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

⑴ 中小企業的發展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

1、拾遺補缺：中小型企業在滿足顧客對某些產品的少量需求或特殊需求方面，能夠發揮獨特的作用。

2、就業蓄水池：中小型企業對於勞動技能和素質的要求不像大型企業那樣嚴格，因此能吸收大量勞動力。

3、對技術革新的推動作用：競爭的壓力促使中小型企業開發具有競爭力的產品，佔領各種市場縫隙，從而使不少中小型企業成為新技術開發的重要來源。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競爭激烈，中小企業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必須搞好生產經營和財務管理工作，規避風險，以取得最佳的經濟效益。航信軟體與國家涉稅系統進行信息傳遞與要素延續，對企業經營過程涉及的諸多稅種（增值稅、所得稅、營業稅、消費稅、關稅、出口退稅等）進行業務處理。

既可准確核算各種應納稅金進行申報納稅，提高財稅人員工作效率，也可對企業賬務、票證、經營、核算、納稅情況進行評估，更好幫助企業正確執行國家稅務政策，進行整體經營籌劃及納稅風險防範 ，為企業管理決策獻計獻策，為創利打下堅實基礎。

(1)企業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擴展閱讀：

中小企業的特點：

1、對市場變化的適應性強；機制靈活，能發揮「小而專」，「小而活」的優勢：

中小企業由於自身規模小，人、財、物等資源相對有限，既無力經營多種產品以分散風險，也無法在某一產品的大規模生產上與大企業競爭，因而，往往將有限的人力、財力和物力投向那些被大企業所忽略的細小市場，專注於某一細小產品的經營上來不斷改進產品質量，提高生產效率，以求在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進而獲得更大的發展。

2、經營范圍的廣泛性，行業齊全，點多面廣；成本較高，提高經濟效益的任務艱巨：

一般來講，大批量、單一化的產品生產才能充分發揮巨額投資的裝備技術優勢，但大批量的單一品種只能滿足社會生產和人們日常生活中一些主要方面的需求，當出現某些小批量的個性化需求時，大企業往往難以滿足。

3、中小企業是成長最快的科技創新力量：

現代科技在工業技術裝備和產品發展方向上有著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向著大型化、集中化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又向著小型化、分散化方向發展。

⑵ 國有企業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是什麼

國有企業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
作為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重要工具，以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在公共產品提供等領域發揮宏觀調控作用。

中國的國有企業是指企業全部資產歸國家所有，並按《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規定登記注冊的非公司制的經濟組織。不包括有限責任公司中的國有獨資公司。資產的投入主體是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就是國有企業。
1. 國有企業從事生產經營活動雖然也有營利目的，但也有非營利性目的，或者說它不以營利為唯一目的。國有企業要執行國家計劃經濟政策，擔負國家經濟管理（調節社會經濟）的職能。對於有些重要行業和產品，明知在一定時期內不能營利，也要、或者說更需要國家投資開辦企業，而等到以後其經營能夠營利或盈利率較高時，民間社會願意投資了，這時國家倒往往可以減少投資，甚至退出這些領域。
2. 國有企業雖然是一個組織體，但它只有或主要為國家一個出資人。這不同於合夥、合作企業和一般的公司，也不同於私人獨資企業。國家作為企業出資人，一般並不由最高國家機關（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或中央政府）直接進行具體的投資管理和經營活動，而是按照"統一領導、分級管理"原則，分別由各級有關國家機關或其授權部門，代表國家所有權人負責具體的投資、管理和經營活動。
3. 國有企業同所有其他企業一樣都必須依法設立，但它們所依據和適用的法律有所不同。國有企業依據和適用國家制定關於國有企業特別法，雖然它們也適用一般企業法的許多一般性規定。國有企業法同一般企業法比較，在企業設立程序、企業的權利義務、國家對企業的管理關系等方面，其規定有所不同。國有企業設立的法律程序較其他企業更為嚴格、復雜。國有企業往往享有許多國家給予的政策性優惠和某些特權，如某些行業經營的壟斷性、財政扶助、信貸優惠以及在資源利用、原材料供應、國家訂貨和產品促銷、外匯外貿等方面的優惠、虧損彌補和破產時的特殊對待等等。但同時它也受到國家和有關主管部門的政策性限制，承擔許多特別的義務，如必須執行國家計劃、價格許可權制、生產經營自主權的限制，要優先保障國家和社會需要，滿足國家調節經濟的要求，有時利微或無利也得經營等等。國家對其他企業的管理，主要是制定其組織和活動的一般規則，要求其守法和照章納稅，而對於國有企業，國家需要以政權和所有者雙重身份進行管理，在許多方面，國家（其代表者）要以自己為一方主體同企業和企業中關有各方直接發生各種法律關系。在國有並實行國營情況下，這種情況尤為突出。

