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國文化產業對經濟的影響
1、文化是相對於政治經濟而言的人類全部精神活動及其產品.包括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具有意識形態性質的部分又包括科學技術、語言文字等非意識形態部分.
2、文化作為一種精神力量對人產生潛移默化、深遠持久的影響,豐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強人的精神力量,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3、經濟、文化是社會生活的是哪個基本領域.其中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文化是經濟和政治的反應.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
4、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有利於我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處於不敗之地,掌握強大的文化軟實力,促進我國的經濟的發展,提高國際地位,共建和諧社會. 對文化這個慨念,在不同環境、不同對象,有著許多不同的解釋.就經濟方面而言,在聯合國世界文化與發展世界委員會的報告里,既把文化看成是一系列的活動,如文化產業,又把文化看做是一系列的態度、實踐和信念等.
B. 中國經濟發展與中華文化有什麼關系
以下內容供你參考：
中國經濟發展和文化復興
演講人：林毅夫時間：11月4日地點：北京大學·北京論壇
像中國這樣經濟基礎比較低的國家，技術創新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己發明；另外一種是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來取得創新。
中國文化能否復興取決於三個問題。第一，儒家文化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是否能支撐起經濟基礎，即器物層次的不斷地發展、創新，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第二，在以「仁」為核心的價值下形成的組織層次能不能與經濟基礎的發展相適應不斷演進？第三，以「仁」為核心的價值在經濟基礎不斷提升以及政治、經濟、社會組織不斷演化的過程中能否保存，並形成一個完整的器物、組織、倫理三個層次自洽的文化體系？
首先，從經濟基礎來看，中國繼續快速發展的潛力巨大。中國完全有可能繼續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長。這是因為生產力水平或是經濟基礎的提高，從長遠來看最重要的是技術的不斷創新。以西方為例，Maddison的研究認為，在18世紀以前的一兩千年裡面，平均每年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僅為0.05%，要一千四百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紀以後，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第一個一百年平均每年是1%，每七十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以後這一百多年，平均每年是2%，每三十五年人均收入翻一番。
18世紀前後巨變的關鍵是在18世紀中葉發生工業革命以後，技術發明創新的速度加快了，而且，還在不斷地加快。中國在19世紀之前領先於西方，以後迅速滑落，其原因在於工業革命以前技術發明以經驗為主，中國人多，工人農民的數量多，生產經驗多，技術發明的速度也就快；但因未能從經驗為主的技術發明轉型為以科學實驗為主的技術發明方式。所以，在西方科技的發明創新速度加快以後，中國的經濟地位就日益落後。
中國現在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要持續快速發展，最重要的還是技術的不斷創新。技術創新的方式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是不一樣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已經處於世界的最前沿，其創新只能靠自己發明創造。而像中國這樣經濟基礎比較低的國家，技術創新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己發明；另外一種是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來取得創新。哪一種方式比較好？根據定義，在生產過程中使用比原來效率高的技術就是創新，不見得需要是最新、最前沿的發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好壞的標準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新技術的發明一般投入大、風險高、成功的概率小；相對而言引進技術則成本小、風險低、成功的概率高。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了日本的奇跡，亞洲四條小龍的奇跡，這些奇跡背後的實質秘密就在於這些國家和地區，能夠比較好地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引進技術，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速度快，整個經濟基礎發展就快了，所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就隨之縮小。中國在1978年改革前後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在1978年之前，中國自力更生，自己發明技術，在最尖端的技術上同發達國家競爭，但是經濟發展的績效卻不高；1978年以後，中國開始像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一樣，以引進技術為主來獲取技術創新，以後的30年，中國取得了每年經濟增長9.9%的成績，成為同期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這些經驗的對比印證：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技術來取得技術創新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最好的途徑。
延續著引進技術這一條道路，中國在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里，能不能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對於這一點關鍵在於中國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的人均收入為美國的21%，說明中國和發達的工業化國家間的技術差距還很大，在這個差距縮小前，中國還可以繼續利用後發優勢來加速經濟發展。根據麥迪遜的估計，中國在2008年和美國的人均收入差距相當於日本1951年、台灣地區1975年、韓國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1971年間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為9.2%，台灣地區在1975-1995年間的年均增長率為8.3%，韓國在1977-1997年間年均增長速度則為7.6%。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所遵循的經濟發展戰略和日本、台灣地區、韓國相同，據此中國應當還有維持20年年均增長8%的潛力。日本、台灣地區和韓國在1971、1975和1977年時，人均收入分別提升為美國的65.6%，54.2%和50.2%，到2030年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有可能達到美國的50%，中國的總體經濟規模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可能達到美國的兩倍，按市場匯率計算的經濟規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國相當。中國有可能再次成為世界上最大、最強的國家。當然要把這些潛在的技術可能性轉化成經濟的現實增長率，要靠改革開放來克服當前經濟中存在的問題，要靠保持政治穩定、社會和諧，要靠提高教育、產業水平，要靠不斷吸收外來的技術、管理，並逐漸加強自主研發。只有做到這些，前述的預期才能夠實現。
