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經濟發展的特點

1. 宋代民營經濟發展的特點

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50多個國家通商。南宋時期對南方的開發，促成江南地區成為經濟文化中心。

2. 簡述宋朝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

解除了商業活動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
政府允許工商業者「以資買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結合的趨勢。
商稅收入在政府財政收入結構中比重劇增。
市鎮的集市發展，城市商業區域擴大到城外。
城市的消閑文化發展，如瓦肆的出現和宋詞的發展。王安石變法的理財措施中有「市易法」，由政府設立市易務，有利於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國家的收入。

3. 宋代經濟發展有什麼特點

北宋的商業高度發展，相對唐朝，北宋時期出現了用以交易的紙幣「交子」，在政治上北宋實行文官掌權，地方實行三權分立即行政，財政，軍事分開相互監督，相互制約防止了地方集權，加強了中央集權，生活上北宋時期最大的特點的有了專門的娛樂場所「瓦肆」，文化是北宋的詞很出名，代表人物有蘇東坡等。
首先，從時代背景看：(1）唐朝中晚期我國經濟中心以經南移
（2）北方多戰亂南方相對穩定（3）大量人口南遷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大量的勞動力；從而南方城市社會能夠發展；
其次，從政策上看，宋王朝統治者執行了開明政策。宋王朝是歷史上唯一的一個鼓勵經商的封建王朝。在宋朝，商人的政治地位是不低的，他們可以和貴族平起平坐的。這就鼓勵商業的大幅度發展；
再次，宋代思想文化高度繁榮，思想文化的繁榮能促進經濟的發展；以及整個中國的不統一給各國貿易（國際貿易）創造了空間。
總的來說，是生產力繼續發展，政策導向的共同影響。

4. 宋朝經濟發展出現了什麼新特點

北宋的商業高度發展，相對唐朝，北宋時期出現了用以交易的紙幣「交子內」，在政治上北宋實行文官掌權，容地方實行三權分立即行政，財政，軍事分開相互監督，相互制約防止了地方集權，加強了中央集權，生活上北宋時期最大的特點的有了專門的娛樂場所「瓦肆」，文化是北宋的詞很出名，代表人物有蘇東坡等。
首先，從時代背景看：(1）唐朝中晚期我國經濟中心以經南移
（2）北方多戰亂南方相對穩定（3）大量人口南遷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大量的勞動力；從而南方城市社會能夠發展；
其次，從政策上看，宋王朝統治者執行了開明政策。宋王朝是歷史上唯一的一個鼓勵經商的封建王朝。在宋朝，商人的政治地位是不低的，他們可以和貴族平起平坐的。這就鼓勵商業的大幅度發展；
再次，宋代思想文化高度繁榮，思想文化的繁榮能促進經濟的發展；以及整個中國的不統一給各國貿易（國際貿易）創造了空間。
總的來說，是生產力繼續發展，政策導向的共同影響。

5. 宋代商業發展的特點有哪些出現這些特點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北宋的商業高度發展，相對唐朝，北宋時期出現了用以交易的紙幣「交內子」，在政治容上北宋實行文官掌權，地方實行三權分立即行政，財政，軍事分開相互監督，相互制約防止了地方集權，加強了中央集權，生活上北宋時期最大的特點的有了專門的娛樂場所「瓦肆」，文化是北宋的詞很出名，代表人物有蘇東坡等。
首先，從時代背景看：(1）唐朝中晚期我國經濟中心以經南移 （2）北方多戰亂南方相對穩定（3）大量人口南遷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大量的勞動力；從而南方城市社會能夠發展；
其次，從政策上看，宋王朝統治者執行了開明政策。宋王朝是歷史上唯一的一個鼓勵經商的封建王朝。在宋朝，商人的政治地位是不低的，他們可以和貴族平起平坐的。這就鼓勵商業的大幅度發展；
再次，宋代思想文化高度繁榮，思想文化的繁榮能促進經濟的發展；以及整個中國的不統一給各國貿易（國際貿易）創造了空間。
總的來說，是生產力繼續發展，政策導向的共同影響。

