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經濟形勢改革,加大內容,加強城鎮化有何看法就最近兩年內。
論按「三化同步」要求加快城鎮化建設的理論實踐
在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中加快城鎮化發展步伐，是「十二五」時期的一項重大任務。「三化同步」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又是富民強國的必由之路。科學把握「三化同步」的科學內涵、精神實質、內在要求和基本規律，集中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優勢力量，擇優選擇統籌城鄉發展最適宜的空間地域和最佳的區位作為切入點，推動城鎮化，這既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要求，也是積極探索中國實現「三化同步」成功之路的迫切需要，對於實現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雙輪驅動，對於推動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農村和諧繁榮，對於全面小康社會建設和國家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一、「三化同步」建設的理論基礎「三化同步」理論基礎萌芽於16世紀初葉，成熟於20世紀60年代，前後經歷了約4個多世紀。16世紀初，英國著名思想家莫爾提出了「烏托邦」設想，認為每個城市附有經營農業的土地，社會進行合理分工，沒有固定職業人員，每人都輪流從事兩年農業勞動，大家都具有閑暇時間從事科學或藝術創作，並按照民主原則進行管理。這表明了「三化同步」的思想起源。20世紀，英國城市學家－－最早提出「城鄉一體化」的學者埃比尼澤·霍華德提出了「田園城市」思想：城市和鄉村都各有其優點和相應的缺點，城鄉一體則避免了二者的缺點……城市和鄉村必須成婚，這種愉快的結合將迸發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賴特在《寬闊的田地》中正式提出「廣畝城」設想：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布在一個地區性農業的方格網路上。在汽車和廉價電力遍布各處的時代里，已經沒有將一切活動集中於城市的必要，而最為必要的是如何從城市中解脫出來，發展一種完全分散的低密度生活、居家居住、就業相結合的新的發展模式。這是「三化同步」思想的進一步深化。20世紀60年代，世界著名發展經濟學家、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劉易斯，非常認同賴特「區域統一體」觀點，認為這樣可以避免特大城市困擾，最終達到霍華德的「田園城市」設想。他從城市發展的立場出發，深刻地指出：城與鄉，不能截然分開；城與鄉，同等重要；城與鄉，應當有機結合在一起。劉易斯最大的貢獻，就是使「三化同步」思想達到成熟。劉易斯描述了一個「三化同步」發展的經典框架，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從一個落後的傳統農業社會向一個發達的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框架。他認為實現「三化同步」的基礎是工業發展，沒有工業發展就沒有現代工業社會的產生，就沒有現代城市的產生，更不會有農業現代化的出現。工業發展則至少會帶來兩件事：一是工業消費品供應的增加，二是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工業發展需要的勞動力來自哪裡呢？恐怕只能來自於農業或者說來自於農村富餘勞動力的轉移。在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中，伴隨農村富餘勞動力向工業轉移的同樣有兩件事：一是勞動者收入的提高，也就是通過非農就業得到了比從事農業高得多的收入；二是城鎮化，也就是在實現非農就業、提高收入的同時，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庭人口的永久居住地隨著就業地點的變化而遷入城市。這兩種變化產生一個結果，就是這些城市新增人口旺盛的消費需求使工業消費品的市場需求擴大，成為支撐與帶動工業進一步發展的需求動力。於是工業會得到更大的發展機會，並進一步產生勞動力需求，繼續吸納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並在收入提高的同時實現城鎮化，再產生新的消費需求，形成完整的「劉易斯循環」。隨著「劉易斯循環」的不斷推進，農業與農村的人口持續減少，農村入均耕地增加，土地經營規模隨之增加，農業現代化程度不斷提高。只要農村還存在富餘勞動力，理論上說「劉易斯循環」就會繼續推進，直到農村不再有富餘勞動力，這樣工業因為找不到富餘勞動力而無法持續發展，消費品生產因為沒有新增市場需求而無法持續擴大，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消失，整個社會完成從落後的二元經濟向穩定發達的一元經濟的轉變：不但工業化完成了，由於農村不再有富餘勞動力與多餘的人口，農業的勞動生產率、農業人口的收入水平與工業相同，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也完成了，在這樣的一條路徑下「三化」是同步的。從上述「三化同步」思想理論基礎梳理中，可以這樣認為，從近代歷史看，沒有一個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是建立在小農生產結構基礎上的。從國民經濟整體角度講，如果哪個國家的農業基礎還停留在小農生產結構狀態，那就幾乎不可能實現工業化。小農生產結構需要大量農業人口，並不需要大量的工業產品，農業和農村市場狹窄且軟弱，從根本上限制了工業就業人口的增加和工業產品市場的發展，是工業化或新型工業化實現的實際阻力。如果要先實現工業化，再去實現農業現代化，那就可能會使一個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處於發展中國家行列，很難實現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因而大多數國家為了解決農民進城務工並逐步移民定居的問題，都依靠「貧民窟」的辦法。即使在今天，世界上包括發達國家仍然大量存在「貧民窟」。但應當看到，上述西方國家思想家的相關研究側重於空間環境的城鄉融合設計，其理論亟待完善。中國在具體應用相關理論時，需結合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歷史演進以及貫穿其中的制度、體制、政策等方面，以制定符合國情的相關對策。二、「三化同步」建設的實踐基礎從中國近代以來的實踐看，工業化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下半葉的洋務運動。由於清政府的腐敗和此後一系列的戰爭和社會動亂，直到20世紀中期新中國成立時，現代工業仍然局限在沿海地區少數幾個城市的范圍內，基本上沒有觸動整個國家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傳統經濟社會結構。新中國成立後在計劃經濟時期開展的大規模工業化運動，仍然是以城市為空間依託的，現代工業不僅沒有走出城市、走向農村，反而由於實行城鄉隔離政策，拉大了城鄉之間的差距，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結構」格局。廣大農村和農民沒有被納入工業化發展軌道，延遲了整個國家由傳統農耕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的進程。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看，真正把農村和農民納入現代化進程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自20世紀80代中期以來，農村的工業化從珠三角、長三角、山東半島等東部沿海地區向內地逐漸推進，現在的西部邊陲最偏僻的農村角落都感受到了工業化對其生產和生活方式所帶來的影響。但是，中國是一個地域廣闊、資源分布不均、區位差異較大且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大國，各地工業化起步的先後時間、發展條件和發展程度不相同，面臨的挑戰也很不相同。從改革開放30多年來看，中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較快，農業現代化進程則相對緩慢，三者之間已經顯示出明顯不協調。盡管如此，中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三化」中尚未出現其中某一化的單級發展態勢，如果在工業園和城市邊緣區，基於現有的實踐基礎，建立「三化同步」，在全國率先作出示範，既可以解決中國當前工業園區勞動力緊缺和因聚集人口規模小而城鎮服務業滯後的問題，又可以盡快發揮工業化、城鎮化對發展現代農業的帶動作用，提高農村公共服務水平的輻射作用。2010年中國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在這個關鍵節點上，中央提出「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一是說明目前「三化」還沒同步，二是「三化同步」的條件已經具備。因此，當中國綜合國力已經到了可以改變這種狀況的時候，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就成了現代化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必然選擇。從中國近年來的實踐看，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傳統農區走「三化同步」道路並不單純等同於在傳統農區辦工業、建城市，而是要按照新型工業化理念建立與發展工業及其他非農產業，適時推進城鎮化，逐步改造包括傳統農業在內的農村經濟乃至整個農村社會。特別是為了避免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走某些西方國家「貧民窟」的老路，許多地方在工業園和城市邊緣區，將現在的行政村整合建設成為產業聚集發展、人口集中居住、公共服務集約提供的新型農村社區，專供包括自願實行土地流轉進行規模經營的農民、失地農民、農民工甚至是城市低收入人群或「城市新移民」居住，並且從勞動力流動和居民遷徙自由等觀念上、城市布局和基礎設施建設上、城市管理和服務上，進行全面系統的改革和創新。如中國河南、山東、湖北等省從2010年起實施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每年依託工業園和中心城鎮抓好一批新型農村社區示範點，有的人口規模已達到5萬人以上，農民絕大多數從事二三產業，原有耕地基本上建設為農業現代化基地，發展成為一個既促進城市化和工業化，又促進農業現代化，體現城鄉一體化發展的「三化同步」。這些「三化同步」顯示出十分明顯的優勢：一是成為優質農產品的供應基地；二是成為城市居民旅遊休閑觀光基地；三是成為工業園區勞動力的「蓄水池」和城市「藍領工人」的主要來源；四是有利於降低企業的人工成本，使中國的工業品和勞務在國際市場上保持成本低的競爭優勢，減緩目前已經出現的城市勞動成本上升過快勢頭；五是推動農村人口加速向城市遷徙，促進了農業現代化建設，加快了中國城鎮化步伐。三、「三化同步」建設的辯證思考「三化同步」不僅集中了區域范圍內工業、城鎮、農業的優勢資源，而且涵蓋了經濟社會和人民群眾生活的方方面面，三者之間存在著良性互動關系。那麼，如何突出重點，突破難點，協調推進，是擺在各級黨委政府面前迫切需要研究解決的重要課題。從中央總的要求來看，應當是充分發揮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對「三化同步」發展的促進作用，以各自領域的快速發展帶動其他領域的發展，最終實現「三化同步」發展。一要以新型工業化為突破口帶動城鎮化，促進農業現代化；二要以特色城鎮化為樞紐加快農業現代化，支撐新型工業化；三要以農業現代化為保障提升新型工業化，推動特色城鎮化。從中國中西部地區農業大省面臨的首要問題來看，用加快推進城鎮化啟動「三化同步」建設，充分發揮新型城鎮化的引領帶動作用，統籌安排城鎮建設、工業園區、產業集聚、農田保護、農業基地、生態涵養等空間布局。（一）通過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解開制約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門禁從理論上說，城鎮化一頭連著工業化，一頭連著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導致要素的空間聚集和大規模的人口遷徙，促進了現代城市的形成和發展。