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韓國的經濟發展歷程
韓經濟發展歷程回顧
1948年韓建國後不久，朝鮮戰爭爆發，韓經歷了三年戰爭洗禮，經濟遭受沉重打擊。戰爭結束後，其經濟主要依賴美國的無償援助和優惠貸款。
60年代韓經濟開始起步，以第1個「5年經濟發展計劃」為標志，韓開始工業化進程。此時，韓政府開始實施以促進出口為特徵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為促進出口，韓將韓元貶值100％，並將多元匯率體系轉為單一匯率體系。當時勞動力成本較低，出口主要以輕工業產品為主，進口中糧食占較大比重。採取措施擴大出口同時，韓還制定了《外國資本促進法》，鼓勵外資流入。外資在當時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據統計，1962年外資在韓國內投資中所佔的比重高達83％。
70年代，韓開始著力促進重化工業的發展。1973年韓公布並開始實施「重化工業發展計劃」，大量投資向重化工行業傾斜。這一時期是韓造船、鋼鐵、汽車、電子、石化等工業的萌芽期，也是韓城市化進程開始加速的時期。重化工業的發展對經濟拉動效果十分明顯，1972-1978年韓GDP年均增長10.8%，重化工產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亦由72年的21%上升至78年的35%。同期，韓發起了著名的「新農村運動」，大大提高了農村地區的生產和生活水平。
80年代韓經濟開始自由化並開始著手進行結構調整。70年代的過度發展帶來一系列問題，韓政府要求大企業進行合並重組，結構調整主要集中在汽車、重機械製造、冶煉、造船和海外工程建設領域。這一措施促使韓產生了一批大財閥加深了這些大企業集團的市場壟斷。同時，韓開始銀行業私有化，降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障礙，金融服務開始逐步走向多樣和成熟。這一時期韓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限制亦有所放寬，1984年修改了《吸引外資法》，取消了對外資持股比率和利潤匯出等的限制，對外資的審批亦轉向NEGATIVE系統。
90年代是韓經濟逐步融入世界化進程的時期。90年代經濟區域化蔚然成風，新的國際貿易體制逐步形成。韓積極參與烏拉圭回合談判並於1995 年成為WTO創始國之一，1995年韓人均收入首超1萬美元，1996年韓加入OECD，標志著韓正式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同期韓還先後加入了APEC、ASEM等國際組織。
1997年韓發生金融危機。80年代以來的過度經濟擴張過程中，韓積累了大量外債，外債在GDP中所佔比重快速增長，1994年已接近GDP的25％，其中，短期外債所佔比重極高，1996年曾高達58％，而韓本身外匯儲備並不充足。大企業為實現自身快速發展不惜大舉借貸進行投資，導致企業負債率居高不下，企業財務結構十分脆弱。據統計，1997年前韓企業平均負債率超過400％，30家大企業的平均負債更高達518％。此外，在金融危機發生的前一年即1996年，韓貿易收支狀況較差，韓寶鋼鐵、起亞汽車等若干大企業又相繼破產，更加重了韓整體的經濟脆弱程度。
1997年10月，東南亞金融風暴爆發，韓國股市隨之暴跌，韓元匯率急劇下跌。截至11月21日，韓外匯儲備幾乎耗之殆盡。韓政府迫不得已向IMF申請了135億美元的緊急貸款援助，暫時渡過了這場危機。
危機過後，韓政府根據與IMF達成的協議，開始對其經濟進行改革，主要著眼於提高宏觀經濟的穩定性。通過在公共領域、企業領域、金融領域、勞動力領域進行大幅度結構調整和制度改革，迅速地擺脫了金融危機的陰影，提前償還了IMF借款，外匯儲備大幅增加，1997年韓外匯儲備僅為38億美元。截至2009年1月，韓外匯儲備為已增至2017.4億美元。
『貳』 朝鮮人民的經濟狀況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位於亞洲東部，朝鮮半島北部。國土面積為122，767平方公里，占整個朝鮮半島面積222，336平方公里的55%，有24，151，000人。朝鮮由朝鮮半島和3，300個大小島嶼組成，境內多山，山地和高原佔全國總面積的80%。朝鮮南北長約1，100公里，最窄處200公里，最寬處320公里，其海岸線長約2，495公里，朝鮮西北和東北有1，416公里、19公里分別與中國、俄羅斯接壤。
