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地理學港口發展觀點

A. 經濟地理學：簡述梯度推移說的基本觀點

梯度轉移理論，源於弗農提出的工業生產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工業各部門及各種工業產品，都處於生命周期的不同發展階段，即經歷創新、發展、成熟、衰退等四個階段。此後威爾斯和赫希哲等對該理論進行了驗證，並作了充實和發展。區域經濟學家將這一理論引入到區域經濟學中，便產生了區域經濟發展梯度轉移理論。 梯度轉移理論理論認為，區域經濟的發展取決於其產業結構的狀況，而產業結構的狀況又取決於地區經濟部門，特別是其主導產業在工業生命周期中所處的階段。如果其主導產業部門由處於創新階段的專業部門所構成，則說明該區域具有發展潛力，因此將該區域列入高梯度區域。該理論認為，創新活動是決定區域發展梯度層次的決定性因素，而創新活動大都發生在高梯度地區。隨著時間的推移及生命周期階段的變化，生產活動逐漸從高梯度地區向低梯度地區轉移，而這種梯度轉移過程主要是通過多層次的城市系統擴展開來的。與梯度轉移理論相類似的是日本學者小島清提出的雁行模式，他將日本、亞洲四小龍、東盟、中國等國家和地區列為不同的發展梯度，並冠之以第一、二、三、四批大雁等。雁行形態論在生產按比較優勢在國際間轉移這一問題上，與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學說有相似之處。 梯度轉移理論主張發達地區應首先加快發展，然後通過產業和要素向較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轉移，以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梯度推進理論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難以科學劃分梯度，實踐中容易擴大地區間的發展差距。該理論忽視了高梯度地區有落後地區，落後地區也有相對發達地區的事實，人為限定按梯度推進，這樣做就有可能把不同梯度地區發展的位置凝固化了，把差距進一步擴大了，使發達的地方更發達，落後的地方更落後。

B. 新經濟地理學核心內容

新經濟地理學又名空間經濟學。由於世界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的發展，主流經濟學理論在解釋現有經濟現象時遇到越來越多的問題。因此，以克魯格曼( Paul Krugman) 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家又重新回歸到經濟地理學視角，以邊際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與路徑依賴為基礎，拓展分析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與全球化等經濟現象，藉此開創了「新經濟地理學」。
中文名
新經濟地理學
外文名
New Economic Geography
定義
地理學發展中的一門邊緣性分支學科
學科
地理學
快速
導航
產生背景興起原因研究傳統理論背景理論基礎研究內容模型類別理論含義學科局限學科創新學科發展
內容簡介
本書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為讀者全面介紹了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的理論、思想及其巨大影響。
克魯格曼通過建立各種模型將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引入國際貿易，指出規模經濟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從而成功解釋了戰後國際貿易發展變化的新格局，建立了國際貿易新理論。同時，克魯格曼考慮了運輸費用問題，突破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運輸成本為零的假定，提出了經濟活動的區位問題。克魯格曼以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為出發點，將國際貿易模式和經濟活動區位分析結合起來，創造性地提出了新經濟地理學理論，開創了經濟地理學研究的新時代，被譽為「新經濟地理學之父」。
本書把高深的理論進行通俗解釋，使讀者能輕松領略經濟學大師的思想理論，同時學會用大師的智慧來觀察和指導生活，藉助巨人的肩膀，站得更高，看得更遠。[1]
產生背景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科學進入了一個相互交叉與互動的新時期，各學科在理論互動中對區域與空間產生了濃厚興趣。特別是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經濟地理學與經濟學研究領域的交織更加明顯，以克魯格曼等為代表的主流派經濟學家重新審視了空間因素，以全新的視角，把以空間經濟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的區域經濟學、城市經濟學等傳統經濟學科統一起來，構建了「新經濟地理學」。
新經濟地理學
主流經濟學以往常常對空間置之不理,除了城市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以外,其研究基本上是非空間的,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經濟學家們知道無法把空間因素模型化,所以不去研究經濟的空間問題。然而,在現實中,如果忽視空間因素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很多經濟問題的研究就難以得到理想的答案。因此,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為經濟學家研究區位提供了一種新方

C. 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傳統

在《發展、地理學與經濟理論》一書中，克魯格曼對空間經濟研究的傳統進行了分析，並將其歸納為五個方面：德國幾何學、社會物理學、積累因果關系、當地外部經濟以及地租和土地利用。 這一傳統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阿爾弗雷德·韋伯(WeberA)的區位理論，另一個是中心地方理論。韋伯的區位理論，又被稱為「最小運輸成本理論」，運用運費差異和原材料失重特性兩個指標，以費用等值線圈、結果圈作為分析工具，研究不同類型企業選擇的最優區位。但是，由於它對如何做出合理決策以及行動者的決策會產生什麼結果等，都沒有給出明確的解釋，使其看起來更似一個在兩維平面上的區位幾何學。
中心地方理論分析了製造和市場營銷等中心的定位和作用，這些中心服務於假設均勻分布的農業人口。廖什(LoschA)把工業區位和市場范圍結合起來，認為市場范圍的排列網路中必定有一個大城市，其周邊則環繞著一系列市場區和競爭點，將中心地理論與工業區位理論結合起來，探討工業及其市場區最優分布問題即形成一種「經濟景觀」。克里斯塔勒提出了「城市區位論」，揭示了城市的規模、功能和等級效應，並且將城市的規模與等級的關系概括為正六邊形模型，提出了中心地系統與服務業最優布局模式。 《區位和土地利用》一書是世界知名的區域科學專家阿朗索的成名之作，其主要貢獻是將馮·杜能(yon Thtinen)的關於孤立 區位和土地利用——地租的一般理論及農業土地利用的分析引申到城市，以解釋城市內部的地用與地價之分布。其核心觀點是：城市活動的租地競價曲線的構建和在土地供求均衡中地價和地用的決定。

