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測政策對經濟影響

❶ 跪求：美國當前的宏觀政策對經濟有什麼影響(從衰退的經濟現象、失業現象以及通貨膨脹這三方面來考慮)

不知道你說的是對CHINA經濟還是美國經濟，姑且認為你是對美國經濟。
你說的宏觀政策不知道政紙方面還是經濟方面，且認為是經濟方面。
貨幣政策方面，FED（美聯儲）CHAIRMAN伯南克是蕭條經濟研究的專家，因此美國次貸危機以後，伯南克一方面使FED承擔最後借款人角色，穩定金融系統，另一方面通過寬松的貨幣政策，降低利率以及QE(量化寬松）購買國債政策降低長期利率，其目的都是為了刺激信貸，拉動經濟。目前，美國shi ye lv依然高達7.9%（最新7.5%)，再加上歐債危機以及美國財政懸崖的影響，預計FED的政策還將寬松，因為目前通貨膨脹還有一定的空間，而就業是國內mz特別是影響到奧巴馬的重要因素。同時在不影響美元的全球控制力的情況下，寬松貨幣，其實也可以減輕美國的債務負擔。
財政政策方面，雖然目前在房地產等方面有一定的刺激政策。但是目前最大的不確定性是美國財政懸崖，即，如果美國MZDGHD不能再國FEI上達成減稅協議，根據到期的減稅政策，2012年1月將自動縮減支出6000億美元。因此，目前兩D最大的不合是在，MZD反對對前5%的rich減稅，而GHD則大幅要求削減醫療福利的費用。雖然市場目前預測二D在大限來臨之前達成協議，不過市場目前依然保持觀望。
目前來看，美國房地產以及就業都已經出現復甦，如果財政懸崖妥善解決，相信會出現經濟復甦。而歐債危機雖然在歐盟內部解決上一波三折，相信也不會出現太大問題，因為會影響歐元的全球地位。德國僅僅是想利用目前歐元貶值，擴大出口，以及掙得更多的發言權。CHINA經濟雖然製造業面臨人工成本等上升，CHINA經濟急需轉型，順利通過提高內需，最終實現轉型，以及RMB的區域內國際化。
展望未來，美國還將通過打壓其他貨幣保持美元優勢，同時也會通過貶值美元實現債務的減少。
美國是一個非常講究戰略的國家，雖然GHD和MZD在一些問題上爭執不下，但在宏觀問題上還是站在一起。隨著CHINA經濟的崛起，CHINA也受到美國越來越多的戰略壓制。所以，努力吧。

❷ 影響預測的銷售收入的因素有哪些

1、外界因素
1）需求動向
需求是外界因素之中最重要的一項．如流行趨勢、愛好變化、生活形態變化、人口流動等，均可成為產品（或服務）需求的質與量方面的影響因素，因此，必須加以分析與預測。企業應盡量收集有關對象的市場資料、市場調查機構資料、購買動機調查等統計資料．以掌握市場的需求動向。
2）經濟變動
銷售收入深受經濟變動的影響，經濟因素是影響商品銷售的重要因素，為了提高銷售預測的准確性，應特別關注商品市場中的供應和需求情況。尤其近幾年來科技、信息快速發展，更帶來無法預測的影響因素，導致企業銷售收入波動。因此，為了正確預測，需特別注意資源問題的未來發展、政府及財經界對經濟政策的見解以及基礎工業、加工業生產、經濟增長率等指標變動情況。尤其要關注突發事件對經濟的影響。
3）同業競爭動向
銷售額的高低深受同業競爭者的影響，古人雲「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為了生存，必須掌握對手在市場的所有活動。例如，競爭對手的目標市場在哪裡，產品價格高低，促銷與服務措施等等。
4）政府、消費者團體的動向
考慮政府的各種經濟政策、方案措施以及消費者團體所提出的各種要求等。
2、內部因素
1）營銷策略
市場定位、產品政策、價格政策、渠道政策、廣告及促銷政策等變更對銷售額所產生的影響。
2）銷售政策
考慮變更管理內容、交易條件或付款條件，銷售方法等對銷售額所產生的影響。
3）銷售人員
銷售活動是一種以人為核心的活動，所以人為因素對於銷售額的實現具有相當深遠的影響力，這是我們不能忽略的。
4）生產狀況
貨源是否充足，能否保證銷售需要等。

