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歷史
1. 奴隸社會時期的經濟思想萌芽 一般公認，世界上現存第一本經濟學著作是古希臘色諾芬（Xenophon，約前430-約前355或354）的《經濟論》，英語單詞 「Economy」、「Economics」即源於此。該書採用蘇格拉底與別人對話的形式，討論如何管理奴隸主家庭農場，堪稱「古代微觀經濟學」。他還著有《雅典的收入》，論述如何增加雅典國家收入，堪稱「古代宏觀經濟學」。此外，柏拉圖（Platon，前427-前347）所著《理想國》，從社會分工的角度論述奴隸經濟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鞏固和完善奴隸經濟制度，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主張限制商業、高利貸和私有財產。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所著《政治論》主要論述奴隸經濟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鞏固奴隸經濟制度，《倫理學》分析商品等價交換現象，認為貨幣使不同的商品等價。 2.歐洲中世紀時期的經濟思想 歐洲封建社會始於公元476年，終於1640年，其間戰亂、災荒和瘟疫連綿不斷，經濟、文化黯然失色，人稱黑暗的「中世紀」（Middle ages）。義大利神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enas，1225或1226-1274）著有《神學大全》，根據上帝意志論證封建農奴制度的合理性，認為上帝創造萬物有高低之分，「下等人」應當受「上等人」統治。同時，提出公平價格理論、貨幣理論、商業理論和利息論，為商品經濟的發展作了折衷和辯護，有一定歷史進步意義。 1492年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約1451-1506）「發現」美洲大陸之後，國際貿易成為當時西歐主要經濟增長點，催生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萌芽。認為：只有金銀才是財富，主張促進商業發展，開展國際貿易，實行貿易管制。第一次正面肯定商業和商品經濟，堪稱「革命性」突破。早期重商主義主張「貨幣差額論」，即只出口不進口，主要代表作是1581年於英國匿名發表的《對我國同胞某些控訴的評述》。晚期重商主義主張「貿易差額論」，即少進口多出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國的孟克列欽（Antoine de Montchrétien，1575-1622，又譯「蒙克萊田」，1615年發表《獻給國王和王後的政治經濟學》，首次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柯爾培爾（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以及英國的托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又譯托馬斯·曼，1621年發表《論英國與東印度公司的貿易》）。 3.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Bourgeois classical economics）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雛形，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國經濟學家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主要著作《賦稅論》、《獻給英明人士》、《政治算術》、《貨幣略論》等）、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主要著作是1776年版《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主要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基於資本主義工業迅速發展的實際，提出了不同於重商主義的觀點：（1）財富是物質產品，勞動是財富的源泉；（2）市場自動調節比人為地調節更能符合社會整體利益，即「看不見的手原理」（Principle of invisible hand），據此主張自由放任政策。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另一分支是法國的「重農學派」（Physiocrats），主要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1758年發表《經濟表》，反對重商主義，主張自由貿易。但由於法國小農經濟比重較大，工業發展相對落後，因此認為只有農業才是社會財富的源泉，貨幣只是流通手段；工業只是對農產品進行加工，是農業的附屬物；對外貿易只是一種等價交換，都不能增加社會財富。 4. 新古典經濟學 1830年代以後，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分化為兩支，即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1890年出版《經濟學原理》）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school），馬克思主義者一般稱之為「庸俗經濟學」（Vulgar economics）。 「新古典經濟學」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辯護」，認為：市場完美有效，能夠自動實現資源最佳配置，奠定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理論的基本框架，包括均衡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廠商理論、分配理論等。該學派沒有明確研究宏觀經濟現象，一般認為其宏觀經濟學觀點是：市場經濟能夠自動實現充分就業，不需要政府幹預。 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除馬歇爾外，早期還有英國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法國的薩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等，晚期則有英國劍橋學派的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羅伯遜（Dennis Holme Robertson，1890-1963）、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1879-1975）等；屬於洛桑學派的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義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Vilfrado Pareto，1848-1923）；屬於奧國學派的奧地利經濟學家門格爾（Carl Menger，1840-1921）、維塞爾（Freidrich von Wieser，1851-1926）、龐巴維克（Eugen von B?hm-Bawerk，1851-1914）等；屬於瑞典學派的威克塞爾（Knut Wicksell，1851-1926）、卡塞爾（Gustav Cassel，1866-1945）等；屬於美國學派的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費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柯布（Charles W. Cobb）、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1892-1976）等。
Ⅱ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分為哪幾個主要階段
1.古典經濟學
從17世紀中期開始到19世紀70年代為止，包括英國經濟學家斯密、李嘉圖、西尼爾、穆勒、馬爾薩斯，法國經濟學家薩伊。以斯密為代表，其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被稱為經濟學上的第一次革命，建立了以自由放任為中心的經濟學體系，他標志著經濟學的誕生。代表性的教科書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應用》流行了20年。
2.新古典經濟學
從 19 世紀的「邊際革命」開始到20世紀30年代為止。包括英國經濟學家傑文史、馬歇爾，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 — 邊際效用價值論的提出被說成是經濟學上的第二次革命，他標志著新古典經濟學的開始，馬歇爾在1890年發表的《經濟學原理》是其代表性的教科書。
3.現代經濟學
開始於20世紀30年代凱恩史主義的產生。包括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瓊·羅賓遜、斯拉伐，以及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弗里德曼和盧卡斯。其中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標志著當代經濟學的產生，該書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馬克思的《資本論》被人們稱著改變世界歷史的四大著作；而薩繆爾森的1948年開始發行的《經濟學》至今已出第十六版，是第三本好教科書。
Ⅲ 西方經濟學說發展史上的六次革命具有哪些重要含義
西方經濟學從16至17世紀的重商主義開始，到現在經歷了六次理論突破，即所說的六次革命，其中前二次發生在古典經濟學說中，後四次為現代經濟學說史中。
西方經濟學是從重商主義開始的。時代背景為海盜式帝國主義，貿易與殖民相聯系，它作為一個體系，從宏觀角度考慮問題，基本內容為出口壟斷，外匯管制和貿易順差，核心思想君主掌握最高權力，統治經濟和鑄造貨幣，控制對外貿易，主張國家干預和參預經濟，並對經濟進行調節，認為國家財富就是金銀，輸入金銀可以潤滑工商業的齒輪，所以鼓勵出口，實行補帖，限制進口，以此擴大貿易順差，換回金銀，金銀的積累導致國家財富的增長。但實際執行中卻無美妙前景，最終出現了生產力的危機。如法國出口製成品越多，換回金銀越多，結果越窮；而英國，反而民富國強。重商主義重點在商品流通領域。
