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不平衡人均gdp與國際

❶ 人均gdp差距中國和美國那個最不平衡

GDP和人均收入不是一個概念
美國的人均收入是4萬7千多美金。GDP2007年才3萬出頭（這個可能記憶有誤回差）
美國中產階答級的收入，是6-7萬美金開始，一直到30-40萬美金，都算mid-class.這部分佔了很大人口數量。美國年薪超過40萬美金的人，比例很少的。
微軟的總裁巴莫爾，2007年的年薪是不到200萬美金。除了稅收，其實也就是130多萬。

❷ 如何看待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體現在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課本里通常說國際舊秩序的存在是導致發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本人不相信這一套）。
一、發達國家之間的不平衡，造成這樣的原因包括：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差別、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的差距、市場供需能力差異、人口數量的差異、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異、自然資源的差異、地理環境的差異等都是制約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不平衡，主要原因是，除了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不平衡的因素外，還包括發展中國家消費市場被發達國家侵佔，自然資源被發達國家掠奪、經濟上受到發達國家侵佔、政治上受到發達國家的干預等，更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上和政治上並沒有真正的獨立，發展中國家內政不穩定、國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科學技術水平相對落後等也是造成發展不平衡的原因。
三、發展中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發展的不平衡，主要原因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模式，市場的供需能力，自然資源的差異、地理環境的差異、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異等都是造成發展不平衡的原因。

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性是世界經濟帶有普遍性的規律，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這種不平衡性進一步加劇。

（1）發達國家之間的不平衡。它反映在西方各國國內經濟的增長速度和國際經濟地位上。20世紀80年代以前，西歐、日本快於美國，美、日、歐經濟實力的差距大大縮小，美國在經濟上的壟斷地位被打破。90年代以來，美國的經濟競爭力有所提高，與歐洲、日本相比，顯得充滿活力。美國經濟第一個走出90年代初的低谷。這主要得益於冷戰結束後，美國的科技力量經過調整，大量充實到民用工業。因此在高科技領域里的競爭，美國走在世界前列。前一段追趕勢頭迅猛的日本、德國則稍遜一籌。美國的經濟實力仍居世界首位。

（2）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不平衡。這主要反映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差距和經濟結構的現代化程度上。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增長速度上快於發達國家，但由於人口壓力很大，人均增長受到很大限制。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起點較高，由於壟斷高科技，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擴大的趨勢。另外，在經濟結構及其發展階段上，發達國家的經濟進入「後工業社會」，而發展中國家很多目前還徘徊在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過渡階段。許多發展中國家單一的經濟結構沒有根本改變，以出口幾種產品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技術水平落後，資金短缺，外債嚴重，人口增長迅速，國內收入分配極不均衡。還有，在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上的差距更大，文化教育事業落後。若不解決這些問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只會愈來愈大，成為破壞國際政治穩定、阻礙世界經濟繁榮的重大問題。

（3）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不平衡。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歷史和國情不同，奉行的經濟發展政策差別很大，因此，在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取得經濟成功的同時，許多低收入國家的經濟仍然停滯不前，發展中國家之間出現貧富差距拉大的現象。在發展中國家中，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是二戰後世界經濟增長的新亮點。少數國家與地區在一些基本指標上已接近發達國家。

這種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將激化各國之間的矛盾，相互競爭更為激烈，並影響到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變化。

❸ 什麼是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

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性是世界經濟帶有普遍性的規律,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這種不平衡性進一步加劇.（1）發達國家之間的不平衡.它反映在西方各國國內經濟的增長速度和國際經濟地位上.20世紀80年代以前,西歐、日本快於美國,美、日、歐經濟實力的差距大大縮小,美國在經濟上的壟斷地位被打破.90年代以來,美國的經濟競爭力有所提高,與歐洲、日本相比,顯得充滿活力.美國經濟第一個走出90年代初的低谷.這主要得益於冷戰結束後,美國的科技力量經過調整,大量充實到民用工業.因此在高科技領域里的競爭,美國走在世界前列.前一段追趕勢頭迅猛的日本、德國則稍遜一籌.美國的經濟實力仍居世界首位.（2）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不平衡.這主要反映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差距和經濟結構的現代化程度上.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增長速度上快於發達國家,但由於人口壓力很大,人均增長受到很大限制.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起點較高,由於壟斷高科技,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擴大的趨勢.另外,在經濟結構及其發展階段上,發達國家的經濟進入「後工業社會」,而發展中國家很多目前還徘徊在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過渡階段.許多發展中國家單一的經濟結構沒有根本改變,以出口幾種產品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技術水平落後,資金短缺,外債嚴重,人口增長迅速,國內收入分配極不均衡.還有,在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上的差距更大,文化教育事業落後.若不解決這些問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只會愈來愈大,成為破壞國際政治穩定、阻礙世界經濟繁榮的重大問題.（3）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不平衡.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歷史和國情不同,奉行的經濟發展政策差別很大,因此,在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取得經濟成功的同時,許多低收入國家的經濟仍然停滯不前,發展中國家之間出現貧富差距拉大的現象.在發展中國家中,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是二戰後世界經濟增長的新亮點.少數國家與地區在一些基本指標上已接近發達國家.這種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將激化各國之間的矛盾,相互競爭更為激烈,並影響到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變化.

❹ 為什麼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

中國經濟不平衡發展的原因：

1、要素配置失衡和政策慣性導致城鄉發展不平衡

城鄉發展不平衡是眾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客觀原因主要指不以人的主觀意識為轉移的要素配置失衡。首先，在自然因素方面，城鎮和農村都受自然條件的制約和影響，但農村受到的影響要多於城鎮，自然條件對農村的諸多生產、生活要素(地、氣候、糧食、森林等)都有直接或決定性的影響。

而城鎮受到自然條件的制約程度要少一點，具有夭然整合自然優勢、規避劣勢、為我所用的優越條件。農村的產業基礎是以農業為主，農業發展的基礎仍然是自然條件，而城鎮的產業基礎是第二、第三產業，其受技術、資金、管理和服務能力的影響更大，某些行業已經突破了自然因素的限制。

其次，在歷史方面，我國一些農村地區在歷史上一直是發展薄弱的地區，與城鎮有著顯著的發展差距，即使富庶的江南地區城鎮發展水平和質量均優於其農村地區。城鎮作為囯家政治、經濟、文化統治中心，具有天然的發展要素吸納力和聚合力。

最後從現實來看，改革開放後，盡管我囯農村地區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農村、農業、農民靠天吃飯的小農經濟形態基本面仍然未能根本改變，農村吸引要素資源差、農業的經濟效益較低、農民收入水平低的狀態未能根本扭轉。而城鎮的產業發展快速、產業體系健全、要素聚合和吸納能力不斷増強、其發展水平和速度不斷提高。

政策慣性是城鄉不平衡發展的主觀原因。它是政府政策無法及時收斂和轉向的表現，是已有政策的繼續延伸。我國長期實行農村支持城鎮、農業支持工業的政策使得城鄉不平衡發展的程度進一步加深。

即使實施了城鎮帶動農村、工業反哺農業的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政策，但受政策慣性及其他因素影響，地方政府把發展的重心還是放在城鎮，城鎮的資金、人才、技術、管理等要素投入還是遠高於農村地區，優勢工業和現代服務業仍以城鎮為中心進行布局，農村地區投入雖高於政策轉向之前，但仍然呈現要素供給短缺狀態。

2、地域優劣勢差異和政策引導效應差異導致區域發展不平衡

無論是我囯東部、中部、西部的大區域發展不平衡，還是以省域、市域、縣域間的區際、區內發展不平衡都是地域城優劣勢差異和政策力度差異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我國各區域存在較大的地域優劣勢差異，東部地區具有天然的市場優勢、區位優勢、人才優勢、科技優勢等眾多優勢，而劣勢通過優勢的帶動和彌補呈現減弱的趨勢。中部次之，而西部的發展優勢更少，劣勢更多。除具備自然資源優勢、生態優勢外，其市場、產業、區位、人才、科技、堿市發展總體上處於劣勢地位均與東、中部地區存在較大差異。

省域、市城、縣域問區際、區內發展不平衡也是地域優劣勢差異的結果。東部省、市、縣與中、西部省、市、縣相比，東部地域綜合優勢明顯，以縣域為例，2017年全國百強縣前10強東部地區占據9席，中部地區1席，西部地區無一縣市入圍。

同一省域、市域、縣域區內地域優劣勢差異也十分明顯，以山東省為例，2015年青島市、煙台市、濟南市GDP總量均在6000億以上，位居前3甲，而萊蕪還未突破1000億，僅有755億元。究其原因，青島市、煙台市、濟南市具有天然的區位、市場、人才、科技等優勢。

僅以企業為例，海爾集團公司、海信集團有限公司、青建集團股份公司、中車四方機車車輛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利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新華錦集團、青島世紀瑞豐集團有限公司等全囯知名企業就位於青島，這不僅為青島市創造了可觀的財政收入，而且讓青島具備了產業集群發展的優勢。這是萊蕪市暫時無法具備和超越的。

