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明清徽商經濟的發展對安徽旅遊業有何影響
不清楚~~
❷ 徽商發達的原因是什麼
徽商在經營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場行情，實行靈活經營。有一業為主兼營它業的；有根據不同行情、季節變換經營項目的
徽商講究商業道德，提倡以誠待人，以信接物，義利兼顧。以勤奮和吃苦耐勞而著稱，在外經營，三年一歸，新婚離別，習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賈而好儒，與封建官僚混為一體，或相互接托。他們除以「急公議敘」、「捐納」和「讀書登第」作為攫取官位的途徑外，還以重資結納，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監、天子的庇護，享有官爵的特權。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躋身官僚行業，就督促子弟應試為官，自己也就成為官商。
徽州與經濟發達地區毗鄰，境內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交通極為方便，山貨土特產品又極為豐富，有商品流通的物質基礎。同時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贍一，山民不得不「遠賈他鄉」。「求食於四方」。且徽州商人有「徽駱駝」精神，外出經商常常數午不歸，不辭山高路遠，雖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無不涉足。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經營的行業，主要是「文房四寶」、漆、扣和茶葉。成化以後，因明王朝改變「開中法」，把商人輸糧邊區，換取食鹽，在一定區域販賣的方法，改為商入在產鹽地區吶糧給鹽，聽其販賣。這樣一來，重要產鹽地區一一兩淮、兩浙，成為鹽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漸以發展鹽業經營而雄飛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徽商形成了鹽、典、茶、木四大行業。除比，還有布匹、絲綢、糧油、陶瓷、漆器、葯材、徽菜，以及山雜南北貨、京片百貨等多種多樣行業．對徽商來說，只要有利可圖；無業不就。徽商經營方式也靈活多樣，大體有這樣五種：一是走販（長途販運）二是團積(囤積居奇，賤買貴賣)，三是開張(廣設店肆，開展競爭)，四是質劑(經營典當，權子母錢)，五是回易(以所多易所鮮)。也有前店後坊或設廠兼營直接生產的．如鄭天鎮、朱雲治在福建開采鐵礦、阮弼在蕪湖開設染織廠、汪長兮在房村製造麯櫱，都是一面生產，一面販賣，合工商業於一身。
徽商資本，開始雖多由小本經營致富，但也有官僚資本參雜其中。商人家屬已成顯宦，享受特權明清都禁止官吏經商，但官僚家屬不禁止，增殖資本；或由其他官吏委託巨款，代為營運．分得潤余。明代以財富稱雄的徽商，往往以錢財珍寶結納權貴。如墨商羅小華，為明代權奸嚴嵩的兒子嚴世藩的入幕之賓。富商吳養晦說：他的大父曾欠納鹽款20餘萬。如不勾結權貴，豈能欠下國家這筆巨款。
❸ 徽商在明清時期具有怎樣的經濟地位
明清時期，徽商能夠駕馭整個商界，是因為他們具有賈儒結合、官商相聯、鄉黨互助的特點；有勤儉持家、吃苦耐勞的精神；有以利潤為目的的經濟觀念；注意學習和總結從商經驗，注重職業培訓；有靈活多變的經營手段。
中國是一個重農抑商的社會，為了能使自己的經營活動適應這個社會，徽商賈而好儒，商而兼仕，與封建官僚或合為一體，或相互結托。他們把勢力滲透到地方政權，甚至伸向國家中樞。除以「急公議敘」「捐納」「讀書登第」作為攫取官位的途徑外，還以重資結納，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監、天子的庇護，享有官爵的特權。
為了能在他鄉異地的商業競爭中站穩腳跟，徽商利用地緣和血緣關系形成商幫，互幫互助。全國凡有徽商活動的城鎮，幾乎都有徽商會館或徽商公所、義園、旅享堂、思恭堂之類，有的城市甚至不止一處。徽商會館的主要宗旨就是「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吳江縣盛澤鎮《徽寧會館碑記》）。
徽商經營，以贏利為目的，什麼利潤大，就經營什麼。如徽商習稱的鹽、典、木、茶四大行業，都是利潤極高的。注意商品市場的選擇，也是徽商追求利潤的手段之一。歙商程澧因蘇州等地盛產棉花便經營布業，揚州是鹽業集散地便經營鹽業，徽州當地貧瘠便經營典當業。在不同的地方經營不同的行業，其目的都是為了更好地賺錢。
徽商是一個文化修養水平較高的社會階層，他們非常注意從書本中去學習商業技能，並在實踐中不斷總結商業經驗，注重職業培訓。《士商規略》《典業須知》《水陸路程寶貨辨疑》等商書，便是徽商經商經驗的總結。徽商子弟正式經商之前，一般都要跟隨長輩見習一段時間，當學徒，以熟悉商情。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注重崗前職業培訓。