現代經濟學只是在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才開始。時代背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下，資本主義經濟快速發展。主張經濟自由主義，擺脫封建和國家的干預。1776年《國富論》第一次劃時代革命。其矛頭指向重商主義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斯密繼承和發展了以前經濟研究成果，特別是重農主義對供給和微觀重視，第一次創立比較完備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他認為重商主義犧牲了消費者而利於生產者，帶來經濟效益差的後果。因此，斯密提出，要增加國民財富，一靠勞動分工，提高生產效率，二靠資本積累，增加儲蓄，形成投資，擴大市場。為增加生產，積累財富，反對國家干預，放任經濟自由，經濟「受看不見的手的指導」，發揮市場自由競爭、自由調節作用，國家只需保衛人民和國家的安全，社會秩序公平等。任何一個生產部門的勞動都是國家財富的來源，勞動創造價值，利潤來自剩餘勞動，反對重商主義只有貿易、重農義義只有農業勞動才是創造財富的觀點。還提出了一些微觀經濟的分析方法。其片面性在，對需求重視不足，分析方法上不夠精細，勞動價值論有利於工人而不利於資本家等。
1870年，發生了第二次革命，出現三名學者：法國的瓦爾拉斯、英國的傑文斯、奧地利的門格爾。他們三個人，住在不同地方，長在不同國家，但幾乎同時提出邊際效用價值論。強調供給和生產轉變為強調需求和消費。提出商品的價值不是取決於勞動的消耗量，而是取決於主觀評價，進行邊際主義分析。西方常把1871年稱為」邊際革命「年，直到馬歇爾最後形成的所謂的」新古典學派「。完全用邊際分析方法，利用邊際效用和邊際生產力的概念分析經濟問題，提出存在競爭市場上的產品、勞務和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都是決定於邊際供求的關系。強調產品和生產要素在市場上的定價與資源的稀少性有關。由於稀少有關，因此，對各種產品用途的估價帶來效用遞減，人和廠商都受著理性行為原則的支配。如個人怎樣用有限錢得到最大效用的滿足，而廠商利用有限資源設備來得到最大的利潤，這種方法就是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古典學學派關心的是整個經濟的長期發展，關心剩餘產品在各個集團之間的分配問題，而邊際主義者關心的是微觀經濟問題。所以，從邊際主義者到馬歇爾，才建立起微觀經濟學體系。邊際概念成為關鍵性工具，效用與消費者需求成為出發點和推動力，關心的是在資源稀少情況下來進行生產、分配，消費。同時他們認為，只要自由競爭，通過市場力量，經濟就能達充分就業均衡，不會發生生產過剩或經濟危機。總之，他們以主觀根據供求而決定價格的價值理論來代替勞動價值論；以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來代替古典學派由社會力量決定收入的分配理論；用和諧經濟體系代替階級沖突理論。新古典經濟學比古典經濟學更合理、更精緻，為現代微觀經濟學奠定理論基礎。但面對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一籌莫展，無能為力。新舊古典經濟學偏重於微觀方面的研究。
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標志著第三次革命。其背景 ：社會化大生產進一步發展，政治上國家壟斷資本的產生。資本主義處於自由競爭時期，社會對宏觀需求不強，國家也沒有掌握足夠大的資本實現這種控制，而當它進入國家壟斷之後，這種要求和可能都具備了。理論、方法和政策都不同於傳統。理論上反對薩伊定律。薩伊定律就是供給本身就能創造需求，需求是供給的函數，因此，經濟自身能夠達到充分就業、均衡，沒有生產過剩的危機。凱恩斯認為，供給是需求的函數，拋棄「儲蓄會自動轉化為投資」傳統觀點，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存在自動調節的性質，因而沒有充分就業的可能，往往是小於充分就業狀態。由於三大心理規律（消費傾向規律、資本邊際效率規律和流動性偏好規律）作用，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必然會產生大規模失業、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在方法上，回到重商主義研究的宏觀經濟問題，開創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即總量分析。關心經濟總量行為活動，特別是總支出（投資支行、消費支出和政府支出）所產生的收入效應，強調決定經濟活動水平的是投資部分。只有需求（特別是投資需求）增加，才能刺激生產，增加生產。還將實物經濟與貨幣經濟密切結合為一體，現在宏觀經濟分析都取自於《通論》的開創，這是凱恩斯在方法論上的革命。在政策上，凱恩斯反對「自由放任」，強調國家干預、參預經濟調節。所以，有人說凱恩斯又回到重商主義，因為他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獎勵出口，與重商主義相同。三個最重要政策：1、政府預算的平衡應聯系經濟中需求狀況來加以評價。如存在大規模失業，預算應增加赤字。2、降低實際工資不會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而可能會相反
；3、貸幣政策如不藉助於財政措施，則不可能終止大規模失業。二戰後，特別是50、60年代，凱恩斯理論成為西方正統。凱恩斯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跳了價格分析的限制，創立了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具有劃時代意義。
上世紀50，特別是60年代後期，出現反對「凱恩斯革命的革命」，貨幣學派崛起。其背景是，當時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進入」滯脹「，奉行已久的凱恩斯主義遭到質疑，因為按凱恩斯理論，低增長與高通脹不可能同時出現，貨幣學派自由主義理念抬頭。以弗里德曼為代表，其內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所以不穩定，主要原因不是凱恩斯所說的三大定律影響的總需求不足，而是由於貨幣方面受到干擾。核心是貨幣，貨幣是支配資本主義產量、就業和物價變動的唯一重要因素。因此貨幣政策最重要，財政政策除了起負作用，不可能影響產出率和就業率。其主張貨幣穩定、有節制增長，即長期貨幣政策，除此之外，國家減少支出，不幹預私人經濟，市場完全、充分發揮作用。現在西方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接收貨幣主義向凱恩斯挑戰的兩個思想：1，貨幣供應的增加是通貨膨脹的根源；2、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對產出量具有更大的效應。
1960年斯拉法《用商品生產商品》出版。書只有100頁，便很精煉，思想深刻。書中把生產看作同樣商品既表現為生產資料又表現為最終產品的一種循環過程，是從基礎理論上進行革命。主要影響：1、商品價格反對邊際分析，回到李嘉圖，再生產周期性循環過程中，用成本價格和平均利潤的方法計算商品價格。2、在一定技術條件下，聯立方程完全有可能計算出每種商品所包含的勞動量，而不是馬克思抽象的社會必要勞動，補充發展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3、斯拉法的商品價格決定理論，解決了馬克思商品價值轉形商品生產價格的問題。
在反對凱恩斯主義思潮中，出現了理性預期理論，為第六次革命。理性預期假說由美國經濟學者約翰穆斯於1960--1961年首創，70年代盧卡斯把理性預期理念結合到貨幣主義模型中，應用於穩定性經濟政策的研究。他們認為無論凱恩斯主義，或是貨幣主義，都把理性預期排除在模型之外，財政金融政策往往是不起作用的，因為公眾勢必預料到這些政策的後果。如政府試圖加快貨幣增長經濟，人們就料到通貨膨脹而抬高價格，於是額外的貨幣更加抬高昂貴的物價而不是導向經濟增長，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帶有欺騙性，但是，可以在一段時期內欺騙所有人，決不能在長期中欺騙所有人。以前人都以過去經驗來推測預期，理性的是綜合更多因素來進行預期，過去僅是一部分因子。
現代西方經濟學發展歷程的圖示
發展階段
時間
時代背景
代表人物
理論觀點
政策主張
著作
重商主義
15世紀下半葉至17世紀下半葉
資本主義原始積累
安徒萬·德·蒙克來田
財富就是金銀，金銀就是財富，財富的真正來源是對外貿易的順差。
從流通領域研究財富的增長
國家積極干預經濟，國家的一切經濟活動統統歸結為攫取金銀
古典經濟學
重農主義
17世紀下半葉
資本主義上升時期
英國 法國
威廉·配第 阿吉爾貝爾
亞當·斯密 西斯蒙第
大衛·李嘉圖
魁奈
從生產領域研究財富的增長
看不見的手
勞動價值理論
把對經濟制度本質的分析與對既定製度下資源配置過程及其變數分析相結合的研究
自由放任
亞當·斯密
《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1776年
庸俗經濟學
18世紀末至19世紀70年代
（1830年）
資產階級奪取了政權（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1832年英國通過議會改革案）
薩伊（法）
馬爾薩斯（英）、詹姆斯·穆勒、麥克庫洛赫、西尼耳、巴師夏、凱里
薩伊定律：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
把注意力集中於既定製度下資源配置過程及其變數的研究
邊際革命
19世紀70年代（1870年）
從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
門格爾（奧地利 奧地利學派）
傑文斯（英 英國學派）
瓦爾拉斯（瑞士 洛桑學派）
以邊際效用價值論來與勞動價值論相抗衡
新古典經濟學（微觀）
19世紀末期
馬歇爾（英 劍橋學派）
瓦爾拉斯
庇古、克拉克、威克斯迪特
生產成本價值論
供求理論
邊際效用論
節欲論
一般均衡、帕累托最優
自由放任、國家不幹預經濟
馬歇爾
《經濟學原理》1890年
1933年
張伯倫、羅賓遜
壟斷問題
1939年
希克斯
價值論（提出了序數效用論，馬歇爾的是基數效用論）
一般均衡論：起到推廣與普及的作用
