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卡斯論經濟發展的機制1988

A. 經濟增長理論到底是什麼鬼

供你參考！
新增長理論的基本內容
20世紀80年代末，新增長理論隨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而興起。它是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之上，引入收益遞增的假定，內生化經濟增長的根本源泉，確立了一幅嶄新的長期增長的圖景，在經濟理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一）邊際收益遞增規律
傳統經濟學有一條重要的規律，即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其基本內容是：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其它生產要素的投入不變時，一種可變的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最初會使產量增加，但當它的增加超過一定限度時，邊際產量會遞減，最終還會使產量絕對減少。這一規律在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中廣為存在，並發揮著作用。但是，當人類步入知識經濟時代後，新增長理論順應時代，以邊際收益遞增規律取代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新增長理論認為知識作為一種特殊的生產要素，它本身的生產具有遞減報酬，而作為生產投入則具有遞增的邊際生產力。知識如同其它一般商品一樣，在給定一定時點上的知識存量，研究投入的倍增不會取得倍增的知識；但知識具有不同與普通商品的特性，它既不是傳統的私人經濟產品，也不是公共品，它是介於兩者之間的非競爭性的、部分排他性的產品。由於知識不能享有完全的專利和保密，一個廠商創造的新知識對其他廠商的生產具有正的外在性，使作為知識存量和其它投入函數的消費品生產具有遞增收益。更精確的說，知識可以具有遞增的邊際產出。知識不僅自身具有收益遞增的特點，而且會使資本和勞動等要素的收益遞增，並改變各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的結合方式，產生出更多新的產品和服務，產生一個「收益遞增的增長模式」。而且由於知識的溢出效應使知識能在不追加的基礎上反復利用，減輕了資本稀缺性的約束壓力。
（二）人力資本內生化
羅默（Rome，P）認為，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人力資本作為知識的載體，同知識一樣，它不僅能自身形成遞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資本、勞動等其他要素投入也產生遞增收益，從而整個經濟的規模收益是遞增的，遞增的收益保證了長期的經濟增長。盧卡斯於1985年發表《經濟發展的機制》，建立宏觀模型分析在經濟中人力資本的形成和積累對產出增長的貢獻。盧卡斯將人力資本作為一個獨立的因素引入經濟增長模型，運用更加微觀化的方法把舒爾茨的人力資本概念和索洛的技術進步概念具體化為「每個人」「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盧卡斯模式強調人力資本是「增長的發動機」。人力資本是勞動者的技能水平，它可以通過專門學習獲得，也可以邊干邊學過程中不斷積累。正是這種不斷增長的專業化的人力資本才能促進產出的長期增長。盧卡斯還引入人力資本外部效應，即「全社會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平均水平」。他認為人力資本具有內在效應和外在效應，前者指人力資本收益對個人或家庭帶來的增值；後者會從一個人擴散到另一個人身上，從舊產品傳遞到新產品，從家庭的舊成員傳遞到新成員，進而使產出生產具有遞增收益。而正是這種源於人力資本外在效應的遞增收益，使人力資本成為增長的發動機。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也已充分證明，推動經濟增長的最為重要因素是人力資本。

B. 盧卡斯模型的作用機制

八十年代後期，克魯格曼和盧卡斯（Lucas）分別討論了國內技術外溢的問題。在克魯格曼（1987）的模型中，他假設有兩個國家A和B，生產一系列產品。其中任何一國會在一些產品的生產技術中有最初的領先地位。盡管技術可以在國際間傳播，但本國內的技術外溢會更快。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較快的國內技術外溢過程，該國原先的領先的行業會有加速發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較優勢會增強，「國內技術外溢」也會使別國在他們原來就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更有領先地位，技術的國內傳播使各國的差異擴大。

盧卡斯（1988）的模型與克魯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假設一系列國家，生產兩種產品：X和Y。各國的勞動力和勞動生產率相同，但對兩種產品的技術知識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國家生產X，另一些國家生產Y，形成最初的國際分工。由於技術在國內的外溢，生產X和生產Y的國家都會在各自的專業生產中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使各國對兩種產品技術知識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來越大。在一般情況下，各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很難改變，除非產品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跟不上產品價格下降的速度，改變原先國際分工的地位，從一種產品的生產轉向另一種產品生產的，也只能是那些原來就在邊緣上的國家（marginal country）。

克魯格曼和盧卡斯的分析說明：一個國家最初的比較優勢、產業選擇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可能與它本國的技術知識和資源配置有關，也可能是由於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產業結構一旦形成之後，國內生產技術的外溢使得一國在這些產業中的生產率比別國提高的更快，會使該國在這些產業中的領先地位更加鞏固。這在某種意義上解釋了為什麼一些國家擅長於一些行業，而另外一些國家擅長於另外一些行業，這與國內的技術外溢是有關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種生產格局，改變是不容易的，因為產業規模與國內的技術外溢會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只要成本增長的速度低於勞動生產率增長的速度，就會有利可圖而繼續存在。歷史在決定一國長期的生產和貿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C. 新古典增長模型和經濟因素

摘 要：來 本文對三個階段自的經濟增長理論——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增長理論分別做出闡述。以此為理論基礎，對拉動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制度因素、消費因素、投資因素、貿易因素、知識因素和人力資本因素等加以分析，最後得出必須加強宏觀調控和結構調整的結論。

D.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

西方經濟學20世紀百年發展歷程回眸

一、國家與市場：一條永恆的主線

可以說，早在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誕生之初，就已經出現主張國家干預與主張自由放任兩大思潮之間的分歧與論戰。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主線依然還是緊緊圍繞著這個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線而展開的，所不同的僅僅在於，雙方各自的學派更繁雜了，爭論的范圍與內容更泛化了，兩種思潮此消彼長，興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縮短了。

1、戰前關於國家與市場的論爭及凱恩斯主義的誕生

在19世紀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見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認為，在競爭環境中，通過市場的力量，個人的最大化行為會轉化為一種最優化的社會狀態；這個傳統後來構成經濟學家偏愛「自由放任」的一種比喻，並最終演變成在19世紀占據統治地位的 「生產自動創造需求」 的薩伊定律。

當歷史剛剛踏入20世紀門檻的時候，經濟學家們逐漸看到，在現實世界中，市場機制並非萬無一失，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伴隨著失業等不良經濟現象時有發生。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舊制度學派主張國家調節和仲裁勞資矛盾、反對自由放任政策；馬歇爾的門徒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雖然總體上講他仍然排斥政府幹涉經濟生活，但對自由放任的理想主義也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認為國家應出面校正生產外部性以防止出現邊際私人凈產值與邊際社會凈產值相背離的現象發生。以繆爾達爾、林達爾、倫德堡、俄林和林德貝克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學派在1929－33年大危機中逐漸成熟起來，他們秉承該學派的理論先驅威克塞爾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傳統，以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半個世紀的實踐經驗為其佐證與支持，運用宏觀動態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較系統地「混合經濟理論」，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獨樹一幟，魅力無窮。

如果說上述對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學說提出質疑、抨擊的眾多西方經濟學家只是對其進行的「局部革命」的話，那麼，凱恩斯1936年發表的《通論》則是對其進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動和徹底的批判。凱恩斯主義認為，通過利率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和藉助於工資的變化來調節勞動供求的自發市場機制，並不能自動地創造出充分就業所需要的那種有效需求水平；在競爭性私人體制中，「三大心理規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於社會的總供給水平，從而導致就業水平總是處於非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要實現充分就業，就必須拋棄自由放任的傳統政策，政府必須運用積極地財政與貨幣政策，以確保足夠水平的有效需求。凱恩斯最根本的理論創新就在於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經濟學的證明，這是凱恩斯主義出現以前任何經濟學都根本做不到的。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建議後來通過其信徒們的努力廣泛地被西方國家政府作為其經濟政策的行動指南，總需求水平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廣泛接受。如果說在此之前象美國「新政」這類反危機的政策只是一種臨時應急的措施，還談不上明確地以一種經濟學說作為其理論基礎的話，那麼，從此以後，以維持充分就業水平為目標的宏觀管理就開始成為西方國家的常規政策。凱恩斯主義影響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走勢，使西方正統經濟學說的理論核心以此作為一個嶄新的轉折點，「凱恩斯時代」由此正式開始，凱恩斯本人成為「戰後繁榮之父」；與此同時，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體制論退出了正統經濟學的統治地位。