⑶ 國有企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國有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在國民經濟的關鍵領域和重要部門中處於支配地位，為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發揮著重大作用。

⑷ 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對我國經濟產生了哪些影響

外資對我國經濟既有積極作用，也有不容忽視的消極影響。
(一)積極影響
1.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加。我國的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相對短缺，外商直接投資滿足了我國經濟建設對資金的大量需求。外商直接投資不僅增加了我國的資本存量，而且間接推動了我國企業擴大投資規模，從而明顯增大整個社會的資本規模。同時，也促進我國財政收入的增加。
2.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在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過程中，外商直接投資起到了一定作用。據資料顯示，外資中的近70%投向第二產業，近30%投向第三產業，投向第一產業的比重尚不足2%。這大體符合我國現階段調整產業結構的客觀要求，從而促進了我國第二、三產業(特別是第二產業中的製造業和第三產業中的房地產業)的發展。
3.推動了我國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
4.提升我國產業的技術水平。外商直接投資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我國技術水平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外商直接投資給我國帶來不少較為先進和適用的技術，促進了我國產品技術的升級換代。通過與外商的合資與合作，我國許多產品的技術水平也有明顯提升。從間接效應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通過示範作用，促使我國企業或通過技術貿易的形式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或通過自主創新來採用較為先進的技術。
5.增加就業總量。
6.推動我國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國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特別是通過吸收歐盟、美、日等發達國家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借鑒先進的管理方式和制度，推動了我國企業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推動了我國國有企業改制和健全公司治理結構。
(二)消極影響
1.形成對某些行業和市場的壟斷，造成大量民族品牌流失。一是外商在我國幼稚產業搶先建立大企業。二是外商在我國某些盈利率高、市場前景廣闊的支柱產業和戰略產業實行壟斷。外商憑借其品牌產品的質量和服務優勢，加之我國的勞動力低成本優勢，與我國內資企業進行激烈競爭，將我國一些民族品牌產品淘汰出局，或是通過合資收購中方的名牌商標，導致中方的名牌產品在市場上銷聲匿跡。
2.削弱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在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中，我國企業明顯處於劣勢。我國企業研發投入不足，企業R&D費用只佔銷售收入的0.39%，即使是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經費也只佔銷售收入的0.6%。我國許多企業還陷入引進—落後—再引進—再落後的怪圈。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通過實施本地化戰略，低價競銷，打垮內資企業；遏制合資企業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與內資企業爭奪人才，導致內資企業和國內相關單位自主研發力量受到削弱。
3.通過不正當經營或轉移定價，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外商在與國有企業進行合資或對國有企業進行並購的過程中，往往低估國有資產，特別是漏估國有企業的品牌、商譽等無形資產，從而使國有資產蒙受損失。而且許多外資企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偷、漏、逃、騙稅問題。特別是不少外商投資企業通過在跨國公司內部轉移價格方式偷逃稅款，給我國每年造成大量稅收損失。
4.加劇資源短缺，惡化生態環境。在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中，有一部分是屬於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企業，這給我國資源消耗和環境破壞帶來的負面影響較大。外商在華設立這些高物耗、高能耗和高污染企業，實際上是將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某些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產業轉移到我國，不僅加劇我國資源短缺狀況，惡化我國的生態和社會環境，而且也嚴重危害企業職工和附近居民的身體健康，不利於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5.加劇我國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具有明顯的非均衡特徵。這種非均衡格局的出現，加劇了我國東西部地區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而且也促使西部、中部地區的一些人才和資金向東部地區「倒流」。
6.產業同構現象比較嚴重。許多地方政府在引資中出現重復引資問題。區域內各城市之間存在著「大而全，小而全」的生產體系，重復建設、「產業趨同」現象比較嚴重。
價格轉移問題。跨國公司普遍實行全球化經營戰略，利用其全球網路，轉移價格或者利潤是跨國公司的普遍現象。對此，政府可以採取適當措施加以防止。
技術轉移問題。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動機是追求利潤，技術的轉移和採用，主要基於市場競爭狀況，這里的競爭不僅僅是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的競爭，更多的表現為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事實上，跨國公司已經逐步向我國轉移先進技術。因為中國市場國際化、國內競爭國際化，使得跨國公司必須向中國轉移新技術；產品生命周期的縮短也迫使跨國公司向中國轉移新技術，如手機產業。一個完全、開放、競爭的市場，有利於跨國公司面向國內研究開發和轉移新技術。技術轉移問題本質是跨國公司的微觀行為，我們不能要求跨國公司使用、轉移何種技術，不能因為跨國公司使用了落後的技術或不轉移技術而將其看作是跨國公司的負面效應。
跨國公司存在的限制性商業措施，濫用市場壟斷力量，出現一些反競爭行為，這是一個世界范圍內有待解決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制定《反壟斷法》是一個有效方法。
引資成本過高。現在各級地方政府為了提升吸引外資的競爭力，過度給予外商優惠措施，導致大量土地浪費，投資密度不高，稅收減免過多，甚至降低環境保護標准，導致引資成本過高，這種狀況不是外資企業的問題，而是地方政府無序競爭的結果。
環境污染問題。有些跨國公司利用發展中國家競爭吸引政策的機會，將污染嚴重的產業轉移到東道國，並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降低環保標准。但研究表明，跨國公司的環保標准普遍高於國內企業。而且，東道國政府完全有能力控制類似問題。

