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關於日本政治格局，和日本政治發展的歷史。
日本的政治以日本國憲法所規定的體制為基礎運行。因此，日本是以立憲主義為基礎的國家。另外，日本的司法、行政我在憲法和國會所制定的法律、明文化了的法令為基礎運行的。因此，日本是法治的國家。
日本國憲法規定了主權在民的國民主權。另外，在政治上規定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分別由國會、內閣、法院行使分立的三權。以國會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實行議會民主政治，由國會和內閣協作實行議會內閣制。另外，設置世襲君主天皇作為「日本國的象徵、日本國名統合的象徵」。但憲法規定天皇沒有參與國政的權力。
日本國憲法還規定了地方自治。日本的地方自治指的是全國劃分為47個都道府縣，都道府縣中劃分出市町村，由這兩層地方公共團體擔負自治職能。所有的都道府縣和市町村都設有各自的作為議事機關的議會和作為執行機關的首長（都道府縣的知事、市町村長）。地方公共團體在法律范圍內有權制定條例。
日本國憲法最重要的三大原理是：主權在民、尊重基本人權和和平主義。日本政治以這三大原理及其中最基本的對個人（個人尊嚴）的尊重為基調運行。
所謂政體，按照古希臘亞里斯多德「統治權之所在」這一區分方式，可區分為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等政治形態。然而，近代以來，法西斯國家、政教合一國家、軍部獨裁國家等等的出現，該區分方法已無法與現實應對。
在二戰前的舊憲法下，日本的政體與國體思想一體稱為「天皇親政的神權國家（源自國體明徵聲明）」，是君主制國家。由於作為統治主體的君主的存在，被統治的客體就不稱為國民，而應稱為臣民。因而，舊憲法體現了統治主體的天皇和被統治的客體臣民的關系。現在的日本規定了：
現行憲法規定了天皇是「在國政上沒有任何權力」的象徵
現行憲法沒有君主的規定，自然也不存在「立憲」君主
統治權在於國民，並非戰前的臣民，而是國民
民主作為與大正時代的「君主」的對立概念而出現，正如日本對天皇機關說[1]的排斥那樣，君主和民主也無法同時並存。
綜上所述，現今日本不再以君主制、民主制來加以區分，在政治學和法學上，更多的是稱其為民主主義
Ⅱ 日本政黨政治的特徵，並分析其對經濟發展的貢獻
主要特徵與發展趨向
隨著時代變遷、國內外環境的變化和政治改革的不斷深入，日本政黨政治當前正處於新的發展變革之中。小泉領導的自民黨在此次大選中的勝利，將大大改變日本的政治力量對比，帶來日本政黨政治的新變化。日本政黨政治顯現出以下幾個特徵與發展趨勢。
1.自民黨和民主黨兩大保守政黨對陣的格局在曲折中發展。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構建"競爭型"兩大政黨政治格局逐漸成為日本政治變革和政黨政治重塑的中心目標。在2003年11月所舉行的43屆眾議院大選，以及2004年參議院大選中，日本政局逐漸形成了自民黨和民主黨兩大政黨對陣的格局，兩大政黨制效應逐漸顯現。兩大政黨不僅在國會中占據絕大多數議席，而且圍繞內政外交上的具體議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論戰，主導著政策制定和輿論走向。與此同時，長期堅持維護和平憲法的日共屢遭重創，社民黨也未能擺脫日漸衰退的困境，傳統左翼政黨的生存空間更為狹窄。這次大選，盡管也算是一個"重大意外"（連小泉跟人也沒有估計到的結果），自民黨和公明黨組成的執政聯盟共得到的議席超過眾議院三分之二的席位數。這意味著他們可以強行通過遭參議院否決的法案。也就是說，參議院對聯合政府的監督功能基本喪失了。隨著公明黨在聯合執政陣營中的影響力下降，自民黨有可能走上獨立執政的道路，而民主黨有可能長期處於在野地位。在未來幾年，自民黨"一黨優位制"可能再次顯現。但是，作為最大在野黨的民主當依然是一支強有力的制衡自民黨的力量，兩大政黨競爭的總格局將持續存在，如何進一步消除舊體制影響，理順各種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團的關系，依舊是日本政黨政治變革的重點。
2.主流政黨的政治保守化、右傾化的趨勢得到進一步加強。在國內環境變遷、政治家世代交替等綜合因素的作用下，日本政壇"國家主義"重新興起，"新保守主義"日漸抬頭，並成為主要政黨的共同政治理念。自民黨和民主黨作為同樣都是保守主義性質的政黨，兩者的政策差別日漸模糊，在對待修改憲法、自衛隊是否是軍隊以及追求政治、軍事大國等方面，沒有實質性的差別。在修憲問題上，兩黨都主張修改憲法。據日本《每日新聞》2005年9月13日的報道，在新當選的眾議院議員中，有402人支持修改憲法，佔83.7%；而不主張修改憲法的為36人，僅佔7.5%。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兩黨都打出了回歸傳統的旗號，強化教育的社會統合功能，推行為實現更高的國家民族發展目標而獻身的國家主義。在社會經濟方面，都主張推行新保守主義政策，謀求成為"更加純粹的資本主義"。在政治外交方面，都想努力突破禁區，加速向政治大國、軍事大國邁進。小泉這次選舉勝出，也說明了"國家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在日本民眾中有一定的市場，也預示著小泉在未來幾年都將左右自民黨甚至日本政治的走向。