2、戰後以來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的論爭

20世紀60－70年代是西方經濟學最繁榮的時期，「在野」的自由主義思潮在新保守主義的旗幟下休養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凱恩主義陷入危機時東山再起；貨幣主義、供給學派、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學派林立，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它們或曇花一現，各領風騷，或孤芳自賞，獨樹一幟；它們或是自詡為「嫡傳」的凱恩斯主義者，或公開聲明是凱恩斯主義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是全面維護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歷史傳統和全面恢復「自由放任」的理論綱領，倡導的是對新古典的回歸和凱恩斯經濟干預主義的抗衡，堅持的是哈耶克為代表的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經濟學體系和市場自由競爭的根本原則。20世紀下半葉，諸多自由主義學派來勢兇猛，「是市場還是國家」的爭論再次白熱化，使20世紀最後幾十年的西方經濟學進入了「戰國時代」，曾幾何時登上美國「正統」經濟學的寶座和成為英國的「御用」經濟學，「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應運而生，並曾經喧賓奪主，如日中天，佔有一席之地，影響了一代經濟學者，對「主流」 的自我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留下了濃濃的一筆，使得西方經濟學在20世紀是如此地璀璨奪目，流光溢彩，以致於在我們回眸其百年發展史的時候，不得不對足以構成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勁敵甚至動搖其「正統」地位的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予以專門論述。

現代貨幣主義即貨幣學派的創始人和領袖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譽為是戰後至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甚至被經濟學界譽為泰斗。弗里德曼從「個人主義」的微觀經濟結構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論基礎之上恢復了貨幣在宏觀經濟結構中的關鍵地位，以此提出了與凱恩斯干預主義相抗衡的自由主義論點，認為，在國家不進行任何干預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行情動盪遠遠低於干預時的程度；國家的真正作用不在於短期內影響市場，而首先應保證貨幣總量能定期和有規律地增加。這是因為，第一，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在凱恩斯那裡，由於人們的慾望已經得到滿足，所以，用於消費方面的支出呈遞減趨勢，而儲蓄則呈遞增趨勢，這樣，政府應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來抵消個人消費的減少以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弗里德曼駁斥了凱恩斯的邊際消費遞減規律，認為人們的慾望原有的得到滿足之後，新的隨即產生，是永無止境的，擴張性政策會導致通貨膨脹，而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貨幣供給數量則應是貨幣政策的惟一最佳選擇，即根據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制定一個長期不變的貨幣增長率。弗氏認為，1929-33年大危機中約有1萬家美國銀行倒閉破產，造成美國國內貨幣供給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聯儲能在這次大危機中發揮作用，那麼那場大危機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過是一次小規模的經濟衰退。第二，關於「自然失業率」。凱恩斯主義認為，高就業水平是有效利用社會資源的保證，即要想有效利用社會資源，就必須有高水平的就業。弗里德曼認為這是一種模糊甚至錯誤的想法，認為，高就業水平恰恰可以被認為是沒有最好地利用社會資源的一個標志：為了社會生產而犧牲了對閑暇的享受，而前者的價值要遠遠小於後者的價值，這樣，通貨膨脹政策就會使人民產生錯覺，「強迫」人民認為他們的實際工資高於這些工資的實際價值。第三，關於失業與通貨膨脹。既然自然失業率是一個常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那麼，自然失業率就是一種經濟條件，這樣，貨幣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質，人們就很難通過改變通脹率來改變自然失業率即改變經濟條件。在短期內也許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間存在某種比例關系，但長期內，這種關系會消失，即就業水平與通脹率之間是沒有關系的。如果要把失業率減少到「自然率」以下，那麼通脹率就會非常之高，代價也會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國政府因為要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結果使國內通脹率從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之間爆發的這場曠日持久的「血腥之爭」（the bloody debate）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70年代結束。他們相互指責攻擊，甚至竭盡嘲諷辱罵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討會上，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羅在評論弗氏的一篇論文時嘲諷道：「米爾頓和我之間的另一個區別在於，任何事情都使米爾頓想起貨幣供應；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寫進我的論文中去」 。再如，凱恩斯在給羅斯福總統的一封信中是這樣嘲笑貨幣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能增加產出提高收入。但這就象買一根粗腰帶來試圖變胖一樣。在當今美國，你的腰帶對於你的肚子來說確實太長了」 。

現代貨幣主義在整個80年代幾乎被英國撒切爾政府全盤接受，成為撒切爾主義的理論基礎。撒切爾主義認為，以往的「教訓是，政府不應試圖『人為地』保持充分就業，而應允許市場力量來決定『自然』的就業水平。而且，對付通貨膨脹的貨幣主義方法意味著以失業必然上升為條件而對經濟進行擠壓（通貨緊縮）。這樣，至少在短期內，失業基本上變成了『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的方法之一。」撒切爾的通貨緊縮政策導致失業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業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爾1979年上台時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達13%。貨幣主義與撒切爾主義使英國告別充分就業，社會福利政策開始大規模收縮與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與其說反對干預主義不如說他只希望政府只對貨幣供給進行干預，但本質上講，對貨幣供應量的干預也是最大的干預。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凱恩斯主義受到了來自供給學派的嚴峻挑戰。供給學派的顯著特徵如同它們名字一樣，特別強調「供給」。60年代末產生於美國、以拉弗爾、費爾德斯坦和蒙德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全盤否定凱恩斯「需求決定供給」的需求管理這個核心命題，認為它是導致產生「滯脹」的根本原因，因為，增長與刺激需求將導致貨幣供給數量的增長，由此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認為鼓勵刺激需求無疑等於抑制儲蓄，從而導致了投資率和勞動率的下降，進而降低了積累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供給學派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尤其是恢復薩伊定律，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影響需求，以促進私人儲蓄和投資；為此，南加州大學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雞尾酒會的餐巾紙上畫的一條旨在降低稅率的曲線即所謂「拉弗曲線」便成了白宮的「葯方」。這個「降稅」的葯方是基於3個理論假設：第一，認為稅收量不一定與邊際稅率呈同方向變化，在達到某一點時則會朝相反方向變化；第二，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人們用勞動代替休閑；第三，高稅收還將造成低投資率，使投資減少，資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投資和生產。

供給學派在學術上建樹不多，在理論上缺乏體系的完整性，所以，它僅是解決「滯脹」的一種對策而已；雖然一貫自詡反對凱恩斯的干預主義，標榜自己為自由放任主義，但是，就「干預」的本質來講，強調「供給管理」反對「需求管理」、國家干預供給與干預需求豈不是「半斤八兩」？供給學派之所以一度得勢，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滯脹」怪圈和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大背景下被裡根政府所採納：因一時所需而一舉成名。

二、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

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性理論突破為20世紀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輔平了道路，從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個西方經濟學院學生或經濟學教授既人人皆知又無法跨越的基本理論框架。

1、「張伯倫革命」

亞當·斯密以後的一百多年裡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那時壟斷還是個別現象。正如1982年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亞當·斯密作為建立傳統的偉大人物，在壟斷領域也沒有給我們留下空白，他創造或者說提出了三個權威性的傳統」 。這三個傳統分別是：對正規的壟斷理論置之不理、將他那個時代的壟斷現象看作是國家賦予的專營特權、對壟斷和勾結行為無需採取什麼行動。當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之後，經濟學理論已無法對其進行解釋，現實世界中的普遍壟斷現象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關注。從19世紀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麥克庫洛赫，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馬歇爾、古諾、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們早已對壟斷理論和市場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問題在於，他們始終沿襲著「斯密傳統」，即將自由競爭作為普遍現象而把壟斷作為例外來構造他們的理論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經濟學》中仍然還認為「在今天，把競爭當作普遍現象和把壟斷當作例外是比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的張伯倫和英國劍橋的羅賓遜夫人分別出版了《壟斷競爭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經濟學》才正式宣告「斯密傳統」的徹底結束。始於張、羅二人的「張伯倫革命」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們擯棄了長期以來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關於把「完全競爭」作為普遍的而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情況的傳統假定，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提出了一套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說明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的市場模式，並在其成因比較、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方面運用邊際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觀經濟的革命，將市場結構分成了更加符合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實際情況的4種類型，即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壟斷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張伯倫革命」的經濟學意義就在於，20世紀中期宏觀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天然邏輯的發展起點就是對壟斷的分析，從這個起點出發，恰恰使得西方經濟學比較正確地描述和表達了百年經濟歷史的本質和現狀。

