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號對經濟的影響

Ⅰ 稅收對國家經濟的影響

稅務部門是國家經濟的執法機構。
對經濟起著平衡和杠桿的作用。

Ⅱ 票號的意思

票號亦稱"票莊"、"匯票莊"或"匯兌庄"。商業資本轉化而來的舊式信用機構。因票號多為山西人開設，又被稱為"山西票號"或"西號"。山西票號以平遙、太谷、祁縣三幫勢力最大。票號產生的時間說法不一，通常認為是由清代山西商人雷履泰的天津日升昌顏料庄在道光初年演變而成。票號有合資、獨資之分，股東負無限責任制，資本額較錢庄為大，自二三十萬至四五十萬兩不等。

基本信息

• 中文名稱

  票號

• 時期

  清代初年左右

• 本質

  信用機構

• 起源地區

  山西 平遙

• 首家

  日升昌記

目錄

1產生年代

2晉商首創的原因

3形成

4發展

5業務活動

6政府政策

7影響力

8理念領先

9衰落

折疊編輯本段產生年代

折疊清初說

據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轉引《中國經濟全書》稱:"據說開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李自成敗走時所有的金子攜帶不便，便把軍中所有的金銀財寶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萬兩，因此之後將從來謀一般人便利的山西匯兌副業改為本業，特創票號，至是該地的巨商都是康姓。"近人徐珂《清裨類鈔》稱:"相傳明季李自成攜巨資敗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資以設票號。"

折疊康熙朝說

李華教授認為:"山西票號在康熙年間早已產生，但在當時票號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會太多。"李華教授的根據有二:一是據何焯《何義門先生集》所載，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時，因生活窘迫，曾將"一應冬衣，俱當在對門當內，因皮錢尤重"，贖不回來，其家人就由原籍蘇州向北京天會號匯銀九十兩，使其"先贖皮襖"。又據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記》載:"時濟南票號適以銀款糾葛事，須時敏親自料理。"

折疊乾嘉時期說

民國十二年出版的《晉商盛衰記》稱:票商經營，為山西極有名之商業，"創始放前清中葉，當乾隆、嘉慶間"。李宏齡《山西票商成敗記》稱:"溯我票商一業，創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時代"。范椿年《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稱:"雷履泰、李正華於嘉慶二年創立日升昌票號"。

折疊道光初年說

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稱:"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顏料鋪的經理雷履泰，因為地方不靖，運現困難，乃用匯票清算遠地的賬目，起初似乎是在重慶、漢口、天津間，日升昌往來的商號試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顏料鋪為後盾，兼營匯票，替人匯兌。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顏料鋪改為日升昌票莊，專營匯兌。"

筆者以為，會票(匯票)在明末清初已經出現。顧炎武《日知錄》稱:"鈔法之興，因於前代，未以銀為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即如今之會票也。"所謂"飛錢"，乃是異地取銀錢的一種匯兌方式，起源時間約在唐憲宗時。當時商業發達，錢幣攜帶不便，加之錢幣缺乏，各地方又禁錢出境，各地在京師的商人，便將售貨所得之錢，交付各道駐京的進奏院及各軍各使等機關，或交各地設有聯號的富商，由機關、商號發給半聯票券，另半聯寄往在各道有關機關、商號。商人回到本道後，合對票券取錢，此種票券即稱"飛錢"。看來明末清初也有類似"飛錢"的會票，開始寫作"會券"，後來寫成匯票，近人衛聚賢先生說:"匯票亦名會券。"(衛聚賢《山西票號史》)到乾隆時，還出現了期票形式，據《清高宗實錄》卷1068載: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山西商人張鑾從新疆阿克蘇販運玉石到蘇州發賣，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初到達蘇州，共賣得銀128000餘兩，因犯禁被官府查禁，在船上"搜獲現銀僅二萬四千餘兩，其會票期票所開，亦止四萬六千餘兩"。(《清高宗實錄》卷1068，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由此可知，當時的會票制度已有了會票和期票之別。會票如前所述，是見票兌付的即期會票，期票則是簽發會票後約定若干時日後而兌付的長期會票。會票種類的發展，說明匯兌業務在當時已有相當發展。但是從顧炎武《日知錄》和這條史料所載，卻未說明已有專營匯兌業務的票號，在票號未出現前，由商號兼營匯兌業務是很正常的。那麼，究竟何時出現專營匯兌和存放款業的票號呢?前述明末清初說是以相傳為據，難以為憑。李華先生的康熙朝說，值得重視。但是從康熙到道光朝山西日升昌票號成立的近百年時間內，又難得見到有關票號活動的史料，有的只是有關會票的情況，而且《康熙南巡秘記》所載票號的具體活動較籠統。至於乾嘉說實為近人推測。道光初年說則史料比較豐富。在票號界對於日升昌票號為山西票號界鼻祖，一般沒有多少異議。而且是從日升昌票號成立以後，眾皆效尤，山西票號才如雨後春筍，迅猛發展起來，最後成為金融界的重要力量。筆者以為，李華先生所說的康熙朝說，暫且可以存疑。而道光初年說則是從產生到發展，具有連帶性。所以，從山西票號作為專營匯兌業的形成和發展來看，山西票號在道光初年產生之說較為妥貼。關於日升昌票號，是由山西平遙達蒲村李氏開設。李氏原籍陝西漢中，元代仕官山西後，落戶達蒲。據說，李氏經營顏料鋪始於雍正年間。李氏在達蒲村沒有製作顏料的作坊，而是在山西平遙城西大街和北京崇文門外設有顏料商號。日升昌票號前身是李氏開辦的西裕成顏料庄，嘉慶後期總經理是雷履泰。當時，發生了白蓮教大起義，又因自然災荒不斷，社會很不安定。商號之間調運現銀靠鏢行保護，不僅費資費時，而且極不安全，雷氏就在所屬商號間以會票代替運現，後來就兼營起匯兌業務，並把西格成顏料庄改組為專營匯兌的日升昌票號。取名為日升昌，是票號有如旭日東升、繁榮昌盛之意。今平遙縣尚保存有日升昌當年的對聯:

