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東學派經濟發展影響

❶ 倡導與發揚寧波精神對寧波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有什麼意義

首先談寧波精神，城市精神首先是一個城市的精神和靈魂，本質上是一個城市的精神文明核心的體現。要認識到，這個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形成的，而是經過長期的積累和文化的積淀培育和形成的。一定意義上說，城市精神是一個城市的文化精神。可以這么說：一個國家，以文化來論強弱；一個城市，以文化來論品位。好比說，一個人的素質高不高，也是由文化來體現。所以說，城市精神的確是城市的靈魂。比如說，美國紐約的城市精神是什麼呢？也是有四句話，美國紐約市的城市精神是「高度融合力，卓越的創造力，強大的競爭力，非凡的應變能力」。這也是長期培育積淀起來的。你比如說高度的融合力，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它必須有強大的融合力，用我們的話說，真正做到五湖四海；卓越的創造力呢，它在世界上招攬了許多優秀分子，這些優秀分子通過移民的形式居住在美國。它有一種強大的創造力，還有強大的競爭力，有了融合力有了競爭之後就產生一種競爭力。再比如說法國的巴黎，聽到巴黎就讓人聯想到巴黎是時尚之都，文化之都，所以說這個城市的精神是經過長期的培育凝聚出來的獨特的魅力。那麼我們寧波有沒有這樣獨特的魅力呢？寧波的城市精神是什麼？我們把寧波城市概括為四句話，叫港城、商城、名城、綠城，寧波的城市精神有八個字，這八個字是「誠信、務實、開放、創新」，同學們聽了以後似乎會感到這八個字個性不強，這八個字放到任何一個城市任何一個單位都可以通用，但作為一種城市的精神，城市的文化，就像我剛才說的，是一種長期的積淀和積累而形成的，這八個字對於寧波來說，是有著雄厚的歷史文化基礎和社會基礎的。提煉寧波精神也是經過了比較漫長的時間。遠的不說，近十年，可以說是十年磨一劍，十年提煉，最後今年經過市民、網民的投票，尊重民意，產生了這八個字，因而，這八個字在寧波來說，大家感到更親切更容易接受。為什麼呢？因為它有深厚的底蘊。
我簡要地講這八個字的寧波精神，同學們還可以進一步展開來去研究體驗和發展。
寧波精神的第一個方面是誠信。誠以待人，這是和寧波的文化尤其是商業文化分不開的。寧波自古以來，就是非常注重誠信的城市。我看了一些書，我們寧波在歷史上也有許多學派，包括四明學派，浙東學派等等。這些學派呢，雖然說各有不同的方面，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以誠信立業，這個誠信是一以貫之的。所以誠信有著這樣的一種歷史淵源和文化基礎。談到講信用，要講到寧波幫的問題，因為寧波幫就是靠信譽發展起來並影響整個世界的。寧波幫是相當有影響力的。寧波幫商業上「誠信立業」的風氣體現了寧波商貿文化的一種經久不衰的情況。老師們都給同學們講過歷史上的事，歷史上我們國家也是有很多的商會，比如徽商、粵商、閩商、寧波幫，這些商會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不斷變遷，不斷變化，到了近代乃至現代以及前不久也有些商會在消亡，比如說安徽的一個商會，前幾年朱總理在任的時候打假，首先被查處的就是這個商會，打假以後現在銷聲匿跡。現在剩下兩個比較有名氣的商幫商會，一個是溫州商會，一個是寧波幫。前年溫州召開一個世界溫州人大會，總結溫州商會的精神，當時就談到他們比較害怕寧波幫，這兩個商會比起來還是溫州商會比較害怕寧波幫。為什麼呢？還是寧波幫的影響力比較大，不僅是上面講到的有著雄厚的商業文化的氛圍和底氣，而且培育了一種經久不衰的商業文化精神，這種精神的核心就體現在誠信上。那麼對寧波的誠信精神，歷史上有許多人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評價。比如說孫中山先生來寧波的時候曾給予寧波幫這樣的評價：凡是我們國內有港口有商業繁華的地方，不能沒有寧波人的事業，即使在歐洲，遍地也有寧波人的足跡，所以可見我們寧波的誠信的影響力和巨大的力量。毛澤東同志曾經也對寧波幫發表了指示，他在那個時候提出來，他要求要保護寧波幫大眾小資本家房屋的財產，鄧小平更是明確地提出要把全世界的寧波幫團結起來建設寧波。所以去年我們召開了寧波幫大會進一步對寧波幫的精神進行了提煉總結，以利於我們更好地弘揚誠信立業的精神，把現在的事情辦好，其中寧波大學也是寧波幫慷慨捐獻的，才有現在這樣好的環境和氛圍。
