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發展歷史

① 西方經濟學發展史

西方經濟學自發展到現在就200多年的歷史,但是卻深深的震撼著世界,使得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為之瘋狂。

在最初，人們認為經濟學是關於財富的研究，研究如何才能獲得最大的財富，而在早期，人們認為財富就是貴重的金銀，而他們又直接來源於流通領域，所以經濟學家們就得到了結論要保護流通領域，也就是要保護商業的發展。

這就似乎最初的重商主義，也是最原始的國家干預主義。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有威廉·配第，他首次提出了勞動價值論。

(1)西方經濟發展歷史擴展閱讀：

研究內容：

商務印書館《英漢證券投資詞典》的解釋為：看不見的手英語為「invisiblehand」。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理論，認為國家經濟的發展不應由政府幹預，而應由整個社會需求進行選擇。這種社會需求被認為是調節市場的「看不見的手」。

經濟學是指流行於西歐北美發達國家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經濟學是15世紀經濟學產生，18世紀經濟學建立以來，特別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一直到目前為止認為是能夠說明經濟運行和國家調節的重要理論、概念、政策主張和分析方法進行了綜合和系統化形成的。其被稱為「社會科學之王」。

經濟學是我國高等院校財經類和管理類專業必開的一門專業基礎課。它主要介紹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它既研究古老而又現代的家政管理，又研究多姿多彩的企業經營。

② 西方經濟思想史的發展脈絡

經濟思想史是一門獨立的科學
1,經濟思想史的概念
經濟思想史是以經濟思想或經濟學說本身為研究對象,專門研究各個歷史時期具有代表
性的經濟觀點,經濟思想和經濟學說,研究它們的產生和發展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經濟思想是經濟思想家對客觀經濟世界認知的理論觀點.
2,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對象與基本任務
以經濟思想本身為研究對象
基本任務:通過研究歷史上各種經濟學說的基本特徵,主要內容,思想淵源揭示經濟思
想產生和發展的規律性.
3,經濟思想史在經濟科學領域中的地位
(1)經濟思想史隨著經濟理論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
獨立的科學之後逐步形成了.
(2)歷史上的經濟思想影響乃至統治著現在的經濟思想.
(3)學習經濟思想史有利於創立適應現代經濟發展要求的新的經濟學說.
(4)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所介紹的主要是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所基本贊成的東西,
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體系和結構,但對於經濟學家之間對於相同問題的不同看法涉
及不多.僅僅知道西方經濟學的主要體系和結構,僅僅了解有關的共識是不夠的.必須進一
步了解:
對於一些基本問題和重大問題,西方經濟學家還存在著哪些不同的看法
這些不同看法有沒有道理 為什麼會產生這些不同看法
應當怎樣把握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共識和不同看法之間的關系
當我們借鑒和運用西方經濟學中的有關知識時,要注意哪些條件和環境
二,如何認識經濟思想和理論
1,經濟思想是如何產生和發展的
(1)相對主義——用歷史,經濟,社會,政治的力量來解釋經濟思想的產生和發展,
但是卻忽視了經濟思想(理論)本身的發展邏輯線索.
(2)絕對主義——強調經濟理論的發展是經濟學專業研究工作自身進展的結果,但卻
把經濟范疇變成超歷史,超社會的東西.
1
(3)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邏輯的方法與歷史的方法是相一致的,歷史從哪裡開
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裡開始.
(4)經濟學家和經濟思想是時代的產物,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經濟問題,並產生相應
的經濟思想.
2,範式的不同經濟學家的認識會出現不一致
(1)範式被用來描述作為一種科學的核心構成,即為某些"科學家共同體"所普遍接
受的思維定式,亦即共同接受的信仰,目標,基本假設和方式.即"一系列公認的科學成就,
它們能在一個時期為實踐者們提供典型的問題並提供解決方法".
範式是我們對世界的基本觀察,用馬克思的語言說就是一種世界觀.觀察家將以這樣一
種世界觀來說明和揭示世界,形成共同的語言和組成不同的派別.由於基本的世界觀和方法
論的不同,導致了經濟思想的不同範式.
(2)實證判斷與價值判斷
實證判斷是關於客觀事物是什麼的判斷,只能訴諸於事實來判定真偽;
價值判斷是關於做出這些判斷的人的意向狀態的陳述,他希望事物是什麼,應該是什麼,
這種判斷不能被證偽.
與自然科學不同,經濟學家在研究中往往遇到研究對象與切身利益攪合在一起.

③ 美國經濟發展史

一）反托拉斯

第二次工業革命完成後，美國出現的第一次政府幹預是共和黨西奧多-羅斯福的反托拉斯，西奧多有「托拉斯轟炸機」的稱號。
謹小慎微的塔夫托幾乎無所作為，最後和西奧多-羅斯福分道揚鑣；
民主黨的威爾遜繼續高舉共和黨人西奧多的旗幟，反對托拉斯，制定了著名的著名的克萊頓反托拉斯法。
以上是第一階段的國家干預。

（二）自由放任

1921年，共和黨人哈定入主白宮，揭開了哈定--柯立芝--胡佛的時代。哈定對威爾遜的政策非常不滿，主張「回復常態」，是自由放任再次興起。柯立芝信奉「只要政府什麼事都不做，80%的問題就會自然解決」。胡佛極力主張放任自由，他自己也是個人奮斗的成功典範。三任總統自由放任的結果是，給美國帶來了30年代的大蕭條！！！「胡佛」這個詞從英雄的代名詞變成了罵人的前綴。胡佛任期結束時的1933年的GDP（414億）大約下降到了1929年（868億）的50%。

（三）羅斯福新政

1934年民主黨富蘭克林-羅斯福上台後，實行了「新政」，對經濟實行強力的國家干預，首先挽救銀行，然後開展農業復興和工業復興，制定了旨在保護窮人和勞動者的瓦格納法、社會保障法，開展大規模救助，聯邦政府興辦公共事業等。羅斯福的新政，為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摸索出了一條延長壟斷資本主義生命的可行途徑，也就是大力發展非法西斯主義的、走所謂「福利國家」道路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羅斯福去世後，杜魯門開展「公平施政」，在經濟政策方面仍然奉行羅斯福的國家干預政策。前後2人5屆20年，這是第二階段的政府強力干預。

（五）艾森豪威爾的現代共和黨主義

1953年，共和黨艾森豪威爾入主白宮，他們擔心新政以來大規模的國家干預，無異於「滑向了社會主義」，因此，他們極力試圖回到「正常狀態」（也就是自由放任的狀態），但美國的現實情況最終使得艾森豪威爾政府接受了新政以來民主黨政府的社會經濟改革，走了一條完全不同於胡佛時代的新共和黨路線——一條中間路線。50年代的美國，出現了「豐裕社會」的「另一個美國」現象，社會兩極分化仍然嚴重，貧窮仍沒有消除。50年代經濟增長緩慢，黃金外流，受到蘇聯的嚴重挑戰，黑人運動高漲。

（六）肯尼迪的「新邊疆」和約翰遜的「偉大社會」

1961年，民主黨肯尼迪入主白宮。在經濟政策上，繼續奉行凱恩斯主義，實行以減稅為主的長期財政赤字政策，同時實行雙重利率的廉價貨幣政策，以及在和平時期對工資和物價的非強制性管制。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聯邦政府大大加強了對勞動力再生產的干預，以適應社會會發展和科技革命提出的新需要，使「福利國家」設計的范圍迅速擴大。鑒於黑人運動來勢迅猛，國會通過了3大民權立法，從法律上取消了種族隔離制度。肯尼迪發起的阿波羅登月計劃，使美國的科技事業取得了巨大的進展。
這是第三次政府幹預，也是政府幹預的最高潮。

