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哪些
一、 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挑戰
首先,國際環境依然不容樂觀,大多數發達國家經濟復甦疲弱,還未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這給中國外貿出口帶動很大影響。2014年5月,美國「國債」突破16.7萬億美元「債務上限」;10月,美國政府17年來首次停擺,美國國債存在違約風險,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必然要受影響。一些新興經濟體增速也有所放緩,發達經濟體的失業率仍居高不下,很多國家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所採取的超常規財政刺激政策的負面影響開始顯現,我國的周邊環境還很不穩定,存在諸多威脅。這些因素對中國經濟必將產生許多外部壓力,包括經濟和政治等方面。
其次,內部體制出現障礙。中國能夠快速發展到現在,依靠的主要發展模式是以吸引外資、廉價勞動力以及迎合外部需求的生產導向為基礎的舊有模式。舊模式中的三個要素或稱制度紅利、人口紅利、全球化紅利,把中國帶到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上,但是現在這種模式潛力已基本耗盡。中國人口老齡化非常迅速,人口紅利逐漸喪失,很快將迎來「劉易斯拐點」。2012年中國勞動力數量首次出現了減少,正以歷史最快速度從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轉變。經濟增速放緩,現有發展模式的所有弊病都達到了高峰。此外,資源不足、環境污染,嚴峻的生態形式也是個棘手的問題,使得一直支撐經濟增長的體制內部出現了制度性疲勞和障礙。第三,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根據國際發展的經驗,新興市場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使原本良好的發展勢頭轉變軌跡,就像掉入陷阱一樣,最終出現經濟停滯。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表現是上個世紀後半期若干拉美國家。2012年我國人均GDP已達6 100多美元,正處於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艱難爬坡階段。
二、 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
當前,我國經濟形勢總體良好,但長期的快速發展,積累和遺留的各種問題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 發展方式粗放落後,經濟結構不合理。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建設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必須清醒地看到,這種發展是粗放的,缺少內涵、質量和效益,是不可持續的。我國的經濟增長是主要停留在粗放經營方式上,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的傳統發展模式。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環境發展不協調,導致資源嚴重缺乏。據有關方面測算,我國經濟增長中依靠資本和勞動投入增加的貢獻率佔72%,依靠科技進步等促使要素效率提高的貢獻率僅佔28%,而發達國家後者佔50%―70%。具體來看,其一,在經濟效益方面,我國經濟運行並沒有從根本上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痼疾;其二,在經濟結構方面,產業結構的失調依然存在,農業基礎薄弱,發展缺乏後勁,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化,第三產業發展滯後等。
(2) 貧富差距過大。根據聯合國有關組織分析,基尼系數在0.3―0.4之間表示收入差距相對合理。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基尼系數達0.474,遠遠超過0.4的警戒線,是世界上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使社會財富過多地集中在少數高收入階層手中。同時,城鄉差距、行業差距、地區差距也都在擴大,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這些問題如果不進行調節,就使人們的不公平感增加,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社會矛盾就突出,這也是上世紀許多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3) 經濟發展面臨下行壓力。中國經濟以9.8%的速度持續增長了30多年,2012首次「破8」,為7.8%,預計2013年約為7.7%,發展速度繼續放緩。過去作為支柱產業的房地產正進行宏觀調控,日趨減緩;內需乏力仍是我國長期經濟發展的頑疾。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支撐外貿出口高速增長的國際環境也在改變,使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因素正在消減和逆轉。目前,雖然國內經濟仍保持較快增長,但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突出,繁榮的背後有太多的泡沫。
(4) 區域發展不平衡。長期以來,由於我國改革開放的「梯度發展」政策,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指導下,經過30多年的發展,迅速拉大了沿海與內地的經濟發展差距。從地區生產總值來看,2011年GDP最高的廣東省為52 674億元,約是西部10省GDP的總和,是最低的西藏(606億元)的87倍,是中部江西(11 584億元)的4.5倍,北部吉林(10 531億元)的5倍。與此同時,中東部地區差距、南北差距、城鄉差距也隨之越來越大,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日益凸顯。區域發展不平衡成為制約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一大障礙。
(5) 市場和資源環境有待改善。市場環境的好壞關乎經濟的發展,也會影響社會穩定。近年來,我國食品、醫療事件頻發,安全問題層出不窮。從三聚氰胺、瘦肉精,到蘇丹紅、地溝油,形形色色的安全問題,嚴重威脅著人們的生命健康;假冒偽劣、社會欺詐現象依然十分突出;社會誠信和社會道德水平依然不高。這些不良的社會現象嚴重污染市場環境,也嚴重影響人們的消費信心,阻礙內需的發展。此外,伴隨著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我國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現象嚴重,資源環境問題也日益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中國高碳的能源結構使中國的發展處境極為不利,如果我國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積極進展,經濟的增長空間將進一步被壓縮。
2. 談談我國目前經濟發展狀況及存在問題
