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經濟的影響

㈠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中國的影響，從有利與不利兩方面解釋

獨尊儒術，全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指在政權和國家上層建築中完全使用儒家思想。該名詞源於1916年，是易白沙在《青年雜志》上發表的《孔子評議》，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利用孔子為傀儡，壟斷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在春秋戰國時各國思想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策略方針，影響了各自國家的政策。到秦朝時，政府推行法家思想建立國家基本政策，秦始皇時有「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說法。漢朝建立後，廢除了原秦朝的禁書政策，原戰國各學派思想逐漸恢復，尤以儒家、道家兩派為盛。漢朝初期各君主主要奉行「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但七國之亂平定後，漢朝中央政府權威空前強大，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急需大一統的思想標准。但是隨著國家的發展，到漢武帝時，日益需要完整、深厚的哲學思想來維護政權的權威。由於當時的學者還是各尊各道，沒有統一的思想。漢武帝即位後，權臣衛綰、田鼢、竇嬰等主張尊崇儒術，貶抑法家，同主張道家思想的竇太後展開政治斗爭，建元二年（前139年），竇太後一度得勝。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後去世，支持儒家的官員重新得勢。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於元光元年（前134年）徵召天下著名儒生入長安策問。其中著名儒生董仲舒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應「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得到漢武帝的贊同，在全國的思想、仕進上只採用儒家思想的觀點。此後，漢武帝大量任用儒生為官，同時張湯、杜周等人主張以《春秋》決獄，逐漸使通曉儒家經典成為為官為吏的必要條件之一，儒家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統治思想。但是，漢武帝尊崇的儒術同孔子的思想，已經出現了很大的區別，這時的儒術，已經成為以原儒家思想為主體，大量吸納其他諸子百家思想的一種新的思想體系。後來的史學家稱為獨尊儒術。漢後歷代一直將儒家思想作為政權的核心思想，統治了中國歷史的大多數時間。

㈡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影響是什麼

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歷史事件。這一政策幾乎為以後各代統治者所遵奉，長達兩千年之久，對我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

對於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古代史學家多認為是漢武帝與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個是為了建立大一統帝國的需要，一個是出於爭奪學術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問，一拍即合。其實，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和其他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一樣，都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只要深入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細加鉤沉比勘，就不難揭示其事實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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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在漢武帝時開始推行。《董仲舒傳》中記載了董仲舒提議的原話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紀贊》中，記載了漢武帝的做法是「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該思想，已非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摻雜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體現了儒家思想的「兼容」與「發展」特性，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新思想。它維護了封建統治秩序，神化了專制王權，因而受到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推崇，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

近代中國史，率先揭露「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人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孔子平議》一文。

㈢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影響

作為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專制帝王，漢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一統」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而作為一種成熟的制度亦同樣成為定型；是他完成了專制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所謂「內聖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為有了一套完備的仕進制度而得以確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並進一步推而廣之，最終使之成為整個宗法制國家的基礎。

不過，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進步意義，但它對歷史的負面影響卻也同樣不容忽視，像專制「大一統」的思想固然能夠增強民族之間的凝聚力，但同時卻也將專制集權推向了登峰造極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雖然的確成為超穩定社會之基石，但同時也使得人治政治成為兩千年不變之定式；至於漢武帝時代連年不斷的戰爭與攻伐，則更是造成了社會動盪、民不聊生之惡劣後果，其間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難盡。

有人說「一個專制的時代必然是一個嚴酷的時代」，這句話質之漢武帝的時代也同樣適用。事實上，在人治社會中，越是有作為的君王，其破壞力往往也會越大，就像宋代詩人蓮池生在自己的詩中所寫的那樣：「漢武愛名馬，將軍出西征。蹀血幾百萬，侯者七十人。區區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固然是君主常態，「好大喜功、黷武嗜殺」對於他們也不過只是一個尋常故事。為一己之私慾而大動干戈，帝王的個人好惡實際關繫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所謂「天子一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即是對帝王個人作為的最佳注腳。作為一代英主，漢武帝的確是中國古代極有作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從漢武帝對待神仙方術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偏執與迷狂的心態，從「巫蠱之禍」的發生，更能夠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殘忍、喜怒無常——人治社會常常會出現像漢武帝這樣的「半截偉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齡等諸多方面的限制，漢武帝的個人作為也不過是暴露了人治社會的共同弊端而已。