第二個問題，在以「仁」為核心的價值下形成的組織層次能不能與經濟基礎的發展相適應不斷演進？經濟組織方面，現在的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市場經濟，多數學者也認為和現代經濟相適應的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從理論上來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確實比較有利於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技術的不斷創新。中國的文化體系能否和市場經濟兼容？這一點應該毫無疑問，因為當西方還是封建農奴社會的時候，中國就已是一個市場經濟體系的社會。就土地而言，中國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開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自由買賣；歐洲在整個中世紀的封建社會時期，土地屬於貴族，不存在土地市場。就勞動力而言，中國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就已經有相當活躍的勞動力市場。例如，春秋時期就有許多像孔子、孟子、蘇秦、張儀之類的士人周遊列國，相當於今天的高級白領人員出國尋找就業機會。幫助齊桓公稱霸的管仲在其《管子牧民篇》寫到「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其意為「一個國家如果富裕，就會吸引遠方的外國百姓來定居；改善基礎設施，提高土地生產力，老百姓就會留下來耕作、生活。」這表明當時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流動的原則與現在勞動力的流動完全一致。而在歐洲中世紀，農民是半農奴依附於土地，只有極少數取得自由農身份的勞動力才能自由流動。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不僅要素市場極為活躍，商品市場就更是如此，並且已經有了投機行為，而且投機的原則與今天毫無二致，最著名的就是范蠡的例子。在吳越之爭時，范蠡幫助越王勾踐打敗吳王夫差後，了解到「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的道理，功成身退，棄官從商，並在很短的時間內三聚千金之財三散之於貧窮的親戚朋友。短時間內賺取巨大財富的捷徑是投機。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里記載了范蠡投機之道是「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說明當時價格是由市場上的供求關系決定。「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說明生產者根據價格信號來決定生產，價格高時多生產，導致供大於求，價格下跌；價格低時少生產，導致求大於供，價格上漲。最後一句「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就是投機的原則，當商品價格昂貴時要像清理糞土一樣趕快拋賣，當商品價格便宜時要像珠寶一樣買進積存越多越好。可見二十一世紀的投機原理在2300年前的范蠡時代就已經總結出來了。
如前所述，明朝時我國就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既已萌芽為何未能茁壯成資本主義？同樣這並不是因為以「仁」為核心的價值體系所致，而是因為技術變遷的方式未能從以經驗為基礎轉變為以科學、實驗為基礎，技術變遷的速度非常慢，資本難於深化，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也就不能深入發展。上述種種說明中國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跟市場經濟體系是共容的。
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的參政意識會越來越強。與西方文化比較起來，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強調「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與西方君權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標，群眾的意見是政治決策過程的依據，有這種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國儒家文化內，作為組織層次的文化應該有能力隨著經濟基礎的不斷提升，進行必要的調整。
第三個問題是以「仁」為核心的價值在經濟基礎不斷提升，政治組織、經濟組織不斷變化的過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實質，並根據經濟基礎和組織層次的需要以相應的形式形成一個完整的內部自洽的文化體系？很多學者認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後的，是妨礙中國發展的？因為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但這種理解並不全面，孟子稱孔子是「聖之時者」，也就是孔子所以是聖人，是因為在各種不同的情況、環境下，他的行為總是能夠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處。孔子主張「仁」，在《論語》中談到「仁」的地方有20多處，但是，說法各有不同，就是因為對象、情況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現的形式也就不一樣。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選擇的，把過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處時代的需要給予了創新性的整理、詮釋。他的內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斷變動，不斷與時代相適應。
孔子強調「仁」，孟子強調「義」。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的「仁」是「視人如己」的道德關懷。孟子的「義」是「義者宜也」，「義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應該遵循的行為准則。但是，義的判斷的標准還在於自己的內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說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義」更強調的是人對社會的積極責任，他的學說反映的是戰國末期社會紛亂的現實。