⑸ 我國經濟發展問題

近些年，在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矛盾和問題，這些問題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能源消耗過大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雖實現了年均增速超過9%的高速度增長，但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增長方式相對粗放。一些產業的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雖實現了產量的增長，但卻以消耗大量資源能源為代價，不但不利於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而且也無益於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2006年我國以佔世界總量15%能耗、30%鋼材消耗、54%水泥消耗的巨大投入和消耗僅產出了佔全球產值總量的5.5%的國內生產總值①。在過去的20年，能源需求彈性系數平均為0.5，「十五」期間卻超過1.0。我國「十五」計劃預測，200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減少10%，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0年的1995萬噸降到2005年的1796萬噸，結果反而增長了27%，達到了2549萬噸②。從我國與西方7個發達國家能源消耗的比較來看(表3一1)，G一7國家平均創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為n.7*1O(6)焦，而中國每創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為:69*10(6)焦，是西方7個發達國家平均的5.9倍，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這說明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是粗放型的③.
1.2環境污染嚴重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沒有把環境污染問題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是延續了西方國家發展初期所走的道路，先發展經濟，後對環境污染進行治理。工業排放廢氣、廢渣、廢水污染環境，尤其污染江河直接危害人們的身體健康。例如:我國七大江河水系，有54%的斷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6%的河流受到污染。工業經濟發展，大量消耗資源，導致空氣中二氧化碳劇增，固體廢棄物的大量排放，污染環境.
我國廢棄物排放水平大大高於發達國家，每增加單位GDP的廢水排放量比發達國家高4倍，單位工業產值產生的固體廢棄物比發達國家高10多倍。2006年我國工業和生活廢水排放總量453億噸，其中化學需氧量排放1348萬噸，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萬噸，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2005年年初，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公布了最新的「環境可持續指數」評價，在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的排序中，中國位居第133位，在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多個城市中，有16個在中國。根據中國科學院2003年的估計，我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所造成的損失佔GDP的巧%。①目前，我國關於環境保護的各項法律法規不夠完善，財政政策出台滯後，公共財政政策對循環經濟的扶持力度不夠。如:涉及環境保護的稅種太少，目前只有資源稅和所得稅涉及到環保問題，其他主體稅種對綜合利用「三廢」生產的項目沒有優惠政策，這樣就限制了稅收對環境污染的調控力度，也難以形成專門的用於環保的稅收收入來源，弱化了稅收在環保方面的作用;對排放污染項目缺乏制約作用，有些稅種對環保項目本身免稅，卻對排污項目沒有限製作用，同時，那些有利於環境保護的無污染的產品和清潔生產，又沒有享受到優惠的稅收政策;就現有涉及環保的資源稅來說，稅率過低，各檔之間的差距過小，征稅范圍狹窄，對資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顯的調節作用，這與我國資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費現象嚴重的情況極不相稱，由於資源稅收入大部分歸地方，在執行過程中又因為是對使用煤、石油、天然氣、鹽等自然資源所獲得的收益征稅，往往起到了鼓勵地方對資源過度開發的作用，反而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惡化.
1.3投資消費關系不協調
我國長期以來主要是靠投資和出口，特別是靠高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消費長期不足。據統計，從2003年以來，我國每年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率都保持在25%左右，資本形成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40%②。但我國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消費率)卻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6年的50%，而世界平均的消費率是80.1%(2002年)，我國低於世界平均水平28個百分點①。從國際比較看，我國消費支出尤其是居民消費支出在GDP中所佔比重不僅大大低於發達國家，也大大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投資所佔比重卻過高，分別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平均比重的2倍和1.6倍(見表3一2)。從世界上一些經濟發達、開放度高的國家來看，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歐洲的幾個大國，推動經濟增長的第一要素都是消費，如美國是國際上進出口第一大國，但出口對經濟的貢獻率只有百分之十幾，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遠排在國內消費之後。高投資低消費的後果是投資效率低下，部分行業生產能力過剩，影響產業結構調整，影響居民整體生活質量的提升，最終會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1.4產業結構不合理