從1947年始，朝鮮開始實施國民經濟建設計劃，後來由於朝鮮戰爭，國民經濟建設計劃被迫中斷。在朝鮮戰爭結束後，從1957年開始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7－1961）。從1961年起又實行了七年計劃，到1970年完成。從1971年開始，實行了六年計劃，到1976年完成。從1978－1984年開始實施第二個七年計劃，1987－1993年開始實施第三個七年計劃。朝鮮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出現了千里馬運動。到20世紀60年代初，朝鮮在經濟建設過程中，改變原有模式，開始推廣大安工作體系。到80年代根據經濟發展需要，又建立了條和塊相結合的新的體制。建國50年來，在經濟建設中取得了較大的成就。1947－1984年工業產值平均增長率為17.3%。1984年工業總產值相當於1946年的431倍，糧食產量為1946年的5.6倍，人均國民收入增長65倍，人均國民收入1986年達到2，400美元。
1977年12月朝鮮開始實施「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七年（1978—1984）計劃」。第二個七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加快國民經濟的主體化、現代化、科學化，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進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78－1984年期間工業總產值增加1.2倍，工業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2.1%。具體國民經濟的任務是：1984年，發電量達到560億—600億度，煤炭產量達到7，000－8，000萬噸，鋼鐵產量達到740—800萬噸，化肥產量達到500萬噸以上，水泥產量達到1，200－1，300萬噸，食糖產量達到30萬噸以上，糧食產量達1，000萬噸。
1987年4月朝鮮開始實施「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三個七年（1987—1993）計劃」。第三個七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繼續貫徹執行國民經濟的主體化、現代化、科學化，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進一步提高。在1987—1993期間，工業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4.9%。發電量達到1，000億度，煤炭1.2億噸、鋼1，000萬噸，有色金屬170萬噸、水泥2，200萬噸、化肥720萬噸、紡織品15億米、水產品1，100萬噸、糧食1，500萬噸、累計開墾海塗30萬公頃。通過第二個七年計劃和第三個七年計劃對比可以看出：從1984－1993年的十年時間里發電量增加了400億度左右，煤炭增加了4，000萬噸左右，鋼增加了200萬噸，化肥增加了220萬噸，糧食增加了500萬噸。以上各項指標的漲幅是較大的。
從1994－1996年，朝鮮又開始實施三年計劃。朝鮮的經濟基礎是在朝鮮戰爭後，特別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1957－1961）期間建立起來的，由於當時特殊的國際環境，向前蘇聯看齊，重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比重較大。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特別是前蘇聯東歐發生劇變後，朝鮮失去了傳統的貿易夥伴，再加上經濟體制僵化等諸多因素，其經濟處於萎縮狀態，各項經濟指標下滑。
為了扭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不景氣的局面，自80年代起擴大對外經貿合作關系。1984年宣布對外開放，並於1991年12月 28日在羅津和先鋒設立自由貿易區，以吸引外資到朝鮮投資。為了切實辦好自由貿易區，朝鮮在羅津、先鋒地區劃出621平方公里土地，並著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如港口擴建、道路修建、建立通訊設施等。在自由貿易區內，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批准，外國人可以建立合作企業、合營企業、獨資企業，並允許建立和經營各類服務行業。
2002年9月 12 日，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發布政令，設立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新義州是朝鮮平安北道的首府，地處朝鮮西北部的鴨綠江邊，與中國遼寧省丹東市隔江相望，是朝鮮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和經濟合作的重要通道。同年10月，朝鮮又宣布把東部的風景區金剛山地區確定為旅遊特區，接著在11月宣布建立了開城工業園區，面向韓國、海外朝僑和外國招商引資，並制定了向外資提供優惠條件的《開城工業區法》。目前，已有超過10家的韓國企業入駐工業園區，使韓國的資金、技術與朝鮮的人力資源很好地結合起來。朝鮮效仿中國建立經濟特區，從面（羅津先鋒經濟貿易地帶）到點（各個企業的加工貿易）再到面（開城工業區）的經貿戰略。