希克斯
《價值與資本》1939年
凱恩斯革命（宏觀）
20世紀30年代
經濟大危機
凱恩斯
失業和經濟的周期波動是因為全社會的有效需求不足
國家干預經濟
凱恩斯
《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1936年
對凱恩斯的解釋與補充
新古典綜合派→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10版）→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新綜合（12版）
二戰後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
二戰後凱恩斯主義的流行使得整個西方經濟學的體系出現了顯著的漏洞，產生了干預和反干預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種矛盾和不調和之處
薩繆爾森
庫茨涅茨、托賓、哈羅德、索洛
漢森（20世紀40年代理論和政策建議方面進行補充和發展，奠定新古典綜合派的某些基礎）
傳統西方經濟學——微觀
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宏觀
薩繆爾森
《經濟學》1948年
新劍橋學派
20世紀50-60年代
瓊·羅賓遜（英）
非均衡學派
（又稱新凱恩斯學派）
20世紀60年代後期
克洛沃（美）萊榮霍夫德（瑞典）
希克斯（英）
把劍橋學派、洛桑學派的 相結合，形成一個獨特的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貨幣主義
20世紀50年代中期
20世紀70年代西方世界出現滯漲
弗里德曼
反對國家過多干預經濟生活，主張不同程度上加強市場機制的作用
理性預期學派
20世紀70年代後期
盧卡斯、薩金特、華萊士
供給學派
20世紀70年代後期
拉弗、費爾德斯坦、萬尼斯基
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體系
哈耶克
弗萊堡學派（德國）
公共選擇學派
20世紀60年代
布坎南（美）、塔洛克（美）
新制度經濟學派
科斯、威廉姆斯、諾斯
新左派
非主流經濟學派
瑞典學派
創新理論
熊彼特
經濟成長階段論
羅斯托（美）
新制度學派
加爾布雷恩（美）
激進經濟學派
Ⅳ 人類發展歷史上發生過的五次信息技術革命分別是哪五次
還有第六次
第一次是語言的使用，語言成為人類進行思想交流和信息傳播不可內缺少的工具。容(時間：後巴別塔時代)
第二次是文字的出現和使用，使人類對信息的保存和傳播取得重大突破，較大地超越了時間和地域的局限。(時間：鐵器時代，約公元前14世紀)
第三次是印刷術的發明和使用，使書籍、報刊成為重要的信息儲存和傳播的媒體。(時間：第六世紀中國隨代開始有刻板印刷，至15世紀才進入臻於完善的近代印刷術)
第四次是電話、廣播、電視的使用，使人類進入利用電磁波傳播信息的時代。(時間：19世紀)
第五是計算機與互連網的使用，即網際網路的出現。(時間：現代，以1946年電子計算機的問世為標志）
第六次是多媒體和網路化的應用，使網路環境下的資料庫建設和計算機決策支持系統變為可能
Ⅳ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
西方經濟學20世紀百年發展歷程回眸
一、國家與市場：一條永恆的主線
可以說，早在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誕生之初，就已經出現主張國家干預與主張自由放任兩大思潮之間的分歧與論戰。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主線依然還是緊緊圍繞著這個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線而展開的，所不同的僅僅在於，雙方各自的學派更繁雜了，爭論的范圍與內容更泛化了，兩種思潮此消彼長，興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縮短了。
1、戰前關於國家與市場的論爭及凱恩斯主義的誕生
在19世紀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見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認為，在競爭環境中，通過市場的力量，個人的最大化行為會轉化為一種最優化的社會狀態；這個傳統後來構成經濟學家偏愛「自由放任」的一種比喻，並最終演變成在19世紀占據統治地位的 「生產自動創造需求」 的薩伊定律。
當歷史剛剛踏入20世紀門檻的時候，經濟學家們逐漸看到，在現實世界中，市場機制並非萬無一失，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伴隨著失業等不良經濟現象時有發生。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舊制度學派主張國家調節和仲裁勞資矛盾、反對自由放任政策；馬歇爾的門徒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雖然總體上講他仍然排斥政府幹涉經濟生活，但對自由放任的理想主義也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認為國家應出面校正生產外部性以防止出現邊際私人凈產值與邊際社會凈產值相背離的現象發生。以繆爾達爾、林達爾、倫德堡、俄林和林德貝克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學派在1929－33年大危機中逐漸成熟起來，他們秉承該學派的理論先驅威克塞爾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傳統，以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半個世紀的實踐經驗為其佐證與支持，運用宏觀動態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較系統地「混合經濟理論」，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獨樹一幟，魅力無窮。
如果說上述對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學說提出質疑、抨擊的眾多西方經濟學家只是對其進行的「局部革命」的話，那麼，凱恩斯1936年發表的《通論》則是對其進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動和徹底的批判。凱恩斯主義認為，通過利率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和藉助於工資的變化來調節勞動供求的自發市場機制，並不能自動地創造出充分就業所需要的那種有效需求水平；在競爭性私人體制中，「三大心理規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於社會的總供給水平，從而導致就業水平總是處於非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要實現充分就業，就必須拋棄自由放任的傳統政策，政府必須運用積極地財政與貨幣政策，以確保足夠水平的有效需求。凱恩斯最根本的理論創新就在於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經濟學的證明，這是凱恩斯主義出現以前任何經濟學都根本做不到的。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建議後來通過其信徒們的努力廣泛地被西方國家政府作為其經濟政策的行動指南，總需求水平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廣泛接受。如果說在此之前象美國「新政」這類反危機的政策只是一種臨時應急的措施，還談不上明確地以一種經濟學說作為其理論基礎的話，那麼，從此以後，以維持充分就業水平為目標的宏觀管理就開始成為西方國家的常規政策。凱恩斯主義影響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走勢，使西方正統經濟學說的理論核心以此作為一個嶄新的轉折點，「凱恩斯時代」由此正式開始，凱恩斯本人成為「戰後繁榮之父」；與此同時，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體制論退出了正統經濟學的統治地位。
2、戰後以來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的論爭
20世紀60－70年代是西方經濟學最繁榮的時期，「在野」的自由主義思潮在新保守主義的旗幟下休養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凱恩主義陷入危機時東山再起；貨幣主義、供給學派、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學派林立，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它們或曇花一現，各領風騷，或孤芳自賞，獨樹一幟；它們或是自詡為「嫡傳」的凱恩斯主義者，或公開聲明是凱恩斯主義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是全面維護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歷史傳統和全面恢復「自由放任」的理論綱領，倡導的是對新古典的回歸和凱恩斯經濟干預主義的抗衡，堅持的是哈耶克為代表的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經濟學體系和市場自由競爭的根本原則。20世紀下半葉，諸多自由主義學派來勢兇猛，「是市場還是國家」的爭論再次白熱化，使20世紀最後幾十年的西方經濟學進入了「戰國時代」，曾幾何時登上美國「正統」經濟學的寶座和成為英國的「御用」經濟學，「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應運而生，並曾經喧賓奪主，如日中天，佔有一席之地，影響了一代經濟學者，對「主流」 的自我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留下了濃濃的一筆，使得西方經濟學在20世紀是如此地璀璨奪目，流光溢彩，以致於在我們回眸其百年發展史的時候，不得不對足以構成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勁敵甚至動搖其「正統」地位的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予以專門論述。