目前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傳統產業仍佔主導地位，高技術產業比重低。在三次產業結構方面，仍存在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素質不高、服務業發展滯後等問題.
自2004年以來，我國鋼鐵、水泥和電解鋁3個行業的投資增長過快，不僅引發了這些產品的輪番上漲，加大了物價全面上漲的壓力，還使得產業結構的矛盾進一步加劇。由於市場供需矛盾，導致鋼材價格上漲，致使鋼鐵產業盲目擴張，這樣的生產規模勢必造成高投入、資源浪費、環境污染、效益低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第一產業所佔比重明顯下降，第二產業所佔比重基本持平，第三產業所佔比重大幅上升。三次產業增加值在GDP中所佔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1.9調整為2007年的11.3:48.6:40.1。與1978年相比，2007年第一產業比重下降16.9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上升0.7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大幅上升16.2個百分點。但從國際上看，我國第一、二產業尤其是物質資本密集的第二產業所佔比重仍然過高，而人力資本相對密集的第三產業所佔比重仍然過低:不僅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甚至明顯低於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見表3一3).
從三大產業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來看，2003年以來，我國的GDP增長率都在10%以上，但第一產業的貢獻率都在0.8個百分點以下，第二產業在5.3個百分點以上，第三產業在4個百分點左右。第一和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比較低，而第二產業的貢獻率過高20世紀80年代，我國鄉鎮企業迅速崛起，同時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大量引進外資，主要發展加工產業。90年代後期，中國更成為發達國家與地區加工產業轉移的主要對象，從而急劇擴展為世界的「加工車間」。第二產業的急劇拓展成為80年代以來促進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主要原因，也是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徵.
急劇的工業化發展進程也給社會帶來了諸如資源的極度浪費、環境的嚴重污染、農業的相對落後、第三產業的發展不足等一些後遺症。中國目前正處於工業化中期，服務業佔GDP比重較小，還不到40%，國際上比較發達的國家一般都在70%以上②。三次產業間的不協調，已經到了不僅影響整個社會經濟健康發展，也影響到第二產業本身持續發展的地步.
從第一、二、三次產業的就業比例(各產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看，2007年為40.8:26.8:32.4。與一978年相比，2007年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大幅下降了29.7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就業比重上升了9.5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就業比重顯著上升了20.2個百分點。但是，我國三次產業的增加值比例與其就業結構嚴重不相稱:第一產業增加值僅佔GDP的11%，卻集中了40%多的就業人數;第二產業增加值佔到GDP的近一半，卻只吸納了l/4多的就業人數;而第三產業的增加值與其就業比重雖然基本相稱，但同國際相比較，其就業比重不到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一半，也比許多發展中國家低得多(見3一4)。因此，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不僅是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實現充分就業這丫最大民生問題的主要途徑.
1.5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
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沿海的東部地區，還是廣大的內陸地區，都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區域經濟的發展為全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然而，在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區域之間市場分割、地方保護、產業結構類同、無序競爭等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特別是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然不平衡.
