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主要哪幾個特點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闡述了新常態的九大特徵：
從消費需求看，過去我國消費具有明顯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徵，2014年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必須採取正確的消費政策，釋放消費潛力，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
從投資需求看，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後，傳統產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須善於把握投資方向，消除投資障礙，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從出口和國際收支看，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國際市場空間擴張很快，出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動能，全球總需求不振，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也發生了轉化，同時我國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必須加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使出口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支撐作用。
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看，過去供給不足是長期困擾我們的一個主要矛盾，2014年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企業兼並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徵。
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2014年以後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餘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
從市場競爭特點看，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2014以後正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必須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形成統一透明、有序規范的市場環境。
從資源環境約束看，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2014以後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從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看，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必須標本兼治、對症下葯，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
從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製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
㈡ 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本要靠
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本要靠創新。
㈢ 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為什麼要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可以給您提供一些參考論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應和引領中國經濟內新常態（《清華大容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6(2):45-45）論新常態下中國供給側結構性動力機制的優化——基於1994-2014年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6(2):28-36）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現實與政策（《當代經濟管理》, 2016, 38(4):40-45）這三篇論文應該對您有幫助。
㈣ 如何理解經濟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
「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具體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屍企業，淘汰落後產能，將發展方向鎖定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經濟主要矛盾發生變化。「投資出口佔比太大，消費佔比太小」的時代正在遠去，而「供給跟不上需求」正凸顯經濟增長的重要障礙。「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給側改革」最基本的背景。消化過剩產能提速。過剩產能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大包袱。產能過剩企業會占據大量資源，使得人力、資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約了新經濟的發展。當前多個行業、多個地區的產能過剩正引起各方的擔憂，可能引發通縮、失業、經濟動力不足等一系列風險。服務業黃金時代到來。服務業是未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雙重穩定器。一方面維持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提供就業崗位。第三產業每增長 1個百分點能創造約100萬個就業崗位，比工業多 50萬個左右。對政府保持經濟增長和穩定就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當下服務業發展的根本瓶頸不是需求不足，恰恰是供給不足。在教育、醫療、金融、旅遊等領域，一方面國內抱怨聲不斷，另一方面大批消費者源源不斷地到國外消費。究其緣由，這跟國內服務業供給側的乏力有關。
㈤ 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為什麼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端入手，通過改革讓生產要素和自然資源充分、高效地利用起來，以解放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一般來說，短期內經濟產出水平由需求側決定，而中長期產出水平則由供給能力決定，因此，需求側管理往往著眼於平抑經濟總量的短周期調控，而供給側管理則關注中長期的系統性結構問題。需求側管理在應對經濟蕭條等「病症」上可以救急，但副作用大，搞不好會帶來滯脹；供給側改革雖見效慢，但通過綜合施治能夠治標固本。在不同時期，針對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各國的宏觀調控側重點會有所不同。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供給側管理尤為重要，因為它是提高潛在產出水平的唯一途徑。
從理論上分析，完善的市場機制能夠引導供給，使供給自動適應需求並創造需求。如果供給不能滿足需求，一定是存在某種程度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因此，供給側管理要求放鬆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要求制度的變革與完善。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穩定經濟增長，要更加註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從中央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部署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包括簡政放權、放鬆管制、金融改革、國企改革、土地改革等，其核心是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激活微觀主體的能動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調整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品質，為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打下堅實基礎。