其次，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另一主要原因是政府引導效應差異。西部大開放戰略實施之前，我國區域發展政策力度重心在東部地區，中西部支持東部發展是其區域發展政策核心。伴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中部崛起戰略和東北振興戰略的實施，囯家政策逐步往中、西部以及東北地區傾斜，政策力度重心也發生了轉移。

中、西部地區各級政府岀台各種優惠政策和創造各種條件，引導東部地區各類發展要素進入中、西部尋找發展機遇。然而中、西部社會生產、生活的要素資源仍然流向東部地區，使得中、西部省區、市、縣的發展缺乏要素支撐，陷入了發展要素缺失與失衡的困境。

3、結構不合理和要素配置不合理導致產業發展不平衡

產業發展不平衡的核心問題是結構及其要素配置問題，即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以及農業內部、工業內部、服務業內部結構及要素配置不合理，是產業發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首先，農業、工業和服務業以及農業內部、工業內部、服務業內部結構不合理。

一是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偏大、工業能力不強、服務業比重依然較低，還未形成「321」的產業結構，尤其作為現代化標志的第三產業發展水平、質量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較低。製造業面臨轉型升級提質增效的問題，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仍需構建。

二是農業內部、工業內部、服務業內部結構不合理。農業內部不平衡體現在傳統農業重，新型農業輕。全國農業還是以傳統農業為主，高附加值的現代農業仍然弱小。農業科技貢獻率在56.7%左右，低於發達國家水平70%的水平。

工業內部不平衡表現在傳統工業重，新興工業輕。傳統工業增加值在工業增加值中仍佔主體地位，新興工業佔比近年來雖有一定上升，但絕對值仍然偏低，全國大部分工業產能都集中在傳統門類。而傳統工業門類的產能又集中在煤炭、電力、鋼鐵等過剩領域。

服務業內部不平衡體現在勞動密集型服務業佔比過高、技術服務業佔比過低。我囯正處在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向技術密集型服務業的過渡時期，然而勞動密集型服務比重減少的同時，技術密集型服務業並沒有實現較快增長。技術密集型服務業對產業結構向高端進階的保障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其次，要素配置不合理也是產業結構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一是要素配置在產業間不合理。我國把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要素資源主要配置在第二產業及社會高盈利行業，而對第一產業、第三產業的投入不足，尤其是對農業的要素配置一直處於低窪狀態，農業發展資金、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科技發展人才配置、農業現代信息化建設等要素配置不足，致使農業發展的壓力都集中在農民以及縣鄉兩級的政府身上。

二是要素配置在產業內部也不合理。農業內部要素資源集中於林牧漁業等經濟價值較高的新興業態和新興群體，而傳統種植業要素投入下降，轉型升級提質增效的難度加大。工業內部要素資源集中在重工業領域及建築業，新興工業產業要素資源投入雖增長較快，但行業及地方差異較大。

服務業要素資源向壟斷行業、新興行業、盈利高的行業集中，傳統行業由於其市場竟爭加劇、勞動力成本上升、替代性高的影響,獲得要素資源投入能力在下降。

4、市場體系不完善和利潤差異導致行業發展不平衡

壟斷行業與一般竟爭性行業、傳統行業與新興行業發展的不平衡，究其本質原因是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不完善和行業利潤差異造成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不完善，主要是指以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還存在諸多問題。

以囯有企業為主體的壟斷行業，依靠其壟斷地位獲得超額壟斷利潤，而且使壟斷收益部門化，這使得囯有企業的產權主體——人民不能和壟斷部門人員樣共享壟斷成果。而且大量的要素資源集中配置在壟斷行業，擠佔了一般競爭性行業要素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空間，使得一般性竟爭行業的投資、收益下降。

傳統行業和新興產業由於行業利潤的差異，要素資源也逐漸流向新興行業，致使傳統行業競爭壓力増加，業務量萎縮，面臨招工難、產品價值實現難、融資難等多重難。新興行業、電子商務業給實體店帶來的沖擊有目共睹。

如今電子商務對消費者的吸引力正全方位沖擊實際門店。2017年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85823億元，同比增長10.0%，增速比上年全年回落0.4%；全囯網上零售額14045億元，同比增長32.1%，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6%，較2016年的12.6%同比提高3.4%。

從2012年到2015年，全國有138家百貨店關閉262家超市關閉6209家體育品牌店市場關閉。雖說電子商務不是傳統實體店受到沖擊的主要原因，但新興行業對傳統行業的擠壓已經顯現。

(4)經濟發展不平衡人均gdp與國際擴展閱讀：

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表現：

1、城鄉發展不平衡

這是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最突岀的表現。不僅我囯城鎮發展的質量、速度、規模以及支撐城鎮發展的諸多要素都與農村不平衡，而且城鎮居民的收入、消費、文化教育、醫療衛生以及其他社會公共服務質量均遠高於農村居民。造成了我國城鎮及城鎮居民的獲得感高於農村和農村居民。

首先，城鄉發展不平衡表現在城鄉居民收入不平衡。以2016年為例，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2.72。這充分說明我囯城鄉居民收入總體差距仍然較大。

黨的十八大以來，雖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縮小趨勢，但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總收入中比重越來越大的住房補貼、福利、紅利、兼職收入，以及難以用貨幣計量的文化教育、衛生醫療、城市交通等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等隱性收入，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還是較大。

其次，城鄉發展不平衡也表現在產業發展上。當前我國的優勢產業大多都集中在城鎮，而農業、工業、服務業在農村發展質量低、速度慢，農業發展緩慢、科技水平不高，工業佔比小而且以地域性的資源性、能源性的初級產品開發為主，處於產業價值鏈低端，環境污染嚴重，第三產業一直發展滯後供給短缺或質量較低的狀態未能得到根本扭轉。

最後，城鄉發展不平衡表現在公共服務不平衡。公務服務不平衡主要體現在公共服務設施和公共服務能力不平衡。城鎮公路、鐵路、航空、水運等交通網路設施、各類市場、學校、醫院、養老機構等服務設施齊全，而農村地區相應的公共服務設施供給短缺。

城鎮政府有較強的公共服務財政能力、技術能力、人才服務能力、社會保障能力。而鄉鎮政府、農村村委會公共服務能力不強，保障能力差。

2、區域發展不平衡

空間地域區際、區內發展不平衡是我國經濟不平衡發展的又一表現。首先，空間地域區際不平衡表現東、中、西部和省區間發展不平衡。東部經濟發展總量大於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在市場、產業、人才、科技、制度等方面均優於中西部地區。雖近幾年，以西藏、重慶、江西和貴州等中西部省區市持續發力，GDP增速分別為11.5%、10.7%和10.5%，繼續以兩位數領跑，然而GDP總量仍在全國15位之後。

省區間發展不平衡是東、中、西部發展不平衡的具體化。2016年廣東省、江蘇省、山東省仍保持中國經濟總量前三的強勢地位，而寧夏回族自治區、青海省、西藏自治區經濟總量排名全國墊底。

其次，空間區內發展不平衡表現同一區域內各部分發展不協調或失衡的現象。這不僅包括東部內、中部內、西部內各組成省份之間不平衡，而且還表現在省域內、市區內、縣域內各個組成部分之同的不平衡。

以省域內不平衡為例，2016年東部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佛山市GDP總量占據前三，均在8000億上。而河源市、汕尾市、雲浮市GDP總量還未突破千億大關。

中部湖南省長沙市、岳陽市、常德市經濟總量在3000億以上，而湘西州、張家界市CDP總量還未突破600億。西部貴州省貴陽市、遵義市、畢節市GDP總量排名前三，均在1600億以上，而黔西南州、銅仁市、安順市還未突破千億大關。

3、產業發展不平衡

產業發展不平衡是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之間以及各產業部門內部發屐不協調或者失衡的現象。表現為農業、工業、服務業之同以及農業內部、工業內部、第三產業內部發展不平衡。首先，全囯產業結枃仍呈現出農業偏大、工業發展緩慢、第三產業發展滯後的不平衡矛盾，還未形成「321」的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壓力和困難較大。

農業發展不充分，機械化發展和應用緩慢；農業組織化程度還不高、農產品品牌建設滯後；工業結構單一、科技含量不高、工業產品仍以初加工為主，電子信息產業、新型建材業、裝備製造業等新興產業發育不全。以現代物流、研發設計、信息服務、商務服務、文化創意、服務外包為代表的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後，規模不大。

其次，農業內部、工業內部、第三產業內部發展也不平衡。在農業內部,種植業、林業、牧業和漁業的產值與地位不平衡。種植業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下降，但仍佔主導地位。農、林、牧、漁業產值比重逐漸上升，但仍然偏低，其中林業產值甚至呈下降趨勢。經濟作物的產值還只佔30%左右。