據2007年2月國家發改委發布的《2006年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5年，我國東部地區與中部地區、西部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分別比2004年擴大了462元和545元。同時，各地區內部的「城鄉收入差」比上年擴大500元以上;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及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①.
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加快，社會各群體之間的利益差別已經十分明顯。我國甚至被國際上稱為不平等發展最快的國家，改革已經不能夠普遍提高各群體的「收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的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就有對中國的地區差距、貧富差距的描述。據國家統計局披露，內地最富裕的10%人口佔有了全國財富的45%;而最貧窮的10%的人口所佔有的財富僅為1.4%;銀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戶手裡。這些都表明，中國經濟多年高速增長的成果未能被社會各階層共享，而是聚集在少數人手裡。①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大量居民屬於低收入或中低收入階層是我國GDP中居民消費所佔比重過低的根源。這同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個人所得稅和財產稅等稅制不健全，再分配作用沒有充分發揮直接相關。如:我國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類所得稅制，沒有綜合考慮居民家庭的人口、生計、健康狀況和教育支出等實際負擔，稅負分配不公.
1.6人力資本資源醫乏實現
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離不開高素質的勞動者，他們是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體力量。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形成和積累的主要途徑。教育不僅要傳授科學知識和技能，還應加強勞動態度和職業道德的教育，為經濟發展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人才基礎和智力支持.
目前，我國對科技人才、教育及研究與開發的投入偏低，嚴重影響了科技水平及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從而制約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例如:從教育事業看，2007年發展中國家的教育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在4%以上，而我國僅為1.32%。我國「十一五」規劃提出到2010年前後實現「財政性教育支出佔GDP比例達到4%」的目標。同樣是發展中人口大國印度，雖然經濟發展水平不如我國(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2007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為2360美元，而印度只有950美元)，但印度早在2000年就己經達到了該目標，並雄心勃勃地向OECD國家平均為5%的目標努力。②因此，盡管我國政府十分重視教育事業，在財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增長速度高於財政支出的平均增長速度，但由於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太低，所以教育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也太低，這必然會制約教育事業的發展。同時，我國勞動力人口眾多，但勞動力的整體素質不高。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提供的研究結果表明，生產率與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呈現高度的正相關關系。與文盲相比，小學畢業生可以提高生產率43%，初中生可以提高108%，大學生可以提高300%.
因此，我國人力資本資源是比較匾乏的，我國的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水平急需提高.1.7自主創新能力低下
與創新型國家相比，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仍顯薄弱，自主品牌缺失現象嚴重，自主知識產權與主要工業化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將難以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強勁的動力支持，並會造成國家創新地位下滑。據央視報道，2002年一2003年度中國「全球競爭力」的排名為第33位，2004一2005年度的排名為第46位①.
