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低工資標准提高過快，對中國經濟有什麼影響
最低工資是一把雙刃劍,調慢了無法保證低工薪勞動者及其贍養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調快了可能使一些企業承受不了導致某些勞動者失業。在當前我國經濟增速下降背景下,應該本著慎重適度的原則來安排上調的幅度。
2. 提高最低工資對勞動市場帶來什麼影響用經濟學角度解答
（1）提高後如果仍然達不到均衡工資的水平，求大於供；
（2）達到均衡工資，供求內平衡；
（3）高於均容衡工資，供大於求。
由於消費者的勞動供給曲線是向後彎曲的，故最低工資越高，收入效應越大，消費者願意提供的勞動時間也會越少。
從宏觀分析，企業有一個利潤最大化的就業量，使勞動的邊際產品等於實際工資；當最低工資上升時，企業將進行裁員，減少工資支出，這是勞動市場出現失業。
3. 工資過低對就業、經濟、社會有什麼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者的工資收入不斷提高，但由於過去基數很低，加之匯率有較大幅度上升，因此，到目前，盡管東南亞各國的工資成本由於貨幣貶值大幅下降，但從絕對水平來看，我國的工資成本在國際比較中仍有優勢。低廉的工資成本既有助於國內價格水平的穩定，從而為實際匯率的穩定提供重要保證，同時也有力地促進了出口，大大改善了國際收支狀況。近幾年來，我國出口呈現強勁增長態勢，外匯儲備迅速增加，進出口貿易大體平衡而略有順差，均與相對低廉的工資成本而形成的國際競爭力有關。同時也要看到，由工資成本形成的價格優勢只是相比較而言。
在國際貿易中，工資水平過低，意味著一國的勞動者要以相對較多的勞務支出去換取別國相對較少的勞務支出。這不僅使本國勞動者收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一定影響，還會造成勞動力稀缺資源的流失，對本國經濟的長遠發展產生影響。因此，就產品的生產來說，工資成本的降低會增加企業利潤，但就一個國家來說，工資優勢在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只能是相對的，並不是越低越好。目前我國的工資成本還沒有對匯率的上升構成壓力，一方面表現為相同質量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出售價格過低，勞動者所得相對較少;另一方面表現為高素質的人力資源由於工資過低而出現流失，從長遠看會有損於國際競爭力。因此，在工資絕對水平與發達國家已有較大差距的情況下，人民幣貶值只能使工資水平降得更低，不僅無助於國際競爭力的提高，而且還會帶來一些其它的負面效應。
4. 制定最低工資標准對產業經濟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對我國最低工資制度經濟效應的分析
基於國內外對最低工資的經濟效應分析的基礎上，筆者從整個宏觀經濟的角度對最低工資政策的利弊進行一些簡單的分析。
（一）最低工資制度的正效應
1.有利於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促進消費，帶動經濟發展
確立和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最低工資，就是保證和提高了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按照收入的高低消費群體可以劃分為高、中、低三類。凱恩斯認為,收入越高其消費傾向越低,即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一般小於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最低工資的受益人群，他們的消費慾望特別強烈，除了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之外，提高他們的最低工資標准，也就是給他們提供了一定的消費空間。隨著最低工資的逐年提高，將對這部分人群的生活狀況有較大的改善，促進了他們的市場消費，拉動了內需，有利於帶動經濟的發展。同時，當市場對企業產品的需求增加時，市場的狀況比較景氣，也會導致企業擴大規模，從而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
2.有利於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實現社會公平