❹ 徽商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唐代祁門茶市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徽州府（歙縣）的一半，人稱「祝半州」。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元末，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成化年間，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受到嚴重打擊，於是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於中國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至清乾隆末年的300餘年，是徽商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營業人數、活動范圍、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當時，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佔70%，極盛時還要超過。徽商的活動范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統治日趨沒落，課稅、捐輸日益加重，徽商處境愈來愈困難。1831年，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陶澍革除淮鹽積弊，改行「票法」，靠鹽業專利發跡的徽商開始衰敗典當業也因左宗棠壟斷及外國銀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兩商則由於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連年虧損。尤其是隨著帝國主義入侵，外資滲入，國外商品傾銷，徽商經營的行業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時與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聯系密切的廣東、江浙財閥開始興起，只掌握傳統商業知識、技能的徽商，在商業領域逐漸失去其操縱、壟斷和獨占的地位，開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國時期，雖有個別徽商人物如黟縣鹽商李宗媚、歙縣房地產商人程霖生等嶄露頭角，但整體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頹勢。
徽州與經濟發達地區毗鄰，境內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交通極為方便，山貨土特產品又極為豐富，有徽商故里
商品流通的物質基礎。同時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贍一，山民不得不「遠賈他鄉」。「求食於四方」。且徽州商人有「徽駱駝」精神，外出經商常常數年不歸，不辭山高路遠，雖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無不涉足。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經營的行業，主要是「文房四寶」、漆、扣和茶葉。成化以後，因明王朝改變「開中法」，把商人輸糧邊區，換取食鹽，在一定區域販賣的方法，改為商人在產鹽地區納糧給鹽，聽其販賣。這樣一來，重要產鹽地區一一兩淮、兩浙，成為鹽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漸以發展鹽業經營而雄飛商界。 徽商資本，開始雖多由小本經營致富，但也有官僚資本參雜其中。商人家屬已成顯宦，享受特權。明清都禁止官吏經商，但不禁止官僚家屬。「增殖資本；或由其他官吏委託巨款，代為營運，分得潤余。」明代以財富稱雄的徽商，往往以錢財珍寶結納權貴。如墨商羅小華，為明代權奸嚴嵩的兒子嚴世藩的入幕之賓。富商吳養晦說，他的大父曾欠納鹽款20餘萬。如不勾結權貴，豈能欠下國家這筆巨款？ 徽商興盛於明中葉以後，歷時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漸趨衰落，究其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徽商大宅院