造成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薄弱的主要原因是研發投入不足、科技人才短缺、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尚未確立、稅收政策在促進自主創新的應有功能未得到充分發揮。我國現行激勵自主創新稅收體系不健全，稅收政策目標不明確，缺乏.系統性，稅收優惠受益不均。如:在稅收優惠政策支持和鼓勵的科技發展領域缺乏傾向性，在如何協調發展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技術研究、發展高新技術和改革傳統技術等方面目標不清晰;現行優惠政策使科技成果的受讓者受益較多，而科研單位和科技工作者獲益較少。我國對自主創新的稅收優惠政策以事後優惠為主，缺乏事前的鼓勵和支持。如:我國現行的高新技術產業稅收政策激勵的重點在產業鏈的下游，對於高新技術產業的形成和規模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於缺少了對產業鏈上游的政策支持，企業自主創新的積極性受到抑制。缺乏針對風險投融資的相關稅收政策。在技術創新的整個過程中，都存在著資金風險，而由於技術創新活動自身所具有的高風險性和收益的不穩定性，一般難以得到商業銀行的支持，而僅僅利用政府的直接財政支出來資助企業技術創新的效果是非常小的，所以，我國具有核心技術創新項目的高科技企業和擁有核心技術創新項目的個人，在技術創新的起步階段，都面臨著籌資難、利潤低的困難，而我國目前缺乏相關針對風險投融資的稅收政策使其在自主創新方面受到影響。我國現行的稅收政策中，對於高科技人才的收入並沒有明確的個人所得稅優惠，尤其是對高科技人才的創新發明所獲收入缺乏相應的稅收激勵，對高科技人才的技術入股、股票期權的個人所得稅徵收等問題也沒有得力的稅收措施。這些問題的存在既不利於調動科技人才的積極性，又降低了高科技行業對人才的吸引力，使得大量人才流向海外.
1.8企業海外投資困難
國際投資有利於全球資本、資源、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我國政府越來越重視對外投資問題，部分企業也有對外投資的積極性。但是，由於受到諸因素的限制，我國企業在海外投資方面困難重重，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8.1海外投資法規與政策落後
我國涉外投資法律體系和結構不盡合理，現行涉外投資立法僅限於有關吸引外商來華投資方面，而有關企業海外投資方面的立法工作幾乎一片空白。長期以來，我國對海外投資企業發展缺乏總體規劃，海外投資處於企業自我發展狀態.
境外投資的政策依據主要是《海外投資項目審批所需主要文件的內容和要求》，它完全是按中央各部委文件的內容要求而制定，政府並未制定《境外投資管理辦法》.
上述《要求》僅僅涉及國有及集體所有制的企業，沒有規定民營、「三資」企業的海外投資審批程序.
1.8.2.境外投資手續煩瑣
國家有關部門對境外投資項目進行審批的初衷是試圖從嚴把關，為對外投資項目的落實和實施後的經濟效益提供保障。但是，目前參與審批的政府部門層次太多，范圍太廣，環節太多，加上各部門把握的尺度不同，為企業進行項目申請帶來許多困難。這不僅挫傷了企業對外投資的積極性，而且也會延誤商機.
1.8.3外匯管制的制約
我國迄今沒有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自由化，對境外投資所需外匯的匯出管制嚴格。盡管中央已經定下了促進海外投資的總體方針，但具體的外匯管理措施還沒有相應改變。這對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資本項目外匯管制過嚴，阻礙了境外投資的發展:利潤匯回保證金管理，對企業資金周轉不利;現行《境外投資外匯管理辦法》提高了企業的用匯成本，加大;海外中資企業融資的難度.
1.8.4境外投資缺乏資金支持
目前，我國金融保險業的發展還遠遠不能適應海外投資的需要。主要表現在:海外企業獲得的資金支持力度不夠，企業能採用的融資方式不夠靈活，對國際商業融資的控制，阻礙了企業利用國際資金市場;對租賃業務認識和管理方面存在不足，租賃業的經濟地位和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肯定，缺乏完善的租賃立法，影響了企業依靠租賃業務增強資金實力並向海外擴展;投資咨詢業發展滯後.
1.8.5政策支持措施不完善
我國在對境外投資保護方面缺乏必要的科學機制，利益比較和風險評估方面的工作尚未形成體系，甚至連承擔海外投資擔保的合適機構也沒有，這些問題的存在無疑對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制約和阻礙.
1.8.6信息服務欠缺，境外投資信息不暢
政府尚未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資企業服務網路，境外信息渠道少。海外投資尤其是高科技企業的投資，通常要求企業事先做好充分的調查研究。由於由於我國企業實力薄弱，難以獨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了解國際市場信息，這就要求有關部門建立涵蓋廣泛市場空間的境外投資服務網路，為國內企業投資提供從考察、調研、注冊到辦公場所、經營、稅務、法律、會計等全面的咨詢服務.
1.8.7對企業海外投資保護力度不夠
進入海外市場投資，若遇到東道國經濟政策、政治形式、國際收支和匯率政策等多方面的影響，具有較大的風險，可能使企業遭受重大損失，因此發達國家對境外企業和境外投資行為都有比較完善的風險保障機制。而我國在這方面做得不夠，至今還沒有海外投資保險機構為企業進行海外投資保險.
1.8.8企業境外投資實力不足
與國內經營相比，企業開展海外經營需要付出額外的成本，因此需要較強的實力。與西方跨國公司相比，我國企業實力比較薄弱，中小企業尤其突出。從海外投資項目規模來看，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平均投資規模為600萬美元，發展中國家為260萬美元，而我國非貿易性企業平均投資額僅為120萬美元。①1.8.9缺乏跨國經營人才成功的跨國企業離不開優秀的管理人才，尤其是高級管理人才。跨國經營更需要高素質的人才，而且要有良好的激勵和約束機制。我國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人才匾乏的問題己經顯現，國際性、復合型經營人才更是奇缺，這使得我國企業外派人員素質不高。同時，我國跨國經營企業實力薄弱對人力資源的挖掘和培養也產生了制約作用.
1.8.10缺乏稅收支持
我國對企業「走出去」缺乏系統的稅收促進法律體系。國際上通用的做法是以低稅或免稅方式，鼓勵本國企業到海外進行資源性開發。近些年，我國對境外投資企業開始實施稅收優惠，但優惠政策很少而且零散，原則性規定多，能真正落實到企業的很少，扶持政策范圍有限。另外，現行的對外投資所得稅政策是一種無投資導向性的無差異政策，對特定項目也沒有給予稅收優惠傾斜，結果導致對外投資地區結構和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因此，目前我國在稅收政策上對企業「走出去」的支持，既沒有體現在投資產業上的區別，也沒有體現在投資地區、投資形式上的政策導向。對特定項目和產業對外投資的稅收優惠幾乎空白，體現不出產業發展導向，也不利於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從稅收支持形式看，主要是減稅或免稅，形式比較單一.