而工業內部，輕工業與重工業之同、基礎工業與高科技工業之間均不平衡，我國工業仍以輕工業為主，出口工業產品仍以服裝、玩具、手錶、鞋帽等日用品為主，不僅附加值低，國際市場上竟爭力也不強。而以精密電子儀器、機床、石油化工、汽車等重工業產品質量和科技水平不高，不能成為「拳頭」產品，難以形成出口優勢。

以冶金、石油、煤炭、電力、化學、材料、機械工業的基本生產資料部門水平薄弱，不僅產能過剩、產品質量低，而且面臨產業升級與結構調整「雙重」困難。以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由於基礎工業薄弱、人才不足、系統性的創新和關鍵技術難以突破，一時還難以佔領工業部門的制高點。

第三產業內部結構發展也不平衡，以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為代表的傳統部門和以互聯網、金融、房地產為代表的新興部門在產值比重、就業比重、投資比重呈現不平衡加深的趨勢，傳統服務業部門產值比重和就業吸納能力、投資比重降低，產品價值實現難度加大，而新興產業產值比重和投資比重增大，但就業吸納能力波動較大、穩定性較差。

4、行業發展不平衡

壟斷行業與一般竟爭性行業、傳統行業與新興行業之間以及壟斷行業內部、傳統行業內部、新興行業內部發展不協調是行業發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現。首先，壟斷行業與一般竟爭性行業發展不平衡是我國行業發展面臨的重要問題。以國有商業銀行、石油、移動通訊、電力、煙草、航空運輸為代表的壟斷行業利用其壟斷地位獲取高額壟斷利潤。

自1996年以來，中囯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拉大趨勢明顯，平均年均擴張速度達到43%。銀行業、航空運輸、石油、天然氣開采、煙草的行業工資極值是農林牧漁業、餐飲業、紡織業的6倍左右。

其次，傳統行業與新興行業之間也存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傳統行業是勞動力密集型的、以製造加工為主的行業，以棉紡織、製鞋、制衣、光學、機械製造業等為代表。當前，傳統行業處於產業轉型升級與戰略性調整的過渡時期，面臨人才流失、設施設備老化、企業負擔重、市場竟爭加劇等多重風險，不僅發展緩慢,而且舉步維艱。

而新興產業是隨著新的科研成果和新興技術的發明應用，而出現的新部門和行業。以電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空間等新興部門為主。具有科技含量髙、信息化程度高、發展精細化的特徵，是技術革命的典型代表。

新興行業發展迅速、處於產業價值鏈的高端，具有巨大可觀的市場效益。對傳統行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沖擊，擠佔了傳統行業及其勞動者的市場、就業空間，加劇了傳統行業和新興行業的矛盾，形成了傳統行業與新興產業的不平衡狀態。

最後，壟斷行業內部、傳統行業內部、新興行業內部也存在不平衡的發展，是行業內各企業發展之間的不協調或失衡現象。以壟斷行業——銀行業為例，2016年末，中國工商銀行資產總額241372.65億元，實現凈利潤2791.06億元。

同年，我國商業銀行資產總額181.7萬億元，實現凈利潤16490億元，中國工商銀行是中國銀行100強第1名。其利潤占銀行業總利潤的16.9%。中國建設銀行、中囯銀行、中國農業銀行緊隨其後，利潤占銀行業總利潤的比重分別為13.8%、11.2%、11.2%，這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其利潤總額已佔據銀行業利潤的半壁江山。

❺ 發達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遠高於發展中國家，發展不平衡的根源在於什麼

根本原因在於發達國家佔有了資金,技術,進而控制了整個世界的絕大部分資源.

❻ 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對全球化和經濟發展的影響

世界范圍內的話，簡單的說,就是經濟結構單一,人才資金匱乏,處於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的弱勢地位