3.政黨日漸主導政治決策。此前，在日本政治決策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政府，而執政黨的主要任務是大量吸收行政官員參與政策制定與實施。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國內社會結構的變遷，政府官員在政治決策中長期居於主導地位的體制日益成為政治體制變革的最大結構性障礙。為了扭轉這一局面，日本一些政治家試圖通過提高國會議員制定政策的能力、加強國會兩院對行政機構的監督功能、加強首相官邸對各省廳的領導地位、加強執政黨對行政機構的領導作用等多種措施，努力提高政黨在政治決策過程中的地位和黨的執政能力。從目前實施的效果來看，無論是政黨提出和規劃政治決策能力，還是有黨派歸屬的國會議員政策制定能力，都有所提高，主導作用在不斷增強。
4.政黨政治形象仍有待於進一步改善。眾所周知，自民黨是各種派系的聯合體，在"五五體制"下，日本政權的更迭不是發生在政黨之間，而是在自民黨內部的派系之間進行。由於"派閥政治"、"財閥政治"、"金錢政治"的泛濫，長期以來，政黨政治在日本民眾中的形象與腐敗相伴而行，影響了國民對政治的參與熱情，嚴重動搖了各執政黨的執政基礎。為扭轉這一局面，促使政黨政治民主化的健康發展，日本政界採取了改革選舉制度、打破與消除派閥政治等措施來強化政黨政治的競爭性。冷戰後，這種情況雖有所變化，但自民黨的派系依然存在，"派閥政治"依然左右日本政局。這次大選，隨著自民黨內部派系勢力的重新組合，以小泉為主要代表的森喜郎派將"一派獨大"，左右自民黨的政策及其發展。同時，此次大選自民黨煽情的競選策略又進一步刺激了日本的泡沫政治。日本政治泡沫化的主要特徵是："口號政治"蓋過"實干政治"；"形象政治"蓋過"政績政治"；"大眾迎合政治"蓋過"國策政治"。泡沫政治造就了強勢小泉和強勢自民黨，同時也增加了日本政治大變局中的變數。
Ⅲ 日本戰後經濟政治的發展
1、日本經濟現代化的實現，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既有外部條件，也有日本政府和人民自身的努力。
2、戰後初期日本實行的民主改革，推動其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較大的變化，也對社會生產關系作了局部調整，建立起適應當代經濟發展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有利於運用現代化管理手段的企業組織形式和管理體制，從而將國民中蘊藏的勞動智慧和創造力激發釋放出來，成為推動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動力。
3、戰後國際形勢的演變給日本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美國私人資本也大規模湧入日本。美國的扶植，使日本獲得了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資金和技術。
4、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就一直非常重視教育。70年代中期又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政府教育經費支出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步上升。在人才結構方面，政府根據不同時期經濟結構的發展變化，調整教育重點。由於日本長期堅持「教育先行」的戰略，為經濟發展保證了人才資源。
5、日本政府利用國內外各種條件，確定了具有本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在這方面，日本的國家干預方式和企業內部的經營管理特點，都對經濟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除此之外，政府根據日本的特點，一方面採取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方針，另一方面確立「貿易立國」的戰略，積極有效地開拓國際市場，擴大進出口貿易，加強資本輸出。日本企業不惜花費巨額資金，吸引優秀人才，在仿造的基礎上博採眾長，改革創新。
日本發展速度超過了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
1968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419億美元，超過了聯邦德國，僅次於美國，躍居資本主義世界第二位。1970年，日本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和世界貿易中的比重均為6％左右，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
Ⅳ 請大家介紹一些關於日本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方面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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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是解析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名作。1944年本書作者魯思·本尼迪克特應美國政府之邀，對日本文化進行研究以便為制定對日政策提供幫助和科學依據。1946 年，作者將研究成果整理成書出版，便是這本《菊花與刀》。本書出版後在日本和世界引起廣泛關注，被視為研究日本最有見地的作品，被公認為了解日本的必讀書。