D. 新經濟地理學的學科創新性

新經濟地理學的出現對經濟學來說是把空問概念引入經濟系統；對地理學來說則是把微觀經濟機制引入到在地理分析中。盡管新經濟地理學能否將地理學與經濟學成功的融合在一起，目前尚無定論，但是不可否認，與以往理論相比，新經濟地理學有其創新之處：
第一，新經濟地理學以規模經濟、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為假設條件來研究區域經濟問題，比新古典經濟學更接近於現實。新經濟地理學將空間因素和廠商層次的報酬遞增納入到了一般均衡的框架，成功的應用D—S模型與冰山成本相結合，解決了經濟學長期以來廠商層次報酬遞增與競爭性一般均衡不兼容的問題。
第二，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將比較優勢、外部性等問題內生化。新經濟地理學通過將比較優勢內生化來深化背景上的認識問題，為沒有先天差異的區域之間發展差異尋求解釋。在新經濟地理學中，外部經濟現在是被推導出來的，而不是被假設的，因而作為經濟變化更基本的參數，外部經濟可以被視為以一種可以預測的方式變化。
第三，盡管新經濟地理學的某些模型過於抽象，但這些模型的建立畢竟相對於傳統的區位科學模型有了很大進步和改觀。新經濟地理學是包含非均衡力的經濟學，它的核心模型是非線性模型，因而它給出了許多富有特色的理論觀點，揭示了經濟活動空問模型的復雜性，而且，克魯格曼通過對有些不確定性的復雜理論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建立了多中心城市空間自組織模型，這些都使得新經濟地理學的模型更有現實意義。

E. 經濟地理學完心得體會

0世紀前的經濟地理學相關研究，大致可分為史志描述、商業地理研究和經濟地理學研究三個階段。
新近出現的跨國公司研究、經濟活動全球化研究以及結構主義思維方式反映了經濟地理學發展的新趨勢。
經濟地理學是研究經濟活動區位、空間組織及其與地理環境相互關系的學科。包括經濟活動的內容、經濟活動區位、經濟活動空間組織、經濟活動與環境的關系。
企業經營的范圍並不局限於產業的劃分。現代企業的跨產業部門發展已十分普遍。由於企業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對經濟活動的產業劃分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企業所從事的各部門經營。為此，一些學者們開始從企業組織角度來認識經濟活動。
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Krugman）指出，經濟學長期忽視區位研究①，然而，經濟地理學對經濟學具有重要意義。
區位理論有兩層基本內涵，一層是人類活動的空間選擇；另一層是空間內人類活動的有機組合。
區位因子則是對於生產者而言，由於場所不同表現出其生產費用或利益的差異。
市場地域大小與商品的市場價格、地域人口數量和居民收入有關。人口密集和收入水平高的地域是區位選擇的最佳侯選地，特別是現代區位選擇主要表現為接近消費地。
盡管在區位決策過程中，經濟因子中的成本以及收入因子都在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有時與經濟因子毫無關系或者說關系不大的一些非經濟因子也在起作用。在這些因子作用下進行的區位選擇一般追求的不是成本最低，也不是利潤最大，而是某種程度上的滿足。
勞動、自然和資本是生產的最基本的要素，在經濟學的生產理論中通稱為生產的三要素。
由於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所能提供的地租差異，城市內部土地利用的圈層分化較顯著
土地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影響因素主要是通過自身的特性以及所處的經濟區位所決定。
地理慣性
資本是生產要素中流動性最大的要素。
經濟活動的核心生產要素開始從資本、有形資產、一般勞動力轉為知識、科技勞動力、風險資金、無形資產以及優美環境。
市場規模也直接影響到經濟活動的合理性，這是因為規模經濟在起作用。規模經濟一般分為內部規模經濟與外部規模經濟。
社會學和管理學在對信息流通渠道的研究中發現，絕大部分對決策起重大作用的關鍵信息來自於偶然
生產與消費的空間分離是現代經濟活動的一個重要特徵。
影響經濟區位活動的包括要素投入（土地、原材料、能源、資本、勞動力）、市場（市場規模、市場戰略、市場特性、其它市場條件）、區域環境（產業環境、政策環境、環境因素、可進入性）、交通。
自給性農業經營的存在是導致杜能模式與現實農業空間分布狀況產生偏離的最大原因之一。
最小運費指向是韋伯工業區位論的骨架
相互依存區位論主要是研究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均衡狀態的形成過程。探討在直線市場條件下，存在兩個競爭企業時，區位與市場地域的關系，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是霍特林模式。
按照廖什的理論，區位空間達到均衡時，最佳的空間模型是正六邊形。
企業家的經營手段不同可造成區位模型的變化；因政府的區位補貼或高額稅收等區位政策可造成的區位變化
高級中心地按交通原則布局，中級中心地布局行政原則作用較大，低級中心地的布局用市場原則解釋較合理
企業增長在戰略上可分為一體化擴張和多樣化擴張。一體化擴張又可分為橫向一體化（水平一體化）和縱向一體化（垂直一體化）。實現這些擴張的方法包括內部發展和外部發展（合並和合資等）。
市場進入、市場拓展和生產發展是公司發展的基本策略。
大多數跨國公司的總部和區域總部位於少數主要都市。被稱為「全球性城市」或「世界城市」，是全球經濟的地理控制點。