一、清道光十一年，兩江總督陶澍，革除淮鹽積弊，實行「票法」幾年之間，不僅使過去虧欠商人的數千萬兩鹽課得以銷除，反增加收入以千萬計，鹽商利益受到重大打擊。所以，陶澍初議革除鹽弊時，鹽商蠹吏都大肆反對。世以鹽業起家的身為三朝乾隆、嘉慶、道光宰相的歙縣人曹振鏞雖然不好出面反對，也因鹽政改為實行票法，徽商遭受損失，酸留溜地說，鹽政改革「焉有餓死之宰相家」。盡管曹振鏞這樣說，但鹽政的改革對徽商的打擊還是極其重大的。 二、清咸豐三年，戶部占侍郎兼管錢法堂的歙縣人王茂蔭，認為要想鈔法行得通，必須依靠商人，要給商人以運轉的方便，也要給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這個建議，不但沒有被弈許採用，反以為受苟人指使，嚴加斥責。這樣對經營錢業的徽商打擊也很大。 三、清康乾時，對典商查禁重利，後又加增典稅，左宗棠更增質鋪歲月，而典商幾敗。咸豐四年起實行「厘金」，稅卡林立。向以長途販運為能的徽商，賺錢也不像過去那樣容易了。 四、鴉片戰爭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舶來品，傾銷於我國各地，徽商經營的手工業品，敵不過外商用機器生產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來品鋼筆、墨水的沖擊。同時，隨著洋商的出現，國內買辦階級勾結官紳，也成了徽商的勁敵。 五、泥古於封建生產經營方式的徽商，在與新興的閩、粵、江、浙商幫的競爭中，逐漸為其壓倒。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咸豐同治年間，徽州戰亂延綿年之久，開始是團練的輸捐搜刮，後是曾國藩督師祁門又縱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軍與清軍攻防爭奪，激戰不斷，殘酷地焚、燒、殺、擄，屍首遍野，廬舍為墟。徽州慘遭自古以來罕見的災難，使得徽商在人力、財力、物力上受到嚴重的摧殘。總之，徽商是封建社會經濟的產物，歷史雖然很長，但由於沒能適應社會的發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時期，就決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運。
❺ 徽商的演變歷史
鹽業、典當與布米茶
徽商崛起於明代成化、弘治年間，其後歷經三百餘年的輝煌，成為中國商界的奇跡。明朝中葉，社會經濟有長足的進展，在我國東南部出現了許多貿易重鎮。徽商除了將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葉等土產運銷外，也以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產品，推動了貿易的發展。那時鹽的產量不高，成為最緊俏的商品。徽商經營鹽業的人愈來愈多，直至將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擊敗。當時在揚州的徽州鹽商，或為場商（專向灶戶收購食鹽），或為運商，各有其生財之道。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間從事販鹽，擁有船隻千艘。此時的湖廣是淮鹽暢銷口岸，所銷之鹽占淮鹽的一半以上。
明清時期徽商之富，稱得上是「富可敵國」。清代乾隆年間，僅徽州鹽商的總資本就可抵得上全國一年財政的總收入；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資本有四五千萬兩銀子，而清朝最鼎盛時的國庫存銀不過7000萬兩。乾隆末年，中國對外貿易有巨額順差，關稅盈餘每年85萬兩，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壟斷經營的茶葉位居第一。蘇北的儀征、淮安等地由於鹽業市場的繁榮，當時有「無徽不成鎮」之說。徽商通過鹽業生意，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其活動范圍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無論從業人數、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
典當業古來有之，與其他行業相比風險小，獲利穩，因此徽商繼鹽業後大舉進入典當業。歷史上記載說：金陵當鋪總有五百家，大部分為徽商所有。後來他們把典當行設到鄉村小鎮，至此社會上又流傳起「無典不徽」的諺語。就連典當行的掌櫃稱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語。徽州方言成了當鋪的通用行話，《古今小說》、《拍案驚奇》等明清小說所反映的相關內容也多取材於徽籍典商。
隨著江南棉布的進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跡很快遍及蘇浙盛產棉布的大小城鎮。明末嘉定縣錢門塘丁娘子織的布匹質地特別精良，有個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賃屋子居住，專門收購這種布行銷各地。於是錢門塘附近的外岡等鎮都紛紛仿效丁娘子的織法，所織之布都被稱為「錢門塘布」，這成了徽商手中的暢銷貨。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蘇州市鎮附近開設布莊。在那些並不產棉而棉織業又很發達的地方，徽商還設立以棉花換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為了營造自己的品牌，他們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頭上標明本字型大小的專用圖記。