現代貨幣主義即貨幣學派的創始人和領袖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譽為是戰後至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甚至被經濟學界譽為泰斗。弗里德曼從「個人主義」的微觀經濟結構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論基礎之上恢復了貨幣在宏觀經濟結構中的關鍵地位，以此提出了與凱恩斯干預主義相抗衡的自由主義論點，認為，在國家不進行任何干預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行情動盪遠遠低於干預時的程度；國家的真正作用不在於短期內影響市場，而首先應保證貨幣總量能定期和有規律地增加。這是因為，第一，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在凱恩斯那裡，由於人們的慾望已經得到滿足，所以，用於消費方面的支出呈遞減趨勢，而儲蓄則呈遞增趨勢，這樣，政府應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來抵消個人消費的減少以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弗里德曼駁斥了凱恩斯的邊際消費遞減規律，認為人們的慾望原有的得到滿足之後，新的隨即產生，是永無止境的，擴張性政策會導致通貨膨脹，而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貨幣供給數量則應是貨幣政策的惟一最佳選擇，即根據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制定一個長期不變的貨幣增長率。弗氏認為，1929-33年大危機中約有1萬家美國銀行倒閉破產，造成美國國內貨幣供給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聯儲能在這次大危機中發揮作用，那麼那場大危機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過是一次小規模的經濟衰退。第二，關於「自然失業率」。凱恩斯主義認為，高就業水平是有效利用社會資源的保證，即要想有效利用社會資源，就必須有高水平的就業。弗里德曼認為這是一種模糊甚至錯誤的想法，認為，高就業水平恰恰可以被認為是沒有最好地利用社會資源的一個標志：為了社會生產而犧牲了對閑暇的享受，而前者的價值要遠遠小於後者的價值，這樣，通貨膨脹政策就會使人民產生錯覺，「強迫」人民認為他們的實際工資高於這些工資的實際價值。第三，關於失業與通貨膨脹。既然自然失業率是一個常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那麼，自然失業率就是一種經濟條件，這樣，貨幣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質，人們就很難通過改變通脹率來改變自然失業率即改變經濟條件。在短期內也許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間存在某種比例關系，但長期內，這種關系會消失，即就業水平與通脹率之間是沒有關系的。如果要把失業率減少到「自然率」以下，那麼通脹率就會非常之高，代價也會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國政府因為要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結果使國內通脹率從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之間爆發的這場曠日持久的「血腥之爭」（the bloody debate）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70年代結束。他們相互指責攻擊，甚至竭盡嘲諷辱罵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討會上，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羅在評論弗氏的一篇論文時嘲諷道：「米爾頓和我之間的另一個區別在於，任何事情都使米爾頓想起貨幣供應；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寫進我的論文中去」 。再如，凱恩斯在給羅斯福總統的一封信中是這樣嘲笑貨幣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能增加產出提高收入。但這就象買一根粗腰帶來試圖變胖一樣。在當今美國，你的腰帶對於你的肚子來說確實太長了」 。
現代貨幣主義在整個80年代幾乎被英國撒切爾政府全盤接受，成為撒切爾主義的理論基礎。撒切爾主義認為，以往的「教訓是，政府不應試圖『人為地』保持充分就業，而應允許市場力量來決定『自然』的就業水平。而且，對付通貨膨脹的貨幣主義方法意味著以失業必然上升為條件而對經濟進行擠壓（通貨緊縮）。這樣，至少在短期內，失業基本上變成了『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的方法之一。」撒切爾的通貨緊縮政策導致失業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業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爾1979年上台時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達13%。貨幣主義與撒切爾主義使英國告別充分就業，社會福利政策開始大規模收縮與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與其說反對干預主義不如說他只希望政府只對貨幣供給進行干預，但本質上講，對貨幣供應量的干預也是最大的干預。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凱恩斯主義受到了來自供給學派的嚴峻挑戰。供給學派的顯著特徵如同它們名字一樣，特別強調「供給」。60年代末產生於美國、以拉弗爾、費爾德斯坦和蒙德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全盤否定凱恩斯「需求決定供給」的需求管理這個核心命題，認為它是導致產生「滯脹」的根本原因，因為，增長與刺激需求將導致貨幣供給數量的增長，由此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認為鼓勵刺激需求無疑等於抑制儲蓄，從而導致了投資率和勞動率的下降，進而降低了積累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供給學派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尤其是恢復薩伊定律，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影響需求，以促進私人儲蓄和投資；為此，南加州大學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雞尾酒會的餐巾紙上畫的一條旨在降低稅率的曲線即所謂「拉弗曲線」便成了白宮的「葯方」。這個「降稅」的葯方是基於3個理論假設：第一，認為稅收量不一定與邊際稅率呈同方向變化，在達到某一點時則會朝相反方向變化；第二，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人們用勞動代替休閑；第三，高稅收還將造成低投資率，使投資減少，資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投資和生產。
供給學派在學術上建樹不多，在理論上缺乏體系的完整性，所以，它僅是解決「滯脹」的一種對策而已；雖然一貫自詡反對凱恩斯的干預主義，標榜自己為自由放任主義，但是，就「干預」的本質來講，強調「供給管理」反對「需求管理」、國家干預供給與干預需求豈不是「半斤八兩」？供給學派之所以一度得勢，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滯脹」怪圈和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大背景下被裡根政府所採納：因一時所需而一舉成名。
二、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
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性理論突破為20世紀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輔平了道路，從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個西方經濟學院學生或經濟學教授既人人皆知又無法跨越的基本理論框架。
1、「張伯倫革命」
