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經濟模型分析台風對經濟的影響

1. 急急急！用總需求總供給的模型分析我國自然災害（如08年雪災、汶川地震）對我國經濟的影響。謝謝

這個比較麻煩，畫圖更是難於做到，只能略略提示幾句：

首先，注意到大地震發生專後，道路屬、房屋等基礎設施破壞很大，需要重建。這會拉動總需求，使總需求曲線向右移動，增加國民收入，同時物價上漲。

其次，大地震發生後，許多工廠和商店等受破壞，無法營業，會減少總供給，總供給曲線向左移動。減少國民收入，同時物價上漲。

第三，由於許多工廠、商店等無法營業，居民收入隨之減少，這會減少總需求，使總需求曲線左移，減少國民收入，同時物價下降。

最後，概括起來，一場大的災難，既有拉動需求，增加收入的作用，也有影響生產，減少收入的作用，比較復雜，不可一概而論。

另外，還要注意上述分析的前提是假定其它條件不變。

2. 簡述經濟模型分析方法的步驟

1、對經濟現實進行歸納，形成抽象的概念；
2、概括和總結概念間的相互聯系和基本規律；
3、進一步地把概念符號化；
4、建立模型，對模型求解並對結果進行解釋。

3. 怎麼建立計量經濟學模型，分析對外開放程度對經濟的影響，以貿易總額和GDP的比值為變數，分析對GDP的影響

首先你要把對外開放程度可量化性，採用一些數據或者虛擬變數，時間序列什麼版的。如權果按照你說的貿易總額與GDP的比值為變數，就建立單變數方程，採用Eviews或相關軟體建立模型。建立完模型要進行擬合優度分析，變數顯著性分析，方程顯著性分析等等，如果檢驗的統計量的值都比較符合要求就建立好一個計量經濟學模型了~~具體的就有點復雜了，我只能說大體步驟了~

4. 試用你學過的宏觀經濟模型，分析減稅對宏觀經濟會有怎樣的影響

減稅一般會認為加宏觀經濟的發展， 因為稅少了， 買東西便宜了， 更願意消費了版， 隨之銷售，生產，運輸權等環節都會得到發展。

降低企業所得稅率可以推動企業去庫存及去杠桿，而杠桿降低、三角債減少，可使企業流動性得以增加，推動貨幣二級市場與資本二級市場流動性增強，商品市場也能因此更加購銷兩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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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舉措：

2018年8月30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再推新舉措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減稅降費是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保持宏觀經濟穩中向好的重要舉措。

對因去產能和調結構等政策性停產停業企業給予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減免、對社保基金和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有關投資業務給予稅收減免、對涉農貸款量大的郵政儲蓄銀行涉農貸款利息收入允許選擇簡易計稅方法按3%稅率繳納增值稅。