調查顯示，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8，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進入了分配不公平區間。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中國：推動公平的經濟增長》認為：今後中國將面臨收入差距擴大的嚴峻挑戰。如果目前城鄉家庭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持續下去的話，中國的收入差距將會急劇擴大，基尼系數將會從1999年的0.437上升到2020年的0.474。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城市化水平的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流向城市，這些農民工從事的都是些工資低廉、勞動時間長、工作條件差、就業不穩定的職業，很容易被城市邊緣化。很顯然的結果是，這部分人群的收入較低，和其他城市人群的收入差距懸殊。而最低工資制度的實施，首先,就勞動力市場完善程度來說,我國農村轉移勞動力市場無疑是一個典型的買方壟斷市場。在這種買方壟斷條件下實行最低工資,勞動者的工資和就業數量都會增加,農民的整體福利會得到改善。其次,從要素間替代關系來說,目前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需求還缺乏彈性,這些勞動者的工資上升不會導致出現過快用資本或高技能勞動力來替代的現象,且要素替代彈性較低,因而農民非農就業收入會因最低工資保障而提高,由此可見,最低工資制度實施的直接結果就是增加農民收入,這顯然有利於改善、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使社會各成員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成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最低工資標準的實質體現著勞動者的權利和價值問題。不像其他標准，這個標准涵蓋的都是弱勢群體，比如遍布在各個城市的農民工。他們在社會初次分配時就已經處在弱勢地位，而在最基本的社會保障方面，他們多數也被排除在外。作為勞動者，他們的權利只能體現在微薄的工資上。就業形勢嚴峻的現實決定了他們根本不具有與資方討價還價的餘地，在這樣的一個薪酬體系中，國家制定的最低工資標准就具有了一種尊重勞動者權利和價值的延伸意義。
3．有利於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
產業機構優化是指產業協調發展、產業總體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具體來說，產業結構優化是指產業之間的經濟技術聯系包括數量比例關系由不協調不斷走向協調的合理化過程，產業結構由低層次不斷向高層次演進的高度化過程。產業結構優化的實質是要實現資源在產業之間的優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促進產業經濟協調、穩定、高效發展。對於一些規模較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說，如果不提高最低工資標准，則企業招不到人；如果提高最低工資標准，則意味著企業的用工成本增加，利潤減少。這就要求低效率低產值的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轉變為先進製造業，加大高科技產業的比重，加快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用人成本的增加，直接減少了勞動力對資本的簡單替代，有利於企業的技術創新，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
（二）最低工資制度的負效應
1.最低工資對就業的影響
（1）勞動力市場均衡工資的決定為了論證的方便，我們假設勞動力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完全剔除了市場經濟中其他因素的影響在這個市場上，勞動力的供求雙方都是現行市場工資率的接受者，而不是制定者。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相互作用是決定實際工資水平和勞動就業量的唯一因素。在勞動力的供給量和需求量相等時，勞動力市場處於均衡狀態，此時的工資率為均衡工資率，而此時通過市場實現的就業就是均衡就業量。當工資率高於均衡率工資時，勞動力供給大於勞動力需求，存在勞動力過剩，與需求形成缺口，此時為勞動力的買方市場，勞動力的需求者對市場中勞動力的價格具有絕對的支配作用，他們會要求降低現有的工資水平，雖然勞動力供給方不願意接受勞動力價格的下降，但是由於存在大量的勞動力供給，處於弱勢地位的勞動者不得不接受。當工資率低於均衡工資率時，勞動力需求超過供給，存在勞動力短缺，勞動力供給方對於勞動力市場價格具有絕對的支配地位。他們會要求提高勞動力的市場價格，勞動力需求方為保證生產的正常進行而不得不接受這一價格水平。
（2）最低工資制度的對就業的影響