（七）反對新政傳統的初步嘗試

1969年，共和黨人尼克松入主白宮，它最初嘗試走一條完全不同於新政的保守主義路線，試圖對經濟、社會福利和政府體制進行大規模改革。在經濟政策上，他幾度採取反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在社會福利上，他削減「偉大社會」項目，並提出取代聯邦社會救濟的家庭援助計劃；在政府關繫上主張改變權力集中於華盛頓的流向，實行所謂的新聯邦主義；在民權問題上阻撓以校車接送學童方式消除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制。
這些政策的實施，到了1970年，工業生產回升乏力，失業率高達5.9%。這一切使尼克松不得不採取「姑且一試」的國家干預措施。1971年1月4日，尼克松在電視上公開宣布，他要用赤字財政政策來實現充分就業。
尼克松任內幾次想擺脫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但每次都不得不走回到國家干預的道路上來。

④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歷史

1. 奴隸社會時期的經濟思想萌芽 一般公認，世界上現存第一本經濟學著作是古希臘色諾芬（Xenophon，約前430-約前355或354）的《經濟論》，英語單詞 「Economy」、「Economics」即源於此。該書採用蘇格拉底與別人對話的形式，討論如何管理奴隸主家庭農場，堪稱「古代微觀經濟學」。他還著有《雅典的收入》，論述如何增加雅典國家收入，堪稱「古代宏觀經濟學」。此外，柏拉圖（Platon，前427-前347）所著《理想國》，從社會分工的角度論述奴隸經濟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鞏固和完善奴隸經濟制度，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主張限制商業、高利貸和私有財產。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所著《政治論》主要論述奴隸經濟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鞏固奴隸經濟制度，《倫理學》分析商品等價交換現象，認為貨幣使不同的商品等價。 2.歐洲中世紀時期的經濟思想 歐洲封建社會始於公元476年，終於1640年，其間戰亂、災荒和瘟疫連綿不斷，經濟、文化黯然失色，人稱黑暗的「中世紀」（Middle ages）。義大利神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enas，1225或1226-1274）著有《神學大全》，根據上帝意志論證封建農奴制度的合理性，認為上帝創造萬物有高低之分，「下等人」應當受「上等人」統治。同時，提出公平價格理論、貨幣理論、商業理論和利息論，為商品經濟的發展作了折衷和辯護，有一定歷史進步意義。 1492年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約1451-1506）「發現」美洲大陸之後，國際貿易成為當時西歐主要經濟增長點，催生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萌芽。認為：只有金銀才是財富，主張促進商業發展，開展國際貿易，實行貿易管制。第一次正面肯定商業和商品經濟，堪稱「革命性」突破。早期重商主義主張「貨幣差額論」，即只出口不進口，主要代表作是1581年於英國匿名發表的《對我國同胞某些控訴的評述》。晚期重商主義主張「貿易差額論」，即少進口多出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國的孟克列欽（Antoine de Montchrétien，1575-1622，又譯「蒙克萊田」，1615年發表《獻給國王和王後的政治經濟學》，首次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柯爾培爾（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以及英國的托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又譯托馬斯·曼，1621年發表《論英國與東印度公司的貿易》）。 3.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Bourgeois classical economics）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雛形，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國經濟學家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主要著作《賦稅論》、《獻給英明人士》、《政治算術》、《貨幣略論》等）、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主要著作是1776年版《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主要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基於資本主義工業迅速發展的實際，提出了不同於重商主義的觀點：（1）財富是物質產品，勞動是財富的源泉；（2）市場自動調節比人為地調節更能符合社會整體利益，即「看不見的手原理」（Principle of invisible hand），據此主張自由放任政策。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另一分支是法國的「重農學派」（Physiocrats），主要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1758年發表《經濟表》，反對重商主義，主張自由貿易。但由於法國小農經濟比重較大，工業發展相對落後，因此認為只有農業才是社會財富的源泉，貨幣只是流通手段；工業只是對農產品進行加工，是農業的附屬物；對外貿易只是一種等價交換，都不能增加社會財富。 4. 新古典經濟學 1830年代以後，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分化為兩支，即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1890年出版《經濟學原理》）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school），馬克思主義者一般稱之為「庸俗經濟學」（Vulgar economics）。 「新古典經濟學」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辯護」，認為：市場完美有效，能夠自動實現資源最佳配置，奠定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理論的基本框架，包括均衡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廠商理論、分配理論等。該學派沒有明確研究宏觀經濟現象，一般認為其宏觀經濟學觀點是：市場經濟能夠自動實現充分就業，不需要政府幹預。 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除馬歇爾外，早期還有英國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法國的薩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等，晚期則有英國劍橋學派的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羅伯遜（Dennis Holme Robertson，1890-1963）、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1879-1975）等；屬於洛桑學派的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義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Vilfrado Pareto，1848-1923）；屬於奧國學派的奧地利經濟學家門格爾（Carl Menger，1840-1921）、維塞爾（Freidrich von Wieser，1851-1926）、龐巴維克（Eugen von B?hm-Bawerk，1851-1914）等；屬於瑞典學派的威克塞爾（Knut Wicksell，1851-1926）、卡塞爾（Gustav Cassel，1866-1945）等；屬於美國學派的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費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柯布（Charles W. Cobb）、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1892-1976）等。

⑤ 西方經濟學的歷史

西方經濟學是指流行於西歐北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可以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即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與現代經濟學。
古典經濟學階段：從17世紀中期開始到19世紀70年代為止，包括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李嘉圖、西尼爾、穆勒、馬爾薩斯，法國經濟學家薩伊。以斯密為代表，其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被稱為經濟學上的第一次革命，建立了以自由放任為中心的經濟學體系，他標志著經濟學的誕生。代表性的教科書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應用》流行了20年。
新古典經濟學階段：從 19 世紀的「邊際革命」開始到20世紀30年代為止。包括英國經濟學家傑文史、馬歇爾，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邊際效用價值論的提出被說成是經濟學上的第二次革命，他標志著新古典經濟學的開始，馬歇爾在1890年發表的《經濟學原理》是其代表性的教科書。20世紀初期，張伯倫、羅賓遜和維克賽爾推翻了正統經濟學的三個假定前提，即排除了壟斷的完全競爭、排除了經濟危機的充分就業以及把貨幣因素置於從屬地位的實物經濟，從而促成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從混沌大一統狀態中裂變而出。
現代經濟學：開始於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的產生。包括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瓊·羅賓遜、斯拉伐，以及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弗里德曼和盧卡斯。其中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標志著當代經濟學的產生，該書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馬克思的《資本論》被人們稱著改變世界歷史的四大著作；而薩繆爾森的1948年開始發行的《經濟學》至今已出第十六版，是第三本好教科書。
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在應對新自由主義學派尤其是其中的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對凱恩斯主義批評的過程中，斯蒂格利茨、布蘭查德、阿克洛夫和曼昆等人吸收了論戰對方的研究方法，維護了凱恩斯主義的理論與政策觀點，由此促成新凱恩斯主義的誕生和發展。西方經濟學因而在宏觀經濟學領域形成了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兩大學派並駕齊驅的局面。這兩大學派同屬主流經濟學，採用的分析方法是相同的，並且都主張將宏觀經濟學建立在以理性與自利為基礎的微觀經濟學基礎之上，也都堅持理性預期理論。兩者的區別是，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從市場出清出發，得出市場機制穩定和政策無效的結論，而新凱恩斯主義從工資與物價的剛性出發，認為市場不能出清，因此經濟政策是有效的。