6. 宋代城市發展特點

宋代社會生產力飛速發展，社會經濟繁榮昌盛，使宋代時期的城市出現了許多新特點：第一，城市商品經濟快速發展，經濟職能出現多樣化，有工商型城市、商業型城市和手工業型城市等三種類型。第二，農村商品經濟發達，「草市」逐步演化為商業性集鎮。宋代「草市」向集鎮的發展過程，大體上經歷草市大量涌現、草市向商業集鎮演變和商業集鎮向手工業專業鎮轉化三個階段。第三，海外貿易空前發達，港口城市大量出現，促進了雙邊貿易的發展，加速了貿易口岸城市的發展。
宋代是在經歷了大約200餘年的天災、戰亂之後的虛弱社會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政權。政治上是一個新興的政權，經濟上尚需百廢待興，文化上也有待恢復和重建。在有宋一代，盡管國力遠不及唐代，但就社會經濟發展而言還是有了顯著的進步。在農業方面，主要表現在生產技術的提高、耕地面積擴大和農業人口的增加上。在手工業方面，也較隋唐發達，主要表現在礦冶、陶器、造船、兵器、紡織、造紙、制鹽、製糖等手工業門類的不斷擴大，以及分工更加細密。正是由於宋朝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社會經濟的繁榮昌盛，宋朝時期的城市才在前代城市的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並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致使宋朝時期成為我國城市發展的又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時期。本文擬從社會經濟的角度對宋朝時期城市發展的基本特點作一探討，不當之處，請專家學者指正。

一、城市商品經濟快速發展，經濟職能出現了多樣化

在宋代，由於社會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城市的經濟職能有了進一步加強。在城市建設上，那種傳統的坊里制度逐漸被打破，出現了臨街設店的景象；而在商品流通上，產生並逐漸推廣了「交子」（紙幣），「交子」的出現與應用進一步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在賦稅制度上，也開始徵收商稅，據《宋史》卷85～90《地理志》記載，宋朝時期全國著名的經濟都會總數不下四、五十處，僅徵收商稅在10萬貫以上的就有42個城市。由此可見，這一時期許多以政治職能為主的城市已逐步演變為政治、經濟職能並重的城市，城市類型開始多樣化。從經濟角度看，宋朝時期的經濟性城市類型大體上可以分為工商型城市、商業型城市和手工業型城市等三種類型。
1、工商型城市
這種類型的城市通常出現在農業生產和商品生產都比較發達的地區，它們既可以利用周圍農村提供的原料發展手工業生產，又可以吸收周圍鄉村集市的商品和自身生產和商品來發展商業貿易。例如，成都在北宋時期，既是成都府治，又是歷代全國的紡織生產基地，是西南地區重要的工商業都會。當時，蜀錦乃為全國著名的絲織品，有「羅、紈、錦、綺等物甲天下」之稱。[1] 蜀錦的產量也相當可觀，僅北宋中央政府每年就從四川地區采購「上供綾錦鹿胎萬二千匹」。[2]在南宋時，國都臨安（今杭州）、婺州（今江西金華市）、平州（今蘇州市）、鎮江、常州、湖州等地已成為當時全國最主要的絲織業中心。尤其是平州，既是府治所在，又是全國紡織生產基地和商品交換中心，成為江南地區工商業都十分繁榮的都會。[3]
2、商業型城市
這種類型的城市通常出現在水陸交通都比較發達的地區，即交通樞紐地區，主要是由於貨物中轉和商業貿易比較發達而形成。隨著大運河的疏浚，在大運河沿岸，一些較大的政治中心城市如臨安、汴京（今開封）等一躍成為全國的重要商業城市，其規模之大，人口之眾，商業之繁華，在當時是其它城市望其項背的。據《汴都賦》記載：當時的汴京是「竭五都之鑲富，備九州之貨賄」。據周寶珠研究，在北宋元豐年間，東京（即汴京，今開封）的工商業者及其他服務行業共約有15000多戶。[4] 唐朝時期的坊、市制度已被打破，工商業者臨街開店，大小商號鱗次櫛比。主要商業區，終日車馬雜沓，交易繁忙。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開封城中汴河沿岸商業繁榮的真實寫照。這些商業區除白天營業外，還有夜市、曉市。另外，開封城中還有相國寺、鼓扇百索市、巷陌雜市、乞巧市等定期交易市場，其交易規模也很大。[5]長江沿岸交通發達地區也出現了許多商業性城市，如京口（今江蘇鎮江市）、蕪州、江州蘄口、鄂州、荊州等，其中鄂州尤盛，其商業影響范圍東及於海，西至於川，南抵珠江，北達淮水，「蓋川、廣、襄、淮、浙貿遷之會」[6]，「市邑雄富，列市繁錯」。[7] 真州（今江蘇儀征市），在北宋時也已替代了隋唐時期的揚州的地位，成為兩淮、江浙諸路貨物的集散地。[8]
3、手工業型城市
這種類型的城市，與隋唐時期的手工業城市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起源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交通樞紐，它主要是依賴於手工業或礦業而形成發展起來的。這主要是宋朝時期在紡織、陶瓷、造紙、印刷、造船、兵器、冶金、制鹽等的生產規模、品種、數量和技術等方面都有了顯著的進步，使手工業型城市排除了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而獨立發展起來。這一時期造紙技術已進入了相當成熟的時期，因而都城開封、浙江杭州、福建建陽、江西婺州、四川成都和眉山等都發展成為印刷業的中心，而吳江府的粉箋、溫州的蠲紙、台州黃岩玉版紙、杭州的藤紙、紹興府的竹紙、宣州的宣紙等，在當時也都是非常著名的紙製品。從紡織業來看，有蜀錦、定州的刻絲、婺州的花羅、東陽的花羅、潤州的花羅、青州與邵州的隔織、撫州連花紗、越州的壽陵和綿州的巴西紗子、亳州的輕紗、明州象山女兒布、平江府崑山葯班布等。從制瓷業來看，窯址遍及全國，非常發達。其中定州的白瓷、汝州的青瓷、耀州的青白瓷、景德鎮的影青瓷等都相當著名。[9] 由此可見，手工業型城市在宋代是相當發達的。