❸ 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對我國經濟有哪些影響

2015年，中國經濟保持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2015年，中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空間大，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在經濟處於「三期疊加」和新常態階段，政府穩健的宏觀政策、靈活的微觀政策、社會政策托底的總體思路，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實現了經濟穩定增長與推進結構調整的平衡，保持了宏觀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中央政府穩步推進經濟體系市場化改革和政府職能轉型，打破了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在產業發展中的管制和壟斷，促進了要素市場化，支持了私有經濟發展，推動了教育與研究改革、鼓勵人力資本投資，提升了要素生產率水平。穩健的貨幣政策。2015年，央行審視「新常態」的階段性含義與特徵，長遠且動態的看待金融穩定和系統性風險問題，在加快結構轉型和緩解增長過快下行之間取得了平衡。總體來看，受貨幣政策寬松推動，2015年固定資產投資放緩速度慢於之前預期，但是其他一些因素的負面影響超出預期，最重要因素是在房地產下行和傳統的采礦、製造業去產能周期中，國內銀行體系出現了自主性信用收縮。因而，依然維持之前的經濟預測，GDP同比增速由2014年的7.2%回落至2015年的6.9%。

❹ 如何分析政策對經濟的影響

摘要：由於其前期的理論沒有能夠成功地引導廣大發中國家從貧窮走向富裕，發展經濟學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便受到嚴厲的批評，學科本身則面臨生存危機。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新制度經濟學向發展經濟學的滲透，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以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作為思想淵源的制度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產生於19世紀20年代初。其產生之後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切爾等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時期；20世紀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爾布雷斯等為代表的從舊制度經濟學向新制度經濟學過渡的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今，以科斯、諾斯和威廉姆森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時期。[1](p.3)而對發展經濟學影響最大的是處於第三階段的新制度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方法。本文將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介紹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的興起，第二層次闡述制度分析引入後對發展經濟學的改進，第三層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處看發展經濟學今後的發展。一、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方法的興起隨著二戰以後一批殖民地國家的獨立，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從其誕生之日起，發展經濟學就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休戚相關，其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解釋力和其政策主張的切實效果將直接決定該學科的發展命運。20世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結構主義從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剛性」出發，提出「資本化、計劃化和工業化」「三位一體」的「國家控制教條」（拉爾語），政策推行的結果盡管使一些國家經歷了初期的短暫增長，但最終使廣大發展中國家使陷入了農業停滯、工業蕭條、尋租盛行、二元結構次級分化和經濟發展乏力的惡果。不僅如此，結構主義在以發展中國家特殊國情為基礎，向理論宏觀化方向發展的同時，其理論基礎卻依然置身於傳統西方主流經濟學中,自覺不自覺地將發達國家的發展經歷作為參照來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張。一句話，沒有將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研究貫徹到微觀層面，結構主義最終造成了發展經濟學微觀與宏觀的不協調，影響了其整體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論建構和政策實踐上的雙重缺陷，最終使結構主義主導的發展經濟學逐漸失去了發展的動力。在猛烈抨擊結構主義中興起的新古典主義，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為零和完全信息的嚴格假定下，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與發達國家的人們一樣會在理性的驅使下，對價格機製做出靈活的反應。發展中國家只要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經濟發展就會自動實現。既然「價格—市場」機制可以同時解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那麼獨立的發展經濟學就無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義「單一經濟學」（哈伯勒語）主張的沖擊下，發展經濟學面臨著「走向死亡」的危險。事實上，正如尼古拉斯·阿爾迪托-巴萊塔所指出的，「過去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夠充分解釋經濟增長，關鍵是第四個因素—制度—受到忽視。」[2](p.2)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新古典主義，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視了制度對於經濟發展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制度缺陷，這不僅損害了經濟效率，而且也使持續的經濟發展成為不可能。早期已有些經濟學者意識到了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劉易斯在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術進步是表層原因，而由土地制度、產權制度和專利制度等所激發的技術創新熱情才是更為深層次的因素。他對二元結構的分析顯著的解釋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繆爾達爾討論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循環累計因果效應，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進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才能擺脫惡性循環，走向良性循環。庫茲涅茨對大量低收入國家的歷史統計和羅斯托對「傳統社會」的分析，也體現了政治結構、法律體系及社會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徵，指出了制度缺陷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的根源。但是，在這些學者看來，制度是很難進行嚴格分析的范疇。他們只是描述、羅列了大量的現象，並沒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體系。[3](p.362)激進主義學派的發展經濟學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但他們的是從階級的視角來分析的。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對發展經濟學產生巨大影響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以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利用科斯和諾斯等人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對以資源、技術和人的偏好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思想提出了挑戰，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新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家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4](p.41)二、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1、在方法論上新制度經濟學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對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在對新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論文的詳細考察中發現，「其研究方法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入手。」[5]諾斯也強調：「歷史至關重要。