寧波精神的第二個方面是務實。首先體現的就是一種實事求是，在寧波來講，就是低調辦事，不事張揚。務實的寧波人長期受浙東學派的熏陶，強調的是要實事求是。浙東學派的核心的思想是「經世致用」。務實就是這一哲學思想的充分體現。對務實有很多歷史人物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和解釋，比如南宋詩人陸游對寧波人的影響是這樣描述的：高帆斜掛夕陽色，急櫓不聞人語聲。這句「急櫓不問人與神」就體現出寧波人古老的默默無聞的實干精神。急櫓的意思是在大海中拼搏，出海以後劃船的速度相當快 ，連話都說不上，真是默默無聞地干實事，按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埋頭苦幹。正是有了這種精神，也才有了今天寧波的發展。前些年來，為了發展的問題，如何發展，在全國爭論不休。很多問題在爭來爭去，大家在爭論的時候我們寧波人不去張揚，而是艱苦做事,就像上面這個詩中講到的，我只做事,少說多做,所以才會有今天這樣一種先發的優勢。有一個好的發展下去的基礎。所以有人講寧波地方確實是眾富不露富。我是北方人，南北文化差異也是比較大的，北方人比較豪邁，有時比較張揚。比如口袋裡有100塊錢,他可能馬上就說我有100塊錢我現在請客,那麼我們寧波人不是這樣，不知道他兜里有多少錢(笑)，是這么一種文化差異。有可能兜里有100塊錢,他可能就說只有50塊錢,是不露富不爭富。正是有了務實的精神，所以在前幾年的體制改革中我們確實抓住了一些機遇,比如說國企改革、市場經濟的建設和培育。所以務實在寧波來講又是那麼得值得大家琢磨、思考和接受，同時又感到那樣的親切。當別人爭論的時候，寧波早已走在前頭，用一句詩來講，就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寧波精神的第三個方面是開放。開放的意義同樣是非常廣泛的,開放體現了我們博大、包容的海洋般的胸懷，是海洋文化的熏陶、延續和發展。開放體現了海納百川，以開闊的心境吸收一切世界文明的成果的精神，也體現了歷史上寧波人就有這樣的特徵。那麼現代更不用講了，寧波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城市，而且是我們國家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
寧波精神的第四個方面是創新。寧波人之所以能夠發展事業，走出國門，在世界上闖盪，而且能夠闖出一番事業，就是有了注重開拓進取的創新的精神。創新對寧波來講，是寧波的根和魂，因為創新不僅是反映了寧波長期以來的這一種精神，更是體現了時代的精神、時代的要求。如果說我們過去靠創新來獲取今天的發展的優勢，那麼今後仍然需要靠創新，只有創新才能使寧波獲得不斷的進步。所以我這里講了以後，這個「誠信務實開放創新」的一般意義在寧波就不一樣了，而這種精神的產生就來源於寧波七千年的歷史的積淀和熏陶。所以這種精神是一種歷史的積淀和凝聚，有著深厚的歷史底蘊的。我講個數字，自唐朝到清代，寧波中進士的就有2432人，其中出了12個狀元。那麼還有我們八十多位院士，包括路甬祥、童第周、談家楨等。同學們有機會的話到古慈城看一看，會給你們很多歷史的啟示，這裡面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當時科舉的情況。
寧波精神，一方面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傳承和弘揚，它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基礎和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來自於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這些我不準備展開來講了。我今天為什麼要先做一個宣傳員，在寧波大學宣傳寧波精神。因為在座的同學們，我想大多數都是出生在寧波的，當然也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同時我在想每一個同學都有自己的志向和發展目標，但是我想不管你是哪裡人，不管你將來走到哪裡，從事哪一個行業，都要記住寧波精神，記住寧波精神在你成長成材的發展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當然我講這個的目的是希望我們的同學們畢業之後能夠更多地留在寧波，或者是繼續深造（有的要出國留學）後也能夠回寧波，因為寧波的建設更需要你們。寧波精神希望大家能夠共同弘揚繼承，用寧波精神來更好地推進我們各項事業的發展。把我們寧波這個美麗的城市建設得更好。