觀察中國經濟問題,要注意到「總量」和「人均」兩個方面。2000年中國GDP達到89004億元人民幣,按當年匯率計算超過10000億美元,世界排名第六,經濟總量已經相當可觀。如果按購買力平價,也就是按國際共同價格計算,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位次還要提前。但是,現在人均還不到1000美元,剛剛進入中等偏下收入國家的行列,還是一個比較窮的國家。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完成了頭兩步,並不是走完了現代化全程的2/3。大約還要經過50年左右時間,到本世紀中葉,才能基本實現現代化。對於實現現代化的艱巨性和長期性要有清醒的認識。 從新世紀開始,中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始向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邁進的新的發展階段。今後10年,中國經濟預期年均增長7%左右,2010年GDP比2000年增長1倍。今年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是7%,雖然有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增長減速的不利影響,下半年經濟增長速度會慢於上半年,全年經濟增長目標仍然可以達到,明年仍有可能保持7%左右的經濟增長率。 今後5到1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和政策取向,可以概括為以下七個方面: 第一,調整經濟結構。這是今後相當長時間經濟發展的主線。要通過經濟結構的調整,使我國經濟發展上一個新的水平,而不僅是GDP總量的低水平的擴張。產業結構調整是當前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內容。中國技術和經濟發展不平衡,在產業結構調整中需要注意處理兩個關系:一是發展新興產業和用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的關系,一是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關系。 第二,加快城市化進程。農村經濟發展有近期的問題,也有遠期的問題。90年代以來有兩個基本情況:一是糧食產量年均增長速度明顯高於人口增長速度,二是城鄉居民人均口糧消費下降。這帶來了過去所沒有過的相當多農產品銷售困難的現象。現在不少農產品高於國際市場價格,很難再用提高農產品價格的辦法增加農民收入。中國農業單產並不低,種糧不賺錢的根本原因是人多地少,達不到規模經營,單純務農很難使農民富裕起來。農村有大量剩餘勞動力,加上農業季節性的特點,許多地方是「一個月過年,三個月種田,八個月賭錢」。鄉鎮企業是農民增加收入的重要來源,為了推進城市化,長期以來所實行的限制農民進城的政策需要改變,同時要完善制度,加強管理,保持社會穩定。 第三,西部大開發。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是普遍規律,中國在幾千年歷史上,地區發展就是不平衡的。不論東部還是西部,省、自治區內部各市、縣之間,差距呈擴大的趨勢,這是各個地方經濟發展要解決的問題。區域經濟政策要強調兩個大局。允許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一個大局,這個政策要堅持。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不是放鬆或者延緩東部地區的發展。東部地區的發展,過去是,今後相當長時期仍然是從財力、物力和技術上支撐國民經濟全局的極為重要的力量,也是支持西部開發和加快中西部發展的條件,東部地區仍然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實現地區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這也是一個大局。西部地區不實現現代化,也就沒有全國的現代化。 第四,實現可持續發展。這是世界性大課題。在新的發展階段,應該把可持續發展放到突出的位置。主要是人口、環境.人口問題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特殊問題。人口問題過去是兩句話: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現在應該加一句話:注意老齡化問題。我國現在60歲以上人口佔10%。西方國家在人口基數小、經濟發達的條件下,經過長期的發展出現了老齡化,尚且遇到很多問題。我國在經濟不發達、人口基數很大的條件下,在很短的時期內進入老齡社會,困難更大。老齡化會帶來「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的問題,需要預謀對應之策,健全社會保障制度。 第五,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現在只是「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說,有了一個雛形,一個大的框架,不健全、不完善之處還很多,仍然需要強調體制創新,通過深化改革為經濟發展提供體制保障。加入WTO標志著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就是建立與國際市場經濟規則接軌的、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體制創新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六,發展開放型經濟。中國所處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對外經濟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主要是經濟全球化和我國對外開放的擴大。經濟全球化是一種趨勢,交織著各個國家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和激烈的競爭,必然經過許多曲折和反復。其後果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是實現現代化的條件,但我國經濟技術落後,在同發達國家的競爭中面臨著很大的壓力。加入WTO給我國經濟帶來新的機遇,這是具有很大挑戰性的機遇;我們面臨的挑戰也是包含著發展機遇的挑戰。加入WTO只是獲得入場券和參賽資格,關鍵是提高我國經濟的競爭能力。 第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妥善處理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關系,在積累和消費的關繫上,要兼顧國計和民生;在社會政策上,要注重調節社會分配和解決就業問題。我國面臨著沉重的就業壓力。今後5年城鎮將新增就業崗位4000萬個,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4000萬人。達到了這樣的目標,城鎮失業者仍將有1200萬人以上,農村仍將有1億以上的剩餘勞動力。積極擴大就業是需要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政策。中國市場商品短缺的狀況已經結束,現在是供過於求,沒有城鄉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國內市場不可能開拓,經濟就不可能持續增長。
3.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一、資源和環境壓力日益加劇