第二篇 經濟活動區域分析
區域經濟結構是指一個區域內各經濟單位之間的內在經濟、技術、制度及組織聯系和數量關系，是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決定了區域資源配置的基本模式。
區域產業結構是區域進行資源配置，實現資源增值的載體。
支柱產業不等同於主導產業，因為，支柱產業雖然在本區域的經濟總量擴張中佔有較大的比重，但在全國的同類產業中所佔比重卻較小，或者與其它區域的同類產業相比並不具備發展的優勢，產品輸出率低，因而它不能發揮區際分工的作用，也就不具有主導產業應有的功能。
如果一個產業的感應度系數和影響力系數都高，那麼它就是主導產業的最佳選擇
所謂創新是指對資源、資金、技術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進行新的組合，從而創造出新的產品、新的生產方法，開發出新的原材料，引入新的產業組織形式，開拓出新的市場等等。
只有具備下列特徵的產業才能作為主導產業：高比較優勢系數（區位熵）、高產業關聯度、高需求收入彈性、高生產率上升率、高產業創新能力。
對本區域沒有條件發展的關聯產業，應該尋求區際合作的方式來解決配套問題。
在構建區域產業結構時，必須考慮如何根據世界技術進步的大趨勢和全國經濟發展的總體走向，以及本區域的具體經濟發展狀況與條件，選擇有巨大發展前景的新興產業作為潛導產業。
區域產業結構的演進機制有兩個，一是市場機制，另一個是政府幹預
市場機制對區域產業結構產生作用的途徑是供需關系、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
政府幹預是指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杠桿和產業政策對區域產業結構變化進行有目的的調控，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以推動區域產業結構合理化。
後進國家的產業發展是按「進口—國內生產—出口」的模式相繼交替發展。這樣一個產業結構變化過程在圖形上很象三隻大雁在飛翔，故稱之為「雁行形態說」。
由城鎮所組成的線是區域空間結構中一種綜合性的重要的線，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具有特殊意義，因而往往被稱之為軸線。
區域空間結構有以下幾種較典型的模式：極核式空間結構、點軸式空間結構、網路式空間結構。
依託網路空間結構，充分利用各種經濟社會聯系就能夠把區域內分散的資源、要素、企業、經濟部門及地區組織成為一個具有不同層次、功能各異、分工合作的區域經濟系統。
影響區域空間結構形成與發展的機制：區位指向、要素和經濟活動的集聚與擴散、經濟影響的空間近鄰效應。
集聚機制的形成源於三個方面：經濟活動的區位指向、經濟活動的內在聯系、經濟活動對集聚經濟的追求。
在集聚引力的作用下，區域經濟在空間上會發生一系列的變化。首先，集聚導致區域的極化現象。其次，集聚將加劇經濟發展的空間差異與不平衡。第三，集聚是促進發達地區、城市、城市密集區、專業化地區、產業密集帶等形成和發展的主要力量。第四，集聚還能夠引發和加劇經濟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城市與農村、專業化地區與一般地區等之間形成發展關繫上的「馬態效應」。
擴散機制的形成源於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避免集聚不經濟。第二，尋求新的發展機會。第三，部分經濟活動區位指向的作用。第四，政府的政策作用。
擴散機制有就近擴散、跳躍式擴散、等級擴散和隨機擴散四種表現形式。
集聚與擴散的關系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區域空間結構形成與發展的不同階段，集聚與擴散機制發生作用的強度不一樣。其次，集聚機制與擴散機制的作用都存在一定的慣性。雖然，集聚與擴散機制的作用有一定的慣性，但是，其作用也是有限度的。
空間近鄰效應是指區域內各種經濟活動之間或各區域之間的空間位置關系對其相互聯系所產生的影響。
各種經濟活動或區域的經濟影響力是隨空間距離的增大而呈減小的趨勢。這就是地理學的空間距離衰減原理。
城市對區域發展的作用：組織和帶動區域發展（城市是區域的生產中心、流通中心、服務與管理中心、人力資源培育中心、對外交流中心、創新中心）、構造區域空間結構、城市化推動區域經濟和社會的演進。
城市體系就是一定區域內的一組相互依存、彼此間有較穩定的分工和聯系、分布有序的城市群。
每個城市都與周圍地區構成大小不等的地域單元。這些地域單元依據其中心城市在城市體系中的空間關系進行組合，並與各種網路結合在一起，就把區域連成了一個有機整體。城市體系實際上就構成了區域的空間框架。
城市化是根源於城市發展而興起的區域經濟、社會結構和空間結構以城市為模式的演進過程。具體表現是，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和城市地域不斷擴大。
由於在現實中城市用地往往因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城市所在地的自然環境等而存在較大的差異，可比性有限，所以，一般都採用人口指標來對城市化進行測度。
城市化在時間上的變化過程總體上為一條S形曲線，大致分成3個階段，即初始階段、加速階段和終極階段。
城市化在空間上的變化稱為城市化的地域推進，分成兩個部分，一是近域推進，另一個是廣域推進。
農村工業化使得農村與城市之間的界限開始趨於淡化，農村從自身這邊努力主動地建立新型的城鄉關系，使城鄉之間在發展上關聯互動。
技術創新的結果主要有，發現新的原材料或新的原材料供給來源，生產出全新概念的產品或增加產品的新功能、新品質，開發出新的消費市場，引入新的經營管理方法，產生新的企業組織形式等。
制度是用於支配特定的行為模式與相互關系的一套行為規則。
技術創新使得區域經濟增長的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內涵式的經濟增長方式日益被接受，即依靠科技進步，改善實體性生產要素的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生產資料的利用率。
技術創新對區域結構變遷的作用機制如下：技術創新引起產品、產業的更替；技術創新引導和改變消費需求；技術創新引發和促進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增強了區域的經濟競爭力。
區域經濟發展是指區域經濟總量的增長和結構的演進。
現代區域經濟發展是一個多目標的過程，包括了經濟目標、社會目標和環境目標。
我們從資源配置的角度把區域經濟增長的因素歸結為資源稟賦、資源配置能力、區位條件和外部環境等四個方面。
現代區域經濟增長對技術進步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大。
資源配置能力主要由經濟體制、政府的經濟管理能力、企業的組織水平和產業結構等構成。
區位條件只是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外在條件之一，實質上是其它相關因素產生影響的綜合反映，區域的經濟增長狀況不可能完全受制於區位條件。而且，區位條件也是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因此，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所具有的好的區位條件，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另一方面，還可以通過改善對外交通條件、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等來改善區位條件，使其向有利於區域經濟發展的方向轉化。
佩魯認為，經濟增長首先出現和集中在具有創新能力的行業，而不是同時出現在所有的部門。這些具有創新能力的行業常常聚集於經濟空間的某些點上，於是就形成了增長極。
區域經濟增長機制：區域增長極理論、循環積累因果原理、乘數作用和加速原理。
區域經濟中的增長極是指具有推動性的主導產業和創新行業及其關聯產業在地理空間上集聚而形成的經濟中心。
增長極通過支配效應、乘數效應、極化與擴散效應而對區域經濟活動產生組織作用。
增長極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的綜合影響稱為溢出效應。
加速原理說明了經濟增長中收入或消費量的變化如何引起投資量的變動，即在工業生產能力趨於完全利用時，消費品需求的微小增加就會導致投資的大幅度增長。
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乘數作用和加速作用是同時存在的，並且相互發生作用，即投資的變動引起國民收入的成倍變動，國民收入的變動又會反過來影響投資的加速變動。在乘數作用和加速作用的影響下，經濟增長就出現了周期性變化或波動。
區域經濟增長階段理論：胡佛-費雪爾的區域經濟增長階段理論、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理論，以及我國學者提出的區域經濟增長階段理論。
部門經濟區的邊界劃分主要考慮某個行業或幾個行業在空間上的集聚程度，同時，還要根據該行業在資源利用、生產或經營活動所涉及的主要空間范圍，共同確定邊界所在。
就國家的經濟發展而言，國民經濟的發展分解在空間上主要就是各個區域的經濟發展問題。
區域間經濟發展關系理論：赫希曼的極化-涓滴效應學說、梯度推移學說、中心-外圍理論（核心-邊緣理論或中心-邊緣理論）、區域相互依賴理論。
梯度推移說的基本觀點是，一個區域的經濟興衰取決於它的產業結構，進而取決於它的主導部門的先進程度。
他提出了所謂的不發達模式，說明處於外圍的國家在其殖民時代的初期就被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即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從而導致了它們立即陷入困境。在外圍國家與資本主義的中心國家之間存在一條無限的宗主——衛星鏈，外圍國家創造的剩餘價值就通過這條鏈而流入到了中心國。可見，如果說衛星國地位是外圍國家經濟不發達的原因，那麼，宗主——衛星聯系的減弱就可以減輕結構性的不發達或更有可能使外圍國家發展起來。因此，他主張唯一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外圍國家通過社會主義革命而從對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中擺脫出來，否則，繼續留在資本主義體系中不可避免地結果就是不發達。
空間相互作用發生的前提條件：區域之間的互補性、區域之間的可達性、干擾機會。
區域分工理論：成本學說、要素稟賦學說。
區域合作包括了區域之間的要素自由流動、建立共同市場、建立經濟聯合組織、協調資源開發、合理保護環境、協調經濟發展政策、共同維護經濟秩序、保持經濟的穩定性、對外採取一致的經濟政策和行動以增強競爭力等等。從形式上看，區域合作主要有行業合作、區域全面合作。
行業合作包括了區域性的生產合作、商業合作、運輸合作、物資合作、金融合作和綜合的行業合作。
區域經濟差異是指一定時期內全國各區域之間人均意義上的經濟發展總體水平非均等化現象。
區域經濟差異警戒線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90年代初我國理論界提出的解決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問題的新概念。
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必須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促進區域之間經濟體制環境的統一、促成區域之間要素市場的統一、推進區域產業協調發展、推動和規范地方政府間的區域經濟合作、鼓勵企業跨區域發展、中央政府應在繼續發展經濟相對發達區域的同時注重採取措施加快欠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
區域之間產業轉移是引起區域產業結構有序調整、協調發展的有效方式。自主選擇、互惠互利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區域之間產業轉移需遵循的基本原則。
第三篇 經濟活動全球化
一般說來，一體化是指事物通過一定的組織形式將各個分散的部分組合成一個整體，世界經濟一體化指世界各國通過一定協議、規則使其經濟活動成為一個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整體。而經濟全球化則是指世界各國、各地區之間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現象。
從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來看，一體化以貿易自由化為先導向金融國際化發展，進而向生產一體化推進。
影響經濟全球化的因素包括科學技術、跨國公司、國家政策、金融市場等方面。
信息產業成為當代世界發展勢頭最迅猛的新產業，它的高速發展對國際分工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以信息產業為核心的一大批新產業的產生和發展使工業本身國際化分工加深；其次，由於信息產業與生俱來的全球化特徵，使各國在信息產品上幾乎不存在明顯的比較優勢，因而該領域能表現出充分的產業內部分工，從而推動了同一水平國際分工合作的進一步發展。
企業內部運行機制的信息化將導致企業中層管理的萎縮，降低管理成本，克服企業所屬工廠之間的距離障礙，推動生產的全球化管理，促進跨國公司的發展。
跨國公司的成長過程大體上可以分為產品出口、設立海外分銷機構、建立海外裝配生產企業、建立海外完整生產設施和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子公司、在海外設置研究與開發機構、把海外子公司納入總公司全球經營網路等幾個階段。
跨國公司有力地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全球化進程。具體表現在：第一，跨國公司加速了生產與資本的國際化，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第二，跨國公司促進了技術進步和國際技術交流。第三，跨國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擴大了國際貿易量，促進了世界貿易的發展。第四，跨國公司的國際金融活