5. 如何用回歸模型對經濟作數量分析

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反作用於經濟。一方面，經濟增長的規模、 速度、質量、結構決定著稅收總量、增長速度和稅收結構。 另一方面，稅收作為重要的調控手段，通過稅率、稅負、 稅收優惠等在投資、消費、 分配和結構調整等諸多方面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 可以說市場經濟越發展，稅收與經濟增長的聯系就越密切。 過去長時期里，我國稅收制度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 稅收政策取向以收入為首要目的，調節社會經濟關系效應不明顯， 稅收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矛盾比較突出。為此，中央提出： 要完善宏觀調控體系，推進稅收制度改革， 充分發揮稅收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重要作用。 近年來，我國各級稅務部門以加強稅收分析為重點， 從完善經常性稅收收入分析方法入手，不斷拓寬稅收分析思路， 實現了由稅收進度、增減情況等簡單對比分析，向宏觀稅負、 增長彈性等征管質量情況分析的轉變。 尤其是利用稅收與經濟指標的對比分析、時間序列、 回歸模型等數量方法，來判斷稅收與經濟增長是否協調等， 取得了明顯的成效。與此同時， 業內學者也對稅收分析給予熱情關注， 一些凸顯數量特色的論著先後出版發表。 稅收數量分析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出現了喜人景象。但總體上看， 由於起步較晚， 國內對稅收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數量研究仍處於初級階段。 稅收與經濟增長關系受到諸多隨機因素的影響， 具有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的特點；稅率、稅負、 稅收收入等數量概念清晰，與相關經濟變數聯系密切， 適宜運用計量模型等數理方法進行研究。 本書作者長期從事稅收數量分析的教學和科研工作， 先後在國家核心期刊上發表50多篇相關論文； 主持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等省部級以上課題； 有的研究成果被推薦供全國人大和有關政府部門決策參考， 以及受到近百位專家學者的評價引用或文獻參考。 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本書依據稅收經濟數據， 對稅收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比較系統的分析。 全書共分六章，第一章為導論，從經濟基礎理論角度， 簡要介紹稅收與經濟增長的基本關系、稅收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 稅收分析的基本概念，稅收數量分析的基本方法等。 第二章是關於稅收與主要經濟指標的影響分析， 著重討論稅收與GDP總量、稅收與投資、消費、進出口、 物價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旨在通過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研究稅收與經濟增長的內在聯系。 第三章是對我國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比較詳細地討論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稅負的變化特徵、 以及產業稅負、地區稅負等， 並通過對不同類型國家稅負的借鑒比較， 對我國宏觀稅負水平進行評價；提出我國宏觀稅負的最優區間估計。 第四章是從結構關系角度，探討稅收與經濟增長的內在聯系， 包括稅收與產業結構、稅收與區域結構、 稅收與所有制結構之相互影響等。 第五章側重討論稅收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 包括稅收與政府關系，促進循環經濟， 以及稅收對建設和諧社會的支持；稅收優惠政策的調整； 稅收乘數與我國稅收乘數效應等。第六章是從計量角度， 討論增值稅等主要稅種的預測與估算問題，介紹了聚類分析、 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典型相關分析等多元方法、 以及博弈論原理在稅收數量分析中的應用等， 並給出各種方法的應用例證。 注重數量分析是本書所追求的寫作特色，比如說： 1.在分析稅收與GDP等指標關系時， 本書不僅運用了常見回歸模型等，還引用了嶺回歸分析法， 解決了GDP、居民消費等指標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並藉助軟體篩選嶺回歸系數， 解決了稅收模型中自變數系數與實際意義不相符的符號問題。 2.在討論稅收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時，本書運用了典型相關分析法， 選擇了一組稅收經濟變數和一組居民消費變數， 即所謂兩個典型變數，進而通過典型變數的研究， 揭示兩組變數之間影響關系。無疑，這比只考慮單個變數關系， 信息量之凝聚，結論之相對全面，均具明顯優勢。 3.在結構關系分析中，作者構造了「協調系數』』指標， 用以反映產業稅收貢獻與經濟貢獻的協調程度。定義： 產業稅收協調系數。產業稅收比重／產業GDP比重。 協調系數明顯大於1或小於l時，說明稅收貢獻與經濟貢獻不協調， 否則基本協調。類似地，還有地區稅收協調系數等， 為客觀評價產業、地區稅收與經濟增長關系是否協調提供了參考。 4.聚類分析法應用。對地區稅負作聚類分析， 結果使一些較發達地區與較貧困地區聚成一類， 由此反映地區稅負的不平衡。實際上， 一些多因素多指標的分類問題，應用聚類分析方法非常方便。 聚類分析還可以對於其他方法確定的數據分類進行檢驗， 也可以與其他方法結合使用，取得更好的分析效果。 5.主成分分析與因子分析都可以簡化數據結構， 即把多個指標化為少數幾個綜合指標。 但主成分分析重點在於從觀測變數到主分量的變換上， 將主成分表示為原觀測變數的線性組合。 因子分析的重點在於從公共因子和特殊因子到觀測變數的變換上， 將原觀測變數表示為新因子的線性組合。 本書給出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綜合評價的例子，共10項指標， 用兩個主成分就可以擁有原10項指標93.7％的信息量。 而因子分析通過『旋轉」，載荷結構的實際意義進一步合理解釋。 進而可計算出因子得分，排出地區位次。 6.關於博弈論原理的應用，本書給出兩個例證： 一是稅務稽查與偷稅逃稅的博弈分析，結果：無論是靜態模型， 還是動態模型，遏制偷逃稅，關鍵在處罰力度。 二是中央與地方稅收分成比例的博弈分析， 這實際上是對中央與地方稅權劃分問題的一個數量詮釋。 從討論得結果來看，似乎難能有一個兩全其美的「博弈解」， 由此映射出現行財稅體制的一個難題。 以上所提及的一些方法並非本書的創新，但就稅收分析的應用而言， 具有一定實踐意義，也使我們有所啟發。 說明將數理方法應用於稅收分析， 推進稅收分析的數量化科學化是可行的。