2、「凱恩斯革命」

如果說1929－33年大危機是對當時微觀經濟學的反動的話，那麼，凱恩斯主義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一次革命，而《貨幣通論》則使得西方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分野，凱恩斯本人就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甚至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從而在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演進與發展中成為一個永恆的主角。

如同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著作名稱那樣，凱恩斯主義的推演邏輯是從充分就業開始的：一、以往假設的充分就業均衡是建立在薩伊定律基礎之上，其前提是錯誤的，因為總供給與總需求函數的分析結果顯示，通常情況下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其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因為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化，所以就業量就取決於總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的靈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對資本未來收益之預期」。四、政府不加干預就等於聽任有效需求不足繼續存在，聽任失業與危機繼續存在；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而非貨幣政策，增加投資，彌補私人市場之有效需求不足，「這是唯一切實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之全部毀滅」 。五、進而，他提出了一國政府應當實現的六大經濟目標：充分就業、價格穩定、長期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資源最優配置。

凱恩斯之所以從宏觀的視角對大量的宏觀概念進行歸納與整合之後，使經濟學的發展開始跳出價格分析的限制，從而翻開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嶄新一頁，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迫切需要一種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論對腐朽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給予解釋和彌補。

凱恩斯主義的誕生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得以向前大大推進的一個重要標志；說到底，凱恩斯革命是一場方法的革命；凱恩斯之後，無數凱恩斯的追隨者們對凱恩斯體系本身存在的種種「空隙」和「硬傷」給予修正、彌補、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變中整合。凱恩斯主義內部發生的沖突、裂變、整合是凱恩斯主義得以發展、充實的重要前提和體現。例如20世紀50年代後期爆發了持續幾十年的「兩個劍橋之爭」——這場影響很大的學術爭論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對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與貢獻是深遠的、巨大的。

3、「預期革命」

70年代發展起來以美國羅·盧卡斯、托·薩金特、羅·巴羅、尼·華萊士等學者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因使用「理性預期」這一重要經濟學概念並以此建立起其理論體系而被普遍稱之為「理性預期學派」 。所謂「預期」是指對同當前決策有關的經濟變數進行的預測，如為決定產量而是否進行投資時企業對其產品的未來價格進行的預測，勞資關於工資水平的談判中工會對未來物價水平走向作出的預測，等等。他們認為，雖然凱恩斯也曾反復講到預期，但他的預期只是適應性預期，具有隨機性，沒有理性的解釋，即屬「後向預期」，這是因為凱恩斯主義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體系，其假設前提是錯誤的：第一，凱恩斯主義中的當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為目標；第二，同一經濟人在不同函數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提出的假定條件正好與上述兩個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預期」假定市場是連續出清的，即通過工資和價格的不斷調整，供給總是等於需求，處於均衡狀態。從這三個假定出發，盧卡斯的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其他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貨幣供給的沖擊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動，由此引起經濟波動；由於貨幣供給的沖擊引起經濟波動是通過總需求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沖擊將導致需求的沖擊；這樣，需求的干擾將導致經濟波動；既然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政府賴以干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無效，那麼，「政策無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靈論」。

「理性預期」 被稱為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預期革命」，對20世紀經濟學發生了重大影響，「理性預期」作為一種宏觀分析工具在西方經濟學中已被廣泛採用，甚至被它的論敵使用，並且在股票、債券、外匯市場的運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雖然總體上講「理性預期」已進入西方主流經濟學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用任何「預期失誤」或信息不完善性來解釋經濟周期都是缺乏說服力的，認為「理性預期」有許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開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合理預期提出了批判，對政府幹預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場出清還是非市場出清，政府失靈還是市場失靈，政策無效還是政策有效，這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分歧的關鍵所在。在這個問題上，新古典學派的理想主義超越了現實感，新凱恩斯學派則較少沉湎於理想主義而較多地面對資本主義現實。再例如，人們在談論股票市場時比論及宏觀經濟時更為贊同理性預期理論，這是因為，和大多數其他市場相比，股票市場具有較強的流動性——人們買近賣出都很容易，並幾乎不存在交易費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有形市場較為復雜，並具有剛性：辭人、僱人、轉產、關閉工廠都存在成本，因為合同強化了勞動的名義價格、資本和機器設備的確定性，卻降低了流動性和靈活性。

此外，「理性預期學派」作為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流派，其「政府失靈論」的邏輯演繹結果與公共選擇等學派一起共同向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嚴重挑戰。1956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巴托教授首次創造並使用了「市場失靈」這一概念，並將市場壟斷視為「市場失靈」現象之一，「市場失靈」一詞隨即便風靡半個世紀；到七十年代「滯脹」時期，以布坎南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政府失靈」；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人們可以發現，「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概念充斥於經濟學文獻，它們針鋒相對，難分勝負，沒有贏家，形成了獨特的二十世紀末沒有經濟學「主流」的理論「真空」狀態。

三、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後期面對「滯漲」所表現的束手無策和「撒切爾主義」與「里根經濟學」的先後誕生標志著經濟學的凱恩斯時代的終結；隨後，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相繼丟掉了經濟學的「正統」寶座，使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一時形成了「真空」狀態。正如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所描述的，這個「真空」狀態實際上就是「戰國」的「動亂世界」：「由於凱恩斯的緣故，於是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由於弗里德曼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都是貨幣主義者；而由於動亂世界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又都成了折衷主義者了」 。就在這人人都是折衷主義者的時候，美國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被認為引發了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經濟學界曾出現過3本廣為流行並被認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該書一反傳統，在基本上維持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同時，還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大膽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張。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是約50年後馬歇爾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作為劍橋學派的創始人，馬歇爾兼收並蓄，折衷調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論，從生產成本說供給決定，邊際效用價值說決定需求，進而建立了均衡價值論，其「折衷的理論體系」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對20世紀上半葉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個流派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經濟學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進入20世紀以來，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曾經歷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傳統的壟斷例外論的「張伯倫」革命，第二次是為資產階級國家干預經濟奠定理論基礎的「凱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紀中葉的薩繆爾森。薩氏試圖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即將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創立了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成為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在戰後的40年裡始終居於正統地位。於是，作為新古典綜合派或稱後凱恩斯主義的標志，薩氏撰寫的教科書《經濟學》就成為代替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第二個里程碑。半個世紀以來，該書廣為流行，空前暢銷，被譯為數十個國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新古典綜合派既不能解釋「滯脹」的存在，又提不出應時政策，其正統地位開始動搖，來自包括貨幣主義等新自由主義種種流派的抨擊、責難和進攻大有在整體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勢。論戰之中，1993年被譽為「經濟學革命領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認為是第四個里程碑的教科書《經濟學》，從而，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裡，該書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學院和大學被採用和廣泛認可，其中文譯本在1997年出版後的3年裡就銷售了12萬冊，被我國出版界和學界視為一大奇跡。對於斯蒂格利茨的貢獻，不管有人將之稱為是「對新古典綜合派的反動」也好，還是冠之以對後凱恩斯主義的革命也罷，或將之稱為第四個里程碑，亦或譽之為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至少，在西方經濟學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夠成為歷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紀報以熱烈掌聲的經濟學觀眾「謝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紀末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批評自由市場缺陷的新古典綜合派「正統」地位受到多重夾擊、似乎已經過時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經濟學》獨樹一幟，成為眾人矚目的一道亮麗風景線；至少，不無誇張地說，是斯氏，是他為20世紀末的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與開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經濟學界已經逐漸認識到宏觀經濟行為必須與其背後的微觀經濟學原理聯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經濟學原理，而不是兩套。但是，在現有的教科書中，這種觀點根本就沒有得到體現」 。斯氏在承認薩繆爾森成功地將二者融合起來的前提下，試圖超過薩氏的努力，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置於扎實的微觀經濟學之上，例如，充分就業模型，存在失業模型和綜合模型三個模型，便是在外部約束條件改變下，從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導得出並進而展開而成的，從而實現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逐步衍生和有機聯接。此為其一。