目前朝鮮在經濟上的最大困難是資金、技術缺乏，特別是糧食缺口甚大。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糧食計劃署最新提交的聯合調查報告顯示，盡管部分作物獲得豐收，但其糧食供應形勢依然嚴峻。報告中說，由於朝鮮連年災荒，有限的豐收並不能根本改善其糧食供應情況。2002年朝鮮的糧食總庫存與總需求尚有38.2萬噸的缺口。而朝鮮的農業面臨可耕地匱乏，土壤貧瘠，氣候條件惡劣，糧食進口能力低等眾多困難，難以獨立解決糧食供應問題。從1995年起，破例向國際社會請求援助，以解決國民的吃飯問題。
朝鮮人口有2，400萬，其中 2／3住在城市（包括城郊），1／3居住在農村，大約有總人口的50%從事農業勞動，而其中40%多屬於女性。朝鮮從事農業勞動的人數比例比韓國高出11%。再加上前面提及的80%國土屬於山地，適於耕種的土地有限。可耕地主要位於中西部海岸地區，即平安南北道地區。該地區對農作物的生長環境並不良好。在冬季，平均氣溫零下5.5℃，無霜期只有六個月，7－8月多雨的夏季平均氣溫24℃，從5－9月每年降雨量為600－1，400mm。 所以要想保證獲得好收成必須採取灌溉方法。朝鮮農業用地共有185萬公頃左右，其中 30萬公頃用於種植穀物（包括水果、桑樹），60萬公頃用於種植水稻，65萬公頃用於種植玉米，20萬公頃用於種植蔬菜，剩餘的5萬公頃、4萬公頃分別種植大麥和馬鈴薯。
從上述數字可以看出：朝鮮用於純糧食種植面積只有160萬公頃左右。而且在這些可耕種的土地上的土壤屬於貧壤（PHS－7，有機營養物只有0.5%），高地的水土流失嚴重。正因為朝鮮可耕地少且土壤貧瘠，其農作物覆蓋面積占可耕地的80%－90%，而其鄰國只佔60%－65%。
上述狀況造成了高強度耕種，使土壤得不到很好的休養生息。1995年，朝鮮官方第一次對外公布了糧食產量為376萬噸，這與第一個六年經濟計劃結束時（1976年）的800萬噸、第二個七年經濟計劃結束時（1984年）的1000萬噸、第三個七年經濟計劃結束時（1993年）的1500萬噸相差甚遠。1998年3月2日，朝鮮政府對外公布了糧食需求量為627萬噸，而實際產量為 214.8萬噸，缺口 412.2萬噸。而據韓國統一部的估算，1998年糧食需求量為638萬噸，而1997年朝鮮實際產量只有348萬噸。韓國農村經濟研究院估算的產量為256萬噸，其中，107萬噸為穀物，125萬噸為稻米，7.2萬噸為大豆，3.81噸為大麥，9.4噸為馬鈴薯，4.31噸為其他類作物，糧食總需求量為619萬噸，糧食缺口為362.9萬噸。聯合國糧農組織的估算，朝鮮糧食缺口大約為195.1萬噸。
根據韓國銀行估計，在過去的幾年裡，朝鮮經濟一直是負增長。人均國民收入從1990年的1，064美元降至1997年的741美元。而同時期的韓國人均GNP為9，511美元。1997年起朝鮮經濟連續三年扭轉負增長，實現經濟正增長，但與韓國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
目前朝鮮已同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貿關系。2001年，朝鮮對外貿易總額為22.7億美元，同比增長15.2%。其中出口5.6億美元，進口 14.1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6.1%和14.9%。主要貿易夥伴為中國、韓國、日本。朝鮮與中國的經貿關系不但開展得早，而且中國是朝鮮最大的貿易夥伴。
總之，朝鮮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先天自然條件限制及自然災害等原因，導致國民第一需要品——糧食嚴重缺口，更為其經濟走出低谷帶來了巨大障礙。但也應該看到，朝鮮的工業基礎雄厚，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素質高。同時，朝鮮政府為扭轉經濟低迷局面，採取了一些積極措施，如加大開放力度，設立自由貿易區、經濟特區，擴大同韓國等國的經濟合作范圍，在糧食問題上爭取國際社會的援助等。相信朝鮮會在不遠的將來走出經濟上的低迷狀態。
摘自《學習與探索》2006年第1期，原文標題為《朝韓經濟態勢比較分析》
『叄』 據說北朝鮮原來，很富！60年代農村就安上電燈了，為啥現在咋這么窮呢
蘇聯的衰落和解體，就造成無力繼續援助朝鮮，加上朝鮮跟一直是閉關鎖國，而且專制集權體制，經濟無法靠自身能力發展
『肆』 菲律賓與南朝鮮在60，70年代都是獨裁政權，為什麼經濟發展不一樣
菲律賓地抄理位置不如南襲朝鮮重要，南朝鮮位於東北亞，是對抗蘇聯與中國的前線，為了支持其發展美國對其有大量援助，而南朝鮮也抓住了機遇，大力發展外向經濟，雖然得了很大發展，同時對國際依賴很大。菲律賓地方窮，沒人幫，所以到現在都是落後的