最低工資制度的實質是國家和政府用行政的手段干預工資水平，提高工資率，是政府幹擾勞動力市場的一種方式。 在完全競爭性的勞要素市場.如果最低工資高於均衡工資，勞動力的供給會大於勞動力需求，企業願意招的勞動者人數少於願意就業的勞動者數量，社會將會出現失業勞動力的供給曲線S和勞動力的需求曲線D相交於點E,此時供需平衡，共同決定均衡工資W0，此時的均衡就業為L0。 如果政府實施了最低工資政策，確定了最低工資水平W1高於市場的均衡工資水平，那麼此時整個社會的就業水平由勞動力的需求決定，均衡的就業為L1,它顯然低於沒有實施最低工資政策時的水平L0，此時減少的就業量為L0－L1,它取決於勞動力的需求彈性以及最低工資高於均衡市場工資的幅度。如果整個經濟的就業水平呈上升趨勢，那麼這種就業的下降就表現為工人的替代或是解僱。當工資水平為W1,社會的勞動力供給L1′,因此會存在勞動力的超額供給，其超額供給量為L1′－L0，其大小取決於勞動力的供給彈性和工資的上漲幅度。 因此,高於均衡工資的最低工資政策,對於整個勞動力市場來說,將會帶來的失業量是L1′－L1。
2．最低工資制度對整個社會成員福利的影響
一方面，作為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力的消費者的廠商，當價格由W最低提高到政府規定的工資時，那些接受政府的工資率的廠商，其消費者剩餘減少了圖2中的A區域。那些因工資率提高，選擇不接受，而選擇減少就業量的廠商，其損失為圖2中的B區域，所以消費者剩餘總的變化為
3．最低工資制度對低技能勞動者的影響
市場中的勞動力根據其知識背景和技術水平的高低，可以分為初級勞動者、中級勞動者和高級勞動者。對於那些中高級勞動者來說，他們的工資主要是由市場的供求決定，最低工資制度對他們的影響不是很大。而對於那些低層次的非熟練勞動者來說，最低工資標准表面是提高了他們的福利。但是隱性的結果是，工資福利的提高的直接結果是企業的生產成本增加，企業的利潤減少，企業很可能會減少對勞動者的需求，轉而用機器設備替代工人；或者僱傭高技能的中高級勞動者，這樣這些低層次的非熟練勞動者就面臨著失業。
從長期來看，最低工資制度會阻礙低技能勞動者人力資本的增長。對那些因實行最低工資標准而失業的工人來說，等於關閉了通過工作實踐來提高勞動技能水平的大門，由於這部分勞動者本來就生活在貧困之中，不太可能有能力去參加職業培訓、學習等活動來提高自己的勞動技能。因此，最低工資制度會阻礙這部分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投資和增長。有調查顯示，隨著失業時間的延長，再就業的機會會變小。因此，從長期來看，最低工資制度對低技能勞動者的失業長期化趨向會產生催化作用。我國的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如珠三角和長三角都陸續出現了「民工荒」的現象。可能這一現象有更為深刻的社會原因，但是最低工資制度對低技能勞動者人力資本增長產生的阻礙作用，無疑也會對此雪上加霜。
5. 降低工資對總供給和總需求有何影響 宏觀經濟學
降低工資會使總來供給曲線向右移動，因自為工資較低時，對於任一給定的價格水平，廠商願意供給更多的產品(產品價格既定，工資低即成本低從而利潤高)。但降低工資就是減少人們的收入進而降低消費需求，從而會使總需求曲線左移。
6. 就業率低對於經濟的影響
在經濟學中提高最低工資標准會增加失業率解讀：企業對勞動力需求曲線是向下內傾斜的，勞動力價容格越高需求量越小，限定最低工資標准後，如果最低工資標准比均衡工資水平高，必然引起企業勞動力需求量減小，從而導致就業率下降，失業率增加。
通俗說法：工人工資提高，企業的成本就會增加，影響企業產品的市場銷量，銷量減少的話也就不需要那麼多產能，也就要裁員。另外，當工人工資上升到一定程度，企業就會趨向於購置機器設備來代替人工，機器化生產規模加大，導致裁員。
失業率是指一定時期滿足全部就業條件的就業人口中仍未有工作的勞動力數字旨在衡量閑置中的勞動產能，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失業狀況的主要指標。
7. 設定最低工資會有哪些經濟影響
最低工資是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的政策規定，可以穩定勞動力市場，促進經濟發展。
8. 影響工資的有哪些因素
最低工資制是市場經濟國家所普遍採用的一種勞動力保護法規，許多國家已經實行並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比如美國、日本、泰國、法國等。
雖然經濟學家經常提出實施最低工資制的弊端和消極影響，提醒人們注意觀察實施最低工資後的實際效應，從而引出了把最低工資作為「扶貧」措施是否具有實際效應的問題，但迄今為止在大多數國家中仍然沒有取消最低工資制的跡象。
最低工資是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內提供正常勞動的前提下，用人單位在最低限度內支付的足以維持職工及其供養人口基本生活需要的工資。我國《勞動法》中規定：「國家實行最低工資保障制度。用人單位支付勞動者的工資不得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准。」
