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清朝前期的經濟制度
清朝採取開墾荒地、移民邊區及推廣新作物以提高生產量。由於國內與國外的貿易提升，經濟農業也相對發達。手工業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為代稅役制。產業以紡織和瓷器業為重，棉織業超越絲織業，瓷器以琺琅畫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鎮為瓷器中心。清朝商業發達，分成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支配中國的金融業，閩商、潮商掌握海外貿易。清朝曾實施海禁政策，直到佔領台灣後，沿海貿易才稍為活絡，貨幣方面采銀銅雙本位制。康熙晚期為防止民變，推行禁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工商業的發展。
清朝的人口數也是歷代王朝最高，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紀末，已達到三億以上，晚清時突破四億。清初為緩和階級矛盾，實行獎勵墾荒、減免捐稅的政策，內地和邊疆的社會經濟都有所發展。至十八世紀中葉，清朝的封建經濟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有一種說法是清朝的經濟和人口的增加主要歸因於美洲作物番薯，稱所謂的「康乾盛世」為「番薯盛世「。於是中央集權專制體制更加嚴密，國力強大，秩序穩定。清朝初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惡政，極大破壞了中原地區的經濟；重農抑商，制約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清朝各時期的的經濟狀況
一，入關後到乾隆時期。入關後，清朝的經濟一度困難。這主要是因為南明政權的抵抗使富裕的江南成為了一片廢墟。清朝統治者又實施圈地，屠城,投充，逃人這些政策。圈地主要是將無主的荒田分給諸王，勛臣和兵丁。然而圈地時往往涉及有主土地，使不少人失去了土地。投充是允許各旗招收貧民役使。滿族貴族任意逼迫漢人為奴。逃人法指對逃跑奴隸實施嚴懲。「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讓這些地區變為廢墟。這些政策惠及了滿人，也大大破壞了經濟。順治親政後，逐步廢除了這些政策。
到康熙時，三藩被平定，統一了台灣。他又徹底廢除上述政策，獎勵墾荒，多次普免錢糧。康熙帝還下令治理黃河水患。這些措施使國內經濟開始迅速發展。康熙帝還下令在廣州，漳州，寧波和雲台山（連雲港）開放對外貿易。當時，歐洲工業革命尚未開始，產品難以與清朝競爭。於是，清朝的對外貿易一直處於出超的地位。出口產品主要有絲綢，茶葉，瓷器，棉布等。進口商品有胡椒，象牙等。由於外國每年要向中國購買大量產品，而中國進口的商品都是奢侈品，銷售量不多。所以對外貿易成為一項重要的經濟產業。對外貿易的發展促進了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這使得資本主義開始緩慢發展。
到雍正時，又進行賦稅改革。清王朝建立後，國賦征納仍遵行一條鞭法，按明朝歷年間的則例徵收，地賦和丁賦發別征課。但隨著土地兼並的日益嚴重，地銀和丁銀分別徵收的弊端日益突出；由於人口增長快於土地面積的增加，土地又不斷集中到大地主手裡，農民不斷喪失土地，又要承擔沉重的丁賦，所以無地農民被迫逃隱，既影響了國家稅收，又造成社會不穩。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針對「戶口日增，地未加廣」的情況，規定固定丁銀數量，此後所生人丁，不再征賦。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將固定的丁銀首先在廣東攤入田畝徵收，並逐漸推行於全國。雍正元年，徹底實施「地丁合一」。地稅從此稱為「地丁」，這就是清朝「攤丁入畝」的賦稅改革。地丁完全按田畝徵收，不論豪紳富戶還是一般農民，田多則賦多，無田則無稅，使賦稅負擔趨於合理。攤丁入畝，不僅是明朝一條鞭法以來賦役內容的繼續簡化，更重要的是全國賦役制度的一次再統一，不僅有利於國家財稅制度的貫徹，而且促進了各地社會經濟的發展。
