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元朝經濟繁榮的原因
1、元朝統治階級沒有受到漢文化的影響，沒有把商業認為是下等工作，所以商業促進了經濟發專展
2、元朝與屬蒙古帝國的其他國家畢竟是兄弟國家，在貿易上會相互促進，而不會相互制裁
3、蒙古帝國幅員遼闊，促進了帝國內商業的來往
Ⅱ 元朝經濟強盛嗎
要了解元朝經濟是否強盛，首先要了解蒙元是什麼樣的王朝。
首先蒙元在世界史上名聲不是很好，蒙古帝國西征時對征服地區實行極其殘酷的政策（如屠城），以致很多很著名的國家和城市都遭劫掠甚至毀滅。
其次蒙元在征服華夏過程中對南宋進行了長達45年的攻伐（不得不說南宋是蒙古帝國征伐世界的過程中抵抗最久且最為激烈的國家，期間還擊斃了蒙古大汗，直接導致西征的蒙古部隊東撤爭汗位，使西歐免受蒙古蹂躪），因此在蒙元進行全國統治時，具有最高文明和史學素養的南人實際上是處於被奴役的狀態，以色目人自居馬可波羅的游記中便處處體現了對南人（原南宋統治區人民）的不屑與蔑視。這在客觀上導致了蒙元的官方史料相比於漢人王朝顯得極為匱乏。
第三，蒙元統一的時間很短暫，不到百年，政局平穩的時間更短，大部分是政局不穩、貴族爭權奪利、民變四起的狀況。因此以蒙元官方為視角你幾乎找不到什麼可以宣揚的。另外，蒙古貴族基本上沒有漢化，後期很多皇帝不會漢語。甚至連主修宋史的宰相脫脫都不會漢語。
總結，元朝除了看上去廣闊的疆域（其實大部分沒有實際控制）外，對於華夏兒女們來說，沒有什麼可值得驕傲的。漢人最為看重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被蒙古人棄如草履，尚武精神被蒙古人有意識地拔除（漢人需幾戶才能擁有一把菜刀，絕對不許擁有兵器），炎黃子孫被制度化地蔑視。
因此，蒙元統治的不到百年的時間里，除南宋經營百年的江南經濟略好（這也是馬可波羅看到的地區）外，北方基本上是民生凋敝（元廷一度還想將北部農田改作蒙古人的牧場）。元末黃河泛濫，元廷竟因為害怕修河民工聚眾造反而對黃災不聞不問，直到最後民變四起宰相脫脫才強令修黃河。因此元代散曲的內容也多以民眾悲慘遭遇為主題。
由此看來，元朝實在是一個糟糕的朝代，和璀璨奪目的漢唐怎可相提並論？
Ⅲ 元朝,唐朝,明朝商品經濟發展的原因與表現
元朝：1，民族的大融合，國家的統一，為經濟恢復和發展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寧的環境。
2，元朝一改前朝歷來的「重農抑商」政策，提倡商業的發展，帶動社會經濟恢復。
3，對外交流的結果。
唐朝：
開始徵收茶稅，農業上水稻種植的推廣，新型農業器具的發明應用，絲綢技術的進步，對外貿易繁榮，城市中的東市西市的劃分等。
明朝：
1、商品經濟萌芽產生並發展.不顧僅限於南方發達地區.
2、經濟總量大幅度提升.
3、白銀大量湧入中國.