❷ 浙東學派的史學研究

浙東學者在研究經學的同時，對史學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梁啟超則認為清代史學開拓於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等人，並自成系統，堪稱清代史學界的楷模。浙東學者的史學研究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浙東學派認為，「公天下」就是能使老百姓「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天下。崇公滅私雖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主導觀念，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公」是以政權來體現的，政權又以君主為代表，因此，「公」到最後就歸帝王一人所有。幾千年來，這種公私觀念在中國社會一直占據著正統地位。只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到明後期，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浙東地區，這種傳統的公私觀念才開始動搖。這從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端倪。
第一，黃宗羲認為：「古者，井田養民，其田皆上田也。自秦而後，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養民，使民自養也。」「民買田而自養，猶賦稅以擾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躋之，曰君父君父」。他從秦漢以來田產私有的土地關系中得出了天下是百姓的天下的結論，指出君王把天下當作自己的私產無疑是世上最大的盜賊。
第二，他從人生來就自私自利立論，認為天下百姓和君主一樣，生來就有自私自利的權利，因此君主和天下人具有平等的權利。君主的所謂「公天下」也只是他自己的私，「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也。」
第三，他祭起上古三代的大旗，稱「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有公的天下就是統治者能全心全意為百姓服務的天下，就是能使百姓各得其私、各得其利的天下。 浙東學派主張民富先於國富。儒家的民本思想植根於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強調國家應以「保民」、「養民」為最高職責。在為何富民和怎樣富民的問題上，儒家主張：
一是要以農為本，致富的辦法是「強本」、「務本」；二是在富民的目的上把強國放在第一位，認為富民是為了強國；三是在富民的原則上強調「不患寡而患不均」，提倡「均富」論。
而浙東學派的富民思想立足於發展商品經濟的要求，反映了新的時代氣息。首先，他們所重視的富已不是「本富」而主要是「末富」，認定「商賈」與「力田」一樣都是致富的正途；其次，他們認為只有民富才能國富，「夫富在編戶，而不在府庫。」富國和富民，富民是第一位的。再次，他們反對國家打著抑兼並的旗號來壓制、侵奪富民的財產。黃宗羲一再強調，解決土地問題不能「奪富民之田」，主張對富民也進行授田，「聽富民之所佔」，反對均富。這種富民觀念顯然是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 浙東學派反對空談義理，主張義利統一。儒家義利觀的基本觀點是重義輕利。「浙東之學」被朱熹指斥為「專事功利」。這說明浙東之學的「義利觀」是與發達的商品經濟要適應的，是與重實利講功效的社會要求聯系在一起的。黃宗羲對孟子的「何必曰利」作了新的解釋，他認為：其一，孟子所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正言仁義功用，因此是義蘊含利，義利統一的。其二，事功與仁義並未分別，「後世儒者，事功與仁義分途」，非孟子所說仁義。其三，他還認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是人的生存需要。人應盡其所能為社會服務，但社會對個體的地位和權利也不應漠視。這就基本上確立了與商品經濟發展要求相一致的義利觀。
值得一提的是，浙東學派的這種公私觀、經濟觀、富民觀、義利觀，由於切合商品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因而從明清以來一直對浙東社會有深刻的影響，世代相傳，庶幾已成浙江人的文化自覺，而強調個性、個體、能力、功利、注重實際也成為浙江人文精神的重要表徵。