書名「菊花與刀」，用日本最具象徵意義的兩種事物，來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各的雙重性，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動人的藝術性。在書中作者運用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對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礎、社會制度和日本人性格特徵等進行分析，並剖析以上因素對日本政治、軍事、文化和生活等方面歷史發展和現實表現的重要作用。此外，本書還是一部將深刻的思想和流暢的語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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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有雙重性，就像菊花與刀。菊花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徵。日本人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鬥，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忠貞而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
——本書作者 魯思·本尼迪克特
本書著者的學識和能力令人驚嘆。她栩栩如生地描繪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全貌，並推導出關於日本文化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基本特徵。
——日本著名評論家 川島武宜
日本不是一個普通正常的國家，它是一個隱藏在「曖昧」表象之下，無論倫比的單一民族集團性和不擇手段的進取性的國家。不管「菊花」也好，「刀」也好，都是維護大和民族共同體，進取擴張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裡，兩種截然相反的東西，構成了奇特的「互補」。
——新加坡前總理、資政 李光耀
日本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公開的歷史反思、對戰爭罪行的反思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普通老百姓還是心知肚明的。日本的政治反思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文化反思很厲害。
——日本華裔藝術家 傅益瑤
作者簡介：
魯思·本尼迪克特，當代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文化人類學中文化模式論學派創始人；文化與人格理論（心理人類學）的重要人物。1887年6月5日生於紐約，1919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師從美國文化人類學之父博亞斯，專攻文化人類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之後留校任教，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1948年病逝。代表作有《菊花與刀》、《文化模式》等。
目錄：
第一章 課題：日本
第二章 戰爭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就其位
第四章 明治維新
第五章 歷史和社會的負恩者
第六章 報恩於萬一
第七章 報答最難承受
第八章 讓名聲清白
第九章 人情圈
第十章 德行的窘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養
第十二章 兒童的獲知
第十三章 投降日以來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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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明治維新前日本社會的政治、經濟特點是什麼
在19世紀中期以前，日本還是一個封建專制國家，天皇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實際上，政權在德川幕府手中。德川幕府是日本最後一個封建政府，首都設於江戶，又稱「江戶幕府」，其統治基礎是封建領主所有制。日本的封建領地可分為四種，即德川家族領地、大名即諸侯領地、天皇公卿領地和寺院神社。日本的領主一般不建立庄園經濟，把土地分給小農經營，小農經濟較為發達。在德川幕府統治時，日本仍保留著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全國居民被分為四個等級，即士、農、工、商，合稱「民」。這些等級是世襲的。士是統治階級，包括德川家族、各藩的大名、天皇和武士，約佔全國人口的7％～8％。