Ⅳ 結合所學知識,說一說元朝經濟發展的主要表現
農業方面 少數民族統治且不漢化 土地兼並的問題嚴重在此方面對經濟無內促進作用 主要是商業 色目容人在元朝地位僅次於蒙古 元朝的大都，不僅是全國的經濟中心，而且是當時國際上著名的大都市，吸引了東西方很多國家的商隊和使團。
因此受上述經濟利益吸引 揚州泉州溫州等外貿港口商業繁榮 再加之大運河的改修 元朝統治最遠遠達奧地利的影響 景德鎮制瓷中心的出現 使得中國物產產品遠銷海內外 大概就這樣了
重視商業，一大特點是政府對許多商品採取專賣手段壟斷經營；另一特點是斡脫（合夥）商人的活躍。商業繁榮帶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鈔的出現。
Ⅳ 元朝經濟在哪些方面的發展情況
1。工商業和城市經濟的繁榮。
2。元朝經濟的發展可歸納為：1.經濟上，忽必烈即位後，採取回了設司農司答，立社，頒行農書等一些列措施來恢復生產。2.政治上，元朝統一，促進民族融合的措施和南北經濟的加強有利於經濟的發展。3文化上：文化政策的較強的開放性，促進了民族融合，也有利於材料上說的經濟的發展。
Ⅵ 春秋戰國 漢 唐宋元明清經濟發展的表現
漢唐:經濟發展,政治來穩定自,文化繁榮,疆域不斷擴展,國力強盛
宋元:農牧文化逐漸融合,城市商業繁榮,文學藝術多彩,傳統科技極盛,中外交流頻繁
明清: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統一多民族國家不斷鞏固,但皇權高度強化,國家日漸閉關自守,盛世繁華背後隱藏危機。漢唐風氣還算開放，在世界地位不低；宋元火器使用，戰亂混亂，經濟發展；明清中國頹廢的一塌糊塗，我都不想說
Ⅶ 宋元經濟發展表現
1、經濟發展，為科技文化進步提供物質基礎；
2、由經濟決定的政治狀況，為科技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相應的社會環境；
3、統治階級重視教育事業的發展，培養了從事科技文化事業的人才；
4、統治者實行開明的對外政策(包括外來宗教），有利於我國科技文化的正常發展；
5、國家的統一和民族融合，加強了各民族各地區的文化交流和發展；
6、前代科技文化成就奠定的基礎。
總之，各族人民辛勤勞動，創造了大量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是古代科技文化領先於世界的根本原因。
宋元時期，是我國古代科技發展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的科技，是在隋唐經濟高度繁榮基礎上的延續。沈括，郭守敬在天文歷法方面的成就，李誡在建築學上的貢獻，反映了那個時期我國科學技術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
Ⅷ 元朝時商業以哪方面最為繁榮
元朝盛世統治者重農，措施極詳，且又重視至極，但不抑商，他們並不 以抑商這一中原歷代王朝傳統政策來指導自己的國民經濟管理活動，抑商不 是元王朝的經濟國策。對此，古代史書明確記錄。著名元史專家李干先生言： 「元代的商業極為繁榮。」另一元史專家邱樹森先生說：「元朝時，國內和 國外貿易是很發達的。」兩位先生之語並非妄言。生活於元代的許多文人吟 詩作賦，描繪其時商業之盛，有的已成為傳世佳作。這些詩賦雖為文學作品， 但與其時實際商業經濟生活緊密相聯，並以此為基礎而創作。前引《大都賦》 把元時大都商業繁盛景觀淋漓盡致地錄於筆下就是一個例證。其時大都商業 完全像一些史家所雲：「憧憧十一門，車馬如煙雲」。大都商業，可以說是 全國商業繁榮情況的一個縮影。義大利人馬可、波羅除對大都商業發展狀況 有大量記載外，對全國其他地區商業發展狀況作了記述，可以說元時全國商 業的盛景盡收其筆下。