❸ 浙東學派是怎麼樣興起的

盛極一時的清代浙東學派的學術重地－－白雲庄浙東學派（或稱浙東學術），中國傳統學術的一個派別，其源起於宋，發達於明清時期。其代表人物多為活動於今浙江一帶及籍貫為浙江的學者。其為「宋學」及明清學術中的顯學之一，對近現代學術和海外學術（尤其是日本和東南亞）影響很大。浙東學派有「廣義浙東學派」（一稱，「浙學」）和「狹義浙東學派之說」。浙東學派的學術思想體系龐雜，著作繁多，其重要學術取向是「經世致用」。
清代浙東學派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富有創造精神的學者。他們不僅具有淵博的學識，熟諳傳統文化，而且善
[書籍]

書籍
於獨立思考，敢於超越傳統，質疑辨異，開創新說。黃宗羲自稱：「予注律呂、象數、周髀、歷算、勾股、開方、地理之書，頗得前人所未發。」( 《黃宗羲全集》第10冊第509頁)章學誠則說：「學誠從事於文字校讎，蓋將有所發明。」(《文史通義.外篇三》)職是之故，清代浙東學人在褒貶臧否學界、文壇各色人物時，也多以是否富於獨創精神作為重要的評判標准。例如，黃宗羲就對彌漫於明代詩壇的擬古主義深表不滿，他尖銳地指出，一味仿效古人，附和「一時習氣」，就「不可謂之詩人」(《景洲詩集序》)。而對敢於創新的作家、詩人則倍加贊賞，如贊揚李杲堂的詩：「皆自胸中流出，而無比擬皮毛之跡」(黃宗羲：《李杲堂文鈔序》)。他還盛稱金介山之詩語必己出，獨具風韻：「昔人不欲作唐以後一語，吾謂介山莫不欲作明以前一語也。」(黃宗羲：《金介山詩序》)。

❹ 明代浙東文化對浙商的影響

「浙東學術」之所以倍受矚目，在於它出了許多一流的學人。自東漢以來，浙東出了不少全國知名的、走在時代最前沿的一流學人，如王充（27－97？）、呂祖謙、陳亮、葉適、王陽明、朱舜水（1600－1682）、黃宗羲、章學誠、章太炎（1869－1936）、魯迅、蔡元培等。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從南宋開始，越在全中國思想、文化、教育領域常常處於領先地位。從理學到心學，到民主啟蒙思想，到研究西學，到介紹馬克思主義，越都有傑出代表。」特別是它出了全國一流的浙東學派。浙東學派是中國最有名的、地域性的學術流派。30年代的何炳松（1890－1946）說：「著者的愚見以為在我國學術史上要以浙東學派為最有光彩。」浙東學派，不僅僅是浙東地方的，它也是中國的，按照現在時髦的企業命名法，它的前面應冠以 「中國」二字，稱「中國浙東學派」。浙東學術是中國學術的精華，「要研究中國學術思想史，必須研究浙東學術史」。浙東是一塊不起眼的小地方，然而浙東籍學人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成就卻是非常了不起的。浙東學術，不僅是民間的，而且是先進的。浙東學術是中國學術的精華。明清中國學術史上的幾個坐標點，都是浙東學人開創的。國家思想對現狀是維護的，民間學術對現狀是批判的，浙東學術的特徵就在於批判性。浙東學術的魅力就在於它時常處於時代最前沿位置。浙東學術代表了當時人類思維的最高成果，這種成果符合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它雖也有地域性名詞，但影響卻是全國性的。浙東學術，不僅在國內占顯要位置，而且在國外，尤其是在東亞的日本、朝鮮，都有很大的影響。在歷史上，中國是東亞大國，而日本、朝鮮則是毗鄰的小國，同屬漢文化圈。中國是先進國家，而日本、朝鮮則是落後的國家。文化的影響，總是遵循先進影響落後、落後靠攏先進的規律。所以，歷史上的中國文化對日本、朝鮮有著巨大影響力。浙東學術對東亞的影響，正是發生在這種背景下的。