日麗中天萬寶精華同耀彩

升臨福地八方輻輳獨居奇

關於日升昌的成立時間，可能在道光初年。據嘉慶二十四年(1819)北京前門外平遙顏料會館《重修仙翁廟碑記》捐銀商號名單中，有西裕成顏料庄捐銀 120兩，名列榜首。(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重修仙翁廟碑記》，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但是到道光十八年(1838)北京前門外平遙顏料會館所立《顏料行會會館碑記》捐助銀兩商號名單中已無西裕成顏料庄，(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顏料行會碑記》，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說明西裕成顏料庄此時已不復存在。嘉慶只有25年，也就是說西裕成顏料庄改組為日升昌票號只能發生在嘉慶二十四年(1819)之後，道光十八年(1838)之前。又據道光八年(1828)江蘇巡撫陶澍奏摺稱:蘇州為百貨聚集之區，山西、山東、河南、陝西等地商人到蘇州販貨，銀達數百萬兩，"俱系會票往來"。(清檔，江蘇巡撫陶澍道光八年四月初八日奏摺)說明當時蘇州市場已有匯票流通，而且攜帶匯票者多為北方商人，可見北方已出現票號。再者，西裕成顏料庄總經理雷履泰生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平遙縣文廟尚存道光二十四年(1844)所立之碑，碑文刻捐助者有"日升昌捐銀一百五十兩，雷履泰捐銀四十兩"。(衛聚賢《山西票號史》)可見，雷氏此時尚健在，但已是74歲了。而道光八年(1828)前雷氏正是50多歲，年富力強，閱歷深，此時由雷氏主持將西裕成顏料庄不失機宜改組為日升昌票號，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山西票號至遲在道光初年已經誕生。

折疊編輯本段晉商首創的原因

1、積累比較雄厚

如前所述，早在乾隆時，山西商人資本"百十萬家資者，不一而足"。

2、經營活動需要

山西商幫多數從事長途販運，商品流轉和資本周轉慢，墊支資本大，在資本不足的情況下，就需要向社會借貸。例如山西商人販運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廣茶，經水陸之途運銷至北京、歸化城、張家口、蒙古草原、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恰克圖和西北蘭州、新疆伊犁、塔爾巴哈台等地，路程數千里，資本用量大，周轉慢，需要大量貨款，為了適應營銷活動需要，山西商幫首先創辦了賬局，經營存放款業務，後來，在賬局的基礎上而形成票號。

3、商號之間需要

晉商的商號之間資金調撥和結算的需要

晉商商號遍布全國各地，形成一定規模的商業網路。而各地商號的盈利，均須解回山西總號，統一結賬分紅，同時總號與分號之間，也要發生資金調撥。過去對此均採用由鏢行保鏢運現銀形式。但是由於乾嘉以來社會極不安寧，保鏢運現極不安全。為了解決運現銀問題，於是以匯兌形式出現的山西票號就產生了。