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困境

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
為鞏固政治獨立，二戰後相繼獨立的亞非拉國家，都把發展民族經濟，爭取實現工業化的任務放在首位。然而，由於西方發達國家頑固地維持舊的國際經濟關系，並利用其掌握的技術和經濟優勢，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剝削和控制，從而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時至今日仍居於從屬地位。這種依附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生產領域，殖民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國際分工格局沒有從根本上打破。西方發達國家壟斷了工業製成品的生產，發展中國家仍然是原宗主國的原料供應地。直到80年代初期，以生產原料和初級產品為主的發展中國家仍然很多，其中30多個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90％以上。這就使發展中國家在資金、技術、工業製成品和消費品等方面嚴重依賴西方發達國家。而且，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作為西方發達國家壟斷資本推行經濟霸權主義主要工具的跨國公司，在不斷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同時，把部分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使它們成為發達國家的附屬「加工廠」和「裝配廠」。過去單一型的傳統分工，轉變為一種多層次的國際分工體系，其中西方發達國家在這一體系中處於最高層，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處於底層。
在技術領域，西方跨國公司通過對技術研究和銷售的壟斷，造成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對西方國家的依附地位。西方國家在技術轉讓中，不僅嚴格限制向發展中國家當地公司轉讓先進技術或關鍵技術，或者設置種種不合理不平等的商業慣例條款，限制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發展，而且還常常索取高額的技術轉讓費用。據統計，在世界已注冊的約500萬項專利權中，發展中國家只佔1％。美、歐、日等發達國家控制世界技術轉讓的80％，其中美國約佔50—65％。發達國家利用科技中的壟斷地位，每年向發展中國家索取300—500億美元的購買專利權費用。
在貿易領域，西方壟斷資本極力操縱國際市場，一方面對發展中國家規定種種歧視性的貿易壁壘。目前，各種名目繁多的非關稅壁壘措施已達1000多件。另一方面抬高工業品的價格，壓低原料和初級產品的價格，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嚴重的不等價剝削。1980年至1989年，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價格下跌33％，僅1989年就損失1065億美元。由於多數發展中國家目前仍然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出口對象又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這就使它們在貿易上處於對西方國家的依附地位。
在國際金融領域，發展中國家不僅在貨幣制度上依附於西方發達國家，在資本主義國際貨幣制度中完全處於無權地位，而且，西方發達國家還通過政府貸款，國際多邊機構貸款和國際商業銀行等形式，使發展中國家在金融上處於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此外，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銀行還在發展中國家廣設分支機構，力圖操縱當地的社會經濟生活。
這種依賴性不可避免地加大了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量，使發展中國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貿易逆差、損失慘重。據聯合國有關資料，在雙方的貿易中，以1980年發展中國家單位出口價值（以美元計價）為基數，1988年下降為83，而1988年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額為6791億美元。僅此一項，發展中國家的損失就達1150多億美元。從進口看，以1980年為基數，1988年發展中國家的進口單位價值指數卻上升為106.2，而當年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額為6391億美元。也就是說，由於進口價格的上漲，發展中國家為此要多付出370多億美元。兩項合計，發展中國家損失了1520億美元。
外債加重，資金倒流。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材料，7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外債急劇增長。積欠的中長期外債由1972年的992億美元，增至1988年的10425億美元，再加上短期外債1972億美元，總計12397億美元，比1972年增長了11.5倍。由於70年代以來的國際金融市場利率居高不下，使發展中國家為此支付的利息負擔更加沉重。1972年的利息支付還不足25億美元，1988年就增至833億美元，增加了32倍多。並且從1983年起，發展中國家出現向西方發達國家嚴重的「資本外逃」。從1983年至1987年中等收入國家倒流資金930億美元，而1988年1年更高達500億美元。僅拉美國家1973至1985年間就累計達1510億美元，占同期外債增加額的40％以上。出現了「從貧者身上抽血」的反常現象。
外資利潤增加。如美國公司1980至1985年在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年平均利潤率在20％左右。這些利潤，一部分用於當地的再投資，一部分匯回本國。80年代以來，匯回本國的那部分利潤早已超過這些國家新輸出的資本額。
這種國際經濟舊秩序中的依附地位所帶來的後果，嚴重地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積累規模和速度，從而使它們發展民族經濟的努力遭到嚴重挫拆，以至到90年代仍將面臨著許多方面的問題和挑戰，如區域、集團化的影響；資金流入減少，資金短缺問題難以解決；外債問題嚴重；科技差距繼續拉大；人才短缺與外流；產業結構落後；貿易條件繼續惡化；人口增長大大高於發達國家；生態環境繼續遭到嚴重破壞；南北經濟差距拉大等。
針對發展中國家的依附地位，60、70年代以來、西方發展經濟學激進派提出了中心——外圍理淪。這種理論認為：（1）資本主義已發展成為中心（發達國家）——外圍（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體系，外圍國家對中心國傢具有依附性，它們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始終處於從屬地位；（2）聯接中心——外圍的經濟機制是不平等交換及其價值轉移。中心國家通過不平等交換攫取了外國國家的大量「剩餘」來促進本身的發展，而外國國家卻由於「剩餘」的流失而造成貧困，所以，發達與不發達都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兩者互為因果；（3）外圍國家的發展只能是不發達的發展，因為它提供原料和廉價勞動力來滿足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需要，它們在經濟結構上不可能象獨立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實行工業化。它們越發展，對中心國家的依附性就越深；（4）只有積極地反抗把它們（指外圍國家）與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連結在一起的鏈索，它們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這種理論的核心是以不平等交換產生價值轉移來論證不發達的根源以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關系。這種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不平等交換論，深刻地揭露了帝國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和掠奪，有助於揭示發展中國家不發達的原因和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情緒，同時，有助於推動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斗爭。
但是，這種理論看不到發展中國家戰後歷史地位的變化和發展的內部動力，過分誇大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外部因素的消極作用，忽視了生產領域，只是集中在交換領域，把不發達歸咎於不平等交換。這種理論未能對全世界的資本積累進行動態的、辨證的分析。把目前南北經濟關系的基本態勢看作是「外圍」完全依附於「中心」而不存在相互依存；這種理論在應用方面也比較薄弱，比較簡單化。很少提出關於經濟發展的一整套設想，而往往陷於一種簡單的邏輯之中：要麼切斷與發達國家的經濟聯系，閉關自守；要麼只能處於依附地位。實際上，中心——外圍理論是主張切斷與發達國家的聯系的。這都是不切實際的。因此，這種理論缺陷的實質，就是抹殺了殖民地經濟和獲得獨立後的民族經濟之間的區別，抹殺了官僚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的區別，對目前南北經濟關系的基本態勢及其性質作了錯誤的估計。
發展中國家要徹底擺脫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必須打破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改變世界經濟中生產、消費和貿易的格局，改變不平等不合理的國際分工，改善貿易條件，實現價格指數化；發達國家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官方援助，增加技術轉讓，要保證發展中國家對自己自然資源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權，能對其資源的開發實行有效地控制；能根據主權原則限制和監督跨國公司的活動；要對現有的國際經濟機構的體制和規章進行必要的調整，以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無權地位，使發展中國家能平等地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的決策過程。為此，必須繼續南北對話，加強南南合作。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建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發展中國家沉重的債務負擔
二戰後，特別是6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走上了利用外資發展國民經濟的道路，一度促進了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諸如巴西的「經濟奇跡」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等。然而，自1982年墨西哥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債本息為先導，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又相繼出現了償債困難的問題，尤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為首的拉美國家最為嚴重。盡管第三世界國家本身、債權國政府、國際金融組織、國際商業銀行採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但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危機一直未得到根除。進入90年代後，債務問題仍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一項沉重負擔。
造成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歷史的背景，又有現實的根源；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又有內部原因的促成。
從歷史上看，它是殖民主義所導致的直接惡果。長期的掠奪和剝削，造成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的畸型，經濟發展落後，使南北方的經濟差距越拉越大。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結構及其經濟運行，使得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生產、世界貿易和貨幣金融領域中都居於壟斷地位。這使得發展中國家盡管取得了民族獨立，但仍未擺脫受剝削受掠奪的地位。
從外部環境看，70年代以來國際環境對發展中國家極為不利：（一）遭到1973、1979年兩次石油提價的沖擊。由於油價上漲，需要進口石油的發展中國家的進口費用猛增，債務負擔急劇加重。1973年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經濟帳戶赤字只有110億美元，1974年這一赤字升到376億美元，1975年達460億美元。僅油價上漲引起的超額支出在1973年到1982年間就增加了2600億美元，如果把支付石油進口的借款利息也計入的話，則達3350億美元；（二）世界經濟衰退，導致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條件日益惡化。西方發達國家為轉嫁1979至1982年的大危機，在加強對外傾銷的同時，採取了不同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世界銀行認為，如果西方貿易保護主義導致拉美出口收入減少10％，那麼該地區為此付出的代價將相當於它全部債務的年實際利息。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產品價格，特別是低收入國家主要出口的原料、初級產品價格大幅下跌，造成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收入增長減慢，償債能力下降，1985年，初級產品價格已降到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水平。自1932年以來，拉美出口商品貿易比價累計下降20％，1986年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出口收入平均每年減少數十億美元。1986年，16個重債國的外貿順差總額至少減少了一半以上，從290億美元降至130億美元；（三）國際金融市場利率的上升。發展中國家的借款主要是國際商業銀行提供的。1979年以後，為克服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實行了緊縮貨幣政策，致使金融市場利率提高。如美國的利率從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導致了債務國的債務負擔加重。僅1982年巴西因實際利率提高就多付債務利息79億美元。還由於發展中國家的債務的主體是美元債務，高利率形成的美元匯率大幅上升，大大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據統計，從國際范圍看，利率每上開一個百分點，債務國一年就要多付40—50億美元的利率；（四）正在形成的歐洲統一大市場、北美自由貿易區、亞太經濟圈，這些集團化經濟日益表現出的排他性，不斷升級的國際貿易戰使發展中國家難以對付。同時，集團內部資金對流也減少了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使巨大的債務難以償還。
從內部因素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滯脹及經濟政策、措施失當也是引起債務危機的重要原因：（一）發展中國家經濟普遍處於滯脹狀態。據拉美經濟委員會的統計，1982至1987年，整個地區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1.5％。而通貨膨脹卻日益嚴重。1982年拉美通脹率47.5％，到1988年已高達223％；（二）對外債缺乏統一的管理和控制。當70年代西方銀行界大量傾銷「石油美元」等過剩資本時，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以為「良機」已到，錯誤地借入了超出自身償還能力的大量貸款，尤其是大量的國際私人商業貸款。如拉美各國70年代的外債一般只有幾十億美元，到80年代末，均已增至上千億。與此同時，債務國又沒有根據償債額、投資額、利息支付率以及它們各自的長短限期、外匯儲備情況等有關因素，對外債進行綜合考慮，制定出適合國情的、科學的外債償還戰略，從而常常顧此失彼，形成借新債還舊債，借新債還舊息的局面；（三）外債資金使用不當，引進項目經濟效益差，創匯率低。用外債支持的項目往往是規模龐大而又不切實際的長期建設項目，有的借款項目根本沒有形成任何生產能力。如巴西70年代上馬的三座核電站耗資35億美元，至今未能發電。從而使債務國中長期外債總額的平均償還期小於這些資金用於項目的收回期。另外有一部分外債被用於奢侈品的消費，如智利在1970至1978年期間，電視機的進口增加了7942％，化妝品和香水的進口增加了6500％。還有的國家外債管理人員貪污腐化，將外債資金挪作私人不動產或外國證券投資。這樣，外債沒有給國家整體帶來生產能力的增長，在世界經濟形勢突變之時，難以應付而無法如期償還債務；（四）發展中國家大量的資金外流。主要原因是對本國經濟和貨幣失去信心。對債務國來說，債務積累越多，債務危機就愈嚴重，本國資本外流就越多。本國外流資本越多，國內資金就越匱乏，因此就越需要借入外債。如此形成惡性借環。據世界銀行報告，到1983年底，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三國外流資金的累計總額分別相當於外債總額的61％、44％和77%。據估計，在過去的幾年中，拉美國家的外流資金仍相當於對外債務的一半。
基於以上分析，從本質上看，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是戰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長期推行經濟殖民主義政策所造成的。自1982年至今，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已歷時10年。其外債形勢有如下特點：（1）債務總額急劇膨脹，償債能力持續下降。1982年，債務總額是8390億美元，1989年猛增到12900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6.7％。1990年又突破1341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1992將增加到13880億美元，將比上年增長約4％。與此同時，一些國家相繼出現清償危機。自1986年以來，秘魯、巴西、象牙海岸、尚比亞、玻利維亞、哥斯大黎加、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等先後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債利息；（2）債務危機涉及的范圍廣泛，資源出口型國家負擔更為沉重。1970年債務額在1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僅14個，到1985年增加到63個，年債務額在10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在1970年時根本沒有，1985年有16個，1987年達27個。到1989年底，負債超過100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僅撒哈拉以南非洲就達31個。債務問題幾乎涉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3）債務結構顯著變化，貸款條件日益惡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債務和債權的重點分別由官方債務和債權轉向私人債務和債權；二是短期債務增加。由於債務國經濟形勢惡化和政局不穩，債權國銀行對發放長期貸款越來越謹慎，條件日益苛刻，造成長期貸款減少，短期貸款增加。（4）國際債務格局呈現債務國與債權國分布集中的特徵。作為債務國一方，拉美和非洲是「重災區」。拉美國家所欠外債佔1989年發展中國家外債總額的34％，達4340億美元，非洲國家同年外債總額也高達2500億美元，約占外債總額的20％。自1982年以來，發展中國家外債的半數以上集中在17個債務負擔最為沉重的國家，它們的債務總額仍在增長，當年應償還的債務本息占出口收入的比率1988年仍為41.6％。它們的債務總額一直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半數以上。這兩項指標都超過目前國際公認的25％的警戒線。在17個重債國中，其中拉美就佔了12個。名列17個重債國之首的巴西1987年底負債額達1213億美元。債權國一方集中程度也相等高。據世界銀行統計，1985年在17個主要債務國的外債總額中，美國商業銀行的債權比重為24.5％。在對中南美10個債務國發放貸款的商業銀行中，美國的商業銀行佔40％，日本佔16％，英國佔15％。因此，就發達國家而言，捲入債務問題的是主要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這種債務與債權的高度集中，增加了國際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只要一兩個債務國拒付或無法支付，則美國的銀行體系首先受到打擊，然後整個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將經受動盪，可能導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持續數年的第三世界債務危機，不僅影響了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經濟發展，而且還嚴重影響世界經濟，乃至政治和社會的發展。
沉重的債務負擔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惡化情況十分嚴重，成為經濟發展的嚴重桎梏。（1）債務負擔嚴重地阻礙了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發展。70年代，發展中國家借外債是為了發展生產，而80年代，本來可以用於發展生產的借款，不得不更多地用於還本付息。從1982年起，竟出現奇特的資金倒流現象，發展中國家不但不能從發達國家那裡獲得資金，自己的資金反而倒流向發達國家。1982至1987年間拉美地區資金流失額高達1456億美元。1988年拉美地區還本付息額為260億美元，而所得新貸款僅60億美元，倒流了3倍多。這種情況導致了許多債務國國內資金貧乏、生產癱瘓、金融市場動盪、貨幣大幅度貶值、通貨膨脹加劇、失業人數增加，政治動盪等一系列災難頻繁發生，造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的明顯下降。（2）債務危機嚴重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發展對外貿易，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對本國落後的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技術改造，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一條重要途徑，也是清償外債的一個主要來源。但是，由於債務負擔越來越重，許多債務國不得不把原准備進口生產設備和技術的外匯用來償付債務本息，加上生產投資的壓縮，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能力和創匯能力不斷下降。同時，主要出口創匯的初級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價格又太低，所以，使得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陷入困境；（3）債務危機嚴重地影響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調整。8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為改變落後的經濟結構，都確立了本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如引進一些先進的技術設備，發展一些新產業新項目等。但因大部分資金都用於償債，使得有些計劃被迫取消或無限期延緩。所以，債務危機不僅大大降低了發展中國家當前的經濟增長，而且還嚴重地影響著它們未來的經濟騰飛；（4）債務危機加深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削弱了自主性。沉重的債務使一些發展中國家依靠自己的力量無力走出危機，沒有發達國家的貸款，既不能償還舊債的本息，也無法發展生產，甚至不能維持生存。這不僅使發展中國家抗衡發達國家轉嫁危機能力削弱，而且，極易使發展中國家重新落入發達國家的控制與剝削之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利用控制的國際貨市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乘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困難急需資金之時，以「意向書」的形式向受援國提出種種先決條件，左右受援國的經濟政策。正如阿根廷經濟學家阿爾多·費雷爾所指出：「外債對主權和我們人民的自決權構成了嚴重威脅。」
面對嚴重的債務危機，自8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中國家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調整經濟結構及發展戰略，如降低發展速度，減少借債；擴大出口和壓縮進口，以外貿出口提高償債能力；實行緊縮性的財政及外債外匯管制制度；等。上述措施使債務國家在80年代後期的財政赤字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償債能力有所提高。但是，這些措施也產生了嚴重的負作用，導致了生產性投資衰退、對外貿易的畸形發展和國內主活水平的下降等。
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對西方發達國家也產生了嚴重影響，它不僅威脅著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穩定，而且影響了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使西方國家喪失了很大部分的商品市場。因此，為防止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沖擊國際金融市場和維護在第三世界的經濟和戰略利益，西方發達國家和一些國際金融機構先後採取和實施了一系列所謂「救援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政策。相繼拋出了「宮澤計劃」、「密特朗計劃」、「貝克計劃」，但皆以失敗而告終。1989年3月，美國財政部長布雷迪公布了「布雷迪計劃」，其中心內容是：鼓勵商業銀行取消債務國部分債務；要求國際金融機構繼續向債務國提供新貸款，以促進債務國經濟發展；提高還債能力。同以往方案相比，「布雷迪計劃」把解決外債的重點放在債務本息的減免上，而不是放在借新債還舊債的方式上。這一計劃改變了美國過去堅持逼債的僵硬立場，意味著美國的債務政策出現了一個重大轉折，嚴峻的現實迫使美國政府開始承認減免債務是解決債務問題必由之路。盡管這一計劃有可能導致民間銀行削減貸款，而且究竟能在何種程度上實現尚屬疑問，但比過去向前走了一步，給緩解債務危機提供了一個突破口。但也應該看到，美國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目前，減兔發展中國家債務的措施，主要是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1）債務資本化。外國債權銀行將自己帳面債務形式折價出售，債券購買者買下債權後，通過當地銀行貼現轉換成債務國的貨幣再進行投資。對於債權者的有利之處是：找到了按票面價值運用其貸款的辦法。對債務者的有利之處是：順利清償了部分債務，減少了債務負擔。據統計，1988年上半年發展中國家資本化了的債務就達88億美元。但是，債務資本化有兩個不可忽視的負效應：一是加劇了債務國的通貨膨脹；二是加強了外國投資者對債務國經濟的控制。（2）現金回購，一國按一定折扣以現金購回它的債務。其中最著名的是玻利維亞的債務回購計劃。玻利維亞於1988年3月按89％的平均折扣率（即按面值的11％）購回它的商業銀行債務的40％（合3．35億美元），1989年初又作出人類似安排。目前，由於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嚴重不足，這種方式不可能廣泛適用。（3）減少債務償還額。無條件地取消發展中國家所欠的債務基金，並降低利率。這種做法目前已越來越多地被債權國所採用。
作為第三世界國家本身，要擺脫外債的沉重負擔，必須抓住有利時機，採取具體措施來扭轉被動局面，應力圖做到：（1）繼續調整改革國內經濟結構，大力推行出口促進戰略，通過擴大出口來克服債務危機，進而把出口的盈餘用於經濟發展；謀求外資來源多樣化，保持經濟發展與償債能力呈正比關系；從制度和政策上努力創造條件提高外資使用效率，促進國內儲蓄的提高；（2）發展南南合作。發展中國家聯合起來，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領域增強與發達國家的談判力量，改善國際貿易條件，改善借債與還債的條件；（3）開展南北對話，積極推進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在這一過程中，組建發展中國家自己的跨國公司，組建自己的區域性金融機構，通過南南合作促進債務問題的解決。
進入9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有所緩解如1991年拉國家的外債比上年減少2.1％。但也應該看到，長期形成的全球性債務問題要在短期內得到徹底解決是不現實也是不可能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債務問題仍將是發展中國家的沉重負擔。然而只要發展中國家協調一致，從國內和國際兩方面同時努力，擺脫債務困境仍是充滿希望的。