第二，有富有活力的寧波商幫文化。寧波商人善於隨時代前進而前進。寧波人經商的歷史很早，起碼在明末，已開始出名。在當時的首都北京，寧波商人控制著北京的中葯業、成衣業、錢庄業等行業。近代以後，他們又憑沙船業、錢庄業等，擠身中外貿易。明清時候的十大商幫，發展到20世紀初，有九大商幫淘汰出局，唯獨留下了寧波幫，並一直薪火相傳，成為浙商的主幹力量。「寧波幫」曾是中國近代史上影響力最大的商幫之一，「無寧不成市」的說法充分形容了他們的地位。在中外貿易中，寧波商人較早地接受了西方近代工業文明，從而成為中國第一個近代化商幫，涌現出包玉剛、董浩雲（1912－1982）、邵逸夫、王寬誠、陳廷驊（1920－）、厲樹雄等名聞中外的巨商。寧波幫所具有的開放心態、合作精神、創新意識、誠信務實等人文精神，支撐著寧波幫一直走在時代的前沿。中國號稱有「十大商幫」，寧波幫最晚出，也最有生命力，影響也最大。

❺ 清代浙東學派形成發展的社會歷史條件

黃宗羲是清代復浙東學派的創... 《大秦制帝國合集》 （一） 大秦帝國是中國文明的正源。 大秦帝國所處的時代是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個時代。 不幸的是，作為統一帝國的短促與後來以儒家觀念為核心的官方... 清代八股文 八股文這一經歷明清兩代，延續了五百年的惟一教育、考試專用文體，五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無一不是這一教育制度訓練出來的人。在漫長歷史時代中的那些名人，那些學者，那些志... 野史記 本書所寫，大都是野史所載——野史與正史重合的地方，當然也有。野史的好處，不用我說，大家都曉得。可以道聽途說，可以揭隱發微，可以專事小節，可以不顧大義，可以情有所... 秦相呂不韋 戰國末期，巨商呂不韋游歷列國，目睹戰爭頻仍、百姓慘苦，立志一統天下，求得國富民安。在一次去邯鄲的路上，他與趙女邂逅，彼此引為知已。隨後，他遇見秦國在邯鄲的質公子...

❻ 台州人文精神對台州市經濟和社會發展有什麼重要意義

弘揚人文精神 彰顯軟實力靈魂「軟實力」是相對經濟、科技、軍事實力等「硬實力」而言的，指一地的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發展模式的影響力與感召力。其中人文精神是最具本源的因素，寓無形於有形，影響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在區域發展過程中，人文精神深刻影響人的精神面貌、文化形態和發展模式。增強和提升軟實力，最根本的是要致力於人文精神的傳承、改造和創新。「敢冒險、有硬氣、善創造、不張揚」是對台州人文精神特徵的鮮明概括，並被不斷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弘揚台州人文精神，有利於提升台州軟實力建設，推動經濟社會更快更好地發展。一、順勢而為，鑄就「台州魂」


人文精神的形成，是在特定的資源稟賦環境中、社會歷史條件下，為謀求可持續發展，在長期的文化創造過程中積淀、整合、提煉出來的。選擇怎樣的發展模式，走怎樣的發展道路，離不開當地特定的資源環境、生活方式和人文基礎。馬克斯·韋伯在他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認為新教倫理觀，如誠實、守信、勤儉、敢冒風險等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的前提條件。諾斯（1994）指出，決定製度變遷的漸進性特徵主要是由非正式制度的演變的漸進性決定的，即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習慣習俗、倫理道德、文化傳統、價值觀念以及意識形態等。改革開放以來，台州人民勇立潮頭，敢於創新，堅持以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為先導，走出一條具有地方特色的區域發展道路，造就當下具有強大張力的優勢產業、充滿競爭活力的發展機制和富有獨特魅力的台州精神，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沿著制度變遷原有路徑和既定方向研究，我們不難發現，「善創造、重實干、勇開拓」對於台州較早確立以民營經濟為主體、以市場化改革為取向的經濟發展道路，起到了關鍵作用。


（一）「善創造」成就台州騰飛

台州地處高山與大海之間，土地資源稀缺，交通不便，又處海防前線，國家投資少，國有集體經濟基礎薄弱。緊張的人地關系迫使台州人敢闖、敢冒，形成了務實、靈活、創新的人文精神。也正是這種善創造的人文精神，促使台州人突破改革開放之初各種制度和觀念的桎梏，克服資源、人才、資金短缺等障礙，為台州經濟起飛創造了先發優勢。