斯氏一改後凱恩斯主義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將許多諸如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等許多不在新古典經濟學視野之內的近二、三十年來經濟學的新成果和新發展納入其研究領域，使之更加具有實際應用價值；尤其是對新古典綜合派走下坡路之後崛起的新自由主義各學派加以整合和綜合之後，使之不但大大推進和包容了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的理論體系，同時，還烙有深刻的理性預期學派甚至新制度經濟學等20世紀後半葉發展起來的幾乎各種學派的明顯痕跡。此為其二。

其三，可能由於斯氏的最大貢獻是對財政的研究，或許因為他是研究公共部門經濟學的頂尖經濟學家，他始終十分注重政府幹預經濟的積極作用。他認為，市場的「常態」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場的不完全性，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等「市場失靈」 現象界定了政府活動的范圍；市場失靈現象的根源在於沒有人對市場負責，沒有人干預市場；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強制性等特點決定了政府應該出面干預的理由；至於如何干預，斯氏針對「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並將「科斯定理」稱之為「科斯謬見」，認為，在解決外部性和產權明晰等難題時，「科斯定理」及其「自願解決」或稱「協商解決」將克服不了「搭便車」問題，高昂的交易費用將導致無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調控，否則就不能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

E. 如何理解經濟增長的"制度決定論

經濟增長的制度決定論
當前世界各國經濟增長路徑和經濟增長效率存在巨大差異，不僅並未出現新古典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所預期的收斂趨勢，而且屬於同一發展水平的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在20世紀90年代後更是出現兩極分化現象，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形勢依然嚴重。轉軌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改革和持續高增長表明，不同國家經濟發展可能有著不同路徑，一國成功改革模式直接應用於另一國家並不能取得預期效果。隨著20世紀後期實證方法的發展，經濟增長根源問題日益成為經濟學研究的熱點，也一直是經濟增長前沿文獻關注的焦點。

自Ronald H. Coase(1937，1960，1988)的代表性成果發表以來，新制度經濟學和新古典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就沒有停止過經濟增長根源問題的爭論，大量文獻演繹經濟增長內生化模型，並進行計量分析，指出經濟體內眾多要素與經濟增長都有著正向的作用關系，羅列出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進步、地域、文化意識形態、宏觀經濟政策和政治經濟制度等決定經濟增長的一系列因素。在Montesquieu(1748)和Smith(1776)之後，North(1981，1990，1994)和Delong & Shleifer(1993)通過理論演繹分析了制度對經濟產出的作用，並通過實證分析了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對經濟產出和個體最優化行為的重要性。此外，制度理論還特別關注有效制度分析，Knack & Keefer(1995)和Mauro(1995)構建出有效制度的演進機制和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方式。制度有效論演繹表明，經濟增長取決於有效制度 (產權保護和民主政體約束)，正是通過制度約束以及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才能實現經濟增長效率。當前，新制度經濟學對經濟增長問題的理論研究已經有了較大進展，已經擺脫單純理論闡述為主的研究模式，轉向研究框架體系化、研究方法模型化和研究結論可檢驗化的規范模式方向發展，但經濟增長根源問題並未形成共識 (江曙霞等，2006)。

制度決定論認為，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和所有個體的經濟行為，都可以放置在制度框架內進行分析，微觀經濟個體行為、要素發展和經濟增長都受制於制度發展。在不同制度約束下，一國經濟將有著不同的發展模式和增長效率。經濟增長從根本上依賴於制度發展，制度先於經濟發展並決定經濟增長(Acemoglu et al.，2004)。在現代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增長更是體現為政治經濟制度的發展，經濟正是在制度更替和作用效率改進過程中發展。資本投資和技術進步只不過是經濟實現增長的手段，是經濟增長的結果或本身就是經濟增長(Noah & Thomas，1973；North，1990)。

在長期經濟增長內生決定機制的研究文獻中，以Acemgolu等為代表的政治制度決定論尤為突出。為回答1500—1800年間歐洲的興起根源，Acemoglu et al.(2005)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對比東歐、西歐和亞洲，大西洋貿易、地中海貿易和其他港口貿易後指出，歐洲興起直接誘因是大西洋貿易，大西洋貿易為西歐興起和制度改革提供了充分的物質保證，也導致了歐洲和亞洲國家間經濟增長的兩極分化。但歐洲貿易發展和經濟繁榮根本原因並非來自於此，因為同樣是受益於大西洋貿易且同屬於西歐的國家間(以英國和荷蘭為代表的貿易國和以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等為代表的國家)經濟增長卻存在巨大差異，根本原因在於受益國之間初始制度稟賦差異。非集權的初始制度安排，促進了歐洲大西洋貿易的發展，市場化競爭和私有產權保護程度的提高，以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和民主制度的深化，進而更深入地促進貿易發展、民間投資和經濟快速增長。隨著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私有產權保護程度的提高，進一步實現了非集權國家經濟持續再增長。 Easterly & Levine(2003)利用跨國面板數據得出，制度對經濟增長作用效率顯著。在控制了制度影響後，貿易、經濟一體化和貨幣等其他因素對長期經濟增長均不存在正向作用。

如果認為政治或民主制度對經濟增長是重要的，那麼政治或民主制度是否一定能夠促進經濟增長？K.F. Robert et al.(2006)認為，由於當事人間的事前承諾和事後剩餘分配無法同時進行，時間不一致性導致制度當事人無法形成可信承諾，當事人間真實剩餘分配結構往往就需要正式制度加以保護。制度博弈均衡性質和制度再分配功能表明，制度更替並非是當事人自願選擇，而是基於資源稟賦博弈均衡甚至是社會沖突的結果。因此，並非所有的政治制度都一定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一般而言，民主制度能夠促進經濟開放和民主自由，經濟更易以市場方式配置資源和實現公平競爭，民主制度也就往往有利於經濟增長和保護剩餘分配結構。但Robert D. Kaplan(2000)、Fareed Zakaria(2003)和Amy Chua(2002)指出，在低收入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和少數民族集中的國家，民主轉軌卻可能導致經濟衰退甚至是經濟崩潰。也就是說，民主改革雖然能夠引導一國經濟更加開放和經濟自由，但若經濟處於較低層次和較低發展階段，民主轉軌有可能導致經濟混亂甚至出現更大范圍的腐敗。為檢驗Robert D. Kaplan(2000)等人提出的民主制度對經濟增長作用效率的階段性特徵，以及民主制度是否是經濟增長的根源問題，Rodrik & Wacziarg(2005)以民主轉軌國家為樣本進行實證檢驗，發現民主轉軌前後經濟改善和惡化的國家都普遍存在，並且在所選擇的樣本內二者所佔的比例基本相當。不過，民主轉軌後經濟增長出現惡化的國家，經濟衰退並非一定就是民主轉軌造成的。可能的情況是，如果不進行民主轉軌，該國可能將出現更大規模或更大范圍的經濟衰退，這類結論是建立在二者經濟短期作用關系的基礎上。當然，民主轉軌國家的短期歷史並不能完全證明，民主制度一定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最優的制度安排。Rodrik & Wacziarg(2005)認為，Robert D. Kaplan(2000)的民主轉軌效率存在階段性特徵結論，來自於實證檢驗樣本選擇的差異，民主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貢獻和作用效率，不在於民主制度本身，而在於民主制度對市場競爭和產權有效保護的激勵作用。在民主社會中，市場經濟或生產力之所以得到巨大的發展，本質在於民主社會更易實現私有產權保護，減少市場進入障礙和阻止壟斷，更易於防範微觀經濟個體私有產權被剝奪的風險。同時還需要建立良好的產權保護制度，產權制度是資源配置方式、配置效率、要素發展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沒有完善和正式的產權制度將無法實現經濟持續增長。