亞當·斯密以後的一百多年裡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那時壟斷還是個別現象。正如1982年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亞當·斯密作為建立傳統的偉大人物，在壟斷領域也沒有給我們留下空白，他創造或者說提出了三個權威性的傳統」 。這三個傳統分別是：對正規的壟斷理論置之不理、將他那個時代的壟斷現象看作是國家賦予的專營特權、對壟斷和勾結行為無需採取什麼行動。當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之後，經濟學理論已無法對其進行解釋，現實世界中的普遍壟斷現象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關注。從19世紀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麥克庫洛赫，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馬歇爾、古諾、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們早已對壟斷理論和市場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問題在於，他們始終沿襲著「斯密傳統」，即將自由競爭作為普遍現象而把壟斷作為例外來構造他們的理論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經濟學》中仍然還認為「在今天，把競爭當作普遍現象和把壟斷當作例外是比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的張伯倫和英國劍橋的羅賓遜夫人分別出版了《壟斷競爭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經濟學》才正式宣告「斯密傳統」的徹底結束。始於張、羅二人的「張伯倫革命」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們擯棄了長期以來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關於把「完全競爭」作為普遍的而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情況的傳統假定，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提出了一套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說明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的市場模式，並在其成因比較、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方面運用邊際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觀經濟的革命，將市場結構分成了更加符合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實際情況的4種類型，即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壟斷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張伯倫革命」的經濟學意義就在於，20世紀中期宏觀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天然邏輯的發展起點就是對壟斷的分析，從這個起點出發，恰恰使得西方經濟學比較正確地描述和表達了百年經濟歷史的本質和現狀。
2、「凱恩斯革命」
如果說1929－33年大危機是對當時微觀經濟學的反動的話，那麼，凱恩斯主義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一次革命，而《貨幣通論》則使得西方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分野，凱恩斯本人就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甚至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從而在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演進與發展中成為一個永恆的主角。
如同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著作名稱那樣，凱恩斯主義的推演邏輯是從充分就業開始的：一、以往假設的充分就業均衡是建立在薩伊定律基礎之上，其前提是錯誤的，因為總供給與總需求函數的分析結果顯示，通常情況下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其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因為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化，所以就業量就取決於總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的靈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對資本未來收益之預期」。四、政府不加干預就等於聽任有效需求不足繼續存在，聽任失業與危機繼續存在；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而非貨幣政策，增加投資，彌補私人市場之有效需求不足，「這是唯一切實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之全部毀滅」 。五、進而，他提出了一國政府應當實現的六大經濟目標：充分就業、價格穩定、長期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資源最優配置。
凱恩斯之所以從宏觀的視角對大量的宏觀概念進行歸納與整合之後，使經濟學的發展開始跳出價格分析的限制，從而翻開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嶄新一頁，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迫切需要一種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論對腐朽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給予解釋和彌補。
凱恩斯主義的誕生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得以向前大大推進的一個重要標志；說到底，凱恩斯革命是一場方法的革命；凱恩斯之後，無數凱恩斯的追隨者們對凱恩斯體系本身存在的種種「空隙」和「硬傷」給予修正、彌補、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變中整合。凱恩斯主義內部發生的沖突、裂變、整合是凱恩斯主義得以發展、充實的重要前提和體現。例如20世紀50年代後期爆發了持續幾十年的「兩個劍橋之爭」——這場影響很大的學術爭論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對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與貢獻是深遠的、巨大的。
3、「預期革命」
70年代發展起來以美國羅·盧卡斯、托·薩金特、羅·巴羅、尼·華萊士等學者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因使用「理性預期」這一重要經濟學概念並以此建立起其理論體系而被普遍稱之為「理性預期學派」 。所謂「預期」是指對同當前決策有關的經濟變數進行的預測，如為決定產量而是否進行投資時企業對其產品的未來價格進行的預測，勞資關於工資水平的談判中工會對未來物價水平走向作出的預測，等等。他們認為，雖然凱恩斯也曾反復講到預期，但他的預期只是適應性預期，具有隨機性，沒有理性的解釋，即屬「後向預期」，這是因為凱恩斯主義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體系，其假設前提是錯誤的：第一，凱恩斯主義中的當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為目標；第二，同一經濟人在不同函數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提出的假定條件正好與上述兩個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預期」假定市場是連續出清的，即通過工資和價格的不斷調整，供給總是等於需求，處於均衡狀態。從這三個假定出發，盧卡斯的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其他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貨幣供給的沖擊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動，由此引起經濟波動；由於貨幣供給的沖擊引起經濟波動是通過總需求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沖擊將導致需求的沖擊；這樣，需求的干擾將導致經濟波動；既然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政府賴以干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無效，那麼，「政策無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靈論」。
「理性預期」 被稱為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預期革命」，對20世紀經濟學發生了重大影響，「理性預期」作為一種宏觀分析工具在西方經濟學中已被廣泛採用，甚至被它的論敵使用，並且在股票、債券、外匯市場的運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雖然總體上講「理性預期」已進入西方主流經濟學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用任何「預期失誤」或信息不完善性來解釋經濟周期都是缺乏說服力的，認為「理性預期」有許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開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合理預期提出了批判，對政府幹預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場出清還是非市場出清，政府失靈還是市場失靈，政策無效還是政策有效，這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分歧的關鍵所在。在這個問題上，新古典學派的理想主義超越了現實感，新凱恩斯學派則較少沉湎於理想主義而較多地面對資本主義現實。再例如，人們在談論股票市場時比論及宏觀經濟時更為贊同理性預期理論，這是因為，和大多數其他市場相比，股票市場具有較強的流動性——人們買近賣出都很容易，並幾乎不存在交易費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有形市場較為復雜，並具有剛性：辭人、僱人、轉產、關閉工廠都存在成本，因為合同強化了勞動的名義價格、資本和機器設備的確定性，卻降低了流動性和靈活性。