……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過去只有在被視為一個制度演進的歷程時才可以理解。」[6](P.2)這對後來運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產生了深遠地影響。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對「運用啟發式研究」的推崇即與科斯、諾斯一脈相承。他們期望「運用啟發式研究來詳細闡述選擇—行動的情況以及這些情況內在的約束和刺激」，傳統經濟發展理論特別是新古典理論「被過度概括模型的危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啟發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環境適時並安置可變物進行詳細說明而得到避免。」在現實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制度分析可允許我們「穿透」社會事實而不是遠離事實的分析模式來對發展問題予以說明。同時，通過「跨文化的啟發式研究」得到大量的個案積累，也「應該產生對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內在的行動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事實上，不同國別發展績效的差異，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並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釋，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許多情況下對發展績效會有更大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個案研究方法的採用正是源於其對不同時空中制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具有的較大異質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見。新古典主義的約束條件根本不足以表達這諸多的復雜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將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意識形態等制度因素給排除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過度簡單化傾向，而且還克服了其把經濟理論置於抽象時空的歷史虛無主義。以赫希曼、繆爾達爾為代表的早期發展經濟學家也曾就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進行過個案研究，但由於其主要是從總體上來把握有關變數，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倡導方法論個人主義，認為「對社會單位的分析必須從具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開始」，「『社會』、『人民』、『企業』或『政黨』不是再被認為是『一個像個人一樣行動的集體』」。[7](p.4)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學者也明確指出，「採取這樣的（啟發式研究）方法時，我們不必設想人類經驗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為諸如『國家』和『社會』、『市場』和『經濟集團』或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類籠統的東西。我們可以取而代之地設想交換關系存在於所有社會之中，市場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徵，在行動情況中的角色既面臨約束也面臨機會，約束和機會的存在依靠各種結構的環境所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對特定環境下個體行為的重視有可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建立堅實的微觀基礎，克服結構主義微觀基礎建構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義過於抽象的不足。雖然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引入制度作為分析對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義方法的「內核」，具有與新古典主義一樣的靜態和比較靜態的分析特徵。但是，以諾斯和福格爾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則通過對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歷史的考察，更具有動態特徵。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將靜態方法用於分析發展這一動態問題的窘境。2、在發展的決定因素上反貧困首先始於對制約發展因素的探討。所以對發展決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依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和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認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決定因素，形成了過分強調資本形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資本論」。根據這種理論，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源在於資本稀缺。納克斯提出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和納爾遜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則進一步展示了資本不足與發展停滯的惡性互動關系。但「唯資本論」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在發展中國家資本不足的同時,廣泛地存在著資本低效配置和資本浪費現象。正如麥金農所指出的，「在所謂資本匱乏並且某些特定部門遭受供給瓶頸限制的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卻是過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廠和設備。」新制度經濟學指出，「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發揮作用。制度至關重要。」[2](p.122)這充分說明，資本不足不是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發達的結果。阻礙發展的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後國家尋租盛行，不僅使生產經營者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的動力消失，而且還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耗費於尋租活動，並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加了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所有這些方面無疑大大削弱了國民經濟的內在實力，並且使得發展經濟急需的投資或者難以形成或者投資方向和結構受到嚴重扭曲。在猛烈抨擊「國家控制教條」中起家的新古典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嚴重的「政府失靈」，正是「看得見的腳」對「看不見的手」的踐踏應該對糟糕的經濟績效負責。只要政府放棄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讓經濟系統「獲得正確的價格」，市場機制會自動地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靜態的最優必將最終轉化為有效率的動態經濟發展。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基礎的科斯定理告訴我們：交易是市場的前提。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現實世界裡，沒有適當的制度，任何有意義的市場經濟都是不可能的。奧爾森也明確指出，興盛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夠保障個人權利的制度。沒有這些制度，也就沒有人會積極地儲蓄和投資。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則開門見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因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更確切的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3、在發展政策上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結構剛性和資本短缺的結構主義的自然主張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扭曲資源價格進行資本積累，組織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平衡或有選擇的大規模投資，以期藉此走出貧困陷阱。新古典主義則認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後呆在一邊」，經濟就能自然地得到發展。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制度系統。