工業化所帶來的先進技術，徹底改造了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但是，從中國國情特別是某些內陸省份的現實情況來看，目前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空間制約。就國家層面來看，中國是一個大國，不能依賴國際市場來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同時，中國又是一個人均耕地資源較少的國家，確保糧食生產穩定發展，確保用於糧食生產的耕地不能因工業化和城鎮化用地的增加而大幅度地減少，確保1.2億公頃耕地紅線，事關國家糧食安全和國家安全，是中國的基本國策。就中國中部的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幾個內陸省份來看，它們都是農業比重較大的省份，承擔著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責任。但它們同時又是人均收入較低的省份，加快發展、提高居民收入的任務很重。要履行國家糧食安全的責任，就必須保證農業生產不能因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而受到損害，要提高居民收入，就必須要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保農業就要保耕地紅線不能突破，而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就要不斷佔用農業用地空間。這顯然是一對矛盾。實際上，不僅僅是工業化和城鎮化需要空間，農業現代化發展也需要空間和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可見，工業發展要空間，農業發展也要空間，城鎮發展本身就是空間不斷拓展的過程，空間問題成了目前發展的突出矛盾。如何解決空間短缺和空間需求強度大這一矛盾，從而解開空間這一制約「三化」發展的瓶頸？顯然，只能從提升空間使用效率上尋求突破口。這個突破口就是農民進城，農村人口向城鎮遷徙，也就是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因為農民大規模向城鎮遷徙和集中，人均居住和生活用地空間肯定會減少，從而騰出工業項目落地的空間。同樣道理，農民進城也騰出了農業用地空間，可以使留在農村的農戶擴大種植面積，實現規模經營和農業現代化。可見，城鎮化是制約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的瓶頸，也是解開這一瓶頸的鑰匙。因此，用城鎮化帶動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促進「三化同步」建設，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思路。在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城鎮化水平的提高超出預期，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0年的49.68%，年均提高近1個百分點，已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這是有目共睹的，但增長質量不高的問題同時存在。比如，曾經多次將小城鎮建設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都是立足於將小城鎮作為農村改革的一部分，將鄉鎮企業的發展和農村富餘勞動力的吸納作為主要功能。一方面，在中西部地區，實際上大部分鄉鎮企業都改制轉型進市、縣工業園區了，絕大多數農村勞動力也到沿海地區務工了。另一方面，不少市、縣工業園區面積已達到幾十平方公里，但都是立足於承接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立足於辦工業，作為本級財政的增長來源，很少考慮和城鎮建設的配套、融合以及對農業領域的帶動與滲透作用。建設「三化同步」，完全可以統籌解決工業園區缺勞力、城鎮建設缺人氣、現代農業缺土地等問題，開辟一個佔領經濟發展制高點的新陣地。當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使經濟增長從過分依賴出口向投資、出口與消費協調拉動轉變，不斷擴大消費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提升城鎮化的質量和水平。未來5年內，中國城鎮化率將首次超過50%。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直接消費可拉動GDP增長1.5個百分點；每增加一個城鎮人口，可帶動10萬元的建設投資。中國最大的內需在城鎮化，促進發展最大的潛力也在城鎮化，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將成為「十二五」期間城鎮化進程的重頭戲，成為推進城鄉一體化的突破口。（二）通過建立「三化同步」，解決城鎮化系列病症「三化同步」圍繞在大中城市郊區，為大中城市配套，就像世界上發達國家那樣，城市郊區的小城鎮交通十分方便，設施設備齊全，生態環境優美，而且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如果每個「三化同步」都接納3萬～5萬農民進城，如果全國的大中城市（工業園區）郊區擁有1萬個這樣的「三化同步」，就能新增3億～5億城鎮人口。一是推動解決「大城市病」。中國的一些大城市已經超過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與城市規模擴大及城市人口驟增相伴隨的是空氣及環境污染、交通嚴重堵塞、居住擁擠、越來越高的房價，生活節奏也日益緊張。城市規模的過度膨脹，致使人們的生活質量下降。建設和不斷擴大「三化同步」，再分流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上述「大城市病」就能夠得到有效解決。只有人口、土地、道路、水、住房和環境等各種資源達到合理配置，城市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二是創造農民就業機會並增加中低群體收入。如建設1萬個「三化同步」，既可以增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又可以為農民創造數千萬個就業機會，為這些就業人口增加上萬億元的收入。特別是在「三化同步」從事服務業的農民將得到長期穩定的收入來源，他們的消費能力將會顯著增強，進而促進中國消費，並為推動國民經濟發展增加新的動力。更為重要的是，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加能夠從根本上緩解通貨膨脹壓力。同時，大量「三化同步」建設將使經濟結構得到調整，經濟發展方式得到轉變，有利於加快推進國民經濟結構從以二產為主轉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調發展，有利於加快推進經濟發展從以出口和投資拉動為主向以出口、投資和消費協同推動轉變。三是推動控制城市房價。一方面，「三化同步」內居民通過擴大就業增加了收入，進而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購買力，實現「讓窮人買得起」。另一方面，「三化同步」內城鎮建設為城市居民提供新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可以實現「讓富人有的買」。有效抑制城市高房價，出路還在於開辟「三化同步」這個新的空間，使大量的城市人口尤其是富裕階層對住房購買的注意力轉向環境優美、更適人居的「三化同步」。四是推動緩解城市壓力。「三化同步」處於大中城市與廣大農村之間，起到承上啟下帶動廣大農村發展的橋梁和紐帶作用，不僅直接消除大中城市郊區的城鄉差別，還能帶動廣大農村不斷縮小城鄉差別。政府把用於大城市的「公共福利」分散到「三化同步」內，不僅能最大限度地緩解城市壓力，也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統籌城鄉發展」。「三化同步」享受到與大城市同樣的「公共福利」，大城市的吸引力就可以分解到「三化同步」內，使「三化同步」具有同等的吸引力，有助於縮小並消除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居民共同分享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實惠。四、「三化同步」建設的政策探討解決「三農」問題，要從農民進城、產業聚集和耕地集中問題人手，走新型城鎮化道路，使農民絕大多數從事二三產業，原有耕地基本上建設為現代農業基地，實際上是既促進城鎮化和工業化，又促進農業現代化的「三化同步」。建設「三化同步」既可考慮在縣級工業園區經濟實力較強、農業現代化程度高、城鎮化平穩發展的地區先行先試，也可考慮在各省設區市選定一個「三化同步」，以此作為示範點，總結經驗，進而全面推廣。「三化同步」建設，首先要解決目前縣域經濟發展中對「三化同步」重視不夠，或者說認識不夠、認識不深刻的問題。因而迫切需要各級黨委高度重視、真抓實干，指定一個綜合部門，掛上「三化同步」領導小組辦公室的牌子，負責做好指導督導工作。國家層面上要加強頂層設計和制定相關制度、政策，對地方適當放權，各地要結合實際，構建「三化同步」發展的市場化機制、利益協同機制、互惠互補機制、系統均衡機制，重點解決好以下三個問題。（一）解決好農民進城的問題。城鎮化的實質是農村人口向城鎮遷徙目前情況是，連最偏遠農村地區的勞動力都大量進入非農產業和城鎮就業，他們的家庭卻沒有隨之遷徙進城。勞動力就業空間的變化並沒有帶來永久居住空間的變化，以致形成了一個候鳥式流動的人群，他們平常的勞動和生活時間在城市，節假日或農忙季節又回到農村。大量人口在城鄉之間和不同區域之間來迴流動，成為中國的一道特殊景觀。究其原因，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由於戶籍、住房、社保、醫保及子女入學等方面存在著制度障礙，已在城市就業的農民願意定居城市而不被城市接納；二是由於他們對農村財產利益可能喪失的擔憂而不願意定居城市。要促使農民在城市定居和農村人口向城市遷徙，就要從城市「融入」和農村「遷出」兩方面排除相應的制度障礙。從城市「融入」人手，就要梳理過去出台的各種促進農民進城的政策並加以評估，弄清楚哪些方面是已經有了明確的政策規定，但由於落實不到位而未能達到促進農民進城的目的。哪些方面是政策模糊、不完善或未顧及到的，在促進農民進城的政策方面還欠力度。如果屬於前者，就出台督促落實措施，建立健全責任制度，落實不到位或故意拖延不落實的要追究相關人的責任；如果屬於後者，就出台更加完善和力度更大的政策。總而言之，在「融入」方面，要做到有穩定的就業崗位和可靠的生活來源，使願意在城市定居的農民都能夠隨時在城市落戶，並相應享受市民在住房、社保、養老、醫保、教育等方面的同等待遇。從農村「遷出」人手，就要深入分析潛在離鄉者對其在農村財產利益可能喪失的擔憂產生的制度原因，找出並排除制度障礙，解決其擔憂的辦法。一般來說，農民在農村的財產利益包括宅基地和承包地，其喪失利益的擔憂源於宅基地和承包地的集體所有性質所導致的長期利益的不確定性。按照目前的現狀，宅基地和承包地，只要佔用或使用，利益歸屬不會有問題，農民一旦離開農村在城市落戶，宅基地和承包地的長期利益在目前的制度中是沒有保障的，也就是說隨時有被收回的可能。為了排除離鄉農民對自己宅基地和承包地隨時可能被收回的擔憂，地方政府應在其許可權許可的限度內對離鄉農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進行確權，並發給相應的證書，同時爭取能夠得到中央政府對此種制度改革嘗試的認可。在此基礎上，制定相應的規則，允許宅基地和承包地以市場化的方式流轉。值得重視的是，在排除體制障礙的同時，還要降低農民進城的成本，其中最大的成本是住房。一個農民可能傾其若干年的積蓄也難以在城市買得起房。所以，解決住房問題或許是促進農民順利落戶城市的有效辦法。為此，可以考慮設計一個農民用農村宅基地交換「三化同步」住房的方案。具體思路是農民放棄宅基地可以相應得到「三化同步」內免費提供的住房一套。成立省級農村宅基地儲備管理中心，農民放棄的宅基地交由中心管理，進城農民住房由其所在「三化同步」提供。作為對提供免費住房「三化同步」的補償，農民交由中心管理的宅基地可由城市設專戶管理，並根據某一「三化同步」宅基地賬戶中累積的面積大小定期劃撥為該城市建設用地指標。至於由於進城農民交由土地儲備中心管理的宅基地空間散布及與城市建設用地空間上的分離造成的問題，可由省級政府建設用地指標優化配置和空間置換來解決。（二）解決好產業聚集的問題「三化同步」發展的基礎是產業，又為產業發展提供平台。工業產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需要水、電、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支撐，基礎設施只有在眾多企業共享的情況下，單位經濟活動的成本才最低。