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經濟發展史論文

『壹』 給我一篇中國近現代史的論文 3000字左右 謝了

論君主與國家興衰的關系
中國歷史悠久，君王輩出。君王是一國之首，直接影響整個國家。
西漢文帝、景帝兩代四十年左右的時間，政治穩定，經濟生產得到顯著發展，歷來被視為封建社會的「盛世」，史稱「文景之治」。
漢文帝劉恆，西漢王朝建立後，漢高祖、惠帝、呂後都著力於恢復農業生產，穩定封建統治秩序，收到了顯著的成效。文景兩帝相繼即位後，又在這基礎上進一步採取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措施。
漢景帝劉啟，十分重視農業生產，他即位後多次下詔勸課農桑，按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經常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同時還注意減輕人民負擔，文帝二年（前178）和十二年，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減為三十稅一，十三年還全部免去田租。文帝十二年又廢除了過關用傳制度，這有利於商品流通和各地區間的經濟聯系，對於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有一定促進作用。
漢文帝對秦代以來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數罪人，即被判處為隸臣妾以及比隸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沒有刑期，終生服勞役。文帝詔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據犯罪情節輕重，規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滿，免為庶人。②秦代法律規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連坐，重的處死，輕的沒入為官奴婢，稱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廢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宮四種肉刑。漢文帝下詔廢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減輕了笞刑。改革的後兩項在當時和以後雖沒有認真執行，但文帝時許多官吏能夠斷獄從輕，持政務在寬厚，不事苛求，因此獄事簡省，人民所受的壓迫比秦時有顯著的減輕。
文景兩代對周邊少數族也不輕易動兵，盡力維持相安的關系。呂後時，南越王趙佗自立為帝，役屬閩越、西甌、駱，又乘黃屋左纛，與漢王朝分庭抗禮。文帝即位後，為趙佗修葺祖墳，尊寵趙氏昆弟，並派陸賈再度出使南越，賜書趙佗，於是趙佗去黃屋左纛，歸附漢王朝。文帝後元二年（前162），又與匈奴定和親之約，此後匈奴雖背約屢犯邊境，但文帝只是詔令邊郡嚴加備守，並不興兵出擊，以免煩擾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為封建社會的盛世，與文帝個人勵精圖治是分不開的。他即位不久，就廢止誹謗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膽地提出不同的意見。秦代以來有所謂「秘祝」之官，凡有災祥就移過於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詔廢除並且聲明：百官的錯誤和罪過，皇帝要負責。次年，他又禁止祠官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當節儉，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之物都沒有增添。他屢次下詔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物。他所寵愛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施文綉。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聽說要花費百金，等於中人十家之產，於是作罷。因為文帝提倡儉約，所以當時國家的財政開支有所節制和縮減，貴族官僚也不敢濫事搜括，奢侈無度，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這是「休養生息」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
文景兩代採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結果，使當時社會經濟獲得顯著的發展，封建統治秩序也日臻鞏固。西漢初年，大侯封國不過萬家，小的五六百戶；到了文景之世，流民還歸田園，戶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國大者至三四萬戶，小的也戶口倍增，而且比過去富實得多。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餘錢至數十錢。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間，由於國內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災，百姓總是人給家足，郡國的倉廩堆滿了糧食。太倉里的糧食由於放置過久，以致腐爛而不可食，政府的庫房有餘財，京師的錢財有千百萬，連串錢的繩子都朽斷了。這是對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再說說暴君。夏桀是夏王朝的末代君主。他文才出眾，武藝超群；赤手空拳可以格殺虎豹，能把鐵鉤象拉麵條一樣隨意彎曲拉直，如此文韜武略的人應該成為一代明君。遺憾的是，夏桀把所有的聰明才智都用在暴虐、享樂和瞎折騰上。他大興土木建造豪華誇張的皇宮，用黃金鑄成的柱子就有九個。夏桀最熱心的工作就是舉行盛大宴會，每次宴會都不少於三千人，這在當時那個幅員不太遼闊的國度里可不是一個驚人的數目。三千人走到酒池邊，象牛群飲水一樣從岸上伸下脖子，在震耳欲聾的助興鼓聲中放開喉嚨狂飲。夏桀在任時的最大「傑作」是發明一種名為「炮烙」的酷刑，在銅柱上塗抹膏油，下面燃燒炭火，教犯人赤足在銅柱上走過。那是不可能不滑下去的，滑下去恰恰跌到炭火上燒死。商部落的末代君主殷紂也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和夏桀一樣文武全才。他天生神力，能把九條牛倒拉著走。他的雙手還能托住大廈的橫梁……可是：他沒有把他的聰明才智用在治國安幫和濟世安民上，而是用在拒絕規勸和掩飾錯誤上。他在任時大興土木，宮廷建築一日不停且花樣翻新，僅只「瑤宮」「瑤台」就興建了七年。後宮中的肉象山林一樣堆著，酒也是盛在龐大的池子里——這點和夏王朝的末代君主夏桀很相似。每次宴會，參宴的臣僚常常大吃大喝，一連幾天沉醉不醒，以致大家常常忘掉今天是什麼日子。夏桀和殷紂都自視過高，聽不進不同意見。本應成為明君，最終成為暴君。他們的統治，也隨即土崩瓦解了。
我認為，如果一國之君本身的品行不佳，那麼必定會帶壞整個國家的風氣。例如，宋代初期，統治者提倡節儉，穿著樸素，節約了資源。但到了宋代中後期，統治者追求享樂，使奢侈之風席捲宋代，影響社會風氣。相反，如果統治者有德有才，那麼這個國家一定能夠興旺起來。君主優，國家興;君主劣，國家衰。國家的命運，掌控在統治者的手中。
統治者的品行很重要，政策也很重要。元太祖忽必烈大力發展農業，禁止貴族圈佔農田為牧場，使農業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漢武帝任用霍去病、衛青等大將，反擊匈奴，收復失地，開疆拓土，名垂青史。而清朝統治者閉關鎖國，嚴密監視海外貿易，既得不到西方先進的技術，也看不到世界的局勢，使中國走向衰敗，遺臭萬年。政策，也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強弱。
一個國家的興衰，與統治者有莫大的關系。