⑥ 歐洲經濟發展歷史

歐盟經濟正處在大變革中。在這場史無前例的變革中，歐盟已經取得重要成績，但也存在許多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今後一、二十年，將是歐盟社會經濟發生巨變的時期。變革中的歐洲經濟需要正確的評估。本文試圖在這方面提出一些看法，供大家討論。
一、歐盟經濟發展態勢
從短期看，進入21世紀後，由於受美國經濟衰退等影響，2002年歐盟經濟估計只增1%不到。但從一個較長時期看，歐洲維持上世紀90年代平均2%左右的增長速度，問題並不大。今後十年，歐洲經濟增長速度超過美國的可能性不大，但美歐經濟增長速度差距將縮小。
歐盟經濟增長速度不如美國，但發展比較平穩。通脹率一般低於2%。財政赤字占預算的比重控制在3%以內。內債佔GDP比重低於「馬約」規定的60%。投資收益率一般在3-4%。今後，在個別年份，上述個別指標可能會突破。歐盟東擴後的一段時間內，這種可能性更會增大。但今後十年，歐盟經濟大致會維持平穩的增長。21世紀，歐洲是世界經濟保持平穩增長的重要因素。
二、關於統一市場建設
迄今為止，歐盟在統一市場建設方面已經取得決定性的進展。歐盟基本上建成了統一的內部市場。1999年1月1日歐元問世和2002年2月歐元進入流通領域，使一體化進程得到進一步發展。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看到，歐盟統一市場的建設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歐盟統一市場至今並未全面形成。
1958年歐共體成立後，在一個很長時期中，它的主要精力放在關稅同盟的建設和共同農業政策的實施上。到20世紀80年代中，歐共體在這兩方面已經取得重大進展，但它仍然是12個獨立存在的、分割的市場。
1985年6月，歐共體通過了《完成內部市場》的白皮書，制定了1992年底完成統一內部市場的計劃。同年12月，歐洲理事會又擬定《統一歐洲文件》，把1992年完成建設統一市場目標，以修改和補充羅馬條約的形式寫進了羅馬條約，使統一市場的建設獲得了法律上和組織上的保證。歐共體還制定286項立法，通過立法形式來消除阻礙貨物、人員、勞務、資本在12國間自由流通的各種非關稅壁壘。截止1992年底，這些立法已有95%獲得通過，其中85%已轉為成員國的立法。（註：伍貽康、周建平主編：《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比較》，1994年經濟科學出版社，第106頁。）在這種情況下，歐共體宣布1993年1月1日建成統一的內部市場，基本上拆除了阻礙商品、人員、服務和資本自由流通的非關稅壁壘。隨著歐共體發展成歐盟，特別是統一貨幣歐元的問世和正式進入流通領域，標志著歐盟在建設統一的內部市場方面取得歷史性突破。
但是，歐盟全面的統一市場並未建立。
其一，歐委會2001年4月17日發表專門報告，對15個成員國按統一市場目標改革市場機制的情況進行了評估：在可量化的36個項目中，僅有20項，即佔55%的項目能在2001年6月前按預計的時間完成。（註：轉引自裘元倫：《歐元的前景主要取決於三個因素》，《2001-2002年世界經濟年鑒》。）另據歐盟有關機構統計，在歐盟1339條「統一市場規則」中，目前只有70%被所有成員國按規則作了轉化，尚有30%未成為成員國國內立法。即使已經轉化為國內立法的，真正實行和貫徹也還需要時間。
其二，根據2000年3月歐盟里斯本首腦會議做出的承諾，歐盟要到2003年才在成員國之間開放電信和電力市場，在這兩個領域實行統一的規則和法規。
其三，里斯本首腦會議還規定，2005年建成統一的金融和資本市場，在這之前先建立統一的「市場監管委員會」，而目前在歐盟內部有40多家金融監管機構。（註：鄭秉文主編：《2001-2002年歐洲發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51頁。）它們各自為政，使統一的金融市場難以形成。
其四，目前歐盟內部還沒有統一的勞動市場，各國的養老金等制度並不統一。勞工要能充分自由流動必須無論到哪國工作，都能與該國勞工享受同等的權利及醫療、退休等社會保障。目前，在歐盟內部這方面的問題還很多。
其五，在企業層面上，目前歐盟成員國的利潤稅等制度遠未統一。2002年6月筆者在布魯塞爾訪問時，歐盟的學者曾出示一本厚厚的有關歐盟怎樣實施利潤稅的新書，書中提出了各種有關未來統一利潤稅的實施方案，並認為這些問題不解決，真正統一的商品市場不可能最終形成。
現在看來，歐洲建立統一市場的過程遠比原先設想的復雜。統一市場不是某年某月某一天建成的，它也不是哪一天宣布建成就建成了。這是一個動態的整合過程。歐洲經濟一體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是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展現出來的。
三、歐元的作用
1999年1月1日歐元問世之初，人們預料，歐元很快將挑戰美元，從而結束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權地位。但之後，歐元對美元匯率一直走低。這時人們又對歐元問世的作用及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提出各種各樣的懷疑。這些意見都有失偏頗。
歐元問世和進入流通領域對於國際經濟和政治，特別是對國際貨幣體系，有著長遠而深刻的影響。它使國際貨幣體系開始向多元化方向發展。2001年，用歐元結算的對外貿易額佔世界貿易總額15%左右，歐元佔世界官方外匯儲備的比重超過12%。2001年第一季度，歐元對美元的比價雖然處於低位，但在國際債券市場發行額中，歐元債券約佔47%，超過美元債券所佔比重。這是在歐元問世前，任何歐洲國家貨幣都無法做到的。
但推出歐元首先並不是為了同美元爭奪國際貨幣體系的領導權，而是為了歐洲一體化的內在需要。因此，評判歐元成敗得失，不應首先看它對美元的匯價是上升還是下降，而要看它在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所起的作用：
進一步完善了歐洲統一市場的建設。歐元問世和進入流通領域鞏固了統一市場的建設，增強和提高了歐洲市場的統一性質和程度。它也有助於建立統一的歐洲金融市場；
增強了居民對歐洲統一的認同感。歐元進入流通領域就是進入了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歐洲公眾普遍認為：「歐元讓我們深感自己是個歐洲人。」這種認同感對於進一步促進歐洲的一體化建設是非常重要的；
消除了歐元區各國之間的匯率風險，成為歐洲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穩定因素；
進一步促進了歐元區國家物價的趨同，加強了歐盟內部的公平競爭。歐元區國家的商品使用歐元統一標價後，消費者可對區內12國的商品價格直接進行比較，這既會促使生產要素在區內的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又有助於各國商品價格的逐步趨同，有利於在歐盟各國間進行公開和公平的競爭；
促進了歐元區國家旅遊業的發展，節省了大量的貨幣兌換費用。
歐元問世和投入流通對歐盟經濟的上述作用，從本質上看，並不受歐元對美元匯率變動的影響。無論歐元對美元是升值還是貶值，歐元問世對歐盟經濟的上述作用都繼續存在。歐元問世後，它對美元的比價一度曾步步下跌，但歐盟內部卻相當平靜。歐元的國際地位也沒有因為歐元對美元匯率的波動而有明顯變化。1999-2001年，歐元對美元的匯率最低時曾跌到1歐元兌換0.82美元的水平，但它並沒有改變歐元作為國際主要貨幣之一的地位。何況歐元對美元的比價並不是一直走低，2002年即呈升勢，1歐元兌換1個多美元。用歐元結算的對外貿易額，總的說來，還出現了擴大的趨勢。迄今為止，歐元問世並不久。它需要有一個成長的過程。歐元挑戰美元只是時間的問題。過多地強調歐元對美元匯率的升降，或完全以此為標准來評價歐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四、歐盟經濟發展中的問題
歐盟經濟發展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集中表現在一點，就是增速不高，活力不足。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由於以下原因：
1.社會經濟體制在強調公正和公平的同時，對效率注意不夠
歐盟各成員國中，德國一直被認為是歐洲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把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競爭制度視為核心和支柱。社會市場經濟的奠基人艾哈德強調，競爭是市場經濟「最內在的要求」。（註：參閱顧俊禮：《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武漢出版社，1999年，第一章；維·克勞斯：《社會市場經濟》，路·艾哈德基金會出版，第二章。）與此同時，社會市場經濟又強調經濟政策應對「經濟」和「社會」予以同等的重視，強調用發達的社會保障制度來平衡自由競爭和按資分配帶來的社會不公平。1997年6月16日，歐盟15國首腦簽署的《阿姆斯特丹條約》特別將實現「就業與公民權利作為歐洲聯盟的核心任務」，認為這是歐盟的「基本宗旨」之一。（註：參閱楊偉國：《歐元生成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78頁。）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歐洲國家普遍存在社會福利措施過多、福利負擔過重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末，歐盟的社會福利費用佔GDP的比重平均高達28%，其中1999年德國為33.7%，1998年瑞典為33.3%，法國為30.5%，丹麥為30%。（註：轉引自裘元倫：《歐洲的改革：理論解析與實際進展》，2002年2月。）法國國際關系研究所的研究人員說：「過去20年，法國5個人工作養活一個人，現在是一個人工作要養活2-3個人。人們一旦失業，初期得到的補貼和工作時得到的相差無幾。一年之後也還能得到工資的60%。全法國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可以享受廉租住宅補貼。有的時候，一個人不勞動反而比勞動能得到更多的收入。」結果如同英國首相布萊爾所說，他們「只知道從福利國家領錢，而對他所處的社會卻毫無責任心」。
2.宏觀調控不力