經濟增長的制度決定論也得到國內學者的普遍認同。潘慧峰等(2006)將制度變遷引入內生增長模型，從制度角度詮釋了經濟增長的內在機理，認為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資源稟賦只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缺少了持續的制度變遷，經濟就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同時政府可以通過對提供製度創新的人力資本補貼以提高其制度創新的積極性。郭熙保等(2005)系統總結了近年來制度決定論的觀點，認為制度是影響經濟績效的根本性決定因素，地域因素和資源稟賦只是通過制度的影響間接作用於經濟發展，並不直接影響收入水平。劉紅、唐元虎(2001)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將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數，利用數理模型揭示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在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條件下，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盡管可以在各國之間自由流動，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有繼續擴大趨勢，原因在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制度上存在差距。針對我國轉軌經濟發展歷程和改革實踐，學者們分別強調了比較優勢和發展戰略 (Lin，1999，2001)、市場競爭和產權制度(劉小玄，2003)、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黃少安、宮明波，2003；樊綱、王小魯，2003)等因素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影響。傅曉霞、吳利學(2002)從實證角度評估和驗證改革開放導致的制度變遷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選擇非國有化率、市場化程度、國家財政收支佔GDP的比重和對外開放程度等變數測度，並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制度的綜合指標，然後對比制度、資本和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實證結果顯示，1982—1999年制度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為35.28%，非國有化、市場化和對外開放是1978年以來我國宏觀制度變遷的主要內容，對我國宏觀經濟總量的增長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持，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另外，哪種制度改革模式對我國轉軌經濟增長更有效率的問題也存在爭論，主要觀點又分為兩類(Sachs，1997，2001)：(1)我國經濟增長取決於試驗性、漸進性的增量改革模式。這種觀點認為，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無疑是漸進式增量改革的結果，東歐國家轉軌改革實踐表明，激進式的改革將導致一國正式制度和已有的非正式制度發生沖突，經濟政策實施無效，經濟不穩定甚至出現倒退。我國經濟改革的漸進性具體表現為：在農業上，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多種生產方式並存的漸進式改革；在工業上，鄉鎮企業中間產權模式、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和企業家人力資本激勵有效地促進了工業的快速發展。(2)我國經濟增長取決於區域性的激進改革模式。激進學派認為，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主要體現為我國農業和東部沿海地區的成功改革和快速增長。我國20世紀70年代末農地產權制度改革和80年代初東部沿海地區的改革開放都是在短時間內完成的，對於這些地區和部門經濟制度改革並非以漸進方式進行，而是體現為激進的產權制度改革和制度創新，是誘致性和強制性制度變遷綜合作用的結果(Lin et al.，1998)，因此對擁有優勢資源和成熟改革條件的地區實施激進改革是有效率的。同時，制度改革並非建立在權力精英和政府對市場經濟改革的統一共識上，也不是依賴經濟環境和地域稟賦，而是基於我國政治環境約束下的改革結果，特別是政府分級結構和分權治理改革促進了地方政府競爭和市場秩序重構，決定了我國快速的經濟增長

F. 如何應用盧卡斯批判對中國經濟分析

盧卡斯及「理性預期「學派的工作，於1995年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的承認.記得海耶克在接受1974年諾貝爾獎時警告人們，任何知識都只是局部有效的，諾貝爾獎帶來的危險是使社會盲目崇拜某一種局部有效的知識從而助長其濫用權利.我欣賞伍迪．艾侖從不參加評選奧斯卡金像獎的態度.不過，既然有了199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我也不妨借題發揮，借了介紹盧卡斯的工作之機，發揮一下我對經濟學存在的基本問題的看法.

這篇文章分成三節.第一節綜述盧卡斯本人的主要工作，這些工作又分做「早期「，「中期「，和「後期「，因為從新聞中知道諾貝爾委員會獎勵的是他「發展和應用理性預期假設，由此改變了宏觀經濟分析和深化了我們對經濟政策的了解「，據我的理解這是盧卡斯「中期「的工作，又被稱為對凱恩斯主義的「盧卡斯批判「.第二節評價盧卡斯及「合理預期「學派在整個經濟學中的地位.第三節討論經濟學存在著的基本問題以及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經濟學未來的走向.這構成我所謂「批判的批判「.

一.對凱恩斯宏觀經濟分析的「盧卡斯批判「

盧卡斯，1937年生於美國華盛頓州，1959年於芝加哥大學得到歷史學學士，1964年仍於芝加哥大學得到經濟學博士.1970年他在卡內基-梅隆大學得到教授職位，1974年加入芝加哥大學任教至今.

在我看來，卡內基-梅隆學派的西蒙，以其非正統的分析方法至少影響了曾經在他身邊工作或學習過的兩位目前聞名的經濟學家---盧卡斯，和威廉姆森.卡內基-梅隆的風格是「治理學院「的風格，一切理論都應當切合經濟，社會，和人類心理的現實，因此卡內基-梅隆學派注重行為學和組織理論的研究.西蒙最早把「有限理性「假設引入經濟學，同時覺得有必要深究「不確定性「給經濟分析帶來的變化.西蒙的兩篇論文對盧卡斯早期的研究有很大影響，一篇討論不確定性情況下動態規劃，另一篇綜述經濟學中的決策理論：74-81頁;及「theoriesofdecision-makingineconomics.「AmericanEconomicReview49：253-283頁.）

盧卡斯早期的研究集中於單個企業和單個工業的最優投資問題，這在當時的經濟學系和治理學院是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受到大經濟學家諸如西蒙，阿羅，喬金森，莫迪格利雅尼，法瑪，格里利希等人工作的推動.那個領域是應用最優控制理論的活躍場所.我相信盧卡斯當時所用的那種動態規劃分析方法始終伴隨著他的理論表述，以致「合理預期「學派及其「新宏觀經濟學「必須在八十年代末推出一本專門講授動態經濟學「遞推方法「的大部頭著作，以消除那些在薩謬爾遜經濟分析傳統下長大的經濟學家的生疏感.而我本人，至今仍不認為那是表述動態經濟學思想的必要方式.