『貳』 求一篇3000字，中國近代史論文

你的論文准備往什麼方向寫，選題老師審核通過了沒，有沒有列個大綱讓老師看一下寫作方向？
老師有沒有和你說論文往哪個方向寫比較好？寫論文之前，一定要寫個大綱，這樣老師，好確定了框架，避免以後論文修改過程中出現大改的情況！！
學校的格式要求、寫作規范要注意，否則很可能發回來重新改，你要還有什麼不明白或不懂可以問我，希望你能夠順利畢業，邁向新的人生。
1、論文題目：要求准確、簡練、醒目、新穎。
2、目錄：目錄是論文中主要段落的簡表。（短篇論文不必列目錄）
3、提要：是文章主要內容的摘錄，要求短、精、完整。字數少可幾十字，多不超過三百字為宜。
4、關鍵詞或主題詞：關鍵詞是從論文的題名、提要和正文中選取出來的，是對表述論文的中心內容有實質意義的詞彙。關鍵詞是用作機系統標引論文內容特徵的詞語，便於信息系統匯集，以供讀者檢索。每篇論文一般選取3-8個詞彙作為關鍵詞，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題詞是經過規范化的詞，在確定主題詞時，要對論文進行主題，依照標引和組配規則轉換成主題詞表中的規范詞語。
5、論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稱前言、序言和導言，用在論文的開頭。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寫出作者意圖，說明選題的目的和意義,
並指出論文寫作的范圍。引言要短小精悍、緊扣主題。〈2）論文正文：正文是論文的主體，正文應包括論點、論據、
論證過程和結論。主體部分包括以下內容：a.提出-論點；b.分析問題-論據和論證；c.解決問題-論證與步驟；d.結論。
6、一篇論文的參考文獻是將論文在和寫作中可參考或引證的主要文獻資料，列於論文的末尾。參考文獻應另起一頁，標注方式按《GB7714-87文後參考文獻著錄規則》進行。中文：標題--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標題--出版物信息所列參考文獻的要求是：（1）所列參考文獻應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讀者考證。（2）所列舉的參考文獻要標明序號、著作或文章的標題、作者、出版物信息。

『叄』 求一篇中國近代史的論文，要2000-3000字左右

有人說，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說，辛亥革命失敗了。但我認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沒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敗。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更具有完全意義的民主革命，中國人民「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這場革命。
由於資產階級和同盟會的組織和領導，提出了比較完整的革命綱領，在廣大工農和其他勞動群眾多種方式反抗斗爭所匯成的革命怒潮中，趕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專制統治，從而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這個共和國產生了一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性質的文獻。雖然這部文獻不久被北洋軍閥廢棄，但經過這次革命，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擊了封建勢力，民主主義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為這樣，辛亥革命後，袁世凱洪憲帝制，張勛的復辟帝制，都是曇花一現，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辛亥革命也為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作了思想准備。
辛亥革命也給帝國主義沉重的一擊，雖然資產階級沒有明確提出反帝政治綱領，但正如毛澤東所說：「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所以列寧把辛亥革命視為「亞洲的覺醒」，但帝國主義利用反動的清政府統治來打破中國人民的美夢。自清政府垮台後，帝國主義妄圖扶植新走狗，但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個接一個被中國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動勢力對中國人民的壓迫。
再深透點講，辛亥革命實際上也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雖然革命失敗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民國成立後，國內實業團體紛紛成立，開設工廠、設銀行都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裡有了顯著的增大，無產階級隊伍也日益壯大。
辛亥革命還打落了亞洲第一個皇冠，具有國際意義。辛亥革命沉重了打擊了帝國主義，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對於世界人民，特別是東方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個巨大的鼓舞。在中國革命影響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屬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廣泛掀起民主革命運動。中國人民的革命將給亞洲帶來解放，使歐洲資產階級統治遭到破壞。
總之，辛亥革命的偉大功績為中國的發展趨勢，鋪開了一條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倉促，到手的乃是不徹底的勝利。

『肆』 中國近現代史發展歷程論文

中國近現代史，是指中國自1840年以來直至現在的170多年的歷史。

中國近現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質來說，是中國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眾和仁人志士為救國存亡而英勇奮斗、艱苦探索的歷史；

是中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偉大的艱苦的斗爭，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贏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

是中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把一個極度貧弱的舊中國逐步變成一個初步繁榮昌盛、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歷史。

1840年鴉片戰爭-1919年五四運動為近代， 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性質轉變，由封建社會轉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1919年五四運動-1949新中國成立為現代。

(4)近代經濟發展史論文擴展閱讀：

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及因此而簽訂的《南京條約》，包括香港的割讓。

中國的近代史因此而具有兩個鮮明的特徵：

其一是中國無力保衛自己免於侵略；其二是中國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條約。

新中國成立後的1954年，胡繩在《歷史研究》創刊號上發表《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引起了近代史學界的強烈關注和熱烈討論。

在文章中，胡繩非常明確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間，也就是說，以五四運動為分野，在此之前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為近代史；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開始取代民族資產階級成為民主革命的領導階級，此後則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是為中國現代史。

胡繩的這一主張，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可。

從這時開始，中國歷史學界出現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的明確分界，分界線就是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