貨幣政策是歐盟對經濟實行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歐盟強調，貨幣政策「不應為短期經濟目標服務」，而要以「穩定幣值」為首要目標。這也是歐洲央行堅持的政策方向。根據「馬約」的規定，歐央行是一個獨立於歐盟其他機構和各成員國政府的獨立機構，其人事任免、運營操作具有很大的獨立性，目標是維持成員國「物價的穩定」和「適度的」經濟增長。
應當說，迄今為止，歐盟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機制是在一體化建設過程中建立和完善的，這種狀況必然帶來兩個問題。一是歐盟對經濟的調控，目標首先是為成員國經濟達到一個入盟的共同標准服務，否則便難以把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宏觀經濟政策各不相同的各成員國納入到歐洲聯盟中來。這時如果去強調增長速度，必然會使成員國之間的差別進一步擴大，為歐盟的建立平添更多困難。因此，各成員國必然要壓縮財政支出，限制財政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起的杠桿作用。從長期看，從根本上看，穩定有助於經濟的增長，但從短時期看，對穩定的嚴格要求會制約對經濟的投入，限制增長速度的提高。二是調控的效率不高。歐盟層面的宏觀調控同各成員國不同的利益要求之間的矛盾，使成員國常常不去執行歐盟的有關決定。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調控的效率，最終影響經濟的增長。2002年7月20日，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說：「目前歐盟的經濟制度存在漏洞」，「即使歐委會通過財長會議做出的決議，也缺乏必要的約束力。」他認為，這種狀況必須改變。（註：新華社柏林2002年7月20日電。）
3.科技投入不足，內部的科研合作亟待加強
歐盟與美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差距，在相當程度上是二者在科技投入和科研合作方面的差距造成的。歐盟委員會負責科研的委員菲·比斯坎指出，歐盟對科技的重視程度遠遠不及美國和日本。歐盟各成員國對科研的平均投入只佔GDP的1.8%，而美國和日本的科研投入已分別佔GDP的2.8%和2.9%。歐洲科技界流行一種說法，法國科學家從巴黎到德國慕尼黑的實驗室去工作，比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去工作更為困難。如何聯合和集中整個歐盟的科研力量，進一步加強對科研的重視程度是擺在歐盟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註：新華社巴黎2000年2月26日電。）
4.勞動市場僵化既影響僱主，又影響雇員的積極性
歐盟各國普遍存在比較強大的工會組織。僱主一旦聘用了一個工人，很難輕易解僱他。員工的工資一般是由工會和僱主協會通過「自主談判」決定的，政府不予干預。因此，僱主在僱用人時非常慎重，這就影響了就業機會的增加。雇員一旦受雇，不太擔心被解僱，影響了積極性的發揮。
5.德國為「統一」付出很大代價，削弱了歐盟經濟增長火車頭的作用
德國每年為東部地區的重建付出的開支佔GDP的5%。德國經濟部的克勞斯教授認為，今後10-15年時間內，德國仍要為消化西部地區付出沉重代價。目前德國東部地區的年輕人在大批地向西部地區流動，結果東部地區「人空為患」，西部地區就業形勢卻變得格外嚴峻。在歐盟其他成員國中也存在形式不同的結構性失業現象。這是歐盟失業問題難以解決的一個重要原因。
6.統一內部市場的建設既有利於出口，又有影響競爭力提高的另一面
歐洲統一市場的建設為各成員國企業提供了一個比較穩定的內部市場，從而有利於歐盟經濟的增長，但長期地過分依賴地區內部市場，又限制了企業競爭力的提高。
7.政府對企業約束過多，影響企業積極性的發揮
歐洲國家是以高福利和高稅收著稱的。高稅收包括兩部分內容。一是對居民個人徵收的稅收稅種多，稅率高。如2000年底，法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高達54%。二是企業的稅負重。如上世紀末，法國的企業稅達37%，義大利為41.3%。（註：轉引自裘元倫：《歐洲的改革：理論解析與實際進展》，2002年2月。）稅負重影響了企業的投資能力和創新能力。
五、歐盟未來改革問題
20世紀後半期，歐洲主要做了一件事，就是進行了一體化建設。21世紀上半期，歐洲面臨三件大事：東擴、深化政治和經濟的一體化建設以及內部改革。三者之中，內部改革是基礎。
從目前情況看，歐盟的改革具有三個特點。
第一，這場改革是由上而下推動和進行的，核心是要解決歐盟體制缺乏活力的問題。
半個世紀以來，歐洲在一體化建設方面，雖然取得了歷史性的進展，但它始終沒有解決歐洲社會惰性大，體制缺乏活力的問題。它使歐洲在新的世紀裡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正是這些困難和問題迫使歐盟把內部改革問題進一步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2000年，歐盟在里斯本召開首腦會議，制定了歐盟的社會經濟發展遠景規劃。2001年3月，歐盟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特別首腦會議，討論如何落實里斯本會議制定的遠景規劃。會議認為，為了落實里斯本會議定下的戰略目標，歐盟在現階段必須在就業、經濟改革、科研和技術創新以及增強社會凝聚力等4個方面採取果斷有效的措施。這些問題涉及歐盟必須進一步建立或改善一系列有關的制度、標准、機構、法律和政策，並傳遞和落實到各成員國。為了進一步建立統一的市場機制，歐盟在1999年召開的赫爾辛基首腦會議上已經制定了一個五年計劃。2000年裡斯本首腦會議又制定出了具體的改革方案，要求各國逐項加以實施。
第二，改革的覆蓋面很廣。這是一場全面性質的，而不是局部性的改革。
歐委會主席普羅迪在解釋歐委會提交給2001年3月斯德哥爾摩首腦會議的建議文件時說，盡管歐洲的失業率有所下降，但在歐盟范圍內仍有1400萬人沒有工作；盡管共同市場已存在許多年，但電信、能源、運輸、郵政和政府采購等關鍵領域的統一市場仍遠未形成；盡管歐盟的高新技術投入已較前有較大增長，但與美國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盡管成員國經濟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但貧困和發展失衡現象仍在歐盟范圍內繼續存在。斯德哥爾摩特別首腦會議確認，要解決這些問題，歐盟必須在全方位開放勞動力市場等十個方面採取措施。這些措施既涉及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的改革，又涉及社會問題的改革；既涉及生產領域的改革，又涉及服務和金融等部門的改革，既涉及宏觀層面的問題，又涉及企業層面的許多問題。這是一場帶有全面性質的改革。21世紀，歐盟企業改革的重點不在於把尚剩的為數不多的國有企業私有化，而在於放鬆政府對私有大中型企業的限制和約束，鼓勵企業去建立各種激勵機制，以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
第三，改革的幅度較大，涉及了一些多年積累的深層次問題。
比如在養老金制度的改革方面，歐盟有些國家，除法定養老金外，開始重視建立私人補充養老金。在農業問題上，2002年7月10日通過的改革方案，被稱為是一項「徹底」的改革計劃。多少年來，歐共體的農民一直是按農業產量領取補貼的。改革後將停止這一做法，改而採取固定的補貼額，農民享受的直接補貼將和農業產量脫鉤。
六、關於歐盟的發展前景
歐洲要走自己的路，建立一種既非美國式的，又非傳統歐洲模式的資本主義。
歐洲的資本主義歷來被稱為「社會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以別於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歐洲在改革，但不會根本放棄歐洲的價值觀和社會發展模式。這既有歷史的原因，又有現實的原因。歷史上，歐洲是資產階級啟蒙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以及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故鄉和發源地。二戰前的一段時間內，歐洲面臨納粹的「社會主義」和蘇聯社會主義的夾擊。二戰後初期，社會主義運動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曾對歐洲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構成現實的威脅，「人民資本主義」等思潮在歐洲一度被廣泛傳播。社會民主黨在歐洲一直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力量。這些都是歐洲不同於美國的地方。歐洲要改革，目的是革除歐洲社會和經濟體制中缺乏朝氣和競爭力的一面，而不是照搬美國的社會經濟模式，全盤接受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就拿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來說，歐洲也不是要摒棄社會福利制度的基本理念和核心部分，而是要杜絕濫用，消除過度的社會福利負擔，讓「那些不盡其力、不盡其責的人……喪失他原來享有的社會團結，即國家資助的權利」。歐洲的改革勢在必行，但改革需要一個長的過程。同一體化一樣，改革會取得成功，但進程是曲折的。困難將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改革越深入，越要求各成員國向歐盟轉移更多的國家主權和更多地觸及各成員國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因此引起更多的矛盾和利益的碰撞。二是這樣的改革是一種巨大的創新，在歷史上沒有可資借鑒的經驗，任何重要失誤都會帶來嚴重後果。三是歐盟正處在擴大的過程中。2002年12月，歐盟首腦會議決定接納10個新成員國，這10個候選國業已完成入盟申請程序，並將於2004年成為歐盟的正式成員。新成員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更加參差不齊。他們目前的總體水平還不如入盟前義大利等「南方國家」的發展水平。東擴將給歐盟帶來新的困難。但東擴勢在必行。預計今後10年內，歐盟將擁有27至28個成員國，屆時歐盟的土地面積將達400萬平方公里，人口5億多，GDP超過11萬億美元。這將改寫歐洲的政治版圖，並對世界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⑦ 美國經濟發展史大概是怎樣的