因為①制度通過確定明確的規則，增加了資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減少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了市場更好的運行；②制度通過明確界定產權，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鼓勵了創新和企業家的出現，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③制度通過建立社會活動的基本規則，擴大了人類在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領域的選擇機會，從而進一步豐富了發展的內涵。特定製度的出現與否取決於對它的需求和供給。D·菲尼認為，「對制度安排變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於這樣一種認識：既然現有安排無法獲得潛在的利益，行為者認識到，改變現有安排，他們能夠獲得潛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變化的供給，取決於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願。」[2](p138)而弗農·拉坦則進一步闡明了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的互動關系：經濟增長一方面產生潛在的增長利潤，這是對制度變遷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經濟增長也促進了社會科學、組織行為等方面的知識進步，這構成了制度變遷的供給方面。兩方面綜合導致了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發生。可見，拉坦式的制度變遷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鑒於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認為，如果誘致性制度變遷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來源的話，那麼一個社會中制度安排的供給將少於社會最優。所以，由政府推行強制性制度變遷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選擇理論和「諾斯悖論」卻向我們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過安排激勵系統來刺激經濟增長，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為統治者的偏好、意識形態剛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導致政府維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鑒於此，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在促進發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於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現要依靠政府和社會的共同作用，特別是對政府要施加嚴格的限制，即建立一個受限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破除了結構主義「政府萬能」和新古典主義「市場萬能」的幻想，為發展經濟學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為現實的視角。總之，無論是在方法論上，還是從理論本身涵蓋的內容來講，新制度經濟學都汲取了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諸多積極因素，並在自己的框架內進行了富有啟發意義的整合，並在此基礎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發展經濟學微觀實證化，內部各學派之間融合的發展潮流。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發展經濟學真正的復興之路。三、發展經濟學中制度分析方法面臨的挑戰與今後的趨勢新制度經濟學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讓研究經濟發展理論的學者們刮目相看的同時，其自身也因為尚處於成長階段而又有諸多不足。不可否認,制度是一個涵蓋面廣、內容極為豐富復雜的范疇，對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經濟學的傳統研究領域。與之相適應，有關將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相結合的文獻還顯得駁雜和凌亂，不僅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無統一定義，而且缺乏一個公認的嚴謹邏輯體系，模型化也不夠。在邏輯實證主義依然是檢驗經濟理論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現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計量性差，取得數據的困難，也嚴重阻礙了對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作更為精確和深入地研究，妨礙了其在政策研究領域的定量運用。對發展經濟學來說，將制度經濟學整合進來還需進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構和模型化的工作。同時，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抨擊新古典是「無制度」分析的制度主義，其本身對制度的內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張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約安排的選擇時，就把立法機構的法律實施水平視為當然；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是將發展中國家的憲政體製作為外生變數來進行分析的。而且，市場本身也是一種制度。但新制度經濟學並沒有從理論上解釋市場何以產生。科斯只是在市場存在的條件下研究了企業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將「市場存在」的假定作為其分析的初始條件。20世紀80-90年代，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從計劃到市場，迫切需要一個培育市場的理論作為指導，面對這一情況，制度分析至今沒有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對於以上的問題，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貢獻。另一個重大的挑戰，正如V·奧斯特羅姆等所承認的，是「如何理解人類社會中秩序的本質和建立」。因為「它要求學者及有關職業人士選擇使自己能夠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類社會中所創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決這個難題往往是我們陷入不正當的文化種族中心主義，……相對生活在欠發達社會中的人，生活在發達社會中的人易於表現出強烈的優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話……」[2](pp.334-335)比如，在當今新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學融合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中就表現得非常明顯：錢堂馮實際上認為美國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認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場制度下，經濟才能持續發展。對於今後的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的結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從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出發，考察這些國家的經濟與非經濟的因素對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響，也必將行而不遠。20世紀80年代勃興的新制度主義分析方法，已經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正如阿羅所說，「新制度經濟學運動」主要並不限於對經濟學的傳統問題給出答案。相反的，他還回答了新問題，即經濟制度為什麼以這種而不是那種方式出現；它與經濟史相融合，帶來了比傳統理論更加犀利的「本原經濟」的分析。諾斯也說：「我們對制度的嚴肅研究還只是一個開端。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可能對所有這些問題永遠不會有一個明確的答復，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好。」[3](p.362)參考文獻：[1]黃少安.產權經濟學導論[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2]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3]譚崇台.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4]陳宗勝.發展經濟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5]周業安.關於當前中國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反思[J].經濟研究，2001（7）.[6]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7]埃瑞克·G.菲呂博頓、魯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經濟學[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