二、農村商品經濟發達，「草市」逐步演化為商業性集鎮

商業性集鎮繁榮，是宋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另一大特色。這種特色的標志就是「草市」的大量涌現，並逐漸演化成商業性集鎮。「草市」是由農村交換剩餘產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變而來。正如《中國古代史》所評價的那樣：「在城市的周圍及廣大鄉村中形成了許多定期的貿易集市，北方稱集，南方稱墟，江淮地區稱草市，統稱之為坊場。這些坊場是連接城市和鄉村，鄉村和鄉村之間經濟聯系的紐帶，得以使農民自用自食之外的農副產品轉化為商品，與市場發生日益密切的關系。」[10]縱觀枕宋朝「草市」向集鎮的發展過程，大體上可以把其分為草市大量涌現、草市向商業集鎮演變和商業集鎮向手工業專業鎮轉化三個階段。
1、草市的大量涌現
草市始見於南北朝，隋唐時期已有了初步發展。[11]至唐末，在某些商業繁榮的城市開始出現夜市及附城草市，農村中定期的小市也越來越多。此類草市，根據各地經濟發展水平與交通狀況，各有不同的集期，如二日一集、三日一集、五日一集、六日一集、乃至十日一集等。[12] 到了北宋，由於城市建設徹底沖破了坊、市之間的界線，商店可以隨處開設，從而導致了城市內部集市的產生。與此同時，許多城市由於規模的擴大，限於城垣以內的范圍已不夠使用，商業區域不斷向外擴展，與農村中的草市相呼應，從而加快了草市的大量興起。[13]
2、草市向商業集鎮演變
隨著草市的進一步發展和大量興起，使一些大的農村集市成為附近地區的集散中心和城鄉交流的聯結點，從而演變為市鎮。在早期，我國的市和鎮之間是有著比較嚴格的界線的。據《吳江縣志》卷4《鎮市村》記載：「有商賈貿易者謂之市，設官防者謂之鎮」。可見，「市」僅具有經濟職能，「鎮」則是鎮守地方，具有軍事、行政的職能。但是，到了北宋時期，這些市鎮的性質開始發生了變化，純粹以貿易為特徵的鎮市大量涌現，「諸鎮監官，掌警邏盜竊及煙火之禁，兼征稅榷酤」。[14]於是，在縣和草市之間也就有了鎮的建置。鎮的出現又加快了商業性集鎮的發展。這樣，市和鎮之間的區分標准也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以商況較盛者為鎮，次者為市」[15] 。據樊樹志研究，北宋時代，黃河流域的市鎮發展佔有明顯的優勢，四京尤為突出，東京開封府有31鎮，西京河南府有22鎮，北京大名府有20鎮，南京應天府有13鎮。而同時代的江南地區相對較少，蘇州有4鎮，秀州有4鎮，杭州有12鎮，湖州有6鎮。南宋時代，隨著江南經濟的飛速發展，江南地區的市鎮異軍突起。臨安府增至28市鎮，嘉興府達15市鎮，蘇州達19市鎮。可見，經有宋一代，草市不僅發展成集鎮，而且數量增加也相當迅速。
3、商業集鎮向手工業專業城鎮轉化
在宋代，各地市鎮盡管商業貿易職能較強，但各行各業的生產活動，即手工業生產活動也非常活躍，也是市鎮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據《宋會要