這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面臨的最為突出的矛盾。一方版面,工業權化和城市化加速,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並處於新一輪上升周期,勢必加大對資源的需求和消耗。另一方面,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益的經濟增長方式,必將加劇自然資源的供求矛盾,導致經濟運行成本上升。我國人均資源緊缺,而資源消耗量卻排在世界前列,礦產資源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日益提高(見附表)。經濟高速增長所付出的環境代價過於高昂,環境質量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將處於「局部有改善、整體在惡化」的狀態。
資源和環境對可持續發展的壓力,本質上是技術含量低和經濟效率差的問題。我國科技發展不適應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需要,技術水平低制約著經濟效率的提高和增長潛力的發揮。由於缺乏降低資源消耗、提高資源利用率和保護環境的產業技術,或是有了這些技術而又缺乏推廣應用的動力,致使我們難以走出粗放型增長的怪圈。
二、盲目投資和低水平擴張的體制性根源日益凸顯
投資體制改革明顯滯後。政府投資范圍過寬,習慣於藉助預算內投資來調控經濟運行,而不善於通過政府消費來提供公共服務。在市場准入方面偏重經濟性
4. 當前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有哪些
1.經濟發展的速度與質量的問題。
2.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的問題。
3.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化問專題。在向集約型經屬濟發展模式的轉化過程中,社會就業的問題。
4.勞動者素質與社會需求不完全一致的問題。
5.國際貿易競爭對國內企業的沖擊以及隨之而來的失業問題。
6.資源利用率較低,經濟發展過於依賴資源的問題。
5. 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哪些突出矛盾和問題
1.經濟發展的速度與質量的問題。
2.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的問題。
3.經濟專發展模式的轉化問題。在屬向集約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化過程中,社會就業的問題。
4.勞動者素質與社會需求不完全一致的問題。
5.國際貿易競爭對國內企業的沖擊以及隨之而來的失業問題。
6.資源利用率較低,經濟發展過於依賴資源的問題。
6. 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應對策略
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主要問題如下:
1。體制結構仍然不合理,長期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式增長方式沒有根本改變。
中國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影響發展的體制和制度障礙依然存在,重大改革面臨著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
2、城鄉、區域和經濟社會發展仍然不平衡。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明顯。東海岸與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正在擴大。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科學、教育、文化和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緩慢。
3、農業基礎薄弱、農民收入低、農村發展滯後的狀況沒有改變。
「三農」問題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
4、通貨膨脹壓力仍然存在
農業生產資料、部分農副產品和部分工業品價格的結構性上漲擾亂了正常的經濟秩序。
5、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住宅、安全生產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仍然很多。
解決方案如下:
1、深化改革進一步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關鍵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2、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更加註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節能環保水平,提高經濟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促進經濟增長,實現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促進第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
3、解決「三農」問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統籌城鄉發展。
4、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
5、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區域發展差距。
(6)經濟發展質量存在問題擴展閱讀:
就當代經濟而言,發展的含義相當豐富復雜。發展總是與發達、與工業化、與現代化、與增長之間交替使用。 一般來說,經濟發展包括三層含義:
1.經濟量的增長,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產品和勞務的增加,它構成了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
2.經濟結構的改進和優化,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技術結構、產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消費結構以及人口結構等經濟結構的變化;
3.經濟質量的改善和提高,即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效益的提高、經濟穩定程度、衛生健康狀況的改善、自然環境和生態平衡以及政治、文化和人的現代化進程。
經濟發展是通過經濟結構的改進和優化、經濟質量的改善和提高達到經濟量的增長。
「總部經濟」是指某區域由於特有的資源優勢吸引企業將總部在該區域集群布局,將生產製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較優勢的其它地區,而使企業價值鏈與區域資源實現最優空間耦合,以及由此對該區域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一種經濟形態。
7. 經濟發展質量包括哪些