折疊編輯本段形成

折疊第一、需求

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到了明代中葉以後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國外白銀流入的刺激，山西票號由於商人異地采購業務的不斷擴大，現銀調動額數也越來越大，次數也越來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運現就成為一個突出問題。鏢局就是在這種狀況下應運而生的專門運現機構。所謂鏢局，以"僱傭武藝高超的人，名為鏢師傅，腰系鏢囊，內裝飛鏢，手持長槍(長矛)，於車上或馱轎上插一小旗，旗上寫明師傅的姓，沿途強盜，看見標幟上的人，知為某人保鏢，某人武藝高強不敢侵犯。重在旗標，故名標局。"鏢局起運的騾馱子，人稱"標馱子"。每一馱可馱銀3000兩。山西祁縣是著名的戴氏心意拳發祥地，有武功之人不少，而山西商幫遍布全國各大商埠，商品交易中常需運現，放開設源局者山西人居多。衛聚賢《山西票號史》載:"考創設鏢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張黑五者，請於達摩王，轉奏乾隆，領聖旨，開設興隆鏢局於北京順天府前門外大街。"(衛聚賢《山西票號史》)衛聚賢還進一步推論，鏢局是明末清初顧炎武、傅山、戴廷軾為反清復明，以保護商人運送現銀而設。鑲局不論何時開創，山西人業此行者不少。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開辦的鏢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晉元在張家口開辦有"三合鏢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開辦有"興元鏢局"。此外還有"志一堂"、"長勝"、"三義"、"無敵"等鏢局，太谷車老二，祁縣戴二閣等都是有名的鏢師傅。(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業資本》，《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鏢局運現一般是按季起運，以歸化城鏢局來說，凡運往直隸的白銀，路線是經平型關、駱駝峪，達平山、唐縣;運往山西的白銀，由殺虎口，往雁門關，達祁縣、太谷。但是鏢局運現，隨著社會的動盪，土匪四起，已不安全。近人銖庵說:"時各省貿易往來，皆系現銀。運轉之際，少數由商人自行攜帶，多數則由鏢局保送。蓋沿途不靖，各商轉運現銀，時被劫奪，而保鏢者遇眾寡不敵，亦束手無策，故為各商所深憂。"(銖庵《人物風俗制度叢談》)下面我們舉一個商人運現被盜匪騷擾的事例:山西祁縣史家開辦的大盛魁商號，祁縣喬家開辦的復盛公商號，其運貨駝隊曾多次在蒙古草原被土匪所搶劫，而造成很大損失。據說領頭的劫匪綽號"流矢兒"，其人武藝高強，伸臂可舉牛犢，起腳能增傷烈馬，摔跤贏遍草原，射箭百步穿楊。他把不少廳、旗衙役捕快收為徒弟，並充當官吏的保鏢。他的公開身份是跤王拳師，暗中卻與響馬賊寇勾結，作惡草原。史、喬兩家深受其敲詐、勒索之害，便雇來鏢師懲治其人。豈料，那些被雇來的鏢師，都被"流矢兒"打得落花流水，遁跡潛蹤，再不敢在草原上露面。史、喬兩家便想請故里祁縣武林高手戴奎。如前所述，祁縣是戴氏心意拳故地，雖說此時始祖戴龍邦、名師戴二周已過世，但戴氏傳人戴奎仍是隱居鄉間的武林高手，若是請他出山，制服"流矢兒"當不成問題。但戴奎為人性寡孤傲，商人們對能否請得動他卻沒把握。後來便派一位名叫二旦的商人手提重禮來到縣城戴宅，見到戴奎後，便將祁縣史、喬二商在外受害之事說來。待戴奎聽得怒形於色時，二旦又把厚禮送上，請他出山相助。誰知戴奎一言不發，竟將二旦連人帶禮推出家門。二旦無奈，只好垂頭喪氣重返包頭。山西到包頭，殺虎口是必經之處，此地匪患也最厲害。二旦剛到此，便被一群土匪圍住，要留下千兩買路銀，否則暴屍荒野。二旦正在危難之際，突地戴奎一人闖進圈裡，三拳兩腳撂到不少土匪。拉上二旦就跑。不想走出數里，又被一群土匪攔住，又要買路錢，領頭的自稱是"流矢兒"大弟子飛駱駝。戴奎一聽是"流矢兒"的人，怒起心頭，一挾一躍先將二旦放在臨近屋頂，隨後飄下來，對眾匪大打出手，轉眼就撂倒七、八人，飛駱駝見狀便親自上陣，照戴奎致命處就是一拳，戴奎輕輕閃過，未等敵手回轉，已插進敵襠，大喝一聲，將飛駱駝打翻在地，爬不起來。眾匪見狀，紛紛逃竄。戴奎也不追趕，輕輕一躍，上房將二旦接下地面，對癱在地上的飛駱駝說了句:"我是祁縣戴奎，不服氣到包頭找我。"便與二旦揚長而去。不出五天，"流矢兒"戰書傳到戴奎手中。戴奎如期從包頭趕到歸化時，"流矢兒"早已帶來數百名弟子及各廳、旗官場要員助陣，誓與戴奎決一雌雄。"流矢兒"身高體壯，形如羅漢。他見戴奎骨瘦如柴，氣焰更盛，遂順手將場外一個三百斤重的圓椎石磙舉起，扔到戴奎腳下。戴奎嘿嘿一笑，右腳一踩，將石磙就地轉了兩圈，猛一抬腳，已將石磙送到半空，不等石磙落地，一個"蟄龍登天"，已將石磙送出一丈開外，物落原地。"流矢兒"所帶之人見狀大吃一驚，"流矢兒"也不敢怠慢，便先向戴奎動手。戴奎連破對方致命攻擊，而"流矢兒"更加瘋狂。於是戴奎拿出戴家絕招，趁"流矢兒"猛撲之際，順勢發出裹拳，又出其不意拍向敵人左臂，呼地一下點住了對方腋下"夾窩穴"。不可一世的"流矢兒"一下蹲在地上，起不來了，只見他腦袋耷拉，誕水流出，二目發怔，面無人色。"流矢兒"對眾徒弟艱難地說了聲:"扶我回去。""流矢兒"回到家，沒出七天，氣血難通，一命歸天。消息傳到包頭，輕財好義的戴奎辭掉史、喬二家謝禮，返回祁縣。(參見曹繼植《戴拳師除霸護商賈》，《文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上述戴奎替山西商人清除商路上的土匪、惡棍一事，雖然是清末民初之事，但也反映了山西商人經商之艱，運現之難。因此，山西商人隨著商業貿易的擴大，靠鏢局運現確已遠遠不能適應業務發展要求，更何況鏢局運現時間長、費用高，安全系數低。在這種情況下，以經營匯兌為主的票號自然就應運而生了。