7. 宋代城市經濟發展特點

宋代城市來經濟發展迅速的原因：
1.
農耕經自濟的發展；
2.
政府商業政策的放鬆。
城市規模大，人口多；
經濟功能增強，商業貿易繁榮；
城市布局打破了坊市界限，放鬆了對商業活動的限制；
出現了比較完善的飲食、娛樂服務設施；貨幣經濟發展，出現紙幣。
古代城市的發展趨勢：傳統的政治性城市逐漸向商業城市發展；農村人口不斷走向城市，城市人口逐漸增多，城市規模逐漸擴大；隨著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市民的生活和觀念逐漸發生變化。

8. 宋代的經濟發展體現在哪方面

宋代，隨著農業、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繁榮，市場上的商品種類較之前代更加回豐富答。與此同時，商品的結構狀況也有了明顯的變化,
宋代糧食市場最突出的特點是地區間轉運貿易的發達，「千里不販糴」的舊格局已被完全打破，遠距離的糧食貿易空前興盛.在農業生產力水平提高和交通運輸業發展的基礎上，宋代形成了幾個規模較大的商品糧輸出基地.

9. 歷史問題，宋朝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

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50多個國家通商。南宋時期對南方的開發，促成江南地區成為經濟文化中心。

農業

宋代大興水利，大面積開荒，又注重農具改進，農業發展迅速。許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現，例如梯田（在山區出現）、淤田（利用河水沖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邊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鋪泥成地）等。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積。至道二年（996年），全國耕地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兩百餘頃。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萬七千五百餘頃。各種新的農具在宋朝出現，例如新式水車龍骨翻車和筒車。代替牛耕的踏犁，用於插秧的鞅馬。新工具的出現也讓農作物產量大幅成長。一般農田每年可畝收一石，江浙地區一年可達到二至三石。北宋時宋真宗從占城引進耐旱、早熟的稻種，分給江淮兩浙，就是後來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黃秈米[1]。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農業發展迅速。一些北方農作物粟、麥、黍、豆來到南方。棉花盛行種植於閩、廣地區。茶葉遍及今蘇、浙、皖、閩、贛、鄂、湘、川等地。種桑養蠶和麻的地區也在增加。南宋時太湖地區稻米產量居全國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蘇州）為代表，有「蘇湖熟，天下足」（指蘇州和湖州）或「蘇常熟，天下足」（指蘇州和常州）之稱。甘蔗種植遍布蘇、浙、閩、廣、等省[2]，糖已經成廣泛使用的食品，出現世界上第一部關於制塘術的專著：王灼著《糖霜譜》[3]。

手工業

宋朝哥窯——米色釉貫耳瓶北宋的主要礦產包括金、銀、銅、鐵、鉛、錫、煤等。北宋時期金屬礦藏達到兩百七十餘處，較唐朝增加一百餘處。仁宗時期，每年得金一萬五千多兩、銀廿一萬九千多兩、銅五百多萬斤、鐵七百廿四萬斤，鉛九萬多斤、錫卅三萬斤。

宋朝的絲、麻、毛紡織業都非常發達。西北地方流行毛織業，四川、山西、廣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織業非常發達。到了南宋時期，廣東雷州半島地區和廣西南部成為棉紡織業的中心。兩浙和川蜀地區絲織業最發達。宋朝政府還在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設立織錦院，也就是官辦的絲織作坊。而相關的印染業也因此發達起來。

宋朝官窯、民窯遍布全國。時有河北曲陽定窯、河南汝州汝窯、禹縣鈞窯、開封官窯、浙江龍泉哥第窯、江西景德鎮景德窯、福建建陽建窯等七大名瓷窯，和分布在各地的許多大小瓷窯，所產宋瓷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海外，如日本、高麗、南洋、印度、中西亞等地區。