⑹ 對於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小企業的貢獻不可或缺。中小企業是經濟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當代經濟生活中

完全不復是這樣。
這是「制編者」在編瞎話。

1、中小企業的貢獻確實巨大，但與後面的扯淡完全不搭。
2、資金短缺和融資難絕對不是中小企業面臨的最重要問題，反而是很次要的問題。
3、中小企業面臨的最重要問題絕對是市場問題，包括企業與市場之間的各種匹配問題，包括企業內部結構問題、老闆的人品、胸懷以及知識結構等重大問題。

⑺ 國民經濟的蓬勃發展，依賴於千千萬萬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企業。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在

答案C
本題主抄要考查企業與國民襲經濟的關系。企業是國民經濟的細胞，是社會生產和流通的直接承擔者，是推動社會經濟技術進步的主要力量；企業對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與進步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企業的整體素質，直接關系著國民經濟狀況的好壞。材料正是從企業與國民經濟的關系來講的，故選C項。A、B、D三項答非所問。

⑻ 簡述我國企業管理發展過程

我國企業管理實踐及理論的發展

管理理論源於實踐，又反過來指導實踐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企業管理在曲折中發展。改革開放前，我國照搬前蘇聯的經驗和理論，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企業缺乏經營自主權，沒有經濟責任，管理只是一種封閉的生產型管理。1960年《鞍鋼憲法》提出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方法，1961年的《工業七十條》成為新中國第一個工業企業管理試行條例。十年動亂中，企業管理遭到了嚴重破壞。1978年改革開放後，我國企業管理進入了一個新時期。20世紀80年代初，以「放權讓利」為主要內容的一系列改革試點，使企業管理工作的重心轉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廠長（經理）負責制的實行是中國企業領導制度的重大改變。承包經營責任制、資產經營責任制等的推行，推動了企業經營機制的轉變，促進了企業家階層的形成。這一時期，蔣一葦所提出的「企業本位論」、「職工主體論」、「經濟民主論」以及「兩制四全」管理體系「兩制」即在民主管理的基礎上，建立高度集中的廠長經理負責制，在分工協作的基礎上，建立責權利相結合的經濟責任制。「四全」即在企業建立全企業、全過程、全員性的全面計劃管理、全面質量管理、全面經濟核算、全面人事勞動管理。是我國企業管理理論的重要代表。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引進了一批西方先進的企業管理理論和管理方法，促進了我國企業管理的水平不斷提高。近年來，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在市場化，全球化，信息化不斷深入的背景下，企業積極主動地引進和學習了許多國外最新管理理論，並將其應用於企業實踐中，結合我國國有企業在改組改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所面臨的規范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母子公司體制、主輔分離、職工安置等一系列特殊而又具體的問題，創造出了許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如首鋼的「投入產出總承包」，海爾的「日清日高管理法」，邯鋼的「模擬市場、成本否決法」等，我國企業管理的水平不斷提高。但總體來說，我國還處於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的管理理論和管理方法的階段，缺乏中國自己的企業管理理論。

發達國家已經走過了上百年的市場經濟道路，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科學的企業管理模式，創造了豐富的企業管理理論。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的企業管理理論和方法，是我國經濟多年來保持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積極吸收借鑒外國經驗的同時，不能不考慮我們所獨有的國情、民情，使別人的好經驗、好做法，能夠在我國土地上紮根，開花，結果。