6. 用你學過的經濟學知識,使用一個簡單的經濟模型,分析一個現實經濟現象。

谷賤傷農

對於農產品來說，由於是生活必需品，所以其需求的價格彈性一般小於1
設收版益為R，則dR/dP=Q(1-Ed)(Ed>0),因此權對於農產品來說，dR/dP>0
所以，對於農產品，在豐收的年份，農民產量提高，因此農產品的市場供給增加，使得產品價格下降，由於dR/dP>0，因此農民的收益下降，因此反映了在豐收的年份中，對於農民來說，反而收入降低了。
政府為了扶植農業的發展，通常制定一個高於均衡價格的支持價格，這樣，通過將價格提高，增加農民的收入。但支持價格會導致市場上供大於求，農產品過剩，因此，政府通常也會收購過剩的農產品。
圖像的話，第一個就是一條缺乏彈性的需求曲線，兩個價格與對應的兩個產量組成的兩個矩形面積就是兩種的收入，通過比較，可知，價格低的，收入低
第二個圖像是支持價格的圖，就當價格高於均衡價格時的一個圖像就行

7. 如何用模型分析迪士尼對經濟的影響

迪士尼效應，是指迪士尼樂園從意向到建成以後，對周邊地區的經濟影響，以及上市公司的股價影響。截止2009年8月，美國迪士尼樂園在全球一共有五處，而每建一處從意向之日起就對當地經濟產生了較大影響，拉動了周邊很多行業的發展，影響了受益上市公司的股價。據市場傳言，上海迪士尼樂園的選址位於迎賓大道（A1高速公路），滬蘆高速公路（A2高速）、南六公路、周祝公路合圍的區域，該區域總面積約10平方公里，以農田為主，有少量的農民房屋和工業廠房。該區域往南、往東建築密度開始增大，但仍是十分寬曠，適宜後續開發。拆遷快捷、交通便利成為此處被認為是迪士尼樂園選址的重要條件。香港2005年落成的迪士尼樂園佔地126公頃，據上海證券報報道，上海迪士尼樂園將數倍於香港樂園，媒體、券商研究機構對此的猜測是4—8平方公里。最早於2014年建成開園。由於上海的迪士尼項目最快2014年才能夠開業，其短期內對上海旅遊業不會產生實質性影響，但長期影響明顯，預計上海迪士尼開業後遊客規模應能達到1000萬人次，開業初期將為上海帶來300——500萬人次的新增遊客，約占上海全年接待遊客規模的2%—4%。迪士尼真正帶給上海的是旅遊業騰飛、原南匯區商業開發的機遇，此一脈絡之下，受益的不僅僅是土地，更主要的在於提供基建的上市公司、後續提供酒店、餐飲、交通服務的優質企業。但即便是真正受益，投資者所需要警惕的是，利好兌現所帶來的股價暴跌風險。