❺ 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狀態,預測中國財政策的發展方向

中國經濟新常態就是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在經濟結構對稱態基礎上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可持續穩增長。經濟新常態是調結構穩增長的經濟，而不是總量經
濟；著眼於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及在對稱態基礎上的可持續發展，而不僅僅是GDP、人均GDP增長與經濟規模最大化。經濟新常態就是用增長促發展，用發展促增
長。經濟新常態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長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長，而是把GDP增長放在發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長成為再生型增長方式、生
產力發展模式的組成部分。屬於發展范疇、能夠促進發展的可持續的增長速度越高越好，屬於發展范疇、能夠促進發展的可持續的高速增長是經濟新常態的追求目
標。把減速和高效劃等號、高速和低效劃等號、GDP高速增長和經濟過熱劃等號，把經濟新常態定義為減速增效、增長速度降溫是錯誤的；人為降低增長速度將導
致「滯漲」的嚴重後果。經濟新常態就是在找准經濟增長點、實現經濟結構對稱態的基礎上實現經濟高速可持續發展，其中包括高質量無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續增
長，即我們講的「調結構穩增長」。為了實現調結構穩增長的目標，政府實行常態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必要的，不能把我國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混同於西方資本主
義國家政府周期性的「刺激經濟」。根據再生經濟學原理，無直接經濟效益的長期基本建設投資永遠優先於有直接經濟效益的中短期基本建設投資，基本建設投資永
遠優先於生產資料生產投資，生產資料生產投資永遠優先於消費資料生產投資。由於無直接經濟效益的長期基本建設投資只能由政府實施，所以政府投資永遠優先於
民間投資。根據再生經濟學原理，只有增量改革才有存量調整，只有新經濟增長點才能優化舊產業結構化解產能過剩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增長方式轉變經濟質量保
證。根據再生經濟學原理，投資永遠主導消費，只有投資主導下的消費才有可持續消費，只有投資主導消費才有經濟結構優化經濟可持續增長與發展。由於節約有利
於積累，積累有利於投資，投資有利於生產和經濟發展，所以節約、居民高儲蓄率有利於經濟發展，而鋪張浪費、寅吃卯糧不利於經濟發展，所謂「消費拉動經濟」
是個偽命題。根據再生經濟學原理，投資驅動和創新驅動是統一的，投資驅動和創新、創業、企業技術提升產業結構升級生產效率提高增長方式轉變經濟質量保證不
但不矛盾而且內在一致。只有投資驅動，創新、創業、企業技術提升產業結構升級生產效率提高增長方式轉變經濟質量保證才有基礎；只有創新、創業、企業技術提
升產業結構升級生產效率提高增長方式轉變經濟質量保證為主導，投資驅動才有明確的目標與方向，使投資有效。