❼ 論述：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

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性是世界經濟帶有普遍性的規律，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這種不平衡性進一步加劇。

（1）發達國家之間的不平衡。它反映在西方各國國內經濟的增長速度和國際經濟地位上。20世紀80年代以前，西歐、日本快於美國，美、日、歐經濟實力的差距大大縮小，美國在經濟上的壟斷地位被打破。90年代以來，美國的經濟競爭力有所提高，與歐洲、日本相比，顯得充滿活力。美國經濟第一個走出90年代初的低谷。這主要得益於冷戰結束後，美國的科技力量經過調整，大量充實到民用工業。因此在高科技領域里的競爭，美國走在世界前列。前一段追趕勢頭迅猛的日本、德國則稍遜一籌。美國的經濟實力仍居世界首位。

（2）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不平衡。這主要反映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差距和經濟結構的現代化程度上。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增長速度上快於發達國家，但由於人口壓力很大，人均增長受到很大限制。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起點較高，由於壟斷高科技，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擴大的趨勢。另外，在經濟結構及其發展階段上，發達國家的經濟進入「後工業社會」，而發展中國家很多目前還徘徊在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過渡階段。許多發展中國家單一的經濟結構沒有根本改變，以出口幾種產品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技術水平落後，資金短缺，外債嚴重，人口增長迅速，國內收入分配極不均衡。還有，在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上的差距更大，文化教育事業落後。若不解決這些問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只會愈來愈大，成為破壞國際政治穩定、阻礙世界經濟繁榮的重大問題。

（3）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不平衡。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歷史和國情不同，奉行的經濟發展政策差別很大，因此，在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取得經濟成功的同時，許多低收入國家的經濟仍然停滯不前，發展中國家之間出現貧富差距拉大的現象。在發展中國家中，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是二戰後世界經濟增長的新亮點。少數國家與地區在一些基本指標上已接近發達國家。

這種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將激化各國之間的矛盾，相互競爭更為激烈，並影響到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變化。