8. 關於台灣台風對我國經濟有多大影響

2009年8月10日，浙江舟山雙橋鎮里嶴村農田裡的農作物被水淹。受台風「莫拉克」影響，9日夜裡的強降雨導致雙橋鎮1800畝農田受影響，其中水稻、蔬菜有1500餘畝，果木近300畝遭到水災莫拉克」台風重創台灣，重災區之一的台東太麻里鄉有數個住戶被洪水沖走，平日的道路變成了河床。圖為8月10日，幾名當地居民來到現場，講述一夕間的巨變。中新社發董會峰 攝中新網8月11日電 綜合消息，今年第8號台風「莫拉克」已共造成中國大陸6人死亡、3人失蹤，閩浙贛皖四省883.6萬人受災。此外，「莫拉克」帶來的暴雨造成台灣南部50年最重水災，已致15人死亡。目前，減弱為熱帶風暴的「莫拉克」已進入江蘇省境內，將繼續影響華東地區。據民政部統計，截至8月10日19時，「莫拉克」共造成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四省883.6萬人受災，因災死亡6人(浙江省4人、福建省1人、江西省1人)，失蹤3人(浙江省2人、福建省1人)，緊急轉移安置142.9萬人；農作物受災面積387.3千公頃；倒塌房屋0.6萬余間；因災直接經濟損失90.6億元。「莫拉克」中心進入江蘇境內據中央氣象台最新消息，「莫拉克」的中心已於11日凌晨2時前後由浙江省湖州市移入江蘇省宜興市境內，11日早晨5時風暴中心位於江蘇省靖江市境內(北緯32.0度、東經120.1度)，外圍最大風力有8級(18米/秒)。預計，「莫拉克」的中心將以每小時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東方向移動，以後逐漸轉向東北方向移動，強度緩慢減弱，並將於11日下午移入黃海西部海面。受「莫拉克」和西南季風的共同影響，11日白天到夜間，巴士海峽、巴林塘海峽、台灣海峽、台灣以東洋面、東海、福建中北部沿海、台灣沿海、浙江沿海、杭州灣、上海沿海、長江口區、江蘇沿海、山東半島沿海及黃海大部將有6~8級大風，部分海域或沿海地區的陣風可達9~10級；山東東部、江蘇東部和南部、安徽東南部、浙江西北部和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東南部、台灣西南部、廣東南部、海南東北部等地有大雨，其中，山東東部、江蘇東北部、福建南部沿海、廣東珠江口地區等地的部分地區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專家解析「莫拉克」特點據氣象專家介紹，在今年登陸中國的台風中，「莫拉克」無疑是最「胖」的一個，其最大7級風圈半徑達500公里。南起巴士海峽，北到長江口區的廣大海域和沿海，都出現了8級以上的大風，部分地區陣風達到14級。正由於「莫拉克」體積龐大，再加上引導氣流偏弱，使得台風的行蹤十分詭秘。「莫拉克」從生成到抵達台灣近海，移速保持在15公里/小時左右，但是在台灣東部近海逗留了近12小時後才登陸了花蓮。9小時後，「莫拉克」橫穿台灣中部，又在台灣海峽徘徊達31小時之久，最後才在猶豫不決中於福建霞浦上岸。「莫拉克」在台灣東部近海和台灣海峽滯留時間之久為歷史少有。