折疊編輯本段發展

日升昌票號成立後，營業繁榮，業務發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蘇州、揚州、重慶、三原、開封、廣州、漢口、常德、南昌、西安、長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蘇)、濟南、張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個城鎮建立了分號，到光緒十二年(1886)後又陸續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鎮增設五個分號。據日升昌在北京等14個分號統計，僅光緒三十二年(1906)這個賬期即獲利583762銀兩。在日升昌票號的帶動下，山西商人紛紛效尤投資票號。如介休侯氏聘原任日升昌票號副經理的毛鴻翙為蔚泰厚綢布莊經理，毛氏到任後，協助財東侯氏將其所開辦的蔚泰厚綢布莊、蔚盛長綢緞庄、天成亨布莊、新泰厚綢布莊、蔚豐厚綢緞庄均改組為票號，並形成以蔚泰厚為首的"蔚"字五聯號，不數年，大獲其利。自是，凡長江各埠茶莊、典當、綢緞、絲布業，及京津一帶皮毛雜貨業之晉人，群起仿辦，往往於本號附設票莊。票號的發展，大致在道光年間為興起之時，時有票號僅十家，即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豐厚、蔚盛長、新泰厚、日新中、廣泰興、合盛元、志成信。咸豐時由於爆發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受戰爭的影響，票號發展受挫。同治年起，票號又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光緒時達到鼎盛，請看下列山西票號家數統計:

咸豐十年(1861)14家

咸豐十二年到同治十三年(1862--1874)26家

光緒元年到光緒八年(1875--1882)28家

光緒五年(1879)29家

光緒九年(1883)30家

光緒十九年(1893)28家

山西票號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亂時雖有損失，但尚未傷元氣。韓業芳《山西票莊皮行商務記》載:"庚子之亂，雖在內地，而受傷者不過直魯二省，肢體之傷，仍非心腹之害。"山西票號北京分庄經理李宏齡說:"庚子內亂，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滯，而票商之持券兌現者，上海、漢口、山西各處雲會霧急，幸賴各埠同心，至是之後，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貨，首推票商銀券最是取信，分布遍放通國，名譽著放全球。"李宏齡《山西票商成敗記》上海為商務總匯之地，一日出入值銀錢千百萬，票號之業務因是特盛。其重要票號皆是山西商人開辦，如大德通、合盛元、中興和、蔚泰厚、百川通、志成信、大德恆、日升昌、存義公、蔚長厚、新泰厚、三晉源、協成乾、蔚豐厚、協同慶、大德玉、蔚盛長等。與此同時，山西票號在國內設立的分號已由20多家增加到80多家。山西票號設立的城市計有:北京、張家口、天津、奉天、濟南、揚州、江寧、蘇州、蕪湖、屯溪、河口(在江西)、廣州、長沙、常德、湘潭、漢口、沙市、重慶、成都、西安、三原、開封、周家口、上海、杭州、福州、廈門、汕頭、營口、南昌、九江、桂林、梧州、昆明、貴陽、鎮江、巴塘、里塘、打箭爐、自流井、迪化、甘州、南寧、解縣、新絳、介休、曲沃、煙台、包頭、蘭州、肅州、歸化、周村、張蘭、寧夏、潮州、文水、汾陽、萬縣、雅安、康定、正陽關、通州、賒旗、興化鎮、禹縣(今河南禹州)、博愛、清化、懷慶、壽陽、交城、喇嘛廟、涼州、盂縣、庫倫、吉林、長春、黑龍江、錦州、安東、安慶、運城、徐州、亳州、道口、濟寧、獲鹿、承德、多倫、赤峰、香港等。

山西商幫除在國內設立票號外，還在國外如朝鮮新義州、韓國仁川和日本大販、神戶、橫濱、東京等地設立了票號。

隨著山西票號業務的發展，在山西票號內部，還出現了山西平遙、祁縣、太谷三大幫。這種幫是以總號的所在地來區別，即總號設在平遙縣的為平幫，總號設在祁縣的為祁幫，總號設在太谷縣的為太幫或谷幫。平、祁、太三幫裡面，以平遙幫最早，票莊的先鋒日升昌、蔚泰厚總號都在平遙。茲將平、祁、太三幫票號情況統計如下:

也可以是某些票據的編號 發票辦好 收款單編號

Ⅲ 晉商票號產生的歷史原因、條件、特點、影響

1、原因：

社會經濟發展、商品流通擴大、交通發達、國內外匯兌的客觀需要。票號辦理匯兌、存放款，解決了運送現銀的困難，加速了資金周轉，促進了商業繁榮。

晉商票號出現在明末清初，先由山西顏料商人所創，平遙日升昌票號最著名業績是「匯通天下」，異地匯兌成其所特有的業務，當然票號也同時兼經營存款、貸款、發行私貼等業務。其分號近百家，遍及全國以至新加坡、俄羅斯、日本、朝鮮等國。

2、條件：

明初晉商為明朝統治者在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後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代又因為清政府代墊和匯兌軍協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府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

如志成信票號，庚子事變後，曾將資本運往南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省資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面上有應收銀 400萬兩，有應付銀 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周轉，被迫倒閉。

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遙、祁縣坐索欠款，財東因票號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只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丐。

3、特點：

晉商匯兌票據最有特色的是印章：抬頭章、押數章、落地章、騎縫章，設計充滿了濃厚的文化藝術色彩，既有防偽功能，又體現了山西古樸、厚重、率真的民風民俗。晉商票據邊框多以票號名加飾以八仙、梅蘭竹菊、寶鼎、聚寶盆為設計時尚。

如筆者所藏這張晉商於民國六年（1917年）三月十八日在山西婷縣宏道分號發放的匯帖300文，設計圖案色調為藍色，邊框為票號名和「暗八仙」（即八仙用的法器），金額用毛筆書寫。印章6枚各具特色，最有趣的是用一套紅財神趙公明像作為花押，生動有趣。

4、影響：

在中國明清以來的近代經濟發展史上，馳騁歐亞的晉商舉世矚目，山西特別是以太谷、祁縣、榆次、平遙等為代表的晉中盆地商人前輩，舉商貿之大業。

經營范圍包羅萬象，奪金融之先聲，錢庄票號匯通天下，稱雄五百餘年，創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紀性繁榮，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燦爛的商業文化。

(3)票號對經濟的影響擴展閱讀：

晉商的文化代表：

喬家、渠家以及曹家都曾走過西口，塞外的風沙磨煉了他們不甘貧窮的意志與毅力，他們用自己飽含著汗水的業績，衣錦榮歸之後，給後人留下了這些雕梁畫棟的宅院，和古色古香、風韻猶存、遍布城鄉、數以千計的庭院建築，而且給建築學、晉商文化的教學與研究提供了難得的直觀資料。