前述元朝城市經濟建設的發展與其時商業的發展有千 絲萬縷的關系。元朝商業有全方位的發展，與元朝盛世帝王統一南北東西、 雄視八表、結束長期紛亂的割據戰爭，使農業、牧業、手工業在大范圍和平 環境中恢復穩定、發展邁進有重要聯系。當然，也是在前代工商業、國際貿 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元時、歐、亞、非諸國諸民族商人接踵來華，在元 朝各著名工商業大都會中珍奇匯萃、商賈雲集。其時，中國南北東西都形成 了商業發達區。在元代商業發展的過程中，為數眾多、遍及城鄉的中小商人 功不可沒。他們開店坐肆、跋涉販運。他們的足跡留於大江南北之區、邊疆 偏僻之域、沿海港口島嶼。應該說，他們是元朝商業的主要經營者。元代商 業交通網路的發達、商業市場的增多、中小商業經營者的增多，使其時人們 的商業意識較前代更為濃厚。戲曲創作在元代進入了輝煌的時期，元曲在祖 國文學史冊中與唐詩、宋詞並列。而在元曲的許多作品中都有其時商業生活 的反映。其中有些著名傳世曲作，不僅題目明確反映商業、貨幣問題，而且 內容情節的編排也通篇體現商業生活。可見，元時曲作家中也有一些人開始 有了較濃厚的商業意識。元曲作家中都具有如此濃厚的商業意識，那麼一般 中小商人和與商業經常發生關系的百姓們更是可想而知。 談元代的商業，首先應該涉及商品生產。元代商品生產有顯著的發展。並且這種發展與元朝蒙古族統治者的商業政策具體內容相聯系。關於元時統 治者的商業政策，據《元史·食貨志》、《元典章》及其他眾多史籍加以概 括，主要有以下數種：鼓勵通商、減輕商稅、保護商道安全、維護商賈資財。 在這些政策的作用下，眾多的農牧業和手工業產品開始商品化。在元代，有 不少土地所有者不是把土地用於封建剝削，而是利用土地進行商業性的土地 經營，開展商品生產。於是大量的棉、麻、絲、茶、糖、糧食等產品被投入 市場。就糧食市場而言，不僅在發達的內地，而且在偏遠的漠北草原城市和 林等地也出現了糧食市場。由於農業的發展，以及某些對社會生活發生重大 影響的經濟作物種植區的出現，糧食商品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其時，工商業 發達的城市，依賴商品糧食的供給。江浙兩淮地區，在豐年「黍■及億■， 倉箱累萬千」，「歲計仍余羨，牙商許貿遷。補添他郡食，販入外江船」（王禎：《農書·農器圖譜·圍田》）。經過商賈將米糧販運至缺糧地區，稻米 和麵粉都有出售。北方糧食供應依靠南方，每年由大運河或海道轉運糧食， 其中除潛糧外，還有數量可觀的商品糧。據史籍記載人煙已達百萬的大都城市民，其食糧依靠糧食市場。據這一些文獻記載，輸入市場的糧食多寡與市 場糧價波動緊密相聯。《通制條格》卷二七《拘滯車船》說「來的多呵賤， 來的少呵貴有」，這正反映了上述情況。 元代南糧北調規模之大，從前任何 一個朝代都不能比擬。南宋無此事。漢唐、遼金、北宋條件不具（無元時那 樣規模的海運線），雖有需要也達不到大的規模。而元朝通過海、河兩條水 運線把南糧大量運往北方，其中商品糧的比重又相當大。上都、和林等北方 邊疆大城的居民食糧，除了依靠本地屯田區所產解決一部分外，還要靠南方 商品糧的輸入來補充解決。在元代糧食市場發展過程中，還出現了一些左右 市場的大米商。他們壟斷糧市價格，勢力之大，取利之豐，雖前代范蠡、白圭、子貢、刁間等不及。如《鄞縣志》卷三一《人物傳》言，有一個叫倪■ 的大米商「使人賈泉州，得米盈巨艦，米商隨而至者六十餘艘，價騰踴，■ 故損其值，群商恨之」。一個大米商能壟斷整個米市，並任意規定米價，足 見其時糧食市場競爭之激烈。