此外，受「莫拉克」影響，台灣、福建、浙江、上海、江蘇南部都出現了暴雨到特大暴雨。台灣阿里山累計降雨量達到2855毫米，浙江泰順九峰也有1241毫米。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台風長時間「漫步」海上，使其攜帶的水汽特別充足，因此帶來的降水也就特別強，「殺傷力」也較大。專家提醒，雖然「莫拉克」已逐漸減弱，但其將繼續北上給東部沿海地區帶來大風和強降雨天氣。浙江、江蘇、安徽等地須加強防範強降雨引發的山洪、山體滑坡、泥石流及城鄉內澇等災害，太湖流域仍有較強降雨，須繼續加強水情、雨情監測，做好防汛工作。各地災情浙江浙江省防汛抗旱指揮部10日發布信息說，浙江省因「莫拉克」致直接經濟損失達到53.9億元人民幣。目前，該省已有上萬的廠企停工或者半停工。當天上午，已轉為熱帶風暴的「莫拉克」從泰順進入浙江。「莫拉克」的到來造成浙江發生洪水、內澇、山體滑坡、泥石流等各類災害。「莫拉克」帶來的狂風和暴雨致使浙江大棚農業、水產養殖等產業受到很大損失，電力通訊廣播線路、堤防、水電站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福建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揮部10日披露，截至10日9時初步統計，福建共有6個設區市、46個縣、141.1萬人受災，死亡1人、失蹤1人，倒塌房屋1150間，轉移人口52.75萬人；農作物受災面積6.6萬多公頃，造成直接經濟總損失15.02億元，其中水利設施直接經濟損失2.77億元。「莫拉克」雖已出閩，但降雨仍在持續。台風給福建造成的具體災情，也還在進一步統計核實中。受台風的影響，福建中北部沿海地區連日遭遇狂風、暴雨、大潮的襲擊，海堤江堤受損、公路塌方、山體溜方、危房倒塌、農作物被淹等險情不斷，福鼎、霞浦、柘榮、福安等多個縣市城區現內澇。江西「莫拉克」過境江西，局部暴雨成災。來自江西省防總的數字顯示，「莫拉克」致該省44萬人受災，經濟損失逾1.5億元。受「莫拉克」外圍影響，江西省鉛山、上饒兩縣普降大暴雨。據監測，9日8時至10日17時，全省共有6個縣25個站超100毫米。鉛山縣篁碧鄉大岩站247毫米，武夷山鎮黃龍橋站230毫米。10日8時至17時，廬山、星子、鉛山、樂安、玉山、宜黃、黎川等地降雨仍較明顯，以廬山牯嶺站87毫米最大。到10日下午，台風對該省的影響基本結束。安徽據來自安徽省民政廳的消息，受「莫拉克」影響，該省池州市全境、績溪縣、金寨縣發生大風暴雨，部分地區成災。初步統計，全省受災人口達37.3萬人，25萬畝農作物受災，300多間房屋倒塌，因災直接經濟損失4900萬元。8月9日14時起，池州市發生大風暴雨，最大風力8級，截至8月10日10時，部分地區降雨量達100毫米，沿江青陽縣、貴池區、東至縣等圩區大面積水稻被水浸泡，部分路基被沖毀。績溪縣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由於風大降雨集中，引發山洪、滑坡等災害，部分鄉村公路中斷，山核桃和其他農作物遭受損失，績溪縣因暴雨出現大小滑坡、塌方103處。