『伍』 請問中國60年經濟發展歷程（論文形式最好啦~ ）

我無語了，媽媽，你們這是作業么。。。你在這里提問基本不會有人回答出來的，建議你還是去網路網頁裡面自己搜索一下資料吧

『陸』 求一篇中國近代史論文，有關於經濟變化的的（）

美國學者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研究
美國學者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研究的興趣在於界定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問題並由此而展示解決問題的方案。由於受到原始資料的限制，學者們得出的結論很不一樣，甚至對同一地區使用同一套資料得出的結論也不同。正如馬若孟(Ramon Myers)指出：他和黃宗智(Philip Huang)及杜贊奇(Prasenjit Duara)都利用滿鐵（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30-1940年代在中國農村所做的調查資料對近代華北農村經濟做了研究。在他1970年出版了《中國農民經濟》一書後，美國學術界對其做了否定的批評，認為他的結論是錯誤的，過多地使用了日本人的資料；而黃宗智和杜贊奇在1980年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與《華北農村的文化、權力和國家》中得出與馬若孟南轅北轍的結論後，學術界卻稱贊他們的見解新穎獨到。到了1990年代，絕大多數歷史學家又認為馬若孟對史料的運用是准確的。（註：馬若孟著、史建雲譯：《中國農民經濟》，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這些研究結論的不同和學術界的反復恰恰表達了美國學者對歷史資料的重新認識，對中國農業經濟和中國革命的重新理解，以及他們意識形態的取向。

一、卜凱和研究近代中國農業經濟的起源

完整理解美國學者對近代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必須從卜凱(John Lossing Buck)開始，因為卜凱不僅劃時代地建立起了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一套最完善的調查資料，並且他對中國農業經濟的看法一直影響著後來的學者。而卜凱太太賽珍珠(PearlBuck)在1931年出版的寫中國農村的小說《大地》不僅當時獲得了普利策和諾貝爾文學獎，並且至今仍是許多美國高中的指定讀物，常成為普通美國人認識近代中國農村的第一本書。（註：New Hanover County Library,"High school summer reading list",North Carolina,summer,1999.）《大地》講述中國貧農王朗(Wang Lung)由苦幹而變為地主的故事，其中展現了卜凱對中國農村的認識：中國農村存在著平等的機會，只要肯干，就有可能上升。

卜凱1914年畢業於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院，1916年到達安徽淮北傳教，1920年受康乃爾大學的校友、金陵大學農學院院長芮斯納(John Reisner)的邀請擔任了金大農學院農業經濟學的教授。1924年卜凱回到康乃爾，於1925年完成農業經濟學碩士學位後又回到中國。19世紀30年代，卜凱在出版了《中國農場經濟》和《中國土地利用》兩書後，廣泛被尊為世界上關於中國農業經濟最優秀、最權威的學者。

卜凱是從農場經營的角度來認識中國農業經濟的。在他看來，從經營的角度，或者說從農業投資、管理、產出、收入這些范疇來分析，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主要問題是廣義技術上的「落後」，除此以外沒有其它特別嚴重的問題。中國農業經濟直到15世紀以前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初，歐洲和北美前進了，經歷了農業革命和商業革命，而中國的農業生產卻沒有進步。因此，對卜凱來說，解決近代中國農業問題的辦法實際上很簡單：改善農業經營的方式，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卜凱為此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一整套、共108條改進農業經濟的建議，其中包括建立農村金融設施、使用良種與化肥、改善交通運輸條件等等。（註：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62-165,181-183.）

卜凱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看法在30年代初發表後就受到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批判。1930年代陳翰笙、錢俊瑞等曾在《中國農村》雜志上撰文批評卜凱對中國農業的調查方法和結論。他們認為卜凱沒有使用地主、富農、貧農等這樣一些概念去調查，因此無視中國土地的分配不均，沒有看到中國的租佃剝削關系。（註：雷頤：《中國農村派對中國革命的理論貢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07-126頁。）卜凱當時沒有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批評作出直接的反應，但他顯然認為自己對中國農業的看法是正確的。卜凱於1922年第一次在安徽蕪湖對102個農戶經濟做了調查；然後在1922-1924年對中國7省17個地區2866家農戶經濟做了調查，最後1929-1933年研究中國土地利用時調查了22省168個地區近16786家農戶。這些調查使卜凱對中國的農戶結構與土地得出的結論為：華北80%以上是自耕農，長江流域自耕農為60%左右，在四川和廣東自耕農為50%左右，並且中國自耕農平均擁有3.1畝（1英畝＝6.07畝）地。（註：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175-178,184;Joseph Esherick,"Number games",in Modern China,1981,vol.7,no.4,pp.387-411.）即在卜凱眼裡，中國農村是一個以小自耕農為主的社會，土地分配並沒有特別不均。此外，在租佃關繫上，西方的佃農比例比中國要高得多：中國農民中有23%為完全佃農（不包括半佃農），美國的完全佃農占農民總數的38%，英國的完全佃農占農民總數的89%，但英美都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因此，認為佃農率高了便會導致剝削和農業生產的停滯並沒有其必然性的依據。（註：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

陳翰笙等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對卜凱批評的要點是認為卜凱沒有把中國農村的問題看成是一個社會問題。美國學者史特羅斯(Randall Stross)在1980年代也指出：卜凱從美國農業經濟教科書的觀點來認識中國農業經濟，對中國農村的社會問題視而不見，因此沒能正確認識中國農業的經濟問題。史特羅斯舉例說，卜凱在1920年剛去金大農學院要教4門課：農業經濟、農村社會學、農場經營、農場工程，而他手頭主要參考書只有康乃爾大學農學院教授華倫(George Warren)1913年所出版的《農場經營》一本教科書。不僅他的4門課全從這本教科書發展起來，並且他對中國農業經濟的認識也以這本書為基礎。而這本教科書是從經濟學角度談如何經營300英畝理想規模的美國標准家庭農場，不能真正用來詮釋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問題。（註：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p.162-164,216.）但卜凱畢竟對中國農村經濟做過大規模的調查，並且對中國農村的社會問題也有認識。例如，卜凱向國民黨政府進言108條建議中曾提出要把租佃率做公平的調整。但卜凱顯然不認為租佃率等這樣一些社會問題是建設中國農業現代化的主要障礙。此外，正如卜凱在《中國土地利用》一書的第一頁所表白：他不準備「從農民和其他社會階級之間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系來考慮所謂的土地情況」。（註：John Lossing Buck,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Nanking:Univeristy of Nanking,1937,vol.1,p.1.）換句話說，卜凱認為他只是一個美國人的中國農業經濟學家，他的責任是認識中國農業的經濟問題並提出解決的方案，而不是中國農村的社會問題；社會問題需要通過政治和社會政策來解決，這不是一個農業經濟學家的責任，而是中國政府的責任。

