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

A. 1840到1949與1949年至今的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發展脈絡

1840年到1949年與1949年至今的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發展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程。中國1840年至今的現代化歷程經歷了三條道路的轉化：

1、1840年1949年10月前，是中國「早期現代化」階段，以資本主義現代化為主體；

2、1949-1978年是「經典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帶有蘇聯的「經典」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的色彩：

3、1979年至今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在政治經濟方面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1)淺談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擴展閱讀：

1949-1978年是「經典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中國走「經典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前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新中國的成立、民族獨立、推翻三座大山等）

20世紀50年代我國探索社會建設道路出現的曲折史實：「大躍進」或人民公社化運動。

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轉化的標志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實行改革開放。

20世紀90年代我國確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現代化是各國發展的必然趨勢；實現民族獨立是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前提；應結合本國實際，走符合國情的現代化道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B. 求 中國經濟發展近代史，越詳細越好，謝謝

近代

民國經濟史
中國民國時期，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社會長期處於各種予盾的激烈斗爭之中，社會經濟在動盪、曲折中緩慢前進。民國時期中國社會經濟曲折發展的歷程，各種經濟勢力此消彼長的現象，給我們以如下啟示：

第一，要使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得到順利發展，必須以國家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為前提。近代中國歷史表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掠奪，對中國社會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使近代中國經濟的發展，處於十分緩慢的狀況。沒有一個政治上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新中國，就不可能使中國經濟得到正常、健康的發展。

第二，民國經濟的歷史表明，在華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封建地主經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是阻礙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在民國時期的中國，外國資本主義經濟控制了中國財政經濟命脈，他們利用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權，瘋狂地掠奪中國的資源，並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壓制、打擊。封建地主經濟佔有農村絕大部分土地，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造成農民生活困苦，農村經濟萎縮。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壟斷著中國主要經濟部門，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進行排斥、打擊，阻礙了中國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第三，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民國時期曾得到發展，這表明代表著新的生產方式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是民國社會經濟史的重要內容，是貫穿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但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封建勢力的包圍打擊下，難以得到正常、自由的發展，最後走向衰落。歷史表明，要在中國實現資本主義是非常困難的，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第四，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建立符合中國歷史的發展，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前途是社會主義。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掠奪和封建勢力、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壓迫，阻礙了中國近代經濟的順利發展，因此，在中國人民進行爭取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革命斗爭中，必須建立新的社會經濟形態來代替舊的社會經濟形態。由於中國社會經濟的落後性，不可能馬上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必須根據中國的國情，建立一種符合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並以發展生產力為主，為以後過渡到社會主義開辟道路的新的經濟形式，這種新的經濟形式就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只有這種由多種經濟成分構成的特殊形式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才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需要。而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由於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居於領導和支配地位，這就保證了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前途必將是社會主義。

1、民國經濟概述

2、民國初期社會經濟的初步發展

3、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社會經濟的曲折發展

4、抗日戰爭時期的社會經濟

5、民國末期社會經濟的崩潰

中國經濟發展史-現代卷

1949--1957年的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遷

1、新中國建立時的經濟背景和發展條件

2、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的建立

3、國民經濟的恢復

4、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始

5、社會主義改造的提前完成

6、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和遺留的問題

1958--1978年的經濟發展與制度演變

1、「大躍進」及其嚴重後果

2、國民經濟的調整和恢復發展

3、「文革」時期國民經濟的艱難發展

4、徘徊中前進的國民經濟

1978--1998年的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革

1、經濟調整和開始改革開放

2、全面改革的實施和經濟高速增長中的曲折

3、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

4、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

希望對你有幫助

C. 中國近代發展史

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的70多年間，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後繼地探索，無法解決這一問題。五四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爆發。

熱血青年為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奮不顧身；青年知識分子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努力探尋改變中國命運的科學真理和發展道路。

在救亡圖存的不斷求索中，在「改造中國」的艱苦實踐中，一條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歷經大革命的失敗、土地革命的挫折、抗日戰爭的壯大，在解放戰爭後，建立新中國，成功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崛起。

(3)淺談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擴展閱讀

中國的近代史因此而具有兩個鮮明的特徵：

其一是中國無力保衛自己免於侵略；其二是中國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條約。

新中國成立後的1954年，胡繩在《歷史研究》創刊號上發表《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引起了近代史學界的強烈關注和熱烈討論。

在文章中，胡繩非常明確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間，也就是說，以五四運動為分野，在此之前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為近代史；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開始取代民族資產階級成為民主革命的領導階級，此後則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是為中國現代史。

胡繩的這一主張，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可。

從這時開始，中國歷史學界出現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明確分界，分界線就是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