『伍』 聽說朝鮮在上世紀60、70年代很發達，甚至當時經濟比韓國要發達
是真的，當時的蘇聯大力支持朝鮮，想讓他制衡中美二國，把原本給中國的援助都給了朝鮮。那時很多在中國的朝鮮族都跑到了朝鮮，後來全後悔了
『陸』 六十年代初中國給了朝鮮多少經濟援助
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在國內面臨嚴重經濟困難的情況下，盡己所能地向朝鮮提供援助。1961年，中國農業總產值較1960年下降2.4%，輕工業總產值較1960年下降21.6%，重工業總產值較1960年下降46.5%，財政收入較1960年減少37.8%，國家財政出現10.96億元的赤字，城鄉居民生活處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困難的時期。1961年初，中國對朝鮮的煤炭供應出現了延誤。金日成在與蘇聯駐朝鮮大使談論中國嚴重的經濟問題時，聲稱能夠感受到中國的困難，因為燃煤等的運送被推遲，食品原料也未向朝鮮運送。鑒於中國當時的情況，朝鮮不打算催促中國。朝鮮人不催促，中國人自己反倒感到著急了。因為中國的煤炭供應維系著朝鮮鋼鐵廠的運轉，尤其是焦煤，由於朝鮮不產焦煤，冶金所需的焦煤主要依靠從中國進口。1月20日國務院下達緊急通知搶運對朝鮮的出口煤。通知要求自1月21日起到1月底，採取緊急措施，由黑龍江省每天保證雙鴨山特原煤2500噸，遼寧省每天保證撫順中塊煤500噸，山西省每天保證大同中塊煤500噸，再加上不在計劃內的河北省開灤煤礦每天保證開灤焦原煤1500噸發運朝鮮。同時由鐵道部配合運輸。國務院發出指示：對朝鮮出口的煤炭，是一項政治任務，一噸不能少。為了防止拖欠現象再度發生，1月底，國務院下達一季度對朝出口煤炭計劃通知時，特別強調：朝鮮鋼鐵工業生產所需焦煤一向從中國進口，如果中國對朝焦煤出口工作做得不好，會影響朝鮮鋼鐵工業的生產，影響朝鮮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對朝鮮出口焦煤是一項政治任務，是一項重要的國際主義的義務。」
在對朝煤炭出口成為一項政治任務後，中國有關部門更是全力以赴，盡其所能。1961年底朝鮮向中國提出增加煤炭供應的要求，中國決定於12月底預交1962年煤炭出口額中的8萬噸給朝鮮。為此，外貿部、冶金部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緊急調撥：由開灤煤礦供應洗煤3萬噸，峰峰煤礦供應焦原煤1萬噸，雙鴨山煤礦供應焦原煤2.5萬噸，撫順煤礦供應塊煤1萬噸，大同煤礦供應塊煤0.5萬噸。朝鮮的這一突然要求打亂了中國自己的生產計劃，為了調撥這8萬噸煤炭，中國不得不削減國內企業的用煤數量，從冶金部直屬企業的用煤量和國內各用戶的煤炭數量中劃撥解決。為確保8萬噸煤炭及時運送，外貿部還協同煤炭部、鐵道部制定具體運輸計劃，以保障煤炭能夠如期運抵朝鮮。
中國對朝援助不僅要保證數量，還要保證質量。1961年7月，金日成來華簽訂《中朝友好條約》期間曾與周恩來舉行會談，談話中提及中國出口朝鮮的煤摻有石頭、存在虧噸等現象，周恩來立即囑咐主管對外經濟援助工作的方毅過問，並提議雙方「作個協議，設備質量不好，貨物質量不好，技術人員工作不好，請隨時通知，我們隨時調換」。關於設備質量問題，中國果然信守承諾，於1964年向朝鮮派出訪問團，目的之一就是了解中國供應朝鮮的設備有無質量問題，對於不好的設備，中國「該返修的要返修，該調換的要調換」。這與蘇聯拉來舊機器敷衍朝鮮形成鮮明對比。
鑒於中國經濟援助保質保量且有求必應，朝鮮提出的要求越來越多，中國竭盡全力仍不能完全滿足朝鮮的需求。1961年底，朝鮮副首相李周淵率團秘密訪華，目的是向中國尋求經濟援助。朝鮮提出需緊急訂貨鋼管3000噸，1962年貿易再需25000噸，另外還要10萬個紗錠。周恩來表示，中國的鋼管也缺貨，有些還要從蘇聯進口，最後答應提供一半。至於10萬紗錠，中國實在拿不出貨，只能請朝鮮派人來中國拆遷已經停產的紡織廠。李周淵走後，中國開始落實拆遷10萬紗錠一事，決定在邯鄲、石家莊、鄭州三市新建的棉紡織廠中挑選拆遷部分設備以供應朝鮮，經朝方實地考察後，最終決定拆邯鄲三廠、五廠的126000錠的棉紡全程設備(包括紡部附屬設備及器材)供給朝鮮。
與中國對朝援助的盡己所能相比，蘇聯對朝鮮的援助則有所保留。1960年9月，朝鮮政府代表團赴莫斯科，與蘇聯商討簽訂長期援助和貿易協定事宜。由於雙方之間貿易訴求落差較大，談判一直進展不順利。據中國駐蘇商務參贊處報告，朝鮮不願以貸款方式平衡對蘇貿易逆差；朝鮮要求減少原料出口，增加機器供應，蘇聯不同意；朝鮮要求調整原協議的成套設備項目，蘇聯不能滿足；朝鮮要求簽署七年協議，蘇聯只同意五年。盡管如此，蘇聯考慮到當時尚可的蘇朝關系，最終在12月24日與朝鮮簽訂了1961年至1965年蘇朝長期貿易協定。根據該協定，蘇朝雙邊貿易額在五年內將增長80%，兩國貿易總額將達到9億盧布，進出口各4.5億盧布，平均每年貿易額應達到1.8億盧布。同時蘇聯每年供應朝鮮10萬噸小麥，並將向朝鮮提供機器和設備、棉花、石油製品及許多其他商品。然而在蘇朝長期貿易協定執行的第一年-1961年，蘇朝雙方即出現「摩擦」。