因此，從卜凱開始，不僅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實證研究發展了起來，並且對中國近代農業問題的認識也分成了兩種觀點。卜凱認為中國近代農業問題主要是經濟問題，解決的方案是廣義的技術進步。這一思路形成了後來瑞斯金(Carl Riskin)所稱之為的「技術學派」。陳翰笙等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1930年代也對中國農村的局部地區做了一些調查，使用了階級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結論是中國農村最主要的問題是土地分配不均，因此解決的方案是重新分配土地和財產。這一思路形成了瑞斯金所稱之為的「分配學派」。技術學派的觀點曾成為國民黨政府制定農業政策的基礎，而分配學派的觀點則成為共產黨社會革命的理論基石。（註：Carl Riskin,"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in Dwight 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49-84.）

二、中國革命的沖擊和1970年代關於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辯論

卜凱的技術學派觀點很快受到了中國革命強有力的挑戰，使得分配學派的觀點在1949年之後一度為許多美國學者所接受。如果中國的農業經濟的問題不是社會問題，那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為什麼會展現為一場農民的社會革命？或者說如果卜凱的觀點正確，那麼中國革命便不會有社會經濟的動源。然而，當人民公社與大躍進災難性後果逐漸展露出來後，美國學者又禁不住要問：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對農業問題的正確性又在哪裡？

正是在這種對中國農業問題的不確定認識之中，馬若孟在1970年出版了他的經典性著作《中國農民經濟》。馬的這本書寫的是河北和山東，或中國的華北。馬在60年代為這本書做了充分的研究准備，利用了大量的滿鐵資料，並與當年滿鐵在中國的調查人員做了許多訪談。

馬若孟認為：理解近代中國的農業經濟不能只依賴於1930年代前半期的調查資料，因為這正是中國農業經濟受到1929年以來世界性經濟大蕭條沖擊的時刻；陳翰笙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們在1933-1936年所做的調查只回顧了10年左右的時間，因此必然會得出中國農業經濟惡化和農村社會破產的結論。馬若孟把他的研究范圍確定在1890-1949年之間，即考察從19世紀末期中國向西方敞開大門開始到20世紀中期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一段相對長的時段。馬對滿鐵所調查的沙井村等河北與山東的村莊資料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得出了與卜凱一樣的結論：近代中國農業經濟的問題是廣義上的技術落後，它沒有其它大毛病。（註：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292.）

馬若孟認為：首先，在1890-1937年間中國的農業產量的年平均增長速度超過了人口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雖然超過的幅度只有很小，但它表明中國的農業生產並沒有因人口的壓力而導致人均產量的下降。第二，在外國和國際市場的影響下，中國的華北農村經歷了商業化，使農民受益，並在長時段里維持了人均收入水平。第三，華北農村的地權不平均，但它沒有變得更不平均。滿鐵的資料顯示：自1890年以來，華北的大土地所有者逐漸消失，而佃農和雇農的比例也有所下降。這兩個變項說明中小地主和自耕農的增多，地權分配實際上可能變得相對平均。這些變化與商業化的發展和農村中的分家有關。商業化使種植經濟作物和從事手工業的貧困農民有機會增加收入和購買土地，而農戶在兒子們中間的分家則使土地所有權分散化。第四，華北的租佃關系變化比較有利於佃戶而不是地主。1880-1930年，華北的租佃關系逐漸從實物分成地租轉向實物定額地租。而在這一時期，華北農產品價格上升，在1913-1938年間上升了40%。在實物定額租下，佃農一方是農產品價格上升的主要受益者。而在災害年成時，佃農又經常回到實物分成租去，以使地主也承擔部分由歉收所帶來的損失。因此，華北的租佃關系並沒有變得不能容忍。第五，最關鍵的是華北與中國有著競爭性市場，即人人都有權利和機會自由進入市場交易，沒有任何個人或集團能以使用非經濟力量來操縱市場價格來為自己牟利，而這一點正是中國農業能最後籍以市場經濟以獲得發展的關鍵。在滿鐵資料里，馬若孟沒有發現華北有不利於競爭性市場的因素或條件。（註：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07-210,220,229.247-257,292.）

因此馬若孟認為，發展中國農業經濟的關鍵在於廣義的技術進步，比如發展農業教育與科研以培育農業人才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建造基礎性的設施以便利農民進入市場，建立新型的農業金融機構使較貧苦的農民也能獲得生產進步所需要的資本等。（註：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13-214,292-295.）馬若孟比卜凱在研究上更進了一步。卜凱是通過他的學生們在中國農村以問卷方式普遍性但比較粗糙地建立起他的數據性資料和相應的觀點，而馬若孟則是基於滿鐵調查員對一個個村莊進行長期細致的調查，其論述涉及了家庭經濟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從微觀上補正了卜凱的基本思想。卜凱認為中國地主土地的擁有量太小，不足以使他們構成一個獨特的社會統治階級，而馬若孟更通過對競爭性市場的考察，證明地主的超經濟強制性剝削在市場上並不存在。