康熙年間，徽商汪某在蘇州開設「益美」字型大小聲譽大起，一年中售布達百萬匹。自此以後的200年間，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為名牌。徽商還是最活躍的棉布販運商，康熙時徽商在北京前門外開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興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朝中葉以後，素稱「魚米之鄉」的蘇浙由於城市發展人口增加，糧食反而不能自給。於是徽人便迅速擴大經營，成為吳楚之間從事糧食貿易的主要商幫。史載，乾隆年間徽州休寧人吳鵬翔販運四川米沿江東下，正好碰上湖北漢陽發生災荒，他一下拋售川米數萬石，由此可見販運的規模。
徽州山區盛產名茶，尤其是休寧、歙縣所產的松羅茶最好。於是茶葉貿易逐漸成為徽商經營的主要行業之一。清朝乾隆時，徽州人在北京開設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型大小共166家，小茶店達數千家。在漢口、九江、蘇州、上海等長江流域的城市，幾乎到處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動。在徽商發展的極盛時期，江南市鎮的盛衰完全系於徽商的經營。績溪商人周泰邦在蘇州周庄創設商業，帶動了該鎮的繁榮。據萬曆《嘉定縣志》記載，嘉定縣羅店鎮「徽商湊集，貿易之盛，幾埒南翔」。
從馬曰
❻ 徽商盛衰過程與徽商精神對當代商業發展有何重要啟示價值不要網上的，來詳細一點的
安徽」以安慶、徽州兩府的首字而得名。徽州因商人輩出而廣為人知。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明代商業資本的積累超過了以往任何朝代，徽商的發展也已達到鼎盛。此間，徽人經商者竟佔十之七八，商號店鋪遍布海內。由明至清，徽商在全國商界稱雄三四百年。遺憾的是，未及清末，昔日徽州萬賈雲集、百舸爭喧的盛景便化作了歷史的陳跡。徽商無可挽回地衰落了。今天，反思徽商衰落的歷程，從中獲得很多啟示對我們堅定科學發展的觀念確有裨益。
啟示一：人口失控必將拖累發展
徽州文明遠比中原地區來得要遲。唐以後，中原漢人反客為主，統治了徽州地區。北人南遷，導致徽州人口的劇增。隋朝時，徽州有6164戶，人口數不足3萬（《隋書》第31卷），到了唐天寶年間，已增至38,330戶，人口約達27萬（《舊唐書》第40卷）。《新安志》卷一又載，宋紹興前，徽州六縣已有161,147戶，比唐天寶年間又增4倍多。由隋至宋，古徽州人口由不足3萬迅速膨脹到超過百萬。人口的急劇增長，使人均佔地面積大幅度減少。明清兩朝的統計顯示，徽州的人均可耕地面積始終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耕地不足，加上旱澇災害，地狹收薄，導致古徽州糧食供應的困難。早在唐代，徽人吃糧已不能自給。《資治通鑒》237卷記錄了唐宣歙觀察使盧坦的一段話：「宣歙土狹谷少，所仰四方之來者」。種田者還要依賴外地的糧食而活命，徽人的生存狀態可見一斑。據《宋會要》載，為了從人口過剩的纏繞中尋求解脫，褥殺（即殺害幼兒）之風曾在徽州地區一度盛行。
徽州人為擺脫人口壓力轉而在商界崛起，卻又在商界沉沒，許多重大抉擇的原始動力，竟都是出於擺脫人口壓力的努力。但不斷膨脹的人口始終是徽州商人、也始終是徽州商業文明的拖累。
啟示二：發展要有自覺意識
史料記載，後輩徽州人走上從商之路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為家境貧困所驅使；二是為了盡孝遵命；三是由於被周圍的尤其是宗族的習慣要求所左右。《婺源縣志》（道光志）卷23「程廣富」條載：「少以家貧，佣於蘇。旋挈二弟、三弟至蘇貿易，將廛業交弟經理，自歸家，就近業茶。」道光《婆源縣志》卷20「王國瓚」條載：「弱冠以父命服賈，給養家十餘人。」以上是被貧困驅趕或是為盡孝尊父母之命而從商的例證。此類事例，在徽州各縣的縣志中載錄頗多。至於從商的第三類，在從眾心理的驅使下，許多村落和宗族已經形成經商的傳統，村民族眾爭相奔往一途。典型的例證見《全唐文》第802卷《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一文：祁門縣「千里之內，業於茶者七八矣。」也就是說，祁門境內的居民，百分之七八十都從事茶葉的加工與販賣。更有甚者，許多宗族已把經商當作維護本族社會聲望的手段，並用宗法的力量，把同族的青壯丁眾趕向商旅之途，以致在土地十分緊缺的情況下，仍有一些良田因無勞力耕作而拋荒閑置。
三類原因有一個共同的特徵：缺乏自覺的商業意識。積極與消極，主動與被動，自覺與不自覺，從根本上說反映的是文化形態的差別。徽州早期從商人和他們的後繼者就是在帶有很強宗法色彩的農業文化觀念的支配下進入商業活動領域的。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和特定的外部條件下，這種文化觀念對商業的繁榮可能具有強化作用，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以及社會商品經濟因素的增多，上述文化觀念所具有的守舊性與落後性，必將對徽州商人的競爭力形成抑制。在後來與廣東、上海、江蘇等地商人的交往與競爭中，徽州商人迭遭失利，最終走向敗落，其原因也就不難理解了。