1607到1753年是屬於殖民期，經濟很不發達；1754到1783年是美國的獨立運動時期，當時經過了波士頓茶事件、列剋星敦槍聲後，美國成為獨立國家，經濟開始獨立。

1850到1869年美國南北戰爭，此時美國北部屬於城市化進程中，經濟發展迅速，南部還是奴隸制庄園管理，經濟相對落後許多，統一全國後，經濟步入一體化。

1870到1929改革時期，其中一戰後經歷了柯立芝繁榮，1929到1932經濟危機，1933開始羅斯福新政，此後至二戰一直處於復甦階段。

二戰後美國經濟一躍為全球首屈一指的龍頭老大，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現在美國經濟地位不變，卻因西歐一體化和日本崛起，世界經濟開始有了多級分化。

(7)西方經濟發展歷史擴展閱讀：

石油危機

美國和蘇聯的冷戰至這段時期仍未停止。其間美國和蘇聯展開了一連串的太空競賽，蘇聯派出了世界首個太空人加加林上太空，而美國則派太空人首次登陸月球。

七十年代越南爆發戰爭，北越與南越開戰，美國為阻止蘇聯和共產勢力擴張，毅

美國參與的越戰中的畫面。

然介入越戰。其間美軍傷亡人數不斷增加，最終北越統一了越南，美國的企圖未能實現。

70年代初期，由於能源危機而導致的經濟蕭條是歷來最嚴重的一次。7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一度復甦。但到70年代未期，又出現通貨膨脹。

1973年10月以色列與中東一系列國家關系惡化，觸發中東戰爭。石油輸出國組織為了打擊對手的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宣布石油禁運，暫停出口，造成油價上漲。原油價格曾從1973年的每桶不到3美元漲到超過13美元，1974年美國還要派發汽油定量配給票。這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機。

原油價格暴漲，引起了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經濟衰退，據估計，美國GDP增長在這段期間就下降了4.7%。

過了數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而後伊朗和伊拉克開戰，原油日產量銳減，國際油市價格飆升，每桶原油的價格從14美元漲到了35美元。第二次石油危機也引起了西方工業國的經濟衰退，據估計，美國GDP大概下降了3%。

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全國舉行各項慶祝活動。美國在冷戰中最終拖垮蘇聯。1981年4月12日，美國成功發射了哥倫比亞號太空梭，將人類又帶入另一個太空新紀元。