孟子之後儒家文化又繼續發展，到了宋明時期，社會經濟基礎改變的同時又受到印度佛學沖擊。在佛學的沖擊中出現了理學，強調心性。理學家堅持的行為標准同樣是儒家的「仁」。中國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學的同時，也把佛學融合成為中國文化體系的一部分。佛學在印度、泰國，重視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脫，到中國以後發展的是大乘佛教，講的是普度眾生，和儒家的「仁」有異曲同工之妙。「仁者愛人」，希望每個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價值移植到佛學裡面去了，變成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
時至明朝，社會分工進一步完善，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王陽明的「心學」和「知行合一」的學說應運而生。「心學」和「理學」的差異，可以從王陽明和朱熹對《大學》一書中對「親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來。朱熹認為「親民」當作為「新民」（教化百姓使其自新），「格物致知」則是「即物窮理」，也就是從各個事物上去認識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終明了人心之全體大用。王陽明則認為「親民」是「親親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則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個人良知的物慾以恢復每個人與生具有的良知。
從上述脈絡來看，作為上層建築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隨著時代、環境的不同，而不斷調整、創新，以適應新的經濟基礎的需要，而不是頑固、保守、一成不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障礙。實際上，這一點也可以從亞洲四條小龍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實現現代化得到證明。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一個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會不會消失？如果儒家以「仁」為核心的價值消失了，我們就會像今天的埃及、兩河流域、希臘羅馬文明一樣，即使有一個經濟實體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經是不同的文化了。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來說不容易出現，但是並非不可能。一個人的倫理價值取向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很小的時候學會，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中國有一句古話「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一個人三歲時，其行為、價值取向就已經固定，到七歲時，基本上已內化了。一個民族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就是靠從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動中，以他所接觸到的人的行為為學習的榜樣，而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然而，不容易變並不代表不能變，否則也就不會有埃及文明、兩河文明、希臘羅馬文明的消失。在我國當前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有些人為名為利昧著良心而干傷風敗俗的事時有發生。並且，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透過傳播、接觸，人們也容易不自覺地受到外來文化倫理取向的影響。如果，這樣的事發生多了影響到下一代的成長，傳統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也可能會逐漸消失。所以，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各界有志於民族文化復興的人士，尤其是屬於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不僅要有責任與義務推動社會的物質進步，獻身於經濟社會政治的現代化，同時也必須要有「死而後已」的任重道遠之責任心，以「仁」為己任，用適合於時代特質的形式，身體力行地實踐給社會做出楷模。政府和輿論界也應該通過教育與媒體的報道有意識地倡導適合時代的、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只有這樣才能在經濟水平提高、實現社會經濟政治體制現代化的過程中保持中國文化的核心倫理價值，實現中國文化的復興。
希望能幫到你。
C. 文化對中國的文化經濟帶來了哪些好的或壞的影響
文化從來都是與社會的經濟緊密聯系的，它由經濟決定，又對經濟有巨大的反作用。文化是一種廣泛的社會意識，作為一種意識，它絕非是被動的，實際上，它同經濟永遠處於互動的過程之中。文化作為經濟發展的環境要素，它無時不在，無處不在，或推動或阻礙著經濟的發展。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與該區域的文化特質有非常大的關系。當該區域的文化內涵與外在經濟環境相協調時，它會成為促進和推動該區域經濟高速發展的強大要素，否則文化會成為該區域經濟增長的阻礙。那麼五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的經濟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文化與經濟兩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文化是一種有形態的存在,是一個有結構的實體.中國封建傳統文化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形成的親族主義、祖宗崇拜、等級身份制度和注重人倫價值.其中,文化的封閉性、家庭制度以及儒家思想對中國經濟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中國傳統文化的務實精神；愛好和平，追求和諧；持續性與延續力；多樣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循環論所顯示的凝重性；以中庸之道為高級哲理；集權政治與民本思想依存沖突等特徵的形成，與農耕經濟有著緊密的聯系,同時也對經濟產生了正面的、積極的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能簡單的歸結為有利或有害，而應對具體的文化觀念和因素進行分析。總的來說，傳統文化觀念對經濟的影響具有兩面性，而且一些文化觀念具有轉化的可能，因此在經濟發展中要重視文化的因素。
D. 中國的發展對世界文化和經濟有什麼影響
中國發展越來越強大了，中國的發展對世界文化和經濟有很大的影響，就是近年來非常強大的中國就影響了全世界。
E. 中國古代經濟對文化的影響
1。私有制的建立，特別是封建制度的建立，主要是自然經濟，應該說，中國傳統文內化是在封建容社會發展壯大起來的
2.中國傳統自然經濟對中國文化發展的影響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農耕經濟的持續性造就了中國文化的延續力，傳統農業的持續發展保證了中華文明的綿延不斷，使其具有極大的承受力、癒合力和凝聚力；二是農耕經濟的多元結構造就了中國文化的包容性，中國文化不僅包容百家學說和不同地區的文化，而且長期吸納周邊少數民族的優秀文明；三是農耕經濟的早熟促進中國文化的凝重性和早熟性。
F. 中國經濟文化的發展
第一目「科技戰略的發展」.