啟示三：資源優勢要成為發展優勢
徽州有極為豐富的資源優勢，尤以木材、茶葉為最。徽州杉木飲譽全國，不僅可用作建築材料，還可用來制墨、漆、紙張等，始終是外運量最大的商品。茶葉，是徽商發跡的另一張王牌。高山、雲霧等優越的自然條件，使徽州的茶葉獨具品質，領盡風流。徽商經營的項目主要是木、茶、鹽、典當四業。據萬曆年間的資料，徽商控制下的鹽區，其產鹽佔全國總量的45％，由於鹽質好，價錢高，行銷區人口稠密，使兩淮鹽利居全國之首。正是在這些資源優勢的基礎上，造就了古代徽州的燦爛文化，徽菜、徽州文房四寶、徽派建築等都是其代表，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特徵，多屬於資源耗費型文化。
以徽菜為例：徽菜是中國八大名菜之一，隨徽商的興起而逐步形成大系，又隨著徽商的足跡傳往四面八方。正宗的徽菜通常選徽地的山珍野味為原料。如山雞、斑鳩、野兔、果子狸、甲魚、香菇等，以重油、重色烹制而成。但是山珍野味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在今天的黃山市（由徽州改名而來），早已很難吃到正宗的徽菜了。徽菜為什麼不能走向全國，徽菜文化為什麼不能發揚光大，答案不言自明。
啟示四：發展觀念要及時更新
徽州商人曾經嘗到過觀念更新的甜頭，但是後來由於不能繼續更新觀念，與時俱進，又轉而吃盡了苦頭。徽商曾經改變了商人的形象，並且也讓社會改變了對傳統商人的評價。《詩經·氓》中那位無情負義之徒就是位商人。漢代有選子任官制度，但規定商人之子除外。又曾規定憑資產可以買官，同樣也把商人排除在外。「商人重利輕別離」，商人「見利忘義」，社會按士、農、工、商歸類分等，商人居末。但是，經濟決定文化。徽州商業的強勢發展無情地沖擊了當地舊的意識，多少引起人們關於商業觀念的變化。
光緒《婺源縣志》第35卷載，徽商朱文熾「膏茶珠江，逾市期交易文契，熾必書『陳茶』兩字，以示不欺。牙儈力勸更換，堅執不移。」表現了徽州商人取義舍利的道德古風。徽州人相信「財自道生，利緣義取」當然可取，但茶商程樹梅「與人交易，一諾千金，從無契約」。茶商程士嚴「慷慨好施。素在粵東業茶。有俞某貸銀一千四百兩，子母虧折，留滯羊城。嚴不責貸，並贈貨伸之歸。」（民國《婺源縣志》第33、41卷）徽州歷代的史籍中，此類記載甚多。徽商的義利觀實際上是對商業效能的淡化與漠視。茶商朱文熾因舍利取義在廣東「屯滯二十餘載，虧損數萬金，卒無怨悔」（光緒《婺源縣志》第35卷）。對這樣的事，史書特地記載，徽人引以為榮，不能不說與商業精神和原則背道而馳。尤其是時已清末，資本主義在中國開始萌芽、孕育的歷史，至少已經在300年以上，此時的徽州商人仍然懷著舍利取義的古國紳士之風，難免節節敗退之勢。程朱禮學的三位祖師爺都是徽州人，徽州有孕育理學的土壤。理學一再要人們存天理，滅人慾，這對徽州商人的義利觀無疑會有一定影響。在這樣的土壤上，不能與時俱進，必將延誤發展。這是徽商的衰亡留給後世的教訓。
❼ 徽商的興盛對中國社會的經濟產生了哪些主要影響
加快了社會的發展，經濟的進步，促進了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
❽ 近代徽商對我國經濟有什麼影響
近代徽商對我國經濟的發展的話是有很大的影響的，因為徽商的參加的話進一步開拓了中國的市場屎中國對外開放更加進一步了所以說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❾ 徽商的興盛對中國社會經濟產生了那些主要影響
使中國經濟發展更加活躍，交流進步加強，聯系更加密切。
❿ 徽商在明清時期繁榮幾百年,談談徽商成功的原因是什麼徽商經營的產生業有哪些
徽商又稱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幫」,它是舊徽州府籍（歙縣、休寧縣、婺源縣、祁門縣、黟縣、績溪縣）商人成商人集團之總稱.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後代有發展,明成化、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慶時期,徽商經營達到極盛.從清道光、咸豐時期至清末
民初,徽商漸趨衰落.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於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徽州素稱「東南鄒魯」,生於斯、長於斯的徽商,一個顯明的特點是「賈而好儒」,「賈儒結合」.徽商的本質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課題,向為海內外學者所關注.
徽商作為一支重要的商幫,其商業資本之巨,活動范圍之廣,經商能力之強,從業人數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僅以自己的傑出實踐實現了雄踞中國三百餘年事業的輝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跡.