單個企業的最優投資問題成為當時宏觀經濟學研究的熱點，因為：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認為三十年代經濟危機產生於「有效需求「不足，而投資正是需求方面最重要最主動的因素.但是凱恩斯並沒有深究投資者的動機，他憑著直覺把投資動機分成兩部分.首先是「自發性投資「，受到資本的「野獸沖動「的驅使.其次是投資者基於對市場信號的觀察作出的理性投資決策我們不妨稱之為「理性投資「.隨著凱恩斯主義在戰後的成功，對投資動機做深入研究，從而理解經濟持續增長的原因，是戰後經濟學順乎自然的選擇.但是當經濟學家們深入研究投資與增長的各種因素時，在英國和美國的學術思想傳統之間發生了嚴重分歧，史稱「兩個劍橋「之爭.爭論的焦點是資本理論，但由於資本理論的深刻性，爭論幾乎涉及了社會和經濟學全部領域，從五十年代延續到六十年代.讀者可以參考洪與馬修斯的綜述文章「經濟增長理論「.以上的討論造成了盧卡斯所受教育的第一個大背景.投資與市場信號的關系，尤其是從古典經濟學承傳下來的所謂「加速度原理「，在戰前的經濟研究中已經傳統地被認為是造成「生產能力過剩「型經濟周期的主因.道理很簡單：當總收入增長時，不論是價格信號，邊際利潤，利率信號，還是按照收入減去習慣消費所剩餘的可供投資的基金，都相應增長，於是投資者為追求利潤而增加投資.但是增加了的投資，按照凱恩斯的解釋，進入總需求，產生了「乘數效應「，也就是進一步增加了總收入.這個加速的運動會一直進行，直到整個經濟膨脹碰到某種資源限制為止.一旦擴張停止，利潤率下降，投資就會縮減，並且形成反向的加速運動，一直到整個經濟下降被某種「底線「阻擋住.然後開始新的循環.在這個傳統觀念的主導下，投資問題就成了經濟波動研究的核心問題，另一方面，波動與經濟信號的不確定性給投資理論提出了新的問題.事實上，以艾茲涅爾為首的企業投資與推廣了的加速度原理研究給了盧卡斯早期研究很大的影響.投資問題的時間特徵要求使用遠比由薩謬爾遜在四十年代後期完善了的阿爾佛萊德.馬歇爾的靜態分析方法復雜的動態方法.試想一個簡單的故事：你用第一個月節約下來的午餐錢在第一個月的第一天買了將在下個月到期的銀行存款證.你的最優決策應當是比較以下兩件事，首先，你放棄了一些午餐，也就是一些「幸福「，這叫做「成本「，假如你不投資，你原本可以享受那些幸福的.其次，你所放棄的午餐幸福，在第二個月給你帶來了一定的利息收入，也就是增加了你將來可以享受的幸福，這叫做「收益「.你的決策是使收益減去成本在某種投資策略下達到最大值，你的任務是找到那種最優的投資策略.在靜態分析中，這個最優策略是保證你從未來利息所得到的「邊際效用「等於你所放棄的午餐所帶走的「邊際效用「的那個策略.實踐起來，你可以先通過你自己的價值判定實驗地畫出一組「無差異曲線「，然後在你目前正享有的現在與未來幸福的那一點上，問你自己，為了換取利息帶來的一個單位幸福，你願意放棄多少單位的現在幸福？把這個答案與和它相等的那個無差異曲線的斜率重合起來，你就找到了一個靜態最優策略.現在我們把這個故事稍微變化一下：假設你每一天存入銀行的午餐費都按照復利計算到下個月換取利息.現在你的問題復雜的多，因為較早存入銀行的午餐費產生較多的利息，另一方面，較早存入銀行也較早地放棄了享受午餐的幸福.所以為了比較，你應當把所有距離今天不同時間的幸福按照某種折現率貼現到今天，然後尋找投資策略使總的現值計算的收益減去成本達到最大值.從原理上說，上面講的靜態方法仍然可以用於這種情況，但非常麻煩.所以我們通常使用動態方法，它只需要用一個貼現值計算公式把每一項成本和收益結合進去，形成一個所謂「凈現金流「.投資決策就是最大化這個現金流的現值.這是香港人都非常熟悉的方法了.這種方法的時間特徵與資本理論使用的最優控制理論是一回事.這就是盧卡斯早期工作的第三個大背景.

為了說盧卡斯及合理預期分析的方法，我們不得不先說明一下最優控制理論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就象上面的故事所顯示的那樣，所謂決策，就是在每一個時刻，決策人必須採取一個「行動「，當時間從所考慮的時期的開始時刻流向重點時刻，就要求決策人一連串的行動.我們稱這一連串的行動為一個「方案「或一個「策略「.決策人通常在每個時刻可以有許多選擇，於是從這許多各個時刻上的選擇可以組合成許多方案.最優控制理論就是研究如何在如此眾多的可能方案中找到最優的那些方案.讀者可能會不以為然：現代計算機的能力足夠從任何數目的方案中一個一個地試算出那些最優的來.其實不然.在中國政府第八個「五年計劃「中有一個重點研究項目是以中國科學院和清華大學為首的幾十所「重點院校「合作開發一個「系統設計軟體包「，其中數學家們努力的目標之一就是尋找優化演算法.當中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在八十年代試圖計算未來五十年最優的人口生育率時，他們發現最先進的計算機仍遠遠不夠用來計算以「年「為時刻點的按年齡分布的人口控制過程產生出來的如天文數字之多的可能方案.這個事實非常重要，因為早期的海耶克反對計劃經濟的理由之一就是這種社會計劃的「空想性「.我們在第三節還要看到，理性主義運動始終要與之對抗的困難之一就是如西蒙早就說過的，沒有人能夠完成如此復雜的理性計算.

現在可以介紹聞名的「盧卡斯批判「了，這是他「中期「的工作.這個名字來自盧卡斯自己的文章，「計量經濟政策評價：一種批判「.在這篇論文中，他批判了凱恩斯主義企圖把市場經濟當做一架機器來調節的宏觀經濟政策.從現代博奕論角度看，盧卡斯的觀點以及他在其他文章里的思想，可以分做兩個部分來解釋.首先，任何政策都是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的博奕.雙方力圖猜中對方的最優策略.因此假如政府把私人部門當成被動的「機器「來控制，其政策的基本假設已經錯誤了.當把政策制定過程視為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的博奕時，政府的每一個策略，假如已經被私人部門准確地預見到，則政策的「貨幣效應「將消失，頂多，政策所包含的實質性變化，即「物質性「的行動，將會產生如同一個私人部門的「物質性「行動一樣的經濟效應.因此，政府的貨幣政策將是「中性「的，不會產生任何物質力量.而政府的財政開支將以其物質力量與私人部門競爭資源，產生所謂「擠出效應「，即以每一元政府開支從市場里擠出去一元錢的私人開支.結果政府開支僅僅是替私人花錢而已.納稅人知道，讓別人替自己花自己的錢，不如自己花自己的錢來的節約.所以政府的任何政策，不論是貨幣的還是實物的，都不會產生有益於社會的效果.這個論證，假如經驗數據證實，當然是對凱恩斯經濟學的重大打擊，所以稱為「盧卡斯批判「.其次，理論必須解釋為什麼在戰後確實出現了持續繁榮，是否與凱恩斯政策有關系;假如有關系，理論上如何解釋.於是盧卡斯批判需要引進很強的「不確定性「以便產生所謂政府政策？quot;驚奇「效應.不必使用什麼隨機過程分析，我只需要讀者想像一個接電話的故事：假如你在美國通過越洋電話用English/「>英語指示你在香港的股票經紀人買賣股票，並且你知道你的電話聽不大清楚.假設你打算買賣兩種股票，它們在股票市場上的計算機號碼分別是15和50.這時候你聽到經紀人說，代號15的股票忽然跌了，你會做如下兩種設想.第一，實際上經紀人說的是代號50的股票跌了.第二，他說的確實是15號跌了.你應當做的計算是，首先，估計一下到底你聽錯的可能性是多大.其次，假如錯的可能性不大，你計算買進15號股票的數量，盡量使可能賺到的錢超過可能因為聽錯而虧損的錢.最後，假如你認為這電話聽錯的可能性相當大，你可以選擇「不行動「，等候你的經紀人第二次來電話.經過多次通話，你總可以認定正確信息.盧卡斯覺得，凱恩斯政策假如短期內有效，那就是因為市場中存在大量「接電話「的噪音使私人聽不清信號.當大多數私人因為聽不清信號而放棄行動時，政府相當於在與一個完全被動的機器博奕，所以很輕易實行「最優控制「以達到預期效果.但是當人們反復聽取信號，終於搞清楚了政府意圖時，博奕就又回到主動的理性人之間的博奕了，也就是上述第一部分解釋的情況.戰後繁榮的代價就是，政府為了不斷造成「驚奇「效應，必須不斷使自己的政策強度升級.於是我們觀察到各國財政赤字以加速度上升，終於難以為繼.這是凱恩斯式經濟政策的代價.