F. 為什麼要用經濟地理的理論指導規劃,經濟地理的優勢是什麼

內容提要：本文使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討論了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等因素對工業集聚的影響，並利用1987-2001年省級面板數據研究了導致中國地區工業集聚的因素。我們的主要發現是：（1）經濟開放促進了工業集聚，而經濟開放又與地理和歷史的因素有關；（2）市場容量、城市化、基礎設施的改善和政府作用的弱化也有利於工業集聚；（3）沿海地區具有工業集聚的地理優勢。我們的研究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提供了來自於中國的證據，同時也發現，除了經濟地理的作用以外，政策也是導致工業集聚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工業集聚；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經濟政策

一、引言

中國的改革開放遵循著漸次推進的模式，在地區發展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希望沿海地區能夠先發展起來，然後能夠帶動內地的發展。但是，這種基於「新古典增長經濟學」收斂假說（Barro and Xala-i-Martin ，1995）的良好願望至今沒有完全實現——盡管改革開放使得全國各地均實現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但地區間的差距卻始終處在不斷擴大的過程之中。中國的經驗並不是獨一無二的，事實上很多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在經濟開放之後均出現了地區間差距持續擴大的現象，而一個更為基本的事實是，這些國家都出現了工業生產的集聚，這些現象對新古典的增長理論提出了挑戰。最近十多年興起的新經濟地理學在解釋工業集聚和地區間差距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一理論認為，地理位置和歷史優勢是集聚的起始條件，規模報酬遞增和正反饋效應導致了集聚的自我強化，使得優勢地區保持領先。[①]

盡管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進展迅速，但相應的實證研究卻比較滯後。既有的研究將焦點集中在了檢驗新經濟地理因素對工業集聚的作用，但卻忽視了經濟政策的作用，而政策因素在增長理論和區域經濟理論的實證檢驗中已被證明是非常重要的。與既有的文獻相比，本研究主要做了兩件事情。首先，我們從理論上討論了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三大類因素對於工業集聚的影響，並且嘗試說明，這些因素是可以放在同一個理論框架中進行分析的。其次，我們運用中國的省級面板數據檢驗了三大類因素對於工業集聚的影響。之所以將研究的重點集中於工業，是因為：（1）工業是推動其他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工業發展水平的地區差距是地區間差距最為重要的表現（范劍勇和朱國林，2002）；（2）從新經濟地理學的角度來講，工業可以在地區間轉移，故集聚效應最顯著。

