本人就是發展經濟學家或者從事經濟發展問題研究的就有10多位，其中如繆爾達爾、劉易斯、舒爾茨、斯蒂格利茨等人正是在親臨發展中國家並從事長期研究的基礎上才完成了他們的理論創新。多年來，一大批一流的經濟學家紛紛湧入發展經濟學領域，並在其中展現其才華，將他們提出的新理論放到發展中國家來檢驗，以驗證其理論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意義。這種對理論創新的追求，也促成了發展經濟學的長足進步。可以預料，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一定會為豐富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寶庫作出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