D. 求一篇中國近代史論文，有關於經濟變化的的（）

美國學者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研究
美國學者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研究的興趣在於界定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問題並由此而展示解決問題的方案。由於受到原始資料的限制，學者們得出的結論很不一樣，甚至對同一地區使用同一套資料得出的結論也不同。正如馬若孟(Ramon Myers)指出：他和黃宗智(Philip Huang)及杜贊奇(Prasenjit Duara)都利用滿鐵（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30-1940年代在中國農村所做的調查資料對近代華北農村經濟做了研究。在他1970年出版了《中國農民經濟》一書後，美國學術界對其做了否定的批評，認為他的結論是錯誤的，過多地使用了日本人的資料；而黃宗智和杜贊奇在1980年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與《華北農村的文化、權力和國家》中得出與馬若孟南轅北轍的結論後，學術界卻稱贊他們的見解新穎獨到。到了1990年代，絕大多數歷史學家又認為馬若孟對史料的運用是准確的。（註：馬若孟著、史建雲譯：《中國農民經濟》，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這些研究結論的不同和學術界的反復恰恰表達了美國學者對歷史資料的重新認識，對中國農業經濟和中國革命的重新理解，以及他們意識形態的取向。

一、卜凱和研究近代中國農業經濟的起源

完整理解美國學者對近代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必須從卜凱(John Lossing Buck)開始，因為卜凱不僅劃時代地建立起了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一套最完善的調查資料，並且他對中國農業經濟的看法一直影響著後來的學者。而卜凱太太賽珍珠(PearlBuck)在1931年出版的寫中國農村的小說《大地》不僅當時獲得了普利策和諾貝爾文學獎，並且至今仍是許多美國高中的指定讀物，常成為普通美國人認識近代中國農村的第一本書。（註：New Hanover County Library,"High school summer reading list",North Carolina,summer,1999.）《大地》講述中國貧農王朗(Wang Lung)由苦幹而變為地主的故事，其中展現了卜凱對中國農村的認識：中國農村存在著平等的機會，只要肯干，就有可能上升。

卜凱1914年畢業於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院，1916年到達安徽淮北傳教，1920年受康乃爾大學的校友、金陵大學農學院院長芮斯納(John Reisner)的邀請擔任了金大農學院農業經濟學的教授。1924年卜凱回到康乃爾，於1925年完成農業經濟學碩士學位後又回到中國。19世紀30年代，卜凱在出版了《中國農場經濟》和《中國土地利用》兩書後，廣泛被尊為世界上關於中國農業經濟最優秀、最權威的學者。

卜凱是從農場經營的角度來認識中國農業經濟的。在他看來，從經營的角度，或者說從農業投資、管理、產出、收入這些范疇來分析，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主要問題是廣義技術上的「落後」，除此以外沒有其它特別嚴重的問題。中國農業經濟直到15世紀以前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初，歐洲和北美前進了，經歷了農業革命和商業革命，而中國的農業生產卻沒有進步。因此，對卜凱來說，解決近代中國農業問題的辦法實際上很簡單：改善農業經營的方式，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卜凱為此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一整套、共108條改進農業經濟的建議，其中包括建立農村金融設施、使用良種與化肥、改善交通運輸條件等等。（註：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62-165,181-183.）

卜凱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看法在30年代初發表後就受到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批判。1930年代陳翰笙、錢俊瑞等曾在《中國農村》雜志上撰文批評卜凱對中國農業的調查方法和結論。他們認為卜凱沒有使用地主、富農、貧農等這樣一些概念去調查，因此無視中國土地的分配不均，沒有看到中國的租佃剝削關系。（註：雷頤：《中國農村派對中國革命的理論貢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07-126頁。）卜凱當時沒有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批評作出直接的反應，但他顯然認為自己對中國農業的看法是正確的。卜凱於1922年第一次在安徽蕪湖對102個農戶經濟做了調查；然後在1922-1924年對中國7省17個地區2866家農戶經濟做了調查，最後1929-1933年研究中國土地利用時調查了22省168個地區近16786家農戶。這些調查使卜凱對中國的農戶結構與土地得出的結論為：華北80%以上是自耕農，長江流域自耕農為60%左右，在四川和廣東自耕農為50%左右，並且中國自耕農平均擁有3.1畝（1英畝＝6.07畝）地。（註：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175-178,184;Joseph Esherick,"Number games",in Modern China,1981,vol.7,no.4,pp.387-411.）即在卜凱眼裡，中國農村是一個以小自耕農為主的社會，土地分配並沒有特別不均。此外，在租佃關繫上，西方的佃農比例比中國要高得多：中國農民中有23%為完全佃農（不包括半佃農），美國的完全佃農占農民總數的38%，英國的完全佃農占農民總數的89%，但英美都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因此，認為佃農率高了便會導致剝削和農業生產的停滯並沒有其必然性的依據。（註：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