9. 如何分析政策對經濟的影響

摘要：由於其前期的理論沒有能夠成功地引導廣大發中國家從貧窮走向富裕，發展經濟學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便受到嚴厲的批評，學科本身則面臨生存危機。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新制度經濟學向發展經濟學的滲透，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以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作為思想淵源的制度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產生於19世紀20年代初。其產生之後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切爾等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時期；20世紀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爾布雷斯等為代表的從舊制度經濟學向新制度經濟學過渡的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今，以科斯、諾斯和威廉姆森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時期。[1](p.3)而對發展經濟學影響最大的是處於第三階段的新制度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方法。本文將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介紹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的興起，第二層次闡述制度分析引入後對發展經濟學的改進，第三層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處看發展經濟學今後的發展。一、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方法的興起隨著二戰以後一批殖民地國家的獨立，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從其誕生之日起，發展經濟學就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休戚相關，其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解釋力和其政策主張的切實效果將直接決定該學科的發展命運。20世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結構主義從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剛性」出發，提出「資本化、計劃化和工業化」「三位一體」的「國家控制教條」（拉爾語），政策推行的結果盡管使一些國家經歷了初期的短暫增長，但最終使廣大發展中國家使陷入了農業停滯、工業蕭條、尋租盛行、二元結構次級分化和經濟發展乏力的惡果。不僅如此，結構主義在以發展中國家特殊國情為基礎，向理論宏觀化方向發展的同時，其理論基礎卻依然置身於傳統西方主流經濟學中,自覺不自覺地將發達國家的發展經歷作為參照來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張。一句話，沒有將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研究貫徹到微觀層面，結構主義最終造成了發展經濟學微觀與宏觀的不協調，影響了其整體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論建構和政策實踐上的雙重缺陷，最終使結構主義主導的發展經濟學逐漸失去了發展的動力。在猛烈抨擊結構主義中興起的新古典主義，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為零和完全信息的嚴格假定下，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與發達國家的人們一樣會在理性的驅使下，對價格機製做出靈活的反應。發展中國家只要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經濟發展就會自動實現。既然「價格—市場」機制可以同時解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那麼獨立的發展經濟學就無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義「單一經濟學」（哈伯勒語）主張的沖擊下，發展經濟學面臨著「走向死亡」的危險。事實上，正如尼古拉斯·阿爾迪托-巴萊塔所指出的，「過去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夠充分解釋經濟增長，關鍵是第四個因素—制度—受到忽視。」[2](p.2)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新古典主義，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視了制度對於經濟發展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制度缺陷，這不僅損害了經濟效率，而且也使持續的經濟發展成為不可能。早期已有些經濟學者意識到了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劉易斯在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術進步是表層原因，而由土地制度、產權制度和專利制度等所激發的技術創新熱情才是更為深層次的因素。他對二元結構的分析顯著的解釋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繆爾達爾討論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循環累計因果效應，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進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才能擺脫惡性循環，走向良性循環。庫茲涅茨對大量低收入國家的歷史統計和羅斯托對「傳統社會」的分析，也體現了政治結構、法律體系及社會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徵，指出了制度缺陷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的根源。但是，在這些學者看來，制度是很難進行嚴格分析的范疇。他們只是描述、羅列了大量的現象，並沒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體系。[3](p.362)激進主義學派的發展經濟學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但他們的是從階級的視角來分析的。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對發展經濟學產生巨大影響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以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利用科斯和諾斯等人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對以資源、技術和人的偏好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思想提出了挑戰，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新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家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4](p.41)二、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1、在方法論上新制度經濟學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對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在對新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論文的詳細考察中發現，「其研究方法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入手。」[5]諾斯也強調：「歷史至關重要。……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過去只有在被視為一個制度演進的歷程時才可以理解。」[6](P.2)這對後來運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產生了深遠地影響。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對「運用啟發式研究」的推崇即與科斯、諾斯一脈相承。他們期望「運用啟發式研究來詳細闡述選擇—行動的情況以及這些情況內在的約束和刺激」，傳統經濟發展理論特別是新古典理論「被過度概括模型的危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啟發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環境適時並安置可變物進行詳細說明而得到避免。」在現實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制度分析可允許我們「穿透」社會事實而不是遠離事實的分析模式來對發展問題予以說明。