元時曾負責海運南糧工作的要官朱清、張■， 是江南首富，《輟耕錄》卷五《朱張》記載：他們朱、張兩家門庭盛時「弟 侄甥婿皆大官，田園宅館遍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 他們既然是經營糧運起家的暴發戶，其眾多的私倉中應多儲糧之倉。而這些 屯積之糧，正是他們壟斷糧食市場價格取利的重要條件。應該說朱、張二人 是元季最大的壟斷糧市價格的大米商。一般的中小米商在糧食市場上是競爭 不過他們的。在元代，糧食轉化為商品，並不僅只有直接投入市場轉售一途， 它還通過釀酒業實現。從歷史記載看，其時商品糧除供給城市居民直接消費 外，還有很大一部分用來釀酒，進而使之轉化為飲料類型商品。元朝統治者 太祖成吉思汗向來反對飲酒，主張少飲酒，甚至主張不許飲酒，認為飲酒有 百害而無一利。因此，其子孫中的帝王人物多數人反對釀酒，從元各帝王本 紀中我們可以看到不斷出現的禁酒令、禁釀酒令。但仍未能轉變元時盛行的 各族官民飲酒風氣。依據古代阿爾泰語系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族）飲食風俗 學史料，其時蒙古人飲酒的種類首重馬奶酒，葡萄酒次之，用糧食釀造的酒 又次之。前兩者的原料為奶和水果，與糧食無關。據此估測，元時由糧食轉 化而來的酒類商品主要在漢族地區消費。漢人集中的中原地區地域廣闊、人 煙稠密，糧食酒的需求量大。這一情況使元時相當一部分糧食以釀酒的渠道 變成了商品。小說《水滸傳》言景陽岡下酒店中出售好酒，一般消費者喝的 數近三大碗，至於武松那樣身強力壯的豪飲之客一次就飲十幾大碗。元距宋 年代不遠。《水滸》雖為文學作品，卻於此透露了宋元之季漢族百姓的一般 和特殊酒量的信息，量大已無疑。由此又可知元代中原糧食由釀酒之途轉化 為商品的量實在是驚人的。宋元之際的人入餐館飲酒最喜歡以牛肉為下酒 菜，每次食用之量往往以數斤論。而中原有上等肉質的菜中多以糧食喂養。 中原宋元時代餐館牛肉銷售之量又如此之巨，由此還可知其時糧食從餐館用 菜牛肉的形式轉化為商品的數量也是驚人的。從眾多的正史與野史的資料 看，釀酒業於元代已變成了規模超越前代的獨立手工業。以至專記成吉思汗 「黃金家族」事跡的帝王活動實錄文稿都一再記錄與此業相關聯的事情。據 元代漢族文人個人文集記載，元大都汗八里城，「列肆數百，日釀有多至三 百石者」（《牧庵集》卷十五《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史家估算， 大都於此，一年約需糧食 1200 多萬石。應該說這些糧食都屬於進入糧食市場 的糧食。元代少數民族人物馬扎爾台開酒業於大都東側通州，其「糟房，日 至萬石」（《庚申外史》下）。真定一路僅僅在城鎮中的糟房，每日「蒸湯二百餘石，一月計六千餘石」（《秋澗文集》卷九十《禁釀酒》）。毫無疑 問，元代釀酒業的興盛在一定范圍內明顯地促進了其時糧食生產商品化的進 程。元代商品生產規模的擴大不只表現在糧食市場的發展和與糧食相關的釀 酒業的興盛，而且還表現在其他方面。 在元代，竹木業、菜園果園業、紡織業以及與紡織業相關的染料作物種 植業中的商品生產均有長足發展。茶葉種植業、桑棉種植業的商品生產也引 人矚目。至於景德鎮瓷器、松江棉布、杭州絲織品、福建荔枝生產的商品化 更為突出，名播中外。從上述情況中可以隱約窺見，元代商品生產在某些方 面相當發達，元代一些地區的自然經濟已開始被商品經濟逐漸破壞。農產品 和手工業產品交換的發展，也使元朝的商品經濟出現更興盛的局面。元代的 豪門權勢之家生活奢侈，對各種土特產品的需要也更多，這種情況也刺激了 商品交換的發展。商人於元代販賣奢侈品獲得的利潤也較高。元代統治者的 鼓勵商品生產的政策，使社會上出現了許多善於經紀、積資巨萬的大商人。 他們「從計然之術，研得其精，出入於大區廣陵市中，家童數百指，北出燕 齊，南抵閩廣，貿遷絡繹、資用豐沛」（陸文圭：《牆東類稿》卷十三，《巽 溪翁墓誌銘》）。