一、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所謂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是指所設計的指標體系將數量上的經濟增長視為經濟發展的核心,甚至將經濟增長等同於經濟發展。這一理解經濟發展的方式與我國特定歷史階段的特定經濟發展戰略有緊密關系。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經濟發展處於頹廢邊緣,社會物質財富極度缺乏,面對這一現實,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做出了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定,尤其強調應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這一決定是對我國當時國情的正確判斷,然而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出現了偏差,其最基本的表現是出現生產總值(GDP)崇拜,即認為GDP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意味著經濟發展,只要GDP增長,一切問題即可迎刃而解。
這樣的經濟發展實踐直接影響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故而這種認為經濟增長就是經濟發展,並將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二者混用的現象在學術研究中也屢見不鮮。張風波(1987)在研究交通貨運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時,曾以工業產值作為測度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顯然,工業產值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指標,該文作者將經濟增長等同於經濟發展。同樣,張為付(2008)在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時,以我國凈對外直接投資(NFDI)為因變數,以人均GDP為自變數,實證分析了二者之間的關系。朱翠華和張曉峒(2012)研究經濟發展與環境的關系時,檢驗了人均GDP與3類污染指標之間的關系。
以上三篇文獻有一個共同點,即用單個的指標來表徵經濟發展,但有的學者意識到單個經濟增長指標並不能客觀地描述經濟發展的全貌,因而試圖用一套指標體系即多個指標來衡量經濟發展。即便如此,該指標體系仍然是以經濟增長指標為主。如岳曉燕(2011)在研究15個副省級城市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時,用人均GDP、人均財政收入、地區生產總值增長速度以及第三產業產值比重構建了經濟發展測度指標;聶春霞等(2012)通過模糊分級評價方法對西北五省會的城市環境、經濟與城市協調發展進行評價,認為經濟發展包括人均GDP、年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在崗職工人均工資。以上研究對經濟發展的理解側重於經濟數量上的增長,甚至將GDP作為測度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認為經濟發展就是經濟增長,只要經濟增長,則意味著經濟發展。這樣的理解方式抹殺了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差異,忽視了經濟發展的效率、經濟發展的結構、經濟發展的動力、經濟發展的環境等問題。
二、綜合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注重經濟發展量上的增加,而在實踐中卻出現了有增長無發展的局面。於是,學者們開始關注經濟發展的質量、經濟發展的結構等問題,並將這些問題納入測度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中,構建一種綜合型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這種綜合型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大致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關注經濟發展本身,另外一類是除了關注經濟發展自身外,還關注經濟發展的溢出效應。
在第一類綜合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的文獻中,學者們在構建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時,一般先將經濟發展劃分為幾個維度,然後再從各維度選取合適的指標測量經濟發展。王新華(2011)在研究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時,將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分為四個維度,即經濟總量、經濟結構、經濟效益以及經濟動力,再從這四個維度出發構建了由17指標組成的經濟測度指標體系。戴西超(2005)在研究技術-經濟-社會系統可持續發展協調度時,將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分為三類指標,即總量指標、結構指標以及質量指標。其中總量指標包括GDP、工業總產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進出口貿易總額、第三產業總產值增長率;結構指標包括出口商品工業製成品比重、工業佔GDP比重、第三產業佔GDP比重;質量指標包括國家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工業企業總資產貢獻率、萬元GDP能耗的能源、人均GDP。王愛苓等(2012)以保定市為例,分析了經濟、社會、資源以及環境復合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問題,在研究經濟發展子系統時,選取了三個維度7個指標,分別是經濟總量維度(GDP、人均GDP、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以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經濟結構維度(第三產業產值)、經濟效益維度(全市財政收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車冰清等(2012)對研究江蘇省13個地級市以及52個縣(市)的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進行了研究,他認為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體系包括5個維度(經濟總量、經濟質量、經濟結構、經濟外向性、經濟效益),23個指標。
以上文獻對經濟發展本身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測度,然而,學者們也發現經濟發展存在外溢效應,如社會福利的增進也是經濟發展的應有之義,因而在理解經濟發展時,這些顯然是應該被測量的因素。因而李鳳梧、池金明(1991)設計我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時,認為該體系包括31個指標,具體為人均GDP、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基尼系數、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城鎮就業率、平均人口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文盲率、農村人口平均收入、城鎮人口平均收入、城鄉人口平均儲蓄、通貨膨脹率、城市人口平均消費水平、農村人口平均消費水平、恩格爾系數、人均生活能源消費量、家電及其他耐用消費品占總消費的比重、農村人均居住面積、城鎮人均居住面積、每千人擁有電話機數量、每千人擁有病床數、農村自來水普及率、人均教育經費、人均訂閱報紙雜志數量、廣播電視覆蓋率、每萬人擁有電影院數量、享受生活救濟人數占應享受人口比重、實行勞動保險職工的比重、養老保險人口比重、撫恤和救濟金占財政收入比重。