此外，「理性預期學派」作為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流派，其「政府失靈論」的邏輯演繹結果與公共選擇等學派一起共同向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嚴重挑戰。1956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巴托教授首次創造並使用了「市場失靈」這一概念，並將市場壟斷視為「市場失靈」現象之一，「市場失靈」一詞隨即便風靡半個世紀；到七十年代「滯脹」時期，以布坎南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政府失靈」；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人們可以發現，「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概念充斥於經濟學文獻，它們針鋒相對，難分勝負，沒有贏家，形成了獨特的二十世紀末沒有經濟學「主流」的理論「真空」狀態。
三、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後期面對「滯漲」所表現的束手無策和「撒切爾主義」與「里根經濟學」的先後誕生標志著經濟學的凱恩斯時代的終結；隨後，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相繼丟掉了經濟學的「正統」寶座，使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一時形成了「真空」狀態。正如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所描述的，這個「真空」狀態實際上就是「戰國」的「動亂世界」：「由於凱恩斯的緣故，於是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由於弗里德曼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都是貨幣主義者；而由於動亂世界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又都成了折衷主義者了」 。就在這人人都是折衷主義者的時候，美國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被認為引發了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經濟學界曾出現過3本廣為流行並被認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該書一反傳統，在基本上維持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同時，還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大膽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張。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是約50年後馬歇爾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作為劍橋學派的創始人，馬歇爾兼收並蓄，折衷調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論，從生產成本說供給決定，邊際效用價值說決定需求，進而建立了均衡價值論，其「折衷的理論體系」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對20世紀上半葉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個流派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經濟學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進入20世紀以來，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曾經歷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傳統的壟斷例外論的「張伯倫」革命，第二次是為資產階級國家干預經濟奠定理論基礎的「凱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紀中葉的薩繆爾森。薩氏試圖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即將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創立了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成為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在戰後的40年裡始終居於正統地位。於是，作為新古典綜合派或稱後凱恩斯主義的標志，薩氏撰寫的教科書《經濟學》就成為代替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第二個里程碑。半個世紀以來，該書廣為流行，空前暢銷，被譯為數十個國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新古典綜合派既不能解釋「滯脹」的存在，又提不出應時政策，其正統地位開始動搖，來自包括貨幣主義等新自由主義種種流派的抨擊、責難和進攻大有在整體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勢。論戰之中，1993年被譽為「經濟學革命領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認為是第四個里程碑的教科書《經濟學》，從而，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裡，該書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學院和大學被採用和廣泛認可，其中文譯本在1997年出版後的3年裡就銷售了12萬冊，被我國出版界和學界視為一大奇跡。對於斯蒂格利茨的貢獻，不管有人將之稱為是「對新古典綜合派的反動」也好，還是冠之以對後凱恩斯主義的革命也罷，或將之稱為第四個里程碑，亦或譽之為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至少，在西方經濟學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夠成為歷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紀報以熱烈掌聲的經濟學觀眾「謝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紀末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批評自由市場缺陷的新古典綜合派「正統」地位受到多重夾擊、似乎已經過時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經濟學》獨樹一幟，成為眾人矚目的一道亮麗風景線；至少，不無誇張地說，是斯氏，是他為20世紀末的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與開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經濟學界已經逐漸認識到宏觀經濟行為必須與其背後的微觀經濟學原理聯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經濟學原理，而不是兩套。但是，在現有的教科書中，這種觀點根本就沒有得到體現」 。斯氏在承認薩繆爾森成功地將二者融合起來的前提下，試圖超過薩氏的努力，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置於扎實的微觀經濟學之上，例如，充分就業模型，存在失業模型和綜合模型三個模型，便是在外部約束條件改變下，從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導得出並進而展開而成的，從而實現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逐步衍生和有機聯接。此為其一。
斯氏一改後凱恩斯主義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將許多諸如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等許多不在新古典經濟學視野之內的近二、三十年來經濟學的新成果和新發展納入其研究領域，使之更加具有實際應用價值；尤其是對新古典綜合派走下坡路之後崛起的新自由主義各學派加以整合和綜合之後，使之不但大大推進和包容了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的理論體系，同時，還烙有深刻的理性預期學派甚至新制度經濟學等20世紀後半葉發展起來的幾乎各種學派的明顯痕跡。此為其二。
其三，可能由於斯氏的最大貢獻是對財政的研究，或許因為他是研究公共部門經濟學的頂尖經濟學家，他始終十分注重政府幹預經濟的積極作用。他認為，市場的「常態」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場的不完全性，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等「市場失靈」 現象界定了政府活動的范圍；市場失靈現象的根源在於沒有人對市場負責，沒有人干預市場；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強制性等特點決定了政府應該出面干預的理由；至於如何干預，斯氏針對「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並將「科斯定理」稱之為「科斯謬見」，認為，在解決外部性和產權明晰等難題時，「科斯定理」及其「自願解決」或稱「協商解決」將克服不了「搭便車」問題，高昂的交易費用將導致無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調控，否則就不能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
Ⅵ 人類發展歷史上的幾次重大革命有哪些
第一、二、三次工業革命