宋朝時期，主要的造紙材料包括絲、竹、藤、麻、麥桿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紙產地。四川的布頭箋、冷金箋、麻紙、竹紙，安徽的凝霜、澄心紙、粟紙，浙江的藤紙等都聞名於世。甚至還有紙被、紙衣、紙甲等。紙張的大量生產與活字印刷術為印刷業的繁榮提供了基礎。宋朝的印刷業分三大系統，官刻系統的國子監所刻的書被稱為監本，而民間書坊所刻的書被稱為坊本，士紳家庭自己刻印的書籍屬於私刻系統。東京、臨安、眉山、建陽、廣都等都是當時的印刷業中心。當時坊刻書中以浙江最好，稱浙本，四川次之，稱蜀本。福建的刻書以量取勝，稱建本，其中尤以建陽麻沙鎮最多，世稱麻沙本。社會上流行刻書的風氣。其中以臨安國子監所刻的書品質最好。宋朝的刻書以紙墨精良、版式疏朗、字體圓潤、做工考究、傳世稀少、價值連城而聞名於後世。

宋朝造船技術水平是當時世界之冠。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兩艘萬料（約600噸）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個隔水倉，一兩個隔水倉漏水，船也不會沉。隔水倉技術，經馬可·波羅介紹，傳入歐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廠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陝西等地區。虔州、吉州、溫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時期，全國每年造船達到三千三百餘艘。到了南宋，由於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貿易日益發達，造船業發展更快。臨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寧府，今南京）、平江府（蘇州）、揚州、湖州、泉州、廣州、潭州、衡州等成為新的造船中心。廣州製造的大型海舶木蘭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舵長數仗，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南宋時代還出現了車船、飛虎戰船等新式戰艦。

金融商業

宋朝商業繁盛，通行的貨幣有銅錢、白銀。太宗時期，每年鑄幣八十萬貫。到神宗熙寧六年，已達六百餘萬貫。由於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銅錢、白銀外流，造成硬通貨短缺。真宗時期，成都十六家富戶主持印造一種紙幣，代替鐵錢在四川使用，是為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仁宗後改歸官辦，並定期限額發行。徽宗時期，改交子名為錢引，並擴大流通領域。南宋於1160年(高宗紹興三十年)改為官辦「會子」，會子主要有東南會子（也叫行在會子），湖北會子和兩淮會子。但是為防止銅錢北流，宋朝政府規定在與金交界處仍然只能使用鐵錢。與交子不同，會子是以銅錢為本位的，面值有一貫（一千文）、兩貫和三貫三種，後增印兩百文、三百文與五百文小面額鈔票。幹道五年定為三年一界，每界發行一千萬貫，以舊換新。

會子危機

會子第一界會子的發行額僅三百萬貫。到幹道四年僅七年的時間，發行額增加到七百萬貫。之後固定在一千萬貫。盡管會子的加印與隆興北伐有關，但是由於作為本位的金屬貨幣沒有相應追加，幣值增長指數已經達到300%以上。到理宗淳佑六年，會子發行額增加六十五倍。會子雖與銅錢可自由兌換，但由於會子不斷貶值，兩者匯率也急遽走低。寧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會子同時流通後，會子之多猶如決堤之水，物價飛漲猶如脫韁野馬，出現了會子擠兌銅錢的現象。嘉定二年，會子換界。政府規定新舊會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兌換，同時嚴禁不按比例兌換會子，否則抄家，並鼓勵打小報告互相揭發。這無異於宣布會子已經信用破產。但是這依然沒能阻止拒收會子的風潮，會子也進一步貶值。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社會無論中下層都損失慘重。迫不得已，政府發還抄沒的家產，並籌措一千四百萬貫來回收舊會子。嘉定五年後危機才漸漸平息。從此之後，會子換界已無法正常進行。政府一旦發生財政危機，就會以濫印鈔票飲鴆止渴。理宗親政後，由於十六及十七界會子數量巨大，險些再度造成通貨膨脹。端平入洛之後，會子與銅錢的匯率從端平初年暴跌廿五個百分點。十八界會子發行量更加大。米價漲到每斗三貫四百文，是孝宗年間的十一倍。淳佑七年，理宗頒詔，十七、十八界會子永遠使用。希望藉此來抑制物價上漲。但是兩百文的十八界會子卻連一雙草鞋都買不到，會子已與廢紙無異。景定五年，賈似道規定十七界會子須在一月之內全部換成十八界會子，並將會子改為「金銀見錢關子」，宣布關子與會子的兌換比例為一比三。結果通貨膨脹更惡性發作。