所以，工業產業的發展天然需要特定空間點聚集。在過去很長時期內，由於制度障礙和規劃滯後，農村工業企業往往是分散布局的，造成了基礎設施使用的不經濟和土地使用的浪費。如果能夠加強「三化同步」的規劃，根據城市功能和可能的產業布局留出產業發展的空間，並採取措施促進現存分散布局的產業向規劃產業區集中、新增產業在規劃產業區落地，同時加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扶持生產生活性服務業發展，就能夠為產業發展提供更有效的平台，從而起到通過城鎮化促進工業化發展的效果。更為重要的是，要確保農業發展用地的持續利用，工業發展用地就必須由農村閑置建設用地（宅基地）來解決。當前，進城就業農民之所以在鄉村仍保留有宅基地，且大量閑置，形成空心村，除了前述的城市入籍方面和農村利益保障方面的制度因素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因素，就是擬進城的農民缺乏多層次、最適宜的選擇空間。具體說，就是大城市因生存成本高而使很多農民望而卻步，縣級以下小城市和城鎮又缺乏規劃其落腳的空間。如果加大縣級以下的小城鎮尤其是縣城規劃的力度，留足農民在此落戶的空間，並出台相應的配套政策，無疑會加快農民進城的步伐，同時騰出大量的空閑宅基地，作為城市建設用地配置於城鎮特定空間，作為產業發展的聚集地。這樣就起到了通過城鎮化促進工業化發展的作用。（三）解決好耕地集中的問題中國是個人多地少的國家，全國人均耕地不足0.1公頃，有的中部省份更少，據計算，一個三口之家擁有不到0.2公頃的耕地。按目前農業仍以農戶作為最基本生產單元的格局，每一單元的規模是非常小的，即使單位面積產量很高，一個農民家庭僅僅依靠種植業也難以獲得足夠的收入。這也是目前農村家庭普遍存在兼業現象的原因之一。中國的農業要走上專業化、標准化、規模化集約化的現代化道路，耕地向少數專業農戶集中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或者說是繞不開的一道坎。但是，要促使耕地向少數農戶集中，前提必須是有更多的農民家庭完全地離開土地，徹底地遷移到城市。不說更大規模，就以2公頃耕地為一現代化農業經營單元的基本規模，就必須有9/10的農戶遷移到城市，並將其承包地轉讓給專業化農戶。這就是說，只有城市化和農民大規模向城市遷徙，才能為農業現代化留下空間。這也是城鎮化帶動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基本邏輯。因此，除了排除農村人口進城落戶融入城市和解除其宅基地利益擔憂之外，還必須有鼓勵耕地轉讓的政策，推動耕地流轉和土地規模經營，實現農業經營活動的專業化和農產品商品化。
② 案例內容：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一些居民由於手中積累了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同社會主義基本社會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市場經濟，體回現社會主答義的根本性質。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經濟體制。它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把資源配置到效益最好的環節中去，並使實行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應靈敏的特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
市場經濟作為經濟機制，它的基本特點或內在要求，就在於通過運行的自主性、平等性、競爭性和有效性來配置資源。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它強調的是在社會主義經濟下發展市場經濟，而不是說市場經濟本身具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性質的區分。市場經濟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和不同利益關系決定的一種經濟形式，它有自身的規定性，這種規定性是不同社會經濟制度下市場經濟的共性或一般性；而不同的社會制度條件，使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不同的特點，表現為市場經濟在不同社會條件下的特殊性。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必然受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制約和影響，從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呈現獨特的基本特徵。
③ 新型城鎮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新型城鎮化是當下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這一判斷是就其現實意義而言的。從長遠看，新型城鎮化的意義非常廣泛，概括來說，它是完成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途徑。
自16世紀起，人類社會進入了一個轉型期，主要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一部分西方國家率先完成了轉型，而且帶動了其他國家的轉型。中國就是其中之一。
中國的轉型，是19世紀後半期到21世紀人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不僅因為中國人口最多，更重要的是，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進入文明時代以後社會
形態幾乎始終未變的大國，而且中國是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下被動捲入現代化進程的，不僅內生動力不足，還時時出現抗拒的力量，所以中國的社會轉型是最艱難和最
復雜的。
更特殊的是，中國沒有為西方國家所裹挾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而在起源於西方內部的馬克思主義的引領下，在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幫助
下，走上了社會主義的轉型之路。經過最近60多年的探索，中國不僅沒有照搬西方那一套，也擺脫了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走上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當然，盡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方向是明確的，但許多重大問題還有待在社會轉型的實踐中逐步解決。從中國的現實情況看，新型城鎮化就將是這樣一個歷史過程。就此而言，新型城鎮化應當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階段。
比如說，國家結構完成轉型之後，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將是什麼樣，目前還很難作出描述。新型城鎮化就是要打破中國原有的金字塔結構，從資源向權力中
心集中的結構向資源均衡分布的結構轉型。自秦漢以來，中國的國家結構就是中央集權體制，尤其是資源，始終是附著於權力的。但新型城鎮化將使權力和資源之間
的關系形成新的規范，這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核心和關鍵內容。
比如說，社會結構完成轉型之後，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將是什麼樣，也將取決於未來中國人的智慧。新型城鎮化不僅要打破資源隨著權力集中的結構，而且
伴隨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的深入推進，作為獨立市場主體和消費主體的個人之間的平等關系，必將取代人們對權力和對物質資源的依賴關系，社會組織也將隨之得到極
大發展，從而形成國家和社會之間新的平衡。
比如說，觀念結構完成轉型後，社會思想關系將是什麼樣，也需要探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表現為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傳統文化將以嶄新的內
容和形式呈現在未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新型城鎮化將攜帶工業文明和現代信息技術，去「化」掉中國傳統文化最深厚的根基即傳統農業文明，在工業化和農業現
代化的基礎上，完成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
無疑，十幾億人口的城鎮化，將是人類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史詩，在這偉大的歷史進程中，必將涌現出如群星般璀璨的偉大思想家、文學家、教育家、科
學家，他們將均勻分布在廣大城鄉，從而為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和完成後的中國人提供精神動力和精神食糧，並塑造未來中國文化的嶄新特質和巨大魅力。
由此而來，新型城鎮化的規劃需要從中國社會轉型的戰略高度去制定和實施。
首先，必須更加註重發展市場經濟和市場經濟基礎上的民營經濟。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以個人為主體的市場經濟不僅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最有效手段，也
是塑造獨立人格的最有效手段，是建立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基礎。新型城鎮化也需要國有經濟的參與和推動，尤其是在起步階段，政府推動的經濟社會建設重大
項目會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沒有發達的民營經濟，城鎮化就不可能最終完成。
其次，更加註重法制建設。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基層民主制度更必須表現為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沒有十分具體細致的法制體系，新
型城鎮化也是不可能的。無疑，完善的法律制度絕不可能是「統治階級的工具」，而一定是社會公眾對自身治理社會的方式的規范。因此，新型城鎮化必須是居民自
己的城鎮化，而不是長官意志的城鎮化。
第三，更加註重文化建設。新型城鎮化規劃絕不能僅僅是經濟建設規劃，也絕不能以種種清規戒律去阻礙未來新文化的成長。如何在新型城鎮和新型農村社區為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布局，必須成為新型城鎮化規劃的重要內容。
④ 請談談市場經濟在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促進作用