我們的研究對文獻構成了以下幾點發展。第一，我們使用來自中國國內的數據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提供了證據，來自一國內部的數據可以較好地避免跨國數據的樣本異質性和數據不可比性。中國曾經經歷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轉型兩個歷史時期，政府政策曾經支持經濟活動和基礎建設的空間分散化；而改革以後的政策則傾向於優先將經濟活動向沿海地區集中。同時，中國廣袤的國土、多樣的自然條件、巨大的區域間差距等都為相關的實證研究提供了足夠的多樣性。第二，通過為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對工業集聚的影響提供證據，我們發展了有關中國工業集聚的實證研究。將我們的研究與既有的文獻作些比較將有助於說明本研究的意義。Fujita and Hu （2001）使用GDP 和工業產值數據描述了1985-1994年中國的地區差距問題，他們發現這個時期地區差距的擴大部分是由於中國實施了傾向於沿海地區的經濟政策，更是這個時期的全球化和經濟市場化的結果。Kim and Knaap （2001）關注的是中國1952-1985年地區經濟發展政策和地區差距問題，他們發現，經濟向沿海地區的集中早在中國政府採取地區非平衡增長政策之前就已經出現，其中的原因包括沿海地區在地理上容易與外界交流以及基礎設施網路密度高，等等。以上兩篇文獻盡管已經討論了經濟集聚的影響因素，但是並沒有使用計量分析方法給出不同因素的作用的估計。D émurger（2001）在有關區域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中考慮了經濟地理的因素，發現地理位置和基礎設施稟賦顯著影響各個省間的增長差異，同時，通訊有減少封閉的作用從而對增長產生正面的影響，但這項研究並不是以工業集聚為研究對象的。Gao （2003）證實了外國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對於地區工業增長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指出，直接驗證國際貿易與工業的地區分布之間的關系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而這恰恰是本文的關注焦點之一。在最近的一篇文獻中，Wen（2004）使用第二和第三次工業普查數據研究了中國製造業的集中，發現改革以來的工業集聚支持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但是，由於非常強調新經濟地理的因素，這篇文章沒有研究經濟政策和傳統的經濟地理因素對工業集聚的影響。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部分是對中國工業集聚的特徵性事實的總結；第三部分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分析了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對於工業集聚的綜合影響；第四部分提出計量模型，並對數據和變數的含義進行解釋；第五部分報告了實證研究的結果；最後我們在第六部分提出了研究的政策含義。

二、中國的地區工業集聚：特徵性事實

由於對自然條件的依賴程度相對較低，工業生產容易產生集聚；同時，加上規模經濟效應和前後向聯系的正反饋作用，往往導致工業生產在空間上向一些某方面具有優勢條件的地區集中。觀察中國工業的地區分布可以發現，改革開放以後，工業集聚的現象變得逐漸顯著，地區工業GDP 佔全國工業GDP 的比重在省與省之間差異日益擴大。1987年工業改革之初，各省之間工業GDP 在全國所佔份額的變異系數是0.026，2001年這一指標上升到0.030.

圖1和圖2分別繪制了1978和2001年中國各地區的工業GDP 份額分布[②]，從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這20餘年間工業集聚的過程。在1978年的圖中，工業的地理分布仍然具有一定的分散化現象，具體表現在：（1）東部沿海地區和中部很多省份的工業份額較低，沒有超過4%；（2）東北三省的工業重要性非常明顯，特別是遼寧一枝獨秀，工業份額超過8%；（3）甘肅和陝西這兩個西部省份的工業份額超過了2%，還沒有表現出與其他地區之間的巨大差距；（4）三大直轄市盡管面積較小，但工業份額並不低。相比之下，到了2001年，中國的地區工業布局已經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與1978年的工業布局特徵相對照，不難發現，中國的工業集聚趨勢非常明顯，具體表現在：（1）東部沿海地區工業份額有顯著的上升，其中廣東、江蘇和山東三省工業比重分別達到11.20%、10.11%和9.69%，浙江的工業份額達到了7.35%，福建的工業份額也有所上升；（2）東北三省的工業地位明顯下降，遼寧的工業比重已經下降到5.18%，黑龍江和吉林的工業份額分別下降到4.18%和1.72%；（3）西部省份的工業份額總體上有所下降，僅四川（含重慶）的工業份額有所上升；（4）三大直轄市的工業份額明顯下降，上海的工業份額為5.02%，北京和天津的工業份額均已低於2%.總地來說，工業集聚的趨勢還表現在，1978年工業份額超過8%的僅有上海和遼寧，而工業份額低於2%的省份有11個。到了2001年，工業份額超過8%的省份變成了3個，而工業份額低於2%的省份增加到16個。

不難發現，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集聚主要發生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在環渤海地區，雖然遼寧的工業份額有所下降，但山東的工業份額卻明顯上升。[③]從我們計算的工業GDP 份額排名中可以看到，盡管排名前四位的省份有所變化，但是前四位的省份全都屬於上述三大地區。在這三大地區中，同樣存在工業比重的變化。作為僅僅有一個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由於依託香港工業的轉移，同時憑借香港的自由貿易港優勢，再加上改革開放的政策支持，所以工業增長強勁。長江三角洲地區工業門類齊全，輕重工業發達，是中國最大的加工製造業基地，歷史上其紡織、服裝、機械、電子、鋼鐵、汽車、石化等製造業在全國就佔有重要地位。Wen （2004）計算了1995年25個工業行業中占最高和第二高份額的省市區，長江三角洲的江浙滬大約達到總數的一半。2001年，長江三角洲三省市實現製造業GDP25456.01億元，佔全國製造業GDP 的30.23%，遠高於環渤海地區（24.41%）和珠江三角洲地區（15.37%）。

三、工業集聚：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的作用

在傳統的經濟地理理論里，工業集聚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區域之間經濟地理因素的差異，例如，自然資源豐富的地方以及大港口附近通常會成為工業集聚的中心地區。在中國，由於自然條件比較好而導致的工業集聚的例子也是存在的，例如，中國的東部省份之所以逐步成為工業集聚的中心，其不可比擬的優勢就是距離大的港口比較近，而遼寧和山西則是依靠自然資源成為工業中心的典型例子。