徽人經商,源遠流長,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1、與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觀環境壓力,這正如明嘉靖年間微州一村婦所說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
2、豐富的物產、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經商；
3、徽人思變精神的內地動力加上當時我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機.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質的是徽人的思變精神.正是因為他們敢於打「重農抑?quot;,沖破世俗偏見,才使許多徽民變為徽商,與正是這種轉變才產生了徽商的鼎盛.
當然,徽商之所以能稱雄商界數百年,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中之翹楚之一,是與它的賈而好儒的本質特點分不開的.
徽商的賈而好儒首先表現在其思想觀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縣古民居村落西遞村有這樣一幅楹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知難不難",從中便可看出徽從對儒與商的看重.徽商賈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後,或棄賈業儒,或棄賈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選擇了一條捐貲買官的道路.
那麼,徽商賈而好儒的原因是什麼呢：
1、 徽商所在地區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淀的地區；
2、為了獲得與經濟地位要稱的社會地位需要以"儒"為外衣來包裝自己.
植根於厚實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范自己的經營活動,講究義利之道,見利思義,以義取得利,講究誠信商德,不欺妄奸詐,貨真價實.他們善於把握商機,權衡大道,在商海競爭中技高一籌.他們大多在致富後重視文化建設,捐資興學,刻書藏書,修方誌,邀講學,培養子弟讀書入仕,謀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時也促進了地方論的繁榮,孕育了一大批國家的傑出人才.自明清以來,徽商以自身的開拓進取創造了輝煌業績--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成就,同時形成了一種儒商精神,樹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徽商的興衰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但是,"儒商"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卻仍然值得我們總結回味,它對於我們今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仍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世紀之交,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利於加快現代化步伐.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法制經濟,它的基礎是經濟自由、經濟公平、平等競爭.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剛剛從計劃經濟脫胎而來,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兩千多年的封建人治傳統造成的是人們的法制觀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質不高的商家為利所驅使,採用了不正當的發財之道.近年來假冒、偽劣、坑蒙欺詐、非法牟利常有出現.對此我們一方面需加強法制建設,另一方面加強道德教育,重視商業文明建設也極為重要.歷史上徽商鑄造的儒商精神,把實踐儒學道德規范作為商業理性的自覺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樹立,對今天行商富有啟迪意義.
PS：復制的，其實微商很不要臉，明末清初的時候靠著江淮的鹽運發家的，死死跟著滿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