在這篇文獻中,對經濟發展的社會福利的偏愛表現的非常明顯。另外,徐徐、賈晶如(2012)在研究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協調性時,將經濟發展子系統定義為4個維度11個指標,具體為經濟實力維度(人均GDP、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經濟活力維度(第三產業貢獻率、人均進出口總額、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生活質量維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人均汽車擁有量)、基礎服務維度(人均境內公路里程、人均用電量、每百萬人口醫生數)。周嫻(2006)認為經濟發展包括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方財政收入、人均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恩格爾系數。李永友(2008)在對江蘇省的經濟發展質量進行實證研究時,選用了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增長效率、經濟結構以及社會結構等指標來衡量江蘇省的經濟發展質量;董正信等(2011)選取了社會總需求、產業結構、資源環境、科技進步、民生改善等29個指標研究河北省的經濟發展方式;沈露瑩(2010)從經濟增長、經濟服務、城市功能、自主創新、資源環境、人本等維度構建了包括48個指標的測評體系測評了上海的經濟發展方式。
可見,綜合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是對增長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改進,擴展和進一步完善了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經濟發展的內涵。
三、生態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改革開放初期,環境問題相對經濟增長的緊迫感而言,顯得並不突出,甚至並不顯見,因而如何使經濟快速增長成為整個國家優先考慮的問題,經濟增長高於一切成為必然結果,因此,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低效率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應運而生,並日益顯示其負面影響,即導致嚴重的生態環境破壞。面對日益嚴重的、全球性的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問題,人類不得不重新選擇經濟發展模式,考慮經濟增長以什麼方式能在環境資源約束下有助於社會福利的進一步增加這一問題①。這種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反思在學術研究中表現為更加關心生態環境,並將生態環境作為測度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早在1984年,何乃維,賁克平提出了生態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分為兩個系統,一個是生態系統,包括光能利用率、森林覆蓋率、能量平衡、有機質含量以及氮素平衡;另一個是經濟系統,包括人口、投入、產出以及純收入。國家環保總局也於2003年5月發布了《生態縣、生態市、生態省建設指標(試行)》,該文件提出了生態省的評價標准,其中經濟發展指標有6項,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人均財政收入、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環保產業比重以及第三產業比重。
為進一步強調生態環境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引導經濟健康發展,學者們特別提出了「低碳經濟」概念。葉依常,黃明鳳(2011)認為低碳經濟是一種碳生產率與人文發展彼此協調的經濟形態,因此低碳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既包括碳生產率指標,又包括人文發展指標,基於這樣的理解,文中構建了低碳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並採用因子分析法對每個指標賦值,具體包括9個指標: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人均碳排放、GDP、產業結構比例、碳生產率、非碳能源比重、低碳政策、碳能源排放系數、森林覆蓋率。此外,付加鋒等(2010)構建了包括低碳資源、低碳環境、低碳消費、低碳產出以及低碳政策五個緯度14個具體指標的低碳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馮碧梅(2011)建立了由總體層、系統層、狀態層、變數層以及要素層5個層次組成的低碳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具體包括24個指標,其中,系統層由產業生態系統、自然生態系統和人文生態系統構成。庄貴陽、潘家華、朱守先(2011)構建了包括低碳資源、低碳產出、低碳消費以及低碳政策四個維度的衡量指標。
與此同時,學者們認為發展循環經濟也是保護生態的重要途徑,循環經濟也是生態經濟的重要內容。王志憲等(2006)設計了循環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其中包括4大系統,25項具體指標,具體包括減量化系統(萬元GDP能耗、萬元工業增加值水耗、萬元GDP二氧化硫(SO2)排放量、萬元工業增加值工業固體廢物生產量、農葯施用強度、化肥使用強度、人均生活垃圾生產量)、再循環再利用系統(工業廢水處理回用率、工業重復用水率、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廢舊物資綜合利用率、農用薄膜回收率、秸稈綜合利用率)、社會經濟系統系統(人均GDP、居民恩格爾系數、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生態環境建設系統(環保投入佔GDP的比例、清潔能源利用率、工業廢氣凈化處理率、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率、城市污水集中處理率、城市氣化率、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城市雜訊達標區覆蓋率)。
章波(2005)構建了南通市循環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包括5個維度,12個指標,具體是經濟社會發展維度(人均GDP、職工平均工資)、資源減量投入維度(萬元GDP能耗、萬元GDP耗電量、萬元農業產值化學用品強度、單位土地面積GDP)、污染減量排放維度(萬元工業產值廢氣排放量、工業廢氣達標排放率、萬元工業產值廢水排放量、單位COD的GDP)、資源再利用維度(「三廢」綜合利用產值占工業產值比)、生態環境質量維度(環保投資額佔GDP比例)。生態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不僅關注經濟增長、經濟結構、經濟發展的社會福利等方面,而且關注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試圖用更多的環保理念來充實對經濟發展的理解,這是經濟發展實踐的必然,也是經濟發展理論對社會現實的回應。