馬若孟對中國近代農業經濟的觀點在1970年代遭到了批評並引起了辯論。批評者中最為嚴厲的是黃宗智。黃諷刺說，如果近代中國農業經濟是象馬若孟所論證的那樣為一片機會平等的土地，那麼窮人之所以窮則豈不是要埋怨他們懶惰和在農業生產上不夠聰明能幹嗎？黃宗智利用滿鐵的資料，舉出河北沙井村的農民杜鄉（音）為例。沙井村人均有3.1畝土地，而杜鄉家9口人共有11.5畝，人均只有1.3畝。由於土地不足，杜鄉租種了7畝地，而租這7畝，杜鄉要先繳100元的租佃押金，這對已經負債的杜鄉來說更是雪上加霜。沒有足夠的土地，杜鄉家將永遠負債貧窮。因此，土地分配的不均是窮人期望改變和中國革命的社會經濟原因。（註：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Revolutionaries Versus Western Scholarship,"in Modern China,1975,vol.1,no.2,pp.132-160.）

但要從伊懋可(Nark Elvin)的理論看來，把土地分給杜鄉並不解決問題。沙井村人均只有3.1畝土地，把這些土地重新拉出來平均分配一遍有什麼意義？它既不能改變沙井村人多地少這一事實，也不能根本性為沙井村實現農業的現代化。無論3.1畝或1.3畝，數量都微不足道。伊在1973年出版的《中國歷史的范型》一書中認為，中國農業經濟在近代以前就達到了所謂「高度均衡陷阱」，即農業的傳統技術已發展到了頂點，資源的使用也發展到了頂點，人口的增長也達到了農業耕作所能支撐的頂點，使得農村的生活只能維持在生存線水平，經不起自然災害和戰爭等人為破壞。跳出這個陷阱需依靠工業革命，但中國卻恰恰缺乏工業革命一項最起碼的條件：資本。由於人口壓力和農業停滯所造成的糧食和其它物價的上漲，中國無法積累起剩餘的資本而自己跳出高度均衡陷阱。（註：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310-319.）因此伊懋可的理論表明，平分土地沒有意義，因為土地已經稀少，並且越來越難以支撐日益增長的農村人口。假如沙井村將土地平分了，過20或30年後人均地下降到1.3畝，那麼整個村莊都可能會象杜鄉家一樣困難重重。而事實上在長江三角洲江南的一些地區，1930年代人均土地已經只有1.3畝左右（松江區為1.1畝，無錫和江陰縣各為1.4畝）。（註：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p.342.）因此，從平均分配土地這一思路來認識和解決中國農村的經濟問題不見得正確。

黃宗智給出的另一例是沙井村農民楊澤（音）。楊澤在1941年38歲，有35畝土地，家裡5口人中3個為未成年的孩子，人均土地佔有量超過了村莊人均佔有量的2倍。村裡能乾的農民最多能種20畝地，所以楊澤應該請一個長工。但楊只是請一個兩個月的短工，基本上依靠自己耕種。黃宗智想證明，楊的人均之上的生活水平主要是得益於他繼承了較好的土地，否則楊也會象杜鄉一樣貧困欠債。可是楊澤畢竟一個人耕種了35畝。因此黃解釋為：楊澤或是非同尋常地強壯與勤勞、或是其妻也參加了非同一般多的生產勞動。但楊的3個孩子分別為13歲、4歲、1歲，其妻參加田間勞動的可能性可以說幾乎沒有。（註：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因此，說楊澤因聰明能幹而維持了人均之上的生活也未償不可。

當然，黃宗智舉證杜鄉的例子要點在於說明租佃制度的剝削性，對此馬若孟則以租佃契約來說明租佃是一種合理的經濟關系。沙井村的租佃契約形式已經延續了幾百年。無論是書面還是口頭契約，地主與佃戶都協商了各自的利益，並且這些權益在幾個世紀中都得到了嚴格的遵守。佃戶沒有為地主做非農業生產性的勞役，在契約之外並不存在強制的剝削。而在契約之內，權益則是由雙方議定，具有互惠性。由於租佃基本上是短期，在地主提出的契約不合理時，佃戶可以不接受而改換到本村或外村的地主家。所以在馬若孟看來，不能說有租佃關系就是剝削，而是要檢驗這種租佃關系賴以存在的法律或習慣的基礎是否合理。沙井村的租佃習慣上長期遵守互惠，契約中沒有顯示出一個集團或個人強加於另一個集團或個人的經濟意志，因此，該村的租佃關系應該是合理的。（

『柒』 我想寫一篇有關中國近代史經濟發展的論文，哪位能給列過提綱之類的不好下筆啊！

朋友，我有你想要的論文，你可以給我發簡訊，「我要論文，題目，字數，回幾天之內要」，例答如「我要論文，小銀行的發展前景，15000字，三天之內」電話號碼1
3
0
6
6
5
0
4
8
5
0扣扣號碼1
2
2
4
8
2
2
2
7
1。我會盡快回電的。