陳翰笙等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對卜凱批評的要點是認為卜凱沒有把中國農村的問題看成是一個社會問題。美國學者史特羅斯(Randall Stross)在1980年代也指出：卜凱從美國農業經濟教科書的觀點來認識中國農業經濟，對中國農村的社會問題視而不見，因此沒能正確認識中國農業的經濟問題。史特羅斯舉例說，卜凱在1920年剛去金大農學院要教4門課：農業經濟、農村社會學、農場經營、農場工程，而他手頭主要參考書只有康乃爾大學農學院教授華倫(George Warren)1913年所出版的《農場經營》一本教科書。不僅他的4門課全從這本教科書發展起來，並且他對中國農業經濟的認識也以這本書為基礎。而這本教科書是從經濟學角度談如何經營300英畝理想規模的美國標准家庭農場，不能真正用來詮釋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問題。（註：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p.162-164,216.）但卜凱畢竟對中國農村經濟做過大規模的調查，並且對中國農村的社會問題也有認識。例如，卜凱向國民黨政府進言108條建議中曾提出要把租佃率做公平的調整。但卜凱顯然不認為租佃率等這樣一些社會問題是建設中國農業現代化的主要障礙。此外，正如卜凱在《中國土地利用》一書的第一頁所表白：他不準備「從農民和其他社會階級之間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系來考慮所謂的土地情況」。（註：John Lossing Buck,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Nanking:Univeristy of Nanking,1937,vol.1,p.1.）換句話說，卜凱認為他只是一個美國人的中國農業經濟學家，他的責任是認識中國農業的經濟問題並提出解決的方案，而不是中國農村的社會問題；社會問題需要通過政治和社會政策來解決，這不是一個農業經濟學家的責任，而是中國政府的責任。

因此，從卜凱開始，不僅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實證研究發展了起來，並且對中國近代農業問題的認識也分成了兩種觀點。卜凱認為中國近代農業問題主要是經濟問題，解決的方案是廣義的技術進步。這一思路形成了後來瑞斯金(Carl Riskin)所稱之為的「技術學派」。陳翰笙等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1930年代也對中國農村的局部地區做了一些調查，使用了階級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結論是中國農村最主要的問題是土地分配不均，因此解決的方案是重新分配土地和財產。這一思路形成了瑞斯金所稱之為的「分配學派」。技術學派的觀點曾成為國民黨政府制定農業政策的基礎，而分配學派的觀點則成為共產黨社會革命的理論基石。（註：Carl Riskin,"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in Dwight 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49-84.）

二、中國革命的沖擊和1970年代關於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辯論

卜凱的技術學派觀點很快受到了中國革命強有力的挑戰，使得分配學派的觀點在1949年之後一度為許多美國學者所接受。如果中國的農業經濟的問題不是社會問題，那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為什麼會展現為一場農民的社會革命？或者說如果卜凱的觀點正確，那麼中國革命便不會有社會經濟的動源。然而，當人民公社與大躍進災難性後果逐漸展露出來後，美國學者又禁不住要問：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對農業問題的正確性又在哪裡？

正是在這種對中國農業問題的不確定認識之中，馬若孟在1970年出版了他的經典性著作《中國農民經濟》。馬的這本書寫的是河北和山東，或中國的華北。馬在60年代為這本書做了充分的研究准備，利用了大量的滿鐵資料，並與當年滿鐵在中國的調查人員做了許多訪談。

馬若孟認為：理解近代中國的農業經濟不能只依賴於1930年代前半期的調查資料，因為這正是中國農業經濟受到1929年以來世界性經濟大蕭條沖擊的時刻；陳翰笙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們在1933-1936年所做的調查只回顧了10年左右的時間，因此必然會得出中國農業經濟惡化和農村社會破產的結論。馬若孟把他的研究范圍確定在1890-1949年之間，即考察從19世紀末期中國向西方敞開大門開始到20世紀中期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一段相對長的時段。馬對滿鐵所調查的沙井村等河北與山東的村莊資料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得出了與卜凱一樣的結論：近代中國農業經濟的問題是廣義上的技術落後，它沒有其它大毛病。（註：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292.）