其時水陸商道，車馬擁擠，舟帆鼓進，商市繁盛。元代商 人之眾、商人活動規模之巨、商人獲利之豐和商人經營謀略之奇多都超過前 代。太史公於《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的那些名商大賈，有許多與元時商 人相比自然遜色。商稅總量多寡往往能說明一個朝代的商業興衰情況。據史 書記錄，元代商稅總額天歷間達到 76 萬余錠之巨（7600 余萬貫）。元政府 實現大一統局面後，由於版圖遼闊，南北物資交流暢通無阻，經商者與日俱 增，「舍本農，趨商賈」（《農桑輯要》卷一，《先賢務農》）的風氣頗盛。 於是，其時除了色目大商人外，還出現了一大批漢族民間大商人。其中一些 人富超王侯。尤其是從事食鹽買賣的，當時出現了一批富甲天下的大鹽商（當然，這些大鹽商中不乏■勒百姓、謀取暴利者）。詩作《鹽商行》曾形象地 描繪當時鹽商富豪們的情況：「人生不願萬戶侯，但願鹽利淮西頭；人生不 願萬金宅，但願鹽商千料舶。鹽商本是賊家子，獨與王侯捋富豪。亭丁 焦頭燒海榷，鹽商洗手籌運幄。大席一囊三百斤，漕津牛馬千蹄角。司綱改 法開新河，鹽商添力莫誰何。大艘鎮鼓順流下，檢制孰敢懸官鉈」（楊維禎：《鹽商行》，《鐵崖古樂府》）。在元代商業發展過程中雖然不乏民間大商人為非作歹的事例，而且其程度有的並不亞於官府大商人。但從總體上看， 民間商人的商業活動對溝通全國的物資交流、貿易發達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 用。 元代商業之盛不只表現於國內貿易領域。在元代，對外貿易也盛極一時。 其時對外貿易通過海、陸兩路與亞非歐各國大規模開展。在滅南宋以前，陸 道貿易是主要的。沿著古代絲綢之路，商隊絡繹不絕，通向中亞、西亞、黑 海北岸。元時絲綢之路，從今甘肅敦煌沿天山南北路往西延伸。又增加了經 裏海以北抵達黑海北岸的欽差道。但波斯道依舊重要。伯顏元帥滅南宋後， 海道貿易逐漸在元代對外貿易中占據主要位置。原因在於海道貿易地域更 廣，運載貨物更多，來往更便捷。還由於後來陸上交通又不時被北方、西北 方諸王叛亂的軍事斗爭阻礙。史家公認，宋代海外貿易相當繁盛，遠勝漢、 唐。不過，宋季海外貿易比起元朝又遜色得多。宋朝有海外貿易關系的國家 和地區共 56 個，而於元代達到了 140 多個。元廷對海外貿易是採取積極支持 和鼓勵政策的。元代有眾多的海外貿易港口，有遠比宋朝細密的海外管理規章，且放任主義的色彩極濃。這種情況集中體現了元廷對外開放的經濟國策 的進步性。在元代，除政府和一般民間商人從事海外貿易外，還有色目商人、 官僚私家、寺觀僧道的對外貿易活動。在元代的海外貿易中，中國出口的物 資頗多，深受外商歡迎。其時，中國商人與外商交易，一般都是平等的。元 代的海外貿易，對加強元朝與海外各國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元朝自身經濟 的發展，增進我國和亞非歐諸洲各國人民的友誼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介紹元代商業的發展，不能忽略少數民族作出的貢獻。元之前各朝，對 中國商業的發展各少數民族都有過多方面的貢獻，也有傑出的人物載於史 冊。秦時烏氏倮就是西方少數民族聞名中外的大商人，是我國從事國際貿易 的先驅。他的商業活動促進了國內農牧業的交流以及中國與中亞各國的商業 交往。但從總體上看，元之前此類史料較少，此類傑出人物也鳳毛麟角。至 元代，上述情況明顯改觀。元代少數民族中大商業家不乏其人，有的積資萬 千，富甲天下，而且又能施展種種變化多端的經商謀略。他們在元代名聲顯 赫，對當時商業的繁榮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但其中回族的貢獻最顯著。