由於1960年朝鮮對蘇聯的貿易逆差很大，朝鮮要求全部推遲償還，蘇聯沒有全部同意，僅商妥將其中的1.5億舊盧布逆差轉為貸款。朝鮮提出請蘇聯供應的成套項目，也由於數量較多未談定，僅就設備提前交貨問題和1960年雙方已達成協議的鋼鐵廠(年產280萬噸鋼，擴建)等項目簽訂了協議。這些項目的費用約為10億多舊盧布，朝鮮要求全部以貸款方式解決，十年後償還，對此蘇朝也未達成最後協議。僅有軍事援助部分的談判比較順利，蘇聯免除了朝鮮戰爭期間對朝鮮軍事援助中朝鮮應負擔的7.6億舊盧布貸款。在具體貿易交易方面，蘇聯也是錙銖必較。1961年朝鮮因國內糧食緊張曾向蘇聯提出糧食援助需求，要求從蘇聯進口30萬噸小麥，蘇聯則要求朝鮮用黃金購買，經協商，朝鮮最終支付了總價三分之一的黃金。
盡管中蘇在援朝問題上的積極性有所不同，但能夠同時獲取來自兩方的支援，對朝鮮來說還是很有利的。因此，朝鮮在處理中朝、蘇朝關系時，盡可能在中蘇之間維持一種相對平衡。感念中國援助盡己所能、有求必應，朝鮮對華友好態度趨於明朗，在外交領域也更加趨向於配合中國。中朝之間加緊了在外交領域的配合行動。1961年4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邀請南北朝鮮代表參加聯大討論朝鮮問題的議案，朝鮮政府有意派代表出席，但考慮到1956年中朝曾在這一問題上發生分歧，故事前徵求中國的意見。中國政府表示原則上同意朝鮮的立場，但也明確提出三點修改意見。朝方對此表示感謝，並按照中方意見修改了外務省的聲明稿。在中朝關系升溫的同時，對於蘇朝關系，朝鮮也依舊交好。7月6日，金日成在莫斯科群眾大會上說，即將召開的蘇共二十二大，不僅「將給蘇聯共產主義建設開辟一個新階段」，而且也將「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作出巨大貢獻」；7月15日，他又在平壤市群眾大會上稱：「朝蘇兩國人民的友誼團結是堅定不移的，是永恆不滅的。」對於蘇共公布的新黨綱草案，《勞動新聞》發表社論說：「蘇共新綱領草案科學地論證了我們時代的基本特徵和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所有基本問題」，「不僅對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斗爭，而且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發展，都具有巨大的歷史意義。」
中蘇分裂為朝鮮帶來了巨大的機遇，使得朝鮮得以在中蘇之間左右逢源、兩邊獲益。1961年7月，朝鮮在一周之內，先後與蘇聯和中國簽訂友好合作互助條約，通過與兩個社會主義大國同時簽訂同盟條約，朝鮮不僅同時強化了中朝、蘇朝關系，並且以同盟條約的形式解除了志願軍撤軍所造成的三八線軍事防禦方面的壓力，從而取得中蘇分裂後的重大實利。
在中蘇分裂的情況下，金日成在黨內和國內的地位得到鞏固，朝鮮日益感到自己已成為社會主義陣營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1961年8月，朝鮮勞動黨召開了第四次代表大會，各國共產黨都來祝賀。在代表大會期間，朝鮮勞動黨公布了國內經濟建設所取得的成就並提出「七年計劃」的宏偉藍圖。會議認為，勞動黨三大提出的加強以蘇聯和中國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友誼和團結的任務已經完成，特別是金日成7月率團訪問蘇聯和中國，在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團結方面起了劃時代的作用。
不過，朝鮮左右逢源、兩邊獲益的境遇並未維持多久。1961年10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這次大會通過了新綱領，宣稱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完成了自身的歷史使命。大會不僅再次批判斯大林及「個人崇拜」，還公開批判不贊成蘇共觀點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並影射攻擊中國。中共對此表示強烈反對，率中共代表團出席大會的周恩來為此提前回國，毛澤東等人特意到機場迎接，以此向蘇聯表明中共的不滿。蘇共二十二大不僅加劇了中蘇矛盾，也讓金日成感到憤怒。當年11月27日，金日成在黨內做關於蘇共代表大會的報告時，沒有再提蘇共二十二大和蘇共黨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意義，並表示堅決反對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危險——修正主義。至於批判斯大林的問題，金日成說，這是蘇聯黨內的問題，與朝鮮黨無關。不久，平壤中央電台停止了對莫斯科電台朝鮮語節目的轉播，郵局也扣留了《真理報》和《共產黨人》發行時所附帶的關於斯大林主義問題的文件。朝鮮的立場開始發生轉變，偏向中國的立場。