『捌』 求一篇大學近代史的論文2500字以上

淺談孫中山三民主義系統性
20世紀初，孫中山總結了歷史教訓，吸取了前人成果，順應了主張反侵略和改革的各派勢力互相接近的趨勢，進行了思想創新。他認識到，要想使中國擺脫殖民陰影，克服積貧積弱，必須改變一盤散沙的局面，使各階級各階層中不甘淪亡人們的力量不致因內耗而使民族的總體力量下降。要解決中國社會的再組織問題，必須有一面共同的旗幟，這就是三民主義。民族主義：辛亥革命前，孫中山民族主義的基本內容，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以滿洲貴族為首的清政府，力求避免被帝國主義「共管」或「瓜分」的命運，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首先，他吸收西方近代民族觀，探討了民族的起源、定義和本質。指出，民族的形成來自五種自然力，即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把民族的產生與經濟、文化和風俗習慣等因素聯系在一起。其次，他以西方近代政治觀來論證自己的民族主義思想。認為「民族主義就是為國家自由」，就是林肯所說的「民有」。再次，他參照西方近代民族理論，提出了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設想。指出中國應效法美國，把中國各民族融合成一個中華民族。民權主義：辛亥革命前，孫中山民權主義的基本內容，是以國民革命為手段，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平等、民治、民主立憲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實行政治的民主化。他以自由、平等、博愛來解釋三民主義，認為國民革命就是「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自由、平等、博愛既是三民主義思想的精神支柱，也是民權思想的具體體現。只有全體國民都具備民權思想，認識到自己的職責，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國。怎樣才能使民權發達？他認為應培養人們的集會觀念和能力。數千年來，封建統治者嚴禁人們集會，剝奪了人民的政治權利，致使中國人不具備集會的原則、條理、習慣和經驗，成為「一盤散沙之民眾」。這種國民素質無法適應時代的要求，必須改變。他在建設民權主義理論和設計國家政治制度時，還吸收了孟德斯鳩提出的互相制衡、防止專制的分權理論。在《民權初步》一書中，他提供了詳細的民權程序，大到集會的組織和原則，小到每一個細節，告訴人們如何開會、發言、表決，如何當會議主席，如何作提議等等，甚至羅列出種種格式和樣本。民生主義：辛亥革命前，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內容可以概括為兩點，平均地權和發展近代經濟。土地問題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最重要的問題，一切社會重大問題的解決無不與之相關。農民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軍，不發動農民參加斗爭就不會有強大的民族民主運動，而欲發動農民，就必須推翻封建土地制度，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以「平均地權」作為動員農民參加革命的口號，確實看到了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對於爭取革命成功的重要性。他還提出「核定地價，漲價歸公」，著眼於工商業發展後的城市土地問題。關於發展近代經濟，孫中山在1894年提出，只要「人盡其才，地盡其力，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中國就可以變為「駕歐洲而上之」的富強國家。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在《實業計劃》中提出了大規模引進外國資本和技術，全面開展經濟建設，實現工業和農業現代化的方案。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中，民族、民權、民生三者不再分離，而是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發揮作用：民族主義是在近代經濟薄弱，中國各地的經濟聯系尚未充分發展的情況下，人們基於共同歷史和共同文化，因抵抗西方侵略而產生的感情聯系紐帶，是民權民生得以實現的文化背景；民生主義是解決貧富懸殊，使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是民族民權得以實現的經濟依據；民權主義符合近代歷史潮流，為民族民生的實現創造必要的民主氣氛和群眾基礎。三者互為前提，互為因果，具有內在的不可分割的組織性。對於民族、民權、民生三者的內在聯系，孫中山指出，他所進行的革命，是要把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一起解決。他說：「我們推翻滿洲政府，從驅逐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作。」又說：「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現之，又不能使之遽去。我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於後也。」他在考察了外國的現代化，分析了其經驗教訓後，認識到即使建立起現代經濟體系和民主政治，如果不解決貧富懸殊問題，也不是真正的現代化。為了避免歐美的弊病，孫中山決心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即「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從策略上看，這種「畢其功於一役」的辦法不符合革命階段論的原則，但從戰略上看，它卻正確指出了在中國這樣的經濟落後國家實現現代化的社會組織方式。在研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時，不但應分別考察其各個部分，更要從整體的角度加以把握，才能認清三民主義對集合革命力量，推翻帝制，建立民國所起的巨大作用。孫中山繼承了太平天國反對民族壓迫思想的合理內核，在相當程度上拋棄了其狹隘的種族復仇成分，並與反帝思想相結合，形成了近代民族主義。他的民族思想不僅為主張反清的各個派別所擁護，而且為主張反帝的各派勢力所支持，甚至吸引了主張反帝愛國的保守勢力，具有更加廣泛的代表性。他批判了帝制思想，吸取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精華，得到新一代知識分子的支持。他提出了反封建的土地綱領，使農民和資產階級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滿足，又因其贖買政策而不致過分觸犯地主階級的利益；他發展近代經濟的設想，不但符合民族資產階級的理想，也不違背地主階級中主張富國強兵那一部分人的願望。總之，孫中山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既考慮革命的首要目標，也兼顧各派的主要利益，把由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利益所反映出來的那些有著或松或緊聯系甚至彼此沖突的思想，用系統論加以整合，在民族、民權、民生的相互作用中加以協調，科學地闡明了爭取民族民主革命勝利的戰略原則。在三民主義思想中，民族、民權、民生思想不再是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聯系，這就各個階級各個階層提供了有效的溝通渠道，使各派勢力能夠在共同的目標下協調行動，大大增強了中華民族整體的斗爭力量。建立在系統論基礎上的三民主義思想對於中國反帝反封建運動有著極大意義，以此為指導，中國革命的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第一，三民主義對各派思想的積極因素兼容並蓄，使之成為各種改革派別都能接受的理論體系，統一了革命目標。第二，它促進了各革命派別的團結，使各階級各階層先進分子的斗爭不再分散進行，而開始匯聚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在三民主義提出後僅僅兩年，就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統一的資產階級政黨同盟會，使中國的反封建斗爭擺脫了各自為戰的狀況，有了有組織力量的領導。第三，它促進了反帝反封建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據統計，加入同盟會及其外圍組織的不僅有資產階級革命派，還有資產階級維新派、農民、地主、會黨成員、工商業者、知識分子，甚至包括部分清朝官吏和相當一大批清軍士兵，其參加者的階級和階層之廣泛，是以前歷次改革和革命運動所沒有的。第四，它加速了封建陣營的分化瓦解。太平天國時期，各地的地主階級分子紛紛組織團練，瘋狂鎮壓農民起義，他們的活動對於延續清王朝的壽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辛亥革命中，漢族地主的態度卻大為不同，很多人觀望中立，積極維護滿清統治的人相對減少，甚至相當一部分人倒向反清營壘。第五，它加速了清王朝和封建專制的崩潰。在三民主義提出以後僅僅八年，以同盟會為領導的革命力量就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綿延兩千年之久的封建專制統治，顯示了推動歷史前進的巨大作用。