❽ 為什麼說人均GDP是一個國家衡量經濟發展的最佳指標

第一，GDP指標是反映國民經濟發展變化情況的重要工具。首先，GDP增長率是描述經濟增長情況的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世界上幾乎沒有哪一個國家不關心經濟增長，國為沒有經濟的適當增長，就沒有國家的經濟繁榮和人民生產水平的提高。目前，各國政府的統計部門都把GDP增長率作為描述經濟增長情況最重要的綜合性宏觀經濟指標。 第二，GDP指標是描述經濟規模的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是其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的重要標志之一。當然，經濟規模與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並不是對等的。在同樣的經濟規模下，國為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經濟增長的科技含量以及經濟增長的潛力不同，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存在較大差距。但是，沒有一定的經濟規模，就談不上有經濟實力，也很難在國際上發揮應有的作用。 第三，GDP指標是描述經濟結構的重要標志。經濟結構始終是經濟發展中的關鍵環節。許多重要的經濟結構，如產業結構、消費需求、地區經濟結構等等，都是通過GDP來描述的。目前，我國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和地區經濟結構都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如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比重偏低，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重偏低，地區經濟結構中中西部地區比重偏低，等等。這些問題都是通過GDP反映出來的，它們是制定經濟結構調整戰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據。 第四，GDP指標是描述價格總水平變化的指標。國際上通行的描述價格總水平變化的指標有兩個，一個是CPI，即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它描述的是用於居民消費的最終產品的價格變化；另一個是GDP縮減指數，它描述的是所有最終產品的價格變化，即除了用於居民消費的最終產品外，還包括用於政府消費、固定資本形成、存貨變動和進出口的最終產品的價格變化。CPI很重要，因為它直接影響到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GDP縮減指數也很重要，因為它反映的價格變化更全面。 第五，GDP指標是對外交往的重要指標。一個國家承擔國際義務的輕重，享受優惠待遇的多少，以及在國際社會發揮作用的大小，往往和這個國家的GDP有密切的聯系。例如，GDP和人均GDP是聯合國確定其成員國承擔聯合國費用、維和費用的重要依據之一，也是世界銀行確定其成員國享受優惠待遇的重要指標。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確定其成員國發言權時也要重點考察這一指標。 客觀地說，被稱為「20世紀最偉大發明之一」的經濟總量指標GDP在歷史上曾發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和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這三個主要的宏觀經濟運行指標都有著密切的關系，也是一國經濟及其景氣周期、經濟健康與否的最重要依據，因而它至今都是國際上用來衡量所有國家與地區經濟表現的通用標准。 但是，當人類邁入了21世紀後，以GDP作為衡量經濟運行狀況的標准卻日益顯現出其片面性和滯後性。GDP指標只考慮經濟總量的增長，而沒有將經濟發展對資源的使用狀況考慮在內，並且沒有剔除對環境和生態破壞這一因素。目前很受關注的由美、德兩國作者合著的《四倍躍進》一書，對GDP曾這樣描寫道：「鄉間小路上，兩輛汽車靜靜駛過，一切平安無事，它們對GDP的貢獻幾乎為零。但是，其中一個司機由於疏忽，突然將車開向路的另一側，連同到達的第三輛汽車，造成了一起惡性交通事故。『好極了』，GDP說。因為，隨之而來的是：救護車、醫生、護士，意外事故服務中心、汽車修理或買新車、法律訴訟、親屬探視傷者、損失賠償、保險代理、新聞報道、整理行道樹等等，所有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職業行為，都是有償服務。即使任何參與方都沒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還蒙受了巨大損失，但我們的『財富』———所謂的GDP依然在增加。」 在GDP日益顯現其不足的情況下，西方發達國家紛紛推出新的經濟運行指標，力求將環境保護及資源利用率等因素考慮在經濟運行狀況中。然而在中國，GDP增長率目前依舊是考核官員的最重要標准。各地官員為了提高GDP以實現政績，很多時候不顧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上馬各類所謂的「開發區」、「工業區」等項目，不僅造成了濫佔耕地等環境問題，而且經濟效益也微乎其微。雖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GDP的「虛假繁榮」，但就其質量來說，很可能出現《四倍躍進》中所描述的情況。 在世界各國紛紛採用更加合理的經濟運行指標的情況下，依舊堅持「唯GDP論」，顯然是不合時宜的，而且其危害性是顯而易見的。「唯GDP論」的第一個危害在於，它沒有意識到，GDP的增長在一些情況下還會帶來社會財富的減少。比如說，當年的大水災引發了巨大災後重建需求，推動了GDP增長，但實際上社會財富卻是絕對的減少。再比如，在許多地方是一任領導，一任工程。班子一換屆，工程可能就沒人收尾，投入了資源，增加了GDP，卻沒有任何收益。而農村征地和城鎮拆遷中發生的許多問題，實際在很大程度上也與當地政府官員在這方面的觀點錯誤有關。「唯GDP論」的第二個規律在於它為短期目標往往犧牲長期利益，影響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比如，根據一份對蘇州引資情況的調研通報，這些年蘇州由於外資大量進入，經濟發展很快，而代價是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消耗4000畝土地，以目前14％的增長率發展速度來看，到2020年蘇州工業用地就沒有餘地了。這實際上就是將當前的GDP建立在透支未來的基礎上。「唯GDP論」的第三個危害在於：在追求總量增長的情況下，人們往往就容易忽視結構的平衡。 國內湖州市就率先取消GDP指標的意義是非常深遠的，它摒棄了幾十年來「唯GDP論」的片面做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更多考慮到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❾ 論述：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