大名即諸侯亦即上級武士，居將軍之下，必須效忠於將軍，其領地叫「藩」。大名在自己的領地上都是獨裁專制的君主，擁有很大的權力。當時，力量最大的是薩摩、土佐、肥前和長州西南四藩。武士是封建領主的家臣，居於將軍和大名之下，是職業軍人，有佩刀和免交租稅的特權。農民是無權等級，約佔全國人口的80％，負擔頗重。他們沒有土地，被禁止移居和種植規定以外的作物，此外還要服勞役，繳納租稅，租稅佔全部收入的60％～80％工和商均為無權等級。
日本的手工業者和商人都被稱為「町人」即市民，有經營某種商品的壟斷權，但必須繳納大量的捐稅。商人是「四民」之末，法定為社會下層。四個等級之外，日本還有「穢多」和「非人」，是賤民。除實行等級制度以外，幕府還採取鎖國政策。從17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初，相繼頒布了一系列鎖國令，禁止基督教再傳入日本，禁止日本人與外國人接觸，嚴禁一切日本船隻和日本人出國，也不許日本人從國外歸來。200多年的鎖國，使日本處於孤立地位。其實，日本也不是完全關門，是低層次有限開放，與中國、朝鮮和荷蘭保持有限的貿易。
第二，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在於各時代的經濟，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決定社會面貌的主要力量，是決定社會從這一制度發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日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是決定日本從封建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力量，是進行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的重要前提。17世紀初，隨著國內統一局面的出現，日本的農業生產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經濟作物的比例有明顯增長，手工業也開始發展起來，不少手工業產品開始銷售全國。
隨著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一些大商業城市，比如江戶、大阪和京都。農業、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促進了日本商品經濟的發展，加速了自然經濟的解體，動搖了其根基。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日本出現了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這種性質的企業主要集中在紡織、造紙、冶鐵和造船等部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沖擊了日本封建等級制度，引起了階級關系的變化。第三，階級關系的變化。階級關系變化的第一個表現是出現了新地主新地主主要是由商人和高利貸者轉化來的，他們有的是通過兼並農民的土地發展為新地主，有的向封建主承包開墾新地變成了新地主。他們既是商人和高利貸者，又是手工工場主。
他們雖是土地佔有者，但沒有土地所有權，因為土地所有權沒有得到封建主的承認。此外，其工商經營又受到封建關系的束縛，故對現狀不滿，要求改革現狀。階級關系變化的第二個表現是資產階級開始形成。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日本產生了資產階級和帶有某種資產階級屬性的大商人和高利貸者。總的來說，在日本，資產階級還沒有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但已開始形成。
Ⅵ 如何認識日本的政治大國發展戰略
日本所謂的「政治大國」就是要從目前的經濟大國發展到「得到國際社會公認的起領導作用的國家」依仗經濟、政治、外交並輔以一定的軍事手段力爭成為世界的重要一極。建立以幾個大國共同管理的國際新秩序，為開創「以日本為中心的太平洋時代」鋪平道路.
80年代初開始，日本政府為改變 「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不佳形象和國際地位進行了新的戰略探索，提出了實現「政治大國」的戰略口號，即在「多邊管理時代」日本要以經濟力量為後盾，以建立強大的軍事力量為保證，以外交為手段，輔之以輸出日本文化，更多地參與決定世界政策，使日本成為世界政治大國，成為世界政治多極化中的重要一極.
日本謀求政治大國地位有其深刻的、歷史和現實的內外原因：日本對其侵略歷史缺乏正確認識，導致極端民族主義情緒膨脹；其政治的「先天不足」，促使其極力想成為「普通國家」；經濟實力的迅速增加，使其具備了謀求政治大國地位的物質基礎；冷戰後的國際局勢變化為其謀求政治大國地位提供了有利因素。八十年代初以來，日本一直把謀求成為世界政治大國作為最根本、最重 要的國家發展戰略。
日本政治大國戰略的三大目標：（1）與美歐平起平坐；（2）主導亞太；（3）成為聯 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日本謀求政治大國既是其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它對國際形勢的變化、特別是美國對日政策的調整做出的適應性反應。
無論如何，既然我們沒有足夠實力來制約日本成為政治、軍事大國，那麼從現在起，我們就必須學習如何與一個日益走向「普通國家」化的強大鄰國和平相處。否則的話，當日本有一天真的成為了政治、軍事大國，整個亞洲，乃至世界都不得不對它刮目相看的時候，我們說不定又要為沒能在更早的時候「知日」而付出代價。
Ⅶ 對日本當今政治經濟的看法
在不斷謀求擺脫美國，走自己發展的道路...