早在八十初，台州創造性的提出實行「三大開發」（開發荒山、荒灘、荒水），發展「兩水一加」（發揮台州「水產、水果」的自然資源優勢、大力興辦農產品加工業），開展「兩建一出」（建築業、建材業和勞務輸出）、收舊利廢等，有效地突破資源和制度的限制。利用發達的加工業，大力興辦各類市場，走出了一條資本原始積累的創新之路。利用民間的「做會」傳統，通過「合夥經營」和「打硬股」的形式，最終在全國率先形成股份合作制經營模式，有效地解決了工業發展資金不足的難題。專業人才的匱乏，迫使台州人較早地開始「對外引智」，打破人才流動的制度性制約，外聘滬杭等地的工程技術人員，作為「星期日工程師」。

台州的創新精神還體現在民主政治建設上，溫嶺的「民主日」、玉環的「民主聽證會」、路橋的「民情夜談會」等基層民主政治形式的出現，通過鼓勵群眾表達自身利益訴求和願望，實現了干群之間溝通渠道的暢通。經過長期的實踐深化，形式不斷完善，形成「民主懇談」制。「民主懇談」使台州基層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上升到一個嶄新的階段。與此同時，黨代會常任制和「全程辦事代理制」等創新舉措，在全省乃至全國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實現了以民間和政府的互動、聯動為途徑，以「民營經濟、民辦文化、基層民主政治」的協調發展為重要特徵，以實現富民強市為目標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二）「重實干」成就製造台州


台州所處的浙東南，歷史上是浙東學派、永嘉學派等注重事功的學派的重要發源地。無論是以葉適為代表的「務實而不務虛」的永嘉學派，還是以陳亮為代表的「才德雙行、義利雙行」的永康學派；無論是以呂祖謙為代表的「切於實用」的金華學派，還是提倡個性自覺和主體能動的陽明心學，他們的思想精髓就是重功用、重實利，主張「通商惠工」，形成了「義利並存、工商皆本」、否定和突破「重農抑末」的傳統經濟觀。這些都塑造並強化了台州重商創業，較少受傳統制度約束，強調結果，務實而善操作的文化精神底蘊。


「重實干」體現了台州人對市場敏感，反應快，善於把握發展機遇。改革開放之初，抓住「短缺經濟」的機遇，放手發展鄉鎮企業、個體私營企業，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抓住國家實施沿海開放開發戰略的機遇，用足用活國家的政策，實現了經濟總量的迅速擴張，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台州塊狀經濟。抓住全球產業梯度轉移的有利時機，做大做強台州的製造業。目前，汽車摩托車及其配件、醫葯化工、塑料模具、家用電器、服裝機械、水泵閥門、工藝美術、食品飲料、鞋帽服裝等九大支柱行業的產值已佔全部工業總產值的85％以上，汽摩及配件、醫葯化工、模具塑料、縫制設備、家用電器為台州的五大主導行業，呈現出產業集群化、企業大型化的趨勢，有48個工業產品的市場佔有率國內第一。至今已獲得「中國化學原料葯出口基地」、「中國塑料日用品之都」、「中國水泵之鄉」、「中國閥門之都」、「中國工藝品之都」等9個國家級之都稱號。其中，汽摩及配件行業以吉利汽車和錢江摩托為龍頭，有生產企業4500多家，80％以上的配件都可以在台州加工完成，配套能力強。


台州的活力在民間，台州經濟具有深厚的民間基礎和龐大的群體陣容。全市有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近30萬家，平均每二十人就有一個創業者，位居全國前列。在公布的2005年城市競爭力排名中，台州被認為是文化競爭力較強，排名第十三位，其創業精神和創新氛圍等比較有利於經濟發展。可以說，台州的人文精神營造了一個人人想創業、能創業的發展環境，激發全社會的創造創業活力。（三）「勇開拓」成就青藤經濟