回族， 是回回民族的簡稱。「回回」一詞，遠在北宋時典籍中已出現。從元到明代， 「回回」逐漸形成一個民族共同體。在元代，回族中有許多貴族、學者、官宦、商人活躍於當時社會各個領域。回族商業相當發達，元代可謂回族商家 群星燦爛的時代。元代城市中的回族商人人數眾多、生活富裕。當然，其中 也不乏通過商業活動侵奪、欺詐百姓的人。元代回族商人，主要活動於北京、 杭州、泉州、昆明、興元、甘州、涼州、廣州、和林、上都等眾多的城市。 這種情況，可以從許多歷史典籍記錄中得到印證。 例如，「中統四年（1263 年）左右，在元燕京的回回共有二千九百五十三戶，其中『多富商大賈勢要兼並之家，其興販營運，百色侵奪民利，並無 分毫差役』」①。可見，元代燕京的回族商人數目不少，而頗有經濟勢力，相 當活躍，而且還有侵奪民利的劣行。除大都外，其他城市，尤其是東南沿海 的城市裡，回族商人的活動也很活躍。伊本·貝圖在當時游歷中國後說：「中 國各城市中，都有***教徒居住區，築有清真寺，作為禮拜之用」。在這 些***教徒中有不少人就是回回商人。類似情況在馬可·波羅的《馬可·波 羅游記》中均有生動描繪和記載。總之，歷史資料說明，在今新疆、甘肅、 陝西、山西、河北、內蒙等地都有回族商人活動。廣州、泉州、杭州、寧波、 揚州尤為集中。歷史資料又證明，元代城市裡的回族商人，不但人數眾多、 經營活躍、生活富足，而且彼此間的往來也很密切。在元代，杭州薦橋旁邊 的八間樓是回族商人聚居之所。杭州的聚景園（在杭州清波門外）是回回人 叢冢的所在地。元時杭州城裡回族商人多，對此各類史書都有記述。波斯史 家拉施特的《史集》言杭州城中回民有幾千戶，並有西域式的市場。廣州是 個有悠久歷史的對外貿易港口，這里的船舶出虎門遠航世界各地。來自世界 各地和中國自己的海船在這里停泊，一派「萬舶集奇貨」（吳師道：《送王 正善提舉廣東市舶司》，《吳禮部集》卷三）的景象。廣州也是元代回族商 人聚居之地。明人何喬遠《閩書》言，「蒲壽庚，其先西域人，總諸蕃互市， 居廣州。至壽庚父開宗，徙於泉」。蒲庚是元時有名的回族富商。他的祖先由阿拉伯東遷，曾是占城（今越南地方）的貴人，後來又成為廣、泉二州的 大富商。泉州是元代最大港口之一。這里的鎮南門處，「四海舶商諸番琛貢 皆於是乎集」（《泉州府志》卷一一，《城池》）。「番貨、遠物、異寶、 奇貨之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其中有不少人是 回回富商。如有名叫佛蓮者，是蒲氏之婿，史書稱他是西番回回，其家甚富， 「凡發海舶八十艘，?（有）珍珠一百三十石」（周密：《癸辛雜識續集》）。 其富有之規模幾乎接近元朝主管海上糧運大官朱清、張瑄兩大豪門，家藏之 珠過百石，經商所用之舟近十艘，稱之為豪富不算過分。在元代南方回族商 人中，多數人是香料經營世家。其中許多家自唐、宋以來就專營此項買賣。 《回族商業史》的作者賴存理對元代回族商人活動情況的介紹很詳細，其中 尤側重對雲南回族商人活動的介紹。在元時，中國西南雲南行省回民很多， 其中昆明更多。昆明，有押金大城之稱。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稱此城 居民盡是回教徒。該城有清真寺兩所。一在城南門內，一在魚市街。另外於 東門外又有街，稱金牛街，此處是回回商人聚居之處。《史集》作者言昆明 居民盡是回教徒，可能言過其實，但此城回族居民多是肯定的。除此之外在 興元（今銀川）有安集延回回 2000 戶，在鎮江有回回 300 多戶。馬可·波羅 旅行到甘肅甘州、涼州，之後又到興元、宣化府時，沿途也遇見過不少回民。 他還從天德軍（今呼和浩特）「東向騎行七日，?見有城堡不少，居民崇 拜摩阿末（穆罕默德），以工、商為業」（《馬可·波羅行記》）。