盧卡斯的這些工作使他成為「理性預期「學派的主要人物.但是使這個學派的工作能夠融入主流經濟學的則是經濟學大師佛里德曼，雖然「理性預期「派的學者總是聲稱計量經濟學家慕斯，1961年）是他們的先驅.佛里德曼在1968年的文章「貨幣政策的作用「，1968）中已經說明了為什麼凱恩斯主義的貨幣政策只可以產生「驚奇「效應.「理性預期「在佛里德曼文章里被叫做費雪效應.費雪是投資理論的美國祖師，他的預期學說又是承襲了北歐學派本世紀初的大家，挪．威克賽爾的利息理論.後者提出的所謂「實質利率「就是名義利率減去預期的通脹率所得.在對凱恩斯革命反擊的運動中，只有佛里德曼的思想，分析方法，及語言才顯出對正宗經濟學傳統的承當.

盧卡斯在發表「理性預期「派的文章同時，幾乎馬上就開始了他「後期「的工作.這是因為其間理論上的密切聯系.如上述，投資問題直接就是經濟增長與波動的研究領域中的主要課題.於是盧卡斯在反擊凱恩斯貨幣政策的同時，就在經濟增長與波動理論方面展開了他「理性預期「的思想.隨後，他的動態理論中又融入了貝克爾關於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重大作用的思想.這就是他聞名的文章，「經濟發展的機制「.這些工作使盧卡斯成為新經濟發展理論的重要人物.我個人以為，他後期的工作是最出色的.這些工作我已經在1995年1，2，3，4月信財經月刊連載文章中轉述過了.

二.經濟學中的「理性主義「運動

隨著盧卡斯工作在上一節的展開，我們看到經濟學中一直存在著的，我稱為「理性主義「的運動.我想，盧卡斯的貢獻只有在這樣一種視角下才看得更為深遠和清楚，同時帶給我們某種對未來發展的預見性.這一節將沿著這樣的思路展開.

阿爾佛萊德.馬歇爾在為現代經濟分析奠基時考慮到解釋現實世界可以有兩個基本的思路.其一是進化論的，靠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規律，我們不需要假設「理性人「也可以解釋現存的社會現象.其二是「工具理性「的，靠了「理性人「假設，我們可以邏輯地說明現存社會現象的理由.馬歇爾選擇了後者.從此，經濟分析開始了它的理性主義運動.這個運動在經濟學而言大致可分做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馬歇爾經濟學原理問世起，至本世紀五十年代止.第二階段從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歷經三十多年.第四階段從九十年代開始，至今還方興未艾.

馬歇爾的方法是所謂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即我們常見的供給和需求分析.他的理論集注於一個市場上的均衡及影響均衡的各種因素.為什麼馬歇爾從理性人假設出發，就必定導出均衡分析的框架呢？這是因為「理性「必定是選擇下的理性.試問當你沒有任何選擇餘地時，你如何表現出你的理性呢？當你沒有選擇時，你就是「物「，而不是「人「.我贊同理性假設，因為它的前提是人的自由，選擇的自由.

當理性人在選擇中表現其理性時，任何一門實證科學都要求觀察到這種理性行為.於是你不妨問自己第二個問題，假如一個人的行為永遠混亂不堪，前後矛盾，或者完全隨機，你怎麼能觀察到他的「理性選擇「呢？一個永遠觀察不到的事物，從實證角度看，是不能說它「存在「的.而一個人當他的行為開始一致，有序，有目的時，在哲學意義上他就開始表現出「理性「.記住，凱恩斯寫的出色的阿爾佛萊德.馬歇爾傳記告訴我們，馬歇爾不僅有數學天分，而且曾經熱衷於「高級哲學「.當時為經濟學奠基的幾位劍橋教授，都有良好的哲學修養，否則他們是不可能完成把經濟學從古典的「道德哲學「領域中分離出來的艱巨使命的.

可觀測性，或實證性，要求經濟學必須而且只能研究「均衡「，只有處於均衡狀態的人的行為才是穩定的，才表現出「理性「.不要忘記，當克萊因戰後為如何估計需求曲線而發愁時，他所碰到的問題正是由於供給曲線隨時間的移動而引起的.「穩定「，這是我們人類理解世界的最低要求，我們的頭腦實在是太愚鈍太緩慢了，對轉瞬即逝的現象我們只能感到困惑和神秘.

但是經馬歇爾建立的均衡分析方法始終受到來自另一方面，進化論方面的挑戰.對直接觀察現實經濟的人來說，變化才是事物最顯著的特徵.收入的增長，產品的多樣化，社會福利的改善，人口繁衍，市場擴張，以及戰爭帶來的反向變動.例如來自熊比特，海耶克，奈特，西蒙，錢德勒，和卡爾多等大經濟學家的批評.馬歇爾的理論一直到了四十年代末，才由薩謬爾遜加以全面整理並系統地改造成了使用方便的數學方法.「使用方便「，在這里至關重要，分析方法就相當於「工具「，一個方便的工具要比其他工具更可能成為主要工具.在今天的教科書里，薩謬爾遜的方法已經被寫成「菜單「或計算機程序，人們可以不動腦子就得到一切分析結果.這種方法的要點是：首先把一個正在做出理性選擇的人所面臨的可選擇的東西叫做「變數「，把他面臨的不可選擇或一時不可改變的那些東西叫做「參量「.然後用上面講過的方法實驗地找到他的效用函數，或其他的什麼目標函數，在給定的參量下，尋找變數的最優值.這些最優值叫做「解「.下一步是驗證這些解是否確實使目標函數達到最大，那些檢驗條件叫做「二階條件「.最後一步叫做「比較靜態分析「，就是稍微變動一下參量的數值，看看解是怎樣變化的.這也是最重要的步驟.只有在這一結果中我們才能得到可以通過實證觀察來驗證的命題.薩謬爾遜為此，為了他全面推進了經濟分析的方法得到諾貝爾獎，同時，在我們的論述中，是他結束了經濟學理性主義運動的第一階段.

在理性主義運動的第二階段，阿羅領導建立了「一般均衡「理論，並使其成為公認的經濟分析的語境.例如當我們談到「效率「，「伯累托最優「，或「國民生產總值「等問題時，往往已經假設了一般均衡的概念.「理性假設「發展到了這一階段就與博奕論相接了.德布窪證實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用的是卡庫塔尼不動點定理.而博奕論中納什均衡的存在性也用到同一個不動點定理.這兩者的核心問題是一樣的：假如每個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達到均衡的條件是依靠於其他市場上供給和需求達到均衡時的狀態，那麼如何保證所有的市場同時達到它們各自的均衡呢？在博奕論里這個問題變成了：假如每個人的最優決策都依靠於他對其他人行為的猜測，那麼如何保證所有人的猜測同時達到某種「集體「均衡呢？這類問題由拓撲學的不動點定理解決.一般均衡理論是理性主義運動在這一階段的主流，盡管我們知道同時期還有「理性預期「學派的推動.

理性主義運動同時還在如下領域興起：動態經濟學，如上述，主要受到資本理論研究最優儲蓄理論，侯太靈資源最優消耗理論）的推動;家庭經濟學，時間分配與生育率下降的選擇理論，這方面，以貝克爾為首的研究已經為人熟知;勞動經濟學，以信息搜索模型表述的最優尋找理論，以斯蒂格勒為首;公共選擇理論，把威克賽爾的「一致通過「理論結合於「選票市場「的設想，以布坎南為領袖;公共財政理論，先是梯伯特定理，建立了國內自由移民的一般均衡理論，其後是圍繞李嘉圖等價定理展開的討論，與上述盧卡斯的工作有關，認為政府稅收等價地減少了私人開支，以巴羅為重要人物;新經濟史學派，重新熟悉「奴隸制度「的合理性方面，以福格爾和巴塞爾等人為首的研究;技術進步理論，例如，認為技術與制度進步都可以由市場上要素的稀缺性和市場價格誘導產生，以哈牙密和羅丹為首.