1961年，在中蘇分歧加劇的背景下，為爭取朝鮮的政治支持，中國開始盡己所能向朝鮮提供援助，蘇聯對援助朝鮮態度轉趨消極，但並未中斷援助。利用中蘇分裂的機遇，朝鮮在中蘇之間維持平衡，從而兩邊獲益，謀取實惠。
進入1962年後，中蘇兩國關系中大事不斷，相繼發生新疆中國邊民外逃蘇聯的伊塔事件、中國批評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做法、蘇聯在中印邊界戰爭期間偏袒印度。1963年7月，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同蘇共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問題進行會談。兩黨會談結果表明，中蘇之間已難以實現妥協。1963年下半年起，中蘇兩黨開始在中央一級報刊上相互批判對方的對內對外政策。中蘇公開論戰不僅使中蘇關系更加緊張，也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
中蘇對立加劇後，鑒於中朝兩黨都對蘇共路線不滿，加之朝鮮的重要戰略地位，中國進一步加強了對朝鮮的經濟援助。在中國援朝的過程中，更加註重政治影響，經濟利益的考量被進一步忽視。同一時期，蘇聯著力國內經濟發展，對外援助政策有所調整，更加註重挑選對象，不再執迷於通過廣泛的援助對第三世界國家實施影響。蘇聯對朝援助因此呈現下降趨勢。
1962年是中國「三年困難時期」的最後一年，此時國民經濟仍處於「谷底」。在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國家計委和財政部雖然對1962年工農業生產計劃和財政預算作了壓縮，但仍存在30億元赤字的缺口。盡管國內財政存在赤字，對蘇聯尚有12億舊盧布的欠債未還，在1月的中朝1962年度相互供應貨物談判中，中國還是爽快地答應將朝鮮1961年對中國貿易中欠交的商品一筆勾銷。中國的慷慨受到朝鮮人的贊許，認為這才是兄弟之舉。
或許是中朝年度貿易協定談判的順利進展給了朝鮮人信心，年中朝鮮方面又提出同中國簽訂長期貿易協定的要求，中方旋即作出安排。10月11日，周恩來飛赴平壤，就中朝貿易的一些原則性問題與金日成達成一致。10月底，李周淵率領朝鮮政府貿易代表團訪華。在雙方關於長期貿易協定的第一次會談中，主管經濟工作的李先念副總理就交代了中國的談判方針：「凡是我們辦得到，又是朝鮮需要的，我們一定辦；朝鮮需要，我們技術或其他問題沒過關的，就向你們談清楚，待以後過了關再辦。我國今年情況比去年好，相信明年會更好，但還有些困難，為了滿足朝鮮的需要，我們盡量擠。」在談判中，朝鮮希望中國能夠滿足朝方對砂糖、棉紗、鎢砂等商品的需求，並盡量多接受朝方提供的石墨電極、炸葯、石墨等。這些商品原本按照計劃都是要出口蘇聯的，現在蘇聯不要了，只能請中國幫助吸收。至於中國希望進口的有色金屬，朝鮮則說因為發展這些有色金屬得到了蘇聯的援助，因此產量的70%需要提供給蘇聯，以蘇聯的需要為先，估計1965年以後能滿足中國需要。對此中方也表示了理解。中國出口朝鮮的商品，有些按成本計算虧本很高，但考慮到是朝鮮工業發展的必需原料，中方便全部滿足了朝鮮的要求。如石膏和硫黃，朝鮮在五年內的需求量很大。按成本計算，中國每出口一噸僅能收回成本價的20%—25%，並且由於勞動力缺乏，中國的生產很不穩定。無論從經濟核算的角度看，還是從生產狀況的角度看，這兩項商品都是中國不應該出口和不應當多出口的。但是中國考慮到這兩項商品都是朝鮮發展「七年計劃」所必需的重要原料，如果不供應會影響朝鮮的生產和發展，因此中國克服自身困難，全部滿足了朝鮮在長期貿易中對上述兩個商品的要求。對於給予朝鮮的貸款，中國本來就沒指望能夠收回。周恩來在最後的談話中說：「貿易上能夠平衡當然好，萬一不能平衡，就和去年一樣，可以從貸款中支付，也可以留轉到下一年度。」至於貸款歸還問題，「你們不要放在心上，如果到時間有困難，不能還，可以延期。」周恩來還告訴李周淵，實際上中國並沒有把朝鮮和越南的貸款還款列入預算收入，而是列入了預算支出。11月5日，中朝兩國政府簽訂1963年至1967年相互供應主要貨物的協定、1963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朝鮮使用中國貸款議定書和中國向朝鮮提供成套設備和給予技術援助的議定書等五個文件。朝鮮方面對此結果非常滿意。中國方面則將中朝長期貿易協定的簽訂視為對修正主義者的一個打擊。對中國而言，在簽訂中朝長期貿易協定時很少考慮自身的經濟利益。正如外貿部所總結的，中國對外經濟關系總的原則就是「經濟要服從政治」。
這一時期，在中國對朝經濟援助的過程中，「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特徵顯著。1963年，朝鮮向中國提出以3萬噸大米換6萬噸小麥的要求，原因是朝鮮大米在資本主義國家銷路不好，賣不出去。鑒於當時中國國內小麥尚不夠供應，如要供應朝鮮，中國只能從澳大利亞購買。外貿部經請示中央後決定同意交換。這樣一來，小麥的買價、運費、保險費加在一起，中國要虧損外匯16萬英鎊。中國政府非但沒有要求朝方補償外匯虧損，還主動提出連同朝方大米的運費中方也一並負擔。