同時，通過「跨文化的啟發式研究」得到大量的個案積累，也「應該產生對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內在的行動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事實上，不同國別發展績效的差異，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並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釋，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許多情況下對發展績效會有更大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個案研究方法的採用正是源於其對不同時空中制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具有的較大異質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見。新古典主義的約束條件根本不足以表達這諸多的復雜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將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意識形態等制度因素給排除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過度簡單化傾向，而且還克服了其把經濟理論置於抽象時空的歷史虛無主義。以赫希曼、繆爾達爾為代表的早期發展經濟學家也曾就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進行過個案研究，但由於其主要是從總體上來把握有關變數，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倡導方法論個人主義，認為「對社會單位的分析必須從具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開始」，「『社會』、『人民』、『企業』或『政黨』不是再被認為是『一個像個人一樣行動的集體』」。[7](p.4)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學者也明確指出，「採取這樣的（啟發式研究）方法時，我們不必設想人類經驗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為諸如『國家』和『社會』、『市場』和『經濟集團』或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類籠統的東西。我們可以取而代之地設想交換關系存在於所有社會之中，市場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徵，在行動情況中的角色既面臨約束也面臨機會，約束和機會的存在依靠各種結構的環境所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對特定環境下個體行為的重視有可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建立堅實的微觀基礎，克服結構主義微觀基礎建構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義過於抽象的不足。雖然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引入制度作為分析對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義方法的「內核」，具有與新古典主義一樣的靜態和比較靜態的分析特徵。但是，以諾斯和福格爾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則通過對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歷史的考察，更具有動態特徵。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將靜態方法用於分析發展這一動態問題的窘境。2、在發展的決定因素上反貧困首先始於對制約發展因素的探討。所以對發展決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依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和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認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決定因素，形成了過分強調資本形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資本論」。根據這種理論，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源在於資本稀缺。納克斯提出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和納爾遜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則進一步展示了資本不足與發展停滯的惡性互動關系。但「唯資本論」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在發展中國家資本不足的同時,廣泛地存在著資本低效配置和資本浪費現象。正如麥金農所指出的，「在所謂資本匱乏並且某些特定部門遭受供給瓶頸限制的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卻是過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廠和設備。」新制度經濟學指出，「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發揮作用。制度至關重要。」[2](p.122)這充分說明，資本不足不是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發達的結果。阻礙發展的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後國家尋租盛行，不僅使生產經營者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的動力消失，而且還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耗費於尋租活動，並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加了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所有這些方面無疑大大削弱了國民經濟的內在實力，並且使得發展經濟急需的投資或者難以形成或者投資方向和結構受到嚴重扭曲。在猛烈抨擊「國家控制教條」中起家的新古典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嚴重的「政府失靈」，正是「看得見的腳」對「看不見的手」的踐踏應該對糟糕的經濟績效負責。只要政府放棄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讓經濟系統「獲得正確的價格」，市場機制會自動地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靜態的最優必將最終轉化為有效率的動態經濟發展。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基礎的科斯定理告訴我們：交易是市場的前提。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現實世界裡，沒有適當的制度，任何有意義的市場經濟都是不可能的。奧爾森也明確指出，興盛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夠保障個人權利的制度。沒有這些制度，也就沒有人會積極地儲蓄和投資。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則開門見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因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更確切的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3、在發展政策上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結構剛性和資本短缺的結構主義的自然主張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扭曲資源價格進行資本積累，組織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平衡或有選擇的大規模投資，以期藉此走出貧困陷阱。新古典主義則認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後呆在一邊」，經濟就能自然地得到發展。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制度系統。因為①制度通過確定明確的規則，增加了資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減少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了市場更好的運行；②制度通過明確界定產權，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鼓勵了創新和企業家的出現，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③制度通過建立社會活動的基本規則，擴大了人類在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領域的選擇機會，從而進一步豐富了發展的內涵。