但是，傳統的經濟地理學不能解釋兩個重要的經濟現象：第一，一些在純自然條件方面並不一定非常有優勢的地方卻成為了工業集聚的中心；第二，兩個在自然條件方面非常相近的地方卻可能在工業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現。例如，與周圍省份（特別是福建）相比，浙江的自然條件並沒有特別的優勢，浙江並不屬於資源豐富的省份，港口優勢也並不明顯，但是，浙江的工業集聚趨勢卻比福建明顯得多。廣東和廣西是另一對例子，這兩個省份的純自然條件也非常相近，但是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多年裡，廣東已經成了非常重要的工業中心，廣西卻仍然是經濟比較落後的省份，兩者的差異顯然不是自然條件可以解釋的。

超越簡單的經濟地理因素尋找工業集聚的原因促成了新經濟地理學的崛起，而對新經濟地理學產生直接影響的就是1970年代末開始興起的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引入了收益遞增假定，強調規模經濟在國際貿易模式中的決定作用。收益遞增假說在貿易理論里獲得成功應用之後，緊接著就對經濟地理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新貿易理論的代表人物Krugman 也同時成為了新經濟地理學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抓住了導致工業集聚的最為本質的經濟力量——收益遞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兩個地區在自然條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於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歷史事件）導致產業開始在其中一個地方集聚，由於經濟力量的收益遞增作用，在地區間交易成本沒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場的條件下，就可能導致工業的集聚。在新經濟地理學中，以下被認為是影響工業集聚的重要因素：（1）一個地區企業的數量。企業的數量多，新進入企業就容易得到原材料的供給，同時他們生產的產品也更容易在當地銷售，所以工業會在企業數量多的地方集聚。（2）一個地區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水平高，新進入企業就容易招聘到所需要的人才，同時，高的人力資本意味著R&D 的成本低，企業容易獲得創新收益。（3）消費者的購買力。如果一個地區消費者的購買力強，那麼對於消費品的需求就會多，會導致本地消費品價格的上升，吸引企業進入這一市場。同時企業在本地的集聚也導致了工資的上升，消費者的購買力進一步提高，從而產生地區工業發展的良性循環。（4）交通運輸條件。根據Krugman （1991）的模型，我們知道新經濟地理學將交通費用視為影響工業集聚的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只要交通費用不至於高到成為地區間貿易的天然障礙，那麼由於工業集聚產生的收益就仍然可能超過由於地區間貿易產生的成本損耗，集聚就會產生，並且在收益遞增的作用下自我加強。

需要指出的是，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並沒有否定一些傳統的經濟地理因素的影響，事實上，一些地理因素的影響在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中變成了間接的影響，甚至我們可以把兩個地區間的經濟地理的差異也看作一種偶然因素，這種純經濟地理因素可以導致初始的工業集聚，然後再通過新經濟地理因素的收益遞增影響而對工業集聚產生作用。

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和發展，同樣也引發了一系列的實證研究，來檢驗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因素對於工業集聚的影響。但是，這些實證研究卻相對比較忽視經濟政策的作用（例如Wen ，2004）。當然，這並不是說經濟地理學完全忽視了經濟政策對於工業集聚的影響，確切地說，在新經濟地理學中，由於非常強調如歷史事件之類的偶然因素在收益遞增機制的作用下對工業集聚的影響，經濟政策的變化對某個具體的地區而言，就可以被視為導致其工業集聚的偶然事件。例如，經濟的開放可能會導致工業在靠近國際市場的地區集聚。再如，教育和基礎設施投資可以加強一個地方的人力資本和基礎設施，政府放鬆對於經濟的干預可以減少交易成本。在世界范圍內，經濟政策變化改變工業布局的例子並不罕見，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經濟開放政策對於工業集聚的影響。例如，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實施以後，墨西哥的工業就逐漸向與美國交界的地區集中，而墨西哥城周圍的重要性則相對有所下降（Rodríguez-Pose 等，2003）。

經濟政策對工業集聚的影響既可能是通過經濟地理的因素起間接作用的，也可能是直接對工業集聚產生作用。在中國，經濟政策的調整顯然也是導致地區間工業布局變化的重要因素。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實施的經濟開放政策是導致這一地區工業集聚的重要原因，而這又是因為這里距離香港這個港口、金融和貿易中心以及大市場非常近。這時，經濟開放這一經濟政策就通過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的因素對工業集聚產生了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麼改革以後廣東和廣西在工業集聚方面的表現出現了巨大的差異。但是，經濟政策並不總是通過經濟地理或新經濟地理的中間變數來對工業集聚的產生作用的，一些經濟政策對於工業集聚具有直接的影響，而且經濟政策並不是可以任意調整的，一項政策一旦實施，就也有自己的自增強作用。經濟政策直接導致工業集聚的例子在中國也是存在的，例如，浙江的工業集聚在一定程度上與這個省的市場化改革進行得較為徹底有關。由於經濟市場化程度較高，浙江省的民營經濟比較活躍，而這又反過來促使政府進行一步採取市場化、放鬆管制和保護民營經濟的政策，從而進一步加強工業的集聚。

一、經濟地理因素

我們在這里考慮了兩個經濟地理的因素：沿海地區啞變數（coast ）和直轄市啞變數（city）。絕大多數研究中國地區差異的文獻都使用了沿海或內地的虛擬變數，由於無論是地理和歷史條件還是改革開放後的政策傾向都有利於沿海地區工業的發展，而中部和西部的差異則並不特別顯著，因此，我們預期沿海地區的虛擬變數對於工業向沿海集聚有正的影響。三大直轄市[④]的經濟功能與一般的省區相比有明顯的不同，它們更多地承擔著政治中心、航運中心或者服務業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經濟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會排擠它們作為製造業中心的功能，所以我們估計這一變數的影響是負的。