新常態的九大特徵——

從消費需求看，過去我國消費具有明顯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徵，現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必須採取正確的消費政策，釋放消費潛力，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

從投資需求看，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後，傳統產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須善於把握投資方向，消除投資障礙，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從出口和國際收支看，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國際市場空間擴張很快，出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動能，現在全球
總需求不振，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也發生了轉化，同時我國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必須加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使出
口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支撐作用。

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看，過去供給不足是長期困擾我們的一個主要矛盾，現在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企業兼並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徵。

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餘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

從市場競爭特點看，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現在正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必須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形成統一透明、有序規范的市場環境。

從資源環境約束看，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從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看，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必須標本兼治、對症下葯，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

從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製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

❻ 預測2008年中國經濟方針政策對現實的影響

加息

❼ 誰來預測一下明年後的政策走向與經濟發展形式

應該會繼續擴大內需吧 不過通脹方面應該會更大力度加大對其的行政命令，但這兩方面卻自內相矛盾。容感覺像惡性循環，所以投資要謹慎，因為通貨膨脹感覺政府越來越控制不住的感覺，所以出台的行政命令，以後就很難符合市場慣例出台了

❽ 預測美國推出第三次量化寬松政策可能對中國經濟產生的不利影響

美國推出的第三來次量化寬松政源策，不僅對中國經濟產生不利影響，而是對全球經濟產生不利影響。美國要解決其缺錢的困境，一是發行國債，但這條路已經慢慢地走不通了，為什麼，因為其國債規模已經創了天量，國際信用評級機構開始給美國的國家信用往下調了。二是進行量化寬松。利用自己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掠奪全球各國的財富。當然會導致美元貶值，如果中國的貨幣政策因對錯誤，則損失慘重。

❾ 自國慶以來各種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對國家經濟及股市的作用及影響，並對未來的經濟趨勢進行分析預測期待

自國慶以來的宏觀經濟政策：十二五規劃強調發展新型戰略性產業，即新材料、專新能源、節屬能環保等產業。在股市上應關注這些板塊；央行加息0.25個百分點。對股市整體是個利空。但要分行業對待，對需要錢的行業比如房地產、鋼鐵等式利空，而對握有大量現金的企業如證券、保險、銀行等則是利好；人民幣升值不斷，利好航空、造紙行業。

❿ 經濟預測的預測的准確性

因為有人的意志和活動參與在經濟過程中，所以經濟預測不可能總是准確的回。它的准確性有一個逐步提答高的過程。不能因為預測的結果不準確或者很不準確，就輕率地否定預測的作用；它的作用實際上已經表現在分析過程中。也不能以預測只提供參考為借口，錯誤地認為預測的准確性差是心安理得的事情。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從分析預測誤差入手，找出預測失誤或質量不高的原因，改進資料、理論、模型與方法、計算技術等各個環節及其相互協調，努力提高預測的准確程度。對預測的作用要作實事求是的宣傳和說明，在提高預測准確性的基礎上，逐步增強人們對經濟預測的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