附:儒家思想的負面影響

以孔丘為創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為本位，以倫理為中心，以等級為基礎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主張「禮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論的要旨在於：聖賢決定禮法；身正則令行；法先王，順人情。儒家在禮與法的關繫上強調禮治，在德與法的關系中強調德治，在人與法的關系中強調人治[1]。自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成為思想意識形態的一極，後世無非是對它進行修修補補，它獨霸中國二千餘年。封建思想實質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現實社會中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並及於法律等各個層面。物極必反，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單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專制。歷史證明，人治和專制是一脈相承的。要建立現代司法理念，這種本土環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與強調以制度、規則來約束人們的行為的法治觀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現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礙。那就是法治觀念先天不足

或分析漢時獨尊儒術的影響利弊，對今天的中國有極其重要的借鑒意義。

漢代大一統是中國思想史上最具深遠影響的事件之一。經過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盛況，中國的哲學、社會、政治、人文思想得到空前發展。儒、道、墨、法、陰陽諸家都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真可謂「茫茫九派流中國」，泱泱大國的氣派已然奠定！秦時借重法家，漢初崇尚道家，各門各派尚無尊卑主末之分野。直至漢武帝時，儒家才得以獨享尊榮，孔子才被視為千古第一聖人，並流被後世。

其實，就思想體系而言，儒家所站的高度並不比道家高明，只是孔子學說積極入世、接受並順應歷史前進的現實態度要比其他各家更適宜用來治理國家，同時，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言，當時所有學派中，只有儒家學說同當時的中國古典學術和歷史知識緊緊地結合在了一起，而這些古籍經典本身即極為寶貴，從而使儒家學說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教育的典範，可以說，儒家思想後來的深入人心，與它以教材為載體進行傳播密不可分。

閑話少講，單說這漢代思想的大一統，產生的正反兩面影響都非常顯著：

積極方面，思想的大一統，鞏固了中國人的國民意識，增強了中國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從而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政治統一、民族統一，使得中國在歷經兩千年發展後依然能夠保持秦皇漢武開疆時的基本版圖，無論出現何種形式、多長時間的分裂，中國人始終不忘國家統一，並且這種統一的意識幾乎是出自中國人天性的要求，無論天南地北，人人皆認為統一是理所當然，人人皆視能為統一做出貢獻為光榮，在分裂與統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有奮不顧身、犧牲自我的豪情。這種統一意識與當初所奠定的「大一統」思想，與中國數千來的思想統一，與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國家和中華民族認同感皆一脈相承。

思想的大一統，還對中國兩千年來的民族大融合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外學者都常常驚異於中國文化偉大的「同化」作用，中國歷史上的所謂「正統政權」、「中原王朝」屢遭侵略，除元、清兩代為非漢族統治外，還有十六國、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華大地上逐鹿紛爭的時代，但無論草原文化規模大小，皆最終淹沒、融化在浩浩盪盪的中原傳統文化中，這里，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文明就真如一個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開胸懷，任你們在我的懷抱里折騰，反正大家終究免不了中華民族、中國人的心理認同，從而只有形式上的入侵、分裂，卻很難有本質上對中國的撼動。

但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帶來的消極影響也不容忽視。簡單地講，首先，儒學占據正統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學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維方式不僅不得光大，甚而漸漸失傳，大大壓縮了中國人的哲學思維空間。

其次，獨尊儒術，使得中國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傑都將精力投注於弘揚儒學，結果中國文化呈現出精光凝聚的現象，最終，儒學是越來越精緻，但其衍生的條條框框的束縛也越來越多，這種文化因成熟過度而走向了糜爛，走向了極度保守，所以，聞一多先生說：簡直就是一潭死水。所以，中國的盛世時間一長，就要走向腐敗，必得外來文明的沖擊，才能獲得新鮮血液，才能注入興奮劑，重新容光煥發，光彩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