呵呵，您要寫論文了吧？
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困境

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
為鞏固政治獨立，二戰後相繼獨立的亞非拉國家，都把發展民族經濟，爭取實現工業化的任務放在首位。然而，由於西方發達國家頑固地維持舊的國際經濟關系，並利用其掌握的技術和經濟優勢，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剝削和控制，從而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時至今日仍居於從屬地位。這種依附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生產領域，殖民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國際分工格局沒有從根本上打破。西方發達國家壟斷了工業製成品的生產，發展中國家仍然是原宗主國的原料供應地。直到80年代初期，以生產原料和初級產品為主的發展中國家仍然很多，其中30多個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90％以上。這就使發展中國家在資金、技術、工業製成品和消費品等方面嚴重依賴西方發達國家。而且，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作為西方發達國家壟斷資本推行經濟霸權主義主要工具的跨國公司，在不斷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同時，把部分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使它們成為發達國家的附屬「加工廠」和「裝配廠」。過去單一型的傳統分工，轉變為一種多層次的國際分工體系，其中西方發達國家在這一體系中處於最高層，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處於底層。
在技術領域，西方跨國公司通過對技術研究和銷售的壟斷，造成發展中國家在技術上對西方國家的依附地位。西方國家在技術轉讓中，不僅嚴格限制向發展中國家當地公司轉讓先進技術或關鍵技術，或者設置種種不合理不平等的商業慣例條款，限制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發展，而且還常常索取高額的技術轉讓費用。據統計，在世界已注冊的約500萬項專利權中，發展中國家只佔1％。美、歐、日等發達國家控制世界技術轉讓的80％，其中美國約佔50—65％。發達國家利用科技中的壟斷地位，每年向發展中國家索取300—500億美元的購買專利權費用。
在貿易領域，西方壟斷資本極力操縱國際市場，一方面對發展中國家規定種種歧視性的貿易壁壘。目前，各種名目繁多的非關稅壁壘措施已達1000多件。另一方面抬高工業品的價格，壓低原料和初級產品的價格，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嚴重的不等價剝削。1980年至1989年，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價格下跌33％，僅1989年就損失1065億美元。由於多數發展中國家目前仍然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出口對象又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這就使它們在貿易上處於對西方國家的依附地位。
在國際金融領域，發展中國家不僅在貨幣制度上依附於西方發達國家，在資本主義國際貨幣制度中完全處於無權地位，而且，西方發達國家還通過政府貸款，國際多邊機構貸款和國際商業銀行等形式，使發展中國家在金融上處於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此外，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銀行還在發展中國家廣設分支機構，力圖操縱當地的社會經濟生活。
這種依賴性不可避免地加大了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量，使發展中國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貿易逆差、損失慘重。據聯合國有關資料，在雙方的貿易中，以1980年發展中國家單位出口價值（以美元計價）為基數，1988年下降為83，而1988年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額為6791億美元。僅此一項，發展中國家的損失就達1150多億美元。從進口看，以1980年為基數，1988年發展中國家的進口單位價值指數卻上升為106.2，而當年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額為6391億美元。也就是說，由於進口價格的上漲，發展中國家為此要多付出370多億美元。兩項合計，發展中國家損失了1520億美元。
外債加重，資金倒流。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材料，7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外債急劇增長。積欠的中長期外債由1972年的992億美元，增至1988年的10425億美元，再加上短期外債1972億美元，總計12397億美元，比1972年增長了11.5倍。由於70年代以來的國際金融市場利率居高不下，使發展中國家為此支付的利息負擔更加沉重。1972年的利息支付還不足25億美元，1988年就增至833億美元，增加了32倍多。並且從1983年起，發展中國家出現向西方發達國家嚴重的「資本外逃」。從1983年至1987年中等收入國家倒流資金930億美元，而1988年1年更高達500億美元。僅拉美國家1973至1985年間就累計達1510億美元，占同期外債增加額的40％以上。出現了「從貧者身上抽血」的反常現象。
外資利潤增加。如美國公司1980至1985年在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年平均利潤率在20％左右。這些利潤，一部分用於當地的再投資，一部分匯回本國。80年代以來，匯回本國的那部分利潤早已超過這些國家新輸出的資本額。
這種國際經濟舊秩序中的依附地位所帶來的後果，嚴重地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積累規模和速度，從而使它們發展民族經濟的努力遭到嚴重挫拆，以至到90年代仍將面臨著許多方面的問題和挑戰，如區域、集團化的影響；資金流入減少，資金短缺問題難以解決；外債問題嚴重；科技差距繼續拉大；人才短缺與外流；產業結構落後；貿易條件繼續惡化；人口增長大大高於發達國家；生態環境繼續遭到嚴重破壞；南北經濟差距拉大等。
針對發展中國家的依附地位，60、70年代以來、西方發展經濟學激進派提出了中心——外圍理淪。這種理論認為：（1）資本主義已發展成為中心（發達國家）——外圍（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體系，外圍國家對中心國傢具有依附性，它們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始終處於從屬地位；（2）聯接中心——外圍的經濟機制是不平等交換及其價值轉移。中心國家通過不平等交換攫取了外國國家的大量「剩餘」來促進本身的發展，而外國國家卻由於「剩餘」的流失而造成貧困，所以，發達與不發達都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兩者互為因果；（3）外圍國家的發展只能是不發達的發展，因為它提供原料和廉價勞動力來滿足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需要，它們在經濟結構上不可能象獨立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實行工業化。它們越發展，對中心國家的依附性就越深；（4）只有積極地反抗把它們（指外圍國家）與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連結在一起的鏈索，它們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這種理論的核心是以不平等交換產生價值轉移來論證不發達的根源以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關系。這種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不平等交換論，深刻地揭露了帝國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和掠奪，有助於揭示發展中國家不發達的原因和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情緒，同時，有助於推動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斗爭。
但是，這種理論看不到發展中國家戰後歷史地位的變化和發展的內部動力，過分誇大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外部因素的消極作用，忽視了生產領域，只是集中在交換領域，把不發達歸咎於不平等交換。這種理論未能對全世界的資本積累進行動態的、辨證的分析。把目前南北經濟關系的基本態勢看作是「外圍」完全依附於「中心」而不存在相互依存；這種理論在應用方面也比較薄弱，比較簡單化。很少提出關於經濟發展的一整套設想，而往往陷於一種簡單的邏輯之中：要麼切斷與發達國家的經濟聯系，閉關自守；要麼只能處於依附地位。實際上，中心——外圍理論是主張切斷與發達國家的聯系的。這都是不切實際的。因此，這種理論缺陷的實質，就是抹殺了殖民地經濟和獲得獨立後的民族經濟之間的區別，抹殺了官僚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的區別，對目前南北經濟關系的基本態勢及其性質作了錯誤的估計。
發展中國家要徹底擺脫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依附地位，必須打破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改變世界經濟中生產、消費和貿易的格局，改變不平等不合理的國際分工，改善貿易條件，實現價格指數化；發達國家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官方援助，增加技術轉讓，要保證發展中國家對自己自然資源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權，能對其資源的開發實行有效地控制；能根據主權原則限制和監督跨國公司的活動；要對現有的國際經濟機構的體制和規章進行必要的調整，以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無權地位，使發展中國家能平等地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的決策過程。為此，必須繼續南北對話，加強南南合作。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建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發展中國家沉重的債務負擔
二戰後，特別是6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走上了利用外資發展國民經濟的道路，一度促進了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諸如巴西的「經濟奇跡」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等。然而，自1982年墨西哥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債本息為先導，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又相繼出現了償債困難的問題，尤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為首的拉美國家最為嚴重。盡管第三世界國家本身、債權國政府、國際金融組織、國際商業銀行採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但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危機一直未得到根除。進入90年代後，債務問題仍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一項沉重負擔。
造成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歷史的背景，又有現實的根源；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又有內部原因的促成。
從歷史上看，它是殖民主義所導致的直接惡果。長期的掠奪和剝削，造成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的畸型，經濟發展落後，使南北方的經濟差距越拉越大。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結構及其經濟運行，使得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生產、世界貿易和貨幣金融領域中都居於壟斷地位。這使得發展中國家盡管取得了民族獨立，但仍未擺脫受剝削受掠奪的地位。
從外部環境看，70年代以來國際環境對發展中國家極為不利：（一）遭到1973、1979年兩次石油提價的沖擊。由於油價上漲，需要進口石油的發展中國家的進口費用猛增，債務負擔急劇加重。1973年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經濟帳戶赤字只有110億美元，1974年這一赤字升到376億美元，1975年達460億美元。僅油價上漲引起的超額支出在1973年到1982年間就增加了2600億美元，如果把支付石油進口的借款利息也計入的話，則達3350億美元；（二）世界經濟衰退，導致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條件日益惡化。西方發達國家為轉嫁1979至1982年的大危機，在加強對外傾銷的同時，採取了不同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世界銀行認為，如果西方貿易保護主義導致拉美出口收入減少10％，那麼該地區為此付出的代價將相當於它全部債務的年實際利息。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產品價格，特別是低收入國家主要出口的原料、初級產品價格大幅下跌，造成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收入增長減慢，償債能力下降，1985年，初級產品價格已降到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水平。自1932年以來，拉美出口商品貿易比價累計下降20％，1986年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出口收入平均每年減少數十億美元。1986年，16個重債國的外貿順差總額至少減少了一半以上，從290億美元降至130億美元；（三）國際金融市場利率的上升。發展中國家的借款主要是國際商業銀行提供的。1979年以後，為克服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實行了緊縮貨幣政策，致使金融市場利率提高。如美國的利率從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導致了債務國的債務負擔加重。僅1982年巴西因實際利率提高就多付債務利息79億美元。還由於發展中國家的債務的主體是美元債務，高利率形成的美元匯率大幅上升，大大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據統計，從國際范圍看，利率每上開一個百分點，債務國一年就要多付40—50億美元的利率；（四）正在形成的歐洲統一大市場、北美自由貿易區、亞太經濟圈，這些集團化經濟日益表現出的排他性，不斷升級的國際貿易戰使發展中國家難以對付。同時，集團內部資金對流也減少了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使巨大的債務難以償還。