四、可持續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著自然資源的消耗,而部分重要的自然資源又屬於非再生資源,因此,目前以過渡的資源消耗來促進經濟發展則可能剝奪後代享受資源的權力,為保證代際公平,學者們提出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理念。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源於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年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前的需要,又不能損害後代需求的發展模式」。那麼經濟可持續型發展則可以定義為在一定資源基礎上取得盡可能多的當代經濟福利的同時,能保證後代人所得的經濟福利不小於當代人所享受的經濟福利。可持續經濟發展理念與生態型經濟發展理念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比如對污染的控制,對環境的關注,但可持續型經濟發展不簡單的等同於生態化或環境保護,它還包括資源的代際分配等問題。
經濟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提出,在學術研究中也得到積極回應,具體表現在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上。楊文進(2000)根據對可持續型經濟發展的理解,構建了靜態可持續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和動態可持續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其中靜態可持續經濟發展水平的表達式為:式(1)中,Y為靜態可持續經濟發展水平,GDP為國內生產總值,W為經濟活動中的各種非市場外部經濟,N為未市場化的各種收入或收益,C為傳統上的物質資本耗費,L為非正常消費補償外的人力資本耗費,S為自然資源及土地損耗,V為生態環境損耗,M為生產過程中的社會性外部不經濟後果,R為生態資本的恢復成本或防止生態資本損失而採取保護措施等方面的開支;式(2)中Yt為動態的可持續經濟發展水平,i為資本組合所具有的增值率,C''''為物質資本,L''''為人力資本,S''''為自然資本,V''''為環境資本。該文獻從理論上構建了可持續經濟發展的衡量指標,考慮問題比較全面,但從實際操作來講,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比如N為未市場化的收入,這部分則很難計算,因而作為測度指標還需要進一步的量化。
另外,郝曉輝(1996)年構建了我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其中經濟可持續發展指標包括就業結構、單位國民生產總值(GNP)廢氣排放、單位GNP木材消耗、單位GNP水耗、單位GNP能耗、單位GNP其他資源消耗、每億元工業產值能耗、人口城市化水平、環保投資及佔GNP比重、第一、二、三產業產值分別佔GNP比重、人均GNP及變化率、GNP變化率,一共13個指標。毛漢英(1996)也根據指標體系建立的基本原則,結合山東省實際省況,構建了山東省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並對該指標體系採用層次分析法對各指標賦權。其中經濟發展指標包括GDP年均增長率、工業銷售收入年均增長率、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經濟密度、單位GDP的資金投入、單位GDP的勞動投入、單位GDP消耗的能源數量、單位GDP消耗的原材料數量、單位GDP消耗的水資源數量、單位GDP產生的污染物數量、三次產業結構、全員社會勞動生產率、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生產率、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資金利稅率、產值利稅率、固定資產產值率。這兩套指標體系比較接近,在經濟增長、經濟效率、產業結構、能耗等方面都有涉及,與第一套指標體系比較,理論支撐稍顯薄弱,但操作性較強。此外,國家統計局與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也提出了我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其中經濟可持續發展有38個。可見,可持續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構建是基於對以往經濟發展經驗的總結以及對未來經濟發展的展望基礎上提出的,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這種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使經濟發展有了更多新內涵。
五、研究結論與研究展望
已有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的研究客觀的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對深入理解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當然,經濟發展還會在實踐中不斷被調整,這也意味著對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的理解也將隨之不斷深化。
(一)研究結論
已有研究對經濟發展問題從測度指標的角度予以了較多的關注,這些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闡釋了學者對經濟發展的認識和理解,將這些理解有機綜合起來,由此形成對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更加全面和清晰的認識。第一,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是一個變遷的體系。經濟發展具有時代性,在不同時刻,不同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的內涵與外延都會發生變化,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側重點也會改變。從文獻可知,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學者們對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建構專注於經濟發展量上的增長,隨後,開始關注經濟發展的質量、結構等問題。隨著經濟進一步的發展,環境問題以及代際公平問題凸顯,學者們對經濟發展的理解又更進一層,其測度指標開始關注經濟外溢效應以及可持續性。可以顯見的是,即使現今認為比較合理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都有可能不斷的被修正,從而走向更加合理。