到乾隆時，政府又下大力氣治理海塘，使江浙地區免受海潮襲擊。乾隆皇帝重視發展商業並給予寬松政策.他規定商人到歉收的地方銷售糧食,可以免關榷米稅,允許百姓販運少量食鹽.金融機構(票號)在乾隆朝也開始出現.由於生產的發展,國家財政收入開始逐年提高.乾隆皇帝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並拓廣了領土.這使得國家耕地面積擴大.雍正二年,全國可耕面積683萬余頃,乾隆31年擴大到741萬余頃.明朝時從國外引進的玉米和番薯也推廣到全國各地。但是，清朝的經濟衰落的苗子也在乾隆後期開始出現。如乾隆皇帝推行閉關鎖國，就限制了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而他的「十全戰功」也耗費了許多錢。再加上貪官污吏不斷出現。乾隆末年自然災害又頻發。
在這一時期，清朝的經濟逐步恢復與發展。商業和內河運輸發達。商業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的繁榮。原來的大城市如北京，江寧（南京），更加繁華。以鹽業為主的揚州，絲織為主的蘇杭，外貿為主的的廣州發展很快。資本主義開始緩慢發展。江蘇，浙江的絲織業，廣東的煉鐵，雲南的煉銅，江西的制瓷都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這樣有利於手工業的發展。但清朝的經濟也在乾隆後期開始走下坡路。這主要是因為閉關鎖國，土地兼並和吏治腐敗。
㈡ 概述清朝前期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
清朝前期農業生產的發展推動了手工業和城鎮商品經濟的發展
㈢ 清朝前期經濟繁榮的體現
我說幾點容易被復忽視的順治制朝的例子吧。1644年輕軍入關之後，多爾袞又率領軍隊南下。之後待長江以南地區基本上已列入清朝版圖後，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發展經濟，例如取消明末繁重的賦稅「遼餉練餉剿餉」（此三餉加賦後超出正賦好幾倍，是人民頭場沉重的鐐銬）。這是很重要的一條。之後福臨親政，取消逃人法等多爾袞攝政時期不正確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進經濟尤其是農業的發展。順治皇帝體恤人民，曾下令停止進貢。據說到順治18年時物價比順治初年下降了很多。
㈣ 清朝前期經濟發展的原因和影響
清朝前期來，清朝前期手工業生產自比明朝更加發達康熙年間，獎勵墾荒屯田，重視興修水利，多次減免租稅，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到乾隆時期，社會經濟呈現繁榮景象。後來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丟掉了對外貿易的主動權，阻礙了生產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使中國與世隔絕，和清朝政府對資本主義萌芽的打壓，反對工商業的發展。造成經濟落後
㈤ 清朝前期，經濟發展的表現有哪些
康乾盛世--封建社會最好的歷史時期
清朝於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進關，定鼎北京，歷經18年，削平群雄，除台灣、全國歸於一統。以攝政王多爾袞、世祖福臨為首的統治集團所作的一切努力，為清朝全面實現大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玄燁即位，是為聖祖。經20年的時間，近一步治亂，特別是從康熙二十年（公元1671年）以平定吳三桂的八年之亂為契機，乘勝收降鄭氏台灣回歸祖國。康熙二十三年，聖祖首次南巡，親臨治黃工地，閱視河工，標志著國家全面轉入經濟建設，大治天下，從而拉開了盛世的序幕。
康熙朝開創了全新的盛世局面，雍正朝承前啟後，繼續開拓進取，不但鞏固了前輩創造的治國基業，而且又有所發展。乾隆朝繼前三代人之大成，始成「全盛」之勢，將清朝政治、經濟、文化推到了頂峰。清朝的盛世持續達百餘年，為中國歷史上時間最長的盛世。
封建社會中盛世的形成，皆非偶然，造成盛世的直接原因有種種，但根本原因要看他們所施行的政策和具體做法是否得民心，順民意。從嚴整吏治這方面來看，明末吏治腐敗，是其亡國的主因之一。清朝入關後，時時以明亡為戒，大力整頓吏治，嚴懲貪官污吏，掃除明末以來的貪風和頹氣。攝政王多爾袞下令：「貪官必誅，何必論贓多少！」世祖也說：「安民之本，首在嚴懲貪官。」實行這一政策，政治形勢好轉，使清朝在中原得以立足。
康雍乾三朝仍把吏治擺在了治國的首位，聖祖「惟以察吏安民為要務」，嚴懲貪吏，獎勵廉吏清官。如於成龍、鄂爾泰，都是當時著名的清官。世宗即位，向全國臣民宣布：「朕惟國家首重吏治。」他針對聖祖晚年吏治有所鬆弛，又加大了打擊貪官的力度，大聲疾呼：「吏治不清，民何由安！」要求各級官員必「以實心行實政。」乾隆朝已進入鼎盛，仍不放鬆吏治，以「整肅官方」，達到「惠民斯民之至意」。三朝澄清吏治，一脈相承，不計地位與權勢，如總督、巡撫一級的封疆大吏，朝中高官，連同皇親國戚，只要犯贓，必予嚴懲。高宗以貪污罪處決了其內弟、原任兩淮鹽政、後任內務府總管高恆，就是一個典型的事例。經數十年不斷整頓，吏治改觀，用「源清流潔」、政通人和來概括，還是恰如其分的。