特定製度的出現與否取決於對它的需求和供給。D·菲尼認為，「對制度安排變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於這樣一種認識：既然現有安排無法獲得潛在的利益，行為者認識到，改變現有安排，他們能夠獲得潛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變化的供給，取決於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願。」[2](p138)而弗農·拉坦則進一步闡明了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的互動關系：經濟增長一方面產生潛在的增長利潤，這是對制度變遷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經濟增長也促進了社會科學、組織行為等方面的知識進步，這構成了制度變遷的供給方面。兩方面綜合導致了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發生。可見，拉坦式的制度變遷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鑒於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認為，如果誘致性制度變遷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來源的話，那麼一個社會中制度安排的供給將少於社會最優。所以，由政府推行強制性制度變遷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選擇理論和「諾斯悖論」卻向我們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過安排激勵系統來刺激經濟增長，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為統治者的偏好、意識形態剛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導致政府維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鑒於此，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在促進發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於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現要依靠政府和社會的共同作用，特別是對政府要施加嚴格的限制，即建立一個受限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破除了結構主義「政府萬能」和新古典主義「市場萬能」的幻想，為發展經濟學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為現實的視角。總之，無論是在方法論上，還是從理論本身涵蓋的內容來講，新制度經濟學都汲取了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諸多積極因素，並在自己的框架內進行了富有啟發意義的整合，並在此基礎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發展經濟學微觀實證化，內部各學派之間融合的發展潮流。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發展經濟學真正的復興之路。三、發展經濟學中制度分析方法面臨的挑戰與今後的趨勢新制度經濟學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讓研究經濟發展理論的學者們刮目相看的同時，其自身也因為尚處於成長階段而又有諸多不足。不可否認,制度是一個涵蓋面廣、內容極為豐富復雜的范疇，對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經濟學的傳統研究領域。與之相適應，有關將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相結合的文獻還顯得駁雜和凌亂，不僅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無統一定義，而且缺乏一個公認的嚴謹邏輯體系，模型化也不夠。在邏輯實證主義依然是檢驗經濟理論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現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計量性差，取得數據的困難，也嚴重阻礙了對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作更為精確和深入地研究，妨礙了其在政策研究領域的定量運用。對發展經濟學來說，將制度經濟學整合進來還需進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構和模型化的工作。同時，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抨擊新古典是「無制度」分析的制度主義，其本身對制度的內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張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約安排的選擇時，就把立法機構的法律實施水平視為當然；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是將發展中國家的憲政體製作為外生變數來進行分析的。而且，市場本身也是一種制度。但新制度經濟學並沒有從理論上解釋市場何以產生。科斯只是在市場存在的條件下研究了企業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將「市場存在」的假定作為其分析的初始條件。20世紀80-90年代，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從計劃到市場，迫切需要一個培育市場的理論作為指導，面對這一情況，制度分析至今沒有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對於以上的問題，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貢獻。另一個重大的挑戰，正如V·奧斯特羅姆等所承認的，是「如何理解人類社會中秩序的本質和建立」。因為「它要求學者及有關職業人士選擇使自己能夠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類社會中所創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決這個難題往往是我們陷入不正當的文化種族中心主義，……相對生活在欠發達社會中的人，生活在發達社會中的人易於表現出強烈的優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話……」[2](pp.334-335)比如，在當今新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學融合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中就表現得非常明顯：錢堂馮實際上認為美國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認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場制度下，經濟才能持續發展。對於今後的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的結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從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出發，考察這些國家的經濟與非經濟的因素對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響，也必將行而不遠。20世紀80年代勃興的新制度主義分析方法，已經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正如阿羅所說，「新制度經濟學運動」主要並不限於對經濟學的傳統問題給出答案。相反的，他還回答了新問題，即經濟制度為什麼以這種而不是那種方式出現；它與經濟史相融合，帶來了比傳統理論更加犀利的「本原經濟」的分析。諾斯也說：「我們對制度的嚴肅研究還只是一個開端。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可能對所有這些問題永遠不會有一個明確的答復，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好。」[3](p.362)參考文獻：[1]黃少安.產權經濟學導論[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2]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3]譚崇台.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4]陳宗勝.發展經濟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5]周業安.關於當前中國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反思[J].經濟研究，2001（7）.[6]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7]埃瑞克·G.菲呂博頓、魯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經濟學[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