Ⅷ 談一談對日本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理解
日本這個國家比較有創新思想，所以致使日本在二戰以後經濟發展非常迅速，經濟的強大也決定了日本想要謀求政治大國的地位。
Ⅸ 日本在二戰後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情況
日本經濟現代化的實現，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既有外部條件，也有日本政府和人民自身的努力。
戰後初期日本實行的民主改革，推動其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較大的變化，也對社會生產關系作了局部調整，建立起適應當代經濟發展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有利於運用現代化管理手段的企業組織形式和管理體制，從而將國民中蘊藏的勞動智慧和創造力激發釋放出來，成為推動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動力。
戰後國際形勢的演變給日本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日本在憲法中被迫放棄戰爭權，以後又以允許美國駐軍為代價，換取美國的「核保護傘」，致使其軍費開支相當少，能夠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和平經濟的發展。朝鮮戰爭爆發前後，美國開始大力扶植日本，不僅給了它約36億美元的「特需」訂貨，而且將沒收的850家軍需企業歸還給日本政府，並提供了大量的貸款和援助，美國私人資本也大規模湧入日本。美國的扶植，使日本獲得了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資金和技術。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就一直非常重視教育，1872年政府頒布了全國統一的學制，強制推行小學義務教育。1947年又進行教育改革，將義務教育的范圍擴大到初中。到50年代中期，全國25歲以上的人口中受教育率高達94％，70年代中期又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政府教育經費支出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步上升，50～60年代在5％左右，70年代上升到6%～7%，1980年達到7.2％。在人才結構方面，政府根據不同時期經濟結構的發展變化，調整教育重點。在經濟恢復時期，為了提高勞動者的文化素質，把普及初等義務教育作為重點；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國家大力發展重化工業，就把培養中級技術人才作為教育發展的重點；70年代以後，日本產業結構從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轉向知識密集型產業，政府又把培養能自主開發新技術的高級人才和熟練運用新興技術的中級人才作為教育的重點。由於日本長期堅持「教育先行」的戰略，為經濟發展保證了人才資源。
日本政府利用國內外各種條件，確定了具有本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在這方面，日本的國家干預方式和企業內部的經營管理特點，都對經濟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除此之外，政府根據日本的特點，一方面採取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方針，另一方面確立「貿易立國」的戰略，積極有效地開拓國際市場，擴大進出口貿易，加強資本輸出。在引進先進技術方面，政府重視世界科技發展的最新動向，甚至利用產業間諜來獲取科技情報資料；同時在50年代實施審批制度，對引進工作加以管理和引導，以避免重復引進，節約外匯。進入60年代以後，日本的經濟實力和外匯支付能力加強，政府在這方面的管理才有所放鬆。日本引進技術是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條件和實際需要，有選擇有重點地進行的。50年代中期以前，國家處於經濟恢復時期，主要引進電力、鋼鐵、汽車、造船、機械製造等基礎產業部門的傳統成套設備和技術。50年代中期以後，尤其是60年代初開始，逐漸轉向以購買專利為主來引進新興技術。從70年代中期開始，為了實現從資本密集型向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轉變，又以引進尖端技術為主。為了對引進技術進行吸收改造，日本企業不惜花費巨額資金，吸引優秀人才，在仿造的基礎上博採眾長，改革創新。在開拓國際市場方面，1955年進出口貿易總額不過45億美元，1960年就達到近85億美元， 1965年又上升到166.21億美元，1970年躍升至近382億美元。資本輸出1970年累計達67.9億美元。
長期堅持推行高積累、高投資和強化資本積累的政策，實現低成本高效益的運行機制，也是日本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內容之一。高積累的基礎是高剝削率、高儲蓄率和低福利。戰後日本工人的工資水平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最低，而且增長速度遠遠低於勞動生產率。相反，受文化傳統的影響，日本民眾的家庭儲蓄率(即家庭儲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卻是最高的，由家庭儲蓄形成的投資約占社會投資總額的1/3。此外，政府也進行巨額投資，60年代政府投資佔到國內投資總額的24%左右，70年代上升到約30%。私人投資和國家投資兩者相加，使全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從1955年的17 030億日元猛增到1985年的875 610億日元，30年內增長50倍。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長期保持在1/3左右，高於其他發達國家。資本的投資效率也一直高於歐美發達國家。在高效益的前提下，急劇增長的投資推動了日本經濟迅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