第二,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是一個復合的體系。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很難用單一指標進行描述,已有文獻中,除了3篇文獻用1個指標對經濟發展進行測度外,剩餘均是用4-48個不等的指標體系對經濟發展的各個側面盡可能進行比較全面的描述。隨著學術界對經濟發展認識的不斷深入以及經濟發展實踐經驗的不斷積累,日後的經濟發展概念將注入了更多新的內涵,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復合性也將越來越強。第三,經濟增長指標是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基本要素。已有文獻中,經濟發展測度指標不僅數量差異大,而且指標內容差異也比較明顯,但有一點非常明確,即經濟增長指標是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即所有的文獻中除了一篇文獻用工業產值測度經濟發展外,其餘均包含GDP或人均GDP這一指標,而工業產值、GDP或者人均GDP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測度指標,可見經濟增長指標是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基本要素在已有文獻中形成了共識。
當然,以定量的方式研究社會科學是學術研究中的新潮流,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問題。對經濟發展測度指標的研究亦是如此,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已有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存在明顯的異質性,這種異質性表現在測度指標提的數量和內容上。就數量而言,不同文獻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個數在1-48個之間,數量跨度較大;就內容而言,測度指標更是千姿百態,即使是在特定的階段、關注同樣的問題,如低碳經濟發展的測度指標,不同的指標體系之間也會表現出較大的差異。這種異質性使研究的問題很難形成成熟的結論,一般而言,比較成熟的研究領域的一個基本特徵即是對研究問題在學者中能形成比較統一的意見。二是建構指標體系的規范性不容樂觀。從定量研究方法上來講,指標體系的建構應遵循一定的程序,大致包括指標的理論篩選、實證遴選、指標賦權以及指標體系的信度與效度檢驗。本文對所引用的25篇文獻的規范性做了簡單的統計,結果表明:只有10篇文獻的指標有理論支撐;只有4篇文章有指標的遴選方法,並且只有1篇採用模糊關聯度方法進行實證遴選,其餘3篇採用了主觀遴選方法,如德爾菲、專家咨詢等;只有14篇文獻採用層次分析法等為指標進行了賦權;沒有任何文獻對指標體系進行信度與效度的檢驗。顯然,研究的規范性對科學的研究結論至關重要,反之研究結論的科學性將受到質疑。
(二)研究展望
追溯起來,亞當•斯密應該是第一位系統研究經濟發展的學者,他於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第一部關於經濟發展的著作,但是,真正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經濟發展問題以及發展過程展開系統研究的實際不超過50年②。面對一個如此重要且研究稍顯薄弱的領域,日後的研究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用發展的眼光研究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因為經濟發展是一個變遷的概念,外部環境的變化以及發展經驗的積累都會改變對經濟發展問題的認識。為此,應密切關注經濟發展實踐,總結經濟發展經驗,預測經濟發展趨勢,在此基礎上構建合理的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其次,注意經濟發展系統與其他系統之間的關聯,在密切關注經濟發展的外溢效應同時,還可以從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經濟發展與環境發展、經濟與文化發展等角度理解經濟發展的變化並構建經濟發展測度指標。
再次,在研究前盡可能的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汲其精華,去其糟粕,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研究,這樣避免研究的重復,更重要的是這樣有利於學者們在經濟發展測度指標問題上形成較一致的意見。最後,在建構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時恪守研究規范。研究規范是保證研究結論科學性的重要保障,定量研究中更是如此。因此,在研究經濟發展測度指標時應嚴格按照指標體系建構的方法(指標遴選方法及指標賦權方法等)和程序(指標的理論遴選、實證遴選、指標賦權以及指標體系的信度與效度檢驗等)構建經濟發展測度指標體系。
8. 大家認為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哪些主要問題,如何解決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的主要問題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局副局長 李欣欣
2002年4月26日
對於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所存在的方方面面的問題,一些業內人士曾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發表了建議和評論。但是筆者認為,目前影響我國中長期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是社會總需求總量不足和社會總供給結構性過剩的問題。具體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市場驅動力明顯不足。去年以來,我國的消費品市場雖處於平穩增長態勢,但是今年第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額8.4%的增速與上年同期相比卻下降了1.9個百分點。按以往的經驗,每年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走勢均呈現出前高後低的狀況。近年來,消費品市場所能呈現出的平穩增長態勢,其中消費品市場比較活躍的因素主要還是由政府政策性作用所至,市場供求關系的自發性作用仍不明顯。如公務員和企事業單位工資的增加拉動了消費的較大增長;費改稅在農村試點的擴大緩解了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同比增幅的下滑;住房、汽車和教育等個人消費信貸的持續增加帶動了消費品市場的增長。由於這些政策性因素的主導作用,才促進了消費品市場的持續增長。若排除這些政策性不可比因素,消費品市場的增長將會面臨著後勁不足的危機。當前,城市下崗、失業人數的增加和低保缺口的增大,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滯後,住房、醫療、教育等各項改革措施的相繼出台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市場驅動力已在明顯減弱。