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必須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第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確保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必須按照黨的十七大報告的部署，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方式，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從「增長」到「發展」兩個字的調整，體現了我們對實踐經驗的總結和理論認識的深化。一般來說，經濟增長方式是指通過要素結構變化包括生產要素數量增加和質量改善來實現經濟增長的方法和模式。通常把主要依靠增加生產要素投入、迫求產品數量擴張的增長方式，稱為粗放型增長方式；把注重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加強管理、改善效益的增長方式，稱為集約型增長方式。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更加豐富，既涵蓋要素結構的變化，又包括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的變化，也包括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狀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既要求從粗放型增長轉變為集約型增長，又要求從通常的經濟增長轉變為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中央歷來十分重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黨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經濟工作轉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黨的十三大提出，要從粗放經營為主逐步轉上集約經營為主的軌道。黨的十四大提出，努力提高科技進步在經濟增長中所佔的含量，促進整個經濟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實行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性轉變。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出了更加明確的要求。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我們對增長與發展的認識有了進一步提高，在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統籌城鄉區域和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可持續發展以及調整需求結構等方面，進行了新的實踐。黨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反映了客觀規律，順應了時代要求，是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重大舉措。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是按照黨的十七大報告的要求，實現以下「三個轉變」：一是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目前，我國需求結構中投資率偏高、消費率較低。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衡，使得居民生活不能隨著經濟快速增長而同步提高，導致國內市場規模受限，生產能力相對過剩。消費率的持續下降，還對擴大內需造成嚴重製約，使得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程度不斷提高。而外貿順差過大和國際收支盈餘過多，還會造成國內資金流動性過剩，反過來又助長了投資的高增長。因此，無論是著眼於改善民生，還是著眼於產業結構調整和國際收支平衡，都要堅持擴大國內需求，鼓勵合理消費，把經濟發展建立在開拓國內市場的基礎上，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持續增加城鄉居民收入。這就要求我們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要調整和健全消費政策，通過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穩定居民消費預期；通過改善消費環境，增強居民消費信心，促進居民擴大即期消費。要拓寬服務性消費領域，不斷開拓城鄉消費市場，繼續拓展住房、汽車、通信、旅遊、文化和健身等熱點消費。同時，要適度控制投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益，合理降低投資率。要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調整進出口結構，促進對外貿易和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使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協調發揮拉動增長的作用。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既是擴大國內需求的迫切要求，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途徑。目前，農民仍然是我國人口的主體，農村是國內市場的潛力所在。保持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必須更加重視解決「三農」問題，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大力開拓農村市場特別是農村消費市場。要統籌城鄉發展，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同時，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有序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這是提高農民收入和擴大內需的重要舉措。二是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近些年來，我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都有了很大發展，但仍存在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素質不高、服務業發展滯後等問題。對此，必須採取有效措施加以解決。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促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鞏固第一產業，做大第三產業，提升第二產業，發展現代產業體系。首先，要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鞏固、完善、加強支農惠農政策，逐步做到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用培養新型農民發展農業，提高農業水利化、機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效益和競爭力，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其次，要不失時機地發展現代服務業。堅持市場化、產業化、社會化方向，在繼續發展商貿服務、社區服務、旅遊文化、住宅產業等生活性服務業的同時，加快發展綜合運輸、現代物流、金融保險、信息服務、科技服務、商務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提高服務業比重和水平，盡快把服務業發展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再次，要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業。依託重大項目，集中組織攻關，加快振興裝備製造業；培育產業集群，積極發展信息、生物、新材料、現代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環保產業等高新技術產業；抓住結構調整的契機，加快淘汰鋼鐵、有色、化工、建材、煤炭、電力等行業的落後生產能力，用高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促進工業由大變強。區域結構是產業結構的空間分布。在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的同時，必須優化國土開發格局。要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積極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發展扶持力度。加強國土規劃，按照形成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禁止開發等主體功能區的要求，完善區域政策，調整經濟布局。以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為方向，促進產業分工協作，形成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紐帶的互利互惠、共同發展格局。以增強綜合承載能力為重點，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高度重視並逐步緩解區域發展差距問題，促進各地區人民共享發展成果。三是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鍵是全面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經過多年努力，我國科技創新取得明顯成效，但從總體上看，自主創新不足，轉化水平不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不論是從國際科技競爭加劇的趨勢看，還是從國內低成本競爭優勢減弱的現實看，都到了必須地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帶動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影響我國科技創新的因素較多，但最主要的是科技與經濟結合不夠緊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採取綜合性措施。要按照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要求，認真落實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加大對自主創新的資金投入和政策支持，抓緊組織實施重大科技專項，著力突破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技術。要推動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支持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和社會公益性技術研究。要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使企業真正成為研發投入和自主創新的主體。要繼續實施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大力提高勞動者科技文化素質，充分發揮我國人力資源優勢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實現這一轉變，必須把節能減排作為重要抓手。要按照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抓緊完善有利於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續發展體制機制，實行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健全節能、節水、節材機制。要大力開發和推廣節約、替代、循環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進適用技術，發展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護土地和水資源，加快建設科學合理的能源資源利用體系，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要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實施好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重點工程，重點加強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積極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讓人民群眾喝上干凈的水、呼吸上清潔的空氣、吃上放心的食品，在良好的環境中生產生活。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的「三個轉變」，主要從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結構等方面，對經濟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這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點任務和基本途徑。