從經濟學理論上說，根據傳統的勞動經濟學供求模型分析，把工資增加到均衡水平之上就會導致低就業。雖然較高的工資有可能提高生產率，減少曠工和跳槽，但如果政府通過最低工資立法而強迫企業提高工資，那麼生產率的提高也可能大部分被工資增長的部分所抵消。
在存在不完全信息的勞動力市場上，最低工資可能會增加就業。由於不完全的流動性，企業面對的是一條向上傾斜的勞動力供給曲線。實施最低工資制意味著增加企業的勞動力成本，這就阻礙了企業增加僱用員工。近年來勞動經濟學中許多統計研究表明，最低工資對就業所產生的影響即使是積極的，也必然是微乎其微的。
在經濟學界當然也有一些不同的見解，比如說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加文·萊特教授從經濟史的角度指出，最低工資制在美國南方的經濟轉變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最低工資制促使南方進行了許多變革，使不少就業者從低收入行業轉移到支付高工資的新興行業上來。另外有人認為提高最低工資的一個優點是，通過擴大低收入者的實際收益以及就業者之間的工資差別，加強了對工作努力程度的促進和激勵。此外，有效的最低工資也可能提高生產率，使勞動力需求曲線右移，從而抵消最低工資可能導致的任何失業。
目前關於最低工資對就業的影響，在經濟學家中間尚未取得一致性的看法，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有數百項勞動經濟學的實證研究成果並未能夠從理論上支持最低工資制，但也不足以從理論上完全推翻這一政策措施。在此期間研究方法的微小變化對研究成果產生重大影響的例子之一是對青少年就業效應的時間序列分析（一般而論，青少年是低工資群體，最有可能受最低工資制的影響）。
這些分析在控制了每一年份中影響青少年就業的其它變數的條件下（比如可能影響青少年就業的成人失業率），來估計青少年就業如何隨著實際最低工資水平而變化。美國經濟學家曾使用1949－1994年的資料進行分析，發現最低工資對16－17歲青少年的就業率（該年齡組中的就業人數除以同一年齡組中的人口）沒有影響。但是利用相同的程序分析了1954－1993年資料，結果其就業效應是負的。
另外一項研究估測了青少年就業率與總就業率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與假設相一致，即在其它因素不變的條件下，最低工資的上升將會減少青少年的就業機會，並且強制性工資增長的幅度越大，就業降低的幅度也就越大。那麼在什麼條件下，最低工資制具有就業正效應呢？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的多項研究表明：在就業無彈性（無論工資如何變化，對就業量都不產生影響）的情況下，最低工資的提高將有助於增加低工資工人總體的工資報酬。
那麼，最低工資制是戰勝或減少貧窮的有效武器嗎？迄今為止的多數研究表明這取決於有多少人受益於最低工資所帶來的實際收益，並且這些人中間有多少是真正屬於弱勢群體的。根據美國九十年代初的一項研究結果，最低工資提高所增加的工資報酬中，只有19％進入貧困家庭。因此，最低工資制經常是一種事與願違的相當遲鈍的「扶貧」工具。
由於中國大陸長期實施計劃經濟的運行方式，中央政府對不同地區的投資和財政支持以及不同的稅收政策，客觀上造成區域經濟發展的嚴重失衡，巨大的地區性差異又使得不同地區之間的勞動力素質、勞動力使用效率和勞動力價格方面的差距在很長時期內都無法得到彌和。所以不同地區之間的工資差異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央計劃經濟中的政府意志和政策導向。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中央政府明確宣稱建立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以來，勞動力要素的流動較前明顯活躍，並且其流動規模與流動范圍均顯著擴大，不少貧困落後地區的剩餘勞動力不斷湧向沿海發達地區和中心城市尋求各種就業機會，填補了少數高速發展地區對普通勞動力的巨大需求
中國是處於轉型時期的發展中人口大國，農村剩餘勞動力達兩億之多，同時由於長期以來中國事實上存在阻礙勞動力自由遷徙和擇業的戶籍制度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隔，因此即使在城鎮地區普遍實行最低工資制，也並非一種保護全體公民之就業權利以及保障勞動者獲得合理薪酬的普惠方式。在此制度安排下所實施的最低工資制不可避免地隱含著一種生活保障方面的歧視，因為廣大的農村勞動力幾乎無法享受到這一貌似公正和體恤低收入階層的政策所帶來的實際收益。而這種歧視恰恰是由應當代表全體公民利益的政府通過貌似合法、合理的政策手段而推行的。