一、建立科研機構。1949年成立了中國科學院，逐步建立了由中央各部門、高等院校和地方組成的科學研究體系。二、制定科技發展規劃。1956年1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同年，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知識分子大會，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隨後，制定實施了中國科技發展的遠景規劃（即《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和「十年規劃」（即《1963年至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兩個規劃的實現，使我國科學技術有了較全面的發展，為我國科學技術現代化奠定了基礎。第二個階段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國的科學技術事業遭受嚴重破壞，但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這一階段所取得的科技成就有：第一顆導彈和氫彈爆炸成功，南京長江大橋落成，「東方紅」1號發射成功，雜交水稻育成等。第三個階段是1978年「文革」以後，我國的科技事業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期。1978年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轉折點，也是我國科技事業發展的一個分水嶺。這一階段，我國科技發展經歷了三個時期：1.1978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科學技術大會，制定了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鄧小平肯定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他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沒有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也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科學技術得到重視，知識分子政策得以落實，我國科技事業迎來了新的春天。2.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鄧小平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講話：「經濟體制，科技體制，這兩個方面的改革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新的經濟體制，應該是有利於技術進步的體制。新的科技體制，應該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的體制。雙管齊下，長期存在的科技與經濟脫節的問題，有可能得到比較好的解決。」以此為指導，科技體制改革全面展開。3.1995年，黨和政府提出「科教興國」戰略，進一步推動了科技與經濟的結合，科技進步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也推動科技事業進入了一個日新月異的新階段。
第二目「從兩彈一星」到載人航天。
第一，黨和政府作出發展「兩彈一星」戰略決策的時代背景。新中國成立後，美國敵視中國，想要扼殺新生的人民政權；60年代中蘇關系也急劇惡化；美蘇兩個大國的爭霸，導致世界局勢緊張。中國面對非常惡劣的國際環境，為了沖破美蘇兩大國對核技術和空間技術的壟斷，積極發展高新科技，以鞏固國防，維護中國的安全，為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一個安定的環境。第二，「兩彈一星」計劃的重大成果。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打破了美國和蘇聯的核壟斷；中國自行設計製造的導彈實驗成功，加強了國防力量；第一枚中國自行研製的火箭發射成功和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發射成功，宣告中國進入了航天時代。教師應使學生深刻理解，我國在核科學的發展中，始終堅持維護世界和平，為人類造福的一貫立場。第三，中國在「兩彈一星」之後，不斷向更高的科學高峰攀登，在核科學和空間技術上碩果累累，已躋身於世界先進行列。第四，我國載人航天工程的戰略決策和「神舟」5號飛天的巨大成就。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掌握載人航天技術的國家，成為世界航天大國。
第三目「袁隆平與雜交水稻」。現代生物技術發展突飛猛進，屬於現代科技發展的前沿科學，意義重大。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和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其影響和作用尤為重要，是我國高科技發展的代表。
G. 中國經濟文化對世界的影響
論及這個當前世界范圍的討論熱點前，有必要先對「影響」做個規定。這里所說的「中國影響」可能有積極和消極、主動和被動、近期和長期、重大和一般的影響，也有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影響之分。因為我們不能抽象而簡單地談論中國對世界的影響。