『玖』 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論文該怎麼寫

論洋務運動

中國近代處於過渡時代。從獨立國家變為半殖民地(半獨立)並向殖民地演化，這是個向下沉淪的過程；從封建社會變為半封建(半資本主義)並向資本主義演化，這是個向上發展的過程。兩個過程相互矛盾，又相互連結、相互制約，沒有國家的獨立，就不能保證社會的真正進步，而沒有社會的進步，則無法贏得國家的真正獨立。
阻止帝國主義滅亡中國和推動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根本力量在於人民，在於人民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反侵略反壓迫的英勇斗爭。反抗英國鴉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聯軍侵略的兩次民族戰爭，反抗清朝統治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就是這種人民的偉大斗爭。洋務運動不屬於人民的反抗運動。它的歷史地位、歷史作用決不能和人民的偉大斗爭相提並論。不過，從另一方面看，在洋務運動和人民斗爭之間，又存在著曲折的聯系，洋務運動可以說是民族戰爭和農民戰爭的副產品。封建統治階級中一部分有識之士，被民族戰爭的炮火所驚醒，探索戰爭勝敗的因由，利用農民戰爭所造成的新局勢，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緩慢地逐步朝資本主義方向挪動，在暗地裡或客觀上為中國的獨立和進步積累著物質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屬於人民的反抗運動而完全抹煞。
從林則徐、魏源的引進洋炮、仿造戰船、「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到馮桂芬、李鴻章的「采西學」、"制洋器」、「師其所長，奪其所恃」，一脈相承，明顯地表現出他們在民族戰爭炮火的洗禮下，為抵禦外侮而不惜「以夷變夏」的清醒的認識。向當時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學習，是近代中國爭取獨立和謀求進步的根本道路。
在19世紀60年代，曾經一度出現過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的另一種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經過農民戰爭摧毀清朝統治。太平天國取得全國性勝利後，推行由洪仁牙設計的、全面向西方學習的《資政新篇》的方案。這種前景也許比日本的明治維新更加光輝奪目。但是，太平天國畢竟是失敗了，可能沒有成為現實，燦爛的前景只不過是某些歷史學家們一廂情願的假設．嚴峻的歷史事實卻是：農民戰爭打亂了封建統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舊權貴，打破了清朝「太阿從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沒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種局勢，使李鴻章等人能夠依靠鎮壓農民戰爭而嶄露頭角，成為新權貴；這些新權貴憑藉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權柄，在太平天國的廢墟上，把林則徐、魏源等人開其端緒的學習西方的主張著手付諸實施，並擴展開來，持續達數十年之久，形成了一個「圖富強」的洋務運動。對於李鴻章等人來說，鎮壓太平天國農民戰爭，自然是罪惡滔天；但鎮壓之後，他們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進取，為國家富強而向西方學習，為學習西方而對當時的封建頑固勢力進行斗爭，他們的所作所為，至少在客觀上導致了資本主義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務運動表現了中國社會進步的不可逆轉的趨勢，曲折地反映了農民戰爭的偉大歷史作用。
清朝二百年極端專制主義的封建統治和閉關鎖國的反動政策，嚴重地阻得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戕害了資本主義因素的成長，以至歷史進入了近代卻還沒有誕生資產階級。向西方學習的任務，在始初階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階級的開明派來承擔。洋務運動既然是地主階級向西方學習的運動，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質。後來被概括為』中學為體，酉學為用」的口號，恰當地體現了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封建主義是地主階級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務派並沒有破毀這個根基的意願，而只是想在這個根基上嫁接點資本主義，本意甚至還在於強化這個根基。要求地主階級不去維護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為地主階級，企圖在封建根基上嫁接點資本主義，還應該說是一種進步的傾向，開明的表現。因此，「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在向西方學習的始初階段仍有其積極意義。「中學為體」，歷來如此，沒有人反對，也沒有人提出異議，並不需要特別強調或者著力捍衛，洋務派揭櫫「中學為體」，無非企圖表明他們不是離經叛道。「西學為用』則是具有實踐意義的新思想，它針對封建頑固派妄自尊大、拒絕一切外來新知識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強調必須向西方學習。如果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內，便不難看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開始時的著眼點在於提倡和保護引進西學，只是到了後來，當資產階級維新派要求改變封建專制主義、實行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度的時候，這個口號才具有抵制維新的反動性。
洋務運動從發生、發展到政治上破產的過程，大體上反映了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認識由淺入深的過程。堂堂天朝「受制於小夷」，是對外戰爭失敗的結果，因此，首先引起人們注意並提到日程上來的，是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以及與軍事相聯系的科學技術。洋務派大辦造船、制炮等新式軍事工業，開始改變了中國軍隊專恃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落後狀況，井培育了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和科技人材。隨後，洋務派進一步認識到經濟力量是軍事力量的基礎，「必先富而後能強」，於是學習西方的經濟設施被提上了日程。開礦藏、辦工廠、架電線、修鐵路，古老的中國出現了第一批大型的新式工礦交通企業，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也開始逐漸成長起來。再後，當人們認識到西方的經濟設施必須有相應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獲得成效的時候，也就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逐漸成熟的時候，洋務運動也就瀕臨政治上破產之日了。洋務派的實踐證明，資本主義之苗是不能在封建主義根基之上茁壯成長的，不是苗的枯萎便是根基的破裂，而這一點，卻是封建性十分濃厚的洋務派所始終無法理解的。事與願違，恰好說明洋務運動在這方面的客觀進步作用。