此外，在履行協定時，朝鮮方面經常根據自身需求更改計劃或突然提出新的要求，給中國有關部門和企業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困難和經濟損失。對此，中國不僅一一滿足朝方所有要求，並且主動承擔因朝鮮肆意變更計劃而造成的經濟損失。1963年4月28日，朝鮮貿易省提出，撤銷中國援助的金筆廠、鬧鍾廠、制罐車間、油墨廠四個項目，理由是朝鮮需要集中力量建設軍工企業和解決吃穿用問題。但這些項目多數已經完成設計，有的設備已經造好。對外經濟聯絡總局報告中共中央，擬同朝鮮協商，如果確實不要，則全部由中方自己處理，設計和設備製造等費用，朝方也無需承擔。周恩來批示同意。1963年11月5日，朝鮮駐華使館提出：根據金日成首相最近指示，朝方擬提前建成針織廠，並在年內把部分生產流水線安裝好。為此，要求中國提前交貨，於年底前交付棉毛機139台，搖紗機39台，包縫機85台和縫紉機42台。中國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要求輕工業部最大限度滿足朝方的要求。在向中方提出援建針織廠的要求後，朝方又多次反復更改所需原材料和設備的數量。關於供應朝鮮織物車間簾子布設備機物料的數量，中朝雙方已於1963年7月22日商妥，9月7日朝方卻要求將機物料數量由原來的1年用量改為3個月用量，中方表示接受。12月10日朝方又來電，要求繼續按照原定清單供應。為滿足朝方要求，中國成套設備出口公司特致函針織對外工程公司指示盡力予以安排。同樣，關於供應朝鮮針織廠的設備清單，雙方也已於1963年7月22日商妥，而9月7日朝方要求撤銷清單中的煮紗鍋等8項設備。中方表示接受後一年多，朝方又來電，要求中國繼續供應已經撤銷的3項設備共29台。中國依舊答應盡力予以安排。1964年12月15日，就在中國援助朝鮮的紡織設備初捻機和復捻機即將交貨之際，朝方突然提出削減訂貨數量，中方沒有辦法，只得同意。
中國在經濟方面的付出的確帶來了一些政治上的回報。1963年初，朝鮮外相朴成哲公開向中國外交人員表示，朝鮮黨一貫認為，撇開中國就沒有社會主義陣營，因此金日成首相最近提出了一個新口號：社會主義陣營以蘇中為首。1963年6月，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委員長崔庸健訪華時對劉少奇講：他老早就在想，世界革命的中心應轉移到中國來，中國在推動世界革命方面理應起更多作用。朝鮮黨現在認識到，修正主義就是敵人，要敵我分清，一定要同中國站在一起。自1963年7月1日起，朝鮮停止出版《朝蘇友好報》和《朝蘇友好月刊》，並限制《真理報》記者的活動，如元山、沙里院以南地區，蘇聯記者和外國記者都不能去，但中國記者可以去。「八·一五」解放日的慶祝活動也大大降格，而且在整個活動中，隻字不提蘇聯，這也是前所未有的。對此，中國感覺良好。駐朝使館評價道，朝鮮勞動黨已認識到，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原則分歧是戰略性分歧，而不是策略性分歧。因此，他們表面上避免站在第一線與蘇聯交鋒，但在國際斗爭中大力支持中國，「不顧壓力，堅持原則，仗義執言」，「表態及時」。中聯部領導人在一次內部報告中指出，朝鮮勞動黨「現在與我黨關系很好，什麼話都可以講，特別是反修以後，同我們的思想、語言是一致的，現在有什麼重大事情，我們都事先和他們交談」。
1963年9月，劉少奇訪問平壤，中朝關系達到了頂峰。金日成在會談中表示，朝鮮勞動黨不怕國際共運分裂，赫魯曉夫上台以來對朝黨一貫施加壓力，進行干涉和顛覆，實際上朝黨早就在思想上同蘇共分裂了。朝黨對蘇共一直保持警惕，沒談過心裡話。對於打倒赫魯曉夫，朝黨從心理上願意。但朝鮮是小國，自己單獨提出沒有力量。中國是大黨，如果中共同蘇共鬧翻，朝黨堅決同中國站在一起。至於同蘇共的論戰問題，朝黨不願繼續站在第二線，現已組織了「秀才」班子，准備寫幾篇文章，直接投入戰斗。金日成還支持中共關於召開左派亞洲黨會議的建議，主動表示可以幫助中共做其他黨的工作。
朝鮮在政治上支持中國，中國則在經濟上繼續支持朝鮮。1964年中國經濟計劃部門在制定1965年中朝貿易計劃時曾提出建議：最好不要再進口中方不需要的商品，尤其是鋅精礦和鎂礦，因為積壓已過多。對於中朝貿易中無法平衡的部分，是否可以考慮採取無息貸款的辦法來解決。鋅鎂礦原本都是朝鮮為出口蘇聯而投入生產的，後來蘇聯不再進口，朝鮮就轉而向中國出口，只為平衡中朝貿易差額，而這些商品並非為中國所需。但是，當1964年9月朝鮮貿易代表團來華商討1965年度中朝供應貨物協定時，中方還是基本滿足了朝鮮提出的進出口需求，不僅鋅鎂礦繼續進口，而且還幫助朝鮮解決了急需的2萬噸棉花，讓朝鮮很是滿意。
同一時期，蘇朝關系卻在降溫，朝鮮對蘇聯的不滿情緒加重。自從蘇共二十二大以後，朝鮮廣播電台便停止了蘇聯朝語節目的轉播。朝鮮很多機關取消了對《真理報》和其他蘇聯刊物的訂閱，朝鮮人與蘇聯和東歐國家駐朝鮮使館的接觸也受到監視和警告。這種不滿一方面源於蘇共二十二大後蘇聯對西方採取緩和政策，另一方面則源於蘇聯減少乃至停止了對朝鮮的援助，而後者更為關鍵。金日成曾在黨內報告中抱怨說：黨有大小，但不能有高低之分。目前蘇聯對朝鮮已沒有任何援助了，相反，逼我們提前還債，去年朝鮮糧食本來是豐收的，但為了還債，人民不得不少吃些，我們朝鮮人民對此感到極大的憤怒。