我們還 從眾多的介紹蒙古帝國都城哈剌和林的古今著作中得知，該城有「兩個市區， 一為回回市區?，（有）兩座清真寺」，在這里有許多回回商人從事貿易（[法]盧布魯克《東方諸國旅行記》）。上述材料足見，在元帝國的北方、西北方也有很多回族人在進行商業活動。 在元代回族商人中有不少人位尊勢重。元時回族商人活動范圍極廣闊。 他們當中的大賈巨商「擅水陸利，天下名城區邑，必居其津要，專其膏腴」（許有壬：《至正集》卷五十三，《碑誌》十）。這種情況的出現與元朝統 治者馬上奪天下時，兵鋒最先向西北，而西域最先內附，內附者中回族人居 多，之後又曾多任回族商人理財相關。於是，元時回族商人隊伍中出現一批 以高官身份經商和依靠政府經商的人。這又使回族商業在其發展過程中出現 某種畸形發展的現象。因此，一些回族大商人依仗權勢稱霸於元代市場、商道，甚至敢於在直屬於皇帝或皇太子的樞密院的軍事交通機構驛站中欺凌工 作人員。以上是言元代回族商業活動中表現的若干弊端。但從總體上看，回 族商人的活動，在元代起到了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作用，他們更為元代 商業經濟的發展增添了獨特的光彩。
Ⅸ 元朝的經濟
元朝經濟大致上以農業為主，其整體生產力雖然不如宋朝，[2]但在生產技術、墾田面積、糧食產量、水利興修以及棉花廣泛種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發展。蒙古可汗進入中原之初，慘酷的屠殺和劫掠，給北方地區的經濟帶來了很大的毀壞。蒙古人原來是游牧民族，草原時期以畜牧為主，經濟單一，無所謂土地制度。蒙金戰爭時期，曾打算盡殺漢人，把耕地都變為牧場，大臣耶律楚材建議不如保留漢人的農業生產，以提供財政上的收入來源。這個建議受到鐵木真的採納。[3]窩闊台之後，為了鞏固對漢地統治，實行了一些鼓勵生產、安撫流亡的措施，農業生產逐漸恢復。特別是經濟作物棉花的種植不斷推廣，棉花及棉紡織品在江南一帶種植和運銷都在南宋基礎上有所增加。經濟作物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就使當時基本上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在某些方面滲入了商品貨幣經濟關系。但是，由於元帝集中控制了大量的手工業工匠，經營日用工藝品的生產，官營手工業特別發達，對民間手工業則有一定的限制。[3]
由於蒙古對商品交換依賴較大，同時受儒家輕商思想較少，故元朝比較提倡商業，使得商品經濟十分繁榮，使其成為當時世界上相當富庶的國家。而元朝的首都大都，也成為當時聞名世界的商業中心。為了適應商品交換，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紙幣流通制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完全以紙幣作為流通貨幣的朝代，然而因濫發紙幣也造成通貨膨脹。商品交流也促進了元代交通業的發展，改善了陸路、漕運，內河與海路交通。[3]
元代社會經濟發展的總趨勢是：前期由恢復到發展，中後期由發展到停滯、衰敝。由於元朝地域遼闊，民族之間交往增多，對外開放，使農業、手工業、商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具有相應的特點。邊疆地區得到開發，各民族的生產技術互相交流，對外貿易空前發達，交通運輸業有很多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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