⑧ 西方商品經濟發展史

1. 奴隸社會時期的經濟思想萌芽 一般公認，世界上現存第一本經濟學著作是古希臘色諾芬（Xenophon，約前430-約前355或354）的《經濟論》，英語單詞 「Economy」、「Economics」即源於此。該書採用蘇格拉底與別人對話的形式，討論如何管理奴隸主家庭農場，堪稱「古代微觀經濟學」。他還著有《雅典的收入》，論述如何增加雅典國家收入，堪稱「古代宏觀經濟學」。此外，柏拉圖（Platon，前427-前347）所著《理想國》，從社會分工的角度論述奴隸經濟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鞏固和完善奴隸經濟制度，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主張限制商業、高利貸和私有財產。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所著《政治論》主要論述奴隸經濟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如何鞏固奴隸經濟制度，《倫理學》分析商品等價交換現象，認為貨幣使不同的商品等價。 2.歐洲中世紀時期的經濟思想 歐洲封建社會始於公元476年，終於1640年，其間戰亂、災荒和瘟疫連綿不斷，經濟、文化黯然失色，人稱黑暗的「中世紀」（Middle ages）。義大利神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enas，1225或1226-1274）著有《神學大全》，根據上帝意志論證封建農奴制度的合理性，認為上帝創造萬物有高低之分，「下等人」應當受「上等人」統治。同時，提出公平價格理論、貨幣理論、商業理論和利息論，為商品經濟的發展作了折衷和辯護，有一定歷史進步意義。 1492年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約1451-1506）「發現」美洲大陸之後，國際貿易成為當時西歐主要經濟增長點，催生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萌芽。認為：只有金銀才是財富，主張促進商業發展，開展國際貿易，實行貿易管制。第一次正面肯定商業和商品經濟，堪稱「革命性」突破。早期重商主義主張「貨幣差額論」，即只出口不進口，主要代表作是1581年於英國匿名發表的《對我國同胞某些控訴的評述》。晚期重商主義主張「貿易差額論」，即少進口多出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國的孟克列欽（Antoine de Montchrétien，1575-1622，又譯「蒙克萊田」，1615年發表《獻給國王和王後的政治經濟學》，首次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柯爾培爾（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以及英國的托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又譯托馬斯·曼，1621年發表《論英國與東印度公司的貿易》）。 3.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Bourgeois classical economics）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雛形，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國經濟學家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主要著作《賦稅論》、《獻給英明人士》、《政治算術》、《貨幣略論》等）、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主要著作是1776年版《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主要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基於資本主義工業迅速發展的實際，提出了不同於重商主義的觀點：（1）財富是物質產品，勞動是財富的源泉；（2）市場自動調節比人為地調節更能符合社會整體利益，即「看不見的手原理」（Principle of invisible hand），據此主張自由放任政策。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另一分支是法國的「重農學派」（Physiocrats），主要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1758年發表《經濟表》，反對重商主義，主張自由貿易。但由於法國小農經濟比重較大，工業發展相對落後，因此認為只有農業才是社會財富的源泉，貨幣只是流通手段；工業只是對農產品進行加工，是農業的附屬物；對外貿易只是一種等價交換，都不能增加社會財富。 4. 新古典經濟學 1830年代以後，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分化為兩支，即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1890年出版《經濟學原理》）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school），馬克思主義者一般稱之為「庸俗經濟學」（Vulgar economics）。 「新古典經濟學」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辯護」，認為：市場完美有效，能夠自動實現資源最佳配置，奠定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理論的基本框架，包括均衡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廠商理論、分配理論等。該學派沒有明確研究宏觀經濟現象，一般認為其宏觀經濟學觀點是：市場經濟能夠自動實現充分就業，不需要政府幹預。 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除馬歇爾外，早期還有英國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法國的薩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等，晚期則有英國劍橋學派的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羅伯遜（Dennis Holme Robertson，1890-1963）、霍特里（Ralph George Hawtrey，1879-1975）等；屬於洛桑學派的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義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Vilfrado Pareto，1848-1923）；屬於奧國學派的奧地利經濟學家門格爾（Carl Menger，1840-1921）、維塞爾（Freidrich von Wieser，1851-1926）、龐巴維克（Eugen von B?hm-Bawerk，1851-1914）等；屬於瑞典學派的威克塞爾（Knut Wicksell，1851-1926）、卡塞爾（Gustav Cassel，1866-1945）等；屬於美國學派的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費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柯布（Charles W. Cobb）、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1892-1976）等。
參考資料：http://ke..com/view/107998.htm?fr=ala0_1#4

⑨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史

西方經濟學20世紀百年發展歷程回眸

一、國家與市場：一條永恆的主線

可以說，早在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誕生之初，就已經出現主張國家干預與主張自由放任兩大思潮之間的分歧與論戰。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主線依然還是緊緊圍繞著這個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線而展開的，所不同的僅僅在於，雙方各自的學派更繁雜了，爭論的范圍與內容更泛化了，兩種思潮此消彼長，興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縮短了。

1、戰前關於國家與市場的論爭及凱恩斯主義的誕生

在19世紀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見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認為，在競爭環境中，通過市場的力量，個人的最大化行為會轉化為一種最優化的社會狀態；這個傳統後來構成經濟學家偏愛「自由放任」的一種比喻，並最終演變成在19世紀占據統治地位的 「生產自動創造需求」 的薩伊定律。

當歷史剛剛踏入20世紀門檻的時候，經濟學家們逐漸看到，在現實世界中，市場機制並非萬無一失，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伴隨著失業等不良經濟現象時有發生。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舊制度學派主張國家調節和仲裁勞資矛盾、反對自由放任政策；馬歇爾的門徒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雖然總體上講他仍然排斥政府幹涉經濟生活，但對自由放任的理想主義也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認為國家應出面校正生產外部性以防止出現邊際私人凈產值與邊際社會凈產值相背離的現象發生。以繆爾達爾、林達爾、倫德堡、俄林和林德貝克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學派在1929－33年大危機中逐漸成熟起來，他們秉承該學派的理論先驅威克塞爾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傳統，以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半個世紀的實踐經驗為其佐證與支持，運用宏觀動態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較系統地「混合經濟理論」，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獨樹一幟，魅力無窮。

如果說上述對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學說提出質疑、抨擊的眾多西方經濟學家只是對其進行的「局部革命」的話，那麼，凱恩斯1936年發表的《通論》則是對其進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動和徹底的批判。凱恩斯主義認為，通過利率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和藉助於工資的變化來調節勞動供求的自發市場機制，並不能自動地創造出充分就業所需要的那種有效需求水平；在競爭性私人體制中，「三大心理規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於社會的總供給水平，從而導致就業水平總是處於非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要實現充分就業，就必須拋棄自由放任的傳統政策，政府必須運用積極地財政與貨幣政策，以確保足夠水平的有效需求。凱恩斯最根本的理論創新就在於為國家干預經濟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經濟學的證明，這是凱恩斯主義出現以前任何經濟學都根本做不到的。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建議後來通過其信徒們的努力廣泛地被西方國家政府作為其經濟政策的行動指南，總需求水平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廣泛接受。如果說在此之前象美國「新政」這類反危機的政策只是一種臨時應急的措施，還談不上明確地以一種經濟學說作為其理論基礎的話，那麼，從此以後，以維持充分就業水平為目標的宏觀管理就開始成為西方國家的常規政策。凱恩斯主義影響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走勢，使西方正統經濟學說的理論核心以此作為一個嶄新的轉折點，「凱恩斯時代」由此正式開始，凱恩斯本人成為「戰後繁榮之父」；與此同時，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體制論退出了正統經濟學的統治地位。

2、戰後以來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的論爭

20世紀60－70年代是西方經濟學最繁榮的時期，「在野」的自由主義思潮在新保守主義的旗幟下休養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凱恩主義陷入危機時東山再起；貨幣主義、供給學派、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學派林立，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它們或曇花一現，各領風騷，或孤芳自賞，獨樹一幟；它們或是自詡為「嫡傳」的凱恩斯主義者，或公開聲明是凱恩斯主義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是全面維護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歷史傳統和全面恢復「自由放任」的理論綱領，倡導的是對新古典的回歸和凱恩斯經濟干預主義的抗衡，堅持的是哈耶克為代表的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經濟學體系和市場自由競爭的根本原則。20世紀下半葉，諸多自由主義學派來勢兇猛，「是市場還是國家」的爭論再次白熱化，使20世紀最後幾十年的西方經濟學進入了「戰國時代」，曾幾何時登上美國「正統」經濟學的寶座和成為英國的「御用」經濟學，「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應運而生，並曾經喧賓奪主，如日中天，佔有一席之地，影響了一代經濟學者，對「主流」 的自我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留下了濃濃的一筆，使得西方經濟學在20世紀是如此地璀璨奪目，流光溢彩，以致於在我們回眸其百年發展史的時候，不得不對足以構成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勁敵甚至動搖其「正統」地位的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予以專門論述。