洋務派不僅封建性十分濃厚，而且對外往往具有很大的妥協性，這是他們的階級屬性所決定的。他們作為地主階級開明派的代表，力量非常軟弱。和廣大人民處於對立地位，是他們本身軟弱無力的根源。上有深恐大權旁落的專制朝廷的壓力，下有盤根錯節的封建頑固勢力的牽制，洋務運動聲勢不小，成效甚微。李鴻章對比明治維新說；「日本蓋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並力，則財與才日生而不窮。中土則一、二外臣持之，朝議夕遷，早作晚輾，固不敢量其所終極也。』所以中國「有貝之財，無貝之才，不獨遠遜西洋，抑實不如日本」1。在中外力量對比日益懸殊的嚴峻形勢下，李鴻章雖然企圖勉力支撐，挽回頹勢，但他鑒於朝廷內外阻力重重，所以缺乏信心，甚至感到前途茫茫，危機四伏，把當時的中國描述為「敝絮塞滑舟，腐木支大廈，稍一傾覆，遂不可知』的慘象，發出了「東西各國日益強盛，中土一無足恃」的悲鳴。軟弱必然產生妥協．每當帝國主義肆意欺凌的時候，千方百計地避免和外國兵戎相見，成為李鴻章外交政策的特色，並因此招來「賣國賊」的惡謚。但是，妥協避戰和圖強禦侮並不是絕對互相排斥的．避戰屬於外交，圖強屬於內政，兩者並不完全是一碼事。洋務運動屬於內政范圍，積極加強國防建設，增強軍事實力，努力從事經濟建設，謀求保護利權，都很明顯地具有圖強禦侮的意義。至於成效大小，則受著主客觀各種條件的制約，不能單純以成敗評論是非功過。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的失敗，豈可歸咎於洋務運動的興辦?從洋務派到資產階級維新派以至資產階級革命派，都存在一種錯誤的認識，即所謂「患之有無，不在外而在內」，以為只要國家富強了，外患就自然可以消除，並因自身的軟弱而不敢正面反對帝國主義。同盟會的〈對外宣言〉公開聲明：「所有中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權利，一體保護」(《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第3頁)。這不正是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承認列強在華侵略特權嗎?明白這一點，對李鴻章所說的「各國條約已定，斷難更改」、「居今日而日攘夷，日驅逐出境」，純屬「虛妄之論」，也就可以理解了。怎麼能用資產階級革命派尚且不能達到的高度去要求洋務派呢?
洋務運動時期尚處於世界「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歐美列強還沒有完全操縱中國的財政經濟命脈和軍事政治力量，中國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也還沒有形成．因此，把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定性為「買辦官僚」，把洋務運動期間興辦的「官督商辦」企業定性為「官僚資本」，都是需要重新進行深入研究的。至於引用甲午戰爭以後的某些材料來證明洋務運動的買辦性，井由此肯定它是一個反動的、賣國的運動，那就更加難以令人首肯了。甲午戰爭以前，幾乎所有進步人士都支持和擁護洋務運動，即使有所批評，也屬於條陳和建議的性質，其目的是希望洋務運動搞得更好一些，而反對洋務運動的大都是封建頑固派．甲午戰爭期間，系軍事、外交大權於一身的李鴻章怯戰求和，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從而聲名狼藉．但甲午戰爭以後，維新派首領康有為等雖然反對李鴻章，卻不反對張之洞，革命振首領孫中山等則直到1900年還對李鴻章抱著某種幻想。此中消息，是值得參酌的。
清朝初年，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謂「經世派」，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為代表，他們有鑒於明末農民戰爭，總結明朝亡國的教訓，批判理學家的空談誤國，主張經世致用，改革時弊，講求富國強兵之道．從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皇帝唯恐這個學振不利於愛新覺羅一姓的統治，採用提倡理學、獎勵考據，編纂群書以及文字獄等種種手段，斬斷了這個學振的流傳。但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知識分子是具有關心國家命運的優良傳統的．鴉片戰爭前後，面臨歷史的大變局，林則徐、龔自珍、魏源等人又拾起顧、黃、王的余緒，並把富國強兵之道引為向西方學習。經過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遠承顧、黃、王，近繼林、龔、魏，興起洋務運動，把向西方學習的富國強兵之道付諸實踐。他們盡管具有這樣那樣的嚴重弱點和局限性，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乃至罪行，但比起那些不辦實事、空談禮義而且對辦事者多方掣肘、挑剔細故的封建頑固派，實在是更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評價歷史人物，只能把他們和前人及同時代的人相比較，否則便不是科學的歷史的態度，難免流於苛求。
洋務運動當然不是成功的運動，歷史已經宣判了它的失敗。首先，外國資本主義並不願意中國富強起來，不斷地採取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乃至軍事的手段進行干擾，而洋務振對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壓力，往往是妥協退讓的。其次，封建頑固勢力害怕他們的根基和權勢遭到破壞，在政治上、經濟上、輿論上進行多方面的鉗制和阻難，而洋務派對於這種壓迫，往往是斗爭不力的。第三，洋務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著洋務運動的生機，諸如企業衙門化、貪污中飽、揮霍浪費、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這個意義上，可說洋務攝既是新式企業的創建者，又是這些企業的摧殘者。洋務運動失敗的經驗教訓，是很值得認真總結並引為鑒戒的。
在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年代裡，為了阻止中國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淪，不同階級的政治代表人物從事過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是這些探索和斗爭的幾個主要表現。這些探索和斗爭統統失敗了，但也都對中國社會的進步起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影響。向西方學習是近代中國社會面臨的重要課題。主張學習西方還是反對學習西方，成為評價近代中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重要試金石之一。洋務運動是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必經階段，不能因為它是地主階級學習西方的運動而抹煞它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