加快推進「三個轉變」，逐步形成速度質量效益相協調、消費投資出口相協調、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以及城鄉之間和區域之間發展相協調的新格局，將有力地促進經濟發展切實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目標。第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保障。必須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激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大的生機活力，建立健全有利於自主創新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為科學發展提供製度基礎。一是深化財稅、金融等體制改革，完善宏觀調控體系。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財稅改革不斷推進，有力地支持了經濟社會發展。實行分稅制改革後，中央政府的收入比重有了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結構尚未調整到位，還不能滿足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需要。實踐表明，現行以增值稅為主體的財稅體制，很難避免一些地方不顧資源和環境條件、盲目發展財政增收效應大的加工業尤其是重化工業。不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不進一步界定好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財權，不按主體功能區的要求採取有區別的經濟政策，不消除行政力量干預經濟發展的利益動因，國民經濟就難以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必須按照履行職責與提供資源相對稱的原則，深化預算制度改革，加快形成統一規范透明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圍繞推進主體功能區建設，制定和實施差別化的財稅政策和績效評價體系，提高經濟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按照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深化稅制改革，引導經濟活動主體走科學發展的道路。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我國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化，促進了現代化建設。但在國內外金融市場聯系和相互影響日益密切的新形勢下，金融體制和結構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日益顯現，保障金融安全的任務相當繁重。要加快金融體制改革步伐，著力建設多種所有制和多種經營形式、結構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現代金融體系。要擴大資本市場規模，優化資本市場結構，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資比重。要深化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改革，提高金融運行效率和金融企業經營效益，提升金融業競爭力和服務水平。要提高金融監管水平，及時化解金融風險，切實維護金融安全。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國家計劃對維護宏觀經濟穩定具有不可替代的綜合協調作用。要抓緊改革和完善規劃體制，健全編製程序，完善國家中長期規劃和年度計劃的管理和實施機制，形成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為統領，各類規劃定位清晰、功能互補、有效銜接的規劃體系。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二是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門類齊全、功能完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市場體系建設已取得明顯成效，但與建設現代市場體系的要求相比還有差距。因此，必須大力發展各類生產要素市場。主要有加強資本市場的基礎性制度建設，解決資本市場不適應經濟發展的矛盾。改革和完善政府管理土地市場的方式，經營性土地使用權一律通過招標拍賣掛牌出讓，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積極發展人力資源市場，建立健全市場化的用工機制和服務體系，引導勞動力合理流動。健全和完善技術市場，保護知識產權，促進技術成果轉化。資源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不完善，不能反映資源利用和要素使用的真實成本，既不利於資源節約和保護，也不利於生產要素合理配置。必須深化價格改革，理順資源價格體系，完善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生產要素和資源價格形成機制。當前的重點是理順水、電、油、氣、土地等價格，深化資金、外匯等要素價格改革，穩妥地推進利率市場化，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社會信用體系是現代市場體系的基礎，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是規范我國市場經濟秩序的治本之策。要結合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以完善信貸、納稅、合同履行、產品質量信用記錄為重點，通過道德建設、產權改革和法律約束，加快建設社會信用服務體系，健全並嚴格執行失信懲戒制度。市場中介組織發展和規范水平是市場體系發育成熟程度和現代化水平的標志。要積極發展獨立公正、規范運作、市場認可的行業協會和專業化中介服務機構，在行業內發揮應有作用。三是進一步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在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基礎上，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平等保護物權，從根本上確認和保障了公平競爭這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原則。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和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是有機統一的。只有公有制經濟始終居於主體地位，才能從根本上維護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只有各種所有制的市場主體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才能始終保持並不斷增強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優勢和活力。完善基本經濟制度，要深化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以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為著眼點，深化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快建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進一步推動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戰略性調整。對已經引入競爭機制的電力、電信、民航等行業，進一步分離壟斷性業務與競爭性業務。對其他有關行業和城市公用事業等，加快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對競爭性業務要放寬准入，對壟斷性業務要實行國有法人為主的多元化持股。完善基本經濟制度，要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關鍵是切實落實國家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進一步消除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障礙，重點解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面臨的行業准入難、融資難等突出問題，改進對非公有制企業的服務，依法保護企業合法權益。同時，加強引導和管理，促進企業依法經營。第三，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近些年來，我們抓住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機遇，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目前，隨著我國對外貿易和吸收外資不斷增加，對外開放進入了商品和要素全面雙向流動的新階段。國內外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相互影響不斷加深，經濟利益互相交織，我國對外經濟關系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樹立國際眼光，加強戰略思維，把握發展機遇應對風險挑戰，營造良好環境，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把「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起來。要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立足以質取勝，調整進出口結構，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優化出口結構，重視發揮進口對國民經濟的積極作用，合理進口國內短缺的技術、設備、資源等產品。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立足以質取勝，調整進出口結構，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創新利用外資方式，優化利用外資結構，發揮利用外資在推動自主創新、產業升級、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的積極作用。要進一步提高吸收外資的質量和水平，更好地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管理經驗、高素質人才和資金。鼓勵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積極開展國際化經營，完善支持企業對外投資合作的財稅、信貸、外匯、保險等政策。對外投資企業要遵守當地法律，參與公益事業，維護企業聲譽和國家形象。要加強雙邊和多邊經貿合作，積極開展國際能源資源互利合作，推進區域和次區域經濟合作；完善公平貿易政策，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努力形成與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互利互補的關系。對外開放越擴大，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經貿利益的問題就越突出。必須始終牢牢掌握對外開放的主動權，善於在國內國際形勢的相互聯系中把握發展方向，在國內國際條件的相互轉化中用好發展機遇，在國內國際資源的優勢互補中創造發展條件。要適應開放型經濟的要求，建立統籌內外經濟的調控和應對機制，更好地處理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關系，把握關鍵領域和敏感行業對外資開放的程度，防範國際經濟風險，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⑤ 加快我國城鎮化進程對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和農村轉移有哪些意義