康雍乾三朝在從嚴整吏治方面採取的措施，應該得到今人客觀的評價。另一方面，他們吸取明朝滅亡的教訓，以農業「為國之本」，大力發展經濟，實施「裕民」之策，達到家給人足。這也是康雍乾盛世形成的原因。清朝統治者起源於漁獵民族，其重視農業的程度，一點也不遜色於漢族王朝，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在《清實錄》中留下了大量有關發展農業的記載。他們以農為本的思想，集中體現在聖祖說過的一句話：「農事實為過之本，儉用乃居家之道。是以朕聽政時，必以兩者為先務。」他強調：「從來致治之道，裕民為先，惟以海內富庶為先」。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清朝開始實施大規模發展農業的計劃，主要有：全面推行墾荒政策，自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起，要求五年內將全國的荒地全部墾為農田，凡墾荒成績突出的省份和官員受獎，反之則受罰。資助農民墾荒，起科年限一再放寬，用以鼓勵墾荒的積極性。至雍、乾時，墾荒向邊疆地區發展。與此同時，指令各地特別是駐邊疆地區的軍隊實行「軍屯」。土地廣為開墾，耕地逐步增長。據清朝官方統計：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底，全國土地已達7。3億畝；雍正時增長到8。9億畝，乾隆末已超過10億畝。故史稱：「蓋自雍、乾以來，各省軍屯民墾稱極盛焉。」此外，又投巨資治理黃淮水患，整治運河。自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實施治黃，歷三十年，肆虐半個多世紀的黃淮水患得以根治，黃河「安瀾順軌百有餘年」，農業連年豐收。乾隆時繼續大規模興修水利，實行高投入，又勝過前朝。總計「河工、海塘，以億萬計」。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康雍乾三帝深知此中的道理，不斷減輕農民負擔，改善其生活狀況，保持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諸如反加派、剋扣、勒索等，力保農民的合法利益，為農民減租減賦，實行減免、賑濟等政策，使百姓得到實惠。其他如建各類倉儲為百姓儲糧，以備荒年。以上幾個方面使農民及其他勞動者的生活獲得安定，亦使社會得以安定。
康雍乾三朝堅持國家「大一統」並制定若干正確的民族政策，使邊疆安寧,長治久安。早在入關前，清朝已建立了滿蒙漢的政治聯盟，實行「滿漢一體」、滿蒙聯姻的親誼政策，將東北及北部今內外蒙廣大地區納入到清朝統治之下。入關後，清朝統治者的國家疆域與民族觀念為之一巨變：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聖祖提出了廢長城，「中外一視」的重要思想，突破了2000年來因長城而形成的內外之分、華夷之別的傳統觀念，把「大一統」的政治理想發展到了極限。然而，西北地區的准噶爾部抵制「大一統」，屢次興兵作亂。康熙二十九年首戰噶爾丹、再戰策妄阿拉布坦；世宗時三戰噶爾丹策零，高宗時先戰達瓦齊，再戰阿睦爾撒納，三戰新疆回部霍集占，皆以勝利告終。截止到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西北包括青海、新疆等地及西藏問題宣告解決。三代人共花去70餘年，以重大代價贏得了最後勝利，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在西南地區，雍正朝實施體制改革，廢土司，設流官，即「改土歸流」，於乾隆初年全部完成。
在思想和文化方面，康雍乾三朝確立儒家思想為其統治思想，大力推進傳統文化的進一步發展。這不僅為盛世增添了新的內容，還直接加速盛世的到來。自康熙二十年後，內亂已除，國家安定，思想文化教育進入大發展時期。三朝實行「以教化為先」的政策，首重教育，灌輸儒家思想，「興學育才」。從中央太學到地方官學、民間私塾；從宗室到各旗，從城鎮到鄉村，開辦各類學校，教育空前發展。康雍乾三帝倡導讀書，引導讀書，營造社會重學的氛圍。他們皆從自身做起，拜師求學，認真讀書，舉凡儒家經典「六經」無不精通，並用以知道他們的政治實踐。他們親自倡導並主持編篡各類圖書，設置名目繁多的書局、書館，吸納大批學者參加，鼓勵他們從事文化創作活動。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科舉制度，擴大取士范圍，廣增名額，招收賢才；特設博學鴻儒科，將碩儒名士吸收到中央政權。史稱「康熙年間，人文最盛」，恰「如寶山初開，琳琅盡獻」。而至乾隆時，已出現「文治之極盛」的鼎盛局面。