馬若孟認為：首先，在1890-1937年間中國的農業產量的年平均增長速度超過了人口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雖然超過的幅度只有很小，但它表明中國的農業生產並沒有因人口的壓力而導致人均產量的下降。第二，在外國和國際市場的影響下，中國的華北農村經歷了商業化，使農民受益，並在長時段里維持了人均收入水平。第三，華北農村的地權不平均，但它沒有變得更不平均。滿鐵的資料顯示：自1890年以來，華北的大土地所有者逐漸消失，而佃農和雇農的比例也有所下降。這兩個變項說明中小地主和自耕農的增多，地權分配實際上可能變得相對平均。這些變化與商業化的發展和農村中的分家有關。商業化使種植經濟作物和從事手工業的貧困農民有機會增加收入和購買土地，而農戶在兒子們中間的分家則使土地所有權分散化。第四，華北的租佃關系變化比較有利於佃戶而不是地主。1880-1930年，華北的租佃關系逐漸從實物分成地租轉向實物定額地租。而在這一時期，華北農產品價格上升，在1913-1938年間上升了40%。在實物定額租下，佃農一方是農產品價格上升的主要受益者。而在災害年成時，佃農又經常回到實物分成租去，以使地主也承擔部分由歉收所帶來的損失。因此，華北的租佃關系並沒有變得不能容忍。第五，最關鍵的是華北與中國有著競爭性市場，即人人都有權利和機會自由進入市場交易，沒有任何個人或集團能以使用非經濟力量來操縱市場價格來為自己牟利，而這一點正是中國農業能最後籍以市場經濟以獲得發展的關鍵。在滿鐵資料里，馬若孟沒有發現華北有不利於競爭性市場的因素或條件。（註：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07-210,220,229.247-257,292.）

因此馬若孟認為，發展中國農業經濟的關鍵在於廣義的技術進步，比如發展農業教育與科研以培育農業人才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建造基礎性的設施以便利農民進入市場，建立新型的農業金融機構使較貧苦的農民也能獲得生產進步所需要的資本等。（註：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13-214,292-295.）馬若孟比卜凱在研究上更進了一步。卜凱是通過他的學生們在中國農村以問卷方式普遍性但比較粗糙地建立起他的數據性資料和相應的觀點，而馬若孟則是基於滿鐵調查員對一個個村莊進行長期細致的調查，其論述涉及了家庭經濟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從微觀上補正了卜凱的基本思想。卜凱認為中國地主土地的擁有量太小，不足以使他們構成一個獨特的社會統治階級，而馬若孟更通過對競爭性市場的考察，證明地主的超經濟強制性剝削在市場上並不存在。

馬若孟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觀點在1970年代遭到了批評並引起了辯論。批評者中最為嚴厲的是黃宗智。黃諷刺說，如果近代中國農業經濟是象馬若孟所論證的那樣為一片機會平等的土地，那麼窮人之所以窮則豈不是要埋怨他們懶惰和在農業生產上不夠聰明能幹嗎？黃宗智利用滿鐵的資料，舉出河北沙井村的農民杜鄉（音）為例。沙井村人均有3.1畝土地，而杜鄉家9口人共有11.5畝，人均只有1.3畝。由於土地不足，杜鄉租種了7畝地，而租這7畝，杜鄉要先繳100元的租佃押金，這對已經負債的杜鄉來說更是雪上加霜。沒有足夠的土地，杜鄉家將永遠負債貧窮。因此，土地分配的不均是窮人期望改變和中國革命的社會經濟原因。（註：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Revolutionaries Versus Western Scholarship,"in Modern China,1975,vol.1,no.2,pp.132-160.）

但要從伊懋可(Nark Elvin)的理論看來，把土地分給杜鄉並不解決問題。沙井村人均只有3.1畝土地，把這些土地重新拉出來平均分配一遍有什麼意義？它既不能改變沙井村人多地少這一事實，也不能根本性為沙井村實現農業的現代化。無論3.1畝或1.3畝，數量都微不足道。伊在1973年出版的《中國歷史的范型》一書中認為，中國農業經濟在近代以前就達到了所謂「高度均衡陷阱」，即農業的傳統技術已發展到了頂點，資源的使用也發展到了頂點，人口的增長也達到了農業耕作所能支撐的頂點，使得農村的生活只能維持在生存線水平，經不起自然災害和戰爭等人為破壞。跳出這個陷阱需依靠工業革命，但中國卻恰恰缺乏工業革命一項最起碼的條件：資本。由於人口壓力和農業停滯所造成的糧食和其它物價的上漲，中國無法積累起剩餘的資本而自己跳出高度均衡陷阱。（註：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310-319.）因此伊懋可的理論表明，平分土地沒有意義，因為土地已經稀少，並且越來越難以支撐日益增長的農村人口。假如沙井村將土地平分了，過20或30年後人均地下降到1.3畝，那麼整個村莊都可能會象杜鄉家一樣困難重重。而事實上在長江三角洲江南的一些地區，1930年代人均土地已經只有1.3畝左右（松江區為1.1畝，無錫和江陰縣各為1.4畝）。（註：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p.342.）因此，從平均分配土地這一思路來認識和解決中國農村的經濟問題不見得正確。