由於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和歷史原因，我國城鎮化進程相對比較緩慢。從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實際看，較低的城鎮化水平已經越來越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和社會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進程勢在必行。本文分析提出了未來推進我國城鎮化進程的思路和建議。城鎮化進程發展緩慢對現代化的影響（一）城鄉失衡。突出地表現在農村人口比重過大，大量的勞動力滯留在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的農村和農業。雖然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農村經濟得到較快發展，農業大量勞動力轉移到其他產業，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仍然沒有得到明顯改善。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消費水平、生活質量等各方面差距都還比較大，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還很嚴重。（二）產業失衡。長期以來，我國第三產業一直比較落後，目前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為33％左右，低於國際上同收入組別國家近20個百分點。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國城鎮化發展緩慢。發展經濟學指出，隨著資本密集化程度的提高和科學技術的進步，現代工業部門創造的就業機會已越來越少，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將轉移到城鎮商業、服務業等第三產業領域。美國、日本等國經濟發展實踐也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城市化水平與第三產業發展的相關性高於與第二產業發展的相關性，第三產業是城市化的最大推動力，城市化發展是第三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三）地區失衡。我國東中西地區經濟發展漸次落後，也與城鎮化東中西呈階梯分布有關。在一定程度上說，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水平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凡是城鎮化落後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就比較落後；城鎮化落後地區，由於區域經濟缺乏帶動經濟增長的增長極，致使整個地區經濟活力不足。（四）市場失衡。由於我國城鎮化整體發展緩慢，東中西部地區差異比較大，國內市場發展嚴重扭曲。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三大地帶市場發展嚴重不均衡。2000年，東部地區的人口佔全國的42.6％，消費品市場比重高達60％；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卻以全國57.4％的人口，只佔有40％的國內消費市場。二是城鄉市場發展嚴重不均衡。目前，8億多農村居民在全國消費品市場所佔份額僅為38.9％，而不到全國人口40％的城鎮人口卻占據全國60％以上的消費品市場。（五）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失衡。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由於城鎮化水平低，承載著全國64％人口的廣大農村地區，社會發展水平還比較低，8億多農民還不能普遍享受良好的教育、文化、影視、醫療等方面的服務，經濟文明和社會文明不甚協調。加快我國城鎮化發展的基本思路加快我國城鎮化發展，應當既借鑒他國的經驗，又堅持從我國實際出發，積極穩妥多途徑地推進。（一）國際城鎮化發展過程及特點。城鎮化的國際經驗證明：城市化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客觀形態的綜合體現，它決不僅僅是人口的城市化，而是整個社會基本形態由農業型社會向更高一級城市型社會的轉型，是以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為基礎和前提的，城鎮化水平必須與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相適應。綜合考察美國、日本、韓國、墨西哥、巴西等國的城市化發展進程，可以找出以下幾個共同點：從發展過程看，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國家總體上都經歷一個起步————快速發展————高位趨緩歷程；在空間結構上，城市化水平高的國家大都經歷了從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到都市區、大都市區的發展過程；在區域結構上，呈現出某一個或幾個地區優先發展、逐步推進的態勢；在發展動力上，城市化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現象，數據表明，發達國家的城市化進程大體與工業化進程相一致，兩者有著很強的相關性。在發展進程上，發展中國傢具有在較短時間內加速推進城市化的後發優勢。（二）我國城鎮化發展目標。根據國際資料，1998年世界平均城市（鎮）化水平為47％，1995年發達國家和地區為75％。考慮到我國人口多、農村人口基數大、土地資源尤其是耕地資源短缺以及人均經濟實力、人均資源總量都遠不及發達國家的實際情況，確定我國城鎮化發展的長期目標應從我國國情出發，應略低於發達國家水平，大致界定在70％左右。在城鎮化發展速度上，根據國際經驗，城鎮化發展是一個緩慢、加速、再減慢的過程。在城鎮化水平達到30％左右後，城鎮化發展進入加速階段。當前我國的城鎮化水平為36.2％，正處在加速發展的過程中。1978—2000年年均提高0.83個百分點，在今後一段時期，我國城鎮化發展仍將以比較快的速度發展。如果前10年城鎮化水平年均提高0.8個百分點，再下一個10年年均提高0.6個百分點，最後30年，年均提高0.7個百分點左右，那麼，在2010年前後，我國城鎮化水平將接近45％，2020年前後將超過50％，2050年前後將達到70％左右，初步完成我國城鎮化過程。（三）推進步驟及各步驟重點。爭取用50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完成城鎮化進程。在戰略步驟上大體可分兩步走：第一步在2020年前後，城鎮化取得明顯進展，使我國的城鎮化水平達到50％左右。這一時期的關鍵：一是加速農村小城鎮建設，開放縣城或縣域首位城鎮的「城門」，允許農村勞動力在縣域范圍內流動起來；二是完善大中小城市的城市功能，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增強吸納就業人口的能力。第二步在2050年前後，基本完成城鎮化，使我國的城鎮化水平達到70％左右。這一時期的關鍵是擴大中小城市規模，完善縣城或縣域首位城鎮的城市功能，進一步強化小城鎮建設。（四）推進城鎮化進程的相關措施。一是更新思想觀念。克服以往重工輕農、優先發展城市經濟的指導思想。摒棄小富即安的小農意識和等、靠、要的錯誤思想，為加快小城鎮發展步伐創造條件。二是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根據我國資源稟賦，按照比較優勢原則，應當調整工業發展戰略，適時適度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大就業機會。國家應當出台一些相應的配套政策，為勞動密集的中小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三是創新制度。包括戶籍制度、用工制度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關於戶籍制度，可根據當地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及綜合承受能力，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為基本落戶條件，調整城鎮戶口遷移政策；關於用工制度，應取消各種針對農民和外地人口制定的限制性就業政策，堅持城鄉統籌就業的改革方向，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城鄉一體的勞動力市場；關於土地使用制度，要加強土地利用規劃管理，通過完善供給制約和需求引導相結合的供地機制，優化區域土地利用結構，逐步健全土地市場機制，提高耕地佔用成本，保護耕地。四是實行科學化的決策和分類指導。加強對城鎮化發展的組織領導，針對不同地區、不同階段，確定發展重點，制定相應的配套措施，努力減少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的盲目性。城鎮化發展要根據建設資金的可能、經濟發展的需要，按照城市化發展內在規律進行，切不可貪大求快，造成資金和土地的浪費。五是拓寬資金籌措渠道。城鎮化不但需要新建和改建大量城鎮基礎設施，而且還需要考慮城鎮新居民基本生活和生產就業成本，這需要大量建設資金。城鎮化建設資金的籌集，應當按照國家、集體、個人共同承擔原則，努力拓寬籌資渠道。國家應承擔最基本的市政設施建設，對於一般性市政建設項目和基本生活、生產設施建設，如房屋、工廠、商場等，國家應當鼓勵集體、個人投資，或利用資本市場籌措，凡是可能盈利的項目，都可以讓企業按市場化原則經營。
⑥ 如何理解城鎮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邏輯，會不會造成更多
1,城鎮化能夠使大量農民進城務工，農村人口的減少可以使農業生產方式集約化，機械化節省勞力的同時提高糧食產量。
2，城鎮化可以使更多的人口融入工業和市場，未來30年內只要中國的城市化能提高25%，那麼就有大約3億的人口轉為市民，那麼將會提高經濟容量200萬億左右（發改委的說的）。
3，只有城鎮化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才能夠提高並趕上城市居民，可以減少貧富差距。
⑦ 推進城鎮化帶來的積極的經濟影響
國內外發展的歷史表明，推進城鎮化的過程，就是不斷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過程。提高城鎮化水平，可以改善城鄉經濟結構，拓展經濟發展空間，有力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社會協調發展。
推進城鎮化有利於優化城鄉經濟結構。結構調整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主線。我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已經取得成效，但歷史上長期積累下來的結構性問題仍比較突出。加快今後一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進一步加大結構調整力度。世界各國發展的一般規律表明，城鎮化是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結構得到調整和優化的重要推動力量。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也符合這一規律。充分發揮城鎮的聚集效應和輻射作用，可以帶動經濟資源重組整合，引導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城鎮經濟規模的擴大，人口的適度增加，能夠創造出新的消費需求，促進二三產業發展。這樣，就可以帶動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調整。城鎮是聯結城鄉的橋梁和紐帶。城鎮商貿、金融和科技的發展，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有重要支撐作用。城鎮各類農產品加工業、服務業以及多樣化的消費需求，可以有力帶動農村種植業、養殖業、服務業和特色產業的發展，改善農業種植結構、農村產業結構和農民就業結構；反過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又為城鎮經濟的壯大和結構的調整奠定基礎，促進城鄉經濟良性互動、一體化發展。