㈥ 為什麼經濟新常態下完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分析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後，黨中央針對我國經濟當前階段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提出的一系列改革舉措。
1.我國正處於消費加速升級的時期，而供給體系不能很好地適應這一變化，供給需求不匹配的問題日益顯著。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的發展，我國人均GDP已經接近8000美元。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後，消費升級趨勢將加速。近幾年來，旅遊購物、海外代購在我國迅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前我國國內的供給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多樣化的需求。而造成供給體系無法適應消費升級的根本原因在於，我國供給體系依然處於強調低成本、大數量、低差異化的規模化工業化生產階段，而尚未進入強調差異化生產、滿足不同消費需求的柔性化生產階段。要實現這一轉變，就需要整個經濟體系實現轉型，即從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向強調創新的集約型方式轉變。
2.需求側管理手段邊際效應遞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並日趨完善，我國通過需求側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不斷提升。應該說，這些年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與我國的調控措施有著緊密聯系。但是，隨著需求側調控措施的廣度和深度不斷增加，這些政策的邊際刺激效果正迅速降低，而其產生的負面效果卻不斷顯現。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較多地依賴於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建設，但隨著相關領域投資數額的激增，繼續依靠基礎設施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正逐漸變差，政策短期可操作空間也逐步變小，特別是在最終消費率提升較慢的情況下，過度依賴投資會對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構成一定的阻礙。據統計，「十二五」期間我國交通基礎設施完成投資超過12.5萬億元，是「十一五」期間的1.6倍。應該說，基礎設施建設適度超前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但是如果長期持續地將基礎設施投資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手段，則早晚會使基礎設施的投資超出合理限度，進而帶來各種問題。特別是在經濟發展面臨困難的情況下，一次性進行過量的基礎設施投資，將會壓縮未來相關投資空間，影響未來經濟調控政策。
3.我國進入經濟新常態。在經濟新常態下，經濟增長速度將由高速轉為中高速，經濟增長動力將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經濟發展主線則變成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即如何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的情況下，盡快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而集約型經濟增長的實質便是，通過優化組合各個生產要素，不斷挖掘生產要素的潛力，提升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進而實現高質量的經濟增長。可以看出，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強調的是綜合供給效率的提升，這需要通過科技創新來實現。
4.我國在供給側積累了諸多矛盾，嚴重影響了我國供給綜合效率的提升。一方面，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突出。應該說，適度的產能過剩是市場經濟一個常見的結果，因為經濟發展存在波動，企業都會預留一部分產能應對經濟進入繁榮階段的需求增加。然而，我國長期快速的經濟增長，導致部分領域投資過多，相關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突出，特別是在煤炭、鋼鐵等一些行業領域。無論是產能過剩還是庫存問題，其實質都是佔用了大量的資源，造成無效或者低效率供給，影響了相關行業的健康發展，因此應該採取相關措施予以治理。
另一方面，與企業生產相配套的金融體系和政策、相關的產業政策存在一系列不足，影響了企業供給效率的提升。例如，在稅收方面，企業稅收負擔普遍較重，在實體經濟發展環境較為不利的情況下，影響了企業提升供給效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要解決好這些突出的問題，從而提高供給綜合效率。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以經濟轉型升級為導向
基於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和特徵，有兩個緊迫任務需要完成，即穩定經濟增長和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穩定經濟增長，主要是阻止GDP增長率持續下滑的現象，實現「十三五」期間每年GDP增長6.5%左右的目標。由於我國目前人均GDP尚不足8000美元，經濟發展的潛在空間依然較大，同時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不平衡的區域經濟，決定了推動經濟增長方面存在著「東方不亮西方亮」效應，穩定經濟增長的目標實現難度不大。而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由於很難在短期內看到相應的政策效果，並且在以往需求側管理措施的實際操作中這一目標也常常被忽略。因此，在未來較長時間內，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應以經濟轉型升級為導向。
1.以技術創新為驅動力的經濟轉型是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要求。隨著勞動力數量開始出現下降、各項資源能源限制不斷增強、環境約束日趨強化，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的支撐因素正不斷弱化，傳統的發展路徑已經難以為繼。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新常態強調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發展動力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是對我國未來較長時期經濟發展趨勢的科學判斷。而無論是經濟結構優化，還是發展動力轉換，都需要提高創新特別是自主技術創新的能力來實現。當前，盡管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我國自主技術創新取得了一定進步，但是整體技術落後、關鍵技術領域尚未取得突破的狀況並沒有根本改變，自主創新能力不足依然是阻礙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因此，在未來較長的時間內，逐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不斷提升以創新為關鍵要素的企業核心競爭力，逐漸提升我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層次，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