海外貿易

由於西夏阻隔了西北的絲綢之路，加上經濟中心的南移，從宋朝開始，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唐朝時期全國僅廣州一地設有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宋朝先後在廣州、臨安府（杭州）、慶元府（明州，今寧波）、泉州、密州板橋鎮、嘉興府（秀州）華亭縣（今松江）、鎮江府、平江府（蘇州）、溫州、江陰軍（今江陰）、嘉興府（秀州）澉浦鎮（今海鹽）和嘉興府（秀州）上海鎮（今上海市區）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4]其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朝海外貿易分官府經營和私商經營兩種方式，其中民營外貿又佔大宗。元豐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廣州市舶條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而各個外貿港口還在城市立設立「蕃市」，專賣外國商品；「蕃坊」供外國人居住；「蕃學」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還專門制定了蕃商犯罪決罰條。現在廣州和泉州城內仍然有許多藩客墓，成為當時海外貿易繁榮的佐證。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里、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五十八個國家[5]。宋朝出口貨物包括絲綢、瓷器、糖、紡織品、茶葉、五金。進口貨物包括象牙、珊瑚、瑪瑙、珍珠、乳香、沒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幾百種商品。[6]宋朝從大量進口貨物通過市舶司獲得的稅收，從北宋皇佑（1049年—1054年）的53萬貫，治平（ 1064年—1067年）63萬貫， 到了南宋紹興（ 1131年—1162年）已達200萬貫，約佔全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對宋代的繁榮起重要作用。

南宋時期，宋朝在與金和大理的交界處設立榷場來互通有無。宋朝出口葯材、茶葉、棉花、犀角、象牙等，進口北珠、人參、毛皮、馬匹等貨物。民間也有大量的走私貿易。由於宋朝銅錢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東南亞和西亞，而當時的朝鮮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貨，改用宋錢。

10. 宋代的經濟特點

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50多個國家通商。 宋代對南方大規模的開發，促成經濟中心南移。

賦役

宋代的農材賦役制度，大致延續唐末的兩稅法，但增加了丁稅，而差役則甚為繁重造成人民負擔，因此王安石變法時有免役法的推行。關於歲入1.6億貫實為銅錢、米麥、白銀、布棉、絲絹、草料等不同物產單位的合加總數，宋代財政最高收入為六千餘萬貫，商稅占財政總收入約70%。

金融商業

宋朝商業繁盛，通行的貨幣有銅錢、白銀。太宗時期，每年鑄幣八十萬貫。到神宗熙寧六年，已達六百餘萬貫。由於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銅錢、白銀外流，造成硬通貨短缺。真宗時期，成都十六家富戶主持印造一種紙幣，代替鐵錢在四川使用，是為交子。

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仁宗後改歸官辦，並定期限額發行。徽宗時期，改交子名為錢引，並擴大流通領域。南宋於1160年（高宗紹興三十年）改為官辦「會子」，會子主要有東南會子（也叫行在會子），湖北會子和兩淮會子。

但是為防止銅錢北流，宋朝政府規定在與金交界處仍然只能使用鐵錢。與交子不同，會子是以銅錢為本位的，面值有一貫（一千文）、兩貫和三貫三種，後增印兩百文、三百文與五百文小面額鈔票。幹道五年定為三年一界，每界發行一千萬貫，以舊換新。

(10)宋代經濟發展的特點擴展閱讀

著名歷史學家漆俠先生曾指出：「在兩宋統治的三百年中，我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居於世界的最前列，是當時最為先進、最為文明的國家。」

歷史教授楊渭生先生也認為：「兩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內是座頂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佔領先地位。」

世界著名經濟史學家貢德弗蘭克也認為：「11世紀和12世紀的宋代，中國無疑是世界上經濟最先進的地區。自11世紀和12世紀的宋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在工業化、商業化、貨幣化和城市化方面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方。」

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曾說：「在社會生活、藝術、娛樂、制度、工藝技術諸領域，中國（宋朝）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僅僅看作蠻夷之邦。」

日本宋史學家宮崎市定認定:「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具魅力的時代。中國文明在開始時期比西亞落後得多，但是以後這種局面逐漸被扭轉。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亞而居於世界最前列。然而由於宋代文明的刺激，歐洲文明向前發展了。」宋朝的文明深深的影響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