這一時期，理性主義仍然必須與來自進化論的思想抗爭.例如貝克爾寫了「非理性行為與經濟理論「.許多人對主流經濟學「理性假設「的批評集中於微觀分析的兩個主要對象---家庭和企業，他們和文特）認為企業決策實際上不是如此理性的，由於判定能力，信息收集能力等等的限制，決策規則往往基於習慣或長期有效的簡單規則.貝克爾的回擊是，經濟學理性假設只是工具性的，它只是假設「假如已經觀察到了一組均衡的行為，那麼與那些中途因為種種原因無法持續下來，從而無法被觀察到的行為相比，這些被觀察到的行為必定是看上去理性的行為「.以家庭選擇為例，假如最初有兩類家庭，一類是胡亂花錢，隨機消費;另一類則遵從微觀經濟分析，仔細計算每一分錢的最大效用.那麼千百年以後，當我們來觀察這個社會時，我們還可能看到那些隨機消費的家庭嗎？他們毫無疑問地早已從地球上消失了.他們的消失是因為他們無法適應生存環境，這里確實是演進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為了分析方便，我們假設他們消失是因為他們沒有理性.這種對「理性「的理解，從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經驗主義哲學家休漠的人性論，人類理解論等著作就已經確立了.讀者可以從休漠的著作中發現，他走的更遠，認為據此看來，動物如狗，也具有理性.大約與貝克爾同時，艾智仁也發表了他的名篇，「不確定性，演進，與經濟學「，以從洛衫磯出發到芝加哥，隨機選擇行車路線的一群汽車為例，論證了與貝克爾的一樣的道理---生存下來的行為必定看上去是理性的.

我所謂「正宗經濟學傳統「就是指從休漠和亞當.斯密發端的經驗主義哲學基礎上的經濟學傳統.這一傳統，由於其內在的熟悉論特徵，必定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朋友.所以它才能經過了奧地利學派和芝加哥學派的發展，成為今天的自由主義經濟學.

第三階段是從八十年代末博奕論重寫經濟學開始的.記得海耶克在臨終前最後一本書中寫過，他對博奕論研究方法寄予一定的期望.關於博奕論，香港讀者已經不會感到生疏了，因為從1994年博奕理論家獲得諾貝爾獎以來，本港新聞章曾經著了魔般地宣傳過大約半年吧？香港是個以短期投機為中心的大市場，在這里，「名牌「意識始終主導著我們的追求.不論如何，博奕論是目前社會科學研究可以使用的最好的工具了.

當理性主義運動把經濟學家們帶到信息社會的九十年代時，他們發現所處理的幾乎所有經濟問題都應當被理解為理性的人們之間交互作用進行決策的問題.早在1978年，哈佛大學聞名思想領袖，丹尼爾．貝爾就寫了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他告訴我們，在後工業社會里，我們玩兒的是一場「人與人之間的博奕「.經濟學家已經落後於時代了！

克萊珀斯，這個年輕的博奕論「四人幫「首領，他應當與賓默爾並列，成為首先熟悉到博奕論存在的基本問題的學者.他們的著作及文章太多，這里不一一列出了，讀者可以參看他們最近的著作：克萊珀斯，博奕論與經濟建模，賓默爾，博奕論與社會契約.在博奕論研究中，諾貝爾委員會實在是忽略了太多的傑出貢獻者.事實上只有納什那種真正天才的開拓性的工作使他當之無愧為這個領域的先驅者.但是我想強調，夏仙義對政治和道德哲學的關心，使他成為把博奕理論應用於社會基本問題研究的先驅者.

我們看到，諾貝爾委員會把1995年的獎項給了盧卡斯在「中期「的工作，從上述理性主義運動的廣闊意義上看，這只是1994年博奕論得到諾貝爾獎的餘音.

三.對批判的再批判---理性的極限

做為這篇相當冗長的評論文章的結語，我想對經濟學理性主義運動做一簡短評價.如上述，主流的正宗的經濟學家們，繼續了休漠開創的經驗哲學傳統，把「理性「假設做為一種方便的「工具「推展到了一種極端的境界.以貝克爾後期的新經濟增長模型為例，在貝克爾模型里，第一代家長在決策時使用的是所謂「王朝效用函數「.我們可以理解，貝克爾是依據了同樣的，上面引述的他反擊進化論時的理由---那些能夠生存下來被我們觀察到的家族或「王朝「一定是看上去理性的，祖祖輩輩最大化他們王朝效用函數的家族.但是當我們在博奕論中試圖接受貝克爾的觀點時，我們會碰到麻煩.

克萊珀斯和賓默爾具體討論了納什均衡的意義，他們的結論，象老前輩阿曼的看法一樣，仍然是：所謂「均衡「只不過是大家都認為顯然的，游戲的一種玩兒法.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大家都認為這同一種玩兒法是「顯然「的呢？克萊珀斯在微觀經濟學教程410-417頁列舉了五種解釋.總括來看，這些解釋最終依靠於人們共享著的知識傳統的特性.這在我自己的研究里稱為「知識結構「.

G. 什麼是盧卡斯均衡經濟周期理論

1. 如果以GDP增長定義經濟增長，那麼經濟增長是由於生產的產品和勞務的增加帶來的。引用美國經濟學家Denison的理論，經濟增長歸結為六個因素：勞動、資本存量的規模、資源配置情況、規模經濟、知識進展、其他。

2. 2.很多很多，沒有定論。現流行的有：弗里德曼貨幣理論，薩繆爾森 乘數加速模型，諾德豪斯 政治周期理論，盧卡斯 均衡經濟周期理論，網上查吧。

3. 3.去除自然失業率，周期性失業只要有與需求下降造成，當然也可能由於勞動力供應過多。

4. 4.也沒有定論。現有理論：貨幣供給過多，需求過多拉動，成本上漲推動，工資剛性等等。

5. 5.找微觀經濟學，壟斷理論。

6. 6.當然很大影響，問題太泛，爭議也很大。

7. 7.相當程度與現實相符啊，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是普遍規律，這是一個默認的假定前提。你的錢多了，肯定會加大儲蓄和的比例嗎。

8. 8.應該是哦，我覺得，但是這樣鼓勵出口不一定會增加收入，要看其他國家的尋求彈性，國際經濟學書上可以找到的。

9. 9.又是一個寬泛高深的問題啊。總的來說促進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對各國都好，但是利益怎麼分配是個問題，而且有時還涉及國家經濟安全。。。

10. 好多啊，建議你找本好點的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看看吧，薩繆爾森的，國產的嗎高教司 高鴻業的很不錯，就這樣了。
    

H. 如何理解盧卡斯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約束線

上世紀來70年代末，羅伯特·盧源卡斯（Robert Lucas）對宏觀經濟學的主要範式IS—LM/AD—AS模型進行了激烈的批評，即所謂的「盧卡斯批評」。在羅伯特·盧卡斯看來，宏觀經濟學中的IS—LM/AD—AS模型是根據給定效用函數、消費函數和投資函數的參數來制定包括財政、貨幣政策等在內的宏觀政策，它忽視了政策本身對於經濟主體行為的約束條件的影響，從而使政策的實施可能達不到既定的目標，而且還可能會導致形勢的惡化。因此，盧卡斯提出應當用描述經濟主體行為的基本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來建立經濟系統的基本模型，以便了解經濟主體對於政策變化所做出的實際反映。「盧卡斯批評」可以說是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家建立模型的主要驅動力量之一

I. 盧卡斯批判對宏觀經濟的政策之爭產生了什麼影響

二十世紀70年代盧卡斯提出的"盧卡斯批評",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發展史上的一個標志版性事件,對宏觀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權深遠影響,也促使了新古典綜合派的衰落。"盧卡斯批評"緣起於數量經濟學，打破了凱恩斯學派在宏觀經濟學上的一統天下,創造性地將理性預期引入宏觀經濟學,使得經濟學理論更貼近經濟現實,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馬歇爾的新古典傳統,對後起的新凱恩斯主義學派和實際經濟周期學派起到了直接催生作用,並在經濟學方法論上產生了重大影響,宏觀經濟學也因此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J. 盧卡斯均衡經濟周期理論的介紹

盧卡斯周期理論由理性預期學派主要代表人物小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E. Lucas Jr.）在1977年《對版經濟周期的理解》與權1978年《失業政策》等中提出。她認為經濟波動取決於生產者對價格變動反應的周期理論。盧卡斯提出的理論極大地沖擊了傳統的宏觀經濟理論，對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