總之，康雍乾三朝治國方略及政策保持了連續性，互為繼承，各有發展。更重要的一點，就是統治集團長期保持穩定，政局安定。這並非說明統治集團內部沒有矛盾和斗爭，恰恰相反，從雍正時的黨爭、集權與分權之爭、乾隆時高層官員的貪污腐敗等等，頻頻發生。幸運的是，所有這些矛盾和斗爭很快被化解，因而沒有擴散，於大局沒有影響。歷史證明，維持統治集團內部的一致與穩定，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也是康乾盛世形成的主觀原因。
康乾盛世是清朝近300年歷史中最興盛的時期，也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好的歷史時期之一，它以一系列的成就顯示了自己的輝煌。以往論者對盛世的成就有所忽視或評價不足，有人否認這種事實，甚至認為清軍入關使中國落後西方世界一百年，這種觀點未免有些偏頗。歷史會給後人留下碩果或苦果，但從未結出「如果」。研究歷史重在事實，評價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要實事求是，首先看經濟指數，康雍乾三朝的經濟主要是農業經濟，從耕地面積、糧食產量、人口與人均佔有量等方面作進一步考察，據《清實錄》載，已知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全國耕地達7。8億畝，至乾隆朝已突破十億畝。而人口增長尤為迅速即康熙六十一年突破一億人口大關後，僅過半個世紀，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又突破三億，以此計算，人均耕地僅3畝多一點。一年的糧食產量能養活3億人，可見其農業已發展到了很高水平。再看財政，順治時，入不敷出；康熙末年，國庫存銀不足1000萬兩；雍正五年已達到5000萬兩；乾隆朝最盛時，國庫存銀高達8000萬兩。國家財政充足，惠於民施，大規模減免錢糧，僅據《清聖祖實錄》統計，自康熙元年至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累計免去全國地畝人丁銀共1。17億兩。又自康熙五十年起，3年內總減免全國新征、舊欠，共銀3206萬余兩。同時宣布「自是後年所生人丁永不加賦」。這兩項決策，實屬空前之舉！乾隆時，先後四次減免全國錢糧，總額達1。2億兩。此舉堪稱中國歷史之最，突出的顯示了盛世的經濟繁榮，已是不爭的事實。
康雍乾三朝開疆闊土，中國疆域再次擴大，遠邁漢唐。清代中國版圖，從西部喀爾巴什湖到東部海疆，乃至南沙群島都達到了極限，行程了空前「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為現在中國奠定了基礎。盛世的文化全面發展，在教育、文學藝術、史學、哲學、地理、數學、天文、醫學、軍事等各個領域，人才輩出，異彩紛呈，各領風騷。盛世修文，大規模整理典籍，編篡圖書，其中以康熙朝所修《古今圖書集成》於乾隆朝所修《四庫全書》為代表，被稱為「文治之極隆而儒生之殊榮」。著名的考據學派，獨樹一幟，即行程於盛世時期。康乾世盛實集中國傳統文化之大成，並將其推上了頂峰。
康乾世盛以恢宏的氣勢，一系列重大成就，顯示出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的輝煌.與同時代的周邊國家相比，清代中國實居東方文明之顛，也是18世紀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這是不容否定的歷史事實。當然，作為封建王朝就有他的局限性，不可能有永遠的盛世。與西方社會相比，一些方面的差距就相當大了。如沒有出現具有世界影響的新發明；西方已進入近代社會，而中國尚處在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頂峰；拒絕對方開放，封閉國門，甚至將西方科技也拒之門外；嚴厲的思想專制統治，使正在萌芽中的新鮮思想受到壓制與打擊等等。當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86歲高齡的乾隆皇帝把皇位禪讓給仁宗時，白蓮教起義的爆發，敲響了盛世的喪鍾，百年盛世就此完結，清朝的統治無可挽回的走向了衰亡,「天道輪回，盛者必衰，」這也是歷史的必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