黃宗智給出的另一例是沙井村農民楊澤（音）。楊澤在1941年38歲，有35畝土地，家裡5口人中3個為未成年的孩子，人均土地佔有量超過了村莊人均佔有量的2倍。村裡能乾的農民最多能種20畝地，所以楊澤應該請一個長工。但楊只是請一個兩個月的短工，基本上依靠自己耕種。黃宗智想證明，楊的人均之上的生活水平主要是得益於他繼承了較好的土地，否則楊也會象杜鄉一樣貧困欠債。可是楊澤畢竟一個人耕種了35畝。因此黃解釋為：楊澤或是非同尋常地強壯與勤勞、或是其妻也參加了非同一般多的生產勞動。但楊的3個孩子分別為13歲、4歲、1歲，其妻參加田間勞動的可能性可以說幾乎沒有。（註：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因此，說楊澤因聰明能幹而維持了人均之上的生活也未償不可。

當然，黃宗智舉證杜鄉的例子要點在於說明租佃制度的剝削性，對此馬若孟則以租佃契約來說明租佃是一種合理的經濟關系。沙井村的租佃契約形式已經延續了幾百年。無論是書面還是口頭契約，地主與佃戶都協商了各自的利益，並且這些權益在幾個世紀中都得到了嚴格的遵守。佃戶沒有為地主做非農業生產性的勞役，在契約之外並不存在強制的剝削。而在契約之內，權益則是由雙方議定，具有互惠性。由於租佃基本上是短期，在地主提出的契約不合理時，佃戶可以不接受而改換到本村或外村的地主家。所以在馬若孟看來，不能說有租佃關系就是剝削，而是要檢驗這種租佃關系賴以存在的法律或習慣的基礎是否合理。沙井村的租佃習慣上長期遵守互惠，契約中沒有顯示出一個集團或個人強加於另一個集團或個人的經濟意志，因此，該村的租佃關系應該是合理的。（