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最低工資制的出發點是為了保護處於弱勢地位的就業者，他們是缺乏競爭優勢的勞動供給方和低端勞動力市場中的主要儲備資源。實施最低工資制應當考慮到地區差距和發展階段的差異，而不能一概而論地大面積推行。同時我們並沒有充分的理論和事實依據表明最低工資制已經有效地改善了低收入勞動者的生活水準，因此我們必須謹慎對待這一效果尚不確定的政策措施，而不能先入為主地相信，實施最低工資制就一定能夠改善弱勢群體的實際生活狀況，提高社會的整體福利水平。
9. 工資與社會經濟水平的關系
所謂經濟起飛，是指一國在工業化初期的較短時間(20-30年)內，克服了那些阻礙和抵制該國經濟持續增長的舊的勢力，突破了傳統經濟的停滯狀態，並實現了基本經濟和生產方法的劇烈變革。這一重要概念是羅斯托1960年提出的。羅斯托認為，經濟起飛階段是一個國家擺脫貧困和落後的關鍵時期，也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最困難、最重要的階段。欠發達國家只有實現了經濟起飛，才能實現工業化。而一旦起飛，也就意味著人均國民收入開始了急速持續增長，並且，在產業革命的先決條件基礎上，大規模的工業製造業興辦起來，生產力得到迅猛發展，從農業轉移到工業的資本和勞動力進一步支撐了工業化。農業技術的改良、農產品的商品化和農村生活的變化等「排斥因素」和工廠數量增加、工資提高等「吸收因素」，促進了勞動力的加速流動。這一切都表明，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一種劇烈的突變或質變，跨出了傳統社會的循環圈，進入了經濟大規模持續增長階段。
羅斯托認為，要實現起飛決非易事，需要具備一些條件，這些條件包括：第一，有較高的資本積累率；第二，有能帶動整個經濟增長的主導部門；第三，有相應的政治經濟制度作保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第一和第二兩個條件與工資成本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因為低廉的工資成本，是資本積累率不斷提高的基礎；同樣，憑借廉價的勞動力及所形成的製造業的比較優勢，整個經濟的不斷增長就有了依託，從而經濟的起飛就有了現實的依據。正如羅斯托所說的：「當工業浪潮湧現所要求的其他條件成立時，特別是工業企業家涌現，現有工業技術被充分掌握，以及具有了最低限度地組織培養一支工業勞動隊伍的能力時，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供給奠定了與較發達經濟進行有效競爭的基礎。」
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道路上迅速向前發展，中國基本的經濟結構、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經濟正在起飛。可以預見，隨著工業化的進一步展開，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經濟還將持續快速增長，並最終實現起飛。
關於中國經濟起飛問題，許多學者都進行了大量論證，特別是在進入持續增長的條件上。徐長生教授認為，從時間上看，「中國經濟起飛的全過程大致要持續30--40年」，「理由主要有三點：1)中國擁有12億多人口，潛在的國內市場容量巨大，而且中國地域遼闊，東部、中部與西部之間，大城市、中小城市與農村之間的需求呈階梯性和連續性特點，從而可以大大推遲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最終所面臨市場需求不足這一瓶頸約束；2)中國的國內年儲蓄率已超過35%，利用外資已位居世界第二，二者合一，可以便今後十多年中國保持近40%的投資率(總投資／GDP)；3)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工資成本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仍將是我國在國際市場上保持競爭力的一個武器。」顯然，上述三個理由正是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實現起飛的三個重要條件。
上述三個條件並不是相互孤立的，應該說，它們之間密切相關。因為國內市場容量的擴大，需要購買力的不斷提高去支撐，購買力的不斷提高，其實質就是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同樣，國內儲蓄率進而投資率的大小也與人們收入水平密切相關。顯然，在這三個條件中，工資水平的高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的確，勞動力成本低或工資水平低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中的一個起飛條件和優勢資源。這種優勢資源表現在：第一，為中國許多產品的市場競爭提供優勢。特別是在勞動密集型產業，比如輕工、紡織、服裝。在全球同類產品的市場份額劃分中，至少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市場中，中國佔有一定的比例，這是形成中國產業競爭力很重要的一個方面。