台州地處東海之濱，海岸線為浙江省之最。自漢置回浦縣始，三國吳設臨海郡，並在此首航台灣，那種不畏艱險，開拓進取，勇立潮頭的海洋文化。形成了台州人四海為家，闖盪世界的文化特質，奠定了台州人勇於開拓、敢於冒險的精神，鑄就了另類的經商意識。海洋文化形成了台州人動態的思維習慣，同時歷經台風災害磨練，在困難面前不屈不撓、團結互助的「抗台精神」不斷散發新的活力。


改革開放以來，成千上萬的台州人背井離鄉、走南闖北，修鞋、彈棉花、雞毛換糖和從事販運、建築等，尋找計劃經濟體制中的市場縫隙，這既有資源匱乏的客觀動因，更多的是根植於性格中敢闖敢冒、務實重商海洋文化的內在沖動。隨著創業資本不斷積累，從「貨郎擔」到台州商人、企業家，從個人的、小規模的活動發展到有組織的商業網路，全國各地不斷涌現台州人的市場、台州企業、台州街、台州商人聚集地，他們的觸角已伸向農業、資源開發、製造業、建築、房地產、物流、基礎設施等各個領域，投資規模日益擴大。台州商人不僅遍布全國，還延伸到了國外，進入國際經濟的舞台，從市場、營銷網路、生產基地、技術、品牌、人才等多個方面走向國際化。據統計，台州現有境外企業300多家，境外常駐人員600餘人，從業人員1000多人，分布在美國、俄羅斯、越南、墨西哥等60多個國家和地區。去年新批境外投資項目48個，中方投資額1892萬美元，帶動出口38680萬美元，同比增長22%。為適應更高層次創業和合作的需要，台州在外創業的組織化程度不斷提高，在上海、鄭州、沈陽及境外的阿聯酋、俄羅斯等地建立台州異地商會40多個，通過團隊的力量來解決原來單個商戶難以解決的問題，實現信息、資源、利益共享，團結起來，形成合力，共同發展。

在外創業的台州人經濟是台州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百萬在外創業的台州人是台州對外開放的重要力量，在外創業積累了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又反饋鄉梓，台州人經濟就是「青藤經濟」。台州有100多萬人在外經商辦企業，台州產品50%以上銷往國外，有力地促進了台州的對外交流合作和開放。可以說只要有市場，就有台州商人。

❼ 浙東學派的概述

浙東學派的學術思想體系龐雜，著作繁多，其重要學術取向是「經世致用」專。浙東屬學派有「廣義浙東學派」（一稱「浙學」）和「狹義浙東學派」之說：
狹義浙東學派，指清初以黃宗羲、萬斯大、萬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學誠、邵晉涵等為代表研究經學兼史學的經史學派，因這些代表人物均系浙江東部故名。清代浙東學派主要人物均為浙東（今寧波、紹興）一帶人士，學派「影響後來最大者」多在史學，故也稱「浙東史學」派。黃宗羲是該學派的創始人和奠基者；
廣義的浙東學派，包括「狹義浙東學派」 及浙江其他地區的學術派別，如宋代今浙中（浙江中部地區）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今浙南（浙江南部地區）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註：古以錢塘江為界，分為「浙西」、「浙東」，今杭嘉湖地區古為「浙西」，而寧（甬）紹、台溫、金麗衢地區均屬「浙東」地區）。

❽ 浙江到底有多發達到底強到了哪種程度

浙江省一直以來是中國的經濟強省，也被認為是中國的「省富民富」的典型代表，這一點十分不容易，因為即使中國經濟最強省的廣東省、江蘇省也自愧不如。

正因如此，浙江人對市場經濟改革的認知，比全國其他地區的認識的更加深刻；對改革所帶來的機會，能更快地把握；對改革大環境，能更好地去適應。在全國相同的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之下，浙江民眾率先掙脫了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自發地發展起民營經濟。也正因為浙江人善於經商辦廠的「遺傳基因」，其民營企業的經營業績尤為出色，在全國居於榜首，這是浙江民營經濟發達的最重要的深層次的原因。

❾ 閱讀下列材料：（14分） 材料一 浙東學派，從南宋到明清，經過永嘉學派、永康學派、金華學派，從葉適，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