E. 中國經濟發展史，1200字左右。

是論文嗎？建議最好自己寫
傳統社會的中國經濟及對其發展歷程的思考
董方煒 40901008 經濟學基地一班
中國在十九世紀前的傳統社會中，經濟實力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大量財富聚集在中國，在幾千年的變革中，中國形成了自己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發展史，面對這樣一部豐富的歷史巨篇，我們不禁好奇，這其中纏綿著怎樣的悲喜糾結，掩藏著多少對錯善惡，蘊含著多少文化和精神，又是怎樣讓中國經濟走上了一條不歸路，最終被西方國家用武力打開國門，投向了經濟大變革的浪潮。
經濟史是研究物質資料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的這個社會過程所形成、發展、演變的歷史軌跡的一門學科。其科學性在於考察問題的客觀性，在歷史文獻和大量數據材料中找尋其最能反應社會現實的基礎論據，並用一定的方法研究經濟制度演進。其重點在於考察經濟運行的機制和績效，並考慮機制績效的質與量。在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史時，必須要考慮的另一點是文化對經濟的影響。因為一個國家和民族中，出現的哲學或宗教中的精英與大師的思想著述會在該國歷史發展進程中起到奠基和指引性的作用，就像雅斯貝爾斯所說「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中所出現的大師一樣，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確定了西方發展模式，孔、墨、孟奠定了中國發展模式。
考察幾千年的經濟發展史，我們從大到小，從淺如深，從傳統經濟制度的形成說起，到具體發展成就和財政制度經濟思想結束，並著重探討為何中國並未走向資本主義之路。
在技術條件低下的古代社會，自然資源稟賦影響著國家的經濟規模結構及性質，由於自然條件的不同，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表現出一定差異，存在著不平衡性，並預示著不同的經濟形態發展方向。例如中國歷史上出現的黃河流域文明和長江流域文明。在攫取經濟時代，人們主要以採集和漁獵為主，這是一種依賴於自然界提供的現成天然的物質資料的經濟形態，在這種經濟形態下，遠古社會的進步非常緩慢，因為這種現成物資的提供限制了遠古人類智力的發展。而當無數次的經驗積累啟迪了原始人的智慧，開創了原始的種植業和畜牧業後，人類的社會的迅速發展便一發而不可收拾，人類社會進入了改造自然，通過自身勞動增值產品的生產經濟時代，這標志著人類開始了智力大發展，經濟大進步，社會財富急劇增長，並開啟了人類罪惡本性的偉大時代。
夏商周時代是由氏族部落向封建領主經濟的國度，是奠定中華民族前進方向的時代。早期人類社會形成了及生產和消費為一體的社會細胞——氏族，隨著氏族組織的繁衍於擴大，在此基礎上，逐漸產生了部落與部落聯盟，並逐漸向王權社會過渡，並最終形成了層層分封的寶塔式結構。中國早期封建社會的基礎，就是建立在井田制上的領主制經濟。不管是由於社會傳統的巨大慣性還是由於文化堆積力，人類文明的最初時代所奠定的一些思維模式和體制形式都對後世產生了引導性的影響，使後世發展從未擺脫前朝前代所帶來的滲入骨髓的根本性的糾纏，並決定了中國幾千年的經濟發展歷程。源於原始社會部落酋長管理生產活動傳統習俗的「工商食官」制度，即各級宗族首領控制壟斷經營，不允許四人從事工商業的制度，對中國古代工商業發展的影響是深遠的，由於這種傳統的延遞，使人們開始延續重農思維，並不斷排斥工商的重要作用，使工商業始終未能形成自己獨立發展的道路。
春秋時期，封建領主制經濟由於其自身內在的矛盾，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而日漸趨於瓦解和崩潰，相應的土地改革產生的土地私有制，引發了剝削關系和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終於在戰國秦漢時期，確定了以小農的小規模經營，以精耕細作和勞動力大量投入為特徵的傳統農業經濟結構。在以後幾千年的社會進程中，這種經濟制度不斷完善和健全，從秦漢至明清，經歷了幾次較大的曲折變化，興衰交替，呈現出「兩個馬鞍形」的發展態勢。
中國傳統經濟的主體是農業，農業的發展水平及其成就制約著手工業交通運輸業和商業的發展。「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農業是「人類一切經濟發展的開端」。中國傳統社會的農業是以個體小農經濟精耕細作為特色的勞動力高度密集性的集約農業，其單位面積產量和耕地復種指數都很高，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中國在利用土地保持地力方面達到了但是世界的最高水平。古代中國一直被認為是經驗知識積累量大，經驗科學非常發達的社會，而在農業上更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多糞肥田」保持了地力，使幾千年後今天的中國仍然能夠利用那本來就為數不多田地養活十三億的人口。在中國傳統社會，農業一直是最基本的生產部門，農業經濟所提供的剩餘不僅滿足了傳統社會中非農業部門的消費需要，而且還是專制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繁榮的農業經濟史專制中央集權國家的經濟基礎，小農家庭是賦稅徭役的承擔者，正是由於這些原因，中國歷代專職鄭度都十分重視農業經濟，形成並建立了一整套完備的重農思想和政策體系，維持著精耕細作集約化農業的平衡。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土地是最重要的一種經濟資源和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地主土地所有制、國家土地所有制和自耕農土地所有制延續了兩千多年而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不過隨著地權變動機制和地權轉移的頻繁，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土地呈現出不斷向各類地主集中地趨勢，地主佔有土地，目的是投資於土地，通過轉讓土地使用權來獲取地租，形成租佃制度。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租佃制度也不斷調整和完善，地主對佃農的人身束縛逐漸鬆弛。中國有很多無產者，即是貧農，貧農租賃地主富農土地，並定時交租，形成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的一個特色，這種封建制度下的土地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工廠中的無產者有很多相似之處。
中國古代的手工業有官營手工業，城鎮手工業和農村家庭手工業三種生產組織和經營形式並存發展。官營手工業在我國傳統社會占據統治地位，漢武帝時起，中國實行了「鹽鐵官營」政策，這一政策影響了一個歷朝歷代的政策制定，對中國手工業工商業的發展起到了嚴重的限製作用。官營手工業的生產具有雙重目的，一是為了滿足皇室和專制國家的需求和生產，二是為了市場生產壟斷商品，目的在於追求壟斷利潤，以增加財政收入。壟斷地位和為皇室生產不計成本決定了其具有精湛的技藝和低下的收益這兩個特點。城鎮民營手工業是指由城鎮中的一些個體小手工業者和豪民貴族經營的手工業，它是一種脫離農業或農民家庭而獨立存在的手工業結構，民營手工業者主要是為市場而生產的商品生產者。中國古代脫離農民家庭獨立出來的民營手工業大多是以手工作坊的形式已出現的中小手工業者，真正的工場手工業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只是極少量得存在於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和有限的幾個次要的手工業部門。由於民營手工業要為專制國家承擔各種差役，勞動力得不到保證，缺乏穩定的城鄉市場，同時，技術進步和創新的有效機制欠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城鎮手工業在官營和農村家庭手工業的夾縫中艱難掙扎，發展極其緩慢。
現在我們再從整體上看一下中國古代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這兩大不同的經濟結構。個體小農經濟是我國典型的自然經濟，統治著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它把農業和手工業緊密的結合在一起，滿足了家庭基本需求，使之與市場的關系降到了最低限度。中國傳統農業經濟結構是自然經濟性質的，具有明顯的自給性和封閉性，上下同構，相互離散，卻又十分穩定。而商品經濟則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發展的態勢。雖然中國的商品經濟在不斷發展完善，但由於其特有的對自然經濟依附的特性和缺乏自由發展的環境和條件，缺乏獨立發展的性格，同時，中國古代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之間雖然存在沖突，但更多的是一種相互補益，共生共存的關系，其最終也未能獨立出來。
中國古代財政管理機構不斷健全，其曲折的演變過程中，財政管理的權益有相對集中向多極化發展，縱向配置有地方分全鄉中央與地方均權發展，財政管理體制在整個國家建制中的地位日見重要。
隨著中國古代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考慮經濟研究經濟，在儒學思想出於支配地位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經濟思想以「富、均、庶、義」為基本標准。國家在經濟領域的地位一直被人們爭論，中國古代也發展出了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放任主義兩種思想，但最終確定下來的卻是國家不斷參與宏觀管理，考慮各經濟問題時，總是以國家為本位，從國家的角度、立場和利益出發。但幾千年來，傳統經濟思想一直處於停止狀態，幾乎沒有什麼創新和變化，不斷教條化。
中國歷經千年，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但在近代史上卻不斷遭遇恥辱，落後就要挨打，但幾千年領先於世界的中國為何不能自我實現向近代經濟的轉型，沒有走向富強呢？
由於古代中國經濟的自營性，和人身依附關系的鬆弛，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中國傳統經濟的效率領先於同時代的西歐領主制經濟，但其有效性又強化了它的穩定性，也增強了它的彈性和包容性，對於資本主義萌芽來說，傳統經濟是一種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於它的彈性和包容性允許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甚至有一定的發展，又由於它的穩定性和強大，資本主義萌芽很難成為普遍發展的生產關系而受到遏制和摧殘。中國的傳統經濟並非是自然經濟的純粹形態，它以廣泛的商品性生產作為必要的補充，在此基礎上發展起高度的傳統商業，但這種商業只是一種補充，並且也擴大了地主和國家的剝削范圍和數量，更多的起到維護傳統經濟秩序的作用。商人、地主、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的封建剝削形態提供了強大的經濟基礎，形成的強大中央集權制度在商品經濟危害其自身發展時便伸出了惡魔之手，重農抑商，同時官營資本也在擠占城市手工業的市場，佔用了勞動力。
在向市場經濟緩慢演進的歷史過程中，只有在國家認同並出面確立了市場經濟的兩大基石——法律和貨幣制度——之後，這種「自發秩序」的擴展過程才可能持續不斷，而中國在發展中只是中刑法和行政法，輕民法商法，貨幣制度也不甚完善，長期處於欠缺流動性的情況下。由習俗經濟、命令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換是漸進的，這種轉變的起點是商業的專門化，商業的專門化不只是出現了以經營為目的的手工業等，而是出現了以專門從事商品生產經營以謀取利潤者，由於中國古代的財政制度，重農抑商，有存在「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趨於求田問舍」，「有田方有福」的思想，大批商人購置田產，轉而投資土地，成為地主。
所以，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的發展，雖然孕育出資本主義萌芽，但並未走向真正的資本主義社會。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歷史是最好的老師，研究中國經濟史，從其中找到歷史和經濟發展規律，不但可以指導我們怎樣去發展經濟，而且還可以提醒我們，穩定的制度雖然可以給國家帶來穩定和長久，但內部表面的和諧不代表人民真正的利益得到了實現。中國古代的經濟制度雖然保障了封建王朝的延續，但相對於外部世界，中國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已嚴重落後，而大部分人民在政府王朝愚民洗腦政策下，不能意識到這些，而專制政府也是為了維護王權和自身利益，不思改革，目空一切，最終被西方用武力打開國門，被迫變革。所以，一個有作為的政府不應該只是為了保持內部和諧，而應該在應該和必須的時候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真正體現人民利益，發展經濟和完善政治體制，以達到國富民強，只有這樣，才能得到人民的長久支持和國際社會的尊重，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F. 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