2、商品供過於求的狀況日益嚴重。據國家經貿委等部門對我國600種主要商品的供求情況分析預測,今年上半年我國供過於求的商品達到86.3%,比去年下半年擴大了5個多百分點;供需平衡的商品只有13.7%,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這種供給總量相對過剩的問題表面上表現為全國市場價格總水平出現走低的趨勢,但實質是受到我國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區域結構和產品結構等由現在的工業化初中期向中後期轉變過程中的結構性矛盾的影響。具體表現在:生產結構與消費結構的矛盾;知識結構與就業需求的矛盾;要素、資源狀況與產業結構和布局的矛盾;重復建設、區域封鎖與市場規則的矛盾等等。由於這種供給過剩的一系列矛盾的存在和經濟結構調整力度的逐步加大,將使未來幾年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相對於前幾年放慢,失業人數繼續增加。因此,供給過剩的壓力在未來兩三年內仍會存在。
3、推動投資增長的主要動力是政府行為,缺乏市場機制的內在推動力。去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的主要因素是投資拉動,並且主要依賴於政府增發國債和由國債投資而帶動的貸款所拉動,社會投資增長相對緩慢。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為12.1%,增速高於上年同期1.8個百分點。今年1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為19.6%,增速高於上年同期7.2個百分點。其中,2001年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2.8%,增幅高於上年同期3.1個百分點。今年1季度,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5.1%。這些狀況一方面說明政府主導型的投資增長格局仍未根本改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經濟增長對政府政策性投資的依賴過大,社會投資明顯不足。據統計,2001年城鄉集體、個體、農戶等其他投資同比僅增長了8.3%,比國有及其他投資低4.5個百分點,城鄉集體、個體、農戶投資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1.7個百分點,如果經濟增長過渡依賴政府政策性投資而脫離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一旦將來國債投資下降,民間投資若未能及時啟動,我國經濟增長將後勁不足,難以形成高質量持續增長的態勢。今年,盡管一些有利於民間投資的「利好」消息已經在醞釀和實施中,但真正落到實處還需一個過程,社會投資不足的矛盾短期內難以根本扭轉。
4、通貨緊縮的壓力有所加大。去年以來,我國價格走低的跡象越發明顯,通貨緊縮的壓力有所加大。目前價格走低的具體表現:居民消費價格從去年第四個季度開始走低,到今年1月已連續3個月下跌,為近兩年來的首次;工業品出廠價格於2001年4月開始再次下降,之後降幅逐月加大,今年1—2月,工業品出廠價格降幅加大,同比平均下降4.2個百分點;商品零售價格下降,2001年比上年下降0.8%,2002年1—2月降幅進一步加大,同比下降1.5%,已連續9個月下降;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2001年同比下降了0.2%,2002年下降幅度明顯加大,1—2月同比分別下降4.8%和4.6%;房屋銷售價格雖在2001年增長了2.2%,但全年的價格走勢前高後低、逐季下降,特別是第四季度增速回落明顯,預計今年我國的商品房價格增速將不會有大幅度上揚;固定資產投資價格在2001年雖同比增長了0.4%,但漲幅比上年卻低0.7個百分點,今年固定資產投資價格開始下滑,2月比1月下降了0.3%,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6%;我國加入WTO後,全球性生產過剩、價格下行的影響通過多種渠道傳導到我國。這些因素都將直接影響我國的市場供求關系和價格上升的態勢。因此,預計我國在短期內價格走低的趨勢不會改變。
5、金融貸款總量增速下降,資金供應渠道不暢的問題突出。從去年開始,我國金融機構的貸款余額的增速已呈下降趨勢,今年貸款增幅繼續下降,1月末金融機構各項貸款比上年同期的增幅下降了19.8%,其中工業短期貸款額少增了67億元,導致短期貸款當月減少。此現狀說明工業貸款資金供應渠道不暢的問題已更加突出。此外,還有幾種金融現象應引起注意:一是現金凈投放量增幅下降。從去年開始,我國現金流通量的增幅已呈現出同比逐月下降的趨勢,今年1月,M0出現了幾年來的首次負增長,同比增幅為-1.7%;今年1季度,M0同比增長8.2%,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3個百分點。根據一般經濟規律,在管制利率條件下,經濟體系中的商品和勞務價格總水平變動趨勢是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是否適應的主要標志。目前,現金凈投放量增幅的下降,可以說明商品和勞務市場的蕭條。二是M1的增速慢於M2。從去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的貨幣供應量出現了M1的增速慢於M2的趨勢。2001年底,M1的增速為12.7%,M2的增速為14.4%。今年,這一趨勢進一步加大,1季度M1的增速為10.1%,M2的增速為14.4%。按一般經濟學原理,在正常情況下,如果M1增長率在較長的時期中始終慢於M2增長率,則說明經濟的增長勢頭開始放緩。
6、就業矛盾突出。目前,我國的就業矛盾已到了十分嚴峻的程度。對下崗、失業、待業、新增勞動力和農村剩餘勞動力等大量的待就業大軍,政府部門、經濟學家們不僅對各有關部門的統計數字不一有不同的看法,同時對就業的主要矛盾是總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的觀點也不盡一致。筆者認為,目前我國就業的主要矛盾是總量問題,全國的勞動力供給遠遠大於勞動力需求。近幾年,為緩解下崗、失業人員的壓力,我國政府在增加就業崗位、加大財政支出和轉移支付力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勞動力市場建設等方面盡管下了很大的力氣,但就業的矛盾卻越來越突出。從中可反映出我國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某些體制性的弊端,如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問題、任用幹部的標准問題、經濟結構問題、產業結構問題、所有制結構問題、區域結構問題、投資結構問題、教育結構問題等等。這些諸多問題如得不到緩解,或者導致失業問題的加劇,不僅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的良性運行,而且可能引發政治問題。對此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盡管當前我國經濟運行存在上述問題,但同時也存在難得的機遇。一方面是國際資本目前正大量向發展中國家流動。去年,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已呈現出恢復性增長態勢,投資額增幅為10.4%。另一方面我國市場需求空間大、機會多。我們應該抓住這一擴大需求的機遇,從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調整財政資金的投入使用方向、增加就業、促進出口等方面入手,加大政策調整力度,保持國民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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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有發展質量不高嗎
有,發現質量不高。
很多行業屬於粗獷型的發展模式。已犧牲環境為代價過去經濟收益。
沒有關注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