從內部因素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滯脹及經濟政策、措施失當也是引起債務危機的重要原因：（一）發展中國家經濟普遍處於滯脹狀態。據拉美經濟委員會的統計，1982至1987年，整個地區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1.5％。而通貨膨脹卻日益嚴重。1982年拉美通脹率47.5％，到1988年已高達223％；（二）對外債缺乏統一的管理和控制。當70年代西方銀行界大量傾銷「石油美元」等過剩資本時，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以為「良機」已到，錯誤地借入了超出自身償還能力的大量貸款，尤其是大量的國際私人商業貸款。如拉美各國70年代的外債一般只有幾十億美元，到80年代末，均已增至上千億。與此同時，債務國又沒有根據償債額、投資額、利息支付率以及它們各自的長短限期、外匯儲備情況等有關因素，對外債進行綜合考慮，制定出適合國情的、科學的外債償還戰略，從而常常顧此失彼，形成借新債還舊債，借新債還舊息的局面；（三）外債資金使用不當，引進項目經濟效益差，創匯率低。用外債支持的項目往往是規模龐大而又不切實際的長期建設項目，有的借款項目根本沒有形成任何生產能力。如巴西70年代上馬的三座核電站耗資35億美元，至今未能發電。從而使債務國中長期外債總額的平均償還期小於這些資金用於項目的收回期。另外有一部分外債被用於奢侈品的消費，如智利在1970至1978年期間，電視機的進口增加了7942％，化妝品和香水的進口增加了6500％。還有的國家外債管理人員貪污腐化，將外債資金挪作私人不動產或外國證券投資。這樣，外債沒有給國家整體帶來生產能力的增長，在世界經濟形勢突變之時，難以應付而無法如期償還債務；（四）發展中國家大量的資金外流。主要原因是對本國經濟和貨幣失去信心。對債務國來說，債務積累越多，債務危機就愈嚴重，本國資本外流就越多。本國外流資本越多，國內資金就越匱乏，因此就越需要借入外債。如此形成惡性借環。據世界銀行報告，到1983年底，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三國外流資金的累計總額分別相當於外債總額的61％、44％和77%。據估計，在過去的幾年中，拉美國家的外流資金仍相當於對外債務的一半。
基於以上分析，從本質上看，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是戰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長期推行經濟殖民主義政策所造成的。自1982年至今，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已歷時10年。其外債形勢有如下特點：（1）債務總額急劇膨脹，償債能力持續下降。1982年，債務總額是8390億美元，1989年猛增到12900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6.7％。1990年又突破1341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1992將增加到13880億美元，將比上年增長約4％。與此同時，一些國家相繼出現清償危機。自1986年以來，秘魯、巴西、象牙海岸、尚比亞、玻利維亞、哥斯大黎加、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等先後宣布停止支付到期的外債利息；（2）債務危機涉及的范圍廣泛，資源出口型國家負擔更為沉重。1970年債務額在1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僅14個，到1985年增加到63個，年債務額在10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在1970年時根本沒有，1985年有16個，1987年達27個。到1989年底，負債超過1000億美元以上的國家僅撒哈拉以南非洲就達31個。債務問題幾乎涉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3）債務結構顯著變化，貸款條件日益惡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債務和債權的重點分別由官方債務和債權轉向私人債務和債權；二是短期債務增加。由於債務國經濟形勢惡化和政局不穩，債權國銀行對發放長期貸款越來越謹慎，條件日益苛刻，造成長期貸款減少，短期貸款增加。（4）國際債務格局呈現債務國與債權國分布集中的特徵。作為債務國一方，拉美和非洲是「重災區」。拉美國家所欠外債佔1989年發展中國家外債總額的34％，達4340億美元，非洲國家同年外債總額也高達2500億美元，約占外債總額的20％。自1982年以來，發展中國家外債的半數以上集中在17個債務負擔最為沉重的國家，它們的債務總額仍在增長，當年應償還的債務本息占出口收入的比率1988年仍為41.6％。它們的債務總額一直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半數以上。這兩項指標都超過目前國際公認的25％的警戒線。在17個重債國中，其中拉美就佔了12個。名列17個重債國之首的巴西1987年底負債額達1213億美元。債權國一方集中程度也相等高。據世界銀行統計，1985年在17個主要債務國的外債總額中，美國商業銀行的債權比重為24.5％。在對中南美10個債務國發放貸款的商業銀行中，美國的商業銀行佔40％，日本佔16％，英國佔15％。因此，就發達國家而言，捲入債務問題的是主要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這種債務與債權的高度集中，增加了國際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只要一兩個債務國拒付或無法支付，則美國的銀行體系首先受到打擊，然後整個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將經受動盪，可能導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持續數年的第三世界債務危機，不僅影響了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經濟發展，而且還嚴重影響世界經濟，乃至政治和社會的發展。
沉重的債務負擔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惡化情況十分嚴重，成為經濟發展的嚴重桎梏。（1）債務負擔嚴重地阻礙了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發展。70年代，發展中國家借外債是為了發展生產，而80年代，本來可以用於發展生產的借款，不得不更多地用於還本付息。從1982年起，竟出現奇特的資金倒流現象，發展中國家不但不能從發達國家那裡獲得資金，自己的資金反而倒流向發達國家。1982至1987年間拉美地區資金流失額高達1456億美元。1988年拉美地區還本付息額為260億美元，而所得新貸款僅60億美元，倒流了3倍多。這種情況導致了許多債務國國內資金貧乏、生產癱瘓、金融市場動盪、貨幣大幅度貶值、通貨膨脹加劇、失業人數增加，政治動盪等一系列災難頻繁發生，造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的明顯下降。（2）債務危機嚴重影響了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發展對外貿易，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對本國落後的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技術改造，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一條重要途徑，也是清償外債的一個主要來源。但是，由於債務負擔越來越重，許多債務國不得不把原准備進口生產設備和技術的外匯用來償付債務本息，加上生產投資的壓縮，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能力和創匯能力不斷下降。同時，主要出口創匯的初級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價格又太低，所以，使得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陷入困境；（3）債務危機嚴重地影響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調整。8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為改變落後的經濟結構，都確立了本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如引進一些先進的技術設備，發展一些新產業新項目等。但因大部分資金都用於償債，使得有些計劃被迫取消或無限期延緩。所以，債務危機不僅大大降低了發展中國家當前的經濟增長，而且還嚴重地影響著它們未來的經濟騰飛；（4）債務危機加深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削弱了自主性。沉重的債務使一些發展中國家依靠自己的力量無力走出危機，沒有發達國家的貸款，既不能償還舊債的本息，也無法發展生產，甚至不能維持生存。這不僅使發展中國家抗衡發達國家轉嫁危機能力削弱，而且，極易使發展中國家重新落入發達國家的控制與剝削之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利用控制的國際貨市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乘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困難急需資金之時，以「意向書」的形式向受援國提出種種先決條件，左右受援國的經濟政策。正如阿根廷經濟學家阿爾多·費雷爾所指出：「外債對主權和我們人民的自決權構成了嚴重威脅。」
面對嚴重的債務危機，自8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中國家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調整經濟結構及發展戰略，如降低發展速度，減少借債；擴大出口和壓縮進口，以外貿出口提高償債能力；實行緊縮性的財政及外債外匯管制制度；等。上述措施使債務國家在80年代後期的財政赤字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償債能力有所提高。但是，這些措施也產生了嚴重的負作用，導致了生產性投資衰退、對外貿易的畸形發展和國內主活水平的下降等。
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對西方發達國家也產生了嚴重影響，它不僅威脅著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穩定，而且影響了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使西方國家喪失了很大部分的商品市場。因此，為防止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沖擊國際金融市場和維護在第三世界的經濟和戰略利益，西方發達國家和一些國際金融機構先後採取和實施了一系列所謂「救援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政策。相繼拋出了「宮澤計劃」、「密特朗計劃」、「貝克計劃」，但皆以失敗而告終。1989年3月，美國財政部長布雷迪公布了「布雷迪計劃」，其中心內容是：鼓勵商業銀行取消債務國部分債務；要求國際金融機構繼續向債務國提供新貸款，以促進債務國經濟發展；提高還債能力。同以往方案相比，「布雷迪計劃」把解決外債的重點放在債務本息的減免上，而不是放在借新債還舊債的方式上。這一計劃改變了美國過去堅持逼債的僵硬立場，意味著美國的債務政策出現了一個重大轉折，嚴峻的現實迫使美國政府開始承認減免債務是解決債務問題必由之路。盡管這一計劃有可能導致民間銀行削減貸款，而且究竟能在何種程度上實現尚屬疑問，但比過去向前走了一步，給緩解債務危機提供了一個突破口。但也應該看到，美國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目前，減兔發展中國家債務的措施，主要是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1）債務資本化。外國債權銀行將自己帳面債務形式折價出售，債券購買者買下債權後，通過當地銀行貼現轉換成債務國的貨幣再進行投資。對於債權者的有利之處是：找到了按票面價值運用其貸款的辦法。對債務者的有利之處是：順利清償了部分債務，減少了債務負擔。據統計，1988年上半年發展中國家資本化了的債務就達88億美元。但是，債務資本化有兩個不可忽視的負效應：一是加劇了債務國的通貨膨脹；二是加強了外國投資者對債務國經濟的控制。（2）現金回購，一國按一定折扣以現金購回它的債務。其中最著名的是玻利維亞的債務回購計劃。玻利維亞於1988年3月按89％的平均折扣率（即按面值的11％）購回它的商業銀行債務的40％（合3．35億美元），1989年初又作出人類似安排。目前，由於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嚴重不足，這種方式不可能廣泛適用。（3）減少債務償還額。無條件地取消發展中國家所欠的債務基金，並降低利率。這種做法目前已越來越多地被債權國所採用。
作為第三世界國家本身，要擺脫外債的沉重負擔，必須抓住有利時機，採取具體措施來扭轉被動局面，應力圖做到：（1）繼續調整改革國內經濟結構，大力推行出口促進戰略，通過擴大出口來克服債務危機，進而把出口的盈餘用於經濟發展；謀求外資來源多樣化，保持經濟發展與償債能力呈正比關系；從制度和政策上努力創造條件提高外資使用效率，促進國內儲蓄的提高；（2）發展南南合作。發展中國家聯合起來，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領域增強與發達國家的談判力量，改善國際貿易條件，改善借債與還債的條件；（3）開展南北對話，積極推進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在這一過程中，組建發展中國家自己的跨國公司，組建自己的區域性金融機構，通過南南合作促進債務問題的解決。
進入9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有所緩解如1991年拉國家的外債比上年減少2.1％。但也應該看到，長期形成的全球性債務問題要在短期內得到徹底解決是不現實也是不可能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債務問題仍將是發展中國家的沉重負擔。然而只要發展中國家協調一致，從國內和國際兩方面同時努力，擺脫債務困境仍是充滿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