一、晚清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
1.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入 鴉片戰爭後，列強打開中國市場，向中國輸出商品，並在東南沿海地區創辦了一些船塢和工廠 這是中國境內最早的近代經濟成分。
2.自然經濟的解體 （1）原因：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勢力入侵。（2）表現：東南沿海一些地區「紡織」「耕織」分離，手工業者大批破產，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發展 （3）實質：中國逐漸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
3.洋務運動（官僚資本的產生）
（1）根本目的：利用西方先進科技，維護清朝統治。
（2）內容：①自強、求富—創辦軍事工業、民用工業。②籌劃海防。③培養人才—興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
（3）結果：甲午戰爭失敗，洋務運動破產。
（4）實質：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
（5）評價：積極作用：洋務派引進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近代科學技術，興辦了一批近代企業，培養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和技術工人，邁出了中國近代化的第一步。在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對外國的經濟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製作用；對本國封建經濟的瓦解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局限性：只學習西方的科技，不改變中國的制度。說明「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不可能使中國走向富強
二、民族工業的發展
1.晚清民族工業的興起 （1）產生（19世紀六七十年代）：①自然經濟日益解體；外商企業刺激；洋務運動誘導。②概況：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官僚、地主、商人，開始投資創辦近代企業，主要分布在東南沿海地區。（2）初步發展（甲午戰爭後）：①原因：甲午戰爭後，列強向中國輸出資本，進一步破壞中國自然經濟；清政府為擴大稅源，解決財政困難，放寬對民間設廠的限制。②影響：民族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發起維新變法運動、辛亥革命，倡導實業救國論
2.民國時期民族工業的曲折發展 （1）民國初期的短暫春天：①原因：辛亥革命影響；群眾性反帝愛國運動促進；實業救國思潮影響；一戰的影響。②特點：地域不平衡（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區）；部門不平衡（輕工業發展迅速）；短暫。③影響：為新文化運動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到來提供了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 （2）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曲折發展：①1927—1936年較快發展，國民政府基本實現全國統一，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推出一些有利於發展的經濟和政治措施，民族工業有了較快的發展 ②抗日戰爭時期遭受沉重打擊 （淪陷區日軍的吞並、擠壓；國統區的戰時體制；官僚資本的壓榨等因素影響）③抗戰勝利後走向萎縮；民族工業陷入絕境。（美國商品排擠、官僚資本擠壓、苛捐雜稅、通貨膨脹等因素）④新中國成立後獲得新生，三大改造使之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一部分
3.影響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
（1）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下，民族資本主義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多重壓迫。（2）國內政局和國際環境 （3）政府的政策措施。（4）民族資本主義自身因素：民族資本的獨立性與依賴性，民族資產階級的進步性與局限性等。
4.民族資本主義在近代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1）引進先進的生產方式，代表近代經濟發展方向，有利於經濟的近代化。（2）為資產階級維新變法和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提供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民族資本主義的逐漸發展使無產階級隊伍逐步壯大，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奠定階級基礎 （3）民族資產階級倡導的立憲改良、民主共和、民主科學等主張，既推動了中國政治近代化的發展，也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
（4）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多重擠壓，始終未獲得獨立發展，沒能成長為中國經濟的主導成分。