2.「三去一降一補」目的是為了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目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行的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主要是針對我國在供給側存在的突出問題而提出的綜合性解決措施。其中，一部分屬於在發展過程中逐步累積的突出問題，如產能過剩問題和房地產庫存問題。事實上，產能過剩不是一個新問題，在以前的調控政策中，也曾經出台過淘汰落後產能等一些措施，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整體來看，相關的政策措施並沒有真正解決過剩產能問題，部分行業的產能過剩狀況反而持續惡化。而另外一部分則屬於對企業生產銷售行為有重要影響的措施，如降成本和補短板。降成本的背景是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隨著經濟增長的放緩和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企業生產成本不斷攀升，導致部分企業尤其是製造業企業面臨著較困難的經營困境。毫無疑問，降成本將有利於緩解企業經營的困境，促進供給效率的提升。而補短板所包括的內容比較豐富，其中就包括支持企業技術和設備改造、加快技術、產品的創新等內容。可以看出，「三去一降一補」已經將轉型升級及促進技術創新的相關內容包含其中。
從政策實施的角度看，先解決迫在眉睫的突出問題，然後逐步深化改革的相關舉措，不斷提升改革的效果，是一個理性的選擇。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未來有望長期持續，與需求側管理一並構成完善的調控體系，共同促進我國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和經濟轉型的順利推進。因此，從中長期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遵循經濟新常態下經濟轉型發展的要求，以技術創新為導向，將提升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作為核心目標。
3.以技術創新為導向，是與不斷升級的需求相匹配的需要。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們收入的提高，消費需求檔次的不斷提升是一個普遍規律。具體來說，從注重消費的數量、滿足基本功能式需要的需求將向個性化、獨特化、多樣化的需求轉變，相應地要求企業從大規模工業化生產向柔性化生產轉變。這一轉變就需要以技術創新為支撐。一方面，產品品質的提升，需要企業在相關領域的技術創新取得突破。當前階段，我國很多產品的品質不高，主要原因在於企業不掌握核心技術，只是追求以低成本為核心的競爭戰略，較低的利潤迫使企業不斷在降低成本上下功夫，結果往往降低了產品質量和相關服務水平，影響了消費者的消費體驗。
另一方面，獨特化、個性化的需求滿足，依賴於企業生產技術及組織方面的創新。要徹底實現個性化生產，並將其成本降低到合理限度，就需要依賴於企業廣泛利用互聯網、物聯網等相關技術。例如，引起廣泛關注的德國工業4.0，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重組工業生產體系，通過利用最新的互聯網、物聯網以及機器人技術，實現個性化生產。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其實也是經濟新常態下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一個要求。在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由單一追求經濟高速增長轉向注重增長速度與增長質量的協調，發展動力也由強調要素投入轉向強調技術創新的帶動力，而這一系列轉變背後，需要更科學的政府和市場關系作為支撐。例如，要提升自主技術創新能力，不但需要完善的創新體系作為基礎，還需要理想的有利於創新的環境和精準的調控能力作為支撐。其中，理想的環境主要包括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與適度的創新支持，前者其實就是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只有在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下，企業才真正有動力一心一意進行技術創新，否則其精力很可能會用於獲取壟斷地位;而後者則強調，要適度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以盡快實現技術創新方面的趕超。而精準調控能力則體現在制定與實行技術創新相關政策時，必須提升調控的精準性，盡量減少相關政策的負面效應。
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程中，也應注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處理。一方面，我們要堅決避免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同於西方供給學派所主張的政策。供給學派極端排斥政府的調控作用，只強調市場調控作用的發揮以及對之前政府「扭曲」市場行為的糾正。而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在注重發揮市場作用的同時也注重發揮政府的作用。以產能過剩為例，有的學者就認為，產能過剩是市場經濟下普遍存在的現象，因而沒有必要由政府採取手段進行處理;但是應該看到，我國的產能過剩並非是市場單一作用的結果，而是或多或少與政府調控有關，要解決這一問題，也必須有政府的介入。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其他任務來看，均在不同程度上需要政府在其中發揮作用，僅僅依靠市場機制難以解決。
另一方面，要注重吸取需求側管理手段的教訓，在解決一些深層次問題時，不能急於求成，應該注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逐步將一些復雜的、深層次問題予以解決。在過去的需求側管理上，我們過分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引導和調控作用，而對市場機制的作用相對重視不夠。因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我們應盡量避免採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而是盡量結合市場機制去制定解決問題的方法，以便取得最佳效果。
㈦ 請闡述什麼是經濟發展新常態，如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
「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以新常態來判斷當前中國經濟的特徵，並將之上升到戰略高度，表明中央對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階段變化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刻，正在對宏觀政策的選擇、行業企業的轉型升級產生方向性、決定性的重大影響。
新常態之「新」，意味著不同以往；新常態之「常」，意味著相對穩定，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速度適宜、結構優化、社會和諧；轉入新常態，意味著我國經濟發展的條件和環境已經或即將發生諸多重大轉變，經濟增長將與過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別，與傳統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粗放增長模式基本告別。
因此，新常態絕不只是增速降了幾個百分點，轉向「新常態」也不會只是一年兩年的調整。認識不到新常態下的新趨勢、新特徵、新動力，不僅難以適應新常態，更難以把握經濟工作的主動權。
經濟的最大特點是速度「下台階」、效益「上台階」；新常態下的明顯特徵是增長動力實現轉換，經濟結構實現再平衡。突出表現為：一，生產結構中的農業和製造業比重明顯下降，服務業比重明顯上升，服務業取代工業成為經濟增長主要動力；二，需求結構中的投資率明顯下降，消費率明顯上升，消費成為需求增長的主體；三，收入結構中的企業收入佔比明顯下降，居民收入佔比明顯上升；四，動力結構中的人力、資源粗放投入明顯下降，技術進步和創新成為決定成敗的「勝負手」。在這些升升降降之中，先進生產力將不斷產生和擴張，落後生產力將不斷萎縮和退出，既能涌現一系列新的增長點，形成新的增長動力，也要使一些行業付出代價、傷筋動骨。
面對新常態，首要的在於搶抓機遇。我們擁有城鎮化的廣闊空間、「四化」融合的巨大動力、消費升級的龐大市場、技術創新的突飛猛進，還有遠未得到充分發揮的資本潛力、勞動力潛力、土地潛力等等。讓這些潛力源源不斷地煥發出來，關鍵在於全面深化改革，用「改革紅利」贏得「人才紅利」、「創新紅利」的新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