推進城鎮化有利於為經濟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和持久的動力。市場消費需求是經濟發展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推動力量。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勢頭，必須大力開拓市場、擴大需求、促進消費。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商品供給充裕。但由於絕大部分商品的供給已滿足或超過市場需求，市場約束加大。特別是近幾年來，國內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制約著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必須繼續堅持培育和擴大內需。在目前情況下，推進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有效途徑之一。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擴大城市的投資和消費需求，有力拉動經濟增長。當前農村消費水平低是國內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農村存在著巨大的市場潛力。農村消費水平低，主要是農村增收渠道少，農民增收困難。如果城鎮化發展了，農民收入來源增多了，農民就可以隨著收入的增加而提高消費水平，把農村潛在的市場變成現實的消費需求。因此，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必將進一步開拓城鄉市場，擴大消費需求，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持久的動力。
推進城鎮化有利於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我國農村人口多，人均農業資源水平低，農村非農產業發展緩慢，大量的農村富餘勞動力滯留在有限的土地上。這是加快新階段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不把大量的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出來，就不能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就不能有效增加農民收入。推進城鎮化是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重要途徑。城鎮特別是星羅棋布的小城鎮作為地域性經濟文化中心，是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的有效載體。不斷提高城鎮化水平，就可以通過城鎮經濟的發展，創造新的就業領域和勞動力需求，提高吸納農村富餘勞動力的能力。同時，又會帶動農村二三產業的發展，拓展農村就業空間。這就從農業外部和內部為優化農村就業結構，促進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開辟了新的途徑。把有條件的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到城鎮，把一部分農民從土地轉移到非農產業，不僅可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而且可以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
推進城鎮化有利於加強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高農村人口的綜合素質。這是實現城鄉經濟和社會持續協調發展的重要保證。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業科技的進步，對農村人口素質要求越來越高。只有不斷加強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大力提高農村人口素質，才能全面加強農村小康社會建設。城鎮教育資源相對豐富，文化教育設施比較完善，有開展文化教育的優勢。城鎮科技、教育、文化的發展，有利於促進農村農業科技的普及和應用，為廣大農民學習科技文化知識提供有利條件。
⑧ 近代中國城市化的發展特點是什麼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城市化獲得了長足的進展，現在已步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和特點。這些新的變化和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城市化動力呈現出公有經濟、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三足鼎立的動力結構
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只有單一的公有經濟成分。即公有制經濟，包括國有和集體兩種經濟形式。改革開放後，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非公經濟快速崛起，即除公有經濟之外其他所有經濟形式，包括民營和外資兩大類。經濟成分趨向於多元化。然而，公有經濟的步伐卻相對放慢了。尤其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公有經濟還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萎縮。這樣，在21世紀之初，民營經濟就取代公有經濟而上升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主體。民營經濟是指由中國民間資本投資和管理的經濟成分，包括除公有和外資之外所有其他經濟形式。同時，外資經濟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並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外資經濟是指由境外資本投資和管理的經濟成分，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和港澳台商投資企業兩種形式。2006年，公有、民營和外資三種經濟成分的比重分別是23%、56%和21%。
因此可以說，當前中國城市化的動力結構為：公有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為主體，外資經濟為輔助，三者大體上成鼎立之勢。這樣的動力結構，就為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提供了條件。
（二）城市化模式演變成計劃、市場和外向三種模式並存的格局
城市化動力成分和動力結構的發展與變化，自然會帶來動力機制和模式的演變。計劃經濟時期，在公有經濟基礎上，城市化形成了計劃機制和模式。改革開放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民營經濟基礎上，又出現了市場機制和模式。同時，隨著外向經濟的發展，在外資經濟的基礎上，還形成了外向機制和模式。這樣，改革開放30年來，與動力結構的演變相適應，中國城市化的動力機制與模式也轉變成計劃模式為主導、市場模式為基礎、外向模式為輔助的格局。
從總體上說，這樣的模式結構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兼顧了質量和效率，有利於城市化的快速推進。
（三）城市化進程進一步加快
動力結構、機制和模式的優化，加快了城市化進程。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加不足500萬人。改革開放後，城市化步伐顯著加快。20世紀80年代，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000萬人以上，到90年代又增長到1500萬人以上。進21世紀，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長接近2000萬人，規模進一步擴大。同時，在90年代（1990～2000年），全國城市建成區面積平均每年擴大938平方公里，進入21世紀後（2000～2007年）則平均每年擴大1861平方公里，幾乎加快了一倍。
（四）城市化質量顯著改進
改革開放後，我國城市化之所以加速推進，主要是由市場經濟推動的。在初級階段，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主要是一些小企業，甚至是個體戶。由於個體私營企業規模小，素質低，不規范，主要從事些簡單的生產和經營活動。因而，早期的城市化是比較粗放的，存在著大量的半城市化現象，而且帶來了環境污染和生態壓力。即使到了20世紀90年代，由於大規模的舊城改造和新城建設，各個城市也幾乎成了建設工地。進21新世紀後，舊城改造接近尾聲，過去那種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化開始降溫，內在素質的提升已成為新型城市化的主要內涵。尤其是近年來，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各地積極探索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強了科技創新，信息化和現代化進程加快，競爭力增強，城市化質量有了大的飛躍。例如，反映城市現代化水平的各項公用事業指標，進21新世紀後均上了一個大台階。尤其是園林綠地面積，在2000年之後的建設進度比前一個時段快了兩倍多。
（五）大城市發展優勢明顯增強
計劃經濟時期，由於政府主導的重工業化道路，中國大城市發展較快。改革開放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小城鎮快速崛起，大城市風光不再。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從計劃經濟體制比較薄弱的外圍起步的，如農村和小城市，尤其是在東南沿海地區。這樣，小城鎮和小城市最先得益於市場經濟的推動，活力展現。然而，大城市由於受體制的拖累，負擔過重，步履維艱。不過，到了20世紀90年代後期，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同時也將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打破了），以及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尤其是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使大城市的活力開始得以恢復和發展。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市場經濟體制趨於完善，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逐步增強，大城市、特別是區域性中心城市，如上海、南京、武漢、廣州、北京等，發展優勢更加突出。2000～2005年，中國城市建成區面積就顯示出城市規模越大年均增長率越高的趨勢。
（六）城市化的地域差異已經形成
中國城市化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傳統模式，即從計劃經濟時期一直延續下來的計劃模式；另一類是新興模式，包括前面提到的市場模式和外向模式兩種形式。傳統模式至今仍在發揮著作用，以政府為主導因素，主要通過行政的力量來配置資源，促進經濟發展，推動城市化進程。尤其在中西部地區，這種城市化模式目前仍佔主體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模式。新興模式是在改革開放後出現的，以資本為主導因素，由市場來配置資源，通過發展經濟，推動城市化進程。新興模式主要存在於東部沿海，尤其集中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
改革開放後，東部沿海地區城市化步伐之所以顯著加快，主要得益於新興模式。由於這一模式是以新興工業化（尤其表現為農村工業化，主要從事簡單的加工和裝配活動）為動力的，城市化的地域擴張快，佔地范圍廣，為離散型城市化。經過30年的發展，這一工業化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市場空間基本上開發完備），目前正在進行轉型和升級。尤其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迫使其轉型和升級過程不得不加快步伐，向著技術創新型工業發展。而且，這些地區的土地空間基本上被開發完備，不得不向著土地集約型的經濟活動轉變。同時，經過30年的發展，這些地區已積累了雄厚的經濟基礎（成為中國的經濟發達地區），也在轉型和升級，向著服務業發展：一方面是商業貿易，另一方面是生產性服務業。這樣，該地區的城市化就在原來初級工業化基礎上開始進行再城市化過程，即商業化過程。根據中國的實踐經驗，城市化有三個階段：工業化—商業化—都市化。當然，這樣的城市化主要是集中型城市化，地區中心城市將得到優先發展，如廣州、深圳、溫州、蘇州、上海等。