英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南北戰爭
Ⅶ 列舉人類發展歷史發生過的5次信息技術革命
第一次是抄語言的使用，語言成為人類進行思想交流和信息傳播不可缺少的工具。(時間：後巴別塔時代)
第二次是文字的出現和使用，使人類對信息的保存和傳播取得重大突破，較大地超越了時間和地域的局限。(時間：鐵器時代，約公元前14世紀)
第三次是印刷術的發明和使用，使書籍、報刊成為重要的信息儲存和傳播的媒體。(時間：第六世紀中國隨代開始有刻板印刷，至15世紀才進入臻於完善的近代印刷術)
第四次是電話、廣播、電視的使用，使人類進入利用電磁波傳播信息的時代。(時間：19世紀)
第五是計算機與互連網的使用，即網際網路的出現。(時間：現代，以1946年電子計算機的問世為標志）
第六次是多媒體和網路化的應用，使網路環境下的資料庫建設和計算機決策支持系統變為可能
Ⅷ 傳播史中五次媒介革命的內容及其所發生的大約時間分別是什麼
一、媒介技術進步的動因：人類追求時空的無限性
根據傳播媒介學家英尼斯的媒介偏倚觀點，媒介系統要完成信息、知識、文化的傳播使命，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空間領域內信息的共時性傳播，時間范疇上的信息歷史性傳承、積淀。任何媒介都是一種物質實體，因此也必然會以一定的形態存在於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之中，並顯示出自身獨特的性質。書籍、雜志、報紙、照片、石碑等都是佔有空間的媒介，廣播、電話、對講機、無線通訊等都是時間性的媒介，電影、電視、電腦等則是時空兼具的媒介。
從傳播的過程看，信息傳遞經過了從傳播者到接受者的時間歷程和空間范圍。從媒介的時間性質看，媒介能夠保存信息的時間有長有短，傳播信息的速度有快有慢。例如，相對前者，電視傳播比印刷傳播快，具有時間的優勢；相對後者，電視傳播比印刷傳播短暫，不易保存，不具時間優勢。從媒介的空間性質看，能夠裝載信息的空間有大有小，信息覆蓋的地域范圍也有大有小。
傳播是一種信息共享活動，它在一定社會關系中進行，又是一定社會關系的體現。傳播既是人類空間的連接體，使信息不受山川海洋的阻隔而傳之萬里；又是人類時間的連接體，使信息不受滄桑歲月的磨損而傳之千年。然而，傳播要架起社會成員之間時間空間的「連續的橋「，卻受到有限生命體、社會關系等因素的束縛，因此，具體傳播的時間空間相對於整個物質世界的無邊無際、無始無終是有限的。
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生活在狹小社會活動空間的人，只能是片面發展的個人；而生活在具有最廣闊的社會交往空間的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媒介作為信息交流的中介，是人類獲取社會關系資源的必要和普遍條件。自有人類之日起，媒介就是人類生產、生活和為生存而斗爭的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而且它不斷推動社會發展和促使個體自我滿足、自我認識、自我完善。因此，傳播的時空條件決定了社會關系的豐富程度，從而決定了人類的全面發展和自由。然而，作為物質世界的具體的人，由於受生命體時間與能量、社會特定生產力及生產關系的制約，導致人類擁有的時間空間是相當有限的，而時間、空間的有限性阻礙了人類交往的廣度和深度，使人所具有的社會性得不到張揚。人類要生存和發展，必須努力克服、戰勝時空的有限性。就必須探究和掌握時空的「必然」，才能獲得時空的「自由」。恩格斯說過：「自由就在於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界。」[2]
媒介技術發展史表明，媒介技術革命的進程是人類打破時空枷鎖的過程。早在20世紀60年代，加拿大傳播學家麥克盧漢在其《人的延伸：媒介通論》著作中，提出了「媒介是人體的延伸」的著名論斷。在麥克盧漢的眼裡，書是眼的延伸，廣播是耳朵的延伸，電話是耳朵與聲音（嘴巴）的延伸，電子技術是中樞神經系統的延伸，……。總之，它認為媒介是我們人類生理與神經系統的延伸，它構成一種系列化交互作用的世界。在我們看來，與其說媒介是人體的延伸，不如說媒介是人體的時空延伸。因為正如麥克盧漢在其另一著作《媒介即訊息》中所說，口語媒介受聽力的物理因素限制，導致人們必須生活在一個狹小的空間之中：部落群體；文字及印刷媒介出現以後，媒介的時空得到擴展，人類開始分散居住，原有的部落社會隨之解體；電子媒介出現以後，以其范圍廣、速度快、現場感強等優越性能，把更廣泛的社會群體納入到一個傳播系統之內，形成一個類似部落群體卻地域范圍廣闊的「地球村」。可見，媒介技術進步為人類從時空的「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不斷邁進提供了先決條件。
麥克盧漢還提出了「媒介即訊息」的著名論斷，認為不是媒介所傳播的內容而是傳播媒介本身在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的基本構型。意思是由媒介形式的任何進展所引起的人類的規模、步代或類型上的變化，這是媒介形式除了傳遞媒介內容之外給人類社會帶來的「信息」。這一命題的實質，是強調媒介形式遠比媒介內容重要。一般人認為媒介僅僅是形式，僅是信息、知識、內容的載體，它是空洞的、消極的、靜態的。可是他認為，媒介對信息、知識、內容有強烈的反作用，它是積極的、能動的，對信息有重大的影響，它決定著信息的清晰度和結構式。有人不以為然，認為媒介僅僅承載內容的形式和外殼。習慣的思維定勢堵塞了洞悉的目光、創新的思路，人們對媒介形式的革命力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二、五次媒介技術進步與人類時間空間的延展
在人類媒介技術史上，曾經發生過五次媒介技術革命，每次媒介革命所產生的巨大作用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不僅有力地改變了人類在過去的所感所觸和所見所聞，而且深刻地影響著人類現今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為。在前語言時代，我們的祖先只能靠動作、表情、吼叫、記號等非語言媒介進行傳播。勞動創造了人類語言後，口語媒介掀起了人類媒介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有了語言，人類個體的經驗可以交流、可以為社會成員共享，上一代的知識也能傳授給下一代。有了語言，人類從此脫離了動物的信號傳播藩籬，踏上了人類精神交往的大道。口語的產生無疑加速了人類社會進化和發展的進程，直到今天，口語依然是人類最基本、最常用和最靈活的傳播手段。但是口語有其局限性：第一，由於人體能量的限制，口語只能在很近的距離內和短時間內傳遞和交流。第二，口語使用的音聲符號是一種稍縱即逝的事物，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文字的出現是人類媒介發展歷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文字克服了音聲語言的轉瞬即逝性，它能夠把信息長久地保持下來；文字能夠把信息傳遞到遙遠的地方，打破了音聲語言的空間限制。
印刷媒介技術面世以前，由於媒介笨重、復制困難和傳播壟斷，文化知識只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竹簡、帛書、邸報等書寫媒介也只在上流社會流傳。印刷媒介技術的發明，使人類社會發生了第三次媒介技術革命，並引導人類傳播真正步入一個嶄新的大眾傳播時代。印刷傳播以其輕便、易保存的優勢贏得了時間和空間。
在人類的第四次媒介技術革命中，以廣播、電視為主體的電子媒介，不僅大大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使信息傳播瞬息萬里，而且掙脫了印刷媒介中必不可少的物質運輸的束縛，為信息傳播開辟了一條便捷、高效、省錢、省力的空中通道。特別是廣播、電視插上衛星轉播的翅膀，這種傳播就不再是通常的大眾傳播了，而是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跨國傳播甚至是全球傳播。「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電子技術的發展之後，我們已在全球范圍延伸了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在我們的星球范圍取消了時空。」 [3]
網路媒介的出現和網路技術的進步，又掀起了媒介的第五次革命。網路是電子技術、計算機技術、網路技術、通訊技術、信息技術、空間技術、視頻技術等聯結世界各個國家、部門和個人的高速信息交換系統。網路媒介具有極為廣泛的傳播時空，可以把信息傳播到互聯網所覆蓋的所有國家和地區的所有目標受眾中。而且，由於網路媒介的超文本格式和相互超鏈，使其內在的信息空間巨大，不受廣播電視播放時間、報刊版面空間的限制。傳統意義上的社會關系一般是基於血緣、地緣、業緣關系建立起來的，人的交往過程受制於人的社會地位、社會身份和社會角色等因素。網路媒介超越時空的限制，不同階段、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不同語言的人在網路中發生著直接或間接的交往關系，突破了以往的點對點的局限性，實現了一對一、一對多、多對多、多對一的各種交往形式，社會成員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就任何內容同時進行交換，增強了人的開放性和社會性，形成了更加自由的人際交往關系和更加全面、豐富的社會關系。
Ⅸ 經濟學發展歷程中經歷了哪些理論革命和範式轉換