佔地8724平方米，6幢大院，20幢小院，共313間房屋組成，整體為「雙喜」字布局，全院以一條平直的通道將6幢院分隔兩旁，院中有院，院中有園，既重整體美感，又具局部特色，無不造型考究，匠心獨用。

全院裝飾木雕300餘件，幾乎每件都是一個古老的民間故事。院內磚雕，俯仰可見。100個「壽」字組成的照壁，百字百樣，方勁古拙，靈動纖秀。

Ⅳ 票號的產生條件

票號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金融機構。票號也被稱作票莊或匯兌庄，顧名思義，即匯兌銀票的處所。早期以承擔匯兌業務為主，而到清初許多票號又增加了存款服務，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有著類似近代銀行的功能。
產生的歷史條件：
第一，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到了明代中葉以後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國外白銀流入的刺激，商品貨幣經濟有了較為明顯的發展。這種發展延續到清代前期，特別是康熙、乾隆時期，國內政治安定，農業生產發展，商品貨幣經濟較前更為活躍。國內市場擴展，不但有眾多地方性市場興起，而且全國的大市場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清人劉獻廷說：「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維漢口耳。」（劉獻廷《廣陽雜記》卷四）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商品的轉軌開辟了廣闊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機構開始突破單純兌換范圍，逐步過渡到信貸階段。另方面，埠際貿易開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擴大，出現了不同地區債務清算和現金平衡等新問題，於是需要匯兌專業化。
第二，社會商品貨幣經濟已有所發展，對金融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條件。銀幣的廣泛使用，大致是從明英宗正統時（1436——1449）田賦折收金花銀開始，萬曆年間（1573——1620）實行一條鞭法，規定向政府交納的田賦、徭役、土貢、雜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並入地畝，折銀徵收。這一稅制改革，是中國歷史上封建勞役經濟轉向貨幣經濟的一大進步。但是後來由於社會危機的加深和貨幣使用普及受客觀條件的約束，一條鞭法並未能全部貫徹執行。清初，對賦役規定銀米兼收，後來除了部分清糧外，幾乎全部徵收銀兩和錢。17世紀後，清朝的徵收賦役和發放薪餉一律用銀。而且貨幣地租也有新發展。
第三，鏢局運現已不能適應越來越擴大的貨幣交割需要。在商品交易過程中，由於商人異地采購業務的不斷擴大，現銀調動額數也越來越大，次數也越來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運現就成為一個突出問題。鏢局就是在這種狀況下應運而生的專門運現機構。所謂鏢局，以「僱傭武藝高超的人，名為鏢師傅，腰系鏢囊，內裝飛鏢，手持長槍（長矛），於車上或馱轎上插一小旗，旗上寫明師傅的姓，沿途強盜，看見標幟上的人，知為某人保鏢，某人武藝高強不敢侵犯。重在旗標，故名標局。」
因此，山西商人隨著商業貿易的擴大，靠鏢局運現確已遠遠不能適應業務發展要求，更何況鏢局運現時間長、費用高，安全系數低。在這種情況下，以經營匯兌為主的票號自然就應運而生了。