二、新經濟地理因素

以Henderson （1974），Fujita（1988）和Krugman （1991）為先驅的新經濟地理學，引入了規模報酬遞增和正反饋效應，從而挑戰了新古典的傳統[⑤].Henderson 一方面強調了企業前後向關聯導致的產業外部性使企業集聚在其他企業周圍，另一方面強調了企業集聚在人力資本豐富的地區所得到的知識外部性；而Krugman 通過壟斷競爭模型強調了企業集聚在消費者市場附近得到的需求聯系，Fujita（1988）通過存在不可貿易商品的模型，得到了同樣的證明。為了檢驗這三種不同的包含收益遞增的因素，我們構造了以下指標：（1）地區企業數量比重（firm）衡量產業外部性；（2）地區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與各年全國均值之比（e ）代理人力資本的相對優勢，由於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地區教育數據不完全，我們使用了萬廣華等人（Wan ，Lu and Chen，2004）估計的地區人均受教育年限數據；（3）地區消費者需求，我們使用了人均GDP 的對數值與各年全國均值之比（pergdp）來度量一個地區消費者的相對購買力；[⑥]（4）Wen （2004）使用了城市數指標來度量城市的發展，但是這很難衡量各個城市本身的發展狀況，因此，我們採用了陸銘和陳釗（2004）的方法，用非農人口比重與全國均值之比（urban ）來代理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化水平，並取其與各年全國均值之比作為一個地區的相對城市化水平；（5）郵電通信和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也有利於工業集聚，為了證實這一點，我們引入了運輸倉儲郵電通信產出佔GDP 百分比來度量信息化對工業化的支持，並且取其與各年全國均值作為各地相對的信息化指標（com ），同時，我們用地區的公路里程佔全國的比重（road）來代理相對的交通運輸條件。[⑦]

三、經濟政策因素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轉軌的經濟來說，政策的差異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決定地區差異的重要因素。Kanbur and Zhang（2005）回顧了政策因素對於中國50年地區差異的影響，Démurger等（2002）也強調了改革以來的經濟政策對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在本文中，我們主要考察了兩個方面的政策因素：（1）對外開放度。對外開放是經濟改革以來最為重要的經濟政策，接下來我們將要考察的非國有化進程和政府退出經濟活動的進程在一定程度上都與對外開放的進程有關。和既有的文獻的通常指標一致，我們用出口佔GDP 比重和進出口總額佔GDP 比重與相應的全國均值之比（export和trade ）來度量相對的經濟開放程度。我們預期對外開放對工業集聚有正的作用。（2）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的參與度。中國經濟改革的起點是政府全面參與經濟活動的計劃經濟，在這一體制下，資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均受到負面影響，因此，政府退出經濟活動將有利於工業的集聚。在經濟增長文獻中，通過用扣除教育和國防經費的政府支出佔GDP 的比重來度量政府消費所起的作用。在我們的數據中沒有省一級的國防開支統計，而教育支出被包括在科教文衛支出這個大類中，由於這個大類的性質與教育支出都是類似的，因此，我們就用扣除這一類支出以後的政府支出在GDP 中的比重與全國均值之比（gov ）來度量相對的政府對於經濟的參與程度，並預期這一變數的符號為負。[⑧]

必須說明的是，政策的調整從來就不可能在政策頒布的一夜之間完成，從而導致改革在時間上的循序漸進和空間上的進展差異，而我們使用的政策指標所具有的面板結構恰恰能夠反映各類政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差異。但是，這類政策指標仍然可能是某些未觀察到的真正的政策變數作用的結果，而不是政策本身。為了克服此類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造成的估計偏誤，對於我們特別關注的開放指標，我們使用了工具變數來檢驗其是不是具有顯著的內生性問題。正如我們在前文中所說的那樣，之所以將關注的焦點特別集中於經濟開放政策的效果，是因為這一政策是中國經濟改革以來最為重要的政策，也標志著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由趕超型向比較優勢型的轉變。而政府退出經濟活動和經濟的非國有化進程也與經濟的開放進程緊密相關。另一個值得一提的原因是，在國際上，經濟全球化與地區間收入差距的影響正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Wan ，Lu and Chen，2004），而從經濟開放的角度來看工業的集聚也能為這一問題提供一些相關的證據。我們使用的經濟開放的工具變數包括了各個地區在1978年經濟仍未實施開放政策時的開放度指標（1978年的出口與GDP 之比export78，或者1978年的出口與GDP 之比trade78），以及各地到香港和上海兩個主要港口的距離中較近的一個（port），[⑨]這兩個工具變數分別反映了歷史和地理因素對於開放的影響，實際上也反映了歷史和地理因素對於工業集聚的間接影響。其中，使用各地到香港和上海兩個港口的距離是因為這兩大港口是中國最大的港口，其吞吐量明顯高於排名在其後的其他港口，可以作為開放度的有效的工具變數（Wei and Wu，2001）。

五、實證研究結果的報告

計量分析的結果見表2.方程（1）是包含了全部變數的隨機效應模型，其中，我們用export作為開放度的指標。Hausman 檢驗結果顯示，不能拒絕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方程2）的系數沒有系統性差異的假說。同時，當我們使用export78和port作為export的工具變數估計包含工具變數的隨機效應模型（方程（3），IV-RE ）時，Hausman 檢驗結果顯示開放度指標並未顯著地存在內生性偏誤。方程（4）在基本模型的基礎上去掉了不顯著的變數e ，並沒有改變模型的基本估計結果，Hausman 檢驗仍然支持隨機效應模型，並且開放指標並未顯著地存在內生問題。方程（5）在基本模型的基礎上用進出口和GDP 之比（trade ）替換export作為開放度指標，結果顯示，Hausman 檢驗仍然支持隨機效應模型。有趣的是，當我們用trade78和port作為trade 的工具變數的時候，port在控制了模型其他變數之後與trade 不顯著相關，這說明到港口的距離雖然對一個地區的出口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卻對以進出口總額作為指標的開放度沒有顯著的影響，也就是說，進口並不顯著地受到一個地區與大港口之間的距離的影響。

通過表2中報告的幾個結果，以及相應的檢驗，我們可以確認，方程（1）所得到的結果是穩定的，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討論實證研究的發現。總地來說，無論是經濟地理因素、經濟政策因素還是新經濟地理因素中的變數，都對產業集聚具有很好的解釋力。這就說明地區的工業發展和集聚是一個受多種因素影響的復雜的過程，如果忽略了其中的一些方面，都可能影響實證結果的可信度。具體來看，我們可以依次將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的各種因素的作用總結如下：

1、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我們發現，沿海地區更接近國際市場的地理優勢的確有利於工業集聚。而直轄市作為城市經濟，已經進入後工業化時代，其經濟職能正在發生變化，因此，直轄市的工業份額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後相對更低。