中國企業管理理論應該是源自於中國本土企業管理的歷史和現實的理論。目前從中國企業管理理論的發展現狀來看，尚未形成中國企業管理的一般理論。其原因在於，中國企業管理理論應該是關注於中國自身的特點，由於金融體系、政企關系、產業組織、勞動力狀況和勞動管理制度、生產過程式控制制的不同，中國的企業管理具有別於別國的特點。但是，目前，仍然鮮有強調中國特色的一般管理理論。隨著近年來管理學研究的細分和專業化，這種現象更為突出了。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企業管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為企業管理提供理論支持的企業管理理論研究已顯得越來越重要。當前，我國正處於經濟發展的轉軌時期，如何搞好企業管理研究，改善和提高我國企業管理水平，是我國企業界和企業管理理論界面臨的一大課題。

⑼ 經濟常識：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之一：轉型過程中的結構調整產生再生生產力。
中國改革開放存在著兩種轉型：一是經濟制度的轉型， 一是經濟增長方式與實踐模式的轉型。兩種轉型是局部與整體、個別與一般、微觀與宏觀的關系。處理好兩者的關系，將使後者得到充實，前者得到升華。中國改革開放，是兩種轉型的歷史契合。轉型經濟最重要的是結構，是生產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結構從不對稱向對稱、消極對稱向積極對稱轉化。對稱結構，是轉型經濟的最深層機制。知識經濟使經濟全球化、生產社會化程度得以按幾何級數增長，這種按幾何級數擴大的生產社會化本身就可以使價值得以擴大、提升、再生。因此，知識經濟以放大的形式，使資源的再生優於資源的配置、資源的配置從屬資源的再生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得以展示和充分發揮。轉型經濟不但表現為經濟活動中知識運營、生產社會化所帶來的資源再生，而且表現為思維結構、社會結構、企業結構、生產結構的對稱、有序、優化組合所帶來的資源的裂變、再生與生產力的幾何級數增長。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之二：轉型對人的主體性的解放。
經濟結構中，人的要素是首要的要素。改革開放意味著以往建立在經濟、超經濟強制基礎上的人身依附關系得到擺脫。人的主體性，是生產力發展的根本標准與動力。改革開放以前生產力發展不快的根本原因是經濟、超經濟強制對人的主體性的壓制，改革開放以後生產力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是人的主體性的解放。團隊主體性、企業主體性、區域主體性、政府主體性、國家主體性，是逐步放大了的人的主體性。總體上國民整體擺脫人身依附關系的起點平等，大大提高人的主體性，對人的行為從質和量兩方面作出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導向。制度高於技術，結構對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過制度（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產權制度只是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私有制是產權制度的必要環節，而非必要條件）對人的主體性的導向、催化和提高來實現的。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之三：轉型使中國出現前所未有的創業潮。
人的主體性的解放是創業的前提，人的主體性的提高通過創業來實現，國民主體性的提高通過創業潮來實現。改革開放以來的創業潮：民營企業的一次創業、二次創業與國有企業的二次創業。在創業潮中，通過創意→創新→創造→創業→二次創業，使知識運營帶動資本運營、資本運營帶動資產運營、資產運營帶動產品運營，實現主觀與客觀、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統一，從而使企業和其他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和社會政策環境對稱、和社會法制環境對稱、和社會信息環境對稱、和社會心理環境對稱、和市場競爭環境對稱，擺脫經濟運行的困境，消除經濟危機的根源，使企業和社會協調有序發展。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之四：轉型中的制度融合。
以創業潮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就是民主與法制對稱、公平與效率對稱的經濟，市場化改革就是在宏觀與微觀、自由與法制、價格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理性與非理性的碰撞中，用宏觀去規范微觀、用有序去整合無序、用無序去填補有序、使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經濟運動。在市場經濟有機體的各要素之間，雖然在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地位，生產力的發展都是它們共同起作用的結果。生產力是社會系統的整體功能，改革實質上是社會系統的自組織、有序化過程。整個社會系統是否協調有序，將決定社會系統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發展。政府宏觀調控的根本目的就在於建立和諧的社會經濟系統，使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對稱，從而發揮出最佳的生產力功能。與生產社會化相對稱的，是經濟的宏觀化。在經濟全球化、宏觀化時代，政府宏觀調控更顯重要。加強政府宏觀調控絕不是市場經濟發展不完善的表現，而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而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在市場經濟轉型和市場經濟發展中發揮政府宏觀調控作用有先天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