現代貨幣主義即貨幣學派的創始人和領袖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譽為是戰後至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甚至被經濟學界譽為泰斗。弗里德曼從「個人主義」的微觀經濟結構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論基礎之上恢復了貨幣在宏觀經濟結構中的關鍵地位，以此提出了與凱恩斯干預主義相抗衡的自由主義論點，認為，在國家不進行任何干預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行情動盪遠遠低於干預時的程度；國家的真正作用不在於短期內影響市場，而首先應保證貨幣總量能定期和有規律地增加。這是因為，第一，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在凱恩斯那裡，由於人們的慾望已經得到滿足，所以，用於消費方面的支出呈遞減趨勢，而儲蓄則呈遞增趨勢，這樣，政府應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來抵消個人消費的減少以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弗里德曼駁斥了凱恩斯的邊際消費遞減規律，認為人們的慾望原有的得到滿足之後，新的隨即產生，是永無止境的，擴張性政策會導致通貨膨脹，而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貨幣供給數量則應是貨幣政策的惟一最佳選擇，即根據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制定一個長期不變的貨幣增長率。弗氏認為，1929-33年大危機中約有1萬家美國銀行倒閉破產，造成美國國內貨幣供給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聯儲能在這次大危機中發揮作用，那麼那場大危機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過是一次小規模的經濟衰退。第二，關於「自然失業率」。凱恩斯主義認為，高就業水平是有效利用社會資源的保證，即要想有效利用社會資源，就必須有高水平的就業。弗里德曼認為這是一種模糊甚至錯誤的想法，認為，高就業水平恰恰可以被認為是沒有最好地利用社會資源的一個標志：為了社會生產而犧牲了對閑暇的享受，而前者的價值要遠遠小於後者的價值，這樣，通貨膨脹政策就會使人民產生錯覺，「強迫」人民認為他們的實際工資高於這些工資的實際價值。第三，關於失業與通貨膨脹。既然自然失業率是一個常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那麼，自然失業率就是一種經濟條件，這樣，貨幣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質，人們就很難通過改變通脹率來改變自然失業率即改變經濟條件。在短期內也許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間存在某種比例關系，但長期內，這種關系會消失，即就業水平與通脹率之間是沒有關系的。如果要把失業率減少到「自然率」以下，那麼通脹率就會非常之高，代價也會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國政府因為要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結果使國內通脹率從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之間爆發的這場曠日持久的「血腥之爭」（the bloody debate）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70年代結束。他們相互指責攻擊，甚至竭盡嘲諷辱罵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討會上，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羅在評論弗氏的一篇論文時嘲諷道：「米爾頓和我之間的另一個區別在於，任何事情都使米爾頓想起貨幣供應；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寫進我的論文中去」 。再如，凱恩斯在給羅斯福總統的一封信中是這樣嘲笑貨幣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能增加產出提高收入。但這就象買一根粗腰帶來試圖變胖一樣。在當今美國，你的腰帶對於你的肚子來說確實太長了」 。

現代貨幣主義在整個80年代幾乎被英國撒切爾政府全盤接受，成為撒切爾主義的理論基礎。撒切爾主義認為，以往的「教訓是，政府不應試圖『人為地』保持充分就業，而應允許市場力量來決定『自然』的就業水平。而且，對付通貨膨脹的貨幣主義方法意味著以失業必然上升為條件而對經濟進行擠壓（通貨緊縮）。這樣，至少在短期內，失業基本上變成了『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的方法之一。」撒切爾的通貨緊縮政策導致失業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業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爾1979年上台時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達13%。貨幣主義與撒切爾主義使英國告別充分就業，社會福利政策開始大規模收縮與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與其說反對干預主義不如說他只希望政府只對貨幣供給進行干預，但本質上講，對貨幣供應量的干預也是最大的干預。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凱恩斯主義受到了來自供給學派的嚴峻挑戰。供給學派的顯著特徵如同它們名字一樣，特別強調「供給」。60年代末產生於美國、以拉弗爾、費爾德斯坦和蒙德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全盤否定凱恩斯「需求決定供給」的需求管理這個核心命題，認為它是導致產生「滯脹」的根本原因，因為，增長與刺激需求將導致貨幣供給數量的增長，由此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認為鼓勵刺激需求無疑等於抑制儲蓄，從而導致了投資率和勞動率的下降，進而降低了積累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供給學派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尤其是恢復薩伊定律，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影響需求，以促進私人儲蓄和投資；為此，南加州大學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雞尾酒會的餐巾紙上畫的一條旨在降低稅率的曲線即所謂「拉弗曲線」便成了白宮的「葯方」。這個「降稅」的葯方是基於3個理論假設：第一，認為稅收量不一定與邊際稅率呈同方向變化，在達到某一點時則會朝相反方向變化；第二，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人們用勞動代替休閑；第三，高稅收還將造成低投資率，使投資減少，資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投資和生產。

供給學派在學術上建樹不多，在理論上缺乏體系的完整性，所以，它僅是解決「滯脹」的一種對策而已；雖然一貫自詡反對凱恩斯的干預主義，標榜自己為自由放任主義，但是，就「干預」的本質來講，強調「供給管理」反對「需求管理」、國家干預供給與干預需求豈不是「半斤八兩」？供給學派之所以一度得勢，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滯脹」怪圈和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大背景下被裡根政府所採納：因一時所需而一舉成名。

二、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

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性理論突破為20世紀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輔平了道路，從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個西方經濟學院學生或經濟學教授既人人皆知又無法跨越的基本理論框架。

1、「張伯倫革命」

亞當·斯密以後的一百多年裡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那時壟斷還是個別現象。正如1982年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亞當·斯密作為建立傳統的偉大人物，在壟斷領域也沒有給我們留下空白，他創造或者說提出了三個權威性的傳統」 。這三個傳統分別是：對正規的壟斷理論置之不理、將他那個時代的壟斷現象看作是國家賦予的專營特權、對壟斷和勾結行為無需採取什麼行動。當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之後，經濟學理論已無法對其進行解釋，現實世界中的普遍壟斷現象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關注。從19世紀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麥克庫洛赫，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馬歇爾、古諾、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們早已對壟斷理論和市場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問題在於，他們始終沿襲著「斯密傳統」，即將自由競爭作為普遍現象而把壟斷作為例外來構造他們的理論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經濟學》中仍然還認為「在今天，把競爭當作普遍現象和把壟斷當作例外是比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的張伯倫和英國劍橋的羅賓遜夫人分別出版了《壟斷競爭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經濟學》才正式宣告「斯密傳統」的徹底結束。始於張、羅二人的「張伯倫革命」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們擯棄了長期以來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關於把「完全競爭」作為普遍的而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情況的傳統假定，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提出了一套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說明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的市場模式，並在其成因比較、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方面運用邊際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觀經濟的革命，將市場結構分成了更加符合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實際情況的4種類型，即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壟斷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張伯倫革命」的經濟學意義就在於，20世紀中期宏觀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天然邏輯的發展起點就是對壟斷的分析，從這個起點出發，恰恰使得西方經濟學比較正確地描述和表達了百年經濟歷史的本質和現狀。

2、「凱恩斯革命」

如果說1929－33年大危機是對當時微觀經濟學的反動的話，那麼，凱恩斯主義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一次革命，而《貨幣通論》則使得西方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分野，凱恩斯本人就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甚至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從而在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演進與發展中成為一個永恆的主角。

如同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著作名稱那樣，凱恩斯主義的推演邏輯是從充分就業開始的：一、以往假設的充分就業均衡是建立在薩伊定律基礎之上，其前提是錯誤的，因為總供給與總需求函數的分析結果顯示，通常情況下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其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因為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化，所以就業量就取決於總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的靈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對資本未來收益之預期」。四、政府不加干預就等於聽任有效需求不足繼續存在，聽任失業與危機繼續存在；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而非貨幣政策，增加投資，彌補私人市場之有效需求不足，「這是唯一切實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之全部毀滅」 。五、進而，他提出了一國政府應當實現的六大經濟目標：充分就業、價格穩定、長期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資源最優配置。

凱恩斯之所以從宏觀的視角對大量的宏觀概念進行歸納與整合之後，使經濟學的發展開始跳出價格分析的限制，從而翻開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嶄新一頁，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迫切需要一種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論對腐朽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給予解釋和彌補。