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轉型和升級，就促使當地產業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擴散，這其中包括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與擴散，如珠江三角洲向東邊的惠州、北邊的河源及西邊的陽江等地進行投資。這樣，從東南沿海到西北內陸在產業上開始形成縱向關聯，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梯級差異態勢正在形成，並向縱深發展。這樣，中部地區的新型工業化過程正在大規模推進，其重點在靠近東部沿海的省份，如安徽、江西、河北等省，在承接產業轉移方面具有更大的優勢。西部地區，只有少數幾個條件適宜的地方有限地展開，如四川盆地、關中平原等地，總體上規模不大。
這樣，經過改革開放後30年的發展，原來計劃經濟時期比較均衡的城市化格局就徹底改變了，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在地域上已經形成了梯度差異。
（七）城市化增長重心開始內移
改革開放後，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快速崛起，新興城市化進程得以啟動，從而使得中國城市化重心逐漸東移。進入21世紀之後，隨著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投資重點開始西移，從而使得經濟發展和城市化增長重心出現了由沿海向內地移動的趨勢。如表4所示，近年來中國東部地區的GDP和進出口額均出現了微弱的相對下降趨勢，而中西部地區則有所上升（但東北地區幾乎沒有變化）。尤其是固定資產投資，中西部地區增長幅度明顯提高。從城市建成區面積來看，雖然中西部地區的增長速度仍然趕不上東部地區，但差距在逐步縮小（只有2005~2006年中部地區的增長速度有所反常）。
（八）農村隱性城市化進展加快
隨著新農村建設的推進，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村莊建設步伐加快，村容面貌顯著改觀。樓房的出現，突破了傳統上平坦的村落格局。街道路面的硬化，照明設施的建設，以及公共服務設施的普及或改善，如電視、電話、電力、供水、交通等，顯著縮小了農村與城市之間的距離。雖然這並不是統計意義上的城市化，但在內涵上與城市化是一致的。因而，可將當前的新農村建設稱之為隱性城市化。還有一種形式的城市化，也是隱性的，但卻是負效應。主要存在於中西部邊遠地區的農村、山區或牧區，大批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去城鎮打工，學生到附近城鎮上學，富裕家庭也遷到生活條件較好的城市居住，從而使得農村人口逐漸減少，村莊不斷萎縮，直至消失。在當地，由於農村人口減少，相應的使得城市化水平有所上升。
負效應的農村隱性城市化雖有出現，但並不普遍，更多的是隨著新農村建設帶來的正效應的隱性城市化為主。這也應該是中國特色城市化的一種表現。
⑨ 中國城鎮化發展歷程
城鎮面貌三年大變樣情況介紹
在全省開展城鎮面貌三年大變樣活動，是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重大決策，已經列入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這項工作是我省現階段實施城鎮化戰略的重要抓手，由省建設廳牽頭，各市具體實施。
一、開展城鎮面貌三年大變樣活動的背景
近年來，我省城鎮化取得了較快發展，每年以1.5個以上百分點的速度提升，去年達到了40.25%，與全國的水平（44.9%）不斷縮小。但是，城鎮的承載能力、輻射帶動能力卻明確不足，多數缺乏活力、實力、競爭力。特別是反映城鎮面貌上，雖然縱向看取得了明顯改善，但橫向與先進省市相比，與經濟社會發展和群眾改善生活條件的期盼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已經成為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之一。省委、政府審時度勢，針對這些突出矛盾和問題，明確提出：以城鎮面貌三年大變樣為抓手推進城鎮化進程，增強城鎮的承載能力和輻射帶動能力。
（一）對城鎮化的一般理解
重要認識：城鎮化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是完成落後農業國向發達工業國跨越的必由之路。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是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也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催化劑和加速器。
改革開放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和國外學者對中國城鎮化一直比較關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把中國的城鎮化與美國的高科技，並列為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進程的兩大關鍵因素。中國城鎮化水平提高提高20個百分點就相當於美國的總人口。這意味著，中國正在和即將發生的城鄉人口轉移和社會變遷的規模在世界上將是空前的。
聯合國統計，2007年，世界城鎮人口比重已經超過50%，人類真正進入城市時代。
曲折歷程：從全國范圍看，十五大以前，城鎮化進程隨著經濟發展出現過較大波動，客觀上表現了一定的自發性，城鎮化的概念大多限於理論界的討論，缺乏政府主導的推動力量；從十五大到十六大，城鎮化的概念逐漸在政府決策中得到認同並逐步深化，突出了其戰略地位。
十五大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由農業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勞動的農業國，逐步轉變為非農業人口佔多數、包含現代農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工業化國家的歷史階段。」
十五屆五中全會在中共中央關於「十五」計劃的建議中進一步指出，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提高城鎮化水平，轉移農村人口，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和持久的動力，是優化城鄉經濟結構，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社會協調發展的重大措施。隨著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我國推進城鎮化條件已漸成熟，要不失時機地實施城鎮化戰略。」國家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中，第一次專門制訂了《城鎮化發展重點專項規劃》。
黨的十六大（2002）則更為鮮明地提出，要「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要逐步提高城鎮化水平，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發展小城鎮要以現有的縣城和有條件的建制鎮為基礎，科學規劃，合理布局」。（至此，終結了「小城鎮大戰略」）
黨十七大（2007）進一步提出，要「科學分析我國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新機遇新挑戰，全面認識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深刻把握我國發展面臨的新課題新矛盾，更加自覺地走科學發展道路，奮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按照統籌城鄉、布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帶小的原則，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以增強綜合承載能力為重點，以特大城市為依託，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至此，「大城市」和「城市群」成為主流認識）
城鎮化的概念：城鎮化是自18世紀產業革命以來社會經濟發展的世界性現象。城鎮化是在研究城市發展問題時提出的概念。社會學、經濟學、地理學、人口學等學科研究城市時，多次使用城鎮化的概念，並對這一概念進行了不同解釋，雖各有側重但總體上是互相補充的。綜合人口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地理學的研究成果，一般將城鎮化定義為：以農村人口比重下降和城鎮人口比重上升為表徵，以產業結構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社會結構從農村社會構成向城鎮社會構成、人類聚居場所從農村空間形態向城鎮空間形態的轉化為本質的多元演進過程。（周一星、唐子來）
城鎮化的這種演進過程，通常概括為三個「轉」：一是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二是第一產業
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城鎮化水平有很大提高。重要的因素就是農民工進城，將近有1.5億農村人口轉化為非農人口，大部分的農民工已轉化為城鎮的暫住人口。這是我國城鎮化成長發展的主流形式。農村勞力推動我國特色的城鎮化、城鎮化發展的動力機制。
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現代化過程中，農村勞動力大規模的轉移、農業勞動力占社會總勞動力份額大幅度的下降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趨勢。城鎮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果。依據我國的國情狀況，近30年來，我國城鎮化發展較為迅速，農業勞動力轉化的規模也較大，農業和農村發展有利於擴大城市工業及服務業發展必需的市場需要，而且建立在農村發展基礎上的小城鎮發展，也是我國城鎮化道路的一個重要特徵，促進了大中城市與鄉村小城鎮相互協調發展的新道路的形式。
農業勞動力大批轉移，緩解了城鎮化滯後的狀況。城鎮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的發展。隨著我國城鎮化戰略的實施，農民工大批進城務工，我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45%左右，城鎮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的狀況已經得到有效的扭轉，城鎮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在總體上已經基本適應。
我國城鎮化實現了農村人口向城鎮的大量轉移，農村勞動力人均資源的佔有量低的局面雖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緩解，促進了農業的規模化經營。農業勞動力人均佔有的耕地面積已上升提高了農業規模經營和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有利於我國農村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
改革開放後，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得以調整，城鎮化發展由此獲得新的動力。一個主要的推動力來自於農業及農村的發展。在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先導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效應的激發下，我國農業生產獲得空前發展，大批農業勞力轉移到城鎮，發展工業生產；農民進城打工，推動現代化城市的建設，提高了我國城鎮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