「影響力」是國家力量的組成部分。通過影響，可以保持一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維持其合法的正當權利、擴大國家利益、擴散其國家價值，等等。一個國家自身的變化對世界會產生客觀影響，比如一國，尤其是規模巨大的國家，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從自行車社會轉變為汽車社會的過程就是對世界經濟、資源、環境產生巨大影響的過程。中國經濟在規模上已經是世界第四。從八國集團（G8）到亞太經合組織（APEC），從美國到歐洲，到處都在談論：沒有中國參與管理，世界經濟的均衡是不可能的。再比如，中國以發展為中心的長期戰略、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及其變化（如冰箱、空調和汽車的普遍）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已經十分顯著了。中國對世界的這些影響，是中國變化所產生的客觀影響，不一定是中國故意要向世界施加的影響。
最近一段時間，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隨著中國經濟更大范圍和更有力地走向世界、參與全球分工，人們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工業化時代以來在西方世界普遍認可的「普遍」生產和生活方式，若為中國人同樣地採用，會對這個世界產生什麼樣的消極影響？比如，中國的私人汽車擁有量達到世界之最時，中國能承受嗎？世界石油和環境能支持嗎？
也許多數中國人還沒有想到這些問題，但外部世界在感受和利用中國發展帶來的機會的同時，已經開始不安地提出問題，「中國威脅」的各種論調大都也源於此。
從世界經濟、政治、社會、環境、人類安全的角度看，中國對世界的影響，積極主動也好，消極被動也罷，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中國挑戰」。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戰略家、政治家、思想家，敏銳地注意到了這個問題。這就是為什麼這些人物力排眾議，建議世界更深入地接納中國進入全球體系的原因。現有的國際規則、國際制度、國際法則幾乎都是在中國沒有參加或者參加不足的情況下形成的。也就是說，這些國際性的東西，都是在中國（以及印度等）對世界影響不大的情況下由西方世界主導而形成的。如今，中國進來了，這些國際規則需要適應新的形勢，問題是如何和平地、共贏地讓新的國際制度具有「中國因素」。
章百家先生曾寫了著名的《改變自己，影響世界——20世紀中國外交基本線索芻議》（見《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一文。文章發表後，其標題為許多人所引用，「改變自己、影響世界」甚至成為一些人的口頭禪。前面已經指出，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問題不是一個簡單問題。即使過去在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系比較簡單的情況下，中國的任何變動所產生的影響似乎都可能超越國界。何況如今中國不再是個封閉國家，國家的自主性已經受到全球化的重大影響，「改變自己」和「影響世界」不一定是簡單的因果或者前後關系。
這里存在著一系列重大問題需要人們面對和回答：中國外交政策的生成和決定是否需要更多地考慮對世界的影響問題？中國為什麼要「改變自己」？中國是如何「改變自己」的？中國改變了自己的哪些方面？中國在「改變自己」的時候是否考慮到了對世界的影響？除了「改變自己」的「影響世界」方式，中國還有哪些影響世界的方式？中國能否在影響世界進步的方式上有根本性的創新，而不是簡單復制西方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這篇小文無法容納這樣一個大題目，但我想強調的是：我們需要認真研究中國變化的世界影響問題。當中國按照世界進步的總趨勢改變自己、同時以自己的方式為世界進步做出貢獻的時候，中國就會深入和長期地影響世界。
H. 論述移民對中國經濟文化發展的影響
中國沒有黃忠認了，全是混血
I. 經濟發展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影響有哪些就三個方面來闡述
經濟的發展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主要有：1、經濟的飛速發展能夠改變人民的落後思想專、例如：改屬革開放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就是要解放思想、無論做什麼都要大膽探索、2、能夠滿足人民日益劇增的文化物質需求、面對高速發展的經濟、人們追求的是高水平的文化教育、講究的是先進的教育理念、3經濟的騰飛讓人們拋棄祖先留下來的文化財富和精神財富、例如：現在基本是每家每戶都有電腦、什麼都是用網路、漸漸的人們的書法就越來越來差、導致最後來就不寫啦、還有雷鋒精神影響啦幾帶人、但是、就如今的形式可以看出我們現在的年輕人、已經不知道什麼叫雷鋒精神啦、只是知道有個人叫雷鋒、這就是我認為經濟的發展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希望對樓主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