第二，勞動力的低成本也是吸引國外投資者到中國投資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中國勞動力價格低廉，是外商到中國投資時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這就形成中國加入國際分工的一種模式或切入點。第三，也是中國從依託勞動力的資源優勢逐步深入到國際分工過程中，透過學習，在國際分工中不斷提高自己的位置。因此，勞動力的成本低廉是中國當前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優勢和起飛條件。
正是藉助於這一條件和優勢，改革開放後，中國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及對外貿易方面有了飛速發展，並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也正是藉助於低廉的工資成本這一條件和優勢，使資本積累不斷加速，經濟得以持續增長。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廉價勞動力其實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我們憑借低廉的工資成本和巨大的市場，形成了中國製造業的比較優勢，成為世界上重要的產品加工和製造基地；但另一方面，在國際市場上，我國產品的競爭力並不強，產業結構也不太合理，而且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所佔的份額也相對較小。所以，中國即使勞動力很低廉，也不可能在國際市場上佔有太多的份額。中國要想在國際市場上提高自己產品的競爭力，要想在外貿中進一步擴大市場份額，就必須向資金技術密集型的產業擴展。這些在國際貿易中的份額相當大，僅靠勞動密集型的產品空間容納不了中國未來的發展。而貿易結構的變化和國內產業結構的變化、就業結構的變化都是緊密相連的。這些結構變化，在收入方面的表現就是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是勞動力價格或工資水平的提高。因此，適度的工資水平，即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的工資水平應成為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實現起飛的一個重要條件。
三
工資水平問題是個收入問題，收入問題不僅有收入差距的問題，還有個收入水平的問題。當前大多數中國老百姓的收入來源是勞動收入，其勞動報酬即工資增長得快不快，工資水平高不高，自然成為大家十分關心的一個問題。長期以來，中國老百姓工資水平一直比較低，這是計劃經濟體制下實行低工資、低消費的結果：既給人民生活帶來很多不便，也給經濟發展帶來很大影響。盡管改革開放後，工資水平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但總的來說，仍然不高。可以說，還是屬於低工資水平。目前，低工資制已經影響到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而影響到經濟起飛。比如對消費的影響，即是一個最具典型性的問題。近幾年來，擴大內需、刺激消費一直是我國政府推行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擴大內需已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一駕強有力的馬車。但目前在擴大內需的過程中，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顯得強勁，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則顯得不足。一般來說，一國市場規模取決於人口、消費傾向和購買力水平。其中，購買力水平的高低對最終產品的消費、從而對產業結構的演進具有重要影響。再比如農民工問題。農民工對社會的貢獻是巨大的，然而長期以來他們一直受到歧視，他們不僅工資水平低、工作待遇差，與企業主階層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而且由於主要從事低技術水平的簡單加工業生產，這使得在這些部門就業的勞動力難以持續得到發展。一個普遍的現象是：年年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打工的農民工有幾千萬，但他們像候鳥一樣，飛來飛去，很難融入當地社會，跟城裡人仍然是「兩張皮」的關系，被市場所分割。如果這種狀況持續下去，不僅未來中國的產業工人隊伍難以形成，而且未來還可能出現一方面是高素質勞動力資源短缺的危機，另一方面卻是相當多的農民工難以進入產業技術工人的行列，難以融入工業化進程之中。