凱恩斯主義的誕生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得以向前大大推進的一個重要標志；說到底，凱恩斯革命是一場方法的革命；凱恩斯之後，無數凱恩斯的追隨者們對凱恩斯體系本身存在的種種「空隙」和「硬傷」給予修正、彌補、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變中整合。凱恩斯主義內部發生的沖突、裂變、整合是凱恩斯主義得以發展、充實的重要前提和體現。例如20世紀50年代後期爆發了持續幾十年的「兩個劍橋之爭」——這場影響很大的學術爭論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對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與貢獻是深遠的、巨大的。

3、「預期革命」

70年代發展起來以美國羅·盧卡斯、托·薩金特、羅·巴羅、尼·華萊士等學者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因使用「理性預期」這一重要經濟學概念並以此建立起其理論體系而被普遍稱之為「理性預期學派」 。所謂「預期」是指對同當前決策有關的經濟變數進行的預測，如為決定產量而是否進行投資時企業對其產品的未來價格進行的預測，勞資關於工資水平的談判中工會對未來物價水平走向作出的預測，等等。他們認為，雖然凱恩斯也曾反復講到預期，但他的預期只是適應性預期，具有隨機性，沒有理性的解釋，即屬「後向預期」，這是因為凱恩斯主義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體系，其假設前提是錯誤的：第一，凱恩斯主義中的當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為目標；第二，同一經濟人在不同函數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提出的假定條件正好與上述兩個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預期」假定市場是連續出清的，即通過工資和價格的不斷調整，供給總是等於需求，處於均衡狀態。從這三個假定出發，盧卡斯的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其他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貨幣供給的沖擊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動，由此引起經濟波動；由於貨幣供給的沖擊引起經濟波動是通過總需求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沖擊將導致需求的沖擊；這樣，需求的干擾將導致經濟波動；既然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政府賴以干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無效，那麼，「政策無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靈論」。

「理性預期」 被稱為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預期革命」，對20世紀經濟學發生了重大影響，「理性預期」作為一種宏觀分析工具在西方經濟學中已被廣泛採用，甚至被它的論敵使用，並且在股票、債券、外匯市場的運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雖然總體上講「理性預期」已進入西方主流經濟學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用任何「預期失誤」或信息不完善性來解釋經濟周期都是缺乏說服力的，認為「理性預期」有許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開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合理預期提出了批判，對政府幹預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場出清還是非市場出清，政府失靈還是市場失靈，政策無效還是政策有效，這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分歧的關鍵所在。在這個問題上，新古典學派的理想主義超越了現實感，新凱恩斯學派則較少沉湎於理想主義而較多地面對資本主義現實。再例如，人們在談論股票市場時比論及宏觀經濟時更為贊同理性預期理論，這是因為，和大多數其他市場相比，股票市場具有較強的流動性——人們買近賣出都很容易，並幾乎不存在交易費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有形市場較為復雜，並具有剛性：辭人、僱人、轉產、關閉工廠都存在成本，因為合同強化了勞動的名義價格、資本和機器設備的確定性，卻降低了流動性和靈活性。

此外，「理性預期學派」作為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流派，其「政府失靈論」的邏輯演繹結果與公共選擇等學派一起共同向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嚴重挑戰。1956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巴托教授首次創造並使用了「市場失靈」這一概念，並將市場壟斷視為「市場失靈」現象之一，「市場失靈」一詞隨即便風靡半個世紀；到七十年代「滯脹」時期，以布坎南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政府失靈」；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人們可以發現，「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概念充斥於經濟學文獻，它們針鋒相對，難分勝負，沒有贏家，形成了獨特的二十世紀末沒有經濟學「主流」的理論「真空」狀態。

三、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後期面對「滯漲」所表現的束手無策和「撒切爾主義」與「里根經濟學」的先後誕生標志著經濟學的凱恩斯時代的終結；隨後，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相繼丟掉了經濟學的「正統」寶座，使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一時形成了「真空」狀態。正如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所描述的，這個「真空」狀態實際上就是「戰國」的「動亂世界」：「由於凱恩斯的緣故，於是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由於弗里德曼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都是貨幣主義者；而由於動亂世界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又都成了折衷主義者了」 。就在這人人都是折衷主義者的時候，美國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被認為引發了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經濟學界曾出現過3本廣為流行並被認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該書一反傳統，在基本上維持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同時，還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大膽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張。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是約50年後馬歇爾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作為劍橋學派的創始人，馬歇爾兼收並蓄，折衷調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論，從生產成本說供給決定，邊際效用價值說決定需求，進而建立了均衡價值論，其「折衷的理論體系」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對20世紀上半葉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個流派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經濟學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進入20世紀以來，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曾經歷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傳統的壟斷例外論的「張伯倫」革命，第二次是為資產階級國家干預經濟奠定理論基礎的「凱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紀中葉的薩繆爾森。薩氏試圖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即將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創立了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成為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在戰後的40年裡始終居於正統地位。於是，作為新古典綜合派或稱後凱恩斯主義的標志，薩氏撰寫的教科書《經濟學》就成為代替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第二個里程碑。半個世紀以來，該書廣為流行，空前暢銷，被譯為數十個國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新古典綜合派既不能解釋「滯脹」的存在，又提不出應時政策，其正統地位開始動搖，來自包括貨幣主義等新自由主義種種流派的抨擊、責難和進攻大有在整體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勢。論戰之中，1993年被譽為「經濟學革命領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認為是第四個里程碑的教科書《經濟學》，從而，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裡，該書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學院和大學被採用和廣泛認可，其中文譯本在1997年出版後的3年裡就銷售了12萬冊，被我國出版界和學界視為一大奇跡。對於斯蒂格利茨的貢獻，不管有人將之稱為是「對新古典綜合派的反動」也好，還是冠之以對後凱恩斯主義的革命也罷，或將之稱為第四個里程碑，亦或譽之為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綜合」，至少，在西方經濟學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夠成為歷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紀報以熱烈掌聲的經濟學觀眾「謝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紀末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批評自由市場缺陷的新古典綜合派「正統」地位受到多重夾擊、似乎已經過時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經濟學》獨樹一幟，成為眾人矚目的一道亮麗風景線；至少，不無誇張地說，是斯氏，是他為20世紀末的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與開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經濟學界已經逐漸認識到宏觀經濟行為必須與其背後的微觀經濟學原理聯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經濟學原理，而不是兩套。但是，在現有的教科書中，這種觀點根本就沒有得到體現」 。斯氏在承認薩繆爾森成功地將二者融合起來的前提下，試圖超過薩氏的努力，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置於扎實的微觀經濟學之上，例如，充分就業模型，存在失業模型和綜合模型三個模型，便是在外部約束條件改變下，從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導得出並進而展開而成的，從而實現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逐步衍生和有機聯接。此為其一。

斯氏一改後凱恩斯主義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將許多諸如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等許多不在新古典經濟學視野之內的近二、三十年來經濟學的新成果和新發展納入其研究領域，使之更加具有實際應用價值；尤其是對新古典綜合派走下坡路之後崛起的新自由主義各學派加以整合和綜合之後，使之不但大大推進和包容了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的理論體系，同時，還烙有深刻的理性預期學派甚至新制度經濟學等20世紀後半葉發展起來的幾乎各種學派的明顯痕跡。此為其二。

其三，可能由於斯氏的最大貢獻是對財政的研究，或許因為他是研究公共部門經濟學的頂尖經濟學家，他始終十分注重政府幹預經濟的積極作用。他認為，市場的「常態」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場的不完全性，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等「市場失靈」 現象界定了政府活動的范圍；市場失靈現象的根源在於沒有人對市場負責，沒有人干預市場；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強制性等特點決定了政府應該出面干預的理由；至於如何干預，斯氏針對「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並將「科斯定理」稱之為「科斯謬見」，認為，在解決外部性和產權明晰等難題時，「科斯定理」及其「自願解決」或稱「協商解決」將克服不了「搭便車」問題，高昂的交易費用將導致無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調控，否則就不能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