Ⅳ 票號的衰落

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
19世紀70年代，由於外商壓價，絲茶發生危機，華商虧損倒閉，在蘇州、漢口的票號倒帳數十萬，倒帳，意味虧損或虧空，一旦發生擠兌，就必然會因放款收不回來而倒閉。胡雪岩經營的「阜康」票號就是因為經營絲業受洋商欺騙而產生虧損，最後倒閉的。全國性的信用危機波及整個金融業。20世紀初，以經營豆油生產和出口為主的營口「東盛和」五聯號商行倒閉，虧歉外商銀行、戶部銀行、票號爐房 500多萬兩，其中票號200萬兩。外商銀行、戶部銀行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權，它們借出的款幾乎全部收回；票號是信用放款，雖同是債權團組成人員，然而收回連一半都不到。「東盛和」之後，又發生上海的橡皮風潮。在這次風潮中，「源豐潤」、「義善源」票號相繼倒閉，虧歉公私款項數百萬，又一次引起票號業的信用危機。清末前，票號倒帳損失之所以嚴重，就其經營方式說，致命的弱點，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沒有任何物資作保證，在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中，收不回貸款的風險是極大的。
許多商號商行因為經營不善出現倒閉，往往連帶將放款給它們的票號也一並拖垮。每次經濟危機一來，就有許多票號因擠兌而又無款支付而倒閉。
遇到了強大的競爭對手
清末前，雖有中國通商銀行、浙江興業、四明等十幾家商業銀行的成立，對山西票號都構成了競爭威脅，但構成票號競爭主要對手的，則是官商合辦的戶部銀行、交通銀行和一些省辦的銀錢行號。因為戶部銀行（後改大清銀行）具有代理國庫、收存官款的職能和雄厚的資本，所以能夠左右市場。過去由票號收存和承匯的官款業務，幾乎全部被戶部銀行包攬而去；由於戶部銀行在金融業中具有壟斷和控制的作用，它對票號的經營有強大的影響。在市場競爭中戶部銀行要提高存款利率或降低放款利率，票號亦不能不跟隨進行，這種做法直接威脅著票號的生存。盡管如此，在清末以前，票號依然擁有相當大的勢力。隨著時間的推移，票號經營方式的落後性越來越突出，票號是經營存款、放款和匯兌的銀行業。作為銀行業，除自有資本外，它發展的規模，決定於存款開展狀況。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除支付存款利息外，利潤就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存款戶擠兌，因放款收不回來無法支付存款，那麼貸款愈多就倒閉得愈快。加之金融利潤又大多歸於戶部銀行，票號所賺利潤日益減少。「船漏偏遇頂頭風」。山西票號終於在辛亥革命的戰亂中遭到致命的打擊。
辛亥革命中，許多商業都市，如漢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發生過戰爭。工商業和銀錢行號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損失。北京是票號吸收款最多的城市，占其全部存款的30%。因而，山西票號擱淺倒閉，就從北京分號開始。戰爭和革命所帶來的經濟危機，使許多票號開始倒閉。在倒閉聲中，山西22家票號除大德通、大德恆、三晉源、大盛川等四家票號，因資本實力雄厚，拿出大量現款，應付辛亥壬子擠兌風潮，信用未失，繼續營業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號，因無力應付擠兌風潮而相繼倒閉。大德通、大德恆、三晉源、大盛川四家票號又延續了二三十年，最終還是逃不掉倒閉的命運。
從「富甲天下」到破家，晉幫在歷史舞台上終於演完了這場人生悲喜劇。

Ⅵ 交通對經濟的影響

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交通建設項目對宏觀經濟增長的影響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密切關系。一方面，經濟增長是投資得以擴大的基礎。投資的來源離不開國民經濟的增長，投資多少以及投資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都受國民經濟增長水平的制約。另一方面，投資增長是經濟增長的必要前提，在一定的科學技術水平和有限的資源條件下，經濟增長速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投資的多少及其增長率。投資通過其需求效應來拉動經濟增長，在投資生產活動中需要直接和間接消耗各個部門的產品，使投資需求增加，並且在投資生產活動中因國民收入增加還將引起消費或投資需求的不斷增加。這就必然導致最終需求的增加，引起對經濟的擴張作用。
然後，投資又通過其供給效應來推動經濟增長，所謂投資供給是指交付使用的固定資產，既包括生產性固定資產，又包括非生產性固定資產。生產性固定資產的交付使用，直接為社會再生產注入新的生產要素，增加生產資料供給，為擴大再生產提供物質條件，直接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非生產性固定資產則主要通過為勞動者提供各種服務和福利設施，間接促進經濟增長。投資具有創造需求和創造供給的雙重功能。從這個角度考察，高速公路項目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需求效應，指公路投資活動本身對增加國內生產總值，擴大有效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另一部分是供給效應，指公路建成通車後，由於通行能力增加和行車條件改善。
然後，投資又通過其供給效應來推動經濟增長，所謂投資供給是指交付使用的固定資產，既包括生產性固定資產，又包括非生產性固定資產。生產性固定資產的交付使用，直接為社會再生產注入新的生產要素，增加生產資料供給，為擴大再生產提供物質條件，直接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非生產性固定資產則主要通過為勞動者提供各種服務和福利設施，間接促進經濟增長。投資具有創造需求和創造供給的雙重功能。從這個角度考察，高速公路項目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需求效應，指公路投資活動本身對增加國內生產總值，擴大有效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另一部分是供給效應，指公路建成通車後，由於通行能力增加和行車條件改善。
帶來運輸費用降低、客貨在途時間節約、交通事故減少等由公路使用者直接獲得的經濟效益，特別是推動公路運輸業發展、提高綜合交通運輸體系效率，以及因區域交通條件改善和區位優勢增加，通過不同途徑對區域內社會發展產生的促進作用。後者較前者來講，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更大，持續時間更長，涉及范圍更廣。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首先表現在它對GDP(國內生產總值)的計算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羅澤濤，2000)。在我國，計算GDP一般採用支出法和收入法。根據支出法計算GDP時，包括一定時期內最終由居民消費、政府支出所購買及使用的產品和勞務價值額、企業投資所形成的資本形成額(等於固定資本和存貨)及凈出口。