顯然，工資水平高低的問題不是一個小問題，它實實在在地是一個關繫到中國經濟起飛，關繫到中國經濟增長和長期發展的大問題。那麼，從目前看，中國的工資水平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及其影響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我們看消費和積累的關系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在過去的20多年裡，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最重要的支撐力量是高資本投入。從統計資料中我們看到，在絕大部分年份里中國的投資率都維持在 35%以上，有些年份甚至達到了40%。而支撐高投資率的主要力量則是高儲蓄率。我們知道，儲蓄率的上升是與最終消費率的下降相對應的，消費需求不旺必然會影響到經濟的快速增長。顯然，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其中重要原因是消費率偏低，而其深層次原因是廣大人民收入水平增幅緩慢。其他先進國家的實踐經驗證明，在人均1000美元的水平之上時，GDP中勞動報酬份額的增長將明顯加速。2003年，我國人均GDP達到了1000美元，這意味著人均收入或工資水平也會相應有一定幅度提高。然而，多年來我國經濟年均GDP增幅一直較高，而全國工資總額佔GDP的比重卻在下降，上升或持平的年份不多。這一現象說明了什麼呢?是不是說明我國積累率已經過高，工資水平偏低呢?眾所周知，積累率過高必然會影響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影響到工資的增長，影響到消費並進而影響到中國的經濟增長和起飛。
工資作為收入問題對經濟影響的另一個方面是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收入結構的極不合理問題。衡量收入分配的差距、，國際上一般以基尼系數為指標，基尼系數越大，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大。目前，我國收入差距已經過大，表現在：一是城鎮居民收入差距過大；二是農村內部收入差距過大；三是地區間的收入差距也明顯擴大；四是全國居民收入差距也過大。引起收入差距過大的主要根源是工資外收入（包括壟斷性收入)、灰色收入以及非法收入。這些收入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大多數人仍然是靠低工資作為其收入來源，而且，這種差距還有擴大之勢。最典型的實例是普通勞工與私營企業主之間，一方是持續的低工資，而另一方是由持續的低工資帶來的財富的積累，兩個階層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毫無疑問，較低的工資水平不僅影響到人們的消費，影響到產業結構的演進，影響到工業化的進程，如果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話，還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阻礙經濟持續發展。
工資問題還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因為工資起著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作用。從我國目前來看，就業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多年來的失業主要表現為結構性失業。2000年，第一產業產值占國民經濟的15.9%，而其就業人員卻佔50%，屬於過度就業；第二產業產值佔50.9%，其就業人員僅佔22.5%，使用的勞動力較少，雖然有就業的空間，但由於對勞動力的技術要求較高使許多剩餘勞動力的進入受到限制；第三產業產值佔33.2%，從業人員占 27.5%，與發達國家第三產業佔50%以上存在較大差距。究其原因，一方面，各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不同，對勞動力的成本或工資水平要求也不一樣；另一方面，由於勞動力市場不夠完善，農民工缺乏有效的保護，工資被壓低，勞動力流動受到限制，而壟斷行業在獲得壟斷利潤、壟斷工資的同時，還阻隔了就業，以致在全社會形成不了均衡的工資，工資差距所形成的誘導機制的功能喪失，工資對勞動力配置的功能大打折扣，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的提升也就受到了嚴重影響。
上述三個問題反映的是中國經濟結構不合理問題，卻都和收入分配政策相關，亦和工資水平相關。這就引出本文所提出的主要問題，在目前經濟起飛階段，我國工資水平是否合適，工資水平與經濟增長是否協調，工資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如何?