G. 有那些紀錄片或書籍講述中國近代經濟發展成就的

紀錄片《思路》《商痕》《大國復興》《留住手藝》

書籍《中國近代經濟史》《近代中國經濟社會》《中國近代中西建築文化交融史》《中國近現代電力技術發展史》……

H. 關於近代經濟歷史

財政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復合體，因而是解讀社會經濟發展史的重要窗口。財政收入的來源決定了財政制度的性質，因而可以依據財政收入來源將財政制度分為租金型財政制度、利潤型財政制度和稅收型財政制度等。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等原因，中國近現代財政制度變遷掙扎於利潤型財政制度、租金型財政制度和稅收型財政制度之間，雖然財政包干制開啟了利潤型財政制度向稅收型財政制度轉型的大門，但由於政府財政權力始終未受到合理有效的制約，使轉型期財政制度呈現了鮮明的租金型財政制度特徵。中國未來的財政制度選擇在於稅收型財政制度，公開化、透明化的預算體制是稅收型財政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建立、演化與發展，黃金、貨幣與金融安全在不同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客觀上形成了不同的組合關系，表現出不同的金融風險形式。
要保持貨幣金融體系的穩定，創造經濟健康威長的金融條件，必須大力提高金融效率，並將提高金融效率作為全部金融政策的核心目標和主要出發點。
經濟貨幣化是貨幣金融體系發揮作用的一個基本前提,同時又是一國商品經濟發達程度的貨幣體現。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發展最顯著的成果就是經濟貨幣化水平的迅速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