Ⅶ 票號的影響力

有著110年歷史的票號，標志著本土傳統銀行機構的信用建設水平與品牌實力，在票號改版革家李宏齡眼權中，票號「分庄遍於通國，名譽著於全球—中國商業之盛，莫盛於西幫票商。」李宏齡也看到了信用制度的歷史趨勢與現代銀行的發展方向，他的責任與理想，就是要憑借「晉之信用，票號之殷實」，運用好票號尚在的信用與品牌資產，改革信用制度，以「巨本立一絕大銀行」，達到「運動全體，抵制外幫」的目的。然而，在清末與民初的政府監管下，票號終於沒有成功轉型、步入新途，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討。除了票號東掌、經理的思想矛盾、意見分歧等是票號改革失敗的內因外，作為政府在監管的同時是否有對事關國計民生的銀行機構施以救助之責？政府在票號這一具有悠久歷史、豐富品牌資產的傳統金融機構向現代銀行的轉型中應該發揮什麼作用？這都給了我們廣袤的想像空間

Ⅷ 中國歷史票號衰敗的原因

票號衰落的原因有兩個。

一個原因是票號經營遇上危機。這種危機是與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相聯系的。
另一個原因是：清政府成立戶部銀行，票號遇到了強大的競爭對手。

Ⅸ 國貨幣貶值對經濟有什麼影響

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影響物價的上漲或下降，匯率變動後，立即對進口商品的價格發生影響。首先是進口的消費品和原材料價格變動，進而以進口原料加工的商品或與進口商品相類似的國內商品價格也發生變動。匯率變動後，出口商品的國內價格也發生變動。如本幣匯率下降，則外幣購買力提高，國外進口商就會增加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在出口商品供應數量不能相應增長的情況下，出口商品的國內價格必然上漲。在初級產品的出口貿易中，匯率變化對價格的影響特別明顯。

在資本主義周期的高漲階段，因國內外總需求的增加，進口增多，對外匯需求增加，外幣價格高漲，導致出口商品、進口商品在國內價格的提高，並在此基礎上推動了整個物價水平的高漲。定情況下影響出口商品的生產部門外幣升值時，將使進口商品變得更貴，從而使以進口原材料為主的出口商品生產者的生產成本上升，削弱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而對以國內原材料為主的出口商品生產者較為有利。外幣貶值時，將使進口商品變得便宜，從而使以進口原材料為主的出口商品生產者的生產成本下降，出口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能力也增強，而同時以國內原材料為主的出口商品生產者則得不到由於匯率變動而帶來的好處。非貿易項目由於受到匯率變動的影響而發生的資本流向的變化等，也將對出口商品生產部門的資金供求等方面發生相應的影響。

從長期看，當本幣匯率下降時，本國資本為防止貨幣貶值的損失，常常逃往國外，特別是存在本國銀行的國際短期資本或其它投資，也會調往他國，以防損失。如本幣匯率上漲，則對資本移動的影響適與上述情況相反。也存在特殊情況，近幾年，在短期內也曾發生美元匯率下降時，外國資本反而急劇湧入美國進行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利用美元貶值的機會，取得較大的投資收益，這對緩解美元匯率的急劇下降有一定的好處，但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由於美元的特殊地位決定的。

對對外貿易的影響本幣價值下降，具有擴大本國出口，抑制本國進口的作用，從而有可能扭轉貿易收支逆差。對旅遊部門的影響其它條件不變，以本幣表現的外幣價格上漲，而國內物價水平未變，對國外旅遊者來說，本國商品和服務項目顯得便宜，可促進本國旅遊及有關貿易收入的增加。

匯率變動對一國黃金外匯儲備的影響，儲備貨幣的匯率變動影響一國外匯儲備的實際價值，儲備貨幣升值，則一國外匯儲備的實際價值提高，反之則降低。本國貨幣匯率變動，通過資本轉移和進出口貿易額的增減，直接影響本國外匯儲備的增加或減少。匯率變動影響某些儲備貨幣的地位和作用。

Ⅹ 清朝時候票號的功能，並指出票號的出現有何作用

等於現在的匯票，行用卡，出門不用帶很多錢了，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