四
法國經濟學家帕斯卡爾·拜伊和阿萊因·穆尼耶曾指出：「發展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即為什麼各國之間的經濟增長率各不相同的問題，其答案可能就是本文的主要假設(如果能得以證實的話)，即工資成本是決定性的因素。」「我們或許只有從工業化與工資關系結構的聯系中，才能找到解釋不同國家特有的工業化的主要因素；而且這種關系近來在世界范圍內的轉型或許可以成為解釋工業化迅速向新的地區擴展的原因。」這一論斷雖然未被證明是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經濟得以快速發展並具有普遍意義的理由，但我們確實不能否認工資水平給各國經濟所帶來的重大影響。世界各國工業化道路模式盡管不同，但從其工資變化中，確確實實反映出特定國家和地區的「這種特殊關系的歷史性變化」。其中，東亞「四小龍」的經濟起飛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實例。他們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或地區，成為一個新興的經濟體，其工資水平的變化，就深刻反映出其工業化的發展道路，亦充分體現了工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具有內在性的協調關系。這種協調關系體現在：經濟高速增長產生的收入效應使工資水平不斷提高且收入差距較小，而不斷提高的工資水平在促進消費水平不斷提高、產業結構進一步升級、就業結構不斷趨於合理時，又促使經濟進一步增長。「經濟增長主要歸因於消費品領域和相關的服務。由於實際工資、以工資為收入的人數以及勞動生產率的增加和提高等三重因素的作用，經濟增長具有了內生性。」這可以說是東亞「四小龍」經濟發展的一個生動寫照。
反觀中國工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筆者感到：二方面中國經濟發展很快，GDP的增速類似於日本、東亞「四小龍」等工業化國家和地區起飛時的增長速度；另一方面工資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又不具有很好的協調性，突出表現在上述三大結構不合理方面，即積累和消費的結構不合理，二、三產業的結構不合理及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究其原因，一是目前的低工資制度仍然受到傳統體制下行政配置資源的強大慣性的影響，二是目前的低工資很大程度上受到不健全勞動力市場的壓抑，以致使工資對經濟增長的促動作用不僅沒有充分體現出來，還可能從某些方面束縛了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延緩經濟起飛。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面對這一問題，我們應該如何去解決?筆者認為，首先在理論上，我們應深刻認識工資這一變數對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同時，我們還應深入到經濟體系內部，認真探尋能夠有效保證經濟起飛的工資調節機制。在實踐上，一方面我們應加快改革步伐，破除傳統體制對經濟的束縛，破除一些不合理的制度，特別是戶籍制度，健全並完善勞動力市場，讓勞動力價格在市場上能正確反映出來；另一方面我們還應把握工資關系應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以便在國家范圍內就利潤／工資之間的比率以及消費品生產／資本貨物生產之間的比率進行調節以期保持平衡，從而使經濟和社會發展之間產生一種有機的聯系」。適應經濟發展需要的工資關系，應該是讓更多的人融入到工業化進程中，使工薪收入者在整個從事經濟活動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到一個新水平，使一、二、三產業結構逐步趨於合理；不僅如此，適應經濟發展需要的工資關系應是以提高廣大居民的收入水平為目的，工薪收入者的格局應是「兩頭小、中間大」，「中間階層」的形成不僅能從分配的結果上較好地解決社會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還能在保持效率的前提下，促進共同富裕，同時又為維護社會穩定大局奠定基礎。
總之，正確認識工資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從而確定適度的工資水平，以保證經濟最終實現起飛並順利進入持續增長階段，也就是筆者所思考並希望得以解決的主要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意義在於，一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工資水平，不僅能合理引導勞動力有序的流動，激勵人們努力工作，提高勞動生產率，且對企業的積累，對城市、農村的發展，以至於對經濟結構的調整、社會結構的變遷將是十分有利的。
10. 調整最低工資對社會有那些影響
各市（州）人民抄政府，省直各部門襲：經研究，省人民政府決定對全省現行月最低工資標准和非全日制用工小時最低工資標准進行調整，現予以發布。一、調整後全省月最低工資標准（一）每月450元（每日21.51元）；（二）每月550元（每日26.29元）；（三）每月650元（每日31.07元）。二、調整後全省非全日制用工小時最低工資標准（一）每小時4.90元；（二）每小時6.00元；（三）每小時7.10元。本通知自發布之日起實施。各市（州）勞動保障局應盡快重新選擇適合本地實際的具體標准，經當地人民政府確定後於10日內報省勞動保障廳備案。二OO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