為緩和蘇朝關系，蘇聯也做了一些努力。如1962年4月，為祝賀金日成的50歲生日，蘇聯出版了俄文版《金日成著作和演講集》。赫魯曉夫還邀請金日成前往蘇聯治病療養，金日成對此表示感謝。在可能的情況下，朝鮮還是希望能與蘇聯保持友好關系，以便繼續得到蘇聯援助。只要蘇聯善意初現，朝鮮便會做出回應。對於10月的古巴導彈危機和中印邊界沖突，朝鮮一方面表示支持中國的立場，一方面又向中國解釋說，蘇聯最近在接觸中表示願意同朝鮮友好，避免涉及雙方存在的爭論和分歧；現在還需要蘇聯援助，希望中國理解。借與蘇聯緩和之機，朝鮮提出希望蘇聯在加強朝鮮國防力量方面給予其「實質性幫助」，如潛水艇、米格-21S殲擊機，並幫助其建立12個地對空導彈師。金日成對蘇聯大使莫斯科夫斯基說，這一援助大約需要花費1億盧布，但是朝鮮現在沒有錢，所以請求蘇聯提供無償援助。除了軍事援助，金日成還提出朝鮮需要經濟援助，請求蘇聯答應提供1萬噸棉花和70萬噸小麥。金日成還特別提到，中國棉花歉收已有幾年，無法援助朝鮮。對於朝鮮方面的要求，蘇聯含糊地答應給予無償援助，並邀請朝鮮軍事代表團訪蘇，但在最後簽協議時，蘇聯仍要求朝鮮付錢，朝鮮軍事代表團最終無功而返。蘇朝貿易談判也不順利，談了50多天，毫無進展。朝鮮的願望一一落空，金日成對此強烈不滿。朝鮮因此在中蘇論戰中明顯偏向中共。1963年初，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長安德羅波夫訪問朝鮮期間，《勞動新聞》發表社論，指責有人片面攻擊中國共產黨，認為這種做法危及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使和平和社會主義的共同事業蒙受嚴重損失，等於參加敵人的反華大合唱。金日成接見安德羅波夫時，態度顯得異常冷淡，他甚至當面指責蘇聯在1956年干涉朝鮮內政，並明確表示不能允許對中國的攻擊。
針對朝鮮的一系列不滿與指責，蘇聯似乎並無意通過滿足朝鮮需求加以安撫。蘇聯對於朝鮮不斷升級的需求早已厭倦，加之此時蘇聯在援助第三世界政策上的消極態度，蘇聯在經貿方面向朝鮮施加了更大的壓力。按照1960年簽訂的長期貿易協定，蘇聯承諾每年供應朝鮮的10萬噸糧食1962年削減至5萬噸，1963年起則停止供應；蘇朝年度貿易談判遲遲沒有進展，談妥的商品不及朝鮮所需物資的一半；朝鮮要求免除1961年欠交的貨物，蘇聯不僅不同意取消，反而要求朝鮮在第一季度補齊。到了1964年，蘇朝經貿形勢更為嚴峻，6月26日李周淵召見蘇聯駐朝鮮大使，直指蘇聯在貿易方面不再幫助朝鮮。蘇聯的對外貿易部門在1964年沒有向朝鮮提供200萬公斤的紡織品，僅提供6萬噸菱鎂礦爐渣作為替代。蘇聯大幅減少購買朝鮮的陶瓷器，不再購買朝鮮生產的機床。李周淵說，朝鮮發展菱鎂礦礦石生產就是為了滿足蘇聯的需要，現在蘇聯停止購買給朝鮮造成了嚴重困難，朝鮮不得不暫停多家礦廠的生產。蘇聯大使則表示今後蘇聯將只購買真正對蘇聯有用的貨物，不會再購買更多的菱鎂礦礦石，也不會購買朝鮮生產的機床，因為後者的質量遠遜於蘇聯機器的質量，蘇聯並不需要這些陳列在博物館的東西。李周淵進一步指責蘇聯和東歐國家只想購買朝鮮的金屬礦，因為他們只想把朝鮮變成他們的原料製造產地和農產品產地，通過同朝鮮進行貿易來填滿自己的腰包。蘇聯大使則予以反駁，指出蘇聯和東歐國家之所以不再大量購買朝鮮商品是因為朝鮮製造的產品質量太低劣。蘇朝貿易僅占蘇聯對外貿易的1.8%，如此微弱的比重如何讓蘇聯通過與朝鮮進行貿易賺到錢?李周淵接著提到了蘇聯借款到期分期付款的問題，告知蘇聯，朝鮮政府只有通過出口菱鎂礦礦石和重晶石礦粉來償還分期付款，如果蘇聯不接受這些礦石，將會對朝鮮經濟造成沉重的打擊。這將會更加明顯地證明蘇聯領導人將兩黨間的分歧擴大到國家層面。在蘇朝貿易關系中，雙方互不滿意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據中國外交部統計，1962年，蘇朝貿易額為15200萬盧布，占朝鮮對外貿易總額的40%，同年中朝貿易額為9942萬盧布，占朝鮮對外貿易總額的30%。(64)1964年朝鮮的貿易總額增至3.4億盧布，其中中朝貿易所佔份額上升至35%，蘇朝貿易所佔份額則保持不變，仍為40%。這組數字反映出中朝貿易在這一時期發展較快，同時也表明，就對朝援助來說，中國雖竭盡全力，蘇聯只是基本維持，中國仍比不上蘇聯，中國在對外援助的問題上沒有能力與蘇聯攀比。
1962年至1964年，中蘇分裂加劇。在政治和經濟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中朝關系處於親密友好狀態，蘇朝關系相對冷淡。中國出於政治考慮，加強了對朝鮮的經濟援助。與此同時，蘇聯對朝援助卻呈現出停滯狀態，朝鮮對蘇聯的不滿有所上升，蘇朝關系因此而降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