在凱恩斯經濟理論中，金融理論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說，凱恩斯的經濟理論是建立在他的貨幣金融理論基礎上。??1．貨幣的本質??在貨幣本質觀上，凱恩斯是一個典型的名目主義者。他認為，貨幣是用於債務支付和商品交換的一種符號，這種符號是由「計算貨幣」的關系而派生的。所謂「計算貨幣」，是指一種觀念上的貨幣，是貨幣的基本概念。計算貨幣本身就是一種符號或稱號，不具有實質價值。本身是沒有實質價值的符號或票券，是國家憑借權力創造的，並有權隨時變更。??2、貨幣的職能??凱恩斯強調的貨幣職能有兩個：一是作為計算貨幣，充當交換媒介，貨幣的功能僅僅在於便利交換，對經濟不發生重要的和實質性的影響。貨幣的第二個職能是作為財富的積累，充當貯藏手段。這里的貯藏財富職能與馬克思所說的「貯藏手段」職能是不同的。??3．貨幣的特徵??凱恩斯認為現代貨幣具有以下幾個特徵：??（1）貨幣的生產彈性等於零。??所謂貨幣的生產彈性，凱恩斯是指生產貨幣人數的變化率除以購買貨幣人數的變化率。凱恩斯認為，在不兌現紙幣流通或者實行管理通貨的國家，紙幣的生產或發行都由國家嚴密控制，對於私人企業來說，絕對沒有生產紙幣權力，貨幣的生產彈性只能等於零。??（2）貨幣的替換彈性近似於零，或幾乎等於零。??所謂貨幣的替換彈性，凱恩斯是指當貨幣的交換價值上漲時，人們拋棄貨幣而用其他商品來替代貨幣的比率。凱恩斯認為，貨幣的這種替換彈性等於零。這是由於貨幣本身並無效用，它的效用來自於交換價值。作為一般購買力的代表，它可以換回任何其他商品,但其他商品中卻沒有一種商品具備這種效用。因此，人們不願用其他商品來替代貨幣，貨幣的交換價值越高，人們越不願用其他商品來替換貨幣，從而對貨幣的需求就越大。??（3）貨幣具有周轉靈活性且保藏費用低的特徵??凱恩斯認為，貨幣與其他商品相比，具有周轉靈活性。這是由於貨幣較其他商品有更大的流動性，周轉便利，既可以直接用於支付，又可以儲藏起來，以防日後的不測之需，還可以靈活運用於各種資產的投機；同時，由於未來的不確定性，而貨幣工資又常常是相當穩定的，所以人們對貨幣未來價值的估計也是樂觀的。貨幣由於其材料的屬性（如體積小、自然損耗少等），使貨幣具有保藏費用很低，甚至微不足道的特徵，貨幣的這一特徵與周轉靈活性結合在一起，意義非常重大。??凱恩斯認為貨幣供應是由中央銀行控制的外生變數，它的變化影響著經濟運行，但自身卻不受經濟因素的制約。凱恩斯的這一觀點與供給彈性幾乎等於零密切相關。貨幣的生產(貨幣供應的來源)對私人企業來說是可望不可及的。貨幣供應的控制權由政府通過中央銀行牢牢掌握在手，中央銀行根據政府的決策和金融政策，考慮到經濟形勢變化的需要，可以人為地進行調控；增減貨幣供應量。五、貨幣供應量渠道??凱恩斯認為，公開市場業務是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的主要法。金融當局能夠通過公開市場上各種債務票據的買賣來調節貨幣供應量。金融當局買進各種證券的同時就把貨幣投放出去，增加了貨幣供應量；反之，若金融當局要減少貨幣供應量，就賣出各種證券使貨幣回籠。凱恩斯認為，金融當局應該在公開市場業務中對各種期限的證券都進行買賣，以取得迅速的、良好的效果。同時，買賣證券的利率也不應該是單一的，而應根據證券的種類、期限等情況分別採用不同的利率。六、貨幣需求的三大動機說??凱恩斯認為貨幣需求就是指特定時期公眾能夠而且願意持有的貨幣量。按他的說法是：人們所以需要持有貨幣，是因為存在流動偏好這種普遍的心理傾向。所謂流動偏好，是指人們在心理上偏好流動性，願意持有貨幣而不願意持有其它缺乏流動性資產的慾望。這種慾望構成了對貨幣的需求。因此，凱恩斯的貨幣需求理論又稱為流動偏好理論。??那麼人們為什麼偏好流動性，為什麼願意持有貨幣呢?凱恩斯認為，人們的貨幣需求是出自於以下三種動機：交易動機、預防動機和投機動機。??(1)交易動機??交易動機是指人們為了應付日常的商品交易而需要持有貨幣的動機。他把交易動機又分為所得動機和業務動機二種。所得動機主要是指個人而言，業務動機主要是指企業而言。基於所得動機與業務動機而產生的貨幣需求，凱恩斯稱之為貨幣的交易需求。??(2)預防動機??預防動機是指人們為了應付不測之需而持有貨幣的動機。凱恩斯認為，出於交易動機而在手中保存的貨幣，其支出的時間、金額和用途一般事先可以確定。但是生活中經常會出現一些未曾預料的、不確定的支出和購物機會。為此，人們也需要保持一定量的貨幣在手中，這類貨幣需求可稱為貨幣的預防需求。??(3)投機動機??投機動機是指人們根據對市場利率變化的預測，需要持有貨幣以便滿足從中投機獲利的動機。因為貨幣是最靈活的流動性資產，具有周轉靈活性，持有它可以根據市場行情的變化隨時進行金融投機。出於這種動機而產生的貨幣需求，稱之為貨幣的投機需求。由於交易動機而產生的貨幣需求，加上出於預防動機和投機動機而產生的貨幣需求，構成了貨幣總需求。??凱恩斯認為，貨幣的交易需求、預防需求和投機需求，出自於不同的動機，它們有其不同的特徵：??(1)貨幣交易需求和預防需求的特徵??第一，相對穩定，可以預計；??第二，貨幣主要充當交換媒介；??第三，對利率不太敏感；??第四，是收入的遞增函數。??(2)貨幣投機需求的特徵??第一，貨幣需求難以預測；??第二，貨幣主要充當貯藏財富的手段；??第三，對利率極為敏感；??第四，是現行利率的遞減函數。八、??貨幣總需求是由貨幣的交易需求，預防需求和貨幣投機需求三部分構成，由於它們出自於不同的動機，因而分別受不同因素的制約，單項因素的波動通過影響其中一部分貨幣需求的變化而引起貨幣總需求的變動，進而對經濟體系發生影響。??凱恩斯認為，對於貨幣的交易需求和預防需求來說，主要受經濟發展狀況的收入水平這兩個客觀因素現實變化的影響，而其它因素，特別是心理的、預期的因素影響甚微。而對於貨幣的投機需求主要受利率變動的影響。這種影響的機制是通過利率的變化，引起人們對未來利率預測的改變，可見其中心理的、預期的作用影響很大。貨幣投機需求的變動常常是劇烈的，變幻莫測的，甚至會走向極端。在極端的情況下，貨幣需求發生不規則變動。九、??1、關於利息的概念??凱恩斯認為：貨幣是最靈活的流動資產，手持貨幣能給人們提供周轉靈活的方便，滿足交易動機、預防動機、投機動機的需要。因此，人們普遍具有對貨幣的靈活偏好。如果要求人們放棄這種靈活的偏好，就應該給予一定的報酬，這種報酬以貨幣形態表示就是利息。「所謂利息，乃是在一特定時期之內放棄周轉靈活性之報酬。蓋利率只是一個比例，其分母為一特定量貨幣，其分子為在一特定時期中，放棄對此貨幣之控制權，換取債券票，能夠得的報酬」。簡言之，凱恩斯認為，利息是在一特定時期內放棄貨幣的周轉靈活性而能夠得到的報酬。??2、利息的形成??凱恩斯認為，利息的形成於人們取得貨幣收入後所作的兩種選擇之中：??第一是時間偏好的選擇。當人們得到貨幣收入後，首先要決定多少用於目前消費，多少用於將來消費（即儲蓄）。這種時間偏好選擇的結果，形成現實的消費量和儲蓄量。而時間偏好的選擇，主要受消費傾向的制約。若貨幣收入不變，決定消費多少的是一些主觀的動機。由於這些動機的存在，人們有一種普遍的傾向。即當收入總量增加時，消費開支也隨之增加，但增加程度要略為小些。這就是說，邊際消費傾向是遞減的，邊際儲蓄傾向是遞增的。凱恩斯認為，這是一條重要的心理規律，因為這一心理規律作用的結果是消費需求不足，從而導致投資需求不足，並經過乘數的作用，使消費需求不足數倍擴大。??第二是流動偏好的選擇。人們在作了時間偏好的選擇後，決定了收入中用多少作為儲蓄，緊接著必須做另一選擇，即他到底以何種方式持有他准備用於儲蓄而暫不消費的那部分貨幣收入。凱恩斯把資產的儲蓄形式抽象歸納為兩種：一種是貨幣，一種是債券。凱恩斯認為，盡管持有貨幣會喪失利息收入，但人們常常寧願犧牲利息收入而採用貨幣形式進行儲蓄，目的就在於保持流動性。這種流動性偏好是客觀存在的普遍傾向，原因在於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我們在第二節中曾經談到，正是由於人們對現實世界的未來變化感到疑慮和存在不安全感，又缺乏科學根據去作可靠的預測，因而都傾向於持有貨幣這種價值比較穩定的資產，以此來平息人們對未來的不安和憂慮。並且當人們在貨幣的流動性和債券的收益之間進行選擇時，由於對未來利率的變化無法確定，造成對債券價格的預測也是不確定的。為了避免蒙受損失，人們也大都願意以貨幣形式進行儲蓄。這樣做至少可以保存自己資產的原價值，還可以伺機使其增殖，這就是貨幣投機需求的前提。
Ⅹ 西方經濟學的歷史
西方經濟學是指流行於西歐北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可以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即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與現代經濟學。
古典經濟學階段：從17世紀中期開始到19世紀70年代為止，包括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李嘉圖、西尼爾、穆勒、馬爾薩斯，法國經濟學家薩伊。以斯密為代表，其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被稱為經濟學上的第一次革命，建立了以自由放任為中心的經濟學體系，他標志著經濟學的誕生。代表性的教科書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應用》流行了20年。
新古典經濟學階段：從 19 世紀的「邊際革命」開始到20世紀30年代為止。包括英國經濟學家傑文史、馬歇爾，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邊際效用價值論的提出被說成是經濟學上的第二次革命，他標志著新古典經濟學的開始，馬歇爾在1890年發表的《經濟學原理》是其代表性的教科書。20世紀初期，張伯倫、羅賓遜和維克賽爾推翻了正統經濟學的三個假定前提，即排除了壟斷的完全競爭、排除了經濟危機的充分就業以及把貨幣因素置於從屬地位的實物經濟，從而促成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從混沌大一統狀態中裂變而出。
現代經濟學：開始於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的產生。包括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瓊·羅賓遜、斯拉伐，以及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弗里德曼和盧卡斯。其中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標志著當代經濟學的產生，該書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馬克思的《資本論》被人們稱著改變世界歷史的四大著作；而薩繆爾森的1948年開始發行的《經濟學》至今已出第十六版，是第三本好教科書。
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在應對新自由主義學派尤其是其中的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對凱恩斯主義批評的過程中，斯蒂格利茨、布蘭查德、阿克洛夫和曼昆等人吸收了論戰對方的研究方法，維護了凱恩斯主義的理論與政策觀點，由此促成新凱恩斯主義的誕生和發展。西方經濟學因而在宏觀經濟學領域形成了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兩大學派並駕齊驅的局面。這兩大學派同屬主流經濟學，採用的分析方法是相同的，並且都主張將宏觀經濟學建立在以理性與自利為基礎的微觀經濟學基礎之上，也都堅持理性預期理論。兩者的區別是，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從市場出清出發，得出市場機制穩定和政策無效的結論，而新凱恩斯主義從工資與物價的剛性出發，認為市場不能出清，因此經濟政策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