2、新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我們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發現，就是為新經濟地理學提供了來自中國的證據。在我們的實證結果中，由一個地區企業數衡量的產業外部性和地區消費者購買力對於工業集聚的前後向聯系作用均顯著為正。我們發現地區的人力資本相對水平對工業集聚有著不顯著的正影響，之所以人力資本的因素作用不顯著，可能是因為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還處於比較初級的階段，對於人力資本的要求還不高。一個地區城市化水平和在道路和通訊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對地區的工業集聚具有顯著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我們的一系列新經濟地理指標是一個地區與全國平均水平的相對數，因此其系數之間是相互可比的。從結果來看，顯然，道路基礎設施建設和市場的購買力對於工業集聚的積極作用最大。

3、經濟政策的作用。我們發現，對外開放對於工業集聚有著顯著的正影響，這顯示出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策略對於工業集聚的推動作用。有趣的是，我們在使用工具變數的估計結果中還發現，歷史和地理的因素對於地區的開放程度有著顯著的影響，計劃經濟時期開放程度高的地區和距離大港口較近的地區在我們的數據考察期間仍然有較高的開放度。同時，我們也發現，到大港口的距離對於以進出口佔GDP 比例為指標的開放度並沒有顯著的解釋力。綜合起來看，可能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歷史還不夠長，所以才導致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因素仍然在起作用，而地理因素的作用卻主要對出口產生影響。[⑩]我們所考察的另一個重要的政策變數是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的參與程度，正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的參與程度越高，越是不利於地區工業的集聚。
新經濟地理所強調的各種經濟力量的正反饋作用和收益遞增性長期以來被主流經濟學家忽略。近年來由於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興起，使得更多的人開始關注這些因素對於工業集聚現象的解釋。本文的檢驗同樣也證實了這些經濟規律的作用。從各國的工業經濟格局狀況來看，工業在少數地區集聚，從而形成規模效應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由於地區間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地區工業發展的不平衡導致的，因此一些影響地區工業集聚的因素也間接地對地區間發展差距產生顯著的影響。如果政府希望通過緩解地區間的工業發展差距來控制地區間發展差距的話，本文的結論也可提供一些政策參考。在地區工業集聚的各種因素中，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因素具有收益遞增作用，這是順應經濟規律的，也是很難通過政策加以調整的，其中，政府可以做的只能是通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化建設來推動地區工業的發展。在政策方面，可以比較確定的是，經濟開放是導致地區工業集聚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的退出也可能加快地區工業的集聚。如果工業化進程較慢的地區可以更快地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仍然可能減緩地區間工業發展差距擴大的步伐，甚至縮小地區間工業發展的差距。

對於思考中國地區間差距的問題提供了一些啟示。由於地理和新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以及工業發展中的規模經濟和收益遞增效應，工業集聚和地區間差距是工業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實現並不是要扭轉由經濟力量的收益遞增性導致的工業集聚，而是應該通過深化經濟改革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落後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地區間的協調發展不是各個地區沒有差別的發展，而是在一種錯落有致、公正並有效率的競爭下的發展。

G. 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觀點，

陸大道的點軸理論及其實踐應用」T「字型發展戰略，據此，國家重點開發了東南內沿海經濟帶和長江容沿岸經濟帶。
大意是：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過程中，大部分社會經濟要素都在」點「上聚集，點與點之間由線狀基礎設施聯系而形成」軸「。點是指各級居民點和中心城市，軸是指有交通、通信干線和能源、水源通道連接起來的基礎設施束。軸線對附近區域有很強的經濟吸引力和凝聚力；同時在軸線上集中的社會經濟設施通過產品、信息、技術、人員、金融等向附近區域擴散，並與附近區域的生產力要素相結合，形成新的生產力，從而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隨著區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點-軸必然發展為點-軸-聚集區，這里的聚集區也是一個點。
顯然工業的整體布局是依此理論來開展的。

H. 新經濟地理學派的學術觀點是什麼

新經濟地理學派的宗旨是將經濟地理學，即區域經濟學帶進主流經濟學的殿堂。正是從這里出發，其分析區域問題的模型框架基本上是經濟學的，其理論的基石建立在三個命題之上： 其一是收益遞增。其二是不完全競爭模型。其三是運輸成本。
1、收益遞增。由於生產規模的誇大帶來產出的增加，從而帶來生產成本的下降，各國或區域間通過發展專業化和貿易，提高其收益；集中是經濟規模的反映，地理上的集中形成大型的聚集地區，其規模優勢遠遠大於某一個部門或產業的集中優勢，從而為地區獲得競爭優勢創造了前提。

2、不完全競爭模型。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創立的不完全競爭模型，被克魯格曼引入到區域經濟的分析當中，例如，由於不完全競爭的存在，當某個地區的製造業發展起來之後形成工業地區，而另一個地區則仍處於農業地區，兩者的角色將被固定下來，各自的優勢被 「鎖定」，從而形成中心區與外圍區的關系。

3、運輸成本。假設以保羅·薩繆爾森引入的「冰山」理論的形式存在，即假設只有製成品有運輸成本，任何製成品的價值在運輸中都有一部分丟失了，而不是設計一個單獨的運輸業的存在。由這三個基石，設計出區域經濟的「中心一外圍模型」。這個模型是新經濟地理學派對區域經濟學的主要貢獻。

「新增長理論」。據該理論，新古典集聚理論在區域尺度上比在國家尺度上更適用。經驗顯示：如果資本和勞動的報酬減少很慢，或者根本就沒有減少，結果將導致區域的擴散或極低速率的集聚。如同「新貿易理論」引起了對空間集聚的興趣一樣，主張勞動和資本報酬遞增的「新增長理論」也引起了「新經濟地理學」對區域集聚的興趣。根據「新經濟地理學」，資本外部性的相對規模、勞動力遷移的動力和交通成本將決定經濟活動和財富在空間配置上的區域整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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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極，比如說該地區某主導產業比較發達，那麼就會帶動就業、與此相關的產業的版發展，從而帶權動GDP的增長，對區域經濟發展有重要作用。比如大城市往往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就業機會、創新環境、金融資本活躍等等，這個城市也會成為一個增長極，帶動一大片區域的經濟增長。
如上海寶鋼主要是利用其區位優勢，沿海港口，便於從海外運來原料，也便於銷售，同時，由於上海市經濟的發達，其金融資本活躍，也便於寶鋼的發展。同時，鋼鐵行業和建築、汽車等等國民經濟很多領域都相關，寶鋼的發展也會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促進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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